新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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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书名 : 新经济学作者 : 向松祚出版时间： 2020-02-01ISBN: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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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书名 : 新经济学作者 : 向松祚出版时间： 2020-02-01ISBN:9787521712858

总序一布莱恩 · 阿瑟的《复杂经济学》一书曾经引用了经济思想史学者大卫 · 柯南德尔（ David Colander ）讲述的一个寓言：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站在两座高耸山峰之间的底部，而山峰则隐蔽在云层当中。他们想爬上高峰，但是不得不先决定要攀爬的是哪一座山峰。他们选择了有明确定义、遵循数学秩序的那座山峰。但是，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登上了那座山峰，站到了云层上之后，才发现另外一座山峰要高得多。那就是过程和有机主义之峰。我很喜欢这个寓言。但我还想加上一句话，那就是当经济学者费尽千辛万苦登上那座山峰之后，却发现那是一座假想的山峰，真实的山峰是另外那座。多年来，我曾经努力攀爬那座假想的山峰，最终无功而返，遂决定尝试攀登那座真实的山峰。《新经济学》是我勉力攀登新山峰所记录的风景和感受。书分五卷，自成一体。二

第一卷题为《主流经济学批判》。当今主流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有严格的理论假设、优雅的数学模型、完整的逻辑结构和精妙的基本定理。经由标准教科书、大学课堂、期刊和学术著作的传播，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经济社会里居支配地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人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成为全球多数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个乌托邦式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体系则成为经济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是数百年来无数经济学大师知识和智慧凝聚成的巍巍高山。然而，这座巍巍高山的基石却是脆弱和虚幻的。因为哲理基础的脆弱和虚幻，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大厦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哲理基础的脆弱和虚幻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绝大多数的所谓定律、定理、理论结论与真实经济世界完全脱节。新古典经济学根本不能解释人类体系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第一卷《主流经济学批判》旨在全面检讨新古典经济学脆弱和虚幻的哲理基础，并试图给经济学确立一个全新的、更加坚实的哲理基础，以此创建新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转变的关键是重新认识人性的本质或人的本质。新范式的核心则是以人心内在且本具自足的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自私或理性经济人假设。三第二卷题为《新经济学范式》。新经济学范式的哲理基础是人心本具自足的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乃是 “ 一心开二门 ” ，即人心本具自足的无限的道德（精神）创造性和本具自足的无限的知识（物质）创造性。

以此为基础，我重新分析和定义人的经济行为，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区分为旨在实现现有资源最优配置的适应性经济行为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经济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着力点是分析人们致力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适应性经济行为，却无力对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经济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以此观之，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算是新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经济学范式成功的关键是系统研究人的创造性活动或创造性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律，这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第二卷《新经济学范式》只是做了非常初步的尝试。要全面、系统、深刻地认识人的创造性活动或创造性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律，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必须综合运用脑科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认知科学等众多学科的最新发现。我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不懈努力。第二卷的重心是从新经济学范式的新视角，全面检讨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 市场理论、公司理论、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从市场到公司再到制度，代表着新古典经济学数百年不断精进的基本方向。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视角来重新审视市场、公司、制度和人类经济增长，我们会得到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全新认识和崭新结论。新的市场理论、新的公司理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制度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我必须承认，第二卷绝不意味着这项最重要的学术工作的结束，它仅仅是一个开端。我期待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从崭新的视角来重新考察人类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制度演化。四第三卷题为《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它代表我一个雄心勃勃却并没有完全实现的学术理想，即融会中西思想，贯通古今哲理，重新认识人性（人心）的本质或人的本质。

一切社会科学或一切人学，只有一个源头或基本出发点，那就是认识人性（人心）的本质或人的本质。古往今来，一切伟大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差异，就在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各有各的不同。第三卷《人心的无限创造性》的目标是寻求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终极形而上哲学基础。追求人类经济体系或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终极规律，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者的崇高理想。芝加哥学派大宗师雅各布 · 瓦伊纳（ JacobViner ）曾经明确指出，亚当 · 斯密和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皆深受牛顿物理学革命的影响，《国富论》就是试图发现人类经济体系或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 “ 自然规律 ” ，也就是堪与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的普适规律。斯密之后的历代经济学者，有很多人坚信人类经济体系或经济行为必定拥有类似物理世界那样内在的、客观的规律，经济学必定能够达到堪与物理学相媲美的 “ 硬科学 ” 地位。 1969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设立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经济学已经接近或达到堪比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水准，已经成为 “ 社会科学的皇冠明珠 ” （萨缪尔森语）。其重要标志就是经济学已经能够高度数学化，最前沿的数学研究成果往往首先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张五常教授在辉煌巨著《经济解释》里也明确指出，经济学规律的普适性与物理学定律的普适性并无二致。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经济学者（或许是所有经济学者）内心深处，恐怕也很难真正同意经济学已经达到或能够最终达到堪与物理学相媲美的科学水准。最让经济学者丧气或让普通大众对经济学丧失信心的，就是经济学预测未来经济现象或经济趋势的能力根本算不上精准，甚至根本就没有能力预测。物理学公式能够极其精确地预测物理世界的运行轨迹，从苍茫太空的庞大星系到深邃莫测的微观粒子，预测的精确度甚至能达到亿万分之一！但是经济学者却连自己身边的经济形势变化也无法准确预测。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芝加哥学派另一位

大宗师弗兰克 · 奈特（ Frank H.Knight ）就坦率地承认，经济学者知道的，普通人也知道；普通人不明白的，经济学者也不明白！奈特因此郑重其事地致信芝加哥大学校长，建议取缔经济学这门学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经济学者颜面扫地，就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大名鼎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也禁不住问那些世界知名的经济学者：为什么没有人察觉到危机呢？这就牵涉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基本性质或本质特征。经济学真的能够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精准的硬科学水平吗？经济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问？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先回答如下问题：人类经济世界真的是一个像物理世界那样的客观世界吗？人类的经济行为或人类自己创造的经济世界真的具有像物理世界那样的客观规律或客观性吗？数千年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为两个世界的划分而困惑和苦恼：一个世界是离开人自身而独立存在的外在的客观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人自身内在的主观世界。东西方哲学思想对所谓两个世界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截然相反的。西方哲学家至少从柏拉图开始，就坚信物理世界（还有数学世界）是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的；东方智慧则始终坚信我们从本质上无法区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1930 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泰戈尔有过一场精彩的对话，最能彰显东西方智慧之殊途。爱因斯坦认为，关于宇宙的本性，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世界是依存于人的统一整体；第二，世界是离开人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即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得不认为我们所用的物品都具有离开人而独立的实在性。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那是为了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来确定我们感官所提供的各种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即使房子里空无一人，这张桌子仍然处在它所在的地方。无论如何，只要有离开人而独立的实在，那也就有同这个实在有关系的真理；而对前者的否定，同样就要引起对后者的否定。

泰戈尔则坚信，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这个世界就是人的世界。关于世界的科学观念就是科学家的观念。因此，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世界是相对的，它的实在性有赖于我们的意识。赋予这个世界以确实性的那种理性和审美的标准是存在的，这就是永恒的人的标准，其感觉是同我们的感觉相同的。现代科学家依然为这些问题困惑不已。譬如，牛津大学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霍金的合作者罗杰 · 彭罗斯（ Roger Penrose ）认为人的周围不仅仅只有一个客观世界，而是有三个神秘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分别是意识感知的世界、物理现实的世界和数学形式的柏拉图世界。第一个世界是我们所有精神影像的家园，包括我们看到自己孩子笑脸时的欢欣愉悦，欣赏落日余晖壮美景色时的心旷神怡，或者观察触目惊心战争场面时的恐惧和憎恶。第一个世界还包括爱、嫉妒、偏见、害怕，以及我们欣赏音乐、闻到美食时的各种感觉。第二个世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理世界，包括鲜花、阿司匹林药片、白云、喷气式飞机、各种星系、原子、狒狒的心脏、人类的大脑 …… 所有这些真实存在的东西构成了物理世界。第三个世界是数学形式的柏拉图世界，这里是数学的家园。对彭罗斯而言，与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一样，数学世界也是真实存在的。这里有自然数（ 1 、 2 、 3 、 4…… ）、欧几里得几何学所有的图形和定理、牛顿运动定律、弦理论、突变论，以及研究股票市场行为的各种数学模型等。彭罗斯还给出了三个世界之间神秘相连的各种现象，不过他最终认为： “ 毫无疑问，并不真正存在 3 个世界，而是只有 1 个世界。并且直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质，我们对它的认识甚至连肤浅都谈不上。 ”无论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简单划分，还是彭罗斯既描述又最终否认的三个世界划分，都没有回答我们急需答案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类的经济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到底属于哪个世界。它似乎既属于客观的外在世界，又属于主

观的内在世界；既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又属于真实的物理世界，而且还属于数学形式的柏拉图世界。人类的经济体系、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经济现象毫无疑问是人自身的创造物，却又不是人类凭空的创造物。如果我们对人的经济世界的本质没有清楚的认识和深刻的辨析，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本质，我们将会永远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而难以自拔。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本质上就是试图将人类的经济世界看作客观的物理世界那样进行研究。事实证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并不稳固。《新经济学》第三卷将带领读者进入 “ 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 ” 这样一个充满各种困惑和陷阱的陌生领域。尽管充满各种困惑和陷阱，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如果希望真正理解人类经济行为或经济世界的本质，我们就必须深刻认识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因为人间的一切创造皆是人心的创造。五第四卷题为《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人类自己创造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这是新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哲理基础 ——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 —— 必然推导出的基本结论。从动态演化生命体系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经济体系，是新经济学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最本质区别。从生物学视角研究人类经济活动，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的终极梦想。马歇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著作《经济学原理》第 8 版序言里明确指出：

经济学者的朝圣之地不是动态经济学而是经济生物学。然而，生物学的概念比机械学的概念要复杂得多，因此，一部论述经济学基础原理的著作必须将大部分篇幅给予整个经济体系里堪与机械体系类比的那一部分。正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经常使用均衡的理念或术语，均衡当然总是蕴含着一种静态的意义或类比。此外，本书所关注的重心乃是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正常条件或状态。二者结合以来，决定了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静态理念，而不是动态理念。然而，尽管如此，对动态变化力量的考察和分析却贯穿全书的始终。全书的关键词是动态，而不是静态。遗憾的是，马歇尔的继承者并没有沿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前进。相反，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着力分析的静态均衡模型却成为真正的主流经济思想。从动态演化生命体系视角研究人类经济体系，就必须引入物理学家所创造的 “ 熵 ” 或 “ 熵减 ” 理念。自从克劳修斯引入熵的概念以来，科学家围绕熵的真正含义一直争论不休。薛定谔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生命是什么》里以 “ 负熵 ” 来描述生命的本质。《新经济学》第四卷则首次以 “ 生命内能 ” 或 “ 创造性内能 ” 的基本概念来概括生命的本质。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正是人心无限创造性的内在原动力，也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尤其是创造性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从动态演化生命视角研究人类经济体系，就必须抛弃新古典经济学视作理所当然的那些基本概念，如静态、均衡、简单、线性，并重新引入现代复杂科学所开创的新理念，如动态、非均衡、复杂、非线性。这必将开辟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天地。六

第五卷题为《创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旨在探索和总结人类创新活动和创新体系的基本规律。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企业家、创新和创造的概念。翻阅当今任何一本权威经济学教科书，你几乎找不到关于企业家、创新和创造的论述，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没有主角、毫无特色、了无生机的静态均衡体系。然而，企业家才是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创造性经济活动的真正主角。正如 20 世纪伟大的经济学者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说： “ 企业家是刺激和发动其他一切事情的中枢。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或创新者就是这样一类特殊人种，他们四处寻找艰难和挑战，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他们敢于冒险，乐此不疲。 ”人类群体里最能彰显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者，毫无疑问是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新经济学范式认为企业家是一切创造性经济活动的中枢或主角。要真正认识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本质，就必须深入研究企业家创造性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其实，《新经济学》全五卷的内容皆是在探索创造和创新的内在规律。我们从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的本质出发，开启探索人类经济体系复杂性丛林的艰难历程，饱览人类无数超级天才所创造的辉煌成就，见证硅谷和以色列创新生态体系所创造的惊人奇迹。我期望以此总结出人类创新创造活动和创新体系的内在规律。七20 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海森堡曾经生动地描述他当年的创造性心路历程：

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 …… 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坠入雾中。然后 …… 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工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 “ 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 ” 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 “ 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如果说《新经济学》记录了我试图攀登经济世界那座真实山峰的一些模糊风景和点滴感受，那么我必须承认，我至今还没有看到那座山峰的全貌，甚至连海森堡所描述的茫茫大雾中那块大石头的影子也还不是很清晰。然而我坚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高山，人生的理想就是不断攀爬和努力登顶这座心目中的山峰。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满怀激情的艰难征程，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和我一同进发。1.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26.2.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97–198.3. 李维 . 数学沉思录：古今数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M]. 黄征，译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4.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p.v–xvii.5.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93–94.6. 杨振宁 . 杨振宁文录：一位科学大师看人和这个世界 [M]. 杨建邺，选编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2 ： 281.

绪论确知应该理性地去追问哪些问题，这本身就已经是深具智慧和洞见的伟大且必需的证明。因为，如果一个问题本身荒谬绝伦，还要去寻求这个荒谬问题的答案，而它本来就不可能有任何答案，那么，如此一来，就不仅仅会让提出问题的人蒙羞，而且会误导那些不谨慎的听者，去追逐荒谬的答案。这正是古人所嘲笑的荒谬场景：一个人给公羊挤奶，另一个人竟然还在下面支着一把筛子。——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超越的逻辑》需要为经济学寻找一个新的、更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已经被反复证明是不全面或是有重大缺陷的，对于解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完全不合适。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无法解释信息技术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最令人瞩目的经济事实，这些经济事实恰恰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信息科技时代最重大的事实就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度增长或指数式增长。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工智能预言家雷 · 库兹韦尔将科技创新的指数式增长称为技术进化的加速回归定律，亦称为人类历史的指数发展观。

然而，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却是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能够较好地解释主要依靠自然资源投入来创造产出的农耕时代的经济现象，却很难解释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的工业时代的经济现象，更是完全不能解释主要依靠智力、知识、信息和数据的信息时代的经济现象。面向未来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必须基于人类知识或科技进化的指数增长规律，即使全面纳入规模收益递增规律也是不够的。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深入考察技术指数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即人的创造力或创造性的基本规律。本卷试图给经济学提供一个新的哲理基础，或者说，本卷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经济现象。这个新的视角建立在对人的行为本质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本卷的基本出发点是人内在具有的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是人的本质，是宇宙一切生命的本质。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性的生命实体，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无限创造性的生命体系，支配它演化发展的最高规律就是生命的基本规律。生命的基本规律就是它的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创造力。宇宙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生命的扩张或延伸，直至生命弥漫或征服整个宇宙。以所谓熵增铁律断定宇宙必定最终趋于死寂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描绘了宇宙演化的一个侧面 —— 负能量侧面。然而，宇宙生命演化真正重要的规律则是宇宙演化的正能量侧面 —— 生命的无限创造性、无限可能性、不断诞生的新秩序。生命的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 ——

熵减的趋势 —— 始终占据着宇宙演化的主导地位，即始终对抗或抵消着熵增的趋势。生命的本质就是熵减，这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薛定谔对生命本质的简洁定义。宇宙始终处于熵增和熵减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之中，正是这种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构成了宇宙生命演化永恒的动态特征。生命演化没有任何均衡或静态。个体生命死亡的那一刻或许可以称为均衡或静态，然而，任何死亡的个体依然永远处于宇宙大生命的演化熔炉之中，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生不息，永无静止。有多种概念描述熵增：阴、坤、负能量、物质；也有多种概念描述熵减：阳、乾、正能量、精神。生命的表现形态无限多样，没有人能够预知生命形态的多样化如何呈现。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皆是生命创造性的体现和结晶，经济活动自不例外。生命的创造性自有它独特的规律和特征，探索这些规律正是人类一切哲学思辨和科学研究的最高任务。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哲理基础，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学的其他哲理基础。我不寻求、不希望去颠覆或取代其他经济学的哲理基础或研究视角，也不企图对现有主流经济学的哲理基础做什么补充和完善。因为，人类学问本来就是无限多样，观察世界的角度本来就有无穷多个，这也是生命本身的意义。不同视角和不同研究范式的相互竞争辩论、求同存异，才能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当代主流经济学 —— 新古典经济学 —— 的哲理基础自有其独到之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门试图解释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公理化学问，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对人类

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也足以启发心智、开拓心胸，然而它也有其内在局限和不足。主流经济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 19 世纪后期的物理学。 19世纪后期公认的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牛顿力学，物理学者试图以牛顿力学原理来解释他们所发现的一切物理或自然现象。然而， 19 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是电磁现象，而牛顿力学却很难解释电磁现象。相反，法拉第 — 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却对电磁现象做出了非常完满的解释。法拉第 — 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与牛顿力学完全不相容，牛顿力学建立在单个质点之间的超距作用的基础上，电磁学理论却是基于法拉第提出的 “ 场概念 ” 的基础之上。物理学家为此困惑了近一个世纪，包括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在内的大物理学家都企图以牛顿力学来解释电磁现象，企图将电磁学理论纳入牛顿力学的范畴之内。他们潜意识里依然将牛顿力学作为整个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可见一个科学范式一旦形成，影响就非常深远和牢不可破。这种努力其实代表着物理学家的高远理想，那就是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一切物理现象或自然现象。同样，今天主导和引领人类经济的关键和核心力量是指数式增长的技术创造或技术创新。决定人类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产业链、价值链、贸易结构、贸易形态、财富或收入分配，乃至国家兴衰的关键和核心力量是知识、科技、信息和数据的创造与运用。决定人类经济

或每一个国家经济命运的核心因素早已不是所谓的资源禀赋，早已不是所谓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和转化，而是知识和技术的创造和积累，即知识和技术如何转化为新的产业、高质量企业家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创造和创新精神。由高质量的企业家主导和引领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完全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生命演化体系，一个熊彼特式的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体系。然而，今天全世界主流经济学杂志和教科书所传播的思维方式依然是基于给定资源要素禀赋的最优配置或运用，基于经济体系能够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的供求力，基于所谓完全市场竞争的帕累托最优，基于没有任何主角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易言之，虽然现实生活里无数的经济现象和事实，尤其是那些决定人类未来经济面貌和国家兴衰的重大技术革命及其推动重大技术和产业革命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完全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然而经济学者却试图将这些最重要的经济事实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内，由此产生许多荒诞不经的解释和理论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尽管许多经济学者偶然也会面对现实经济现象感到目瞪口呆或不知所措，恰如 19 世纪后期许多物理学家面临新的物理现象不知所措一样，然而，大多数经济学者却没有勇气和能力彻底抛弃新古典经济学那一整套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如果从亚当 · 斯密算起，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直到阿罗 — 德布鲁模型才最终完成，历时将近 200 年。这套理论基础对经济学者的思维影响之深，远远超过牛顿力学对物理学家思维的影响。经济学者对于人类经济体系的任何现象，都企图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从一般的资源配置和价格现象，到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到贸易形态，到

制度选择，到经济增长，到财富分配，直到公司兴亡和国家兴衰。即使经济学者知道很多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解释只是差强人意，他们也依然不能或不愿意放弃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诱惑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经济学者一直没有找到能令人信服的新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给人类经济体系所构造的图像非常类似于牛顿力学所构造的宇宙图像。牛顿的宇宙图像包括如下基本要素：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互作用达到均衡；宇宙正是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支配下达到均衡状态；宇宙中任何物体的运动皆受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支配，且所有物体的运动皆迈向均衡状态；这个宇宙图像能够以很少的几个变量和连接这些变量的方程式来完整描述；给定初始条件和作用力，运用牛顿力学方程式能够计算出任何物体在任何时候的状态（速度和位置）。简言之，宇宙就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人类经济体系图像与这个牛顿宇宙图像完全吻合：经济体系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支配，供给和需求就是经济体系里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供给和需求必然相互作用并逐渐达到相互均等的均衡状态，即所谓市场出清；经济体系正是在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均衡；经济体系的任何经济行为皆受供给和需求力量的支配，即使是经济整体行为亦应作如是观（总供给和总需求）；任何经济行为必然迈向均衡状态（具有确定的行为方向）；这个经济体系的整体图像同样可以用一些变量和方程式来完整描述；给定初始条件，运用这些方程式就可以计算出（推测出）任何经济行为主体在任何时候的经济行为状态。简言之，人类经济体系就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经济学者所用的那些基本概念，如均衡、静态、动

态、调节、最大化、刚性、摩擦等，就是从牛顿力学概念里直接借用过来的。牛顿力学是一个公理性的学术体系，同样，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一个公理性的学术体系。依照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中的简要论述，所谓公理性的学术体系，就是 “ 公理性是指有武断性的假设与有一般性的定义或定律，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验证是求错或求 ‘ 证伪 ’ ，要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从事，没有被事实推翻就算是过了关，即是通过假说的验证而做了解释。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以公理性的原则从事解释，但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解释的方法跟经济学用的相同 ”。易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同。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公理化假设就是所谓人性自私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翻译成数学语言就成为效用最大化或局限条件下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名称 —— 需求定律。张五常教授将全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简化为需求定律，也就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牛顿力学或自然科学被构造成为一个公理化的体系，背后是西方科学发展深厚和悠久的历史背景。西方世界第一个公理化的学术体系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笛卡儿第一次指出欧几里得几何学可以建立在两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或判断之上。

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真正起源是建立在概念构造同感觉经验之间的联系之上的。将几何学公理化的代价则是放弃了概念构造同感觉经验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构造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已被遗忘了。现代西方科学正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本数学工具，将物理学或整个自然科学构造成一个公理化体系，看似顺理成章。同样，将经济学公理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放弃或忘记了概念构造同真实世界感觉经验之间的联系。经济学者似乎已经不关心经济学的那些公理化假设是否与真实世界的经济事实相吻合，他们只关心如何从那些公理化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虽然如此，作为公理化体系的物理学和作为公理化体系的经济学却有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张五常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 自然科学的公理的起点，一般是基于真有其物，或从事者相信真有其物。是神奇的学问，因为先前无从观察但认为是有之 ‘ 物 ’ ，若干年后往往被证实为有。爱因斯坦几次推中，其天才近乎神话了。经济学呢？公理的起点一般不是基于真有其物 —— 例如功用、需求量、均衡、极大化等不仅全属虚构，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是空中楼阁，不会愚蠢地试行证实其存在。 ”易言之，自然科学的公理是有经验基础的，是真实的，然而经济学的公理却是没有或缺乏经验基础的，不是真实的或不完全是真实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经济学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大家似乎觉得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米尔顿 · 弗里德曼甚至说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否真实根本无关宏旨，只要根据那些假设能够推导出可被证伪的理论结

论就行了。张五常也是这个主张。科斯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却欣赏张五常的实证经济学问。实际上，只要稍微思考人类知识的内在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基于完全或部分不真实的公理或假设建立起一整套经济学学术，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如果一门学问的公理化假设与真实世界完全脱节，它推导出来的理论或结论又怎么能够符合真实世界呢？这个方法论问题并不是那么值得去讨论。我认为经济学者近乎 “ 机械式 ” 地照搬物理学的思维方式，以不真实的公理或假设来构造一个公理化的经济学学术体系，至少是部分走错或走偏了。易言之，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人类经济行为或一般而言的人类行为的本质，即需要深刻反思人性的本质。我们不能仅仅将所谓自私、理性经济人或效用最大化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不去深究。正是基于对人类行为本质或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我们才能洞察人类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或内在动力。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必须符合人性的本质，而不能是不真实的或部分真实的随意假设，不能是空中楼阁。那些并非真实的公理化假设 —— 正如张五常所说，放眼窗外，我们看不到任何需求曲线，那些所谓均衡、供求量、效用等，皆属空中楼阁，看不见摸不着 —— 如何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实证科学方法论给出的强有力的理由是：只要我们能够从这些公理化假设出发，依照人类理性的必然逻辑 —— 依照那些公认的逻辑和概念之间的关系 —— 推导出关于真实世界的可观察到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确实被真实世界证实或者没有被证伪，那么，我们就认为或相信那些公理化假设及其相对应的理论解释了真实世界的现象，或者说那些公理化假设及其相对应的理论让我们理解了这个世界。这就是科学意义上的 “ 解释 ”“ 理解 ”“ 推测 ” 的全部含义。由此可见，实证科学的任务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工作：提出或构造公理化的假设并由此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从该理论推导出关于现实世界的可以被观察或被检验的结论或推断；用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来证实或证伪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提出或构造公理化的假设及其相对应的理论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观察现象或经验里归纳出普遍性的公理或理论，一种是从先验的普遍公认的原理出发直接推导出理论。前者被称为经验构造理论，即理论假说和概念的提出源自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总结和归纳；后者被称为理性构造理论，即从少数几个甚至一个不言自明的原理或原则出发，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或概念体系。从学术历史考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或公理是两种方法共同使用或相互交汇的结果。就经济学这门学问来说，它有两个主要的起源：一个是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孕育出来的英国经济学传统，一个是法国重农学派所孕育出来的欧洲大陆经济学传统。大体而言，英国经济学传统属于经验主义传统，欧洲大陆经济学传统则属于理性建构主义传统。前者主要倾向于从日常经验的观察里

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后者则趋向于从普遍公认的原理出发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经济学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卫 · 休谟、亚当 ·斯密、约翰 · 穆勒、威廉 · 斯坦利 · 杰文斯、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米尔顿 · 弗里德曼、罗纳德 · 科斯、张五常。经济学的欧洲大陆理性建构主义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重农学派的弗朗索瓦 · 魁奈、奥古斯丹 · 古诺、莱昂 · 瓦尔拉斯、卡尔 · 门格尔、大卫 · 李嘉图、卡尔 · 马克思、约瑟夫 · 熊彼特、路德维希 · 冯 · 米塞斯、弗里德里希 · 冯 · 哈耶克、欧文 · 费雪、肯尼思 · 约瑟夫 · 阿罗、 G. 德布鲁、保罗 · 萨缪尔森、莫里斯 · 阿莱、罗伯特 · 蒙代尔。就一般科学方法论而言，经验构造论和理性构造论究竟孰优孰劣，答案见仁见智。譬如，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前，相信经验决定论，即相信物理学理论必须从经验事实出发来归纳和总结。广义相对论创建之后，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发生革命性变化，他转而相信物理学理论必须从不言自明的基本原理出发，即从纯数学原则出发。当然，殊途同归，这两个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并不矛盾，因为依据感觉经验或事实构造的理论必须符合最基本的原理，从最基本原理出发构造的理论也必须符合经验事实。这种方法论哲学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从经验事实归纳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必须符合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原理，从人类行为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和证实。本卷试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基础或理论基础做出批判性的反思，由此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哲理基础。我的反思主要集中在 4 个重点：

其一，我心目中的人类经济体系的图像与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经济体系的图像完全不同。我认为，人类经济体系的真实图像是一个动态演化且面向未来永恒创造的生命体系，不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这里的核心区别是 “ 生命体系 ” 和 “ 机械体系 ” 的区别。其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本质或人类行为的公理性假设是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我认为人类行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它包含道德（精神）的创造性和知识（物质）的创造性。其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初性或本源性的问题是给定资源禀赋的最优配置或最优利用，即所谓最大化问题。我认为经济学的本源性问题不是给定资源约束的最大化利用，而是人类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熊彼特首先系统区分了人类的创造性经济行为和适应性经济行为，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洞见。其四，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皆围绕价格理论或价格的形成问题展开。自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经济学者将全部经济问题归纳为三个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全部经济学三大问题的解决皆依靠价格机制来完成。价格机制的问题又分为两个问题：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和价格决定什么。回答第一个问题依靠供求分析架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张五常教授毕生致力的经济解释，即将所有价格理解为局限条件，经济解释就是解释局限条件下的行为转变，或者局限转变如何引起行为转变。然而，我认为经济体系作为一个生命演化体系，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价格如何决定和价格决定什么，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理论，而是人的创造性如何赋予万物以价值。简言之，我试图改变或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公理：以生命体系图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体系图像，以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或效用最大，以新资源、新信

息、新秩序的创造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要素禀赋给定下的最大化配置或最大化运用。经济学作为一门公理化学问的基本性格可以继续保留。这就是我所希望实现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转换。我相信新的范式能够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解释范围更加广泛的经验事实，特别是人类经济体系里那些最重要的现象或事实。我反复质问自己：我所希望实现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或给经济学引入的新的哲理假设，是否具有足够稳固的理性基础，是否为人类的思辨理性许可？问题的核心是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多年思考的结果，让我深信人性的本质即生命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创造性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无限多样的，具有无限可能性。它包含道德（精神）的创造性和知识（物质）的创造性。我相信人性或人心的无限创造性是经济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最终的理论基础。面向未来的创造或发现是人类经济行为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资源要素禀赋给定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只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的一个辅助条件或工具。泰戈尔对人类社会的深刻见解对我们重新认识人类经济体系的本质具有重要启示。 1930 年 7 月 14 日，印度伟大哲人和诗人泰戈尔在与爱因斯坦的谈话中说： “ 物质是由质子和电子所组成，在两者的中间没有

任何东西；但物质也可能是一种连续的东西，即各个电子和质子之间可能并无空隙。同样，人类虽然由个人所组成，但在个人之间却存在着人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使人类社会具有像生命机体一样的统一性。整个宇宙也同我们相联系，就像同个人相联系一样。这就是人的宇宙。 ”人类社会具有像生命机体一样的统一性，这是多么卓越的见解！或许我们今天还根本没有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机理究竟是什么。经济学者仅仅将个体行为简单相加而得到所谓宏观经济学，肯定是非常浅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最具笼罩性的理论体系仍然是供求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收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一种迈向均衡的机制或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价格机制。从斯密开始，经济学者给价格机制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因为价格机制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同领域或经济行为的不同侧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却都可以适用供求分析的基本理论架构或分析逻辑。早在 1776 年，斯密就相信价格机制或供求机制的 “ 看不见的手 ” 给了人类经济体系一个统一的解释架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欣喜地写下 “ 多样性的统一和统一的多样性 ” ，也是为经济学具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架构而内心喜悦。百年后张五常出版《经济解释》，则将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简化为一个需求定律。根据张五常教授的阐释，全部经济学就在需求定律那里获得高度统一。

这个统一的供求分析架构既适用于个体行为的分析，也适用于总体经济或宏观经济整体行为的分析，即所谓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既适用于所谓实体经济或真实经济的供求分析，也适用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供求分析；既适用于投资，也适用于储蓄；既适用于股票，也适用于债券；既适用于国内经济，也适用于国际贸易，甚至还能适用于现在与未来的交换 —— 利率和时间的分析。公正地说，供求理论架构或分析体系是经济学几百年发展的巅峰成就。新古典经济学说到底就是一个完整的供求分析理论体系，只不过它是基于一套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这套供求分析或成本 —— 收益分析架构（或理论体系）对于人类经济现象或行为的某些方面富有极具说服力的解释。譬如，对于给定预算约束或收入约束下的消费者选择行为，对于给定生产要素约束下的生产者行为选择，对于给定要素禀赋条件下的贸易行为等。这就是为什么贸易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是经济学最早取得辉煌成功的领域，由此也建立起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权威或声望。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理论体系就是以资源要素禀赋给定为基本假设，再加上所谓理性经济人和信息完全的假设。然而，一旦面临要解释人类经济行为里面最重要、最关键、最激动人心的那些领域，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架构就显得手忙脚乱甚

至语无伦次了。譬如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经济周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这些人们最感迷惑的经济现象，供求分析架构就显得软弱无力。早期的经济学者面临这些问题时，照样寄希望于供求分析架构。譬如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基于投资和储蓄的供求均衡分析，内生增长理论本质上也没有超越供求分析架构。而对于企业家、创新者、创造性毁灭等人类经济最具特征性的现象，供求分析架构就完全无能为力，所以从马歇尔到萨缪尔森再到曼昆等人的经典教科书里，根本就找不到对此类现象的系统阐释。我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里，根本看不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更不用说那些伟大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名字，如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福特、盖茨、乔布斯等。因为，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资源禀赋从来就不是给定的，正如硅谷著名投资家彼得 · 蒂尔的畅销书《从 0 到 1 》所揭示的那样，企业家和创新者的本质作用就是 “ 从无创造有 ” 。新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影响，深远而且牢不可破，以至像张五常教授这样富有创造性和灵感四射的天才人物，一生皆致力于将全部经济学简化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拜读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仅看后面的人名索引就知道他的学术精神起源和传承。斯密、马歇尔、科斯、弗里德曼是张五常引用最多的前辈学者。应该说，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是马歇尔传统的巅峰成就。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总结理论物理学所说的那样：任何追求高度纯粹性、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理论体系总是要以牺牲完备性为代价。也

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看似那样严谨和纯粹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却将其解释力缩小到人类经济现象或行为的一个很小的领域，甚至是最不重要的领域，那就是资源禀赋给定条件下的资源最优配置。然而，真正引领人类经济朝前迈进的内在力量却是人的无限创造性，是那种 “ 从无创造有 ” 的精神、知识、科技和创新的制度或组织。真正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熊彼特的经济学。熊彼特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造性毁灭的深刻阐释前无古人，迄今为止也是后无来者。尽管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都是边际效用革命时代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然而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那套理论深表怀疑，或者坚信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描述的那种静态均衡的经济体系顶多只能算是我们分析真实经济动态演化的一个起点或参照系。熊彼特 26 岁完成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第一章就用颇为晦涩难懂的语言描述经济体系的所谓静态循环过程。然而熊彼特的真正目的不是去深挖那个静态循环过程的细节或机制，而是探索打破那种沉闷、毫无生机的静态体系的动态力量。他发现这种力量不是别的，就是企业家及其创新精神。其实，熊彼特的经济学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真正革命。不幸的是，熊彼特和凯恩斯同年出生， “ 既生瑜又生亮 ”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所引发的思想革命在数十年里完全笼罩了西方经济学，完全掩盖了熊彼特经济学应有的光芒。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经济学的不幸，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幸。

凯恩斯的追随者欢呼凯恩斯开启了经济学的革命，某种意义上这是完全正确的欢呼。细读凯恩斯《通论》就会知道，《通论》的全部问题都是针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而发。凯恩斯对李嘉图经济学统治英语世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深表痛心。为什么呢？因为李嘉图经济学就是所谓的长期静态均衡或稳态模型，从不考虑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李嘉图经济学背后的理论基石就是所谓货币中性或货币长期中性假说。从李嘉图、穆勒、萨伊一直到马歇尔，他们构造了一个自动调节、自动迈向均衡、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体系。在这样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里，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实现所谓 “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 ；这个经济体系里没有周期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失业，当然也就不需要政府干预。马歇尔有一句名言： “ 上帝端坐天堂，人间平安无事。 ” 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性格和精神状态。李嘉图所构造的这个理想的经济体系基于非常严密的行为假设和严谨的数学论证，所以征服了几乎所有经济学者。凯恩斯在《通论》里感慨万千，说李嘉图征服经济学世界就好比当年天主教教条征服整个西班牙那样完全和彻底。凯恩斯对马歇尔经济学可谓了如指掌。他的父亲就是马歇尔最早的弟子和亲密同事。孩提时代的凯恩斯就经常参加马歇尔的家庭聚会。马歇尔去世后，凯恩斯为纪念马歇尔所写的文章举世闻名，从中就能看到，凯恩斯不仅对马歇尔经济学了如指掌，而且对马歇尔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根据科斯教授的考证，马歇尔原本也考虑过让凯恩斯做自己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讲席的继承人，后来却选择了庇古做自己的衣钵传人。这是不是刺激凯恩斯对 “ 恩师 ” 马歇尔的经济学发起革命的一个原因？没有明确结论，此处也不细说。然而，凯恩斯长期浸淫在马歇尔

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对马歇尔满怀尊重和爱戴，却能够摆脱这套理论体系的束缚，开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仅此一点就足以称其为 “ 思想革命 ” 。具体而言，凯恩斯经济学革命就是凯恩斯否定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和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最重要的假设和结论，随之也就否定了它们的政策主张。凯恩斯所否定的李嘉图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是：货币中性或货币长期中性。货币中性或货币长期中性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以李嘉图为代表。该假设认为货币只是一层面纱，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对真实经济（总产出或就业）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经典货币数量论最重要的结论。凯恩斯完全否定了货币中性，认为货币对人类经济活动具有深刻影响。货币不仅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主要变量，而且是决定总产出或就业，尤其是短期总产出或就业的关键变量。将货币纳入产出决定方程式，是凯恩斯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凯恩斯所否定的李嘉图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一个非货币经济体系，是一个真实经济体系，货币和金融对经济体系的长期均衡或经济体系的本质而言，乃是无关的变量。根据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中性的基本假设，既然货币对总产出和就业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人类经济体系本质上就成为一个纯粹真实的或非货币的经济体系了。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 “ 二分法 ” 的起源。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根据真实经济和货币金融的二分法，经济学者只需要致力于研究非货币的真实经济体系如何运转就行了。至于货

币，它只影响物价水平，对所有真实变量（就业、产出、利率等）都是无关紧要或完全无关的。所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通常被称为真实利率理论，它不包括任何货币因素。直到欧文 · 费雪大名鼎鼎的《利息理论》出版，他讨论利息理论首先也是不纳入货币因素的。凯恩斯所否定的李嘉图经济学的第三个基本假设是：信息完全和预期稳定。尽管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本人都没有明确讨论信息，然而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基本假设就是信息完全，信息完全就意味着预期稳定或不变。依照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既然信息完全和预期不变，它们也就不是总产出和就业的决定变量了。凯恩斯完全否定了这个基本假设。《通论》第五章开宗明义就说： “ 预期是决定产出和就业的变量。 ”正因为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所以他才引入了革命性的新假设。这些新假设包括：货币非中性或货币幻觉；预期不稳定、非理性行为或动物精神；利率的货币理论；货币是决定产出和就业的重要变量；由预期、投资规律（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利率和现有产出所决定的投资函数；由预期、心理规律（消费趋向边际下降）、利率和现有产出所决定的储蓄或消费函数；由投资函数和消费函数共同决定的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从这些基本假设、基本概念出发，凯恩斯得出了一系列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基本结论。其一，总投资和总消费所决定的总需求可能严重不足或小于总供给；其二，失业或产出不足是必然结果；其三，经济体系不会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

样，会自动调节或自动迈向均衡，经济体系的常态反而是偏离均衡或出现失业均衡；其四，为了将经济体系推向均衡或充分就业，就必须有某种外部力量来补充总需求不足，这个外部力量当然就是政府了。补充总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当然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了。单从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最重要假设，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假设和概念，导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和政策主张，完全可以说凯恩斯开启了经济学的革命，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正如一千个人阅读《红楼梦》必然且至少会有一千种情感和解读，像《通论》这样充满各种新奇思想和灵感四射的经典著作，每个读者的理解必定千差万别。然而，没有人能够否定凯恩斯开启了经济学的新时代。然而，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又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其实并没有那么 “ 革命 ” ，或者说，站在今天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并不彻底。如果站在经济学新范式 —— 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范式 —— 的视角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其实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新古典范式内部的调整。其一，凯恩斯所研究的中心课题，依然是给定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配置或充分配置问题（短期就业或产出问题），而不是 “ 从无创造有 ” 的创造性问题。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基于货币因素或预

期改变因素，而不是基于熊彼特式的创新和创造性毁灭。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此都有深入理解，他的著作《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赞扬了熊彼特经济学，批评了凯恩斯经济学。其二，凯恩斯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其实依然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即供求均衡分析方法。其三，尽管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他依然肯定，一旦经济体系达到充分就业，古典经济学那一整套理论和政策主张依然完全成立。可见，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的深刻影响是多么牢不可破。这也就为后来希克斯用 “IS–LM” 模型来总结凯恩斯革命，萨缪尔森、托宾等人将凯恩斯经济学重新拉回到新古典框架，提出所谓 “ 新古典综合学派 ” 开辟了道路，以至1975 年海曼 · 明斯基重新阐释凯恩斯革命，对新古典综合学派口诛笔伐，说他们完全误解了凯恩斯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脱胎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同时深受现代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影响。爱因斯坦说： “ 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科学的目标是在发现规律，使人们能用这些规律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且能够预测这些事实，但这不是它唯一的目的，它还试图把所发现的联系归结为数目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元素。 ”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也正是代表着这样一种持续的努力，试图找到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或秩序，并试图以尽可能少的概念将这些现象彼此联系起来，这就是经济学者心目中的经济科学。

事实上，经济科学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尽管我们对许多最重要和最奇特的经济现象还知之甚少，这也正是激励我们去不断改变或创新经济学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主要动力。新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概念范畴并不是一定要取代已有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概念范畴，而是试图站到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和认知人类经济现象。对自然科学而言，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与其说是相互取代，倒不如说是相互补充。因为原则上，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模式，它们共同构成的认知图景或许才比较接近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之所以得到大家的重视和推崇，并非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是唯一的，而是他确实找到或发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对客观的自然现象或经济现象有了全新的、独特的认知。爱因斯坦相对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穷尽了宇宙自然的一切真理，不是因为它是唯一的物理学研究范式或思维方式，而是因为它开启了我们认识宇宙自然奥秘的一个新视野、新方式。它也并非完全取代了牛顿力学，它与牛顿力学长期共存。随着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进化，必定有更新的科学理论能够发现比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更多的宇宙自然之谜，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相对论的数学描述（尤其是广义相对论）非常复杂，然而其基本思想却非常简单和明白。这正是一切伟大科学理论的共同特征。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非常复杂，复杂到经济学研究生都难以完全明白，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却非常简单和明白，那就是它将人类经济体系看作一个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的自我调节体系，即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均衡体系。经济体系从本质上非常类似于牛顿力学所描述的机械体系，这恰好说明了牛顿力学思维方式对经济学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此深刻，以至经济学者通常都不会觉得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源自牛顿力学。凯恩斯革命的本质并不是否定经济体系是一个迈向均衡的体系，而是否定了经济体系能够自动迈向均衡。易言之，凯恩斯认为，如果我们信奉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理念，让经济体系自我调节，那么经济体系就很可能或根本不能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它很可能或必然迈向某种 “ 失业均衡 ”—— 经济体系里的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和利用，这意味着经济的衰退、萧条或停滞。这个基本思想也非常简单。凯恩斯的真正贡献是他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或数学模型，以证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确实会迈向失业均衡。依照熊彼特的分析，凯恩斯的数学模型包括 5 个所谓内生变量和一个外生变量： 5 个内生变量是国民收入、就业量、消费、投资、利率；一个外生变量则是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由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决定。这些变量由三个基本方程或所谓心理规律相互联系起来：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流动性偏好函数。简言之，所谓凯恩斯革命或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就是由三大函数和六大变量共同构成。

这些变量和函数构成的经济体系还是一个迈向均衡的体系，只不过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能够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的体系，而是会迈向失业均衡的体系。要推动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引入新的外生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设想或建议的政府财政赤字或干预政策变量。从这个基本意义上说，凯恩斯经济学依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依然是牛顿力学思维方式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牛顿用几个很少的变量和方程就能够描述和计算自然界和天体的运行规律，同样，凯恩斯试图用三大函数和六大变量来描述和计算人类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这个思维方式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迅速征服世界的关键原因。我今日所倡导或建议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改变，一是源自我对新古典经济学哲理基础的长期反思；二是源自我对华夏固有的伟大高深哲学 —— 心学 —— 的学习和体悟；三是源自多年来我对人类创新历史和本质的研究，尤其是对人类创造力的研究。1. 雷 · 库兹韦尔 . 奇点临近 [M].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 埃尔温 · 薛定谔 . 生命是什么 [M]. 罗来鸥，罗辽复，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66–72.3.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27.4.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55–160.5.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30.

6.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p.3–43.R.H.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p.15–33.7.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97.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acmillan andCo. Ltd., 1964, p.46.9. 许良英，等 . 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 . 第一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爱因斯坦两篇著名文章《物理学和实在》和《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可以重点参考。10.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1170–1177.

第一章女王之问和主流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就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以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奉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 沃尔德罗普，《复杂》从趣闻逸事说起1999 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恰逢蒙代尔教授荣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经济学周报》主编高小勇先生委托我专访蒙代尔。采访中我问蒙代尔教授： “ 您觉得现代经济学能够解释多少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 ” 蒙代尔答道： “ 不到 30% ，或许连 10% 都不到，不过我的理论能解释 70% ！ ” （大笑）我又问： “ 经济学解释能力差强人意的原因是什么？ ” 蒙代尔答道： “ 经济学许多假设脱离现实，理论过度数学化。 ”

老教授的回答让我深感困惑： “ 高度数学化 ” 不正是现代经济学的最大优势吗？逻辑严谨，数学高深，模型优美，预测精准，不正是经济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吗？蒙代尔出自麻省理工学院大宗师萨缪尔森门下，是萨大师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萨缪尔森是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主要推动者，年纪轻轻就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风靡学界数十年。该书也成为推动经济学高度数学化或模型化的 “ 圣经级 ” 经典著作。萨缪尔森有多位弟子荣获诺贝尔奖：克莱因、斯蒂格利茨、莫顿等，皆因构造高深数学模型闻名于世。为什么蒙代尔却批评经济学的麻烦是过度数学化呢？以后多年里，只要有机会，我就喜欢向蒙代尔教授请教一些经济学家的历史掌故和思想贡献。有一次我问他： “ 您怎么评价您的恩师萨缪尔森？ ” 蒙代尔答道： “ 他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数学模型大师，却缺乏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他用的词是 sweeping ideas ）！ ” 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也让我有了一个疑问：蒙代尔是说恩师的经济学有漂亮的形式却无深刻的内容，还是说恩师的经济学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者理论基础不够宽广和厚重？转眼到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掀起惊涛骇浪，数十万亿美元财富灰飞烟灭，随之灰飞烟灭的是经济学者及其理论模型的崇高声誉。那貌似高深莫测和优美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因为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而饱受诟病。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资产也遭受重大损失。当她视察大名鼎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面对众多知名人士，女王忍不住发问： “ 为什么没有人察觉到危机呢？ ” 后来英国科学院于 2009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一场论坛，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向女王陛下递交了一份答案。马丁 · 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资深首席经济评论员）评论说， “ 这绝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

2010 年，刚刚荣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跑到英国发表演讲，竟然公开宣称：过去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一点儿百无一用，说得难听一点儿贻害无穷！我问蒙代尔如何评价克鲁格曼的评论，蒙代尔答道： “ 言辞虽然尖刻，却不无道理。不过我的宏观经济理论不在此列！ ” （一笑）多年来，我经常有机会向张五常教授请教经济学，也曾多次向这位老教授请教如何评价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张教授对大多数经济学者及其理论的解释和推测能力评价都比较低，他喜欢用的词儿是 “ 很蠢的理论 ”“ 蠢到死 ”“ 毫无解释力 ” ，但是对自己独创的 “ 经济解释 ” 的解释力或推测准确性却信心百倍。据说有追随者替张教授统计过，他的经济解释方法曾经准确推测过至少 26 件中国经济大事发生，依推测准确度来看，张教授的经济解释高居世界第一！然而，记得有一次主持一个讨论会，我当面询问几位号称追随张教授经济解释传统的学者：你们解释和推测了多少重要经济现象或事件？竟无一人回答，场面颇为难堪。难道号称追随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方法的学者只是说说而已？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让经济学声望一落千丈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反思这门学科。像格林斯潘、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马丁 · 沃尔夫等著名人物都纷纷站出来，大声疾呼经济学者需要改造自己的理论，尤其要改造宏观经济学。一些经济学者开始致力于将金融部门引入宏观经济模型。根据他们的说法，宏观经济学之所以缺乏解释能力，是因为模型里没有明确引入金融部门，这当然是令人吃惊和非常奇怪的反思。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那些完美而严格的假设受到越来越深刻的质疑，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开始大行其道；所谓非理性、非均衡、动物精神、欺骗讹诈、明斯基时刻等新古典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或行为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问题仅仅就是高度数学化或解释能力不足吗？仅仅是宏观模型里没有明确引入金融部门吗？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看来是时候从基本哲理上、从整体上来重新思考一下这门社会科学的 “ 显学 ” 了，是时候系统深入反思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理论基础了。如果这门学科的根本理论基础确实有重大缺陷或不足，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重建它的理论基础，至少应该去努力寻求如何补充或夯实它的理论基础。因为，如果一门学科或科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解释能力受到普遍质疑，那么这门学科的麻烦就绝不是简单或个别的假设或理论有问题，而是整体或根本的理论基础存在重大缺陷。经济学的根本理论基础究竟有什么内在缺陷？以上趣闻逸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它表明当今人们对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 “ 显学 ” 的极度不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失望甚至恼怒。经济学者包括那些荣获诺贝尔奖的大师级经济学者似乎对这门学科的现状更加不满，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难道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现象吗？它还说明，凡是真正严肃对待这门学科的人都应该深刻反思和检讨，为这门学科开辟新的方向或开拓新的方法。其次，它告诉我们，包括经济学者本身的很多人对经济学失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太差。依照现代实证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和方法论，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推测能力是一回事儿，能够解释就是能够推测，解释不了就推测不了，解释能力差就是推测能力差。经济学者无法推测出金融危机的爆发，就说明经济学者根本就没有解释经济危机的能力。如果坚持这样的看法，那么就会引发几个更深入的问题。其一，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或学问，衡量经济学思想、理论或模型的试金石难道真的只能是或必须是所谓的解释能力或推测能力吗？人们对其他社会科学（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似乎没有如

此严格和明确的要求，为什么单单对经济学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经济学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其二，解释和推测真的是一回事儿吗？解释和推测真的应该完全等量齐观吗？其三，最麻烦的是：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推测又是什么意思？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当然有一个答案：从现象里提炼或归纳出一个假说或一个理论，该假说或理论又能推导或演绎出可被证伪的结论或可被验证的推测，那么此现象就算是被解释或者被推测了。然而，所谓解释和推测难道就必须是这个意思吗？人们对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的要求似乎不是这样，这些学科不也是致力于解释和推测人类的历史现象、政治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吗？为什么单单给经济学的 “ 解释 ” 以如此这般的要求？对经济学过度数学化的批评尤其显得奇怪。高度数学化不是任何学科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吗？如果说经济学这门学科真的有很大问题，那么，过度数学化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过度数学化是经济学更深层次问题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数学化甚至过度数学化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根本理论基础有内在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本理论基础上来重新审视这门学科。投资大师对经济学的辛辣讽刺和尖锐批判我曾读过投资大师查理 · 芒格的一个长篇演讲稿，题为《论学院派经济学：考虑跨学科需求之后的优点和缺点》。坦率地说，这个演讲稿给我很大震动，同时更加坚定了我为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理论基础的决心和意志。查理 · 芒格是举世知名的投资大师，也是沃伦 ·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他不是毕业于经济学专业（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更不是职业

经济学家，然而，通过数十年非凡的成功投资经历，芒格接触了许许多多顶级的经济学者，自然对经济学的那些理论耳熟能详。他还通读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那本风靡全球的教科书。通读的理由是，芒格听说曼昆写这本教科书拿了一大笔预付稿费，他想知道曼昆凭什么拿这么一大笔预付稿酬！芒格对主流经济学的那些理论有过辛辣的讽刺，对那些商学院奉为圭臬的经典金融理论的抨击更是毫不留情，诸如有效市场假说和资产定价理论。他举的例子就是他和巴菲特管理的伯克希尔 — 哈撒韦公司几十年投资获得惊人成功的传奇故事。该公司数十年投资很少失败，市值从最初的 1000 万美元上涨数万倍，达到数千亿美元。经济学者如何解释它的成功故事呢？芒格说： “ 曾经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此解释伯克希尔 — 哈撒韦的成功：起初，他说伯克希尔能够在流通股投资上打败市场，是由于一个运气西格玛，因为在他看来，除了靠运气，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这种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在当时各个经济学院非常流行。人们学到的理论是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接下来，这位教授随后又引入了第二个西格玛、第三个西格玛、第四个西格玛，到最后，他总共用到了六个运气西格玛，引起了人们的嘲笑，于是他终于不再这么做了。然后呢，他的解释扭转了 180 度。他说： ‘ 仍然是六个西格玛，但那是六个技艺西格玛。 ’”芒格接着说： “ 伯克希尔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但我们从来毫不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我们也从来不曾留意从这种思想派生出来的各种理论。人们将这些学院派经济学理论用于公司理财，进而演变出诸如资产定价模型等等荒谬的理论，我们从来不去注意。鬼才相信只要投资高波动性的股票，每年就能获得比市场平均回报率高七个百分点的收益。 ”

投资大师对新古典经济学登峰造极的理论 —— 有效市场理论 ——的辛辣讽刺和批评可算是无以复加了。芒格详细指出学院派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 9 个基本缺陷。第一个缺陷：致命的自闭，也就是经济学的 “ 铁锤人综合征 ” 。这种综合征导致经济学者过度强调某些可以量化的变量或因素，却往往忽视那些原本更加重要却无法量化的因素。第二个缺陷：没有采用硬科学（物理学）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易言之，经济学借鉴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譬如物理学），却没有说明这些知识和方法的来源，也没有明确说明这些知识和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经济行为。经济学方法论始终还是一笔糊涂账。经济学应该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或方法，却更应该明白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哪里。第三个缺陷：物理学妒忌。也就是经济学者盲目追求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或准确，结果就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的极端简化的模型方法。实际上，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经济学者渴望做到像物理学那样精确不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经济学者陷入无限麻烦而不可自拔。第四个缺陷：经济学者过度强调和重视宏观经济学，对真正重要的微观经济现象却研究不够。实际上，经济学者至今也没有真正理解宏观经济现象，因为那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第五个缺陷：经济学过度强调某些因素或部分均衡，没有综合经济学之外的知识，也没有综合经济学内部的知识。易言之，经济学者将经济体系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因果关系处理或想象得太简单了。通常，经济学者总是从一个线性模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是实际经济现象却完全不是线性关系。

第六个缺陷：经济学者对心理学的极度无知，造成很多负面后果。第七个缺陷：经济学者对经济体系各种变量所产生的二级或更高级别的效应关注太少，这依然是经济学习惯使用简单线性模型思维方式的结果。然而经济体系的正反馈或负反馈现象不是简单的线性效应，而是二级或更高级别的效应或反馈。第八个缺陷：经济学者对灰色经济或地下经济现象（芒格称之为 “ 捞灰金 ” 现象）关注太少。第九个缺陷：经济学者对美德效应和恶行效应不够重视。易言之，经济学者从来不重视人的道德素质（善行还是恶行）对经济行为具有决定性。阿罗的反戈一击20 多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复杂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该书是美国《科学》杂志编辑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记录和描写美国桑塔菲研究所的创办历史和趣闻逸事的著作。桑塔菲研究所创办于 1984 年，致力于探索 21 世纪的新科学，致力于改变或颠覆统治人类数百年的科学思维方式，致力于创造以复杂性、演化、混沌、非线性为关键词的新科学。桑塔菲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研究人员来自多个领域，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默里 · 盖尔曼和菲利普 · 安德森，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 · 阿罗，致力于研究经济体系里规模收益递增和锁定效应的经济学者布莱恩 · 阿瑟，计算机科学家约翰 · 霍兰德，演化生物学家和混沌理论家斯图亚特 · 考夫曼，等等。

肯尼斯 · 阿罗如此积极参与桑塔菲研究所的创办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众所周知，与萨缪尔森一样，肯尼斯 · 阿罗是现代数理经济学的首要开创者之一。高度数学化的阿罗 — 德布鲁数理经济学模型是一切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准模型，据说阿罗荣获诺奖的弟子比萨缪尔森荣获诺奖的弟子还要多。顺便说一句，阿罗和萨缪尔森是郎舅关系（阿罗娶了萨缪尔森的妹妹），他们二人主导了 20 世纪经济学数理化的进程，真算是一件奇事。像阿罗这样一位殿堂级的现代经济学家竟然积极参与创办致力于创造新科学的桑塔菲研究所，难道是阿罗早就洞察到经济学具有不可救药的内在缺陷，决心反戈一击来彻底改造它吗？《复杂》一书对经济学的批评非常精彩，这里引述两段文字： “ 经济学就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 ‘ 新古典 ’ 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 经济学理论过于简化了 …… 经济学的不可理喻的非现实性。计量经济学家们如此成功地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 ‘ 经济人 ’ ，就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做）出何种反应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怎样的特定的经济形势作（做）出何种反应：他（或它）会正好把自己的 ‘ 实用功能 ’ 发挥到极致。“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求，股票市场永远不会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能使阿瑟想到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艾萨卡 · 牛顿完美运行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亚当 · 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 ”上述批评直指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或假设：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二是均衡假设；三是机械假设，即将人类经济体系看作一个类似于牛顿力学所能够描述的机械体系或物理体系；四是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三个基础假设和精致的数学模型共同构造起巍峨庄严的现代经济学大厦，即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理论所完全主导的学术体系。三个基础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哲学理念，代表着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和人类经济体系本质的基本观念。数学化模型则是三个假设必然会推演出的结果。本卷所倡导的 “ 新经济学 ” 正是试图从基本哲理上颠覆主流经济学的三个基础假设：以面向未来无限可能的创造性或面向未来的价值创造取代理性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动态、演化、自组织等演化理念取代均衡假设；以作为演化生命体系的经济体系取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体系看作机械体系的假设。至于数学模型方法则无须取代，只不过经济学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数学化。1. 马丁 · 沃尔夫 . 转型与冲击：马丁 · 沃尔夫谈未来全球经济 [M]. 冯明，程浩，刘悦，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 190–191. 其他报道里相关细节略有不同。2. 20 世纪 90 年代曼昆开始撰写教科书时，拿到出版社高达 140 万美元的预付稿酬，这在当时算是天文数字的预付稿酬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此还有过报道。

3. 彼得 · 考夫曼 . 穷查理宝典：查理 · 芒格智慧箴言录 [M]. 李继宏，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 392–393.4. 彼得 · 考夫曼 . 穷查理宝典：查理 · 芒格智慧箴言录 [M]. 李继宏，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 398–428.5. 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 .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 陈玲，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7.6. 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 .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 陈玲，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2–13.

第二章与现实脱节的学问古典经济学家们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的发端时代，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无限广阔的机会和可能性正在迅速变成现实。然而，他们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蜷缩于那极其狭小的蜗牛一角，为他们那五斗米奔波劳累，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近 300 年经济理论（或思想，或分析方法，或学说）发展史，确实呈现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析方法和基本模型似乎总是与时代脱节。这种与现实脱节的奇特现象，似乎已经说明了主流经济学这门学科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考虑到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今日世界和社会越来越重要，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就必须尽快得到纠正。在开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通论》里，凯恩斯对 19 世纪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深表不满，甚至相当愤慨。《通论》的问题基本都是针对李嘉图和马歇尔而发。凯恩斯唯一称赞的 19 世纪的经济学家是马尔萨斯，因为

马尔萨斯是第一个明确讨论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衰退和停滞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 19 世纪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几乎完全与经济现实脱节，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关注普遍存在的经济波动和就业不足问题，却沉迷于所谓长期静态均衡或稳态均衡模型。《通论》明确指出，只有当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之后，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分析才能派上用场。所以凯恩斯喟叹曰：假若 19 世纪经济学不是被李嘉图的经济学思维范式支配，经济学将会变得多么丰富啊，人类的经济状况也可能变得更加富有！20 世纪上半叶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许多方面与凯恩斯的观点迥异，然而对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和批评却完全一致，尽管批评的理由不同。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里，非常严厉地批评了 19 世纪的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因为 19 世纪正是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创新、创造性毁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经济演变的主旋律和主角。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却依然沉醉于所谓的静态、均衡、稳态和原子式的竞争，仿佛外部世界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与经济学毫无关系。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构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基本没有关系的理想 “ 乌托邦 ” 。熊彼特以犀利的语言批评 19 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 “ 他们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的发端时代，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无限广阔的机会和可能性正在迅速变成现实。然而，他们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蜷缩于那极其狭小的蜗牛一角，为他们那五斗米奔波劳累，却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 ”马克思同样对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非常不满。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巅峰时期正是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酝酿期（ 19 世纪 40年代至 7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正在快速地改变或颠覆许多国家的经济面貌（尤其是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由此产生出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收入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失业、贫

困、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悲惨的童工雇佣等问题，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重大社会问题（至少初期如此）。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在创造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将许多国家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激化到革命爆发的 “ 临界点 ” 。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动态特征。《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伟大 “ 活剧 ” ，现实、历史和理论逻辑交相辉映。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多重理论结论和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多重预测，几乎所有经济学者都同意，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动态演化过程的深刻分析。这个贡献是永恒的，对后世经济学者具有长期和深远的影响。熊彼特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尽管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许多结论和预测。熊彼特的畅销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开篇即以很大篇幅从多个角度论述马克思；他去世后问世的另一部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论述马克思的篇幅占据全书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熊彼特的影响之深之巨。正因为马克思致力于探索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他对同时代的古典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除了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之外，马克思几乎对他同时代和之前的经济学持完全批评的态度，并斥之为资产阶级 “ 庸俗经济学 ” 。客观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更符合 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动态演化发展的现实。以李嘉图和穆勒为代表的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却与现实基本脱节。譬如，马歇尔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初版是 1890 年，到马歇尔去世时（ 1924 年），已经再版多达 8 次，成为英语世界乃至全球经济学术界无可争议的权威教科书，马歇尔也被尊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

者。那么， 1890 年到 1924 年是一个什么时代呢？那正是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电力、内燃机、铁路网、汽车、石油、化工等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和产业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国家的经济面貌和全球经济权力格局。美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工业强国，德意志帝国快速崛起并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迅猛崛起成为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1900 年，世界上首次出现资本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的巨型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则垄断了美国石油工业的80% 以上，占全球石油工业的市场份额也超过 60% 。此外，美国铁路、烟草、食品等几乎所有行业都呈现寡头垄断局面。与此同时，德国出现钢铁工业巨头克虏伯和蒂森，电力工业巨头西门子，化学工业巨头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它们都是各个行业的垄断者。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其他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如果翻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你几乎找不到对这种惊人的划时代现象的任何系统分析，甚至连这些公司的名字也找不到，通篇看到的依然是抽象的静态均衡分析，偶尔会发现一些对垄断者的分析和批评。这样评说马歇尔的伟大经典看起来似乎有失公允，但丝毫没有贬低《经济学原理》的意图。我对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拜读再三，它当之无愧是英国经济学术传统的巅峰之作。清晰的架构，细致的观察，入微的分析，平实的语言，正是斯密到马歇尔再至科斯所代表的英国经济学的学术传统的精华。马歇尔给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洁和清晰的理论架构，那就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原理的理论架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里说得非常清楚，供求均衡是贯穿全书所有问题的基本思想。马歇尔并非没有认识到静态均衡分析的不足，他甚至认为所谓动态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者追求的终极目标，经济生物学才是经济学者应该追寻的最终圣地。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序言里明确指出： “ 经济学者的朝圣之地不是动态经济学而是经济生物学。然而，生物学的概念比机械学的概念要复杂得多，因此，一部论述经济学基础原理的著作必须将大部分篇幅给予整个经济体系里堪与机械体系类比的那一部分，正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经常使用均衡的理念或术语，均衡当然总是蕴含着一种静态的意义或类比。此外，本卷所关注的重心乃是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正常条件或状态。二者结合以来，决定了本卷的中心思想是静态理念，而不是动态理念。然而，尽管如此，对动态变化力量的考察和分析却贯穿全书的始终，全书的关键词是动态，而不是静态。 ”细读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或许我们能够感受到马歇尔内心深处的某种遗憾甚至愧疚。马歇尔生活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作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怎么可能对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变革充耳不闻？他本人曾经专门去美国考察风起云涌的新工业革命，对美国颠覆式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印象深刻。1920 年，当时已 78 岁的马歇尔为《经济学原理》第八版也是最后一版撰写序言时，他明确向读者报告，自从《经济学原理》第一版问世以来，他的研究计划总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每一次巨变而不断修改和扩充。他坦诚自己由于精力日渐不济和其他原因，研究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修改。事实上，马歇尔没能全部完成他那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即系统研究现实世界的具体经济问题，诸如产业、贸易、货币、金融、商业周期等。尽管第八版序言继续为《经济学原理》所极力阐述的静态均衡和部分均衡分析方法辩护，但马歇尔道出了自己心中真正理想的经济学： “ 经济学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人类总是被迫变化和进步。因此，零碎的或部分的静态假设只能是动态经济学理念 —— 严格说应该是生物经济学理念 —— 的暂时性辅助或近似理念。然而，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必须是

真实世界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和变化趋势，即使是我们仅仅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时，也必须将生命力量和变化趋势置于中心地位。 ”仔细体会马歇尔晚年的这些内心独白，我们是否能够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若上天再给马歇尔一次生命，他是否会全面发展他心目中的动态经济学或生物经济学，从而取代《经济学原理》所倡导的部分静态均衡理念？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可以公正地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确没有为我们透彻理解 “ 经济动态体系 ” 或 “ 经济生物学体系 ” 提供足够的思维启迪和思想线索。《经济学原理》系统阐述的分析结构是静态均衡价格分析，它成为后世经济学学术生命体系演化发展的核心基因。这个核心基因当然抓住了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却毫无疑问地忽视了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生活另外一些或许更具根本性的特征，诸如创造、创新、创造性毁灭；动态和不确定性；规模收益递增和技术的指数性增长趋势；垄断、寡占和锁定效应的不可避免；等等。供求均衡价格分析当然更不可能预测 20 世纪的信息科技革命和 21 世纪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从根本上将人类经济体系最具颠覆性的力量从我们的视野里完全抹去。马歇尔的静态供求均衡分析具有一种典雅的数学之美，对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后世经济学者很自然地会将马歇尔的静态均衡分析当作经济学的标准。马歇尔剑桥学派的衣钵传人庇古似乎比马歇尔还要 “ 古典 ” 或 “ 新古典 ” 。庇古两卷本巨著《福利经济学》所分析的重心是财富分配问题，与他所处时代那些最激动人心的经济现象离得更远。马歇尔和庇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科技、产业和经济迅猛创新、突变和创造性毁灭的狂飙时代，经济学者却好像一群躲进深山老林的世外仙人，享受

着那所谓静态均衡的宁静和安详！马歇尔有一句名言倒是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他们的心态： “ 上帝端坐天堂，人间平安无事。 ”那么， 20 世纪之后的情况怎样呢？马歇尔去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0 多年里，主流经济学有两大标志性成就。第一项成就是凯恩斯的《通论》，它算是最紧扣时代脉搏的经济学经典。《通论》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分析架构究竟是凯恩斯年轻时代已经形成，还是受 1929—1933 年经济大萧条的启发所致，这个问题经济思想史家会继续争论下去。但毫无疑问，《通论》开启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确实与那个时代最大的经济问题紧密相关，这是凯恩斯的伟大和独到之处。然而，从最基本的理念角度来考察，凯恩斯是否真正发起了经济学的革命，今天依然值得深入思考。第二项成就是微观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马歇尔完全竞争均衡理论模型的修正，主要代表作是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这两部经典著作虽然给现代经济学的微观价格理论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工具，但其精神实质与马歇尔和庇古并无二致，依然是一种静态均衡分析，与现实企业活生生的行为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经济学研究进入全盛时期：经济学的影响力迅猛提升；经济学家出将入相，风光无限；经济学流派风起云涌，层出不穷，精彩纷呈。概而言之，宏观经济学领域，先后有以萨缪尔森、索洛和托宾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有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有以索洛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随之而生的以阿罗、卢卡斯和罗默为主要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主要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有以普雷斯科特为主要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有以曼昆、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等。

微观经济学领域，则有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张五常为主要代表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有以施蒂格勒为主要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有以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斯宾塞等为主要代表的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以卡尼曼、席勒等为主要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革命性突破可谓纷繁复杂、一言难尽。大体言之，则是数学方法全面引入经济学，包括数学的不动点定律、线性规划和动态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以及各种高明且高深的统计方法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分析方法最重要的发展则是博弈论被全面引入经济学，并大放异彩。博弈论分析方法发端于对人类个体行为相互影响（博弈）的研究，奠基著作是冯 · 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博弈论分析方法迅猛波及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尤其是产业组织领域（以梯若尔为代表）和贸易理论。当然，博弈论本身的运用范围远远超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皆大量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博弈论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经济学，有人认为是过去数十年经济学领域的最大成就之一，有人（尤其是科斯和张五常）则认为是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取得的成就如此辉煌和缤纷多彩，是否摆脱了经济学脱离现实的魔咒？此问题当然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是见仁见智。从所谓微观经济学领域来看，科斯毕生可以说一直不遗余力地批评主流微观经济学。有人说科斯不算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人物，然而，科斯却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一位人物。他一生发表的重要文章只有三篇，篇幅不到 10 万字，却开启了法律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三个重要的经济学发展方向。科斯不仅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是钱德勒研究美国企业历史发展的名著《看得见的手》里唯一被引用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 “ 大宗师 ” 施蒂格勒的自传《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对科斯定律的发现过程有极其生动和幽默的描写。施蒂格勒称，发现科斯定律的灵感突发堪比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的灵感突现。如此一位奇特的经济学家却毕生批评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主要理由就是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理论 “ 将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一个生产函数 ” ，经济学实际上还是 “ 黑板经济学或黑箱经济学 ” 。科斯寄希望于张五常 “ 将好的经济学搞起来 ” 。所谓好的经济学，就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有一句相当刻薄的评论，说美国是 “ 企业家瞧不起管理学家，管理学家瞧不起经济学家 ” 。这种说法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学者研究和感兴趣的话题与管理学者相去很远，与企业家则相距更远。一个最显著的案例是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自 1948年第一版问世，至今已经第 19 版，其中对所谓完全市场竞争均衡和效率的描述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看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第 19 版对所谓完全市场竞争和效率是如何论述的： “ 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结论之一，就是资源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这个重要的结论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所有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任何如污染或不完全信息等外部因素。“ 衡量竞争性均衡的效率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比较均衡点E的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如以下三步分析所示，如果MU=P=MC，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像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这样荣获诺贝尔奖的顶级大师竟然没有认真想过：他们设想的那些完全市场竞争的假设，其实并非是所谓完全

竞争，而是完全消除了竞争！完全竞争就是没有竞争，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一个真正的悖论。其他著名教科书的说法与此类似。下面请看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如是说： “ 竞争市场经济的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 —— 如果不使得其他某个人的境况恶化，没有人能够使得自己的境况得到改善。在竞争经济中，交换效率、生产效率和产品组合效率的条件都得到满足。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亦如是说： “ 总之，这三个关于市场结果的观点告诉我们，市场结果使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达到了最大化。换句话说，均衡的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所谓完全市场竞争其实就是完全没有竞争。然而，经济学者却依然生活在他们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世界里，根本没有去思考真实经济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经济学者亦步亦趋，也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这种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宏观经济学的情况如何呢？本卷开篇引述了人们对宏观经济学的各种批评。目前公认的观点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是所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忽视了金融部门。这听起来就极为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既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又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纵横世界的时代，还是金融业（或广义的金融资产）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速的时代。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为己任的宏观经济学竟然完全忽视了金融部门，这岂不是天大的玩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说 “ 经济学与现实脱节 ” 就完全符合事实。公正地说，经济学的高度或完全数学化是经济学与现实脱节的主要原因。

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以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莫里斯 · 阿莱、麦肯齐等为主要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大师开始了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征程，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成为几代经济学者的 “ 圣经 ” ，阿罗— 德布鲁的数理模型成为所有经济模型的规范。数学模型统治了英美顶级经济学杂志，没有数学模型的文章几乎没有发表的可能（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和张五常可能是少数几个例外）。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自然有其崇高的目标，那就是为经济学寻找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方法或范式，并且以此寻找到一个经济学的大统一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旨在实现这个梦想。高度数学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将所有不能数学化的因素都排除在外，最显著的就是熊彼特所强调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即使是最复杂的动态数学模型也无法描述这些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过程里最根本的内在力量，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 “ 没有任何主角的经济学 ” 。完全竞争均衡的理念之所以挥之不去，就是因为完全竞争均衡有一个优美典雅的数学结构。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数十年的著名讲义《价格理论》就高度赞美完全竞争均衡的数学之美。然而，正如张维迎教授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所指出的那样，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任何竞争。我想任何思维严密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这一点。完全竞争均衡理念的持久魅力正是其数学结构的优美典雅。高度数学化之所以可能，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经济学者对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的基本假设，即所谓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假设。假若我们抛弃这个假设，或者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就不能使用这样的假设，那么，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或完全数学化就没有必要。经济学可能需要平衡地运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数学思维，而不仅仅是专注于追求数学模型的完善和优美。我们将在以下章节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1. 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and Co.,Ltd. p.4–5.2.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p.v–xvii.3.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p.xv .4. 熊彼特认为至少在 1919 年《 凡尔赛和约 的经济后果》出版时，凯恩斯已经完全形成其世界观。5. 乔治 ·J. 施蒂格勒 .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M]. 李君伟，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6. 保罗 · 萨缪尔森，威廉 · 诺德豪斯 . 经济学（上） [M].19 版 . 萧琛，主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 258.7.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卡尔 ·E. 沃尔什 . 经济学 [M].4 版 . 黄险峰，张帆，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225.8. 曼昆 .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M].7 版 . 梁小民，梁砾，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59.9. 张维迎 . 经济学原理 [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第三章主流经济学的理念传承但是，我确实种下了效用之树。效用之树植根深厚，枝繁叶茂。—— 杰里米 · 边沁，英国法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批评一门学科谈何容易，何况是像经济学这样几乎包罗万象的庞大学科体系，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为之。深造自得又是谈何容易，经济学文献浩如烟海，世上绝无任何绝顶天才能掌握全部经济学文献。倘若要求掌握全部经济学文献方能进行批评和检讨，则今日无人再敢批评和检讨。信息大爆炸时代，全球一日所发表的经济学文献，个人穷毕生精力也不能尽读。然而，人类一切学问皆需要随时反思和检讨，以推进学科发展，以开启崭新的知识。我今日所言的批评办法，则是力求掌握经济学近300 年发展的精神血脉及其演化过程，以窥见其精神血脉内在的不足或缺陷，并希望通过中华的高深哲理来补充完善。所以，我勾勒出近 300年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以窥见经济学理念和方法的演化和转折。经济学近 300 年发展历史所一脉相传的精神血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颇难回答。盖 300 年经济学说、思想和理论发展史，可谓群星灿烂、精彩纷呈、演变繁复，即使某个经济学者的思想和理论也往往变

化多端。纵使精通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也往往依照其偏好或时代风尚而有所选择，何况每个学者心目中何为重要思想、谁为重要学者，往往因人因时而异。萨缪尔森 1961 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 “ 经济学者及其观念史 ” 里提到，芝加哥学派大师级人物施蒂格勒精于经济思想史，他认为经济思想史上被严重高估的学者是马尔萨斯。萨缪尔森不同意施蒂格勒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上被严重高估的经济学者是李嘉图。萨缪尔森还提到，熊彼特曾经在一次演讲里说，世界上 4 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 3 位是法国人 —— 瓦尔拉斯、古诺、魁奈！还有一位是英国人马歇尔。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费雪等均不在熊彼特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列。凯恩斯和费雪与熊彼特是同时代的人物，不在最伟大之列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李嘉图、马克思等也进不了熊彼特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列？原因很难准确说明，大概是熊彼特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学应该是能够完全数学化的经济学，尽管他本人并不精于数学模型。熊彼特多次称赞瓦尔拉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称赞其一般均衡体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理论。熊彼特的评断今天恐怕不是所有经济学者都会同意，他的弟子萨缪尔森也不完全同意老师对瓦尔拉斯的评价。又譬如，熊彼特对斯密及其《国富论》颇有微词，完全不像某些经济学大师，只要提到斯密，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熊彼特认为，斯密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 “ 没有任何一项完全创新的思想、原理和方法 ” 。 “ 那些称赞斯密著作为划时代、原创性成就的人，主要是赞美斯密所倡导的那些经济政策 —— 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地政策等。 ”熊彼特承认《国富论》是大师之作，却认为《国富论》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斯密优美典雅和具有说服力的超级文笔， “ 他是整个 18 世纪最具说服力的作家之一 ”。

由此看来，我们要想从某一位经济学家身上（哪怕是位居最伟大行列的经济学家）寻找到整个经济学的内在精神血脉，也是极为困难的，或者说，我们要想从某位经济学家身上（即使是像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这样划时代的人物）寻找到全部经济学共同具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信念（经济学家共同认可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信念），恐怕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批判这门学科，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讨论一门学科发展史上哪些学者重要或最重要，还有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是我们常常不加区别地使用所谓学说、思想、理论这些字眼。我们并没有将三者进行严格精准的区别。有人看中学说的博大精深，有人看中思想的高妙独特，有人重视理论的严谨细致。我的看法是，学说涵盖范围最广，思想次之，理论又次之。理论为思想之内核，思想复为学说之内核。所谓理论者，须有清楚严格的假设和逻辑严密的论证；思想则较为宽泛；学说则更为宽泛。以此论之，斯密虽为经济学开山宗师，却没有逻辑严密的理论，亦可以说没有开天辟地的创造性思想，所以熊彼特就说斯密是运气好，是 “ 在正确的时候写了一部正确的著作 ” 。斯密的思想皆由前人提出，即使是千古流芳的 “ 看不见的手 ” 和 “ 自私有益社会 ” 的思想，也早有人。斯密的伟大源自他是一个高超的集大成者。以理论、思想、学说三分而言之，多数经济学者可谓是有理论而无思想，学说则更谈不上；又有极少数学者有开天辟地的思想，却没有什么精密严格的理论，后者可以奈特和科斯为代表。奈特思想之深刻， 20 世纪英美经济学者里无出其右，但奈特对经济学的数学化深表怀疑。他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却算不上顶级理论高手。相反，萨缪尔森和阿罗绝对是理论模型的顶级高手，但正如蒙代尔评价他的恩师所说， “ 二师 ” 或许算不上顶级的大思想家。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区分了 “ 政治经济学体系 ” 、 “ 经济思想史 ” 和 “ 经济分析史 ” 。依熊彼特之见，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根据某种统一或规范的原理（譬如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所阐述或倡导的一整套经济政策。他认为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所谓经济思想史，就是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里，有关一切经济事务的一切观点、观念或愿望（尤其是有关公共政策的观点或观念）的总和。可见众说纷纭，实际上要完整记录或描述某个时代或某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思想与观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熊彼特所关注的是所谓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是力求解决具体真实经济问题的方法。他举了一个例子：如何分析竞争性价格如何形成？希克斯或萨缪尔森所用的方法自然不同于穆勒所用的方法。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分析史，其实就是经济理论发展史。与人类思想和人类事物的其他方面一样，经济学学说、思想和理论发展史也是一部 “ 英雄 ” 创造的历史。整个经济学说、思想和理论发展史就是那些少数大师书写的历史。他们的原创性思想、创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新奇的经济政策建议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人格魅力，共同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当然是非常复杂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熊彼特将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发展史上的那些开创性大师比作他心目中激发和开启 “ 创造性毁灭 ” 的企业家。熊彼特心目中的 “ 经济学企业家 ” 包括重农学派的魁奈、马克思学派的马克思、凯恩斯学派的凯恩斯、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此外还有斯密、李嘉图、马歇尔、施穆勒（德国历史学派创始者）。从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开创性来判断，我心目中的 20 位代表人物是：斯密、边沁、李嘉图、马克思、瓦尔拉斯、门格尔、杰文斯、马歇尔、费雪、凯恩斯、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奈特、科斯、萨缪尔森、阿罗、弗里德曼、蒙代尔、张五常。

1.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825–826.2.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4.3.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7.4.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185.

第四章新古典精神：主流经济学的精神血脉经济学理论假设经济行为主体是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种假设与世界上任何乘坐巴士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毫无相似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成天或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最大化任何事情，除非是在努力最大化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即使是努力最大化不开心的事儿，也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罗纳德 ·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若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每个人皆拥有相关情形的完美知识，那么，所有那些对生产活动的控制或需要负责任的管理工作，皆没有存在的理由，甚至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也不会存在。—— 弗兰克 ·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纵观经济学近 300 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精神血脉概括为 “ 新古典精神 ” 。什么是新古典精神？简而言之，新古典精神的核心理念就是两个最基本的假设或公理。其一，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即 “ 理性经济人假设 ” 。进一步而言，从消费者角度看经济人的基本假设或公理是边际效用递减和效用最大化，从生产者角度看经济人的基本假设或公理则是边际收益递减和利润最大化。其二，对经济体系内在本质特征的假设

就是完全信息假设。此假设也有多重表述，如交易费用为零、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预期完全理性等。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基本假设或公理，经济学者推导出经济学最基本的重要定理。诸如，一般竞争均衡或完全竞争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帕累托最优，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等等。新古典经济学最严谨和最标准的数学模型是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它成为所有现代经济学数理模型的基准和典范。为什么新古典精神能够概括或总结经济学近 300 年发展历史的精神血脉呢？首先，新古典精神起自斯密的《国富论》，劳动价值论（或绝对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是斯密《国富论》最重要的基础假设， “ 看不见的手 ” 则是《国富论》最重要的理论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以主观价值论或相对价值论取代斯密和李嘉图的客观价值论或绝对价值论，这就是 19 世纪下半叶的边际效用革命。效用和边际效用理论的发展是整个 19 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成果，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边沁、赫尔曼 · 戈森、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正是将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与生产者的边际收益递减和利润最大化结合起来，从而构造出以供求均衡为核心架构的大综合体系，所以马歇尔被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山大师和集大成者。后世经济学者，如阿罗、德布鲁、麦肯齐、赫维奇等人的主要贡献则是用数理模型给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思想以最严格的数学证明。怀特海曾经如此描述西洋哲学思想发展史：西洋哲学就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和证明。我们可借用怀特海的话以说明经济学近 300 年的发展史：西方经济学就是一系列对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的注释和证明。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体现了这门学科的精神血脉。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给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标准模型，几乎所有重大的经济理论创新皆可以看作是对新古典模型的修正或对新古典假设的放松或修正。譬如，凯恩斯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层面看，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或理性预期假设的修正。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体系是一个自我调节、自动迈向均衡和充分就业的体系，就业不足或失业不可能存在，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这也是 “ 萨伊定律 ” 的主要论点。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金融或经济危机不可能发生。海曼 · 明斯基重新阐释凯恩斯经济学的名著《凯恩斯 通论 新释》就是集中讨论凯恩斯《通论》所暗含的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假设。凯恩斯的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直接源自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凯恩斯经济学从宏观层面看，是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 “ 货币是一层面纱 ” （或货币中性，或货币数量论）的修正。凯恩斯以基于货币市场（流动性偏好）的利率理论取代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真实利率理论（没有货币的利率理论）。20 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进展是奈特和科斯等人开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施蒂格勒、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开创的信息经济学或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这实际上就是对新古典完全信息假设的修正或放松。奈特在他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里已经明确指出，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任何组织都不需要存在，也不会存在。科斯明确引入交易费用来解释公司组织的存在，后世所有公司理论皆发源于此。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 “ 理性经济人 ” 假设的修正或放松。凯恩斯《通论》有大量篇幅讨论所谓 “ 动物精神 ” ，实际上就是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当代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集中讨论那些被新古典经济学者视为非理性的行为或动物精神，诸如，

对收益和损失的不对称偏好或计算，盲目跟风行为或牛群现象，社会习俗根深蒂固的影响，价值观深刻影响经济利益的计算，欺骗和讹诈，等等。新凯恩斯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克洛夫和行为金融学代表人物席勒通力合作，先后出版《动物精神》和《钓愚》两部著作，目的就是改造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动物精神》一书的标题和灵感就直接来自凯恩斯《通论》里对人所具有的动物精神的精彩描述和分析。新古典金融理论的基准模型是著名的 “MM 定理 ” （莫迪格里亚尼— 米勒定理）。正是基于完全信息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 MM 定理推导出 “ 金融市场结构无关性 ” 的著名结论。 20 世纪后期所有的金融理论，皆可看作是对 MM 定理的突破或修正，即引入信息费用或交易成本、引入非理性预期、引入市场摩擦或不完善等等，以解释金融市场的各种复杂现象。譬如美联储前主席本 · 伯南克毕生研究的重心就是引入金融市场的摩擦或信息费用、人们预期的非理性、人们对收益和成本预期的不对称等，以解释金融市场为什么会出现泡沫或过度反应，为什么会出现 “ 金融加速器 ” 现象和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现象，以解释货币政策各种复杂的传导机制。伯南克的著作里多次明确否定 MM 定理和尤金 ·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理性预期学派重新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严格假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则是更加明确地强调市场摩擦或市场不完善，强调预期的非理性或人性的动物精神。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其实也是从修正新古典基准模型的信息假设出发，以设计某种机制或制度安排，实现如何让人说实话，如何让人不偷懒的目的，即实现人的行为所谓的激励相容。因此，近 300 年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新古典精神展开的：要么是对新古典精神的捍卫和证明，从新古典基本假设出发，构造各种数学模型；要么是对新古典精神的修正或批判，即修正

或放松新古典模型的严格假设，以构造各种数学模型，对经济现象做出新的解释或说明。

第五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结构价格理论的内在结构具有一种惊人的美感，这种美感总是令人想起济慈的著名诗篇《希腊古瓮颂》的最后一句： “‘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 ，这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所能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一切。 ”—— 米尔顿 · 弗里德曼，《价格理论》顾名思义，经济学这门学问的主旨和内在基础就是最大化。—— 保罗 · 萨缪尔森，《经济分析里的最大化原理》（ 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词）从新古典精神里，我们可以精准地看到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一是基本哲理或世界观；二是基本的问题或重点希望解释的现象；三是分析方法。前文已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哲理或世界观就是一种理性、静态和长期的世界观。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给定资源禀赋的有效配置或价值创造，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均衡分析方法，基本的政策含义则是竞争性市场的有效性和最优性。我们也可以简要地将任何一套经济理论概括为内容和方法两个维度：内容是经，方法是纬，一经一纬，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内

容是主导，方法是从属。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或核心问题是给定资源禀赋的最优配置或价值最优创造，方法则是均衡分析。研究给定资源的最优配置特别是研究长期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均衡分析或最大化分析方法自然是最佳的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照的三大经济思想和理论流派是马克思学派、熊彼特学派以及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虽然熊彼特师从维也纳大学的各位宗师，如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也与米塞斯、希法亭和鲍尔同窗，但经济学界通常不认为熊彼特属于奥地利学派，这说明熊彼特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有显著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哲理或假设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 “ 理性经济人 ” 和 “ 完全信息 ” 那么简单明了，而是由多个对人性本质和对人类社会本质的基本理念构成，诸如人的阶级划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的异化，资本家或有产者内在的不可遏制的剥削动机，无产者必然遭受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日益贫困或极端贫困，等等。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哲理或假设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人性本质和人类社会本质的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价值二元属性的观念（使用价值和价值）则来自古典经济学的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或核心内容并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专注于长期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是专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内在的、长期的、动态的演变规律。这个基本问题或研究内容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而必然采用历史的、动态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奥地利学派开山大师门格尔是边际效用革命的主将，主观价值理论的首创者。然而，奥地利学派认为的经济学基本哲理或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有重大差别，核心分歧就是对信息或知识的看法。奥地利学派同样主张 “ 理性经济人 ” 假设，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一致。米塞斯《人的行为》一书对此有明确阐述。

但是，真正代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精神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却没有所谓 “ 完全信息 ” 之类的理念。他们明确地将市场看作一个动态的、创造的或发现的过程。既然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创造的或发现的过程，当然就不可能有所谓 “ 完全信息 ” ，也就是说并没有那么多既定的或固定的信息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利用或计算。相反，人们的经济决策要求人们去发现所需要的信息或知识，在这个过程里，人们自身也不断创造着新的信息或知识。整个经济活动不仅创造出新的技术、商品和服务，而且创造出新的信息或知识。哈耶克 1947 年的著名论文《知识的社会运用》正是抓住了 “ 知识创造 ” 或 “ 知识发现 ” 这个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可谓独步江湖。奥地利学派的主要内容依然是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因为他们对市场的看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所以奥地利学派也不可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静态均衡方法。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比较接近马克思学派或德国历史学派，注重历史的、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熊彼特经济学最为奇特。熊彼特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可谓格格不入，或者说，熊彼特根本不认可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尽管他高度推崇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熊彼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或哲理最奇特之处，乃是他从撰写《经济发展理论》开始，就将企业家或创新者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绝对主角，将创新或创造性毁灭看作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旋律或本质特征，这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般的创见。熊彼特并没有对人性的本质展开系统长篇的论述，然而，通过他对企业家本质特征或基本素质、企业家行为的本质特征、适应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的区分等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熊彼特对人性本质的认识比新古典经济学要丰富和深刻得多。所谓自私或理性经济人并不能完整概括人性的本质。既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最本质的特征是创新或创造性毁灭，那么，所谓完全信息或理性预期就变得完全不相

干了。对于一个面向未来的创造者而言，根本就没有完全信息或理性预期这回事儿。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的世界观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如马歇尔）和后继者，也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可谓经济思想和理论历史上真正独树一帜的人。熊彼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所谓长期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的、创造的历程。是的，创造（或创新）始终是熊彼特经济学的关键词：他对经济体系动态演化各个侧面和各个层面的分析皆是围绕企业家、创新或创造展开的；他对货币、金融或信贷机制及其市场的分析也是围绕如何有助于企业家的创新或创造展开的；他对商业周期或经济周期的分析以企业家为主角，以创新或创造性毁灭为经济周期的核心动力；他对经济政策的讨论或建议也是围绕如何助力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所专注的静态均衡，只是熊彼特波澜壮阔的创造性 “ 活剧 ” 的一个假想的背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一章所讨论的 “ 静态循环过程 ” 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专注的问题。而熊彼特所专注的问题，正是经济体系该如何打破这个静态循环过程，如何开辟出生机勃勃、变化莫测的动态演化历程。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角、没有色彩、没有生机的静谧的 “ 乌托邦 ” ，熊彼特经济学则是一个以企业家或创新者为主角、以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为主旋律、充满无限生机和无限可能的壮阔历史 “ 活剧 ” 。从基本问题或内容上看，熊彼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最为接近，然而，马克思的主角是资本家和无产者，基本动力则是剥削和反剥削；熊彼特的主角是企业家，基本动力则是创造和创新。熊彼特所用的分析方法同样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非常接近，他们两人都主要采用历史的、动态的分析方法。越到晚年，熊彼特越深深怀疑数学方法或所谓精确经济学，越相信历史的分析方法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过程最有效的方法。

第六章凯恩斯革命是真正的经济学革命吗？凯恩斯的干预政策理念及其目标确实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却让经济学者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凯恩斯经济分析的真正贡献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内在缺陷的制度。遗憾的是，凯恩斯的伟大贡献仅仅开启了一场中途夭折的、没有最终完成的经济思想革命。试图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综合起来，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伦不类的杂种凯恩斯主义。—— 海曼 · 明斯基，《凯恩斯 通论 新释》我们说西方经济学（以英美经济学为主）总体而言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围，应该是一个中肯的说法。凯恩斯《通论》开启现代宏观经济学，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革命性突破，许多经济学者也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经济学历史上 “ 哥伯尼式的革命 ” 。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可以说，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依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围，基本的区别是凯恩斯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和理性预期假设，所以凯恩斯特别强调市场运作的信息费用。虽然他没有使用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后来才有

的，但《通论》对就业市场和供求机制的分析，明显暗含着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凯恩斯尤其强调预期的不确定性和人性的动物精神，所以凯恩斯放弃了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没有疑义的，后来的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常常从凯恩斯经济学里获得灵感，即是明证。凯恩斯正是从预期不确定性角度来考察货币的功能，货币的基本功能就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预期，或协调现在和未来的交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凯恩斯完全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别开生面。同时，凯恩斯将经济分析提升到宏观或整体经济层面，它发明了诸如总投资函数、总需求函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边际消费趋向递减、流动性偏好等诸多新概念，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架构。他对于宏观经济学分析架构的贡献类似于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架构的贡献，或者说，凯恩斯将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架构推广到宏观经济分析。由此说凯恩斯经济学是哥伯尼式的革命也不算过分。然而，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依然是资源配置，而且是短期的、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凯恩斯著名的格言： “ 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 ” ，表明他的重心是短期问题，不是长期问题。他重点关注的是短期失业和经济萧条问题，不是长期经济增长和动态演化问题。这也是熊彼特所说的凯恩斯世界观的核心。因此，凯恩斯所用的分析方法也是静态均衡或部分均衡方法。虽然凯恩斯关注的失业和经济萧条问题本质上是动态的经济周期问题，但是凯恩斯所用的分析方法却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所以希克斯 1937 年的著名论文《凯恩斯和古典经济学》就直接将凯恩斯融入古典传统， IS–LM 模型从此名扬天下，迄今为止仍然是最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精神就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精神，方法就是部分均衡分析方法。 IS–LM 模型将凯恩斯那叛逆精神的一面全部扬弃掉，所以罗宾逊夫人和明斯基等人对这种凯恩斯经济学的阐释深表不

满，罗宾逊夫人称之为 “ 杂种凯恩斯主义 ” ，明斯基则奋起重新阐释凯恩斯经济学，以抢救凯恩斯《通论》所蕴含的思想精华。所以我们说，凯恩斯革命固然不假，但说凯恩斯革命笼罩在新古典精神氛围里，应该也是恰当的。这可以理解，凯恩斯毕竟是马歇尔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尽管马歇尔最终没有选择凯恩斯作为他的继承人。凯恩斯所写的回忆马歇尔的文章《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被公认为是经济学者所写的最优秀的传记文章之一。凯恩斯并不想彻底推翻新古典经济学，相反，他认为，只要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那一整套理论就完全成立。对此《通论》有明确阐述。这就是后来萨缪尔森和托宾等人倡导的 “ 新古典综合 ” 的基本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经济学并没有 “ 革 ” 新古典经济学的命，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补充。当然，如何看待这个补充的地位和分量则相当有趣，见仁见智。《通论》开篇就说古典经济学只是《通论》的一个特例，后来新古典综合派则反过来说凯恩斯经济学只是新古典的一个特例。无论如何，凯恩斯经济学并没有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以为，真正完全跳出新古典精神之外的经济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熊彼特的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以上的分析引出另一个重要问题：所谓经济学流派究竟是如何划分的，或者说应该如何划分？坊间有各种阐述经济学流派的著作，作者们心目中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我认为，划分经济学流派主要应该从内容或问题来划分，而不是从分析方法来划分。虽然内容或问题对方法具有决定性，但是方法往往具有通用性。借用佛教术语，方法是 “ 共法 ” ，研究任何问题皆可以采用。

第七章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矛盾简而言之，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市场的交换。—— 罗纳德 ·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前面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概括为对人性本质的假设和对人类经济体系本质特征的假设。实际上，如果详细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至少可以划分为 6 个：其一，人皆同质且完全理性；其二，经济体系的技术、资源和偏好皆是已知或给定的；其三，规模报酬递减而不是递增；其四，经济体系信息完全给定、完全对称、完全共享，信息获取不需任何成本；其五，所有变化或冲击皆外生而不是内生；其六，人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外部性，即每个人的经济活动皆实现全部收益和全部成本均等（包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新古典经济学由此得出一些主导主流经济学思维模式的基本结论：其一，唯有所谓完全竞争的经济体系才是最优竞争或满足帕累托最优的经济体系。完全竞争的经济体系则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面对的需求曲线皆是一条平行线，每个生产者皆是受价者，每个消费者皆是受价者。易言之，市场上没有任何人对价格有任何决定性作用或决定性影响，经济体系里没有任何定价者、寡占者和垄断者。其二，完全竞争的经济体系满足帕累托最优，即满足或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是对全社会最有益的竞争状态或经济体系。其三，市场上出现垄断者或寡占者必定意味着经济体系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垄断或寡占企业必定对社会整体福利有害，这就是所有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必然要详尽分析的垄断 “ 死三角损失 ” 。垄断导致死三角损失的数学和几何分析是所有经济学本科生的必考题目，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和垄断分析就成为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经济思维方式，至今依然支配着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一种理论和思想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完全竞争均衡的经济体系具有优美严谨的数学结构，对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具有不可抗拒的巨大的知识魅力，完全竞争均衡模型迅速征服经济学界完全可以预期和理解。它迅速成为人们思考和分析经济现象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思维基准。以这个基准为判定标准，不仅一切偏离完全竞争的寡占或垄断有害，而且一切偏离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的外部性也有害。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背离、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背离因此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要课题。所谓外部性或市场失效的理论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始作俑者正是马歇尔的衣钵传人庇古。从谴责寡占或垄断自然就引出了反垄断、反托拉斯、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等一整套理论和法律法规；从担心外部性和市

场失灵就引出了如何纠正市场失败、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如何设计政府干预政策等一整套理论和政策，经济学者能够出将入相和担任各大公司顾问，即源于此。“ 狗转来转去，终于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 从论证完全市场竞争的 “ 看不见的手 ” 如何最优出发，经济学者终于将政府干预的 “ 看得见的手 ” 从后门请了进来。经济学者发现：其一，人并非完全理性，也并非完全一样；其二，信息不对称是常态；其三，外部性总是存在。由此三者出发，经济学者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市场原来并非总是有效（新古典意义上的有效或帕累托意义上的有效）。从此， “ 看不见的手 ” 和 “ 看得见的手 ” 如何摆布和分工，就成为经济学者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所有这一切的原点，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假设。反垄断、反寡占、主张政府管制或干预等理论和政策，乍看起来似乎与新古典经济学格格不入，其实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向前发展必然要引申出的结论。此真所谓 “ 出尔反尔 ” ！为什么会出现 “ 出尔反尔 ” 这样的悖论？为什么会出现 “ 狗终于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 的尴尬处境？根本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不现实的假设导致不现实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含义。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典型的 “ 乌托邦 ” 理论。它对人性本质特征的假设和对经济体系本质特征的假设从根本上不符合人性的真实本质和经济体系的真实本质，由此推导出来的关于竞争、垄断、效率、均衡、增长、发展、帕累托最优和所谓福利最大化等结论自然不会符合现实，自然也会出现悖论或矛盾。

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重大缺陷。正如基于牛顿超距作用力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诸如电磁现象、量子现象和宇宙膨胀现象等许多自然世界最重要的现象一样，基于理性经济人和静态均衡理念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解释诸如规模收益递增、锁定、垄断、企业家和创新、创造和创造性毁灭、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和路径依赖、经济周期和危机等真实经济世界最重要的现象。新古典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尽管试图放松或修改那些极端和严格的假设，引入不对称信息、外部性、非理性经济行为或动物精神，却仍然坚持从那些极端假设推导出来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含义，恰如 “ 狗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 ，团团转而不知所措，只好求助政府干预来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的 “ 乌托邦 ” 。其实，既然放弃那些不现实的假设，就必然要放弃那些极端假设所推导出来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含义。既然人人各不相同，人的行为从来不是完全理性，人的行为充满动物精神；既然经济体系的资源和信息从来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信息从来就是不对称的，那么所谓完全竞争或完美竞争就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 乌托邦 ” ，也根本不是什么福利最大化的、满足帕累托最优的经济体系。正如张维迎教授所指出的，完全竞争就是没有竞争，没有竞争还谈什么竞争的好处或福利最大化呢？我们当然可以讨论或追求竞争的好处，也可以讨论或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换一个视角来讨论和分析。既然外部性总是存在，如果人的行为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与收益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我们需要寻找不一致的现实原因，而不是去求助政府管制或干预来消除外部性。政府干预或管制是另一种外部性，问题反而越搞越复杂了。对于这个问题，科斯和张五常就非常高明，他们证明所谓外部性的根源就是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政府不是来干预或管制企业活动，而是要努力去完善产权保障的法律制度。

因此，看起来数学严谨优美、逻辑完全自洽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其实是一个具有深刻内在矛盾的理论体系，其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基本假设与人性的本质和真实经济世界的本质特征格格不入。弗里德曼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试图证明 “ 不真实的假设 ” 并不影响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以此来挽救新古典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结果反而陷入更深的矛盾之中。科斯有一篇著名文章《经济学家如何选择》，毫不客气地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既不符合科学的基本逻辑，也不符合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历史。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既然存在重大缺陷，我们就应该从根本上放弃这个理论基础，或者给经济学奠定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给人类经济体系设定的一系列定义或概念，诸如静态、均衡、效率、最优、社会福利等。正如只有抛弃牛顿的超距作用力和绝对时空理念，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时空的本质，真正认识物质和能量的本质，真正认识自然界各种作用力的本质，真正认识宇宙演化的本质。简言之，我们需要一整套新的经济学思维范式。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最根本缺陷是什么呢？新古典经济学将人性的无限创造性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置之度外，将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非线性、非均衡置之度外，将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关键主角 —— 创新者和企业家置之度外，将企业追求独特性和垄断的基本目标和事实置之度外，将预期的不确定性和知识信息的创造置之度外。这样一个脱离现实、抽象、错误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范式竟然一直统治着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的头脑，实在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对此怪事最可能的解释是新古典经济学具有优美严谨的数学模型。 20 世纪以来，多数经济学者坚信，只有能够严谨数学化的经济理论或模型才是科学的，才符合科学规范。这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本质以及对科学本质的重大误解。

毫无疑问，为了真正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演化的本质，经济学者应该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思维范式。这正是本卷希望传递的信息。

第八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对经济学的深刻反思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正是标志着意识形态对经济分析的胜利，他的全部经济分析都是他的世界观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熊彼特，《创新的先知：约瑟夫 · 熊彼特传》我们今日试图批判经济学，实际上经济学者特别是思想深刻的大师级经济学者经常在反思自己所从事的这门学科。很多时候，新的思想或创见往往就是源自对一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反思。斯密《国富论》是对当时欧洲各种经济思想乃至各种哲学社会思想的大综合，同时也是对当时各种经济思想或理论的反思或批评。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 “ 古典经济学 ”“ 庸俗经济学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 之类的名词就是马克思的发明，正是他批判欧洲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凯恩斯《通论》处处可见对前辈学问的反思和批判。我认为，从基本问题、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角度仔细考究《通论》，《通论》的主要问题皆是针对古典经济学（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发；从如何观察或看待人类经济体系（凯恩斯的视角当然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英国经济）而言，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也可看作是针对马歇

尔、庇古而发，针对萨伊定律而发。综合起来，我认为，凯恩斯观察世界的视角（世界观）与古典经济学（以李嘉图、萨伊为代表）和新古典经济学（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迥然不同，这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可能主要来自凯恩斯自身的生活经历，也可能来自他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熊彼特《经济分析史》认为凯恩斯《通论》第 18 章很完整地总结了凯恩斯的全部世界观。读者可以取而读之。熊彼特划时代的长篇巨著《经济分析史》实际上就是对以往时代和他同时代经济学的系统性批判和深入反思。今日人们对经济学非常不满意甚至怀有敌意，然而，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指出，人们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不满和敌意至少从重农学派时代开始就非常普遍。事实上，在整部《经济分析史》里，熊彼特就时常对以往时代和同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者表达出不满，并提出尖锐批判。譬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对 19 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者所普遍采取的所谓静态（或稳态）分析方法和世界观感到非常遗憾和不满意。首先，这种分析方法和世界观完全脱离当时的现实世界。 19 世纪正是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的大时代，新的科学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和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正在快速崛起，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大国和最大的经济体。 19 世纪后期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亚洲日本的迅猛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世界发生了 “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李鸿章语），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些划时代的变化却完全视而不见，他们躲在书斋里构思那个虚幻缥缈的所谓长期静态的乌托邦世界。熊彼特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的所谓长期静态世界观和分析方法完全忽视了个人的首创性和企业家的创新。熊彼特经济学的核心正是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他对那种一潭死水般的所谓长

期静态分析模型当然深感不满甚至厌恶。熊彼特经济学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他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严重脱离现实似乎是经济学理论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仅古典经济学者如此，经济学数百年来的发展大体也如此。经济学者的理论往往与真实世界毫无关系。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巨变，管理资本主义和股份制公司取代小业主和合伙制企业，成为支配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公司 “ 看得见的手 ” 取代市场 “ 看不见的手 ” ，成为协调经济活动的关键机制。然而，经济学理论却依然停留在所谓完全市场竞争的乌托邦世界里。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被誉为具有开创性贡献，实际上远远没有触及（更谈不上解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体系演化机制 —— 公司的诞生、演化及其行为。某种程度上，经济学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20 世纪 70 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开始研究美国企业的历史演变，他非常震惊地发现，经济学者竟然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完全视而不见。为了解释美国公司结构的变革，钱德勒找到的唯一能对他有所启发的经济学文章竟然只是科斯年轻时候写的一篇不成熟的作品《企业的本质》。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由于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巨变，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危机成为常态，然而，占支配地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竟然是所谓的理性预期学说和有效市场假说。很大程度上， 60 多年前熊彼特所深感遗憾的经济学 “ 与现实脱节 ” 的状态，至今也没有多少改变。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只是躲在书斋里幻想一个世界，然后据此构建他们那些看似高深莫测的数学模型。熊彼特强烈批评主流经济学者漠视经济体系的持续变化、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演化历程。《创新的先知：约瑟夫 · 熊彼特传》一书的

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托马斯 · 麦克劳也明确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这个根本性缺陷至今依然如故。本卷试图说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分析范式和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必然导致他们漠视变化、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毁灭，漠视大公司的演变发展。要理解经济体系内在的动态演化历程，深入认识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毁灭，首先必须改变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因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基本假设与创造、演化和企业家精神格格不入。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书对经济学发展最感遗憾或不满的，当然是经济学者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忽视。英国早期经济学者坎蒂隆是第一个使用过 “ 企业家 ” 这一名词的人，然而经济学真正的奠基者斯密却从来没有使用过 “ 企业家 ” 这一术语，他所用的术语是 “ 工头 ”“ 商人或掌柜 ” 。法国经济学者萨伊算是第一位比较系统讨论企业家作用的人，但萨伊也不过将企业家的功能定义为 “ 将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到一个生产组织里面 ” ，这个定义基本上没有抓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李嘉图和马克思压根儿没有注意到坎蒂隆和萨伊对企业家的见解。古典经济学者里，唯有小穆勒（约翰 · 穆勒）重视对企业家作用的讨论，不过小穆勒心目中的企业家也停留在 “ 工头监管或控制 ” 的角色，与日常管理没有太多差别。尤其错误的是，小穆勒将企业家等同于所谓风险承担者，进一步误导了经济学者对企业家的认识，后来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对企业家的理解也没有走多远。时至今日，熊彼特毕生重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艰辛努力依然没有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主流经济学将企业家列为所谓第四生产要素 —— 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后，然而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当作一个类似土地和劳动的生产要素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误导我们对经济体系动态演化本质的理解和认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无法精确测量，无法以数学模型表达或描述，所以大多数经济

学者从根本上就不去思考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正如本卷所要说明的那样，要真正理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真正重启熊彼特经济学的精神力量，就必须抛弃或从根本上修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熊彼特对此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可惜他的重要创见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者继承和发扬光大。在他的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和两卷本巨著《经济周期循环论》里，熊彼特明确区分了两种人类经济活动：一种是适应性经济行为或反应，一种是创造性经济行为或反应。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如果一个经济体系的参与者、产业的参与者或企业家的反应仅仅是调整现有的行为方式或生产方式，那就是一种适应性经济行为或适应性经济反应；如果一个经济体系的参与者、产业的参与者或企业家能够跳出现有行为模式，以完全崭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来应对环境的变化，那就是一种创造性经济行为或创造性经济反应。熊彼特认为，创造性经济行为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预测的，因而充满不确定性、突变或惊奇，它们才是改变和塑造一个经济体、一个产业和一个企业长期趋势和面貌的根本力量。创造性经济行为的发生依赖一些特殊个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改变了人类社会和经济的面貌，让人类经济向更新、更好和更高的层面不断迈进。没有那些特殊个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那些划时代的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企业就永远不会产生。熊彼特说： “ 创造性经济活动是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历史长河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任何所谓历史决定论的信条能够阻挡这个历史的真正决定性力量。 ”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人，就是熊彼特给以高度重视的企业家；这种创造性经济活动，就是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企业家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波澜壮阔的历史 “ 活剧 ” 的主角，创新和创造性毁灭则是熊

彼特经济动态发展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力量。在《经济周期循环论》第一卷里，熊彼特着重强调： “ 创新是我们描述和分析经济动态进化过程所用模型的唯一重要基石。 ”熊彼特将人类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及其周期性动荡主要归功于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企业家力量，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将经济波动主要归咎于货币供应量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变化，他们代表着对人类经济体系内在演化动力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熊彼特曾经多次评论凯恩斯《通论》所代表的世界观，说那是一种 “ 停滞主义和衰退主义 ” 的世界观。《通论》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企业家和创新的影子。凯恩斯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最本质的区别，正是他们对经济体系内在动力的认识有天壤之别。熊彼特还明确指出，一个经济体系或一个国家的创造性经济活动的多少和强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整个社会所拥有人才的质量；二是这个社会或经济体系里某个行业或领域所拥有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以及与这个行业或领域密切相关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三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个人所具有的决策能力、行动能力和行为模式。显然，熊彼特已经深刻探察到人类经济动态演化发展最根本的内在本质。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深刻洞见超越一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家，因为他已经开始从人性的本质或人才的质量这个最基本的层面来讨论增长的本源了。然而，熊彼特似乎没有明确认识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等驱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核心力量，很难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和分析。这也是熊彼特经济学思维里的一个内在矛盾，因为实现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分析的高度数学化或完全数学化同样是熊彼特的理想。这一点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里也说得非常明确。

前文已经说过，熊彼特心目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位经济学者有三位是法国经济学者 —— 瓦尔拉斯、古诺和魁奈，第四位是马歇尔，他们皆以构造宏大严密的数学模型著称。熊彼特对瓦尔拉斯的赞美可谓是无以复加： “ 就纯粹理论而言，依我之见，瓦尔拉斯是所有经济学者里最伟大者。他的经济均衡体系将高水平的革命性创造力和高水平的古典综合能力完美结合起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是唯一能够和理论物理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杰作。 ”这其中暗含了熊彼特心目中经济学的理想境界，那就是堪与理论物理学相媲美的经济学！熊彼特还称赞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者琼 · 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观点是 “ 再合适也没有了 ” 。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一套政治哲学，而是一个 “ 拥有各种分析工具的工具箱 ”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要实现经济学的完全数学化，堪与理论物理学相媲美，就必须给经济学模型确定一些极其严格和不现实的假设，结果很可能就是让经济学模型及其理论结论与真实世界脱节。熊彼特毕竟不同，尽管他如此高度赞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数学模型，期待经济学能够达到他心目中所谓 “ 精确经济学 ” 的水平，但熊彼特晚年明确认识到人类经济行为从根本上是无法精准描述和预测的。所以晚年的熊彼特最终放弃了对精确经济学的追求。在一篇题为《人性和机遇：不确定性原理》的文章里，熊彼特强烈呼吁经济学家直面他们长期避而不谈的重大问题： “ 这个问题就是那些超群绝伦的个人对人类经济活动和历史演化所施加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除了那些浅薄无稽和露骨的偏见之外，经济学家几乎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秉持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既不沉醉于英雄崇拜，也不陷溺于英雄崇拜的荒谬的反面，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那些超群绝伦个人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就是一种无法用所谓一般性或抽象的科学理论来分析的现象。这是我们分析人类经济活动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随

机发生的各种事件。这两个因素往往纠缠在一起或同时发生，它们严重制约了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这正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原理所要表达的意思。换句话说，一切社会决定论的思想或信条，正如任何其他信条一样，是没有任何操作性的，是完全彻底非科学的。 ”熊彼特的上述宣言，对于那些深信或迷恋经济学预测能力的人，无疑是当头棒喝！历史和常识早已证明熊彼特是对的。无论是凯恩斯还是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大师，他们或明或暗（有的公开宣称，有的思想暗含）都秉持一种历史决定论的信条。既然历史具有决定性的规律，那么，经济学者的最高使命当然就是发现那个决定人类经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必然规律，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基本科学信条。由此推演下去，那么检验任何经济理论的试金石就必然是所谓预测的准确性了。推到极端，一些经济学者相信，凡是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经济现象的理论都不能算是经济学的科学理论。熊彼特毕竟是一辈子深入系统研究过人类经济史的经济学大师，事实告诉他，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他毕生的经济史研究，可以算是与凯恩斯的历史决定论（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经济学者的历史决定论）的长期对决，最终熊彼特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果断地放弃了对所谓精确经济学的追求。他认识到，广义的精确经济学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或许我们最多只能无限或永远去接近这个目标，这需要众多其他学科的帮助，尤其是历史研究的帮助。熊彼特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经济学的这个西西弗斯式的困境：精确经济学就好像大河彼岸的一面高墙，经济学者使劲儿向那面高墙扔鹅卵石，希望击中那面精准的高墙，可是经济学者却永远无法击中，或许只能期望所扔的鹅卵石能够越来越接近那面精确经济学的高墙。

尽管他没有明确宣称，但是晚年的熊彼特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所谓精确经济学的追求。他对人类经济史的深入系统研究让他确信，我们对人类经济过程研究和描述的准确性不可能超过历史研究的准确性，因为与人类其他历史过程一样，人类的经济演化过程从来没有什么事先确定的命运或先验确定的规律。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因素无穷无尽，没有任何两个经济行为或经济事件是完全精确一样的。因此，经济学绝不要指望寻求到像物理学那样的确定性规律或确定性的演化过程。世界上最好的数学也不可能对人类经济过程提供像物理学或纯数学那样的精确证明。经济行为牵涉的变量太多，人类经济行为或人类经济过程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不确定性。追求所谓数学模型的精确性就必须对人类经济行为或现象高度简化，从而失去真实性。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 · 诺斯所说： “ 为精确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处理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 ”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熊彼特还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社会科学（经济学在内）和所谓硬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每个人因为其所处的社会地位（阶层或阶级）不同，其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必然有差异。然而，人们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不同，并不会影响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却会对他们认识社会现象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贯穿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旋律是经济学者的世界观。依照熊彼特的看法，所谓世界观就是经济学者 “ 从事经济分析之前就已经发生或存在的认知行动，它给经济学者提供分析的素材或场景。我在本书里将这种认知行动称为世界观。无论是哪个领域的研究，从时间或历史次序上，这种世界观不仅必然先于任何经济分析，而且即使是在每一个已经稳固建立的科学里，这种世界观也将会反复

出现。因为，当一个人教导我们以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世界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之前所没能发现的新事实、新方法和新结果 ”。熊彼特说： “ 总体而言，逻辑、数学和物理学所研究的现象，与观察者或研究者的社会地位没有关系，实际上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也没有关系。譬如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眼里，自由落体的石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社会科学就没有这个优点了。因此，社会科学往往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社会科学不仅会面临任何科学命题都会面临的同样的挑战，而且还会面临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人们会宣称你的结论只不过是你所处的社会地位或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人们会坚持认为，除非弄清楚你的阶级意识形态，否则根本就没有可能判断你的结论是对还是错。 ”或许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同熊彼特的观点，至少会认为熊彼特关于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其社会科学研究结论的看法是夸大其词。然而，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或生活经历毫无疑问会深刻影响其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对研究方法的偏爱，甚至潜意识地影响研究者的结论。坚信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始终强调要将研究的问题与主观价值判断区分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否能够做到真正的客观或如何做到，却不是那么容易。熊彼特以斯密、马克思、凯恩斯三位经济学大师来说明所谓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学理念和分析框架。他认为斯密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对其经济学的伤害是最小的，因为斯密出生于一个生活舒适的公务员家庭。身为大学教授和政府公务员，斯密的世界观偏见与大学教授和公务员通常拥有的偏见基本一致。熊彼特说： “ 斯密对土地私有制的态度和对资本家的态度就是一个外部观察者对二者的态度。斯密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存在是一个必要的罪恶（因为懒惰的地主不劳而获，

而资本家雇用辛勤劳动的人们）。尽管如此，斯密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对他的经济分析造成严重影响。他的经济分析尊重事实、令人信服。 ”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来说，马克思都与斯密完全不同。熊彼特说： “ 从好的方面讲，马克思正是那个为我们揭示出意识形态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正是那个深刻理解意识形态本质的经济学家。从不好的方面讲，非常奇怪的是，马克思竟然对意识形态对他的经济分析的危害视而不见。 ”马克思出生于离法国边境不远的德国小城特里尔，生长于颇为富饶的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个感情极为强烈的人。熊彼特说： “ 马克思本来是一位资产阶级极端派，后来却与资产阶级极端主义彻底决裂。他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哺育成长起来，但是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开始逐渐成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此前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职业经济学家。那时他已经 31 岁了，却还没有开始做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工作。然而，此时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世界观已经定型，他的科学工作正是要应用他业已形成的世界观，而不是去纠正它。 ”那么马克思最与众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什么呢？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最特别的世界观其实并非马克思本人所独创， “ 那些观念笼罩着当时巴黎的极端主义者圈子，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 18 世纪一批作家的观念里。这些观念是关于人类生活极具冲击力和无比强大的世界观。它们将整个人类生活看作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一个阶级剥削了另一个阶级的残酷斗争 ”。 “ 阶级斗争和剥削导致无产阶级的生活和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和极端悲惨，最终结果就是那必然要到来的总清算，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一些观点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所谓无产阶级生活和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以致无比悲惨的看法，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有失偏颇，即使在马克思健在的时候就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然而，尽管如此， “ 这种对历史的断言是如此紧密地与马克思思想最内在和最本质的信念连接在一起，是如此深深地植根于马克思的整个生命之中，以至根本上不可能被放弃或被削弱。何况，正是这种对人类历史演化的断言才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吸引追随者的魅力所在。唯有如此，它才能感召那些忠实的信奉者 ” 。熊彼特宣称： “ 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正是标志着意识形态对经济分析的胜利，他的全部经济分析都是他的世界观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熊彼特并不是一个信口开河、随意下结论的学者，他被公认为 20世纪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之一，何况他对马克思充满敬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开篇就用大量篇幅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 “ 苛评 ” 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熊彼特对凯恩斯经济学意识形态起源的分析则更为有趣和富有启发性。马克思经济分析及其结论的意识形态味道确实非常浓厚和明显，我们确实很难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就是为了给他的世界观以科学和逻辑的证明。凯恩斯则不同，他很早就以职业经济学者出名，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从《货币改革略论》《货币论》到《通论》，至少初看起来都是严格的学术著作，没有任何宣扬某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意味。然而，熊彼特以他锐利和独到的眼光，一眼看破了凯恩斯思想的内核和精髓。熊彼特以凯恩斯的《通论》为例来说明世界观如何决定经济学者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他认为凯恩斯的世界观主要源自他对英国资本主义时代趋势的观感。凯恩斯相信英国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腐朽或脆弱，正是这种对英国资本主义前景的悲观看法决定了凯恩斯的全部经济理论及其分析体系。他认为凯恩斯很年轻的时候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只不过一直到 37 岁时才正式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世界观。这就是凯恩

斯 1919 年出版的《 凡尔赛和约 的经济后果》中一些著名段落里所表达的思想。熊彼特认为，《 凡尔赛和约 的经济后果》一书里的那些段落所表达的，就是一种现代停滞主义。它们阐述了凯恩斯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人类（尤其是英国）经济体系已经不可救药地迈向永久停滞或毫无生气的状态。在可见的未来，公司将会发现没有多少投资的机会了；那些食利者或有钱人所积攒的钱可能永远被储蓄在那里没人消费；劳动者的工资却又无法增长以足够支持劳动者必要的消费。面对经济体系陷入如此停滞主义的困境，假若没有政府的刺激措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身必然陷入停滞甚至崩溃。这就是凯恩斯很早就已经形成的世界观。熊彼特认为 “ 这种世界观从来没有消失，它反复出现在凯恩斯的众多著作里。然而，直到《通论》出版，凯恩斯才将他的世界观完整地运用到经济分析之中 ” 。熊彼特认为，不仅像斯密、马克思、凯恩斯这样大师级的经济学者的经济分析深受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影响，每个经济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都深受其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经济学者所提出的一套理论或学说究竟是源自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脚踏实地的研究，还是源自某种先入为主或先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时并非那么分明和容易辨别。譬如马克思将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都概括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或者都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辩护，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化或神圣化。依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都是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的体现或理论化。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阶层阶级固然对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有重大影响，然而人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即使单个人的一生也可能经历阶级或阶层的多样变化。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随之发生多次变化，是一个需要实证研究的问题。

从经济学本身来看，非常微妙的是，即使是严谨的并致力于纯粹经济科学的人，可能有时也难以分清真正的科学分析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影响。兼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客观的经济学研究由此就产生了一个令人感到非常困扰的问题：如果经济学者的经济分析深受（往往先入为主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追求所谓客观的经济学真理岂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真正客观的经济学真理呢？熊彼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相当乐观，他认为经济学者的科学研究或经济分析受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避免，却也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正是经济学者强烈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会刺激（或激励）经济学者去从事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客观和深入的经济分析来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准确性。在这个科学探索的过程里，一个真正尊重科学真理的经济学者会不断修正自己的世界观，甚至根本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尽管这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熊彼特认为，随着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持续进展，不同经济学者之间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能够相互抵消，剩下的则是客观的经济学真理。我想大多数经济学者可能并不会完全同意熊彼特对经济学者世界观及经济分析之间关系的分析，也不会同意时间可以抵消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剩下客观的真理，然而，熊彼特所讨论的现象却是任何经济学者都无法回避的。尤其重要的是，熊彼特提醒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客观的科学真理。尤其是对于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这门学科而言，客观的真理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以为中国古圣先贤 “ 理一万殊 ”“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 的说法，恰好可以说明熊彼特所阐述的基本困惑。与其说是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倒不如说任何人（无论学识多么渊博、智力多么超群）认识世界总是从一个 “ 通孔 ” 出发的，总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出发的，总是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入手，总是从接触某个或某几个思想家的思想或理论起步的。这个基本的起点往往具有偶然性或随机性。研究者出生的家庭、社会环境、教育背景、交往的师友、偶然阅读的书籍等，皆可能是诱发或激发一个人开始研究某个问题，从而形成其学术观点的契机。这就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或不可逆性，这也是人类行为本质上不可逆的具体体现。一个人从某个具体问题出发，开始研究一门学问，研究得越深入，要改变学术研究的方法或路径就越困难。这种学术的起点或契机就是学术思想或理论表达的 “ 通孔 ” ，每个学者所研究或观察的世界都是 “ 一孔之见 ” 。我特别喜欢佛教经典里的一个寓言故事，那就是著名的 “ 盲人摸象 ” 。面对无限广阔的知识或真理世界，面对那个终极真理的具体表现形态的无限多样性，每个学者所知所见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一点，诚所谓 “ 管中窥豹 ”“ 一孔之见 ” 也。牛顿晚年说自己只不过像海边玩耍的小孩子那样捡到了几块贝壳；爱因斯坦说仰望那神秘的宇宙，内心永远充满着谦卑和敬畏。面对复杂的人类经济世界，任何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只能了解那么一点点，任何高明的理论都只能窥见完备的绝对真理的某一个侧面，都只能隐隐约约地触及那个绝对真理的某一点。熊彼特说时间会抵消经济学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倒不如说随着知识领域的扩展和我们对真理认识的深入和丰富，我们会越来越接近那个完备的绝对真理。当然我们将永远无法把握那个完备的绝对真理，只能无限接近之，正如熊彼特对精确经济学的追求那样，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绝对精确的经济学，只能无限接近它。

这当然是西方思想传统的知识论的观点。如果根据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传统，那么圣人则是无所不知，圣人完全知道那个完备的绝对真理。然而，此处圣人所谓的无所不知，只是知那个 “ 超越的道 ” 或 “ 超越的绝对真理 ” 。具体到客观知识或客观真理，圣人也只是 “ 一孔之见 ” 。正因为绝对真理的具体体现具有无限多样性，我们才需要鼓励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真理、积累知识，我们才需要鼓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人们的思想和对真理的探索束缚到某一个路径上。钳制学术研究的自由，必然会极大地阻碍我们无限接近那个完备的绝对真理。除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之外，熊彼特还高度重视心理学研究对经济学的启示。他认为心理学是所有社会科学里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可以说他预言了当代行为经济学大行其道的趋势。他认为一切经济解释的基础皆是人类情感，由此就需要对人类行为的本质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和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见解。再进一步，我们则完全可以说，一切伟大经济学者的思想、理论、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彼此的差异，皆可以从他们对人类行为本质或人性本质的不同看法里找到根源。凯恩斯之所以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者，是因为他对人性的看法与古典经济学者迥然不同。凯恩斯悲观的世界观让他更加注重人性的另一面，即 “ 动物精神 ”—— 人性中那些非理性的行为和动机。凯恩斯认为人类动物精神或非理性行为是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动荡、不稳定、危机、衰退、萧条等一切糟糕现象的根源。明斯基后来阐述凯恩斯思想的著作正是抓住了凯恩斯对人性的深刻洞见，而起自希克斯 IS-LM 模型的所谓 “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 则完全抹掉了凯恩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所以罗宾逊夫人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 “ 杂种凯恩斯主义 ” 。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或对人类行为本质的深刻洞察，才是决定一个经济学者重要性的试金石。

然而，我们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或哲学问题需要认真回答，那就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开篇就试图回答此问题。他说： “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回答此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科学、如何定义科学。就人们日常用语或学术领域的专业术语而言（尤其是在英语和法语世界的学术界），科学往往指数学物理学。如果采取如此狭义的科学定义，所有社会科学都算不上科学，经济学当然也算不上科学。 ”由此观之，对经济学历史上的人物进行评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要对这门学科进行批评和检讨也极为困难，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反思和检讨呢？我以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握这门学科最本质的精神血脉。所谓一门学科最本质的精神血脉，就是该学科赖以发展演变的基本理念（义理）和方法，也可称为该门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理基础）。1.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ction,Cambridge: Belknap, 2007, p.496–498.2.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uction,Cambridge: Belknap, 2007, p.162–163.3. J. S.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 1939, p.86.4. J.S.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 McGraw Hill Book Co., 1939, p.87.5.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uction,Cambridge: Belknap, 2007, p.162–163.6. J. S.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998.7.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uction,Cambridge: Belknap, 2007, p.96.8.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uction,Cambridge: Belknap, 2007, p.475–476.

9.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uction,Cambridge: Belknap, 2007, p.479.10.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41.11.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42.12.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 2007 ，p.478.13.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 2007 ，p.478–479.14.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 2007, p.478-479.15.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2007.16.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2007.17.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2007.18.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2007.19. J. S.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Unwin Paperbacks, 6th, 1987.20. J. S.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Unwin Paperbacks, 6th,1987,p.480–481.21.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 引自 :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2007, p.481.22. J. S.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41.

第九章新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洞见及其不足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人类生活不是仅仅利用我们对现有价值的知识去最大限度地生产和享受它们，相反，人类生活乃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是永恒不懈持续努力去发现价值。我们一直竭尽全力去试图 “ 认知我们自己 ” ，去发现我们的真实需要，而不仅仅是去获得我们现实或当下的需要。正是这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事实，给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设定了首要的和最全面的限定。—— 弗兰克 · 奈特，《弗兰克 · 奈特文集：经济学的真理》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变成一门复杂的学问。所谓复杂，就是指该学科的思想、理论、方法、模型和具体的问题等，既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又有深刻的个人风格特征。譬如， 1954 年出版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涵盖的经济学者超过千人，时代跨越 2000年。自熊彼特旷世巨作问世以来，经济学又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涌现出来的经济学者何止千人！即使是某个经济学者，其思想、理论、方法、模型以及所研究的具体问题，也往往变化多端。所以，若以某种单一标准来衡量全部经济学术，或从某个单一视角来考察经济学，则必然失之偏颇。然而，我们又不可能掌握全部经

济学文献，也不可能从所有视角来批评考察如此宏大繁复的学问，实在是左右为难。我今日所采取的办法，是从最基本的层面或视角来考察批评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这一最基本的层面或视角又分为如下几点：一是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认识；二是经济学者对人类经济体系或经济制度本质的认识；三是经济学者用以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实际上，每个层面或视角皆包含无限丰富的内容。对价值本质认识的三次飞跃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认识，可以先试问几个问题：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演化，其最深刻而又最根源的洞见是什么？或者说，这门学科的基础是什么？答曰：价值的起源和创造。经济学者认为人的经济行为的本质是价值的创造，这是古典经济学者最深刻而又最根源的洞见。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的洞见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从绝对价值论飞跃到相对价值论，第二次是从客观价值论飞跃到主观价值论，第三次是综合主客观价值论以完成供求价格均衡分析体系。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马克思皆主张绝对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尽管他们时不时会陷入如何计算绝对价值或劳动价值的循环论证。对客观的、绝对的价值的追求，以李嘉图最为显著。李嘉图只重视和研究价值的分配问题，认为经济学不能够研究价值的创造，这是其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和不足。因为没有创造就没有动态和演化，所以李嘉图追求所谓稳态经济体系，他致力于探求人类经济体系内部财富分配问题的终极规律。尽管如此，他坚持 “ 货币长期中心 ”“ 货币是一层

面纱 ” ，强调价值之本或价值之源是劳动，是实体经济，这些也是非凡的见解。马克思经济学最根源和最本质的问题依然是古典经济学最根源和最本质的问题 —— 价值的本质，即谁创造价值，价值如何被分配或转化为人们通常所见的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马克思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价值问题。马克思赞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创造价值极其有效的制度，着力谴责资本主义的价值分配和再分配制度 —— 剩余价值学说的核心不是价值创造，是价值分配。马克思的深刻洞见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价值创造过程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尽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动态体系的动力根源只是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驱动下永无止境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必然要求持续推进技术进步。马克思认识到价值创造过程（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演化体系，认识到制度安排对人类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具有决定性，这些都是其最激动人心和最持久的贡献。马克思将边际效用革命所开启的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其实是非常恰当的。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提出 “ 创新或创造性毁灭 ” 理念，将创新或创造性毁灭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动态体系的核心。马克思的局限是未能将价值和价值创造的根源一般化，也未能从最根源和最本质的层面认识价值。从绝对和客观价值论飞跃到主观和相对价值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开山大师门格尔的伟大贡献。门格尔首创主观价值学说，在西方思想史上可谓石破天惊。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学说包括：市场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知识的社会运用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强调个人自由和自发自在的市场秩序；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等等。其思想根源无不源自门格尔的主观价值学说。门格尔的主观价值学说与中国哲学思想实可融会贯通，正如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可融会贯通一样。

价值理论的第三次飞跃应该归功于边际效用革命和马歇尔的综合，经济学者对价值问题的追求彻底转变为对相对价格均衡和供求分析的追求。经济学关于人的价值问题的分析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架构。后世经济学者对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的洞见，大体不出这个范围。所谓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分，所谓不确定性和预期，所谓动物精神，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等等，皆是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的洞见加以扩展、补充和完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奈特和费雪对价值理论的卓越见解，可谓是奇峰突出，别开生面。奈特的洞见以他的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即 “ 人类生活就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 ” 。仅此一语，奈特就高出其他经济学者及其弟子许多层级。奈特不遗余力地批判和对抗经济学研究的效用最大化或功利化趋势。他甚至亲自写信给芝加哥大学校长，建议他们取缔经济学专业。正是他看到了经济学失去了价值之锚，堕落成为无休无止的意气或意见之争。费雪则将价值的根源彻底一般化，开辟了收入、资产、利率、财富研究的崭新领域。对人类经济制度认识的三次飞跃考察经济学思想历史演化的第二个层面或视角则是经济学者对人类经济体系或经济制度本质的认识。这个层面也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性突破。第一次是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规律的发现。他综合了前人关于人类经济制度或经济体系规律的各种洞见，尤其是曼德维尔 “ 私恶即公益 ” 或 “ 自发自在秩序 ” 的思想。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宗师哈耶克对曼德维尔的思想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崇备至，核心就是它们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和自发自在秩序的思想。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大宗师雅各布 · 瓦伊纳坚信斯密的伟大贡献是发现人类看似混乱的经济体系背后所隐藏的 “ 统一秩序或自然规律 ” 。

第二次突破是奈特和科斯对社会成本的洞见，尤其是科斯定律的伟大发现。此发现的重大意义，施蒂格勒在其自传里有精彩描述。第三次突破是 20 世纪后期对不对称信息的发现和深入研究。经济分析方法的三次飞跃考察或批评经济学的第三个视角或层面则是经济学者所运用的方法。第一次飞跃是效用概念的发明和边际效用革命的开启，它为数学全面引入经济学开辟了康庄大道，边沁的效用之树也越长越高。第二次飞跃是数学方法全面引入经济学，数学模型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绝对主流。第三次飞跃则是所谓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起，将古典经济学原本坚守的价值判断或所谓规范经济学问题完全扫地出门。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将全部经济学问题归结为一个纯粹的最大化问题，成为今日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在此范式下，经济学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机制（价格机制或制度安排）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从本质上说，科斯开启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直到张五常开创的经济解释，也未偏离这个最大化的基本范式。张五常将全部经济学问题或全部经济理论概括为 “ 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化 ” ，实质上仍然是萨缪尔森的最大化范式。当然，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方法和萨缪尔森的数学模型方法有极大的区别。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方法致力于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萨缪尔森和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则致力于构造与真实世界基本脱节的数学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演化到 20 世纪后期，效用最大化进一步蜕变为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蜕变为市值最大化。经济学最本质和最根源的问题、古典经济学最根源和最本质的洞见 —— 价值的根源和创造 —— 遂完全隐晦或完全被忽视。从人性自私假设演变为效用或功利假设，从效用或功利假设演变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假设，形成了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经济学，即以需求定律为基石或以供求分析为基石的新古典经济学。需求定律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其二是所谓替代定律，其三是所谓效用最大化假设（人性自私假设）。其背后的基本原理简单至极，那就是人性内在的趋利避害或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化。所谓供求分析则是在需求定律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成本分析，或者边际成本递增或规模收益递减定律。此类分析用于个人经济决策，就是效用最大化；用于企业分析，就是利润最大化。后来，经济学者针对个人发明出所谓效用函数或消费函数，针对企业则发明出所谓生产函数。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里面的变量自然复杂多变，经济学者则根据自己的理解或喜好随意定义之，由此派生出无穷无尽的数理模型，相互辩驳，各执己见，煞有介事，实则大多是无稽之谈，既与真实世界无关，更与真正的学问无关，纯属数学游戏而已。譬如菲利普 · 阿格田和彼得 · 豪伊特在 1992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创造性毁灭增长模型》，以高深的数学公式将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伟大创见模型化。虽然该模型严谨，演算繁复，却完全没有熊彼特文字表述所饱含的那种深刻洞察力和内在激情。那么复杂的数学模型所贡献的新见解实在有限，算来算去，还不如熊彼特几句话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大概就是今天新古典经济学所有数学模型的共同特征：以复杂的数学模型拐弯抹角地去阐述原本简单的道理和常识。

上述三个层面和视角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可能是我们批判和衡量经济思想发展史最应该深入细致加以考量的。不同经济学者的学术入门之路不同，初期所受到的教育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往往深刻影响其经济思想、理论和使用方法。一个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和价值问题的思考越深刻越细致，则越不会迷信数学方法和计量方法。最显著的例子是奈特、熊彼特和哈耶克。奈特出身哲学专业，早年曾翻译韦伯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他对人类行为和价值本质问题的思考深度无人能比。他相信经济学者讨论的那些问题，无论结论看起来多么深刻和科学，都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只能是宗教和最终的价值根源，所以奈特对经济学的数学化深表怀疑甚至坚决反对。奈特思想深处所隐约闪现的就是人类行为背后所必然具有的 “ 超越价值 ”“ 永恒价值 ”“ 绝对价值 ” 。此种超越价值、永恒价值或绝对价值才是主宰人类一切行为（不仅仅是经济行为）的中流砥柱。所谓科学，所谓实证科学，所谓数学和逻辑方法，都无法帮助我们追寻到那个超越价值、永恒价值和绝对价值之源。奈特研究经济学所触及的问题，正是康德已经接近圆满解决的问题，即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别，或者超越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和经验的知识论的区分。熊彼特早年致力于追求所谓精确经济学，他还是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的首任会长，然而，熊彼特最终却完全放弃了对所谓精确经济学（瓦尔拉斯式的完全数学模型化的经济学）的追求，其实这是熊彼特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熊彼特早年就读于哲学和艺术氛围极为浓厚的维也纳大学，对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皆有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涉猎。熊彼特深受马克思、门格尔、韦伯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熊彼特具有极其深刻的宗教信念。他对人类永恒的价值、对人类看似纷繁复杂行为和现象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律的追求，已经深深融入他的精神血脉之中，这必然驱使他去深入研究历史、哲学、社会

学、心理学、神学等学科，也必然让他难以相信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能够帮助他找到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律，所以他最终放弃对精确经济学的追求。哈耶克则更为奇特。哈耶克早年的经济学著作还讨论货币、信用、通胀、生产周期等纯粹经济学的技术性问题。自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论战之后，哈耶克深感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经济学问题绝非所谓数学方法和其他技术方法可以解决，于是彻底转向对历史、哲学、法学的深入研究。依照主流经济学者的看法，哈耶克中年以后的全部著作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著作了，而是他对人类思想真正重要的贡献。相反，研究方法的选择却可以极大地影响经济学者对人类经济行为本质和人类经济制度本质的看法。边际效用革命之后经济学的发展，就是最突出的历史现象。边际效用革命将微积分数学方法全面引入经济分析。微积分是物理学家牛顿和莱布尼茨为分析机械运动和天体运动而发明的数学方法，它尤其适合于描述趋于均衡的运动体系。经济学者借用牛顿的微积分来分析经济体系，很自然地就将人类经济体系看作或想象为一个趋于均衡的机械运动体系。然而，事实上，人类经济体系从最基本的特征上看是一个非线性、动态演化的复杂体系，微积分和均衡分析根本无法把握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然而，边际效用革命之后微积分的广泛使用，很快让马歇尔式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或瓦尔拉斯式的一般静态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者的主流甚至标准思维方式，以至像熊彼特这样思维视野极为开阔、清楚知道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动态非均衡体系的伟大经济学家，也相信瓦尔拉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曾经努力追求所谓高度数学化的精确经济学。熊彼特后来放弃了这个追求，更多地转向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经济体系演化的根本规律。博弈论的兴起是另外一个突出案例，它表明经济学者对方法的选择必然会影响他们看待人类经济现象和经济体系的视野和方法，即经

济学者的世界观。将数学里面的博弈论引入经济学，源自大数学家冯 · 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名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另一个数学天才约翰 · 纳什发现的 “ 纳什均衡 ” 看起来解释了人类社会尤其人类经济行为的某些重要特征，本来已经高度数学化的主流经济学界于是充满激情地全面拥抱博弈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博弈论日益成为美国和英国乃至全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的必修课，多位博弈论大师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像科斯、张五常、蒙代尔等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博弈论实际上将经济学引入了歧途。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方法决定视野或者方法决定现实，即经济学者采用的方法决定了他们所观察或所想象的世界。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个针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著名调查，问题是： “ 什么样的能力最能让经济学学生进入成功的快车道？ ” 第一个选项是数学优秀， 57% 受访者认为极端重要，仅 2% 认为不重要。第二个选项是广博的经济学文献知识， 10% 认为非常重要， 43% 认为不重要。第三个选项是对真实经济情况有透彻了解，仅 3% 认为重要，竟然高达 68% 的受访者认为毫不重要！这真是令人惊讶的结果，也说明了当代美国和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体思维方式与古典经济学时代已经大相径庭，与熊彼特、凯恩斯和费雪的时代也有天壤之别。当代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就是数学游戏！1.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uction,Cambridge: Belknap, 2007, p.500.

第十章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哲理基础及其重大缺陷美蕴藏在完美无缺的和谐的理想中，完美的和谐体现在万能的人之中；真理就是对万能精神的完全的理解力。我们这些个人，在屡犯大大小小的错误中，在不断积累经验中，以及在使自己的精神不断受到启示中，逐渐接受了真理；要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真理呢？我们称为真理的东西，存在于实在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和谐中，其中每一方面都从属于万能的人。—— 泰戈尔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将人类的全部知识划分为三个领域：人对自然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人对自身的认识。人对自然的认识通称为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地震学等以及一切与此相关的学问，皆属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通称为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

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以及一切与此相关的学问，皆属于人对社会或社会关系的认识。人对自身的认识则难以用一个简单的名词来概括。若我们从自然生命的角度来认识自身，则进化论、生物学、生理学、医学、人种学、遗传学等以及一切相关的学科，皆属于人对自身自然生命（作为一个自然生命或物质生命的个体）的认识，此类知识往往也被归类为自然科学或 “ 硬科学 ” 。若我们从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的角度来认识自身，宗教、道德伦理学、哲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以及一切与此相关的其他学问，皆属于人对自身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的认识，此类知识往往被归类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上述划分有许多模糊不清和饱受质疑之处。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似乎最为准确和明确，然而，人作为一个自然生命体，也可算作外部自然世界。诸如人的血液循环系统、骨骼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神经系统等，皆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人对自身的认识乃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所谓人对外部世界之认识也必然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尤其如此，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等，必然牵涉到人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关系。譬如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起源就与该民族始祖所居住、生活的自然环境有重大关系，因此环境决定论曾经风靡一时，以人种或种族来解释社会制度和文化演变的各种奇谈怪论也曾经风靡一时（坦率地说，这些不是毫无道理）。宗教和道德伦理学等形而上学看起来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最远，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道德伦理学等与该民族对外部自然世界的认识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学的特殊性一目了然。经济学确实是一门 “ 一只脚同时踏进两条河流或多条河流 ” 的学科。熊彼特《经济分析

史》论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核心构成部分，包括 4 个方面：经济史学、经济统计学、经济理论和经济伦理学。他认为经济史学是最重要的。熊彼特说： “ 迄今为止，在所有与研究经济学相关的各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学术领域里，经济史是最重要的。我所说的经济史包括当今世界的经济事实。我希望清楚地向读者表明，假若我现在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且在三门最必要的学科里 —— 历史、统计和理论 —— 只能选择一门学科来研究，那么我的选择就是经济史。我这么选择有三个理由。其一，经济学这门学科所研究的主题，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历史长河里流淌演化的一个独特过程。无论是谁，假若他对历史事实没有适当的掌握，或者没有适当的历史感，或者说没有适当的历史经验，那么就不可能理解任何经济现象，包括当今世界的经济现象。其二，历史记录或历史报告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的记录，它必然同时反映那些制度性的事实。这些基本的制度性的事实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事实，因此，经济史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力量和非经济力量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最佳途径和方法，是帮助我们理解各种社会科学如何相互关联的最佳方法。其三则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坚信）经济分析里所犯的根本性错误通常都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欠缺，而不是源于其他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失误或欠缺。 ”然而，除了历史、统计和理论之外，熊彼特随后还列举了许多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和物理学等。由此看来，经济学研究几乎涉及人类的一切学问，尤其是所有社会科学似乎都与经济学有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类经济行为本来就牵涉到人的一切行为，经济行为又是人类一切行为里最重要的行为之一。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开篇里就说，经济和宗教是人类一切生活里最重要的两个侧面，一个满足物质生活需求，一个满足精神生活需求。从最高境界上来说，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需要同时

了解人类行为的所有侧面，尽管现实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全知全能。这正是熊彼特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的经济学独具魅力的地方。他绝不相信经济学者躲在象牙塔里所构造的数学模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由此可知，无论如何划分人类知识领域，总是无法找到一个干净利落、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由此必然迫使我们思考一个高级问题：人类是否拥有一个终极的知识和真理，其他一切知识和真理皆是这个终极知识和真理的具体体现？其实人类早期知识就是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人类早期的学者都是通才或万能学者。譬如孔子精通六艺，六艺囊括了当时的所有学问。六艺又被划分为四科，孔门弟子原则上必须精通孔门四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全能型哲学家或科学家。按照熊彼特《经济分析史》里的说法，微积分发明者莱布尼茨或许是最后一位，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万能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纵横驰骋的学问领域从物理学到纯数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思辨哲学，几乎无所不包。中国至少自孔子时代开始，就有所谓 “ 德性之知 ” 和 “ 见闻之知 ” 之分，它与西方世界自 17 世纪起将人类一切学问划分为所谓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科学方法论背后的本体论事实上，任何一个学术方法论的背后都必然蕴含着一个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经济学也不例外。为了深入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哲理基础，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思想或科学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

依照西方科学方法论背后的本体论，不仅现象和本体独立于人自身而存在，本体自身也独立于现象而存在（独在）。所谓本体就是爱因斯坦毕生所追求的 “ 实在 ” （ reality ）。现象背后有一个神秘的实在或本体，这是西方智慧的一个基本特征。上帝就是这个本体或实在的代名词。西方许多伟大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并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而是信仰一个非人格化的上帝。他们将非人格化的上帝称为 “ 永恒的秩序或最后的秘密 ” 。无论如何称呼，那个神秘的本体或永恒的秩序似乎是完全独立于我们日常所闻所见的现象，独立于我们自身，独立于人心或人性。西方伟大科学家确实是将那个永恒的秩序或本体当作独立的事物去追寻和探索。纯粹思维究竟能否把握那终极的实在，这是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始终追问的最大问题。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为科学家探寻宇宙的起源和最终的归宿开辟了道路，被公认为纯粹思维能够把握终极实在（本体）的最辉煌成就。依照东方智慧，现象和本体是一非二，心与物是一非二，宇宙大生命与我们的生命是一非二，现象即本体，本体即现象，没有一个独立于现象之外的孤立本体，没有一个独立于我们本心的孤立实在。所以陆象山特别喜欢说这样的话： “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现象的规律（或关系，或法则）虽然千变万化，但皆是本体之大用流行。所谓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是绝对的一，无量则是相对的、可变的。其实那个绝对的 “ 一 ” （本体或实在）本身没有例外的（或特殊的）规律可说，无量无边的现象界的规律也就是本体或实在的规律的体现，只不过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穷尽无量无边的现象界的规律，所以总觉得现象变幻无常、难以捉摸，故而希求现象背后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其实哪里有独立于现象而外在永恒不变的规律呢？

西方科学方法论背后的认识论和知识论西方科学方法论背后的认识论和知识论博大精深，成就辉煌。缘何？盖西方思想视现象界为绝对的、独立的、客观的存在，故而探寻现象界的规律或法则成为西方哲人的首要任务甚至是唯一任务。地中海周边诸国（如埃及、希腊和意大利）为西方科学的发源地。远古时代，该地区的数学、几何、天文、航海等科技知识已相当发达，并逐步走上 “ 科学稳步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 ” （康德语）。西方哲人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严谨细致地思考 “ 什么是知识 ”“ 什么是真理 ” 等知识论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对各种概念、范畴的解析尤为严谨。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西方知识论和认识论便登峰造极，后世的逻辑实证主义（如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 20 世纪波普尔和卡尔纳普所代表的实证哲学等）皆不出康德的范围，只不过阐释日益精细而已，至今形成了以实证科学为标志的统一方法论，成为今日人类科学界或知识界居于统治地位的方法论。所谓实证科学方法论，简而言之就是：感性触之，想象统之，知性思之，时空定之，概念（范畴）成之，事实验之。推导出或发现能够被事实验证或推翻的假说，成为实证科学家的第一要务。经济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并无二致。东方智慧数千年来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论或知识论，很大程度上因为东方哲人认为现象如幻如化、不可捉摸，故而将主要或全部精神致力于追求终极真理，特别注重内证或体认（所谓内圣之学），没有兴趣去探求外部现象世界或真实世界。中国伟大哲人几乎从来没有想过科学实验之类的事情，甚至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或现象也无深入考察的兴趣。佛家虽对现象界的万千变化极尽解析，然而皆是从心理学角度说明那万千变化的现象不过是如幻如化的执着，并非希望建构科学知识。所以东方智慧数千

年没有形成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和知识论，这是东方智慧最大的缺憾和不足。西方科学方法论背后的价值论和人生论人生论就是价值论，即人生价值的源泉何在。西方科学背后实际并无人生论，大概是因为科学背后也没有价值论。科学精于解析现象，分析概念和范畴。自古希腊开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正义、善、恶、道德等理念时，就喜欢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道德？西方科学时代兴起之后，则只承认外在现象为客观的事实，人本身也是外在客观的事实，也要接受科学的解析。科学解析或分析一切事物或现象，其解释箭头总是向下追问，永无止境。譬如，物质皆由分子构成，分子则由中子、质子、电子构成，中子、电子、质子则由更微小的基本粒子构成。 20 世纪以来，科学家已经发现很多种基本粒子， 2013 年更是发现了被称为 “ 上帝粒子 ” 的希格斯粒子。原则上，粒子或物质可以无限细分下去，所谓 “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 。依照科学方法论，任何理念包括人类生活赖以维系的诸多概念也要接受科学分析。苏格拉底曾经问：人是什么？依照科学方法论，人由各种机体构成，机体由细胞构成，细胞由分子构成，分子则由原子构成，如此一直解析下去，直至几乎什么也没有！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呢？科学方法论无法给出答案！科学的解析与佛家的解析往往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佛家认为人是 “ 五蕴和合 ” ，是诸般烦恼和合而成，所谓 “ 因烦恼有身，非因身而有烦恼 ” 。佛家于是深入解析各种烦恼，直至证明一切烦恼原来都非真实，皆是虚妄无

实、如幻如化。所以人要是真去掉了执着，去掉了烦恼，人身也就没有了。是故熊十力先生说佛家实有反人生倾向。简而言之，无论是西方科学的解析还是佛家的解析，解析到最后的结论，则是人生原来是了无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着落，没有根源。依照科学方法论或佛家解析之术，人生终究是无意义的。格式塔心理学奠基人之一沃尔夫冈 · 苛勒曾经撰写了《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一书，试图为价值寻找一个根源。科学只承认客观事实，不承认主观价值。科学家的视野里只有客观事实，没有主观价值。正如现代实证经济学的信奉者，不谈动机，不谈意愿，只谈事实。分析事实根本分析不出来任何价值，所以科学方法论刺激出现代存在主义的兴起，试图在一个价值空虚的宇宙里寻找价值。 20 世纪时，缘起法国、红极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正是受西方科学主义或唯科学论刺激应运而生。简要总结了西方科学方法论背后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我们就能够清楚了解主流经济学背后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以下将详细论述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缺陷。1. J. S.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33–37.2.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ume One, Macmillan and Co., Ltd.1920,p.1–2.3.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8.

第十一章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根本性错误当经济学家们侃侃而谈，满怀激情介绍他们的理论模型之时， 197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 · 安德森往椅子后背一靠，脸上挂着微笑问：你们真的相信这一套？—— 沃尔德罗普，《复杂》从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哲理和方法论源自西方科学的基本哲理和方法论。牛顿力学方法论对经济学方法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学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创始人马克 · 珀尔曼在给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1994 年新版所写的序言里明确说道： “ 牛顿是微积分的发明者，他利用微积分研究机械体系，所以对均衡理念情有独钟。经济学者充分认识到微积分应用到经济分析里的巨大潜力，却没有认识到，微积分和均衡分析是从物理学推导出来的方法，并不适合像经济学这样本来属于社会生物学范畴的学科。经济体系一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真理是：从来没有均衡，只有永不停息的变动和演化。 ”

当然，很多经济学者都对经济学简单借用物理学方法表达过怀疑和不满，可是新古典经济学依然大行其道，也依然是今天全球经济学的主流。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假若西方经济学真的严格追随物理学的基本哲理和方法，恐怕也不会走到今天完全与现实脱节的境地。因为物理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始终强调理论必须经受经验的检验和验证。物理学家不仅强调理论的结论要与现实相符，要接受真实事实的检验，而且强调理论的假设前提也要具有真实性。新古典经济学恰好与此相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不仅不注重其理论假设和前提的真实性，反而强调理论假设和前提不需要具有任何真实性。关于物理学的基本方法，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两段话，让许多人包括物理学家都深感困惑。1933 年 6 月 10 日，爱因斯坦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时说： “ 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 ”1936 年，爱因斯坦发表另一篇重要文章《物理学和实在》，在这篇文章中他说道： “ 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啊，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样的错误（牛顿曾经说：我不做假说）。 ”这两段话看似相互矛盾：前者说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后者却说相信理论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究竟如何理解爱因斯坦的科学哲理和方法论？这两段话对我们深刻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哲理和方法论又能够有怎样的启发呢？爱因斯坦早年笃信休谟和马赫的怀疑论和经验论，坚信物理学的概念必须能够明确定义，能够明确观察（这与今天笃信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者的信念一样）。正是秉持如此坚定的信念，爱因斯坦

抛弃了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概念，抛弃了 19 世纪笼罩物理学领域的 “ 以太 ” 概念，创立了石破天惊的狭义相对论。如果说狭义相对论背后的哲理和方法论是休谟和马赫的怀疑论和经验论，那么广义相对论背后的哲理和方法论则是唯理论和建构论（所谓的理性理论，区别于来自经验归纳的经验理论），即从几个最基本的原理和假设推导出新的物理学理论。广义相对论的创立不是基于任何观察到的事实，而是基于爱因斯坦所说的等价原理 —— 引力和加速度等价原理。这个等价原理又是来自爱因斯坦纯粹的思想实验，因为还没有真实的实验去证实这个等价原理。仅仅从这个等价原理出发，爱因斯坦竟然推导出 “ 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 （英国皇家学院主席、电子的发现者约瑟夫 · 约翰汤姆逊对广义相对论的评价），因此爱因斯坦说： “ 我认为，像古代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这也就是前面引述的爱因斯坦第二段话的意思。理论并非从经验归纳出来，而是从最一般的原理和假设推导出来的。我以为爱因斯坦这两段话并不矛盾。理由如下：其一，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某些理论从经验归纳得出，另一些理论从最基本的原理和假设出发，运用纯粹思维或数学推导出来，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不排斥。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那就是无论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还是从原理和假设推导出来的理论，最终的检验标准或试金石必须是经验事实或可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广义相对论基于引力和加速度等价原理，狭义相对论也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原理和假设 —— 光速不变。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被人类广泛接受为伟大的物理学理论，是因为这两个理论所推导

和预言的许多物理现象最终被观测证实。所以无论是哪种理论，最终都必须被观测证实，才能成为普遍接受的真理。对于物理学来说，不仅理论本身要被观测到的现象证实，而且理论赖以推导出来的假说和原理也不能是凭空想象或空中楼阁，也必须是能够被观测到的事实证实。譬如光速不变、加速度和引力等价原理都得到了观测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经济学者刻意追随物理学家的哲理和方法，然而经济学者却棋差一着。经济学者从一些基本原理和假说出发，推导出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和经济体系的理论，这没有错。经济学者的错有二：其一，从那些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理论没有任何现实的对应物，与真实的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毫无关系；其二，经济学者坚持他们赖以推导出理论的那些原理和假说可以或不需要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经济学者相信他们的原理和假说可以完全是空中楼阁。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主张这个基本方法论的经典论文。这是经济学方法与物理学方法的根本不同之处，我以为这也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错误之处。理论本身不需要与真实世界相符或与真实世界有任何关系，理论的假设前提也不需要具有任何真实性，那么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就变成纯粹的思维或数学游戏了。主流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和麻烦就在于此。有两个故事可以为证。一个故事是陈平教授讲的。北京大学的陈平教授致力于将物理学的诸多理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他讲过 1977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耗散结构理论开创者普里戈金的一个故事。普里戈金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科学家，有一次碰到 198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般均衡存在性的主要证明者杰拉德 · 德布鲁。他问德布鲁研究什么。德布鲁回答说研究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普里戈金问他研究的一般均衡模型有什么用。不料，德布鲁对普里戈金的问题非常生气，他说一般均衡理论

模型非常美妙，这就够了，为什么要管它有什么用？德布鲁不提任何应用实例。普里戈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认为任何美妙的理论都必须有应用场景和实例。描述桑塔菲研究所创立历史和复杂性科学兴起的科普著作《复杂》一书，作者沃尔德罗普也讲过类似的故事。据桑塔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以研究规模收益递增闻名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恩 · 阿瑟回忆，当桑塔菲研究所里的物理学家和经济学者一起讨论经济学时， “ 物理学家们一直在挤兑经济学者。他们对经济学家做的假设感到非常吃惊。对假设的检验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看这一假设是否符合经济学领域的流行观点感到非常吃惊 ”。阿瑟回忆道，当经济学家侃侃而谈，满怀激情地介绍他们的理论模型时， “197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 · 安德森往椅子后背一靠，脸上挂着微笑问：你们真的相信这一套 ” ？被逼到死角的经济学者争辩道： “ 但这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不做这些假设，就什么都无法做了。 ”安德森立刻反驳说： “ 但是这能够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这种假设不符合现实情况，你们还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这两个故事生动地描绘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特征 —— 不仅理论结论与现实毫无关系，理论本身的前提和假设更是与现实毫无关系。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就是与真实经济完全不相关的数学模型乌托邦，这些数学模型乌托邦纯粹是经济学者头脑里的创造物—— 纯粹思维的产物，不是真实经济世界现实发生的事情。这些纯粹思维的产物能够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 “ 把握实在 ” 吗？很不幸，新古典经济学那些纯粹思维的产物根本无法把握真实经济的实在。新古典经济学那些纯粹思维的产物究竟是些怎样的理论呢？我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乌托邦。这些理论乌托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多个理论基准或等价定律为代表。

许成钢教授曾经撰文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 5 个不相关性定理（也可称为等价定理或理论基准），他认为经济学的理论精华就是这 5 个不相关性定理。我认为许教授的这个总结很到位，很有启发性，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维方式和理论特征。仔细思考这 5 个不相关性定理，我们不仅能够把握新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和内核，同时也能透彻了解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严重缺陷甚至荒诞。5 个理论基准或等价定理是：一是著名的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或帕累托最优均衡。阿罗—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帕累托最优均衡或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或经济体系运行的最优效率）与制度安排无关。二是起自李嘉图的货币长期中性。货币长期中性模型证明，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或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金融工具、金融制度无关。三是金融市场著名的 MM 定理。 MM 定理证明，企业赢利能力（广义地说就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与金融工具、金融制度无关。四是著名的科斯定律。科斯定律证明，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或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与产权制度的安排无关。五是公共财政领域的李嘉图等价原理。李嘉图等价原理证明，资源配置的效率或国民财富的增长与政府公共财政政策无关。其实原则上我们能够推导出无数的等价定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称为等价定理呢？因为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对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乃至任何经济组织形式都是等价的；货币中性定理证明，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或资源最优配置而言，无论采取哪种货币政策和金融制度都是等价的； MM 定理证明，对于企业最优盈利能力而言，无论采用何种融资方式都是等价的；科斯定律证明，为了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或最优效率，无论哪种产权制度都是等价的；李嘉图等价定理证明，对于经济体系最优效率或国民财富增长来说，无论采取哪种公共财政政策都是等价的。听起来是不是很怪异？新古典经济学者描绘了一个无差别的、完全一模一样的世界，一个真正的毫无差别的理论乌托邦。经济学者怎么会得到上述结论呢？简而言之，经济学者之所以能够推导出如此漂亮的等价定理或不相关性定理，是因为他们从头脑里想象出一整套假设，至于这套假设与真实经济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这些假设能不能满足数学模型证明的需要。所有这些纯粹思维的假设主要是两个：一是所谓市场完全，二是不存在不对称信息。这两个假设的具体含义细说起来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经济学者假设经济体系的每一个参与者皆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独特性；假设经济体系运转所需的一切信息皆完美无缺，且完全免费获得。依照今日信息经济学的术语，上述等价定理都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假设，那就是一切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皆为零，或者没有任何不对称信息。善哉！善哉！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是一个信息完全免费获得的理想之境，或者人人如上帝一般皆是全知全能者，那么世间一切皆是等价的、一致的、完全相同的。上帝面前没有差别，没有对照，没有独特性。所谓经济学的各种等价定理，皆是假想一个理想之境，此理想之境有不同说法，主要目的就是首先假设和构造一个理想的世界，然后将现实的经济问题与此理想之境进行对照。如果说经济学者追随物理学的哲理和方法，那么与物理学相对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哲理和方法完全背离了物理学的基本精神。前面引述爱因斯坦对科学方法论的精辟论述，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物理学家无论构造何种理论，无论以什么方法构造理论，理论的结论及其假

设最终必须接受经验和可观测现象的检验，即理论的结论及其假设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虚幻或假想的。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著名原理 —— 光速不变，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不是凭空的假设；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和前提 —— 加速度和引力的等价原理，已经得到经验事实的完全验证。与此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几乎所有的模型，尤其是阿罗 — 德布鲁模型，其假设完全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真实性。我们在真实世界里找不到任何所谓市场完备和完全信息的经济体系。由此可见，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看似追随实证科学方法论而来，实则有重大区别。实证科学方法论强调理论前提和假设的真实性，由此推导出的理论结论才具有真实性，才有可能被可观测的经验事实证实或检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则不然，它并不要求假设的真实性，这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一个重大谬误。那么，是否真如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所说，从不真实的假设出发，也可以推导出符合真实经济世界的结论或含义呢？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里举了一个很搞笑的例子： “ 让我们思考众多树叶在一棵树上的分布密度吧。我提出一个假设：假设每片树叶都竭尽全力要获得最多的阳光照射量，树叶的密度分布或每片树叶的位置就因此而决定了。我再假设每片叶子都理解决定阳光照射量的物理定律，给定其相邻树叶的位置，每片树叶都能立刻或瞬间从任意位置移动到任何它想占据的位置或空位上去 …… 尽管这些假设看起来完全是错误的，可是这些假设却有极大的可信度，因为从这些假设推导出来的含义符合观察到的事实。 ”科斯有一篇重要文章《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直截了当地反驳弗里德曼的 “ 胡扯 ” 。科斯说： “ 就让我们假设一片树叶能够订阅《科学美国人》和《分子生物学》杂志吧，而且还假设树叶能够读懂杂志里的内容，就算我们从这些荒谬的假设出发，能够帮助我们预测一棵树上树叶的密度分布，然而，毋庸置疑，对于我们思考树叶或树的问

题，如此理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理论。我们的问题是基于树叶没有头脑的前提下，解释一棵树上的树叶是如何分布的。 ”科斯接着说： “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究竟是如何运转的，那么，理论的假设就必须具有真实性。唯有坚持理论假设或前提的真实性，才能迫使我们去分析真实存在的世界，而不是费神耗力去分析那根本不存在的世界。 ”遗憾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者从来没有认真听过科斯的建议。他们追随弗里德曼，以为从完全虚假的假设和前提出发，能够推导出与真实世界相符的结论或含义。事实证明，从虚假的假设出发所推导出来的世界必定是虚假的世界，与真实经济世界毫无关系。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就是最经典的例子，难怪德布鲁对普里戈金的问题深感恼火。正是从荒诞不经的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边际成本定价、完全信息等假设前提出发，新古典经济学者推导出荒谬至极、与真实世界完全不符的结论，并以此结论作为理解整个人类经济体系运作的基石！这个基本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所谓 “ 边际效用 = 边际成本 = 市场价格 ” 。经济学者从那些假设出发，依照严谨的数学公式，推导出 “ 边际效用 = 边际成本 = 市场价格 ” 的完美状态。它不仅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状态，而且是社会福利水平最高的经济状态，经济学者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帕累托最优。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经济体系的效率和福利均达到至高至善之境，任何改变都会既损失效率，也损失福利。这就是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它包括三个基本含义：其一，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其二，达到均衡的自由市场必然是帕累托最优；其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市场自然可以达到一个社会最优的资源配置。福利

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没有外部性，没有交易成本，完全信息，不存在规模经济。新古典经济学者给 “ 边际效用 = 边际成本 = 市场价格 ” 的经济状态取了好多名字，其中一个是 “ 完全竞争 ” 。他们相信那是人类经济体系能够达到的最理想状态。对于那些背离完全竞争均衡的经济状态，经济学者也取了很多名字，诸如 “ 不完全竞争 ”“ 垄断竞争 ”“ 垄断 ” 等，都是饱含贬义的术语，谴责起来不遗余力。凡是背离完全竞争状态，既有效率损失，又有福利损失，都是不可取的经济体系运行状态，需要采取措施调整或修正，譬如采取各种政府干预措施来纠偏，这是反垄断的理论基础，也是马歇尔继承人庇古《福利经济学》倡议多种政府干预措施的理论基础。长久以来，有许多经济学者对所谓完全竞争均衡提出了批评。譬如美国研究企业发展史首屈一指的大师钱德勒 1974 年出版的名著《看得见的手》，书中尖锐批评了经济学者固守所谓完全竞争均衡的老生常谈，批评他们根本没有预言到 “ 看得见的手 ” （大公司和管理资本主义）会取代 “ 看不见的手 ” （纯粹的市场价格），成为推动美国现代经济迅猛崛起的关键力量。《看得见的手》引言里的一段话值得全文引述，因为钱德勒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批评今天依然适用：由众多拿薪水的中层和高层管理者所管理的、拥有多个职能部门的企业，我们应该恰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还没有这种现代企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现代企业已经是美国经济体系很多行业里占据支配地位的商业组织机构。到 20 世纪中叶，这些现代企业已经雇用了成百上千乃至数千个中层和高级管理者，他们负责监督管理数十个乃至数百个经营单位。这些企业的雇员人数往往多达数万或数十万人，企业的股东多达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企业年收入高达数百亿美元。即使是在某个地区或区域性市场经营的中小型企业，也有中层和高层管理者。纵观世界历史，现代

企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成长得如此巨大，扩张得如此普遍，真正是绝无仅有的。描述和分析现代企业的迅猛崛起，深入分析现代企业崛起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任何试图理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令人激动的巨大挑战 …… 这项挑战之所以特别具有吸引力，是因为还没有人真正迎接过这场挑战。尽管现代企业的迅猛崛起具有全方位的重要性，然而，还没有人系统阐述过它们的历史。令人震惊的是，学者们对现代大企业的迅猛崛起几乎视而不见。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经济学者们只是极不情愿地承认现代企业确实存在，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经济学者们总是以极端怀疑的眼光来审视现代大规模企业组织。绝大多数经济学基础理论依然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经济体系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由传统小企业主导，它们受市场看不见的手引导和监管，或者说，经济学者认为经济体系的生产和分配应该如此。根据这套经济理论，唯有传统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才是完全市场竞争，唯有完全市场竞争才是协调经济活动和配置经济资源最有效的方法。经济学者进一步认为，因为现代大企业具有内部管理协调的职能，所以由多职能部门构成的现代大企业必然导致不完全或不完美竞争和资源的错配。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不仅将现代大企业看作是异类，而且是一种罪恶，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学者去研究现代大企业的起源。对于经济学者而言，现代大企业的崛起就是追求垄断，这就够了，这就是解释。坦率地说，钱德勒 40 多年前的尖锐批评也没有撼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今天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依然将完全市场竞争作为最有效率和最优福利水平的基准，以此来批评垄断、寡占或不完全竞争。譬如，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教授曼昆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就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的社会福利损失，也是以没有任何福利损失的完全竞争为基准。

这应该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最奇怪，也是最荒诞的一页，即以一种假想的、真实世界完全不存在的经济状态作为理想，据此来比较和谴责真实经济世界的真实现象。实际上，这完全误导了人们对真实经济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这门学科应该被彻底抛弃。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科斯穷毕生之力呼吁和批判经济学者不要将企业简单地看作一个生产函数，不要沉醉于所谓完全竞争均衡而不去深入探讨企业的内部结构和产业的内在结构。前面已经引述了科斯对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深刻有力的批评。科斯著名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序言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哲理提出尖锐批评，此处也值得引述。科斯首先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 经济学者长期执迷于所谓的选择逻辑，或许最终能够帮助复兴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然而，在我看来，如此执迷选择逻辑的先入之见已经对经济学自身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反面效果。这个逻辑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理论与其真正的研究对象完全脱节，经济学者号称要致力于研究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然而行为主体本身却并不是经济学者的研究对象，真正的行为主体从经济学理论里完全消失，失去意义。消费者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组内在协调一致的偏好组合。正如马丁 · 斯莱特所说，经济学者眼里的企业被完全定义为一条成本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所谓企业理论简单地说，就只是最优定价策略和最优资源配置的逻辑推演。经济学者讨论市场交换，却从不涉及交换赖以发生的任何制度安排。简而言之，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学问：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市场的交换。 ”紧接着，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终极理论基础提出深刻而尖锐的批评： “ 经济学理论假设经济行为主体是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种假设与克拉珀姆（伦敦的一个社区）乘坐巴士的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与世界上任何乘坐巴士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毫无相似之处。我们

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成天或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最大化任何事情，除非是在努力最大化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即使是努力最大化不开心的事儿，也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科斯接着引述弗兰克 · 奈特的著名论文《竞争的伦理学》里的有趣段落： “ 奈特曾经非常美妙地表达了这个基本思想：经济学者假设人们工作和思考就是为了摆脱麻烦，这种假设至少有一半是颠倒黑白。我们为之努力工作的那些事儿，给我们带来烦恼的频率绝不会小于给我们带来满足的频率。我们费尽心机、玩儿命工作，结果往往却是自找麻烦，这与我们费尽心机、玩儿命工作，希望摆脱麻烦一样，两种情况下，人们往往都是乐此不疲、全心投入 …… 一个本来无忧无虑的人却会立刻让自己忙碌起来，试图去创造点什么，或者沉迷于某种令人着迷的游戏，或者坠入爱河，或者准备去征服敌人，或者打算去捕猎狮子，或者准备去征服北极，或者去做其他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怪事儿。 ”简言之，科斯完全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方法，不赞同弗里德曼标榜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理由很简单、很质朴，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一套学问完全与真实世界无关。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以专章（卷三第三章《垄断的诅咒与成因》）对完全竞争均衡框架下所推导出来的垄断 “ 死三角损失 ” 的分析给以系统批判。张五常首先简洁地回顾了新古典经济学老生常谈的垄断分析： “ 分析是这样的。面对垄断者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这曲线代表平均收入，边际收入在这曲线之下。垄断者为了争取租值或财富极大化，他的产出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但他定的价等于平均收入，所以价是在边际成本之上。另一方面，价也代表着消费者的边际用值。于是，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会使社会得益，但垄断者为了争取私利极大化不会那样做，其产量因为低于完善的市场竞争，后者的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收入等于边际用值等于价。

“ 经济学者于是推出后来萨缪尔森称为 ‘ 死三角 ’ （ deadweight loss ）的浪费。价（即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对社会有利。这增产会使价或边际用值下降，边际成本上升，到价等于边际成本时，这 ‘ 死三角 ’ 会消失，也即是跟那完善的市场竞争相同。社会的最大利益是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成本，但垄断者的产出均衡点是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是以为祸也。 ”张五常嘲弄上述分析： “ 起自英国的传统，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今天的学子从本科一年级开始背，究竟老师有没有想清楚只有天晓得。 ”在分析邓丽君现象（邓丽君这样以个人天才形成垄断的现象比比皆是）之后，张五常对经济学者的垄断分析 “ 破口大骂 ” ： “ 让我再说一次。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维护的垄断，或在自由竞争下获得的垄断权利，或像邓丽君那样，才华由上苍赐予，加上勤修苦练而获得的垄断，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 …… 不要相信经济学者的胡说八道。 ”张五常的分析已经接近完全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一整套学问了。这里有一个重要提点。西方经济学传统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那销售或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的，因而受价，没有死三角。然而，逻辑与事实皆说，这样的市场只能限于期货市场那类产品：米是米，麦是麦，金是金，银是银。是的，经济学者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的产品不可能有创意，不可能标奇立异，社会因而不可能有进步。换言之，一个历来只有完善竞争的经济社会，会停顿在中国四千多年前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的水平。我的价值观可以接受，因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略同。离开了桃花源，人类的进步或知识的增长要基于创新，即是说要基于垄断的争取及尝试。那所谓觅价，讲深一层是说找寻新意。

他还说： “ 争取垄断希望增加收入是社会每个成员都会做的事 …… 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根源。 ”以上引文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张五常几乎完全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套分析逻辑，因为所谓垄断的分析正是以那个完全竞争均衡为最优标准而展开的。张五常毕竟是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孕育出来的大师，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还保存了一点儿颜面，没有全盘抛弃。依照本卷提出的创造性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的整套分析逻辑与真实的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毫无关系，应该根本抛弃，不需要保留什么。然而，这些大师级人物正确而深刻的批评，却没有撼动新古典经济学大厦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依然以完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为思考的起点和基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笼罩下，几乎所有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皆或隐或显地以完全竞争均衡为基准来展开讨论。新古典经济学者最热衷以一般均衡状态或帕累托最优状态为基准，讨论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化或改进方向。帕累托最优的严格数学证明就是著名的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阿罗 — 德布鲁经济体系是一个完全静态的经济体系，它基于许多与现实无关的假设，譬如市场完备、信息完全、经济体系的资源给定、消费者偏好给定、经济体系的技术水平给定等。基于这些假设，阿罗 — 德布鲁模型证明了一般均衡或完全竞争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和帕累托最优也是福利经济学的中流砥柱。假若这套基于严格（空想）假设基础上的理论不成立或不被认同，整个福利经济学和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就将轰然倒下。很多经济学者为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理论严谨和优美而

倾倒。他们认为，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能够达到的理想基准，尽管现实不可能达到，却能够作为我们分析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演化变化的一个参照标准。那么，经济学者如何将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作为参照，来分析现实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呢？新古典经济学者认为，凡是偏离帕累托最优和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皆是 “ 非最优 ” 或 “ 次优 ” 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应该通过制度和体制的改革或改进，促使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迈向帕累托最优。因此，凡是看起来不断接近满足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各项严格假设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系变化，都被认为是经济体系朝向帕累托最优和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状态的迈进或改进，都被认为是朝向经济体系最优的演化或改进，因此都是可取的或值得赞赏的。譬如，让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偏离帕累托最优和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状态的主要因素包括风险、不确定性或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可看作是信息不完备。据此，很多经济学者相信，如果能够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降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那么经济体系就会不断向最优状态改进。信息科技革命兴起之后，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超级计算、人工智能风起云涌，人类能够获得的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的信息日益丰富和完备，以至有些经济学者和非经济学者相信，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将推动人类经济体系迈向最优状态，甚至有人认为借助无限丰富的信息，集中计划经济将重新成为可能。这其实是对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根本误解。因为帕累托最优或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状态完全是从毫无真实性的假设推导出来的，是一种纯粹虚构的数学游戏。满足这些假设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怎么可能是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的最

优状态呢？经济学者的这种思维和 “ 乌托邦 ” 空想家或宗教空想家的思维如出一辙。设想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天国，然后将现实人类社会与之对照，以寻求改进社会的途径，虽然不无启发意义，但其实是一种完全虚妄的理智游戏。本卷的中心任务不仅是要阐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假设（理性经济人或效用最大化）并非人性的本质，而且要阐明，无论是解释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化，还是预言或预测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的未来，抑或是阐明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的理想状态，都必须从人性或人心最真实的本质和特征出发。由于理论假设前提的完全不真实，帕累托最优或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状态与我们探索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毫无关系，因为这一套理论是应该抛弃的。行笔至此，我不禁感慨万千，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起自法国经济学者瓦尔拉斯，他被熊彼特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念与熊彼特独创的创造性毁灭理念格格不入，熊彼特怎么会认为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呢？难道真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大师莱昂内尔 · 罗宾斯所说，熊彼特是刻意抬高欧洲大陆的瓦尔拉斯以贬低英国的杰文斯和马歇尔吗？1. J. S.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xxvi.2.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55-156.3. 许良英，等 . 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 . 第一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 490.4.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58.5. 陈平 . 经济数学为何如此落伍却自封社会科学之王？ [OL].[2018–12–17].http://www.cifu.fudan.edu.cn/75/cb/c413a161227/page.htm.

6. 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 .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 陈玲，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7.7. 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 .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 陈玲，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7.8. 许成钢 .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 [M]// 吴敬琏 . 比较：第一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2.9. 许成钢教授所总结的第五个不相关性定理是贝克尔 — 施蒂格勒最优阻吓理论模型，此处不涉及这个理论基准，因而加上公共财政领域的李嘉图等价原理。10.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19–20.11. R. H.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7–18.12. R. H.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7–18.13.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Business,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5.14.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vi–viii.15.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vi–viii.16. 也就是追求所谓效用最大化或最大幸福。17.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vi–viii.18.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受价与觅价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511–512.19.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受价与觅价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511.20.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受价与觅价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518.21.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受价与觅价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519.22.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受价与觅价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519.

第十二章超越实证经济学方法论2008 年 11 月 4 日，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一座建筑的启用仪式。在这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学术中心，女王向在座的众多知名人士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察觉到危机呢？—— 马丁 · 沃尔夫，《转型与冲击》解释和推测是衡量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吗？20 世纪以来，库恩、卡尔纳普、波普尔、内格尔等人的工作加深了人们对科学哲学和方法论逻辑的认识，几乎所有科学家一致认同科学的主要目的或唯一目的是解释现象，舍此别无其他。即使科学有其他目的，也是衍生的或非本质的目的。解释现象是科学家的天职和本分。受此影响，经济学者同样一致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或唯一目的是解释经济现象。张五常教授在其《经济解释》中认为： “ 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但有事前和事后之分。推测是先见到局限的变动而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出现；解释是见到现象的出现，而追溯是什么局限变动促成的。逻辑的结构一样，所以推测与解释相同。 ”

张五常始终坚持经济学的唯一目的是解释经济现象，解释就是鉴别（或识别，或厘清）现象背后的局限条件，局限条件的转变不仅是解释现象的关键，也是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关键。他说： “ 在经济学上，局限条件（验证条件）的真实调查与简化，是忠于经济解释的最艰难的过程。 ”我曾经细读张五常的全部著作，也出版过《张五常经济学》一书。张五常教授所提出的 “ 经济解释 ” 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规范，独树一帜，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启发良多。他毕生致力于解释丰富多样的经济现象，提出众多有趣的理论假说，趣味盎然，灵感四射。然而，我对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逻辑反复斟酌，长期思考，总觉得尚有未尽之意。究竟如何定义 “ 解释 ” ？如何定义 “ 经济解释 ” ？经济解释与科学于解释可以完全等量齐观吗？（张五常教授认为可以等量齐观。）更深入的疑问则是：我们如何能够肯定我们所提出的解释是正确的解释，肯定我们所 “ 调查与简化 ” 的局限条件是促成现象发生的真正的局限条件？假若能够肯定，为什么经济学者对许多最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又是那样大相径庭甚至水火不容？大家对局限条件的认知和调查会有那样的意见分歧吗？要深入系统回答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实属不易。我们先看看物理学家如何看待科学解释。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 · 温伯格的名著《终极理论之梦》，第一章开篇就写道： “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奇异无比的事物，以及许多美丽非凡的现象。然而，科学家所发现的最美丽和最奇特的现象乃是科学本身的独特模式。我们的科学发现并非彼此毫无关系的孤立事实。任何一个普适的科学原理总是可以由其他理论来解释，后者又由另外的理论来解释。我们不停地向后追溯解释的箭头，我们已经发现了科学解释令人震惊的趋同模式：所有解释箭头都指向

同一个方向！或许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整个宇宙我们所学习到的最深刻的东西。 ”温伯格以粉笔为例子，阐释了他的 “ 解释箭头始终向下 ” 之说。直到 19 世纪后期，人类才真正能够解释颜色的秘密。那是因为任何物质都只能够吸收某些波长的光谱，或者反射某些波长的光谱。如果被反射回来的光线的光谱处于人眼可视光谱范围之内，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物质的颜色，肉眼所见光的颜色乃是由光线的波长所决定。人的肉眼无法看到超过可视光谱以外的光线，譬如我们无法看见红外光和紫外线。光的吸收和反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物质的颜色，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理论。科学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必然会问：为什么任何物质只能够吸收某些波长的光线呢？直到 20 世纪初期，两位伟大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和尼尔斯 · 玻尔分别提出革命性的光量子学说和原子结构学说，物质吸收和反射光线的机理才开始得到完整地解释。爱因斯坦 1905 年发表石破天惊的光量子论文。他假设光线由一个个具有特定能量和波长的粒子或光量子组成，光量子的波长与能量成反比，并由著名的普朗克常数来给定。光量子假说是一个天才的理论，被后来的物理实验完全证实，成为量子力学革命的先导。尽管爱因斯坦毕生对量子力学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但他却是量子力学革命的先驱之一。 8 年后的尼尔斯 ·玻尔提出了原子结构假说。玻尔假设的原子结构有点儿类似太阳系，基本粒子（电子和中子）围绕原子核运动。玻尔学说最重要的含义之一是，原子或分子只能以某种特定的能量状态存在，不同状态之间的能量差距是一个确定的量，原子或分子只有或必须吸收这个特定数量的能量，才能跃迁（跳上或跳下）到另一个能量状态。原子或分子不能吸收其他数量的能量。易言之，物质吸收能量有一个惊人的 “ 门当户对 ” 规则。量子力学理论对很多自然物理现象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准确解释。

物理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追问下去，试图对整个宇宙的自然现象做出最终的解释，也就是温伯格所梦想的 “ 终极理论 ” 。对于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史蒂芬 · 霍金的《时间简史》里有一段话说得最清楚： “ 所谓理论就是关于宇宙的一个模型，或者宇宙某个部分的模型，以及将模型里的各种数量或参数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连接起来的一系列规则。理论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除此之外，理论没有任何其他的实在性或真实性，不管这种实在性或真实性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理论满足两个要求，那就是一个好的理论：其一，理论模型的人为假设要尽可能少，却又能够精确描述大量可观察到的现象；其二，理论必须对未来将要观察到的结果或现象做出明确或精准的预测。 ”现代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本质上与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相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以弗里德曼、张五常的阐释最为明确。二师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那就是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必须能够接受可观察事实的检验或验证。张五常认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必须能够推导出 “ 可以被验证的含义 ”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有一个基本的结论或判断，那就是人们之所以接受某个理论，乃是因为该理论的结论、推论或 “ 可以被验证的含义 ” 得到了可观察事实的验证。如果一个理论没有得到验证，或没有经受住验证（被证伪），那么该理论就不会被接受或不应该被接受。科斯首先对这个论断提出质疑。科斯的论文《经济学家如何选择》十分精彩，他以 20 世纪经济学三大重要理论被学界接受的历史过程为例，证明弗里德曼 —— 张五常式的实证科学方法论并不符合思想史的实际历史。科斯引以为例的三大理论分别是凯恩斯《通论》所开创的宏观经济理论，哈耶克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琼 · 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科斯以亲身经历证明，这三大理论刚刚提出就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和欢

迎，学界似乎根本就不关心这些理论是否经受住了可观察事实的验证。不仅经济学如此，物理学也是如此。通常我们认为物理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皇冠明珠，是所有科学里 “ 最硬 ” 的科学，也是最早开启实证科学方法论的科学领域。现代实验科学的伟大先驱弗朗西斯 · 培根坚信，任何科学知识只能通过对自然现象坚持不懈和毫无偏见地观测来获得。休谟、康德和马赫坚持认为，任何不能被观测的东西都不具有实在性，从而就不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约翰 · 穆勒认为，唯有观测才是验证任何理论的唯一办法。 30 岁之前的爱因斯坦对休谟、康德和马赫的科学哲学（严格意义的实证主义或实在论）深信不疑； 30 岁之后的爱因斯坦却开始怀疑这三位哲学家的科学哲学，认为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从最基本的原理出发推导出来，而不是根据经验事实归纳出来。爱因斯坦说： “ 创造性的原则寓于数学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正如古人所梦想的那样，纯粹的思想能够把握实在，这是真的。 ”然而，同科斯所描述的经济思想史故事一样，物理学界接受某个物理学理论，并不是因为该理论已经得到事实或实验的完全验证或证实。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蒂芬 · 温伯格的著作《终极理论之梦》就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详细讨论了 20 世纪物理学几大重要理论的发现和接受过程。譬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电动力学发现之后，物理学界很快就接受了，然而以可观察现象来检验两大理论却是后来的事情。根据温伯格的阐述，爱因斯坦伟大的广义相对论几乎从问世那一刻起就征服了物理学界，虽然完全理解这个精妙绝伦伟大理论的人并不多，但无人怀疑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真理的终极标准：美与真

1974 年，大物理学家、现代量子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保罗 · 狄拉克到哈佛大学演讲，回顾其创立量子电动力学的历史过程。演讲最后，狄拉克建议那些洗耳恭听的研究生，他们只需关注物理学方程式之美，无须关注方程式的实际意义。并非所有科学家都同意狄拉克这一有点儿极端的忠告，然而，对美的追求却是物理学和整个科学的一个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不仅贯穿狄拉克毕生的科学工作，而且贯穿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杨振宁、温伯格、霍金等所有物理学大师毕生的科学工作。麦克斯韦电磁学方程式的美妙绝伦，即使不懂物理学的门外汉也可以凭直觉感受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的美轮美奂，早已是人类科学史上的神话或传奇，并且是广义相对论完成之初即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当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的那一刻（由 14 个深奥无比的数学方程构成），他就深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理论本身深刻的美。那时还没有任何实验结果来验证理论的结论或预测，仅凭理论本身深刻的美就确信理论是一个正确的理论，这的确是异乎寻常的科学故事，却也是最符合常理的科学故事，因为美就是真，真就是美。杨振宁曾经专门写文章论述物理学之美，文章题目就是《美与物理学》。杨振宁还论述过一个科学家的品位和美感与他的科学贡献具有内在联系。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一书中有大量篇幅讨论物理学之美，尤其是物理学家的审美品位如何影响其研究历程和科学发现。同样，经济学大师也经常谈到经济学理论之美，美妙的经济学理论也数之不尽。首先，经济学许多石破天惊的理念就具有惊人的美感。斯密的 “ 看不见的手 ” 、李嘉图的 “ 比较优势定理 ” 、熊彼特的 “ 创造性毁灭 ” 、奈特的 “ 风险和不确定性之划分 ” 、费雪的 “ 利息理论 ” 、赫克歇尔 — 奥林 —萨缪尔森的 “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 、科斯有关产权和社会成本的 “ 科斯定律 ” 、弗里德曼的 “ 永久收入假说 ” 、蒙代尔的 “ 最优货币区理

论 ” 和 “ 不可能三角悖论 ” 、约翰 · 纳什的 “ 囚徒困境 ” 、张五常的 “ 租值消散定理 ”…… 当我们真正掌握这些伟大理念的那一刻，往往仿佛有触电的感觉，又仿佛夜空中的霹雳闪电，一下子照亮了整个夜空，让我们对人类经济体系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开辟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视野，体会到学术思想别样的美和力量。当我们尝试运用这些理念来思考经济世界，时日越久，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些理念惊人的解释力和启发力。任何对科学和学术有兴趣的人对这种理论或理念内在深刻的美感，都能够感同身受。芝加哥学派大师施蒂格勒对经济学之美有独特的论述。他论述经济思想史的名篇《效用理论史》，谈及斯勒茨基（ E. Slutsky ）的价格弹性理论，用如下语言予以赞美： “ 其美与力，无与伦比！ ” 他的自传《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追忆科斯定律的起源，语言美妙，情感丰沛。科斯定律或许是所有经济学理论里最具启发性而又最简单的一个定律。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称科斯定律是所有经济学理论中最美的理论。那么科学之美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建筑、音乐、绘画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美是一种感受，一种直觉，无法定义。我们赞美一个女子，说她很美，却无法去定义和量度她的美丽（所谓三围尺寸与美并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可以意会，可以言说，却无法量度和定义。科学之美同样无法定义和量度，却又与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有本质的不同。依照杨振宁和温伯格对物理学之美的描述，物理学之美至少具有如下特质或特征。一是理论简单。一个高度简单的理论却能够解释或概括无限多样的现象，那么这个理论就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感染力和启发力。温伯格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例。广义相对论的 14 个方程式深奥难懂，然而广义相对论的基本理念却惊人的简单，那就是引力和惯性完全等价！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等价原理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

整个宇宙的认识。科斯定律具有同样的魔力。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里的一句话足以名垂青史： “ 产权的明确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 ” 仅此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们对经济世界的看法。蒙代尔 “ 最优货币区 ” 理念也简单至极，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看法。弗里德曼 “ 永久收入假说 ” 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消费行为的认识。一个伟大的理论，无论其数学形式如何复杂，其基本理念必定是高度简单。物理学如此，经济学也如此。科学之美的第二个特征是逻辑的完备性和必然性。经济学里最重要的理论是价格理论，它具有一种惊人的美感。价格理论之美，首先就是它所具备的逻辑的完备性和必然性。它根据人类行为或人性的三个基本定律或假设（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替代定律）就能够推导出需求定律。需求定律是整个价格理论的基石。易言之，所谓价格理论就是需求定律。张五常将整个价格理论总结为需求定律，即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真正体现了马歇尔所说的 “ 统一的多样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 。与物理学家一样，顶级经济学者都同意，复杂无比的现象只能或必须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温伯格以此来描写物理学家对简单理论的追求。大数学家陈省身曾经多次说过，数学之美首先在于其高度的简单。张五常经常说，复杂的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只能用简单理论来解释，用复杂理论成功解释复杂现象的概率几乎为零。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尽管数学上看起来要比牛顿引力理论（万有引力定律）复杂得多，然而，其基本的理论概念却比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要简单得多，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逻辑必然性。整个广义相对论基于一个最简单的理念，那就是引力和惯性的等价原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原理，即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或光速不变原理。从一个最简单的原理或假设出发，能够推导出极具解释力的科学定律，这是最令人吃惊的科学奇迹和科学之美！经济学里的价格理论

具有这样的魅力，它从一个简单的人性假设推导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需求定律。需求定律确实可以解释日常经济生活尤其是个人经济行为的许多现象，这是经济学者数百年研究所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斯密的《国富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凯恩斯的《通论》、费雪的《利息理论》、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以及最近大行其道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著作，譬如《魔鬼经济学》《隐性动机》等，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把握，或者说都是基于对价格理论或需求定律的深刻把握和巧妙运用。易言之，我们若要改变和创新经济学，最佳出发点就是重新或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剖析和认知人性的本质。流动性、风险、不确定性、利率的本质在人性；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本质在人性；预期、愿景、意志和决心是人性；所谓 “ 动物精神 ” 、非理性情绪、牛群跟风行为是人性；金融危机的本质和规律必须从人性的本质和规律中去寻找；货币和流动性的本质和规律必须从人性的本质和规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本质和规律也必须从人性的本质和规律中去寻找。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大师米塞斯著有《人的行为》一书，该书试图从一般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重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希望从人性本质和规律中推导出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本卷试图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有机体系、一个动态体系、一个突变体系、一个生命体系、一个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正是基于对人性本质认识的回归。经济学原本出自伦理学或道德学，经济学原本就是哲学家研究人性本质的一个副产品。斯密和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各位大师，追求的最基本目标就是探寻人性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既然上帝赋予自然界如此美妙和一致的规律，那么上帝一定赋予人性同样美妙和一致的规律；既然自然界具有某种天赋的秩序，人类社会一定同样具有某种天赋的秩序；既然牛顿能够找到自然界天赋秩序的内在秘密 —— 力，经济学者和哲学家同样应该能够找到人类社会天赋秩序的内在秘密。斯密《国富论》的主要科学贡

献并非倡议自由贸易，而是找到了基于人性自私的 “ 看不见的手 ” 。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人类经济秩序的内在秘密，那就是 “ 看不见的手 ” 。数百年来，经济学者长期偏重于深入和系统研究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的正面效果，却没有深入系统研究 “ 看不见的手 ” 的负面效果，甚至长期忽视这一负面效果。直到奈特、科斯、德姆塞茨、阿尔钦、张五常、威廉姆森等大师发起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新范式和新方向，人们才开始逐渐深入理解私有产权缺失（或消灭私有产权，或产权模糊）、租值消散、市场失败、外部性、社会成本等重大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从而开始认识到，人性自私或私有产权、竞争或 “ 看不见的手 ” 不仅可能不会达成斯密、边沁、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期望的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 ，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或失败，甚至会导致社会灾难乃至人类灭亡。张五常教授正确而深刻地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为什么人类会选择自我毁灭的经济制度？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真正重要的人性本质问题。当我们深入讨论 “ 经济学是一个道德体系或伦理体系 ” 时，我们会再次回到这个基本而重要的问题上。私有产权、自由竞争的 “ 看不见的手 ” 为什么会导致市场失灵或失败，甚至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此问题恰如明斯基所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明斯基在 1982 年的著作里写道： “ 大萧条还会再次发生吗？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再出现呢？在回顾历史和过去 35 年相对比较成功的经验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些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在该理论中，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自发地进入大萧条状态。 ”所谓自发地进入大萧条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能够说明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不仅不能够（或者只是有时能够）带来均衡，而且往往偏离均衡，造成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动荡。这种理论也如均衡静态的经济理论一样，同样必须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把握。经济学者起码已经找到许多重要而具有启发性的线索，譬如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许多重要发现，已经揭示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重要机理。

为什么复杂的现象只能或必须用简单的原理来解释呢？为什么复杂的现象不是用复杂的理论来解释？这又牵涉到科学解释或经济解释的本质了。经济解释和经济学帝国主义自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成为支配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或唯一方法论之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经济学的主要或唯一任务是解释，或者按照张五常教授的经典名著所展示的那样，经济学的主要或唯一任务是 “ 经济解释 ” 。毫无疑问，经济解释或实证经济学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就。我们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世界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系统和全面，人类对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和从容，因为我们有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真理都是经济政策的指南。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解释或实证经济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学赢得与 “ 硬科学 ” 同等的地位和荣誉 ——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被誉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皇冠明珠，经济学帝国主义应运而生。经济解释或实证经济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想象空间。然而，经济解释或实证经济学往往坠入一种新的庸俗经济学形态，它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其一，将构造精巧的数学模型或数理模型看作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或主要成就。这是以萨缪尔森和阿罗为代表的美国顶级经济学者给后世经济学的主要影响。直至今天，数学模型依然牢牢统治着全球顶级经济学杂志和顶级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数学模型的优美、精确或可计算、内在逻辑一致或自洽，是所有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很多经济学家内心深处可能都希望发现类似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或E=mc2那样优美的数学模型，以统一解释人类经济现象。

数学的广泛应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经济学赢得与 “ 硬科学 ” 同等尊崇地位的主要理由。但是，辉煌成就往往同时创造了巨大困难。今天，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够否认，追求数学模型的优美和精确某种程度上已经让经济学走上 “ 邪路 ” ，或者走进了死胡同。许多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要么与真实世界大相径庭，要么过于琐碎或就事论事，毫无一般性的真理。许多数学模型的推测或预测与事实完全不符，相关的政策含义要么毫无用处，要么离题千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思考精巧数学模型背后的哲学或人性基础，开始反思数学模型的局限性。其二，经济解释或实证经济学往往只能解释或局限于解释那些琐碎或常识般的现象。即使不用任何经济学理论或工具，这些琐碎的现象或常识也能够得到很好或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普通大众或企业家对许多现象的认知或解释比经济学家要深刻得多。正如芝加哥学派宗师弗兰克 · 奈特 70 多年前所说，经济学者知道的，普通人也知道；普通人不知道的，经济学者也不知道。日常的、普通的现象并非不重要，重要的科学真理必须从日常和普通的现象出发，或者，人类许多重大的现象发生的根源往往就是那些普通的事实。但是，当代经济学很容易停留于解释那些琐碎的就事论事的现象，成为一种 “ 庸俗的 ” 学问。经济解释的主要挑战是解释那些最重大的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我称之为大历史事实或大历史现象。通过对大历史现象或大历史事实的解释，以发现大历史规律。譬如，为什么人类 18 世纪之前几乎从来没有过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在英国爆发？硅谷为什么会成为硅谷？中东小国以色列为什么会成为全球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会出现持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实证经济学首先需要解释那些极具差异性的现象。譬如，为什么美国硅谷会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和创业圣地，其他国家却很难或没有形成类似的创新和创业中心？为什么中东小国以色列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和创业中心之一？为什么经济增长至今依然是少数国家发生的现象，世界大多数国家却没有迈上持续经济增长之路？解释和预测的基本困难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反思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经济学理论的论著可谓层出不穷、汗牛充栋。如此多的论著，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主题，那就是经济学无法预测经济危机，推而广之，则是对经济学理论整体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表示出极大的质疑。且看几位著名人物如何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2013 年出版著作《地图和疆域：风险、人性和预测的未来》，书中如此评说经济学的预测能力：2008 年 9 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近乎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没有人预测到危机正在来临。当我们最需要经济预测模型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模型却彻底失败了，整个经济学界为此悲伤懊恼。直到危机来临之日，美联储那些高深莫测、复杂非凡的经济预测模型甚至连一次经济衰退都没能推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展起来的、具有崇高声望的经济模型同样一败涂地。直到 2007 年春天，基金组织的预测报告还在满怀信心地宣告：全球经济风险自2006 年 9 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美国经济整体运行良好。世界各国的所有信息都令人鼓舞。 J. P. 摩根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大银行，竟然在 2008 年 9 月 12 日，也就是危机爆发的前 3 天发布报告，宣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加速增长，一直到 2009 年上半年。

久负盛名的英国《经济学家》 2006 年 12 月发表文章，说市场资本主义总体运行良好，正是市场资本主义驱动着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引擎。无论是私人机构还是政府机构，几乎所有的分析报告都饱含《经济学家》所表达的那种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是如此浓厚，人们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 2008 年 9 月 14 日，也就是离全球金融危机发起猛烈攻击不到 24 小时的时刻，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早间节目访问我的时候，我依然说：避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至少超过 50% 。几乎就在金融危机惊涛骇浪已经逼近门口之时，经济学那些习以为常的智慧和理论却连一次典型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都没有预测到，更别提预测到 80 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了。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当危机迅速蔓延、美国失业率飙升到7.8% 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根据主流经济模型发布预测，说美国失业率将在 2010 年底下降到 7% ， 2011 年底下降到 6.5% 。实际情况怎样呢？ 2011 年 12 月，美国失业率高达 8.5% 。格林斯潘几乎是愤怒地厉声质问： “ 经济学为什么错得离谱？为什么对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机，所有经济学者和政策决策者就像盲人和失聪者一样懵懂无知？ ”格林斯潘将矛头直指主流经济学那些脱离现实的基本假设。与诺奖得主阿克洛夫和席勒一样，他试图引入凯恩斯著名的 “ 动物精神 ” 或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来解释经济、金融的周期性波动和危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 · 沃尔夫在《转型与冲击》一书中，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宏观经济模型的批评比格林斯潘还要尖锐。沃尔夫讲的故事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经济学提出的质疑，显而易见，英国科学院向女王递交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沃尔夫认为，英国科学院递交给女王的答案并不是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么，经济学弄错了什么？沃尔夫认为： “ 即便是最复杂的现代经

济学理论也忽略了这些风险，因为这些理论在假设中就去除了这些风险。中央银行使用的主要宏观经济分析工具是 ‘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 （ DSGE ），而在其中，金融几乎不出现：模型的基础是经济中对真实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向均衡的移动，而不是像明斯基认为的那样，金融力量发挥独立的作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理论主要集中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不去关注资产价格重大转变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理性预期，金融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有效市场 …… 金融学术界建立了一套与宏观经济无关的金融理论，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了一套与金融无关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沃尔夫将经济学没有预测金融危机的能力归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理论缺陷。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基础假设的不真实性；二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系总是迈向均衡；三是新古典经济学登峰造极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设完全不符合现实；四是新古典经济学假设金融、货币、信贷能够与真实经济完全分开，这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假设，即货币中性或货币金融 —— 真实经济的二分法。尽管沃尔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没有错，而且非常尖锐和中肯，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或预测力，从根本上说，还不仅仅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假设与现实不符，而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内在本质的认识从基础上是错误的。正如本卷希望努力说明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将人类经济体系想象或比喻为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然而，人类经济体系本质上却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演化过程的生命体系。试图用静态的、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那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理解动态的、演化的生命体系，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简言之，仅仅修改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果我们从人心内在的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体系，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从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既不能将预测和解释等量齐观，也不能将预测能力看作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的试金石。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角度来考察，我们依然可以讨论预测或推测。然而，新经济学所谓预测的含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预测的含义迥然不同。我们将在《新经济学》第四卷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基本要义如下：其一，人心或人性变幻莫测，从本质上无法预测。其二，人心的本质是创造，创造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想象，所以创造性本身就无法预测。其三，经济体系是一个充满突变和拐点的动态非线性体系，而预测往往基于线性体系。新经济学描述经济体系的几个关键词是：创造和创造性毁灭、动态和非均衡、非线性和拐点、非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和囚徒困境、超级不确定性、突变和黑天鹅、不可重复和不可预测。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经济体系的关键词则是：均衡、线性、理性、完全信息、可重复、可预测。其四，一切人学皆没有物理学那样的预测能力，故不可将人学或经济学与物理学等量齐观。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以最生动的现实证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人学，根本没有实证经济学者所声称的那种与物理学类似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有谁曾经预测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短短 40 多年时间，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有谁曾经预测到，中国在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谁曾经预测到互联网的迅速兴起会重塑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有谁曾经预测到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脸书等无数互联网公司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全球产业生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社交、信息传输、商务贸易，以及数之不尽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有谁曾经预测到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兴起？有谁曾经预测到 1997 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并在短短 10 年的时间里，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闪电速度，开创了 iTunes （苹果的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 iPad （苹果的平板电脑）、 iPhone （苹果手机）等一系列极致创新产品，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括音乐、个人计算机、手机、数字印刷等多个产业领域？有谁曾经预测到就是乔布斯一个人领导苹果公司开创了智能手机的全新产业链和一个近乎无限的新型产业领域？有谁曾经预测到一个 1987 年成立，创始资金仅仅 21000 元人民币，无技术、无资金、无人才、无厂房、无设备的公司 —— 位于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战胜全球通信设备领域的一个个百年巨头，如朗讯、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基亚、北电网络等，一跃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电信设备和终端产品制造商？有谁曾经预测到那些财雄势大、近乎不可挑战的国际通信巨头竟然在 10 多年时间里纷纷轰然倒塌，并最终退出科技历史舞台？有谁曾经预测到 1997 年席卷亚洲甚至全球的金融风暴？有谁曾经预测到 2008 年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金融危机？有谁曾经预测到像AIG （美国国际集团）、美林证券、雷曼兄弟等百年金融巨头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有谁曾经预测到 2010 年看似稳健的欧洲大陆会瞬间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有谁曾经预测到小小的地中海岛国希腊竟然差一点将整个欧元区拖入崩溃的深渊？有谁曾经预测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全球主要中央银行纷纷推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然而全球经济却持续陷入低速增长甚至衰退？有谁曾经预测到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竟然是 “ 脱离 ” ？有谁曾经预测到一个反复无常的房地产大亨特朗普竟然成功竞选为美国总统？

面向未来，又有谁能够预测全球经济何时能够恢复强劲增长？有谁能够预测下一波技术革命将以何种方式颠覆目前的科技版图和产业格局？有谁能够预测下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从何处爆发？有谁能够预测下一次危机中倒下的金融巨头是哪几家？面向未来，有谁能够预测下一代比尔 · 盖茨、乔布斯、埃隆 · 马斯克、扎克伯格、拉里 · 佩奇、马云、马化腾将是哪些人？那些人将出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他们将创立什么样的公司来颠覆现有的产业格局和商业生态体系？一言以蔽之，作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动态经济体系，作为一个生命体系的经济体系，从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新经济学》第一卷的任务是系统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哲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我希望以上的分析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新经济学》第二卷将提出并系统阐释新的经济学思维和研究范式。1.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79.2.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76.3.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teLaws of Nature, Vintage Books, 1994, p.19.4.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Bantam Books, 1996, p.15.5. R. H.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21–26.6. 许良英，等 . 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 . 第一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7. Hyman P. Minsky, Can “It” Happen Again?：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nance, M.E.Sharpe,Inc. 1982, p.vi–xvii.8. Alan Greenspan,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Forecasting,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3, p.3–12.

9. 马丁 · 沃尔夫 . 转型与冲击：马丁 · 沃尔夫谈未来全球经济 [M]. 冯明，程浩，刘悦，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 193–194.

参考文献［ 1 ］ 雷 · 库兹韦尔。奇点临近 [M].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2 ］ 埃尔温 · 薛定谔。生命是什么 [M].. 罗来鸥，罗辽复，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3 ］ 张五常。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4 ］ A. 爱因斯坦。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5 ］ 陈平。经济数学为何如此落伍却自封社会科学之王？ [OL].[2018–12–17]. http://www.cifu.fudan.edu.cn/75/cb/c413a161227/page.htm.［ 6 ］ 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 [M]// 吴敬琏。比较：第一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2.［ 7 ］ 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8 ］ 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 陈玲，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7.［ 9 ］ 马丁 · 沃尔夫。转型与冲击：马丁 · 沃尔夫谈未来全球经济[M]. 冯明，程浩，刘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10 ］ 彼得 · 考夫曼 . 穷查理宝典：查理 · 芒格智慧箴言录 [M]. 李继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 11 ］ 保罗 · 萨缪尔森，威廉 · 诺德豪斯。经济学（上） [M].19 版。萧琛，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12 ］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卡尔 ·E. 沃尔什。经济学 [M].4 版。黄险峰，张帆，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3 ］ 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M].7 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4 ］ 杨振宁。杨振宁文录：一位科学大师看人和这个世界 [M].杨建邺，选编。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2.［ 15 ］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54.［ 16 ］ Hyman P. Minsky, John Maynard Keynes,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75.［ 17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Macmillan and Co.,Ltd. 1920.［ 18 ］ J.S.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 McGraw HillBook Co,1939.［ 19 ］ Frank H. Knight ， Selected Essays by Frank H. Knight ：Whatis Truth in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20 ］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Press, Ltd. 1933.［ 21 ］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2 ］ R.H.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23 ］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8.［ 24 ］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and Co. Ltd. 1964.［ 25 ］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77.［ 26 ］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 Vintage Books, 1994.［ 27 ］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Bantam Books,1996.［ 28 ］ Hyman P. Minsky, Can “It” Happen Again? ：Essays onInstability and Finance, M. E.Sharpe, Inc. 1982.［ 29 ］ Alan Greenspan,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 New York ： Penguin Group ， 2013.［ 30 ］ J. S.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 引自 Thomas K.McCraw,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Destruction, Cambridge： Belknap, 2007.

绪论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或无限创造力是生命的本质，迄今为止一切生命形式里，唯有人类能够彰显出最高层面和最高境界的创造力。从生命的无限创造性或无限创造力的视角来阐释和理解人的行为包括人的经济行为，应该是一个恰当的视角，也许也是最正确的视角。从生命的无限创造性或无限创造力的视角来阐释和理解人类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揭示人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我们所能够发现或试图发现的最高规律就是生命的规律或生命演化的规律。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历史是人类发现和创造价值的历史，亦是人类生命价值进化和提升的历史。因此，我们最好将人类经济体系看作一个生命演化体系，而不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从生命演化的角度看，均衡就是死亡。人的无限创造力的第一个表现形式是赋予、发现和创造价值。唯有人才能赋予万物以价值，一切价值皆来自人的赋予或赋能。西方经济学者争辩百余年才明白此简单的道理，堪称奇事。

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经过伟大艺术家（诗人、小说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等）的心灵创造，则彰显出永恒和无限的价值。这样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伟大艺术家的作品能够激发我们每个人发现内心最深处那崇高的生命至美、生命至真、生命至善的观念，激发我们每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还能体现为巨大和永恒的市场价值。世界各地那些最值钱和最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必定是那些被历代伟大艺术家和伟大人物的心灵和事迹赋予灵魂和价值的地方。艺术家的创造物往往具有永恒不灭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更高。经济学者试图从供求角度或利率理论的角度解释伟大艺术家的创造物随时间推移的价值提升，这往往很牵强。赋予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正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经济活动。理解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皆必须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价值因人而异，亦有高下之分。人的无限创造力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发现和理解宇宙自然的规律或秘密。爱因斯坦认为自然客观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人的理性能够把握真正的客观实在，这是人的创造力最令人惊叹的特征事实。所谓客观规律究竟是离开人本身而独立存在着，还是人的理性本身蕴含了宇宙自然的一切规律？或者根本就没有离开人自身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亦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律，一切规律皆是人的理性所必然蕴含的主观规律？康德 “ 知性为自然立法 ” 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具有最高重要性和最深刻的问题。深入思考和透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无限创造性的内在本质。

创造性经济行为是人类经济行为或经济过程或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数百年来，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譬如斯密从分工深化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庞巴维克从迂回生产方式的角度理解价值的创造和利率的本质；熊彼特从创造性毁灭的角度揭示人类经济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从剩余价值的创造、剥削和转化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哈耶克从知识的创造和运用的角度来阐释市场的本质；张五常从局限条件下最大化的视角来把握人的全部经济行为。本书则从人的无限创造性、创造力或创新力的视角来考察和阐释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本书认为创造性经济行为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特征。创造性经济行为的第一个本质特征：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这个目的性和方向性就是指向价值的创造。新古典经济学以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方向性和目标性。然而，价值的创造或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并非能够以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范式来全部概括。创造性经济行为的第二个本质特征：具有独特性、垄断性或特异性。所谓创造就是创造出独特的价值，人的创造性行为必然意味着某种独特性、垄断性或特异性。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同质化的完美市

场竞争是对人类创造性经济行为的根本性误解，是必须抛弃的错误假设。创造性经济行为的第三个本质特征：独特性、垄断性或特异性构成人类经济体系整体的无限多样性。独特性必然意味着整体的多样性，多样性必然意味着个体的独特性。每个独特的个人的创造性行为必然意味着经济体系的无限多样性，正是每个人的独特创造性才构成整个人类经济体系的无限多样性。独特性、特异性、垄断性和多样性不仅并行不悖，而且是必然相伴相生的结果。人类经济增长和经济进步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技术、产品和服务无限扩展的多样性；相反，经济的落后和贫穷首先表现为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单一或单调。鼓励和保护每个具有独特创造性的个人的创造力，保障他们的知识产权，保障他们具有无限的创造空间，激发他们的无限创造力，是自由的真正本质，是自由的根本目的，亦是人类经济制度设计和改进的基本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将完全同质化的竞争看作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的理想状态，实在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最大误解。创造性经济行为的第四个本质特征：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演化路径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范式改进和范式迁移构成的。

所谓范式，就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或普遍性模式和惯例，或者人类经济制度的一般性机制和权利安排模式，或者是技术发展的普遍性形态或占主导地位的形态，又或者是人类思想和科学理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向。易言之，所谓范式，乃是人类思想、制度、技术、行为模式等在一段特定时间里具有主导性的模型、架构和方式。所谓范式改进，就是对现有范式或模式的完善和补充；所谓范式迁移，就是对现有范式或模式的颠覆或突破，亦即新范式的建立。范式迁移类似熊彼特所说的 “ 创造性毁灭 ” ，它意味着一个崭新世界的诞生，一个崭新领域的开辟，一个崭新产业的崛起，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涌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突破。从科学理论发展史来看，日心说取代地心说是一次范式迁移；牛顿物理学的诞生是一次范式迁移；法拉第 – 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是一次范式迁移；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一次范式迁移；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是一次范式迁移；达尔文进化论是一次范式迁移；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 （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果是一次范式迁移。从人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汽车取代马车是一次典型的范式迁移，汽车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出行方式。无人驾驶或自动汽车必然意味着人类出行方式的另一次范式迁移。计算机取代手工计算是一次范式迁移；个人计算机取代中心化的大型计算机是一次范式迁移；蜂窝手机取代固定电话是一次范式迁移，智能手机取代蜂窝手机则是另一次范式迁移，人工智能则代表一次规模更大的范式迁移。手工计算技术的改进和完善，个人计算机技术和设计的改进和完善，智能手机技术和设计的改进和完善，都是范式改进。我们可以用 “ 从 0 到 1” 表征范式迁移， “ 从 1 到 N” 表征范式改进。纵观人类发展历史，范式迁移主要源自人类最高级别思想的伟大突破和科学理论的伟大发现。计算机、移动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皆源自基础科学理论的原创性发现。

人类绝大多数创造性经济行为或一般而言的创造性行为（思想、科学、艺术、技术、商业等）初看起来都是一种改进性行为（如通常所说的革新或改进），然而，众多改进性行为往往导致范式迁移。创造性经济行为的第五个特征：创造性经济行为必然导致路径锁定或赢者通吃。创造性经济行为的第六个特征：创造性经济行为必然导致规模收益递增。创造性经济行为的第七个特征：创造性经济行为必然导致技术进步的加速增长或指数性增长。正文将详细解释为什么创造性经济行为必然具有以上特征。此外，关于人类创造性行为，还有几点需要论及。其一，创造必定是集体性创造。无论道德创造和知识创造，举凡人类一切创造，必定是集体性创造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亦是

一切创造力的总和。孤立的个人根本谈不上任何创造，甚至会失去最基本的学习能力，丧失作为人的基本技能。易言之，人离开人类群体或社会就只有死路一条，何谈创造？构造一个具有创造性或创造力的社会和国家，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最高目标。创造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活动。集体学习、相互学习、相互争论和改进。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前人看得更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任何伟大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发明皆源自对前人思想和发明的反思、借鉴、改进与颠覆。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伟大发现无不昭示了这个基本真理。其二，人类创造力具有互补和相互强化的特征。我们可以列举历史上有名的创造力互补和相互强化的案例：爱因斯坦和他的数学老师格罗斯曼共同完成广义相对论；居里夫妇共同开启现代放射性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共同开启围绕量子力学的伟大争论；李嘉图和穆勒父子通力合作、激烈争论，完成了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休利特和帕卡德联合创办惠普公司，成为硅谷创新活力的源头活水；晶体管三剑客 —— 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的天才合作，诞生了 20 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 晶体管；英特尔的 “ 桃园三结义 ”—— 诺依斯、摩尔和格鲁夫 —— 成就了现代信息技术时代的伟大传奇；盖茨和艾伦创立微软公司，开启现代软件行业；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创建苹果公司，开启个人计算机时代；佩奇和布林共同创办谷歌公司，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科技帝国，成为全球最著名的 “ 创新双雄 ” 。此外，还有诸如腾讯的联合创始人马化腾和张志东，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十八罗汉，等等。类似例子数不胜数。《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 · 艾萨克森有一部详细描述信息技术创新历史的著作《创新者》，主题就是集体创新或合作创新。优秀的社会组织或公司组织不仅能够让每个独特的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

己的创造性，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鼓励和促进创新者之间的合作。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公司的本质和各种社会制度安排的效率。其三，除了那些光芒万丈的创新英雄之外，对于人类创新必不可少的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创造力，也就是凯文 · 凯利所说的 “ 一种由无数默默无闻的零件通过永不停歇的工作而形成的缓慢而宽广的创造力 ” 。譬如来自组织内部的创造力，譬如经济体系内无数新产品和新应用的突然涌现。一部手机包含多少个零部件？多少个供应商为之供货？一辆汽车包含多少个零部件？多少个供应商为之供货？一架波音飞机有多少个零部件？多少个供应商为之供货？正是经济体系内无数个 “ 默默无闻 ” 的零件 —— 无数的供应商、消费者、工程师和普通员工—— 汇聚巨大的创造力量，才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造出人间的经济奇迹。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正是要能够持久激励和保障 “ 默默无闻的创造力 ” 。其四，正是从人类具有无限创造力的角度，我们相信，竞争和合作是推动人类经济体系运转的两个最重要的力量。然而，从本质和长期角度看，合作的力量比竞争的力量更为重要。竞争与合作必不可少，然而合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竞争。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始终强调 “ 友商 ” 概念，他将同业竞争者更多地看作是合作伙伴。任正非认为，真正伟大的企业家只有友商，没有竞争对手。因为任何技术和产品的创新都必然是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产物。其五，唯有从人类创造力的角度才能看清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人是创造的实体，每一个个体皆是一个创造的实体或个体，每一个人皆具备生生不息的创造真几或创造动力或原创力。孟子曰： “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 万物皆备于我，意即每一个个体皆具备宇宙万物同一之体或同一之理。从创造的

角度看，宇宙本体就是创造实体或创造本体；从创造的角度看，宇宙之理就是创造之理或创造性真理。宇宙自然万事万物无不是那最高的永恒的创造之体或创造之理的产物，那个创造之体或创造之理就是陆象山 “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 所说的那个理，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 “ 上帝的秘密 ” 。人自身的一切创造，一切文明所包含的所有事物，举凡政治经济制度、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日用物品等，举凡世间之一切，莫非人的创造，即创造之体或创造之理的创造物。从静态的本体论角度视之，宇宙自然万事万物皆具备此创造之理，皆具备此创造之体，然而，唯有人能够主动地实现或彰显此创造之体。孔子曰： “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大哉斯言！1. 《创新者》一书简体中文版 2017 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 编者注

第一部分综论人的经济行为之本质

第一章综论人的经济行为之本质深入认识人的行为本质，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人有无限多样的行为：本能的和理性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善良的和邪恶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如此等等。如果要细分人的一切行为，我们将陷入无穷无尽的细节纠缠之中，永远也无法精确定义人的任何一种行为。譬如，经济学者所致力研究的人的经济行为，该如何精确定义呢？有的经济学者将人的经济行为定义为 “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 ，有的经济学者将其定义为由 “ 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 ” 四个环节构成，有的经济学者将其定义为 “ 获取物质产品或物质资料以供消费享受的行为 ” ，还有的经济学者将其定义为 “ 面向给定资源，为实现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选择行为 ” ，如此等等。每个经济学者皆可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自己偏爱的人的经济行为之定义。无论哪个定义，如果继续细分下去，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真正 “ 精确的 ” 人的经济行为定义，因为人的经济行为永远与其他行为纠缠在一起，不可分离。从基本的理论来考察，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标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内在规律。依照一般的推理逻辑，我们日常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皆是人的经济行为之结果。因此，如果发现了人的经济行为的内在规律，我们也就发现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发现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我们也就发现了人类经济制度或经济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然而，这个推理逻辑本身又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和令人信服。因为，我们日常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往往是众多个人和企业经济行为

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现象并非个人行为简单加总的结果。总体并不等于个体之和，人类现象经常存在 “ 合成推理的谬误 ” 。每个人的理性行为很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易言之，即使经济学者解释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也不意味着他能够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人类经济历史或经济制度的演变是宏观层面的大历史事件，是众多经济力量和非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经济学者成功解释了经济现象的逻辑，也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成功解释人类经济历史或经济制度的演变历程和未来趋势。因为，人类社会行为包括人类经济行为并不是以往历史趋势朝向未来的简单延伸，即使是支配最复杂机械体系运行的数学原理和方程式，亦无法模拟经济体系或人类社会之运行。上述简要分析告诉我们，一套真正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深入系统且逻辑连贯地明确回答四个问题：其一，人类个体经济行为的本质是什么？其二，个体行为如何（通过怎样的机制）形成经济现象，尤其是宏观经济现象？或者说，个体行为如何解释经济现象，尤其是宏观经济现象？其三，当我们希望理解或解释大历史事件或者人类经济历史演变历程时，如何将纯粹经济行为同其他行为区别开来？或者说将经济力量和非经济力量区别开来？其四，即使我们假定能够成功地解释当前的或历史的经济现象，我们如何能够根据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来推知或预测未来？一些经济学者似乎不思考或不关心此类纯粹方法论的问题，然而，从纯粹知识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必须要有清晰的答案。否则，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必将陷入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之中。经济学研究还有一个暗含的目的，那就是给人的行为（具体而言指人的经济行为）以明确的原则指导，给经济决策以明确的方向指引。经济学者试图告诉我们，若依照此原则或方向或模式决策或行动，则我们必能获得如此这般之结果。经济学者的解释，只是试图从以往的经验中引申出一般的决策规律或行为规律，以作为后人行为或

决策的典范或规则。然而，从经验事实引申或归纳出来的某种一般性规律或原则，是否足以成为我们行为或决策之典范或原则，本来就颇成问题。上述基本方法论所牵涉的诸多问题，其根源、核心和关键就是人的行为之本质。我们需要对人的行为之本质做深思熟虑的考察。如果我们对人的行为的本质做深层次的考察，或许就会发现当代主流经济学 —— 新古典经济学 —— 的理论基础并不是那么清晰和牢靠。也许我们会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一个新的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得更不谦虚一点：我们是否应该从新行为假设或理论基础出发，提出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以便更好地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的经济现象，特别是那些显而易见的、对人类历史演变和未来进步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经济现象？我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或哲理基础，亦即人的行为之本质的思考，主要围绕如下四个基本观点展开：其一，人的行为或人性本身具有多个层面的二重性：动物之性（自然之性）和超越之性，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物质生命和价值生命，自然行为和理性行为，生之谓性和性善之性。二者逻辑上可分开，现实上不可分开。后者必然主导前者，否则人就与禽兽无异。其二，适应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前者主要是面向现在或已知资源和环境所采取的调整或适应行动（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巨著《历史研究》里所标举的 “ 挑战与应战 ” 之应战类似），后者则是面向未来或未知环境所采取的开创性、创造性或颠覆性行动。二者亦是逻辑上可分开，现实上不可分开。适应性行为可以伴随颠覆性或创造性行为，颠覆性或创造性行为亦可以伴随适应性行为。思辨理性或科学研究的基本职能就是从逻辑上区分和探究人的行为的本质特征。所谓创造性，就是人以自由意志改变或改造自身和外部世界。创造力的本质是自由意志的发扬、彰显和扩充。

其三，借用康德的伟大概念划分，人的行为可从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角度来考察。思辨理性是知识创造性所主导的行为，实践理性则是道德创造性所主导的行为。严格而言，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有机整体，二者不可或缺。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对思辨理性具有决定性。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人的经济行为的本质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其四，我所理解的 “ 理性行为 ” 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 “ 理性行为 ” 完全不同。由道德价值或生命价值决定或主导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理性行为，由物质欲望或所谓效用最大化主导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非理性行为。西方经济学所认为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之划分，其实并不能刻画人的行为之本质特征。依照吾辈之理解，西方经济学所区分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皆是非理性行为，亦即它们皆是由物质欲望或所谓效用最大化所主导，非由精神价值或道德价值所主导。吾辈之划分，显然是受到康德哲学思想的启发。

第二章以法则决定行为及其优先性和主导性人的行为之首出者（最先出现者），必定是一个道德的判断或道德的行为，即我们无论从事何种行为，在起心动念的一刹那， “ 应该做或不应该做 ” 总是首先浮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或者在潜意识里刹那间做出肯定与否定的判断或决定，或者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考量以做出决定，甚至需要经受痛苦的煎熬才能下定决心。无论是选择职业之门类、进学之专业、支持哪个政党或组织、生意伙伴、恋爱和婚姻的对象，还是日常生活中各种琐碎的选择，譬如是否参与某个聚会、是否去某个地方游玩一番、是否借钱给亲戚朋友、吃饭点什么菜肴（如信佛者绝不食荤、绝不饮酒，动物保护主义者绝不食一切保护动物，等等），如此等等之行为皆离不开 “ 应该或不应该 ” 之判断。应该或不应该之判断即属道德的判断或价值的判断。是故吾辈行为之对象所首出者必定是一个道德行为之对象，我们总是首先决定 “ 应该或不应该行动 ” ，然后才决定 “ 如何采取行动 ” 。假若我们同意人类一切行动皆必然地包含此两个不可分割之部分，且 “ 应该做或不应该做 ” 之道德判断为首出者，即为我们首先必须决定者，那么，我们就必须深思熟虑这两部分的行为或决策之原则或法则究竟有何根本不同。此两部分行为或决策之原则或法则既根本不同，亦绝不能相互混淆。“ 应该做或不应该做 ” 是道德行为之决断。我们做出应该做或不应该做之决断所依据的原则或法则究竟来自哪里？来自外部力量之威吓、恐惧、敬畏或强制？来自外部对象之可爱、可欲、诱惑或吸引？来自经验事实之规律或指引？来自一般科学定律之结论或推导？还是

来自我们内心本具自足之先验的道德法则？古往今来一切大哲学家皆不得不回答此问题。其答案大体分为两派。一为他律道德，一为自律道德。主张他律道德者，认为我们的一切道德行为之法则或原则，皆由某种外力驱使或由外部因素决定，或由外部对象诱惑吸引。若细分之，大体有三类：一是以苦乐或所谓幸福为法则，一切犬儒主义或功利主义者大体皆属此类；二是以所谓存有论的圆满为判准；三是以神圣的上帝的意志之绝对圆满为准。康德之前的西洋哲学智慧大体皆主张他律道德，至康德才做了根本性扭转。康德的深思明辨无可置疑地说明任何他律道德皆不能建立真正的道德法则 —— 自律之原则。牟宗三如此评价康德对西方思想的扭转： “ 真正的道德原则（决定行动之原则）必须以法则为首出，由此以决定实践理性之对象，决定什么是善，决定什么是恶，这是有定准的。凡依无条件的命令而行者即是善的行动，凡违反无条件的命令者即是恶的行动。善由自律的道德法则来决定，不是由外面的对象来决定。康德这一步扭转在西方是空前的，这也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在中国，则先秦儒家孟子早已如此。 ”孟子以自律道德为中心的实践智慧学，就是我华夏民族学术思想之大宗或正宗，通常称为心学，亦即孔孟之道。是故象山有曰： “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自律道德即是吾辈本心自足的道德法则，是天之所赋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是 “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因此， “ 应该做或不应该做 ” 之问题，绝不能依靠外部力量来决断，亦绝无可能依赖外部因素之有利、不利、可欲或不可欲来决断。是故一切享乐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的道德哲学皆是浅薄浮泛之胡言乱语，皆不足论。

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从来不曾深入思考人类行为的基本问题，也没有汲取康德扭转西方传统他律道德、阐扬自律道德之伟大思想，当然更没有正视和重视儒圣先哲尤其是孟子的自律道德智慧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哲学理念源自边沁浅薄的功利主义哲学，以所谓苦乐或效用作为人类行为之决定原则或法则。不仅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没有深入分析人类行为之不同阶段或不同的构成部分，将 “ 应该做或不应该做 ” 与 “ 如何做 ” 混为一谈，将人的全部行为皆看作某种追逐苦乐或效用最大化的自然主义行为。20 世纪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原本还多少保留一点的 “ 应该或不应该 ” 之价值判断完全剔除出学术殿堂，经济学遂演变为一门所谓的 “ 纯科学 ” 。今日大行其道的所谓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亦是从 “ 自然主义 ” 立场来研究人的行为，只不过不再假设人的自然主义或功利主义行为总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所声称的 “ 完美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 ” 假设而已。然而，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亦从来不讨论人的行为之首出者乃是一个道德的判断或决断。假若我们同意人的任何行为皆有一个道德的判断或 “ 应该或不应该 ” 的判断，那么，旨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就不能对价值判断置之不理。价值的判断既然决定行为当不当做，而且此当不当做之决定又是一切行为之首出者或具有决定意义者，是故经济学者如果漠视 “ 当做不当做 ” 之价值判断或行为决策，则对人类许多经济行为（更不用说人类其他行为了）之解释往往要么牵强附会，要么谬以千里。融汇康德和牟宗三对人类道德法则或道德行为之分析以及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之分析，我们可将人类行为分为两个基本的构成部分：一是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一是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若依康德的术语，以法则决定行动就是依照道德法则来行动，依照无条件的命令来行动，依照意志的自律和自由来行动。若依孟子的术语，以法则决定行动就是 “ 性分之不容已 ” 之行动，就是 “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 之行动，就是 “ 仁义内在 ” 之仁义礼智之本心之 “ 沛然莫之能御 ” 之行动，就是 “ 天理流行 ” 之行动。以法则决定行动的行为，又可称为 “ 义理之行 ” 或 “ 仁义之行 ” 。具体言之，此类行动是我们本心或本性之道德创造性必然涌现或必然发出的行动，它并不以该行为的效果或后果是否满足个体某种特殊目的为决定原则或指导原则，它是我们本心或本性（即人之为人之本质）必然要发出的行动。对比，《孟子 · 公孙丑章句上》中著名的 “ 四端之心 ” 的论述最为显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我们看见一个小孩要掉到深井里面，立刻施以援手。我们救人的行为绝非为了 “ 内交于孺子之父母 ” ，绝非 “ 要誉于乡党朋友 ” ，绝非 “ 恶其声而然也 ” 。此后三者，就是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而非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我们对将落井的孩子施以援手，乃是发自我们的本心或本性之不容已，根本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目的或对效用的考虑。推而广之，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帮助朋友、爱护动物、保护环境、

救死扶伤、恤贫怜弱，如此等等之纯道德的行为或行动，皆是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非是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你孝敬父母，假若是出自某种功利或效用之目的，是希望父母多遗赠你一笔钱、多给你一套房，或帮你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些不是真正的孝顺，甚至与孝敬父母完全背道而驰，古人称此类行为是 “ 禽兽之行 ” 。依照经济学的说法，此类行为变成了纯交换行为，你孝敬父母是为了交换父母的金钱或其他各种好处。假若父母没有能力给你金钱或其他好处，你可能就不太情愿孝敬父母，甚至根本不孝敬父母了。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社会，此类 “ 禽兽之行 ” 多有，甚至恶劣到虐待父母，此乃人之本心或本性之丧失，亦即孟子所说的 “ 失其本心 ” 也。人一旦失去本心，完全没有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的行为，则与禽兽无异，甚至还不如禽兽。人的本心或本性具有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舍此即失去人的本性。以法则决定行动的行为，是生命或人心之道德创造性所必然发动的行为，亦是提升精神价值或生命价值的行为。此行为的起点就是为善去恶的基本行为，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之君子之行或君子之道。扩而充之，道德创造性之行为的最高蕲向或最高目标，就是成为人类最高精神或生命最高精神之体现，成为绝对精神之化身。借用康德的语言，道德创造性的最高目标就是实践理性的最高目标，此目标就是达到或实现 “ 最高善 ” 。能够达到或实现最高善目标之人，就是康德所说的 “ 理想的哲学家 ” 。因此，道德创造性的行为乃是一个 “ 下学而上达 ” 的永恒的过程，世间未有一人能够声称自己已经成圣、成佛、成真人，恰如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克尔恺郭尔所说： “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只知道为做一个基督徒而永恒不懈地努力。 ” 恰如《中庸》所说： “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们会说，深入讨论人性的道德创造性之本质和道德创造性之行为，与理解人类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有什么关系呢？这应该是道德哲

学或伦理学讨论的课题，属于 “ 应该做什么 ” 的问题，与科学没有半点关系。此种论点听起来振振有词，亦合乎近代以来逐渐统治人类思想的科学万能主义或科学决定论的思维范式。然而，任何对人类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和经济成就稍做理性客观思考的人都会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生活的富裕和文明程度，尤其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们生活的质量，包括利用什么资源、利用何种技术、采取哪种制度来实现经济增长，绝非狭义的、纯粹的经济力量能够完整解释。即使是经济学者坚信自己能够很好解释的人类三大核心经济问题 ——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其实远远不是靠纯粹的经济力量就能够决定或解释的。譬如，一个具有基本道德素养的商人，绝不会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害世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企业家，绝不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一个崇尚公平正义的民族和国家，一定会尽量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尽可能确保社会财富的分配满足基本的公平和正义。简言之，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首先是道德问题，或 “ 应该不应该 ” 的问题，其次才是知识问题或技术问题，亦即 “ 如何做 ” 的问题。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质量，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全体人民的道德水准和素质。恰如美国文豪、思想家爱默生所说：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主要不是看她积累了什么财富，而是看她产生了什么样的人。任何企业家都会告诉我们，唯有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发明、设计和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一个热衷山寨、抄袭、制造和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国家和民族，其经济增长的总体质量或平均质量肯定不会高，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不会高。一个没有真正法治意识、没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不可能建立起持续的创新机制，亦绝不可能出现持续的、长期的原创性科技和思想创新，从而也不会具有持久的经济竞争力。一个没有基本的诚信意识的国家和民

族，其经济活动必然陷入混乱，自然就谈不上持续的经济增长、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持续创新能力决定了她的经济竞争力，决定了她的经济增长质量，决定了她的财富创造和传承能力，决定了她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而持续的创新能力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人的素质，亦即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是否具有高度的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一个具有高度道德创造性的民族，不仅不会依靠抄袭、山寨的假冒伪劣产品来生存，而且会羞于设计、制造低劣技术的产品。他们始终致力于技术和产品的精益求精，始终追求卓越，精进不已；他们以探索和发现宇宙和人生的最高真理为己任，以献身最高层面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创造为己任，以献身弘扬人类精神价值或生命价值为己任，从而能够不断创造出开辟人类生活新境界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一个具有高度道德创造性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崇尚诚实守信、崇尚公平正义、崇尚自由独立、崇尚和尊重人权、崇尚法治精神、致力实现全民族和全人类共同幸福生活的民族。正是这种道德创造性激励着人们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素养和精神修养，不断努力改进各项法治制度安排以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权利，不断改进各项政治和经济制度以促进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不断推动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道德创造性不仅对我们每个人的经济行为具有决定性，对我们的一切行为具有决定性，而且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决定性。我们既然致力考察人类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和经济演变历史，怎么能够忽视人的道德创造性呢？德国和日本以高质量产品和高精尖制造称雄世界，背后的核心力量是他们的民族精神：专注严谨、崇尚技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犹太民族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不过 2% ，但获得的诺贝尔奖却超过全部诺贝尔奖的 25% 。犹太民族在几乎所有领域，从思想、艺术、政治、科技到经济和金融均做出顶级的贡献，诞生了顶级的人物，背后的关键力量是犹太民族的独特精神：追求理性、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永不满足。这些事实是人类经济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和最重要的现象，经济学者岂能视而不见？又岂能以所谓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模式来解释呢？1. 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2.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3.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4. 杨伯峻 . 孟子译注 [M].2 版 . 北京：中华书局， 2019.

第三章以效用决定行为及其从属性“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的行为就是经济学者致力研究的行为。以效果或后果决定行动，就是说我们在决定行动之前，就要对行为后果进行预期、权衡或计算，经济学者所假设的 “ 理性经济人 ” 则是完全能够 “ 以效果决定行动 ” 的人，其行动完全以理性的经济计算或效用计算为准则，一切行为皆指向效用最大化，皆必须朝最大化效用或功利的方向迈进。“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者，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互利自私行为和 “ 看不见的手 ” 的著名段落讲得最精彩，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引述如下：很多时候，一个人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慈善之心，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使对方知道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 —— 这是每一个交易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获得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

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当代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亦是研究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者，只不过不固执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譬如，荣获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 · 塞勒就主要研究人们为什么会有看起来 “ 错误的 ” 经济行为。此类错误的经济行为其实亦是人们 “ 预期或计算或权衡 ” 的结果，我们需要研究的则是人们为什么会犯错或者为什么会计算错误。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之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基于自然规律或物理化学定律的因果关系。此行动是否能达到预期或预想之目的或效用，则取决于相关的自然规律或物理化学定律。经济学所致力探讨者，亦是此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决定如此行动，盖因为我们预想或预期如此行动能够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或效用。此义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约略言之，概有四义：其一，我们的任何行为皆面对许多局限条件或限制条件。譬如我们希望享受舒适或奢华之生活，此类行为必然受到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或收入水平的限制，此乃经济学者最喜研究者，名曰预算约束条件。再譬如我们希望拥有某种科技专利或土地权利，我们除需要有相应的购买力（收入）之外，还必须获专利或土地权利拥有者自愿出售，我们的行为必然受到产权及相关法律之约束，此乃 20 世纪经济学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分支，亦即产权经济学，得力于科斯和张五常等诸位大师的杰出贡献。探求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局限条件或约束条件，或者知道约束条件如何改变以推测人类行为如何改变，乃实证经济学的主要任务。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的局限条件却并不简单，经济学者往往终其一生难窥究竟。米尔顿 · 弗里德曼的旷世巨作《消费函数理论》被誉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实只不过说明我们如此这般的

消费行为究竟是受到哪种条件约束而使然。譬如固定收入者（如工薪人士）相较于临时收入者（如个体投资者），其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较高。此类现象看似平淡无奇，但其实背后隐藏着重要的经济规律。弗里德曼研究此类现象，发现永久收入预期是决定人的消费行为最重要的局限条件，确属石破天惊的重要科学结论。张五常教授的毕生学术成就，即致力于探求经济行为背后的局限条件，或局限条件转变之后人的经济行为如何改变。他深入考究过的奇妙经济现象数之不尽，皆能发前人所未发，给人启发良多。其二，我们可进一步追问：局限条件因何改变？用不着经济学者教导，我们也知道政治法律制度往往是决定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局限条件。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变实在是社会科学的复杂课题，背后原因一言难尽。经济学者致力探讨政治法律制度局限条件转变者不乏其人。此类局限条件的转变又牵涉到其他局限条件的转变，若如此追问下去，将永无宁日。是故有高明之士叹曰：历史追问下去是一个无底深渊，经济学亦如此，其他一切学问皆如此。所以经济学和一切社会科学说到底都是 “ 半拉子逻辑 ” ，追问到一定程度，则不可能再追问下去，因果链条永远环环相扣，原因背后还有原因，所以像休谟那样的怀疑论者不相信追寻因果关系能够找到终极真理。其三，具体行为方向的选择。给定局限条件（如预算约束、产权约束、政治法律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依然具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向，究竟选择哪一个行动方向，则由需求定律来确定。需求定律就是局限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租值消散最小化），亦即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此乃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哲理基础。张五常教授认为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理论基础就只是需求定律，因为人类一切行为皆不能违反需求定律。吾以为人的一切行为虽然并不违反需求定律，然而需求定律却并不能解释人们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是故吾尝试提出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 ” 行为假设和研究范式，以解释人的创造性行为。正如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并不违背物理学定理，然

而物理学定理本身却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生命的起源和演化自有其特殊规律。以需求定律为核心原理的主流经济学自有其广大的运用范围，我并不否认人的经济行为皆必须遵守和不违背需求定律之基本原则，然而，不违反和遵守需求定律并不意味着需求定律能够对人类的一切行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尤其是它无法很好地解释面向未来的价值创造。其四，人的行为是否必然能达到预期或预想之效果，不仅受自然规律支配，而且过程本身充满不确定性。譬如行动一旦开始（譬如投资买卖股票或者创业开办公司），各种约束条件或局限条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出现巨变、政策和法律发生改变等），致使人的行为根本不能实现预期或预想的效果，于是我们必须根据新的约束条件或局限条件来调整行为方向，是故经济体系本质上不是一个机械的或线性的体系，初始条件给定之后就能计算出结果。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体系 + 适应性体系，即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根据变化了的局限条件来调整行为方向。综上四义，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乃孟子所说 “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 之行为。我们根据局限条件或初始条件，依照人性内在之需求定律，确定一个行动的方向，并预期或预想某种结果。然而，我们的行为是否能够最终实现预期或预想的效果，则充满不确定性，所谓 “ 得之有命 ” 也。“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乃是孟子 “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 之行为，此行为不以预期效果为指导原则，乃是我们本性 “ 性分之不容已 ” 的必然行为，无论结果如何皆应如此行为， “ 虽千万人吾往矣 ” ！实证经济学所致力研究者，乃是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全然忽视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然细思之，我们的一切行为皆由此两类行为构成，而且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乃首出者，是故我们要全面透彻理解人类行为，必须将两类行为综合考虑，尤其不能

忽视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人类行为的极端重要性，盖此乃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和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的差别，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恰如孟子所说 “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 ，人与禽兽之别就在于人乃一个价值生命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命的存在。人作为价值生命的存在和理性的存在，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或者说道德法则决定之行为必然为首出者，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必然附随或隶属于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主流经济学者将两类行为混为一谈，甚至以实证经济学方法来解释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多为牵强附会之解释。这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而且有贬损人类生命价值之危害。譬如，以 “ 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 自居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经济学者（以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 · 贝克尔为代表）运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爱情、婚姻、家庭、犯罪、种族歧视等问题，虽不乏精彩见解，但往往扭曲和忽视了此类问题的真正原因或本质特征。以上对两种行为之区分，并不否认主流经济学致力将外在的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以试图解释和推测我们的经济行为。因为，我们一旦决定 “ 应该做或不应该做 ” 之后，则必然要面临 “ 如何做 ” 之问题。如何做之问题即是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所力图解决者。譬如，我们希望消除贫困或减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以实现一个相对公平和公正之社会，此必然属于 “ 应该做 ” 之事项，然而达此目的必须有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经验知识的指导。厘清了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和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我们须进一步厘清何为 “ 经济行为 ” 。1.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89–90.

第四章何谓经济行为？经济学以人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然则何谓经济行为？看似孩童都知道的常识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我们须深思与明辨之。古典经济学者将人的经济行为概括为生产、交换和消费，延伸之则包括生产、交换、消费、投资、储蓄等。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习惯将人的经济行为概括为 “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 ” ，从生产角度概括人类一切经济行为，此皆是根据事实所做的归纳总结，不是逻辑上的定义或实质上的提炼。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逻辑上对经济行为的定义，则是 “ 效用最大化 ” 之行为（对个人和家庭而言）或 “ 利润最大化 ” 之行为（对企业而言）。此定义至少有两重意思：其一，经济行为是以效用或赢利为目的之行为。利润之经济含义并不简单，与通常所说会计意义上的企业利润之含义并不相同，然而人们一般大体知道利润究竟意味着什么。效用则不然，效用（又称为功用或功利）听起来好像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但很多古典经济学者却相信效用实有其物。其二，经济行为之结果是可以量度的效用或利润。无论是经济理论意义上的利润，还是财务会计意义上的利润，皆能够以货币量度。效用的量度曾经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之争论困扰经济学者百多年。芝加哥学派大师施蒂格勒曾经发表名篇《效用理论发展史》，回顾效用理论百多年发展史，忍不住对各种效

用定义和量度的争论破口大骂。无论如何，经济行为是可以某种数量指标（如货币单位）量度其目的或效果的行为，此义无疑。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之定义，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首先，将经济行为定义为有目的之行为，此并不错。人的一切行为皆有目的，此乃人之为人的本质。然而，以效用或功用来定义经济行为之目的，却是一种漫无边际、浮泛不实的套套逻辑，根本没有抓住经济行为的本质。何有此说？盖人之一切行为皆可说是为了满足或获得某种效用，经济行为如此，政治、宗教、教育、艺术、军事、吸毒、犯罪 …… 举凡一切人类行为，何尝不是为了满足或实现某种效用或功用？是故此定义根本无法区分人之经济行为和其他行为。20 世纪后期，以加里 · 贝克尔为代表的所谓 “ 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 ，试图应用经济学逻辑方法分析人类一切行为（爱情、婚姻、犯罪、欺骗、种族歧视等），亦是效用最大化学说或效用理论之运用。经济学帝国主义思维方式的是非功过，见仁见智，然而将经济学的逻辑方法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人类一切行为的分析，虽不乏创新之见，但毕竟有穿凿附会、牵强比附之嫌，对我们正确理解人类行为并无多大裨益。是故此定义从基础理念上有重大缺陷，应该放弃。其次，将人类经济行为之方向定义为 “ 最大化 ” （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是新古典经济理论逻辑架构的中流砥柱，是全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赖以成立的公理化假设。假若放弃此基本假设，则必然动摇主流经济学大厦之基础，吾辈则必须重建经济学大厦之基础。吾撰写此书之基本动机，正是希望劝说经济学者放弃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之基础假设，或者至少对该假设做些重要补充。最大化是一个数学概念。求解一项行动或行为是否具有最大值，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该项行动或行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及其相互关系能够用明确的数学方程式来描述（譬如一个明确的利润函数或效用函数）；第二个条件是影响或决定该行动或行为的因变量具有确定的边界或约束（譬如决定利润的生产要素投入或决

定效用的预算约束或财富总量约束）。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依据拉格朗日极值原理即可求出最大值。假若一项行动或行为根本无法用明确的数学方程式来描述，影响该行动或行为的各种因素或变量难以明确规定且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则我们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求出该行动或行为的极大值。经济学者显然是从经典物理学描述机械运动的数学方法里受到启发，希望为描述人类经济行为找到明确的数学方法。微积分的发明正是源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希望以精确的数学方法来描述和计算宇宙天体和自然界物质的运动。 19 世纪经济学者发现人类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和生产行为的边际规模收益递减原理，微积分立刻成为经济学者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最佳方法。经济学领域的边际效用革命堪比物理学领域的牛顿革命。经济学者为他们能够精确计算人类经济行为而欣喜若狂。进入 20 世纪之后，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概率论、博弈论和其他许多复杂的数学工具纷纷被引入经济学领域。数学模型遂成为表述经济学理论的标准工具，没有数学模型建构和演算的经济学论文逐渐被踢出经济学术殿堂，经济学因此赢得了堪与物理学相媲美的硬科学地位。 196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将经济学加冕为 “ 社会科学的皇冠明珠 ” （萨缪尔森语）。由此可见，最大化公理几乎囊括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全部精华，萨缪尔森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就以 “ 经济分析的最大化原理 ” 为题。其一，最大化原理必定需要假设人为理性经济人，无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还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理性经济人之理性，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所说之理性并不相同。理性经济人之理性主要包括三个能力：经济行为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计算行为结果的能力，根据信息和计算结果进行决策和行动的能力。所谓完全理性，就是假设人具有无限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当然也具有无限和完美的计算和行动能力，能实现或达到那个终极的最大化结

果。所谓有限理性，就是说人的信息收集处理、计算及行动能力有限，然而人依然能够在有限理性限制下达到 “ 局限下的效用最大化 ” 。当代行为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行为是那些看起来 “ 非理性 ” 或错误的行为。行为金融学大师级人物罗伯特 · 席勒和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大师级人物乔治 · 阿克洛夫先后合著《动物精神》和《钓愚》两部著作，集中讨论人类那些看起来非理性、愚蠢、偏执、欺骗、犯错误的行为；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 · 塞勒毕生致力于观察那些主流经济学 “ 理性行为 ” 假设不能解释的现象。依笔者看来，行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 “ 非理性 ” 行为之非理性，颇像当年热闹非凡的外部性行为。人的行为看似非理性、愚蠢、偏执、错误，可能是我们没有将人的行为的所有局限条件考虑进来，假若真能将人的行为的一切局限条件都考虑进来，那么，人的行为就既没有所谓的外部性，也没有所谓的非理性。譬如，塞勒喜欢举的一个例子：一个人为了节约 10 美元，选择自己修剪花园，而邻居出价 10 美元请他帮助修剪花园他却不愿意。依照理性经济理论，节约 10 美元和赚10 美元等价，现实中却表现为不等价，此为非理性。其实并不是什么非理性。自己修剪花园除了节约 10 美元外，还能锻炼身体、享受劳动之乐；为了 10 美元受雇于邻居可能有损面子，假若将如此等等的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何非理性之有？再如某些投资者在市场下跌时不忍斩仓，结果要遭受巨额亏损，塞勒以所谓 “ 禀赋效应 ” ，即人们对已经拥有的东西之估值高于没有拥有时来解释，看似所谓非理性的不斩仓行为，其实亦可能是投资者不知道或无法知道全部市场信息，相信市场总会收复失地。此类行为也谈不上非理性。无论如何，最大化假设所引申或暗含的 “ 理性经济人 ” 假设，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亦是诸多经济学流派分道扬镳之分水岭。因此，恰如经济学历史上所谓外部性和内在化的区分并不能刻画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一样，人之经济行为的本质差别并不是理性和非

理性之差别。易言之，理性和非理性并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内在本质之所在。如果说人类经济行为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就是 “ 面向未来的创造行为 ” 和 “ 面向现在的选择行为 ” 。此义后文详论。其二，最大化公理必然要求理性经济人能构造一个效用函数或预期收益函数，所以拜读任何一篇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总能发现五花八门的效用函数或预期收益函数。假设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的差别是所谓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非理性，那么，对应于所谓效用函数，就是函数所包含的变量个数之差别（函数变量全面或不全面之差别）。因此，一切经济行为原则上皆有一个效用函数。然而，假设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的差别是 “ 面向未来的创造 ” 和 “ 面向现在的选择 ” ，则前者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用函数，以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来分析面向未来的创造行为，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以效用最大化来分析面向现在的选择行为，则差强人意，实际亦不是最佳方法。其三，最大化假设必定要求所谓效用函数或预期收益函数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方程式本身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方程式里面所包含的变量也有相当的稳定性。假若效用函数或任何其他描述经济行为的函数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则任何计算皆不可能。经济预测完全基于预测方程式（组）及其变量的稳定性，否则预测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同意人类经济行为可以划分为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和面向现在的选择性行为，则前者从本质上就无法预测。顾名思义，面向未来的创造根本就没有任何函数可以描述，当然更谈不上所谓稳定的函数关系式和变量。即使是面向现在的选择性行为，其函数方程式也非常不稳定，方程式里的变量也经常改变，所以经济预测的结果经常让经济学家蒙羞。这并不是经济学家智力不足或愚蠢，而是人类经济行为或经济体系内在本质之必然，本来无关经济学家的智力或贤愚，无奈经济学家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沉重的枷锁，非要声称自己能够预测一切，将预测的精确性当作经济学理论的试金

石，根本就没有深思人类经济行为之本质，尤其是没有深思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之本质。作茧自缚，于斯为甚！为什么经济学者能够勉强预测物品价格变动与实际供求量之间的关系（譬如所谓的 “ 猪周期 ” 或 “ 石油周期 ” ，利率变动与投资的关系，房价变动与房屋供求的关系，等等）？为什么经济学者能够勉强预测或推测短期内（譬如 3 年内）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贸易、投资和消费增速？因为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供求与价格之关系短期内能够维持大体稳定，经济学者根据数学方程进行的预测大体可以不出趋势之外。然而，一旦面临经济局势的剧烈波动，经济学者就连最基本的供求变动与价格变化之关系亦无法预测，因为各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极不稳定。经济学者更无法预测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多只能做出一些原则性的预判，因为任何商品和服务之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不稳定，描述供求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数学方程式根本无法预测长期的变动。我们看到世界上那些最具权威性的经济金融机构，譬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等，对经济趋势的预测常常是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要做出调整，每当有大的事件发生之时，这些机构都要相应调整它们之前的预测。调整越频繁，意味着之前的预测就越不准确，本质上就是无法预测长期趋势。经济学者预测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的短期趋势还算差强人意，却根本不能预测或推测重大工业革命的来临、伟大公司的勃兴、伟大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崛起、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降临，以及国家的兴旺发达或崩溃衰落。囿于所谓理性和非理性、最大化和最小化，局限于所谓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局限于供求分析架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无法预测这些人类最重大的趋势性事件，而且根本解释不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追随者 —— 或者所谓凯恩斯主义者 —— 根据总供给和总需

求的分析架构，不仅预言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将陷入长期萧条，还预测美国经济也将陷入长期衰退，结果事实无情地反驳了这些荒唐的预测。事实上，没有哪个使用新古典分析架构的经济学者曾经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以创建超级复杂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闻名于世的诺奖得主劳伦斯 · 克莱因曾经坦率承认，当经济形势相对稳定之时，他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组还能够近似估计或预测到经济的短期趋势，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通货膨胀、滞胀纷至沓来，他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则完全失效。 1976 年，罗伯特 · 卢卡斯提出著名的 “ 卢卡斯批判 ” 来解释宏观经济预测的失败，却没有深入探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背后理论基础的根本缺陷。概而言之，对 “ 面向现在的选择 ” 行为，经济学者大体能够预测或推测之，如现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与供求变动之关系。大多数经济学者谈论经济现象，基本都是围绕供求分析做文章，此乃 “ 局限条件下最大化 ” 分析范式的主要用途所在。面向现在的选择行为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效用函数或预期收益函数，当局限条件给定（即变量个数及其相互关系给定），即可求得最大值。局限条件下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需求定律或供求分析常常被称为比较静态均衡分析。以此而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亦可谓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然而，对于 “ 面向未来的创造 ” 行为，古典经济学 “ 局限条件下最大化 ” 的基本范式则无法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数学上说，面向未来的创造行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稳定的效用函数或预期收益函数，所谓局限条件（变量个数及其相互关系）不仅事先无从知晓或难以预测，而且局限条件随时剧烈变动，既没有稳定的效用函数，也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局限条件。那么，如何求解行为效用的最大值并以此做预测呢？

1. 《动物精神》和《钓愚》两部著作的简体中文版 2016 年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编者注

第五章人类经济行为之划分和义利之辨我们需要详尽阐述人类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行为。经济学以人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经济学者对人的经济行为有多个角度和层面的划分，并试图对不同的经济行为给予统一的阐释，如生产、交换、消费行为之划分（古典经济学的重心），投资、储蓄、消费之划分（凯恩斯理论的重心），外部性和内在化行为之划分（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心），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划分（行为经济学的重心），个体行为和总体行为之划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之分野）。上述区分皆有各自的道理和启发意义，代表着经济学者观察或考察人类经济行为的不同视角，亦从不同角度把握住了人类经济行为的不同层面的特征和本质。我提出人类经济行为两个新的划分。第一个是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与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之划分；第二个则是 “ 面向已知资源禀赋的选择行为 ” 与 “ 面向未知的创造行为 ” 之划分。这两个观察人类经济行为的视角，皆源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超越的本质就是人心或人性的无限创造性，此是一心开二门：人心既开出道德（精神）创造性之门，亦开出知识（物质）创造性之门。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决定了人的一切行为必定以 “ 应该或不应该 ” ，即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为首出者，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则为后继者或附属者。所谓以法则决定行动，即是道德的行动或依照道德法则判断是否应该行动；以利益或效果决定行动，则是依照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等等之规律）来

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以达到预期效果。依照康德哲学的词语，前者是意志自律之行动，后者是意志他律之行动。为深入理解两类行为的本质区别，兹引述牟宗三先生《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中所引用的康德所著《实践理性批判》第一章《纯粹实践理性底原则》中的一段话：最普通的智思亦能很容易而无迟疑地看出在意志之自律底原则上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但是在意志之他律底假设上去看出什么是要去做的，那却是很难的，而且需要有世界底知识。此即是说，义务是什么，这对于每一个人其自身就是坦然明白的；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带出真正而持久的利益，此如 “ 将要扩展到一个人的生命之全部 ” 的那种利益，这却总是被蒙蔽于不可渗透的隐晦中；而且要想把基于利益上的实践规律适合于生命底各方面（各种目的），甚至因做出适当的例外而亦容忍地把它适合于生命底各方面。这总是需要很多的审虑的。但是道德法则对每一个人命令着最严格的遵守；因此，去判断那道德法则所要求被做成的是什么，这却必不是如此之困难以至于最普通而无训练的理解，甚至没有世俗的审虑，便一定不能正当地去应用这道德法则。意志之自律底原则就是先验的道德法则，即发自吾辈道德本性或本心的先验道德法则，即孟子言 “ 本心即理 ” 、象山言 “ 心即理 ” 、阳明言 “ 致良知 ” 之意义上的道德法则，此法则为吾辈本心具足，非由外铄，由此本具自足的道德法则所决定的行动或行为就是意志自律底行动或行为，亦即 “ 应该或不应该 ” 之行动或行为。此行为或行动之决定，绝不依靠外在的经验的知识或经验的规律， “ 最普通的智思亦能很容易而无迟疑地看出所需要做的是什么 ” 。意志之他律底原则就是经验的自然法则，即吾辈经由经验知识的追求探寻，或经由生活经验的积累或磨炼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规律、判断或预期。从哲学上区分，所谓意志之他律底原则约有三类：一是基于利益之他律，其

所需要有的世界底知识是先验的。譬如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基于利益，基于幸福，基于效用，等等，就是典型的意志他律底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理基础就是功利主义或快乐主义（所谓效用大体可理解为一种心理满足的感受或愉悦）。二是基于存有论的圆满之他律，其所需要的世界底知识是理性的。三是基于上帝底意志之他律，最初是诉诸恐怖与权威，最终亦必然需要有关于世界底知识，这知识或是经验的或是理性的。譬如神学所提供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就是一种理性的知识（思辨理性的知识），科学所提供的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就是一种经验的知识。大体而言，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为人的行为必定基于意志的他律，是故西方传统发展出复杂深奥的神学体系，逐渐发展出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以为吾辈行动之法则，直至康德才重视人作为价值主体之主体性原则，然而西方始终没能完全开辟出意志自律之传统，没有开出价值主体和价值之源，始终希望从科学或经验知识里寻找人的价值之源，结果陷入种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存在主义，以及 “ 上帝已死 ” 的哀叹。到 20 世纪后期和 21 世纪，才有少数西方科学家开始重新寻找价值之源和价值主体，开始重新寻找 “ 神圣 ” ，如演化生物学家、混沌理论开拓者之一斯图加特 · 考夫曼 2008 年出版《重新发明神圣》，就是试图抛开上帝，单纯从宇宙自然之无限创造性里重新找到价值、主体和意义；相反，东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则重视基于意志自律之人的行为，是故特重人的价值主体之本质，特重心学或内圣之学，经验科学的传统却没有开辟出来。以法则决定行动和以利益决定行动之辨，其实就是华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始终存在的 “ 义利之辨 ” 。吾今日重提义利之辨以改造经济学，乃因为人的经济行为必然包含以法则决定行动之行为和以利益决定行动之行为两个组成部分，二者绝不能混同为一。吾辈尊重主流经济学致力探讨人类经济行为之规律所获得的重要成就，所谓 “ 效用最大化 ” 和 “ 利润最大化 ” 皆是以利益决定行动之行为范式；吾辈亦须明白人的任何经济行为必然包含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且此行为为首出

者或具有决定意义者。吾辈为建立人类美好社会，为促进人类经济利益，固然需要努力探索现实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之规律，亦须高度重视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对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约束或规定。纵观世界，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无时无刻不发生各种欺骗、欺诈、盗窃、制假、贩假乃至蓄意谋财害命的经济行为；我们看到众多不法商人为一己之利不惜损害众人之利，不惜破坏环境、遗祸子孙；我们看到各种令人愤怒的 “ 恶经济 ” 行为泛滥不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学者试图以经验科学的分析方法来剖析此类行为何以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或遏止，譬如席勒和阿克洛夫试图以实证经济方法解释人之各种非理性或欺骗犯罪行为。从探索经验知识或经验规律之层面而言，此种研究甚有价值和意趣；然而，若从遏止或禁止或减少此类行为以建设良好经济社会秩序而言，经验知识或经验规律可助益者实在有限，盖此类行为之泛滥主要源自道德意识之丧失或本心之丧失。经济学者试图以增加犯罪成本、改善法律制度以增加犯罪或欺骗之难度来遏止或减少此类行为，虽然不无道理或不无效果，然则终不是根本的办法。吾辈虽不欲或不能成为道德说教者，然而人类社会经济秩序从本质上而言依赖于人类内在的道德本心，绝不是依赖所谓经济行为的经验规律，此则必须首先阐明者。科学之昌明、实证经济科学之兴起，让吾辈觉得人类社会经济秩序依赖所谓自然规律（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所发现之规律），此则是莫大的误解。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有序生存和发展，自然规律之指引或遵守只是辅助性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是人类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道德的力量。诚信、公正、尊重知识、尊重产权、扶危救困、救死扶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任何社会得以有秩序生存发展的根本力量，不是依靠所谓自然规律的指导。是故 20 世纪美国经济思想大师弗兰克 · 奈特反复强调：社会秩序的本质不是经济学所发现或发明的经济规律，而是宗教所启发的内在道德力量。是故吾辈今日研究经济学，若不仅仅是 “ 为了研究经济学而研究经济学 ” 或 “ 为了知识而研究知识 ” ，而尚怀有建设人类美好经济秩序之愿望，那么，吾辈除努力探求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

规律或经验知识之外，必须高度重视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高度重视道德自律之义理的阐发。吾辈不能以科学之名否定道德之力量，尤其不能自诩所谓实证经济学或实证科学是 “ 科学之皇冠 ” ，而极力贬斥规范经济学（即讨论当该不当该的问题），极力贬斥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和价值之源。吾辈若彻底否定或抛弃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否认此行为为首出者、决定者，为人之最本质的相关者，为吾辈一切经济行为或人类一切经济现象之最终决定者，为人类经济社会秩序之最终基石，为吾辈建设美好经济社会所必然依赖的最本质力量，那么，全部经济学就变成没有价值（人之所以为人之价值）、没有灵魂（人之所以为人之灵魂）、没有主体（人之所以为人之主体）的一门纯粹经验学问或经验科学，就会演变成为一种纯理智游戏或数学游戏。今日主流经济学大体就是一种纯理智游戏或纯数学游戏。1.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2. 参见 St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 Science, Reason, andReligion,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2008.

第六章面向现在的选择行为和面向未来的创造行为乔布斯最喜爱的一句名言是：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未来是创造出来的！此一名言，实在是高度概括了人类经济行为最本质的特征，高度概括了人类经济现象最本质和最重要的事实，值得经济学者深思。以上我们已经尽可能详尽地阐明了 “ 以法则决定行动 ” 之行为与 “ 以效果或效用决定行动 ” 之行为之划分，接下来须进一步厘清 “ 面向已知资源禀赋的选择行为 ” 和 “ 面向未知世界的创造行为 ” 之划分。爱因斯坦认为 “ 人类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永恒的神秘 ” 。依照爱因斯坦的基本哲学思想， “ 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 …… 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里，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 ”。爱因斯坦所说的我们的思维或思想能够掌握的这个个人以外的世界，就是人的知识或真理的创造性。爱因斯坦所说的奇迹，就是人的知识或真理创造性的奇迹。的确，如果说人世间或宇宙间有一个真正的奇迹，那就是人的创造性，它包括爱因斯坦极力赞叹的 “ 从思想上掌握世界 ” 的奇迹，以及东方智慧极力赞叹的人人皆能成圣成佛的道德上或精神上的创造性。这是生命的真正奇迹。

资源创造和资源配置之区分 —— 创造性经济活动和适应性经济活动之区分逻辑上，我们可以将人类经济活动区分为 “ 创造性活动 ” 和 “ 适应性活动 ” 。创造性活动是 “ 从无到有 ” 或 “ 从 0 到 1” ；适应性活动则是 “ 因时制宜 ” 、 “ 因地制宜 ” 或 “ 从 1 到 N” 。创造性活动是通过创造新的事物（思想、产品、服务、设计、科技、制度、组织等）和新的资源来创造新的价值，适应性活动则是利用已有（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资源来创造新的价值。创造性活动包括熊彼特所说的 “ 创造性毁灭 ” ，即新的事物替代或毁灭掉旧的事物；许多创造性活动并不是创造性毁灭，而是创造性补充、创造性增长、创造性组合。不过熊彼特的 “ 创造性毁灭 ” 非常恰当地刻画了一个创造性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创造性活动和适应性活动最基本的区别是，前者是面向未来创造新的事物、新的资源、新的价值，是拓展人类活动或需求新的边界、新的疆域、新的境界、新的视野；后者则是适应（跟随）或根据现有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前者是开创未来，后者是追随或模仿现实；前者是立体思维或多维思维，后者是平面思维或直线思维；前者是创造质的不同，后者是推动量的增加。换成经济学者喜欢用的术语，创造性经济活动属于 “ 定价者 ” 的活动范围，适应性经济活动则属于 “ 受价者 ” 的活动范围。描述创造性经济活动和适应性经济活动的最佳案例，是乔布斯最喜欢引用的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 · 福特的故事。福特曾经多次如此描述自己如何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顾客需求： “ 如果我问顾客需要什么，他们只会告诉我：我需要一辆更快的马车。 ” 简单听取顾客的需求，为顾客制造一辆更快或更好的马车，就是适应性经济活动；听取自己内心创造性动力的召唤，另起炉灶，从无到有，发明和制造汽车以取代马车，则是创造性经济活动。从无到有，从基础的科学思想开始起步，发明出互联网、

个人计算机和智能手机，是典型的创造性经济活动；将已经发明出来的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个人计算机和智能手机技术及其应用从美国推广到全球市场，则是典型的适应性活动。从基础的科学原理出发，以超越的想象力提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转变为现实的技术、产品和产业，是典型的创造性活动；将别人已经发明出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品推广到其他国家或其他市场，则是典型的适应性经济活动。 12 世纪威尼斯城邦政府突发奇想，通过向普通公众出售定期还本付息的债券来筹集战争资金，是典型的创造性金融活动（尽管它是被紧迫的战争需要所逼迫出来的）；借鉴威尼斯国债或政府债券市场制度，将其应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是典型的适应性金融活动。爱迪生和特斯拉运用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发明电灯和电机，是典型的创造性经济活动；将他们发明的电灯和电机推广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是适应性经济活动 …… 类似的故事或案例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当然，如此区分并非说一切适应性经济活动里面没有 “ 从 0 到 1” 的创造性成分，也并非说任何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都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或创新性。我们此处将创造性活动的创造性推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以便显示创造性活动或行为的本质特征。事实上，我们很难严格区分创造和创新。依照此处的定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所描述的五种创新活动，多数是适应性经济活动或行为。在科学技术和商业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造性突破，实际上正是持续的适应性活动或改进性活动不断累积的结果。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区分创造性活动和适应性活动，在现实中则不可能指明某项活动是完全的或纯粹的创造性经济活动，另一项活动是完全的纯粹的适应性经济活动，因为任何人的行为都包含创造性和适应性两个部分。从价值创造角度看，两类活动均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创造新价值的手段不同。最简单的以物易物或商品买卖亦创造价值。在某种

意义上，商品交换或买卖就是 “ 免费午餐 ” ，必定创造新的价值，这是市场的神奇威力所在，也是市场经济能够创造奇迹的重要机制。经济学者发明的消费者剩余理念和租值理念极富洞察力，大有用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市场交换的本质。任何创造性活动，哪怕是原创性的创造性活动，亦包含许多适应性活动。譬如，苹果公司设计生产iTunes 、 iPad 、 iPhone ，必须购买许多成熟的技术和零部件，这种购买活动就是适应性活动，亦即苹果公司主要是一个受价者，它必须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然而，苹果公司设计和制造 iTunes 、 iPad 、 iPhone 是一种非凡的创造性活动，或主要是创造性活动而不是适应性活动，为什么？因为那是典型的 “ 从 0 到 1” 的活动，它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服务、产业体系、产业生态圈或生态链，它不是已有产品和服务的简单模仿、改进或延展，亦不是已有资源的简单重新配置，它毁灭或替代旧有的产品、服务、产业链或产业圈，它是典型的熊彼特的理论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和创造性替代。苹果公司设计和制造 iTunes 、 iPad 、iPhone 的过程包含许多适应性活动，但是适应性活动不是主导的行为，而是从属的行为。创造性行为和适应性行为哪种行为占主导地位，决定了一家公司是创造性公司还是适应性公司，这是公司创造力的本质区别。苹果发明个人计算机， IBM 、惠普、戴尔、联想等跟着制造个人计算机，虽然在设计上与苹果公司的个人计算机可以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苹果个人计算机的发明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经济活动，是 “ 从 0 到 1” ，是创造性突破。英特尔公司率先发明出集成电路和中央处理器，那是现代信息技术时代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和最重要的产品。很快，全世界涌现出无数芯片设计和制造公司，绝大多数公司追随和模仿英特尔的技术和产品路线。英特尔是真正的独创性公司，其他公司则主要是适应性公司。一家真正独具创造性的公司，能够持续不断地突破人类技术和产业领域的边界、开创出新的技术和产业，它是拓荒者、开拓者、引领者。在它突破和创造出新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之后，自然会有无数的追

随者或模仿者，它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开拓者的工作进行持续的改进和扩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独具创造性的公司的行为具有如下根本性特征。其一，开拓者或引领者决定了一个行业的技术和产品演进方向，这是经济学者最感兴趣的一种经济现象 —— 路径依赖。如果向技术和产业边界突破的开拓者不止一个公司，而是多个公司展开竞争，而且皆具有独创性，那么未来技术、产业和产品的演进方向由谁决定呢？由某种无法事先预测的历史偶然性决定。人类历史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与必然性和决定性始终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任何产业和技术的演进必然由创造性公司决定，然而哪项创造性技术最终决定未来产业的演化路径则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以研究规模收益递增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者阿瑟 · 布莱恩曾经以数学模型来描述路径依赖和锁定形成的机制。经济学者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和苹果的Mac 操作系统之争，以及当年录像带格式的 Betamax 和 VHS 之争。所有产业和技术领域的演化路径必然由独创性企业决定，适应性企业或经济活动不可能主导任何产业的方向。这应该是人类经济和技术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规律。其二，引领者所开拓的产业和技术路径一旦形成，会迅速吸引大量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创造出新的需求、市场和辅助性产业（产品和服务），从而形成庞大的生态体系和产业圈（产业链）。生态体系越扩展，产业圈越广阔，市场规模越大，单个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必然越低，这就是典型的规模收益递增。石油、电力、汽车、互联网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产业生态体系和产业圈，它们亦最能体现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递增必然导致 “ 赢者通吃 ” 或 “ 锁定现象 ” ，也就是每个产业必然由少数几家或一家独创性企业主导、垄断或寡占。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竞争或原子式竞争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新古典经济学亦根本无法解释规模收益递增必然导致的赢者通吃或锁定现象。

那么，创造性活动和适应性活动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以为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区别是二者的 Vision （愿景）和Perspective （视野）大异其趣。中文其实没有特别恰当的词语来翻译这两个英文词，可能以 “ 境界 ” 翻译为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论及诗词境界时如是说： “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 借用到人类其他活动之上，亦是非常恰当的描述。创造性活动和适应性活动的本质区别以 “ 境界迥异 ” 来描述最为恰当。境界当然就包括愿景、视野、技术、设计，等等，或许最重要的是品位。杨振宁先生曾经撰文阐述科学家的品位决定了科学家工作的原创性和重要性。人类一切创造性活动皆如此。唯有具有最高品位之人，才能有最高级别的创造。思想、理论、科学、技术、艺术、文化等，概莫如此。对于企业或商业领域的创新而言，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最能创造出全新的境界，从达 · 芬奇到乔布斯再到马斯克，皆体现了艺术和科技的完美结合。伟大企业家和创新者具有科学家的理性洞察力和艺术家的美学鉴赏力。正是艺术和科技完美结合的 “ 境界 ” 将人类的经济活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或崭新的方向，将习以为常的普通资源转化为巧夺天工的产品和无限的价值，化腐朽为神奇。《易经 · 系辞上》有言：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之谓也。境界最能刻画一个人的创造力，无论是纯粹思想、科学、技术、艺术，还是商业、经济或政治活动上的创造力，境界转换则天地一新。妙哉！所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天才和庸才端以境界高低来划分。最高境界则与 “ 为物不二，生物不测 ” 之天地之道融为一体，能窥见和体认宇宙万物人生社会那个最本质的价值根源和生命之源。最伟大的科学创造、艺术创造、技术创造、思想创造、政治创造、商业创造，皆是最能接近或完美体现宇宙万物 “ 真善美 ” 的创造。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商业大师皆有此内在的深刻体验。达 · 芬奇说，发现科学真理之人离上帝最近；爱因斯坦说，追寻科学真理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乔布斯说，最完美的音乐让人觉得与上帝同在！因为上帝就是无限的创造力（ endless creativity ）。

艺术和科技完美结合的 “ 境界 ” ，乃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如果我们还能用资源这个似乎庸俗的词语来描述的话）。惜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却完全无法将最宝贵和最重要的资源纳入方程式之中，是故经济学者根本无法解释人类经济的创造性增长历程。试问，什么样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能够描述达 · 芬奇、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乔布斯所彰显的人类最高级的创造力和创造境界呢？这种最高级的创造力是决定人类技术和经济演进方向乃至人类自身演变进化方向的真正力量。经济学者喜欢谈论资源配置。确实，资源配置为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根据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范式，经济学者推导出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或唯一信号是市场价格或 “ 看不见的手 ” 。根据前面的分析，针对已有资源的配置活动是一种适应性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或 “ 看不见的手 ” 确实是指导适应性活动的主要机制或手段，然而，创造性活动的本质不是配置资源而是创造资源，资源的创造主要不是靠价格信号来引导，而是靠个人的愿景、视野或总而言之的 “ 境界 ” 来指导。一个境界低下的商人只知道通过简单地模仿或抄袭他人的产品和服务来赚钱，一个境界卓越的企业家则矢志创造全新的产品和服务，矢志创造不同或独特性。境界低下的商人确实主要靠价格信号来引导或受价格信号的左右与支配，他们习惯于或擅长于价格战；境界卓越的企业家则主要受内在的创造性激情驱动，价格信号则是次要或无足轻重的，甚至赚钱或利润也只是创造性活动的副产品，不是主要目标或支配性目标。简言之，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范式完全不适合创造性活动或创造性毁灭，只适合适应性活动。然而，人类经济的增长过程永远是或主要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过程，是故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分析范式只能解释人类经济活动非常次要的部分，却不能解释人类经济活动最重要和最本质的部分，更遑论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全部。

创造性经济活动和适应性经济活动之对照适应性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 适应性经济活动是一种选择性活动，是一个效用最大化过程。• 适应性经济活动是一个信息搜寻过程。• 适应性经济活动是一个不对称信息的处理过程。• 适应性经济活动是一个边际效用递减或边际收益递减过程。• 适应性经济活动亦具有某种相互学习、相互模仿、相互催化的过程，以便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创造性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 创造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改进的过程。• 创造是一个不断演化和积累的过程。• 创造是一个相互启发或相互催化的过程：相互学习、相互刺激、相互竞争、相互摧毁、相互借鉴。• 创造是一个不断适应和反馈的过程（正反馈和负反馈）。• 创造是一个路径依赖和锁定的过程：规模收益递增。• 创造是一个寻求差异、独特、垄断的过程。• 创造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惊讶和突变的过程。• 创造是一个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断增加的过程。• 生命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系统。• 互联网也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系统。

1.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M]. 许良英，等编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 2.

第七章创造的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还是仅仅是一些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了数千年。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只有辩证的必然性或历史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是指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从某种先验的规律推导出来，正如拉普拉斯妖所描述的那样，知道了初始条件和那个必然规律，以后发生的一切就尽在掌握之中。辩证的必然性或历史的必然性是指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历程在事前是根本无法预知或预测的，事后却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事实里梳理出某种规律，或者说人类历史发展演变从非常长的历史视野来考察，能够看到一种大历史的或长期的规律性，然而人们事先永远无法知道具体的路径。就好比千万人攀登喜马拉雅山，我们只知道大家的终极目标是珠峰，然而每个人究竟如何登顶或能否登顶，却是根本无法预知的。人的创造性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规律？或者说是否具有某种先验的规律，根据这种规律能够事先预知人的创造性朝着哪个方向迈进？似乎我们只能说，人的创造性只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或辩证的必然性，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人的创造性必然朝向人的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的提升，必然朝向康德所说的 “ 目的王国 ” 或 “ 自由王国 ” ，迈向儒圣先哲所说的 “ 圣人 ” 之境，迈向佛家所说的 “ 佛或觉悟 ” 之境，迈向康德所说的最高善或牟宗三所说的 “ 圆善 ” 。然而，人究竟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经历多少时间才能达到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的至高

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物质文明创造又将采取何种形式，将创造出何种制度和典章文物？恐怕没有任何先验的规律能够描述和预知。因此，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考察，人的创造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偶然性、突变、惊奇、路径依赖等。熟悉互联网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互联网的发明并非事先规划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和多个人物摸索前进的结果。如果没有 20 世纪 60 年代旧金山湾区的嬉皮士和反政府文化潮流，没有乔布斯和他那些嬉皮士圈子里的朋友，个人计算机是否会出现则很难说，当时包括 IBM 在内的主流计算机生产商并不看好个人计算机；如果没有盖茨和艾伦这对传奇搭档的碰巧合作，谁也无法预知计算机软件产业会如何发展。微软操作系统垄断整个计算机世界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事情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充满偶然性和突然性，很多人都知道其中的故事，此处无须细说。硅谷在每个时代总会冒出几家传奇般的公司 —— 从惠普到英特尔、从苹果到谷歌、从脸书到特斯拉，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发展方向，然而在这些公司冒出来之前，没有谁知道何时、何地会涌现出这样的公司。正如没有人能预知中国会冒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令人吃惊的企业，它们不仅重新定义了各个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且重新塑造了一个城市的商业形象。考察其他国家的企业发展史，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莫不如此。这正是人类创造力最奇特的地方：无法预知、充满惊喜、突如其来、随时发生。然而，事后我们却可以从长期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趋势和特征，譬如充满创造性的地区，如硅谷、波士顿、纽约、洛杉矶、特拉维夫、剑桥、东京、深圳、杭州、班加罗尔等，必定拥有多元和开放的文化氛围、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全球创新中心多数是多种族的移民城市。但是，即使是生长于那些最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城市，人们也无法预知明天会冒出什么样的公司和技术，它们将必定改变现有产业格局。人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样的事情必定会发生，却不知道是谁、何时、何地。

甚至人类文明的演化路径也是由那些偶然性事件促成的。经济史学家和金融史学家为此既兴奋又困惑。譬如，耶鲁大学著名的金融史学家威廉 · 戈兹曼和哥特 · 罗文霍斯特共同出版了著作《价值起源》，书中众多研究者考察了数千年里那些左右国家命运和改变世界格局的金融创新，故事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该书前言写道： “ 值得思考的是，当今的金融大厦或许只是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构成的。倘若时光倒流，上一个千年的历史创新展开，政府债券市场也许会在中国发展起来，而威尼斯城邦也许会最先发明通货膨胀融资。任何试图解释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宋朝如此丰富的社会、经济、知识背景下，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却始终未能发展起来。 ” 一些历史学家正是用东西方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明和发展历程的差异，来解释所谓的 “ 东西方大分岔 ” 或 “ 李约瑟之谜 ” 。然而，威尼斯城邦在 1172 年发明国债，完全是被外部战争威胁所逼出来的 “ 突发奇想 ” 或 “ 急中生智 ” ，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个小小的发明会在 18世纪引起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大分岔。然而，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却又能总结出人类创造历史的一些必然规律和特征，即从偶然性事件里所显露出来的必然性。这正是人的创造性的辩证的必然性或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部分详论新经济学范式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本书欲将华夏固有高深伟大哲学思想和西洋经济思想融合起来，吸取双方之精华，扬弃双方之不足，以开辟经济学术思想的新境界。《新经济学》建议以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 ” 分析范式取代 “ 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 分析范式。本书力图说明： “ 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 分析范式不能帮助我们透彻理解人类经济行为之本质，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 ” 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分析范式及方法至多只能作为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的一个并不太重要的补充，为了分析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我们应该摒弃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分析范式。当然，在我们主要运用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 ” 分析范式的大前提下，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分析范式可以成为某种非本质的补充。主流经济学为证明和运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分析范式所发明和设计的许多研究方法亦可以继续运用，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与人类行为之本质没有必然联系。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分析范式所发明和运用的许多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亦可以运用到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 ” 分析范式中。

我们将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称为新经济学范式，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人的创造性本质的认识。人类经济活动或人的经济行为的本质特征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不是面向现有资源或者面向未来选择的效用最大化。《新经济学》第三卷将系统深入地讨论人的创造性本质。本书第一部分综论人的行为本质，第二部分则详论从新的视角—— 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或创造力 —— 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所得到的基本命题和基本结论，亦即运用新经济学范式讨论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所得到的基本命题和基本结论。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或创造力这个人性的本质特征出发，我们能够从全新的视角来考察人的经济行为的本质和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过程的本质。

第一章新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人的经济活动皆是为了创造价值或发现价值，皆是在价值领域的无限探索，而价值不是外来的或外在的，价值完全由人心或人性所发，舍此别无其他价值源泉，亦绝无所谓客观价值可言。西方经济学创始之初，围绕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争论逾百年之久，至马克思亦还在孜孜求其正解，由此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之浅陋也。直到门格尔天才杰出，灵机一动，始悟价值原非外来或外在，价值只是源自我们的需要，以此极简单之观念创发一独立经济学流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开启所谓边际效用革命。熊彼特说，门格尔的全部经济学理论就是基于一个简单却基本的理念： “ 人们之所以认为物品有价值，是因为人们需要它。 ” 仅此而已。门格尔的贡献是将这个看似简单的思想贯彻始终，从中推导出一系列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尤其是价格形成之规律（ the law of price formation ）的基本定律或假说。若西方经济学的创始宗师们稍知吾华夏先哲的心学脉络，必知一切价值之源只在吾心，焉有所谓客观价值之谬见？焉有长达百年之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之争论？惜乎！东西方思想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固非易事，学者们固执己见或囿于所谓西方中心论，不知吾华夏先哲思想之伟大精深，适足以叹息也。尤有可叹者，今日依然有一些经济学者（包括一些中国经济学者）执迷于所谓客观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终其一生亦不悟此简单显明之道理。夫创造者，乃从无到有也，乃创造新的价值也，乃从 0 到 1 也（借用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彼得 · 蒂尔著作的标题 “ 从 0 到 1” ），根本不是简

单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或收益或效用。所谓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之思维范式，如此浅陋，却竟然统治西方经济学数百年，实乃人类经济思想历史上一大奇观，亦是一大悲剧或遗憾。虽然如此，西方并非没有哲人洞察到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思维之荒谬和浅陋，只是孤怀寂寥，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拨乱而反正。芝加哥学派大宗师弗兰克 · 奈特就是如此卓绝伟岸之奇特思想家，其思想之广博深邃，西方经济学者无出其右。奈特有云： “ 说到底，人类生活乃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 ” 善哉斯言，意蕴悠长，深远无极。仅此一语，奈特足以睥睨当代，傲视群雄。奈特一语，尽显 “ 效用最大化 ” 假说之贫乏和空洞。奈特有 5 位弟子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若论思想之深邃和极具启发力，其众多弟子之总和恐怕亦难比宗师一人。萨缪尔森为奈特弟子，以创发经济科学的数学方法赢得学界至尊地位，进而将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结为 “ 一个最大化问题 ” 。萨氏之陋，于斯可见。萨氏得意弟子蒙代尔曾经公开评价自己的恩师是构造数学模型的绝顶高手，却缺乏具有启发力的深邃思想。生活的本质是创造或发现，不是简单地对现有资源实施配置。人类经济生活并非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有给定的资源，然后努力以最少的资源去实现既定的目标。此种机械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人类的经济生活永远处于一种试错、尝试、冒险的状态，这正是创造和发现的过程。市场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并非一个均衡的过程，此乃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理念，亦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熊彼特亦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其创造性毁灭理念，既深受马克思动态经济观念之影响，亦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创造性过程思想之影响。创造或发现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预见性或不确定性。奈特以不确定性来阐释企业家的特殊能力和企业家所获利润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熊彼特亦从创造性和不确定性角度来定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敢于创造、敢于发现、敢于和善于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挑

战的精神。企业家就是开辟人类经济崭新领域的那群人，企业家就是人群中创造性或开创性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人们将企业家精神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政治、学术、艺术、科学等，本质上都是指各个领域杰出人物所展现出来的创造性。创造就是创造人类价值的新领域，发现就是发现新的价值领域；创造就是创造人类生活的新边界，发现就是发现人类价值的新领域。创造和发现本质上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就是对未知价值领域的发现或探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和创新者确实是人类的特殊群体或 “ 特殊物种 ” 。在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里，此类特殊物种数量越多，素质越高，则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就越具有创造力，经济必然越发达，社会必定越富裕。从人类创造力的角度一眼就能识破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皆必须以激励和保障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为最重要指针或宗旨。唯有激活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创造力，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一个真正有利于创新和创造的社会，必定是一个 “ 企业家本位 ” 的社会。“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 ” ，这是乔布斯最喜欢的名言。伟哉斯言！妙哉斯言！未来不是预言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人类生活最奇妙或最神奇之处就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知性。正因为此，人类生活才出现无穷无尽的奇迹和惊喜。倘若人类对自身的未来全知全能，人类生活将变得索然无味。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断向未知领域探索，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和惊喜。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第五次工业革命，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个基本规律。谁能洞悉人心创造性的真正秘密呢？古往今来一切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最高使命皆是发现创造的秘密。生命从何而来？生

命如何而来？生命向何处去？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物质财富和典章文物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人的创造性究竟具有怎样的规律？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发掘、发扬和彰显我们的创造性？具体而言，人类创造性经济活动究竟具有怎样的规律性或内在特征？此处我们只能试图概括人类创造性经济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或一些趋势性规律。第一个规律：创造性过程的路径依赖是最广义的规律性。人具有无限创造性或者说人的创造性具有无限可能性，然而，每个人所具有的无限创造性在现实中只能表现为某个方面或至多几个方面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原则上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和具体创造过程的有限性，正是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所说的路径依赖，亦是人类创造性过程最广义的规律性。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全能天才，即使是像苏东坡、达 · 芬奇、莫扎特、牛顿、高斯、爱因斯坦、冯 · 诺依曼、乔布斯等这类顶级天才，他们的创造性也主要体现在某一个具体领域，至多涉及几个相关领域。每个人的创造性必然通过某个 “ 出口 ” 或 “ 通孔 ” 表现出来，正是每个人创造性的独特性共同构成了人类整体创造性的无限多样性。个人创造性的路径依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事实。当我们选择某个职业或专业之后，通常都会沿着这个专业或职业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直至达到这个专业或职业的巅峰水平。当你沿着某个专业或职业深耕细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改变专业或职业的 “ 机会成本 ” 或 “ 沉淀成本 ” 非常之高。改变专业或职业意味着放弃之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或无形资产，正是这种机会成本造成每个个体创造性的路径依赖或特殊通孔。每个人沿着所选择的专业或职业方向持续积累，既能形成独特的创造力和创造性成果，亦成为阻碍个人开创全新领域的根本性障碍。成功就孕育着失败，路径依赖就意味着拒绝创新。

即使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天才，同样难逃路径依赖的桎梏。他坚信存在一个确定性世界、存在一个完全离开人类主观世界的客观世界、坚决反对量子力学对世界的概率论解释或测不准原理，正是他深刻的 “ 实在论 ” 和 “ 决定论 ” 物理学思想和哲学理念所决定的 “ 路径依赖 ” 的必然结果。当然，他对实在论和决定论的坚定信念，帮助他发现了伟大的广义相对论，这是人类思想创造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乔布斯始终坚持个人计算机必须实现硬件和软件的高度统一、不可分离，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导致他在个人计算机领域早期的惨痛失败。相反，比尔 · 盖茨坚持软件和硬件必须分开的策略，并取得惊人的成功。然而，乔布斯的理念和执着却最终激励他创造出 iTunes 、 iPad 、iPhone 等革命性的产品，开创了现代移动互联网时代。路径依赖正是人类创造性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人类创造性最一般的规律性。它决定了任何伟大的创造者和创新者必然具有天生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技术、伟大的制度、伟大的产品终将走到尽头，走向反面，成为新的创造性和创新的阻碍或绊脚石；决定了任何伟大的公司、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伟大的国家终将消亡，终将被新的公司、新的政党、新的组织、新的国家取代。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的创新研究者克里斯坦森的名著《创新者的窘境》深刻阐述了创新领导者如何成为创新的障碍或失败者，最终被时代所抛弃。其实，这正是人类创造性和创新最本质的规律和最重要的特征。正如《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 · 吉本所说：好景总是不久长！公司如此，政党如此，国家如此，整个世界亦如此，唯有全体生命才能永葆青春和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经济学者从沉淀成本或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历史学家从偶然性的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哲学家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或辩证的必然性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皆有深刻道理。吾从人性或人心创造性的独特性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并揭示出个人创造性的独特性或

路径依赖恰好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无限创造性或无限可能性，就生命整体的创造性而言，没有路径依赖，只有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创造性的独特性或路径依赖能够让我们深刻理解东西方文明演化的不同路径，深刻理解世界上各个独特的经济模式的兴起和衰落，深刻理解地球上各个经济金融中心的崛起和更替，特别是各个中心城市的崛起、衰落和更替，它们决定了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重心的迁移或更替，往往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和金融形态的诞生。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 · 布罗代尔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详尽讨论了世界经济体系里 “ 中心城市或极点城市 ” 的兴衰更替，这种兴衰更替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某个具体城市的崛起具有偶然性，一旦崛起，它所创造的经济和金融模式的演化就形成路径依赖。然而，中心城市或极点城市的相互更替具有必然性，亦是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第二个规律：创造性生态体系或经济体系必然存在 “ 极点 ” 或 “ 中心 ” 。人类创造性历史的一个令人惊异却又平常之极的特征是：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区域的任何人类生活领域里，总是有某种极点或中心存在，其他个体的创造性活动基本都是围绕极点或中心点展开。极点或中心点是创造性生态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枢纽。这种极点或中心，就全球经济而言，表现为一个或少数几个经济、金融和科技霸权国家 —— 今天的主要代表依然是美国；表现为全球少数几个金融中心城市、经济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 今天的主要代表是纽约、伦敦、上海、香港、法兰克福、硅谷、特拉维夫、深圳等。就哲学思想和科学理论而言，则体现为所谓的 “ 研究范式 ” ，即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总是围绕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展开，这些特定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又主要源自几个特殊的天才的创造性成果，如牛顿范式或牛顿力学统治物理学达 200 多年；20 世纪以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尼尔斯 · 玻尔等人开创的量子力学则

一直统治着人类的物理学世界观。又如自边际效用革命特别是马歇尔的经典著作问世以来，经济学基本都是围绕新古典范式展开的。大的范式下面有一些独特的小范式或学派，这些小范式或学派又各自拥有自己的极点或中心，亦即该学派的主要思想开拓者或宗师。政治领域的极点或中心现象尤其突出。纵观人类历史，所谓政治基本都是围绕少数政治领袖的思想、理念和意愿展开的。人们一直争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或群众创造历史，这种争论不可能有结论。然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现实的政治活动总是围绕少数政治领袖展开，他们正是人类政治生态体系的 “ 中心 ” 或 “ 极点 ” 或 “ 核心 ” ，其他人的政治生活必然服从或追随极点或中心而展开。就公司和商业世界而言，这些极点或中心表现为某个或某几个公司主导整个行业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譬如，以高盛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少数几家投行主导全球股权 IPO （首次公开募股）市场长达数十年；以摩根大通、花旗、汇丰、瑞银等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则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体系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以戴姆勒 – 奔驰、大众、宝马、丰田、本田、通用、福特等为代表的十余家汽车公司主导了全球庞大的汽车市场；波音和空客则完全垄断了全球大型民航客机市场；通用电气和罗尔斯 · 罗伊斯公司则垄断了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谷歌公司垄断了中国以外的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百度则基本独占了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亚马逊、阿里巴巴则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主导者；脸书和腾讯是全球社交媒体的主导者；苹果、三星、华为等少数几家手机制造商则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引领者 ……类似例子可以一直列举下去，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或几个极点或中心，其他公司则围绕它们生存运转，从而形成一个遍布全球的产业生态圈或生态链。整个人类或全球经济体系正是由多个围绕极点形成的圆圈构成，从经济地理区域分布看是如此，从产业链布局或产业圈看是如此，从技术创新和传播看尤其如此。人类经济世界并非如美

国著名作家托马斯 · 弗里德曼所说 “ 世界是平的 ” ，更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一个同质的和原子式的均衡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根本无法解释极点或中心的存在，而这恰恰是人类一切生活领域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最普通的事实。因为极点或中心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垄断或寡占。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原子式的同质的竞争均衡，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在人类生存和生活体系里所处的地位不同，拥有的权力不同，获得的利益当然更不相同。分层结构或生态体系结构是任何动态演化的生态体系的基本特征，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式竞争模型则从根本上漠视了人类社会生活体系或经济体系里内在的各种结构或层次，尤其是极点或中心的极端重要性。至于极点或中心是否对低于它们的各种层次构成剥削或剥夺，此处暂不讨论。第三个规律：人类创造性过程必定是逐渐甚至快速去中心化、去官僚化、去集权化、无计划性的过程。相反，中心化、官僚化、集权化、集中计划则是对人类创造性的最大遏制和伤害。计算机科学家雷 · 库兹韦尔深入研究了人类科技进步的 “ 指数增长规律 ” ，这种指数增长规律与人类个性自由逐渐获得解放和张扬是同步的。在中世纪欧洲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思想和技术的进步极其缓慢，因为天主教及其恐怖的宗教裁判所致力于遏制和戕害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严厉限制和迫害一切有悖天主教义的异端邪说；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专制集权制度之后的中国，在思想上基本没有任何革命性突破，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只有零星的火花；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很快就迎来 “ 科学的时代 ” （罗素语），绝非偶然。人类内在创造性勃发的前提必然是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很快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从人类创造性潜力的释放和彰显来考察，美国的快速崛起势所必然，因为美国立国的基本精神就是保障个人权利和个性自由。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伟大的思想、科

学和技术创新中心，必定具备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文化多元、信仰包容之基本特质。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例外的规律。我们可曾见过一个钳制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实施思想管制和文化压抑的地方，能够出现划时代的思想、科学和技术创新？经济学者曾经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所谓的 “ 比较制度研究 ” ，他们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指标去比较不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优劣，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自从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比较制度研究这门学问少有人问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正是私有产权保障下的个人自由选择。从激发和弘扬人类创造性的角度看，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优劣可一言断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激发人性的无限创造性，就是最佳的制度和体制；凡是遏制和戕害个人创造性的制度和体制，则必定是遏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度。妥善保障私有产权，正是为了保障和激发人的创造性。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人的无限创造性，就是致力颠覆过去、创造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新古典经济学历史上有令人尴尬和蒙羞的一页，那就是 20 世纪 30年代到 50 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下的很多所谓 “ 大师 ” （包括兰格、勒纳、萨缪尔森、阿罗等）以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证明苏联模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不仅可行，而且最优。米塞斯和哈耶克奋起反驳，以 “ 致命的自负 ” 驳斥新古典经济学者推导出来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型。这就是著名的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争 ” ，它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和思想的无稽和荒谬。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是面向既有资源的最优配置，它将经济学问题转化为一个数学上的最优化问题。曾几何时，线性规划和动态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法、运筹学、求极大值等数学方法成为经济学领域红极一时的主流方法。假若人类经济问题真的只是一个面向现有或已知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那么这些数学方法大可派上用场，集中计划经济真的就是最佳经济制度。

米塞斯和哈耶克异军突起，石破天惊。他们指出，市场并非一个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过程，亦非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价格调节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是一个信息和知识的发现过程。价格信号绝非已知或现成，价格信号亦是需要发现或探索的，价格信号本身就是无数个体参与者共同创造出来的，且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经济活动的本质不是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人类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和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一套乌托邦假设和模型，与真实经济活动几乎毫不相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争，奥地利经济学派大获全胜，新古典经济学派颗粒无收。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却继续统治着欧美和全球经济学术界，此是人类思想发展之大不幸。从人的创造性视角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无稽和荒谬尤为显然。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不是面向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完全否决了集中计划，更遑论专制集权制度。今日人类所享受的所有颠覆性和开创性的科技成果，没有一项是所谓集中计划所 “ 计划 ” 出来的。创造性的基本规律必定是去中心化、去官僚化、去集权化和非计划性。这本来是基本常识，然而，古往今来无数人特别是执政者最忽视和最想戕害的，就是最基本的常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愚昧和被愚弄之黑暗中。第四个规律：创造性过程必然出现突变或拐点或奇点。突变、拐点或奇点是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什么是突变？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 · 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一书中写道： “ 从复杂性越来越高的水平看世界，会突然出现一些现象，在简单水平上（至少在基本粒子的水平上）找不到与它们对应的东西。例如，在单个的活细胞里，没有像智能的东西；在原子和分子水平也没有生命。物理学家安德森（ PhilipAnderson ）在 1972 年的一篇题为《更多意味着不同》的文章里，很好地把握了 ‘ 实现 ’ 的精神。新现象在复杂性高的水平出现，最明显的表现在生物学和行为科学的领域，但应该认识到，这样的 ‘ 实现 ’ 并不

代表生命或人类行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的发生还是物理学的。 ”人类的创造性过程尤其是集体性创造过程是典型的复杂现象。每个个体皆以自身的独特行为参与复杂的创造过程，从而形成最复杂的科技、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无数个参与者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进来，因此市场上涌现的现象常常是出乎意料或无法预知的。新科技、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新企业、新产业中心、新产业巨头或垄断者，等等，都是典型的突变现象。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像华为、谷歌、阿里、腾讯、亚马逊、脸书等这样的产业领导者。这种突变现象正是创造性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人类的创新活动可以分为改进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改进型创新大体是一个连续性过程；颠覆性创新则是真正的拐点或奇点。拐点或奇点意味着人类的创造性或创新活动迈向一个新的层面或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大数学家冯 · 诺依曼将奇点表述为一种可以撕裂人类历史结构的能力。计算机科学家库兹韦尔则认为人类历史的下一个划时代的奇点是机器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人类文明将迈入一个全新的进化轨道。第五个规律：创造过程必然产生、涌现或凸显某种特征模式（ particular or special pattern ）。信息技术时代的思想家和预言家凯文 · 凯利在他的著作《失控》里讲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 “ 涌现模式 ” ，如数万只蜜蜂所构成的蜂群、数万只蚂蚁所构成的蚁群，等等。蜂群和蚁群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于单一蜜蜂或蚂蚁的行为模式。群体里的个体行为是单调的或者是依照简单规则行事的，却能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复杂行为或特异行为，蜂群或蚁群好像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单个蜜蜂或蚂蚁只是巨大有机体或超级有机体的细胞。

究竟是什么机制让简单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成为超级有机体？这其中就隐藏着创造或生命的秘密。因为任何复杂的有机体，譬如人类，都是由一个个细胞、分子、原子乃至基本粒子构成的。科学家已经基本完整地理解了个体（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的行为，并能够以精确的数学方程描述个体的行为模式。然而，由数以万亿、十万亿、百万亿计的细胞分子构成的超级有机体（譬如人类）竟然展现出个体（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完全不具备的行为方式或模式。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没有情感、意识、思维、价值判断，由它们构成的超级有机体或生命体却具有异常复杂和变化多端的情感、意识、思维和价值判断。当代量子力学的最新发展已经开始讨论基本粒子可能也有某种意识，但那可能依然不是超级生命体或有机体所展现的那种复杂多变的意识。是什么机制让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创造或诞生出完全不同于个体的行为？秘密何在？这个秘密其实就是生命的秘密，也是一切复杂和动态演化系统的秘密。任何一个由群体合作创造出来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创造物），肯定不同于某个人的独立构想或设计。群体的创造往往展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可预见性或不确定性。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就是经典的案例。《新经济学》第五卷将详细叙述和分析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过程，以说明众多个体的独立行为如何创造出惊人的集体奇迹。群体的创造性必然呈现某种形态或某种模式必然形成。科学的重要目的是寻找这种形态或模式具有怎样的规律，亦即这种形态如何形成，何时形成。希望能够异中求其同，同中察其异，以窥见动态生命体系的演化机制。譬如经济学者始终致力发现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汇率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的共同形态或模式；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共同形态或模式；各国经济增长的共同形态或模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般模型）；企业生存发展演化的共同形态或模式；

各国兴衰的共同形态和模式（譬如奥尔森的理论）；自由市场的共同形态和模式，诸如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产权安排和合约选择、不对称信息和合约选择、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相容和不相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各个市场的部分均衡和所有市场的一般均衡。事实上，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就是发现市场的秘密或市场所蕴含的复杂机制或各种共同的形态。市场确实有无限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市场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无限宝藏。经济学者就是要从市场中 “ 异中求其同，同中察其异 ” ，发现某种共同的形态，因为市场正是无数个人创造性行为和选择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六个规律：人之创造性即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弘扬创造性的第一要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心灵的自由。孟子曰： “ 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也。 ” 将人性或人心之创造性的次序说得非常清楚。尽心知性知天，就是人心创造性之基本次序或必然次序。创造之本质就是发掘人之本心，就是开掘人之自性。王阳明曰： “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 人性或人心就是一切创造之无尽藏，吾辈却往往自弃之，抛却之。创造首先就是尽其心。何谓尽其心？尽其心首先就是要识得吾辈自心本来具有无限创造性，具有无限多样的创造之可能，就是首先要识得创造的本源唯在吾心之良知良能，发掘或创发吾辈本具自足之良知良能就是创造之真谛。舍却本心，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一切创造之源呢？如何开掘或创发吾辈本具自足之良知良能？首先就是要解除一切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之桎梏，让人心或人性能够自由自在、天马行空地去感觉、感知、感受、想象一切可能性。伟大的创造心灵必定是自由的心灵，必定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心灵，不受任何外在权威之

限制。人类最合理和最伟大的制度安排就是确保每个人皆有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之最大限度的自由。惜乎！吾华夏先哲最先破解人类创造之秘密，却未能发明出确保人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发挥或开掘之制度，历代帝王无不以控制思想或言论为急务，此诚吾华夏封建时代最大之悲剧，极大地遏制或阻碍了吾华夏民族之创造性。保障每个人最大限度的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是开掘或创发人心创造性的第一要务，亦是衡量人类政治文明迈向高妙完善之境的主要或唯一试金石。以钳制或戕害人类自由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政治制度则是最可怕和最丑陋的人类政治制度安排，必将为人类鄙弃和淘汰。开掘或创发人心之创造性的第二要务则是建立良好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制度。两千多年前，孔子即提出 “ 因材施教 ” ，伟哉孔子，大哉孔子！盖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必然表现为无限多样性，每个人的创造性都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即使是研究同一门学问之人，其所感兴趣或致力之方向亦各各不同。人类创造性之多样化乃人类最可宝贵和最精彩之现象，设若芸芸众生之创造兴趣皆完全一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必将百无聊赖，枯燥乏味，难以忍受。人性或人心创造性的无限多样化创造出缤纷多彩之人类世界。具有同一或同样创造性本质的人性或人心，为何会展现出无限多样性的创造力或创造方向，实乃最有趣之问题。即使同一父母所生之子女，其创造性之兴趣和方向往往亦大相径庭。天才的科学家、数学家往往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得相当幼稚甚至愚蠢；伟大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往往给人以 “ 不食人间烟火 ” 之感受；善于思辨的学者可能是非常糟糕的政治家和商人，或者根本就做不了政治家和商人。柏拉图可能是最经典的例子。身为大哲学家的柏拉图为当时希腊的独裁者出谋划策，最后不仅落得惨败，哲学家本人也险些被当作奴

隶贩卖。普天之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纵横所有创造性方向的绝世天才，即使是被誉为古往今来智商最高者的达 · 芬奇，其创造力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在艺术领域。被誉为古今无双之神童莫扎特，其卓绝的天才集中于古典音乐；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天才苏东坡亦是以艺术创造流芳百世；爱因斯坦则以思想实验和超越的想象力开创崭新的物理学境界；大政治家和外交家如丘吉尔和基辛格，一遇到经济学和金融学问题就大呼头痛；精通国学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自憾 “ 天文、数学一无所知 ” 。奇哉奇哉！众生皆禀天地灵气而生，创造性才能和兴趣方向则如此千差万别，千姿百态，遂构成无限丰富之人类世界，此岂不是宇宙间最奇特之现象乎？个人创造力的有限性才构成了整个人类创造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设若天底下有人全知全能如上帝，能够创造一切，其他人则毫无创造性，那将是一个令人深感恐怖的奇幻世界。正因为每个人的创造性皆具有独特的方向和兴趣，人类的教育才必须因材施教或有教无类。孔子之教育思想和理念即在于激发或开掘人之创造真几，激发每个人沿着自己具有特异禀赋的创造方向不断精进。宇宙生命的同一创造真几却演化或开辟出无限多样的创造性方向，这正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大秘密。无限多样的个体创造性的总和就是上帝！熊十力先生有曰： “ 凡承认人能学习者，必先肯定人有内在的明几。如内无天然的明几，则学问之事，将从何而得有乎？内无明照发动，以摄取与裁成外物之能，则无经验可言。经验不得有，即知识不可能。 ”所谓内在的明几或明照，就是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真几。创造性真几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 “ 自由无限心 ” 。内在的明几或明照，人心或人性的创造性真几，自由无限心，知体明觉，《易》之乾元，皆是同一创造真体之不同说法。创造性真几是一真绝待，迥然自明，蕴涵无限的创造性可能。创造性真几或知体明觉主动地 “ 自我坎限 ” 成为认

知机能或功能（牟宗三先生所谓的 “ 识心之执 ” ），认知机能或功能则包括感觉、想象和知性（构成概念或范畴之能力）。此类认知或认识能力需要后天的培养和训练，此乃教育之天职。一个从未接触过科学实验之人，自然不知道以科学实验之方法去感知外在世界，去探寻自然之秘密，经过科学实验之训练，人得以凭科学之方法去感觉或观察自然世界，从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一个没有受过艺术手法训练之人，当然亦有各种天生情感油然生起于心灵深处，却无法以精妙手段表达之，经过艺术手段之训练，艺术家则能够以高超的艺术眼光去感知人类社会和宇宙自然，从而创造出动人心魄的艺术作品。因此，虽人人皆禀天地灵气而生，人人皆有那同一本质的创造性真几，然而人之现实的和真正的创造则必须经由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方能达成。一般人皆知乔布斯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创造天赋，却不太知道乔布斯曾经异常勤奋地修行各门艺术学科，广泛阅读宗教思想（禅宗）和科学著作，详尽研究他心目中众多偶像人物的创造历程（包括爱因斯坦、费曼、毕加索、迪伦等），故教育同样是促成乔布斯伟大创造力的首要力量。爱因斯坦生长于一个学术和科学氛围非常浓厚的家族， 7 岁时由叔叔指导他学习数学和物理， 12 岁开始阅读大哲学家休谟、康德和马赫的著作， 16 岁能够思考与光速赛跑的问题。其超绝天才之开掘亦必有赖于教育的激发和诱导。是故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政治家和治国者，莫不以兴办教育为第一要务。今日世界富裕发达之邦，无不是教育发达和思想昌明之国。今日世界最重要和最伟大的机构，就是那些伟大的学府，其对人类文明昌盛和进步之贡献，非语言文字能表扬。

开掘或创发人心或人性创造性的第三个秘诀就是跨学科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刺激。人类创造力和创造历程所遵循的逻辑绝非线性的机械式的逻辑，而是非线性的、动态的、演化的生物进化式的逻辑。近亲繁殖既不利于本物种的优化，亦不能促进新物种的诞生。唯有多样性的物种聚集成为一个动态的生态体系或生态圈，新物种或新的演化路径才应运而生。亚马孙雨林中的物种演化具有无限多样性，人类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亚马孙雨林中究竟有多少物种。此是多样性必然创造更丰富多样化的典型例证。人类历史上的科学、艺术、思想大复兴、大弘扬、大发现时代，皆源自各个不同区域（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领域的人才因机缘巧合、风云际会汇聚到一起，构成一个个充满创造活力的人类生态体系。是故人类之理想境界或理想社会，必定是无国界、无边界、人人皆能自由迁徙、自由选择；人人皆能自由发挥其本具自足之伟大创造性，同时又绝不阻遏或妨碍其他人发挥其无限和伟大的创造性。古往今来一切伟大先哲皆以 “ 人人自由发展 ” 为人类理想之境。此理想之境的达成，必然需要人人识得本心或本性之昭然自明，识得本心之无限创造性，识得本心本具自足之良知良能。人人自由发展乃是全人类共同发展之前提，此就是《易经 · 乾卦》所说的 “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 或 “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 。东西方圣哲对人类理想之境的体悟完全一致，亦证明人类本心或本性之本质完全一致。今日世界之一切政治经济制度之安排，当然来自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或发明，天底下一切典章文物无不是人性或人心之创造。人类演化至今，其异常丰富之创造物，皆源自人心或人性的内在本质，即良知良能，如人类迄今为止所积累的无限丰富的文学、诗歌、建筑（尤其是宗教信仰感召下的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创造）、音乐等，皆发自人之本心或本性之良知良能，故文学、诗歌、建筑、音乐等，无论创发自哪个时代或哪个民族，皆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之精神生活或灵性生

活之宝藏，皆足资启发和激发人类心灵不断迈向高远之境，此真乃人类心灵之伟大创造也。古代中国之《诗经》《楚辞》，古希腊之《荷马史诗》，古印度、古埃及以及所有民族远古时代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是人类灵感之源泉，每个时代都有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学、诗歌、建筑、音乐等无限多样的艺术创造，它们就是人类良知良能之彰显或实现。文学、诗歌、建筑、音乐等艺术作品，足以陶冶人的性情，开启人的智思，启迪无限智慧，激励人类迈向道德精神高远之境，脱离低俗污秽丑恶之界。人类精神或心灵创造物之伟大，难以言表！一国家、一民族、一时代之伟大，主要视其精神创造之丰富和深刻，绝不单看其物质财富之创造也。科学知识之发现和积累从另一个侧面彰显或实现人类本心或本性之无限创造性。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心灵始终有无限伟大的求知的愿欲，此求知的愿欲有时固然与所谓低级庸俗的金钱名利愿欲纠缠在一起，然大而言之，人类科学知识之发现和积累，要在皆是人之本性或本心之创造力的彰显和实现，绝非仅仅依靠那纯粹的金钱名利愿欲可以成功。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皆来自人之好奇心或探索自然宇宙秘密的无限创造性（或创造愿欲）。如伽利略发现运动定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发明微积分，如法拉第发现电磁场的现象和规律，如麦克斯韦发现电磁学的基本规律，如普朗克发现量子现象和普朗克常数，如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如杨振宁发现统一场论的基本数学模型，如孟德尔发现遗传的基本规律，如沃森和克里克发现遗传密码的分子结构，等等。如此种种划时代的科学发现，绝非纯粹卑陋的功利之心可以奏功，若非人之本心或本性没有自明自现的知体明觉之能，从而显扬为感知外部世界的认知能力，人类决不能不断发现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奥秘。

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是人性和人心第三大类的伟大创造物，人类今日之一切人为制度创造或安排，虽然总是不尽如人意，总有许多根本性缺陷，然而平心而论，人类制度之创发或建立，很大程度上亦必然源自人心或人性的良知良能，即使是最原始的部落酋长制度或随后演变的君主专制制度，虽有各种令人憎恶的丑陋制度和律则，其基本出发点仍然是保护部落或一国居民免遭外敌之侵略和杀戮。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人类社会数千年，自 18 世纪起，人类精神猛然突变，政治理念焕然一新，洛克、休谟、孟德斯鸠、卢梭等无数天才政治哲学家群星闪耀，为人类全新的政治制度开辟道路，此乃人类精神思想历史上最伟大成就之一，难道不是人性或人心良知良能的不断彰显或实现吗？从此之后，君主制度日渐式微，民主制度日渐成为人类新潮流。英国 “ 光荣革命 ” 首发其端，美国独立战争及其随后的建国历程，则将人类政治制度推上完全崭新的境界，遂成为后世各国竞相效仿之楷模。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孔子所说的 “ 据乱世 ” ，民主制度则是孔子所说的 “ 升平世 ” 。从据乱世到升平世，难道不正是人类精神或心灵的不断发现或不断提升吗？所谓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人心或人性本具自足的良知良能必然不断彰显、发现和实现，从而不断改造人类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最终实现孔子 “ 太平世 ” 的梦想。庸俗之人眼见今日民主制度的斑斑劣迹或种种缺陷，恐绝不相信人类能有迈向太平世之一日，然而数百年或千年以前，当全人类皆盛行君主专制血腥统治之时，人类又怎会想到有朝一日将抛弃君主专制、迈向民主制度呢？虽然今日全球各种民主制度看起来亦是千疮百孔甚至危机四伏，然则人性或人心本具自足的良知良能必定不断发现新的思想和理论，并开发出新的手段和工具，以完善人类制度安排，此乃人性或人心良知良能的必然之理，我们对此当然应该有绝对的信心，决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倒行逆施或暂时的缺陷而否定人类心灵进步和演化的大趋

势。熊十力先生当年对人类制度安排多有严厉的批判，然而十力先生却深信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必定以孔子所创发的思想为皈依。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组织之变革，首要条件是人心之变革，即人心或人性之自我发现，发现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和组织不符合或偏离人类发展演化之正途而欲矫正之。人性或人心之创造性必定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激励之创造性，绝无孤立无援之创造性可言。创造是生命的本质，宇宙大生命原本一体，即是一大生命体。儒圣先哲所谓天地万物同体之爱，就是从宇宙大生命处言之。宇宙大生命原本一体，彼此相辅相成，绝无孤立独在之生命体。《易经 · 比卦》言万物相比而生，亦即相辅相成方能有生，最有深意。《易经》诚为生命之书，为创造之书。宇宙大生命既然是相比而生，必然具有无限多样性。不仅地球上生命或生态体系具有无限多样性，广袤无垠之宇宙必然具有无限多样的生命形态，科学家所设想的外星人必然存在，或其他星球必然有生命存在，依照生命之创造性而言，诚为当然之理。爱因斯坦坚信人类思维能够把握真正的实在或最后的实在。从生命或人心的创造性而言，则是生命之创造性或人心、人性之创造性必能把握最后的实在或真正的实在。其实真正的实在绝非脱离宇宙万物和生命万象而独在，真正的实在无时无刻不体现于宇宙万物和生命万象之无限多样性之中。宇宙大生命相辅相成、动态演化、持续创发和创造，其演化必定无穷无尽、未有止境，是故《易经 · 既济》之卦后继之以《未济》之卦，言宇宙万物和大生命系统之演化永无止境，永无停顿之时，大哉伟哉！《易经》所创发之生命哲学，真乃广大悉备，至矣尽矣。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 · 福山竟然著书鼓吹所谓历史终结论，其学问之陋由此可知矣，惜乎等而下之，更有卑陋之人，竟以为福山等人发现了绝大真理。

稍知生命本质之人绝不可能有人类历史终结之谬论，《易经》早有明文也。无限多样性、无限可能性、无有终极之境，实乃大生命体系之基本特征，亦是人心或人性创造力之基本特征。《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妙哉斯言！其生物不测，就是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就是永无止境。始终动态演化之大生命体系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比辅以成生命演化之动态体系，大生命体系的各个部分既不可缺少，则无等级差别可言，生命体的每个部分同等重要，失去任何一个部分哪怕是极其微小的部分，整个生命体系的动态进化都会受到影响。即以此论，世间本无或不应该有高下贵贱之别，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亦无孰轻孰重之分，要在各得其所，各得其用，各正性命。《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妙哉斯言，致中和，就是大生命体系的每个部分都能发挥其最适当的作用，都处于其最佳的位置，又能各畅其性，各显其能。致中和正是宇宙万物和大生命体系的最佳状态或中和状态。此中和状态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着迷的均衡状态，盖中和状态是万物各得其所的动态演化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状态则是死亡或停滞。当然，自然生命和人类社会体系往往有偏离中和状态的可能性。譬如某种生命体生长过快过猛，迅猛吞噬其他生命体或剥夺其他生命体之生长资源，到一定阶段，必定有另外一种生命力量生长出来以遏制生长过猛之生命体。譬如，人类经济体系往往出现某个行业或某个领域（譬如金融或货币）增长过猛之势头，遂造成货币泛滥或金融危机，危机则是人类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或调节，促使经济体系重新朝着 “ 致中和 ” 的状态迈进。宇宙万物和人类大生命体系永远也不能达成绝对的 “ 致中和 ” 状态，而是始终围绕 “ 致中和 ” 状态而波动或演化，亦即宇宙万物和人类大生命始终处于动态非均衡状态，却又不会偏离 “ 致中和 ” 状态太久或太远。

宇宙万物和人类大生命有许多奇妙现象，唯有从人心或人性创造性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的视角才能得到终极的解释。人性或人心创造性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就是宇宙万物和生命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二者是一非二。譬如，宇宙的起源如何解释？生命的起源如何解释？今日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已经开始理解宇宙大爆炸最初时刻的量子状态，科学家已经提出既令人惊叹又令人信服的宇宙大爆炸及其演化模型，能够相当准确地模拟宇宙自大爆炸时刻起至今的演化路径，包括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宇宙无量星体等物质形态的形成。然而，宇宙大爆炸之前又是什么？此宇宙之前是否曾经有过无量多个宇宙，曾经经历过多次的爆炸、演化、坍缩？科学实验、推理和模型实在无力回答此类问题。生命的起源是人类思维和智慧最希望破解的秘密。生命科学已经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DNA 基因密码的破解、测序和编辑让人类似乎开始拥有上帝一般的 “ 造物主 ” 之能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造和设计生命形态。然而，基因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同样由众多基本粒子构成，为什么却形成各各不同的基因或 DNA 分子？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 · 温伯格说物理学的解释箭头总是向下，即总是从物质到分子到原子再到基本粒子，如此一直解析下去，直至今日物理学的前沿热门话题 —— 弦。弦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波动。弦是物质，是能量，能量和物质原来是一非二。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以精确的数学公式证明了这一点。是故，物质一直解析或解释下去，最终必归于无。原则上或理论上，科学家能够发现无数种基本粒子，只要能够建造能量足够巨大的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一直对撞细分下去，直至无限趋近于 “ 无 ” 。然而，生命科学恰好与物理学相反。如果说物理学的解释箭头是 “ 从有到无 ” ，那么生命科学的解释箭头则是 “ 从无到有 ” ，即需要解释或解答为什么生命能够从无中诞生。老子说： “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

生于无。 ” 为什么同样是基本粒子，一些基本粒子能形成灿烂的鲜花、苍翠的树林、无限多样的鸟兽虫鱼，以及具有高妙智慧的人类，另一些基本粒子则形成看似 “ 无生命 ” （实际亦有生命）的山川河流、土块石头、桌椅板凳？ “ 生命现象 ” 或 “ 无生命现象 ” 之差异实乃宇宙间最奇妙之现象，科学如何解释之？古往今来一切伟大哲人无不究心于此，无不困惑于此。佛家精于解析之术，其解析物质和精神现象之方法与物理学解释或解析世界之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佛家以解析之术，说明世间万象原来是 “ 空 ” ，然而 “ 空 ” 如何演变或进化出无限多样性的生命和宇宙万物，即空如何成为有，佛家亦无任何精彩说明，因为佛家的本义就是要说明宇宙万象和人类社会原本是 “ 空 ” ，不值得留恋，从而引发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之宏愿。然则从无到有或从空到有，毕竟是一大问题甚至是最重大之问题。佛教大乘有宗成立种子说，试图对宇宙万物给以根源的说明。种子说颇为繁复，亦极有意趣和启发性，然种子说原本不是试图去说明宇宙万物和大生命的起源及演化，事实上其亦无任何说明，种子说只是为了说明 “ 识 ” 的起源或根源。物理学竭尽解析或分析之方法，直至将宇宙万物和生命解析至 “ 无 ” ，却不能反过来说明如何从无生有，无如何生出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如何生出千变万化、无限多样的生命。当然，能量转化为物质（基本粒子），基本粒子聚合成为分子，分子聚合成为细胞和生命体，亦算是一种说明，却不能说是揭开了生命起源和演化的真正秘密，更无法说明同样的基本粒子如何能够聚合和生成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体。此类最重大和最终极的问题，最终亦只能从人性或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和创造的无限可能性里获得解释。不仅宇宙万象和生命形态无限多样，无限可能，无有止境，即使是同一类生命体，譬如人类，亦是各各不同。同属人类个体，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禀赋、灵性和智慧却有天壤之别？古往今来所有圣哲亦皆为此大问题所着迷。

孔子曰： “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 又曰： “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 孟子亦有许多类似论述。孔孟二圣乃是从道德自觉性或成圣成贤角度来判别人的根器差别。佛家论述人与人之间的慧根差异尤为详尽。众生慧根各各不同，释迦牟尼更是指斥一类愚顽之人永远不可能成佛（理论上能够成佛，实际上则不可能），佛经于此多有记载。佛教数千年历史上，尽有许多天才杰出之人，如大乘空宗开山大师龙树菩萨，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如禅宗六祖大师慧能，皆一闻佛法，立时开悟，一旦开悟，则无所不通，遂成为佛教各个著名宗派的开山大师、智者大师和六祖慧能，真可谓上乘根器，天资卓越，天纵英睿。佛家所谓上乘根器与孔子所说的上智异曲同工，均属芸芸众生中的奇特俊伟之才，天生禀赋特异杰出。上乘根器或上智之人听闻佛法或圣贤教诲，便立刻悟道成佛或成圣；愚顽之人或下愚根器纵然时刻熏闻佛法，天天与尧舜孔孟相处，却依然佛是佛，他是他，尧舜归尧舜，自己归自己，决不能或绝难变换气质或提升根器，此岂不是人世间最奇特和最怪异之事乎？为何同为人类，却有上智、中材、下愚之根器不同？佛家和孔孟从成佛成圣角度、从道德开悟或道德自觉性角度、从良知良能自发自觉角度判别芸芸众生根器不同，庸俗之人或平常之人往往视之为妄谈甚至迷信，因为上乘根器之人即使成佛成圣，外表和日常居住行止与常人并无不同，何况许多庸俗之人并不相信有成佛成圣之境界。然而，就获得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而言，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和智慧同样有上智和下愚之根器的天壤之别。天才卓绝之人的灵机一动，所发现的宇宙自然之奥秘，根器平平之人终其一生亦无法理解。古往今来，尽有无数天纵英睿的奇特人物，如西洋古代伟大科学家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如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惠子、鲁班和李冰父子；如近代西洋科学开山大师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高斯、黎曼，等等，他们往往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惊天动地的科学大发现，

足以让后世人穷毕生之力去努力研究，试图理解，却依然无法窥其堂奥。群论的提出者伽罗瓦死时尚不足 20 岁；爱因斯坦 26 岁那一年天才勃发，竟然同时写出足以荣获多个诺贝尔奖的 5 篇划时代论文；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时不过 24 岁。如此惊人的天才人物数之不尽。为什么芸芸众生里总有那么一些天才卓绝之人，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天资平平，更有一些人愚不可及？这难道不是人世间最奇特和最怪异的现象吗？难道不是最值得解释的人类现象吗？从开发人类智慧和人力资本角度看，人们正在努力探索智慧或天才的起源。科学家试图从人脑的结构、脑神经的构成和分布、基因的排序或组合中寻找答案。当代更有一些基因科学家和工程师相信通过基因的编辑和排序，能够改变人的智力水平，甚至让人人皆变为天才。此等大胆、宏伟甚至违背人类千百年伦理准则的梦想或怪想是否能够实现，我们拭目以待。然而，从创造性的无限性和多样性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至少从哲学理念上）为什么芸芸众生之根器必然不同。我们亦能断言，无论基因科技或基因工程如何发达，终究无法改变创造性的基本逻辑。创造的基本逻辑绝对不同于机械逻辑。基因工程或基因科技无论如何发达，说到底亦是一种机械式的逻辑，非创造性逻辑。创造性逻辑的本质特征是无限性、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或无限可能性。宇宙万物和大生命之创造性，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人类思维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之。凡是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皆有一种自我修复和自我迈向中和状态的趋势，尽管实际的生命体系状态永远处于一种远离中和的状态。譬如生物界的两性比例，为什么从较长时间角度看，人类的男女出生比例总是大体维持在 1:1 ？即使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或者在有男性或女性偏好的时代或国度，从较长时间来看，两性比例依然趋于平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维持着生命体系

自我迈向中和状态或实现自我修复，避免生命体系走向极端？此类问题，科学恐怕难以给出满意答案。今日基因科学极其发达，人们可将人之各种秉性或天赋（如聪明才智、懒惰勤奋、生老病死、个性差异，等等）皆归于基因之不同或变异，然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问下去：基因又从何来？为什么万千生物之基因又有无限多样之差别？同属人类之不同个体，为何基因亦有细微却异常重要之差别？愚以为，无论今后科学或生物学如何发达，穷究生命之根源到终极或究极处，必然要从创造之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里去寻得终极的解释或说明。熊十力先生曾经感慨万千： “ 穷理至究极处，只有信念为依据耳。 ” 善哉斯言！人心或人性为创造之源，一切创造皆从人心或人性本源处发生或开启，是故一切创造的基本前提是收摄本心，凝聚心志，专心致力，心无旁骛。孟子曰： “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此并非专为道德的本心或道德本心的创造性而发，亦是为本心之知识的创造性而发。心若游魂，散乱不定，心浮气躁，无定无止，不仅本心之道德的创造性丧失殆尽，而且本心之知识的创造性亦将丧失殆尽。古往今来，普天之下，唯有收摄心思、专心致志者能够创造，能够成就大业。是故《大学》首明为学之方： “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 儒家学者多从道德之创造性或道德本心之自我发现处来体悟《大学》之修行次序 —— 止定静虑得，其实科学知识之发现或创造亦同此理。是故爱因斯坦特别赞赏那些专心致志深入研究某一问题之科学家，轻视或鄙夷那些浅尝辄止、朝三暮四之研究者。古往今来一切圣贤和伟大科学家无不强调收摄心思、止定静虑之重要性。静则生明，静则生智，静则生慧。十力先生特别标举佛家 “ 戒定慧 ” 三学。佛家 “ 止观 ” 或 “ 戒定慧 ” 与儒家 “ 止定静虑得 ” 实乃异曲同工。由此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概莫能外。

1. Philip Anderson. More is Different. Science 177 （ 1992 ）： 393.2. 斯蒂芬 · 温博格 . 终极理论之梦 [M]. 李泳，译 .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35.3. 熊十力 . 新唯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第二章新经济学范式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1. 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独特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的独创性。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同质的经济人，没有任何所谓非理性的行为，所有人都是完全一样的 “ 受价者 ” ，没有任何 “ 定价者 ” 。2. 所有关于经济活动（资源、生产、消费、分配、偏好等）的信息全部免费可得，此即所谓完全信息假设。3.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关于未来的一切信息皆完全可得。此与第二点相同，但值得单独提出来强调。4. 借用 19 世纪物理学的基本理念来描述经济体系或人的经济活动，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具有均衡、稳定和决定性（完全可预测性）。5. 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报酬递减是两个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6. 如果没有任何外部的干扰，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完全相同，我们人类就可以达到天堂（边际效用 = 边际成本 = 价格就是最完美的均衡状态，相当于天堂！）7. 经济体系或人类经济活动最终只由两个变量确定 —— 价格和数量。8. 因为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都处于均衡状态，所以整个经济体系不存在任何改变、增长或发展的动力，经济体系实际上犹如死水一

潭。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开篇所描述的静态循环系统与此类似。9. 经济体系的一切参与者或组织（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等）都只是一个符号，它们既没有任何独特性，也没有任何内部结构。科斯曾经长时期批判经济学家从来不过问企业的内部结构（企业就是一个黑箱）。10. 经济学就像物理学那样 “ 简单 ” ，它具有确定性的方程式（组），具有确定性的结论，经济体系就像物理体系那样完全可以预测。解释和预测是一回事。新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1. 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人，都具有独创性、创造性自觉或创造性潜能。每个人的独特性和独创性是人类经济活动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2. 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不是无所不知的理性经济人，而是面向未来不确定性不懈探索或尝试的 “ 冒险者 ” 或 “ 创造者 ” ，是风险承担者，是不确定性的探索者。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现实。3. 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不是面向现有资源的适应性活动。适应性活动是创造性活动的附属或补充，创造性活动则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4. 人类经济活动的信息并不是一个既定或既成的事实，信息并不是 “ 就在那里 ” 等着我们去寻找或者免费提供给我们以供我们决策之用。相反，经济活动的信息本身就是创造性个体所创造出来的，瞬息万变的信息正是人们创造性活动的具体体现和量度。经济活动的创造性程度越高，则新信息越多，变换越频繁；经济活动的创造性程度越低，信息则越少，变化越稀少。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静态均衡模型里，没有任何变化，所有经济参与者都完全一致，既没有外部冲击，

也没有内部动力，也完全没有新信息。因此，所谓完美信息假设其实也是多余的。信息的本质是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严格意义上的非创造性活动并不产生任何新的信息。5. 创造性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没有均衡，而是时刻都在打破均衡。动态或非均衡是创造性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适应性经济活动具有迈向均衡的趣向或可能性，却往往被创造性活动所破坏。6. 边际效用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减不能描述创造性经济活动，只能部分描述适应性经济活动。规模收益递增或边际效益递增、锁定效应（ lock–in ）、赢家通吃、垄断或独占、特异性模式、差异和个性化，才是创造性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7. 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演变动力，这个演变动力就是每个人的创造性自觉，它不假外求，自我彰显，自我发现。其典型代表就是企业家或创业家。经济增长、发展、创新的内在动力并非科技、投资、消费（它们是结果），而是人的创造性自觉，亦即人的本心（良知明觉之本心）。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彰显、激励、发扬每个人的创造性自觉，激发每个人内在的创造性活动，其他一切皆是结果。8. 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是一个永不停息、时刻演化发展的动态体系、生态体系、复杂体系，我们既不能用机械学或物理学的思维来思考经济体系，亦不能用数学模型来精确描述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和演化路径（只能近似描述之）。动态体系、复杂体系、演化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秩序与混沌交相辉映，均衡和非均衡随时转换，突变和拐点随时出现，特异性模式或独特性组织（产品、服务、机构、个人）层出不穷。9. 正因为经济体系的每一个参与者（个人、家庭、公司、政府等）皆有其独特性，皆有其内在结构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自组织、特异性模式随时出现，经济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每个参与者的内在

结构及其演变规律，探索自组织和特异性模式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变规律。10. 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综述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学的本质区别1. 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或公理，新经济学以生命内在的创造性和面向未来的创造为基本前提（事实）。理性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是新古典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一种比较随意的假设，人心内在的创造性和面向未来的创造则是作为生命体系的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基本事实和最大秘密。新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区别即在此。2. 新古典经济学借用经典物理学或机械学的均衡理念，认为经济体系总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新经济学则直接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演化或进化的生命体系，经济体系的主要趋势和演化方向不是迈向均衡，而是远离均衡，暂时的均衡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新组织总是不断涌现，并替代或毁灭旧的技术、产品、服务、产业和组织。3. 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念背后的假设则是边际效用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减，新古典经济学不承认规模收益递增是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本质特征，而是将规模收益递增看作一种例外；新经济学并不否认人类某些局部行为具有边际效用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减的趋势，而是认为规模收益递增或所谓的正反馈才是形成经济体系特殊结构或形态的根本力量，尤其是创造性力量的累积或科技知识的累积，往往具有最强大的规模收益递增。我们环顾世界看到的经济体系特征，皆由各种独特

性、特异性、垄断、寡占、锁定、赢者通吃构成。竞争是各种独特性之间的竞争，而非同质化之间的竞争。4.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经济体系的所谓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强调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新经济学则强调经济体系的相互进化（催化）、自组织、特殊形态、特殊结构，强调经济行为结果和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偶然性、突变或超乎预料的结果。5. 新古典经济学推导出所谓一般竞争均衡的最优结果，即所谓边际效用 = 边际成本 = 市场价格的帕累托最优结果，相信绝对相同的各个竞争个体之 “ 原子式 ” 的竞争才能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新经济学则认为上述结论完全错误，既与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完全不符，更不符合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行为的创造性本质。6.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垄断有害，有所谓垄断的死三角损失或福利损失；新经济学则认为垄断不可避免，人类的创造性行为本身就具有特异性、垄断性，而且是刻意追求垄断和独特性的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垄断理论从根上说是错误的。唯一应该反对的垄断是政府权力所强加的垄断。7.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系的关键事实或关键变量，从微观上看是价格和供求量，从宏观上看是国内生产总值和一般物价水平；新经济学则认为经济体系的关键事实是经济体系自发生长的自组织或特殊结构（譬如公司、大学、政府、非政府组织、创业孵化器等），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系的内在活力或经济增长。经济体系的关键变量是衡量创造性活动的各种变量，譬如顶级科技大奖的获奖人数、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数量、突破性的专利和新发明数量、顶级优质品牌数量、创新性企业和品牌数量、人均创业投资额等。8. 新古典经济学至今不能说明经济增长或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增长或变化的动力总是归功于某种外部

的冲击，就此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无法解释经济增长和人类经济的演化历史；新经济学则认为人类经济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就是人人本具自足的内在的无限创造性，这其实就是人类经济增长或动态演化的最基本事实。我们可以用一系列数量指标来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公司的创造性能力或能量。新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国民收入核算和统计体系，应该更加重视衡量创造性能力和结果的各种数量指标。9. 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些变量或关键事实，诸如价格、供求量、投资、储蓄、 GDP 、技术进步等，其实是经济体系演变的一个暂时性结果，并不是经济增长或动态演化的动力；新经济学强调的关键事实或变量则是人心内在的创造性及其结果 —— 以创造性指标体系来衡量、自组织、演化等，其余皆是结果。10. 新古典经济学相信经济体系的变化具有某种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逻辑必然性或决定性；新经济学则认为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没有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逻辑必然性或决定性，只有生命体系演化所具有的那种偶然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只有历史演化发展的辩证必然性。11.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人具有同样的经济预测模型或计算模型，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理性经济人；新经济学则强调每个人的独特性或差异性，每个人皆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或创造性方式。12. 新古典经济学相信市场竞争总能达到最佳结果或最优结果；新经济学则认为市场结果只是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其存在性完全不可预测。13. 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产业都是被几个主要的公司所垄断或寡占，就像 “ 鸵鸟 ” 一样，对如此显而易见的重大事实视而不见；新经济学则能够完整解释如此重大和重要的历史事实。

譬如，全球石油工业由大约 10 家公司垄断，如标准石油公司的后裔（即 “ 石油七姐妹 ” 及其后裔）、英国石油公司、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中国的 “ 三桶油 ”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全球汽车工业大约由 10 家公司垄断，如戴姆勒 — 奔驰、丰田、日产、本田、通用汽车、福特等；全球电脑产业由不到 5 家公司垄断，如苹果、惠普、联想、戴尔等；全球搜索引擎基本由谷歌垄断，中国市场则基本由百度垄断；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主要由不到 5 家公司所垄断，如阿里巴巴、亚马逊、京东等；其他行业如社交媒体、飞机制造、民用航空公司、物流产业、手机制造、通信设备、芯片产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机器人产业、媒体、电影、百货商店、家用电器、奢侈品、钟表制造等，概莫如是。14. 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法解释像 “ 摩尔定律 ” 这种高科技的神奇发展历史，新经济学的规模收益递增和技术指数式增长则能够完整地说明摩尔定律的背后机制。摩尔定律实际上是人类创造性所彰显的奇迹，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然定律。摩尔定律真正揭示了人的创造性奇迹。15. 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硅谷如何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如何会有如此奇特的产业聚集效应。中国类似的例子亦数之不尽，如深圳、杭州的高科技创新和产业聚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广东佛山的陶瓷产业集群，番禺的家具产业集群，温州垄断全世界的纽扣和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广州乐从的钢铁贸易中心，等等。只有规模收益递增、突变和锁定效应，才能解释上述现象。16. 新古典经济学几乎无法解释那些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为什么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力亦不足；基于人心无限创造性或创造力的新经济学则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源禀赋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相反，创造性思想、创造性教育、创造性科技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条件，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是最重要的资源。最经典的案例包括日本、亚

洲四小龙、以色列、瑞士、英国、德国、荷兰等。这些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极为匮乏，却依靠高质量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和科技成为全球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或地区。相反，世界上有很多自然资源非常富有的国家，却依然深陷贫穷或欠发达的泥潭。17. 越是富有创造性的行为，越符合规模收益递增、锁定效应或垄断规律。高科技领域所有的技术和产品都符合规模收益递增、锁定效应和垄断的基本规律。很多传统领域同样符合规模收益递增法则（譬如老干妈辣椒酱产业的崛起），现实生活里其实很难找到或完全找不到哪怕是接近或近似新古典经济学完美市场竞争的案例，仅此一点足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思想的乌托邦，与真实经济无关。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应该被放弃。改变人类经济历史进程的大事都是不可预测的，譬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英国光荣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爆发，英法战争中英国奇迹般战胜法国，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建国，日本明治维新的突然崛起，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迅猛崛起，苏联的轰然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奇迹般的飞速增长。伟大的科技发明同样是不可预测的。譬如蒸汽机的发明，石油的发现和应用，汽车的发明，电的发明，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的发明等。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众多历史上规模收益递增或锁定的著名案例。譬如：钟表指针的方向，电脑键盘的发明， VHS （家用录像系统）和Beta （盒式录像机系统）的竞争，微软的操作系统迅速占据垄断地位，脸书和腾讯的社交媒体迅速占据垄断地位，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商业生态系统迅速主导电子商务市场，汽油机车或汽油发动机占据主导地位，核能技术里面的轻水反应堆占据主导地位，等等。

第三章新经济学范式的市场和价格理论市场和价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和精华有这样一个故事：经济学大师米尔顿 · 弗里德曼和犹太教的著名学者之间有一场精彩对话。弗里德曼问犹太教学者：您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犹太教教义的精髓吗？学者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教学者问弗里德曼：那么您能用一句话概括您的经济学吗？弗里德曼答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there is no free lunch in the world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一切皆有价。是的，市场和价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和精华。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市场理论就是价格理论，研究市场就是研究价格机制。依照马歇尔、弗里德曼、科斯、张五常的传统，全部经济学就是价格理论。他们并不喜欢微观经济学这个术语，他们喜欢用价格理论这个术语。所谓微观经济学就是价格理论。市场的神奇之处究竟在哪里？斯密认为市场之谜的核心是看不见的手，萨缪尔森所著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曾经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 “ 市场之谜 ” 的神奇和伟大：我们可以看一下纽约市。如果没有物品不断地流入和流出这个城市，纽约人只要不出一个星期便会濒临饥荒的边缘。为了纽约人的生存，周边世界必须提供许多物品和服务。从邻近的市县，到美国的 50 个州，再到世界上若干个遥远的角落，物品都在日日夜夜、源源不断地流进纽约这个城市。

为什么纽约 1000 万市民能够如此长期地高枕无忧，而不必担心他们所依赖的复杂而精良的市场经济机器会突然停转？答案是令人吃惊的：这些经济活动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协调和保障，并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人为之进行统一的指导或强制它如何运行。经济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来理解 “ 市场之谜 ” ：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合约理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博弈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所有这些理论皆富有洞见和极具启发性，对现实经济制度和机制的设计亦产生重要和正面的影响。吾之愚见，全部价格理论历史上有三部集大成的经典著作。一是斯密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二是马歇尔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三是张五常 2019 年出版的《经济解释》。斯密发现 “ 看不见的手 ” 的市场秩序和基本规律，石破天惊。马歇尔首次奠定价格分析的供求 “ 剪刀 ” 架构，垂范后世。张五常则将全部经济学简化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亦即需求定律），并以数之不尽的精彩实证案例做示范，蔚然大观，一以贯之。依照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价格理论主要研究三大问题：其一，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其二，价格决定什么？其三，价格机制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关于第一个问题：价格是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者从三个角度深入讨论：需求如何决定，供给如何决定，供求如何实现均衡。演变到新古典经济学，需求如何决定则用需求函数或效用函数来分析；供给如何决定则用生产函数或成本曲线来讨论；供求均衡则以边际收益 = 边际成本 = 市场价格为皈依。关于第二个问题：价格决定什么？此问题为张五常教授的授业恩师阿尔钦首先提出。阿尔钦有一句名言：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要重要得多。张五常教授曾经说，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学术道路。大师之见，确实不凡！价格决定什么呢？价格是决定市场竞

争胜负的准则，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准则，是决定租值消散多少或朝哪个方向消散的准则。价格准则一旦被取缔，其他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必然随之而起，资源配置效率或社会经济增长之格局必定随之地覆天翻。价格决定什么？仅此一问，便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天地。价格决定什么？对此问题还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价格决定或解决经济体系的三大核心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何生产？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皆以此概括价格机制的神奇功能。正是从这个角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信号乃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号。吾辈提出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视角来考察人类经济体系，则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之三大问题，并非完全由价格信号决定，尤其是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之问题，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面向未来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愿景，价格信号只是一个辅助信号。易言之，从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角度考察，市场理论并不等于价格理论，价格机制或价格理论亦不能概括全部市场理论，价格信号亦不是经济体系里最主要的信号或信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将市场理论简单等同于价格理论，将市场机制简单等同于价格机制。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的生态体系，市场机制要比价格机制丰富得多。《新经济学》第四卷将讨论什么是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号或信息。价格机制具有何种优势和劣势？价格机制是否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或帕累托最优？此问题是市场和价格理论争议最多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基准模型 —— 阿罗 – 德布鲁一般竞争均衡模型 —— 在多项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证明价格机制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优化，即帕累托最优。《新经济学》第一卷对此有详尽阐释和批评。价格机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此一重要结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流砥柱，亦是现代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 20 世纪后期更是演变为

著名的 “ 华盛顿共识 ” ，即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核心的一整套政策组合建议。然而，亦有很多经济学者构造各种数学模型，证明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并不能带来最优资源配置和福利最优化。以创立信息经济学而荣获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与合作者构造多个数学模型，证明斯密的 “ 看不见的手 ” 绝非上帝之手，市场机制有内在的缺陷，此为政府干预市场或纠正市场失败提供了理论支持。围绕政府和市场如何界定各自的功能边界，经济学者已经争论数百年，还将继续争论下去。因为基于不同的假设，经济学者既可以证明市场有效，亦可以证明市场失败。然而，综合平衡言之，多数经济学者都同意：市场竞争之好处大于市场失败之坏处，否定市场竞争必定导致经济失败甚至灾难。此结论与其说是来自经济学者的数学模型证明，倒不如说是历史经验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和价格理论的核心：三大理论简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和价格理论的核心就是三大理论：其一是一般竞争均衡理论，其二是博弈论，其三是理性预期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供求均衡，基准模型就是阿罗 — 德布鲁模型。概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和价格理论有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最重要的结论：完美市场竞争均衡满足帕累托最优，即边际成本 = 边际收益 = 市价是最理想的经济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由此引发出几乎所有关于市场和价格的结论，特别是关于竞争和垄断的理论，以及反垄断的理论，等等。《新经济学》第一卷对此有详尽批判。第二，边际成本定价理论，即企业最优定价策略是依照边际成本定价。科斯曾经作文批判边际成本定价理论，却不够彻底。企业家都

知道，假若企业依照边际成本定价，必然亏损，最终被市场淘汰。边际成本定价理论之无稽，由此可见。第三，市场是静态的、均衡的、有效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动态、非均衡、无效率看作例外，将静态、均衡、有效看作市场的常态。登峰造极之理论就是由芝加哥大学教授、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 · 法玛发扬光大的有效市场假说。第四，市场和价格是一体平铺，即市场和价格是平的，市场和价格没有结构或层次，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角度看，所有价格的 “ 权力 ” 或 “ 支配力 ” 都一样。第五，市场没有主角，市场就是一个需求函数（效用函数）和一个供给函数（生产函数）。市场和价格均衡就是求解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方程式或方程式组。第六，市场总是具有自动迈向均衡的趋势或力量。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 · 弗里德曼和约翰逊将此理论引入金融市场，以此预测一旦实现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则各国所需外汇储备将下降为零。事实证明弗里德曼和约翰逊大错特错。弗里德曼和蒙代尔围绕此问题的争论持续数十年，堪称经典。第七，价格是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号，价格信号决定经济体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皆如此说。事实证明，此结论基本是错误的观察和结论。第八，新古典经济学登峰造极的理论是所谓的理性预期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设。多数经济学者今天不再相信这两个基本假说。第九，市场是一个博弈过程，不是一个创造过程。博弈论被广泛运用到经济学中，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最醒目的发展。从新经济学角度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角度 —— 考察市场和价格，基本结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恰恰相反。

市场第一定律：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不是市场的供求均衡，而是市场的创造性扩张、创造性毁灭、新陈代谢、动态演化、非均衡、突变和拐点。供求均衡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至多是短期内的暂时现象。真实经济体系是一个生态体系，市场同样是一个生态体系。市场不是新古典经典模型所假设的 “ 瓦尔拉斯式的拍卖市场 ” ，即完全同质的供应者和需求者竞价购买或销售完全同质的商品；市场亦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供应者和需求者能够随时随地按照所谓均衡价格实现交易；市场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需求函数或效用函数。市场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创造性毁灭或新陈代谢的生态体系。每时每刻都有参与者加入或退出，都有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被淘汰或被引进来。交易模式、定价模式、商业模式随时随地处于变化之中。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描述市场的那些术语，诸如均衡、市场出清、边际定价等，都应该被抛弃。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应该专注研究市场生态体系的动态演化机制。市场第二定律：市场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市场首先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新发现不断涌现的网络，包括发现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创意，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市场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创造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创意，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经济学者确实讨论过市场信息的搜寻过程。譬如，芝加哥经济学派大宗师乔治 · 施蒂格勒 1961 年发表了后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论文《信息经济学》，主旨是将市场看作一个信息搜寻的过程。施蒂格勒的论文旨在解释所谓 “ 价格歧视 ” 现象，即同一种物品（譬如玉

石、艺术品、奢侈品、演出票，甚至日常生活用品，等等）在不同市场（地方）的价格有差异。施蒂格勒论文的逻辑是，因为同一物品的市价有差异，所以人们要搜寻，以便找到价格最相宜的，亦即搜寻的边际成本等于搜寻的边际收益。张五常指出施蒂格勒的逻辑应该颠倒过来，不是因为市价有差异刺激人们去搜寻，而是人们的搜寻过程导致价格差异。与其说是搜寻过程，倒不如说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此是针对已有物品而言，对于企业家准备创造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而言，市场和价格皆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或者是一个试验或试错的过程。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宗师哈耶克 1945 年发表雄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其核心论点是，市场运作需要的知识是分散的，市价的确定与市场的运作需要市场所有的消费者及产出者提供自己拥有的信息或供求的取舍信息。奥地利经济学派后继者更进一步，指出市场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市场信息并非既定存在，只有每个市场参与者真实的供求行为才能创造出新的信息或市场信号。因此，对市场和价格信号的正确看法应该是，市场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一个创造的过程。市场第三定律：创造性毁灭意味着市场是一个时刻演化的动态过程。市场动态演化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信息技术产品新陈代谢的速度由摩尔定律决定。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时代产品和服务新陈代谢的速度则由比摩尔定律更快的技术加速度或指数增长定律决定。我们在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新型科技领域里观察到的最主要的现象是，市场更新换代的速度并不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而是取决于供给者的供给替代速度，供给者的供给替代速度则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内在规律。因为任何供给者如果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则必然被市场 “ 创造性毁灭 ” 过程毁灭掉。所以每一个供给者必然力图采用或创造最先进的科技，力图抢占最新科技

的前沿制高点。这就是摩尔定律或技术进步指数增长定律背后的力量。市场第四定律：市场是一个网络式的扩张过程。所谓网络式的扩展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体系的扩张过程。任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诞生，必然会创造出一个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的扩展完全是不可预知的。例如，汽车的发明很快带动石油工业的革命性扩张，随之而来的高速公路网、加油站、便利店、汽车旅馆、4S 店、快餐食品、汽车修理、汽车配件、汽车装饰、洗车店、路灯系统、与路灯系统相关的各种电子和智能系统、汽车音响、汽车内部的豪华装饰，如此等等，这个生态体系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尤其如此。互联网显著地展示了市场的网络式扩张。互联网初期的应用是电子邮件，很快发展出信息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科研合作，如此等等，而其中每一个又各自发展成为一个无限扩张的网络式生态体系。特别重要的就是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几乎将经济体系的所有环节全部整合进来，从产品的设计、生产、线上销售、物流、移动支付、售后服务、数据分析，一直到根据新的数据和信息设计新的产品。电子商务生态体系无远弗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状的市场。市场第五定律：市场是一个不可预测的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网络。市场自身所激发的那种自发自在、去中心化、不可预测的无限创造性，可能是人类经济体系的最大奇迹或神奇之处。早在千年之前，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就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跨国市场，成为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刺激、相互创造的充满活力的生态体系。十字军东征所开辟的从欧洲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朝圣之路，同样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市场生态体系，它竟然创造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跨国

金融体系，这些创造完全是市场上那些不知名的、数之不尽的参与者 “ 自发自在 ” 地创造出来的。现代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得到飞速扩张，其创造力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前面提到汽车的发明创造出一个无远弗届的经济生态体系，电视机的发明则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电视机的发明带动无数个电视台的建立，激发各种各样电视剧或电视片的创作，极大地鼓励音乐或戏剧演出的创新，激发剧本的写作、小说的写作、动漫产业的兴起、广告业的革命、电视购物的勃兴、体育产业的划时代变化 …… 内容的无限丰富反过来给电视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刺激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包括电视信号的发射和传播、屏幕显示技术的不断改进等）反过来为完全崭新的内容（特别是动漫）的创作创造了条件。技术和内容、科技和艺术、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无限可能性的多样性的合作。这就是创造性生态体系的本质特征。互联网的发明充分展示了自发自在市场创造体系的神奇威力。互联网的每一个应用都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体系，都是一个独特的创造和创新体系。譬如，著名的维基百科就是全世界无数互不相识的人的集体创作，其内容之丰富和精准，远远超过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而且维基百科和其他类似的百科全书一样，始终处于动态更新之中，它真正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全人类的智慧，这绝对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最令人惊叹的是微信的推出。毫无疑问，微信是过去 10 年全球互联网领域最成功的应用程序。它本来是面向 iPhone 用户的，但其用户数和活跃程度很快超越应用程序商店中的任何应用，形成一个具有无限扩展性和无限想象力的生态体系。在微信生态体系里，金融支付、网络购物、网约汽车、共享单车、外卖派送、旅游定制、工作交流、学术讨论、信息发送、谈情说爱 …… 应有尽有，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搬上了微信平台，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微信。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更为重要的是，微信生态体系里的那些

应用相互融合之后又创造出无数新的应用，形成新一层极的生态体系，各个生态体系之间相互融合，万物互联，共生共长。譬如，公众号和微信群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彻底改变媒体行业和广告行业。微信支付正在颠覆许多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难怪腾讯公司会成为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微信的全部威力就是来自生态体系的无限创造力或创新活力。市场第六定律：市场动态演化的主导力量是企业家或创新者。自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以来，他提出的那个 “ 剪刀 ” 分析架构就一直令人捉摸不清，误导后人。张五常撰写《经济解释》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搞清楚 “ 马歇尔的剪刀到底如何剪 ”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市场的主导者到底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家？供求均衡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管理学大师彼得 · 德鲁克的名著《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曾经深入讨论 20 世纪两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和熊彼特。依照凯恩斯的经济思维，经济体系的主导者是消费者，是所谓需求管理；依照熊彼特的经济思维，经济体系的主导者是企业家，是企业家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同样，市场的主导者不是消费者，而是企业家。企业家创造市场，不是消费者创造市场。消费者主要是适应市场。试问：在电子商务没有出现之前，哪个消费者曾经设想过可以网络购物呢？共享单车和网约汽车出现之前，哪个消费者想过可以使用共享单车和网约汽车呢？微信出现之前，哪个消费者设想过使用一款应用程序来处理日常生活的一切呢？智能手机出现之前，哪个消费者有使用智能手机的需求呢？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 · 福特曾经说，如果我问消费者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永远只是一个更好的马车。乔布斯说，需求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不是市场调查出来的。消费者的需求最多只是一种潜在的需求。只有当企业家创造出崭新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的需求才被激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歇尔那著名的 “ 剪刀分析 ” 等于是说笑话！

市场第七定律：价格不是供求均衡决定的，价格是企业家根据租值法则，通过尝试或试错过程逐渐发现或调整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就是价格由供求均衡决定。任何稍微了解市场运作的人立刻就会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完全是错误的。供求均衡决定价格的理论是错的，边际定价的理论同样错误。张五常教授所著《经济解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否定边际成本定价原理，正确地指出企业的实际定价是根据生产的上头成本加市场租值而定，我称之为市场定价的租值原则。易言之，任何企业家对产品和服务的定价首先是要力求收回生产投资的上头成本，然后根据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或垄断程度尽可能获得最高的 “ 租值 ” ，再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原则上，如果市场需求巨大，一个具有垄断性或独特性的产品可以任意要价，以获得最大的租值，譬如微软的操作系统、英特尔的芯片、贵州的茅台酒、邓丽君和迈克尔 · 杰克逊的金曲，等等。企业家之所以不能任意要价，一是因为要权衡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力求获得最大的收入；二是因为要考虑竞争对手的潜在竞争；三是因为要考虑消费者的替代选择，任何独一无二的产品都有替代品，消费者最直接的替代就是 “ 不消费 ” 。市场上其实从来没有均衡价格或固定价格那回事。看似固定的价格，往往包含着产品质量、服务方式、售后服务、折扣优惠、赠送礼品等千奇百怪的销售策略，所以任何看似固定的价格其实都是时刻变化的。我们还需要考虑购买者的搜寻费用和其他费用。企业家始终在根据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变化调整价格。价格永远处于一种动态试错或调节过程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尤其如此。全球金融市场上有大量的浮动利率债券或理财产品，并没有根据所谓供求均衡来确定一个固定的价格或利率。即使是利率固定的债券或理财产品，风险的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价格或收益率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学者固守所谓均衡价格、均衡利率、均衡汇率等错误的理论，不仅与企业家的真实决策毫无关系，而且极大地误导了许多重大政策问题。均衡汇率是最显著的例子。读者可以参考我多年前出版的《不要玩弄汇率》，该书从多个角度证明均衡汇率理论是无稽之谈，根源则是新古典经济学错误的均衡价格理论。市场第八定律：市场或企业竞争的优胜者不是由价格决定的，市场的优胜者是那些洞察未来、创造未来的人。阿尔钦和张五常的一个基本理论是：以市价作为竞争准则是租值消散最小的竞争准则。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价格并不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力量。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力量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那么价格决定什么呢？价格决定短期内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变化。市场第九定律：市场和价格具有一种权力结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和价格理论的一个重要误导是：市场和价格是平的，即市场和价格没有结构，没有权力或支配力或主导力之分。不仅鸡蛋、白菜的价格与石油的价格没有本质区别，货币市场的价格（利率）和股权市场的价格与普通商品服务的价格也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市场的重心是市场均衡和市场出清，以为就市场均衡和市场出清而言，所有价格的功能和作用都是一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准模型里没有任何 “ 定价者 ” （ price maker ），所有参与者都是 “ 受价者 ” （ price taker ）。既然连定价者都没有，自然不存在任何价格结构或市场结构的问题。当然，很多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者都曾经深入讨论 “ 受价 ” 和 “ 定价 ” 问题，张五常教授对市场上缤纷多彩的受价、定价、造价行为有极其详尽和精彩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亦讨论市场结构，却集中于讨论竞争、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垄断、寡占等问题，并没有讨论市场和价格内生的层

级结构和权力结构，亦没有讨论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价格具有不同的支配力或主导力（不同的权力）。新古典经济学大错特错。任何复杂的生态体系皆是一个具有内在分层结构的体系，经济体系或市场体系同样如此。任何企业家都知道，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其定价或受价的权力完全不同。居于产业链高端的企业，往往具有极大的垄断性质的定价权，并因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居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往往是被动的受价者。就好比地球生物生态体系里各种动植物处于食物链的不同位置，其吸收营养和消耗能源的方式，乃至生存和发展的机遇、面临的死亡威胁等，都存在巨大差异。市场体系里的不同参与者同样如此。新古典经济学者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视而不见，是故其解释力和启发力乏善可陈。市场和价格的权力结构主要体现为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价格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市场和不同价格所传递的信息差异巨大。货币市场或金融市场的各种信息和价格，往往对整体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是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调整，可以立刻改变所有企业的股权定价、大宗商品的价格以及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经济体系产业链重构的本质就是价值链的重构或价格权力结构的重构。大型连锁商业或大卖场崛起之前，企业能够完全掌握自己产品的定价权；这些垄断销售渠道的大型连锁商场崛起之后，企业的定价权被大大削弱，甚至沦为被动的受价者。电子商务迅猛崛起之后，产业链和价值链再一次被颠覆和重构。企业家都深深知道定价权的极端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却很少讨论价格的权力结构，那些著名的教科书里没有任何关于市场和价格权力结构的内容。笔者 2014 年出版《新资本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深入分析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运行机制，首次系统阐述了金融市场及其价格的权力结构。读者可以参考。

市场第十定律：价格并不是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或信号。价格并不是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关键变量。正是基于供求均衡和市场出清的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信号是经济体系里面最重要的信号和信息，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一开篇就指明价格信号指引经济体系解决三大问题 ——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米尔顿 · 弗里德曼亦多次赞扬价格信号指引资源最优配置的神奇魔力。几乎所有经济学者对价格机制的重要性、有效性和最优性都没有疑义。价格机制或价格信号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然而，市场机制是不是简单等于价格机制？价格机制或价格信号是不是指引经济体系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或唯一的机制或信号？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言自明或一目了然。首先，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生态体系之演化，必定具有多重信号、信息和机制，新古典经济学专注研究价格机制和价格信号，成就斐然。然而，市场生态体系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机制来指引、协调和决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我们通常以 “ 看不见的手 ” 和 “ 看得见的手 ” 来概括资源配置的机制或手段。价格信号属于看不见的手，政府干预和公司内部协调属于看得见的手。实际上，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看得见的手亦无处不在。钱德勒的著作《看得见的手》以精彩绝伦的历史研究证明，美国在工业革命巅峰时期，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并不是资源运用和资源配置最重要的信号和机制，管理者的决策和企业内部协调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显然，管理者的决策和内部协调绝非仅仅依靠价格信号。如果我们从生态体系的视角观察市场，那么市场机制其实包括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二者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截然两面的。譬如，产业价值链或上下游的协调、合作、整合，区域经济之间的协

作、整合、竞争，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竞争，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配合，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互联网平台上无数互不相识的个人之间的创造性协作，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之间的融资、股权或相互持股等，这些协作机制既有看不见的手，又有看得见的手。市场机制显然比价格机制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我们区分了两种经济行为：面向现有资源的选择性经济行为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经济行为。如果说价格信号对于面向现有资源的选择性经济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对于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经济行为，价格信号至多是一个辅助性的信号。对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经济行为而言，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对未来的愿景、预期和梦想才是支配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任何一个企业家和创业家立志创造一种新的科技、新的产品、新的服务，都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企业家是决定资源配置最重要的主体。任何深入了解企业家决策的人都知道，价格信号只是企业家决策的一个辅助性因素。当企业家面向未来决策的时候，他们的根据往往是 “ 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 ，或者 “ 未来可能朝着哪个方向前进 ” ，或者干脆就是企业家自己的主观愿望或愿景。企业家和政治家面向未来的决策，尤其是那些改变人类历史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根本上就没有任何 “ 价格信号 ” 来指导，指导他们决策的是他们对未来的愿望、愿景；是他们的思想和深刻洞见；是一种科学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直觉。是的，乔布斯就深信直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也深信直觉。价格信号或许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思想、洞见、愿景、愿望、直觉是最重要的力量，甚至是决定一切的力量。

企业家（亦包括政治家）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谁掌握多少技术、金钱或人力资源，而在于谁具有真正能够引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伟大思想和洞察力，在于谁具有那种让众人相信他的愿景和信念的 “ 奇理斯玛效应 ” 或魅力，这才是决定资源配置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力量。价格机制和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机制顶多只是一个补充。任何熟悉伟大企业家和政治家决策机制和过程的人都应该知道，价格信号或 “ 看不见的手 ” 其实并不重要。难道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决策不是决定人类资源配置最关键的决策吗？20 世纪美国经济学家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尽管二人的许多经济观点判若天壤，却同声赞扬市场价格信号能够决定 “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 ，主流经济学因此将价格机制和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尊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事实上，这是经济学者自欺欺人的一个 “ 神话 ” 或 “ 假话 ” 。企业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其决策的关键变量并非价格，而是企业家面向未来的宏观战略，价格只是次要的变量。一位决心创造一个新产业、开拓一个新市场的企业家，则更是无从遵照任何价格信号的指引。伟大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决定创造一种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市场需求在哪里。伟大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不仅创造科技、创造产品，更创造需求、创造市场。在乔布斯和盖茨等一批天才发明出个人计算机之前，谁有个人计算机的需求呢？个人计算机的市场在哪里呢？能够指导乔布斯和盖茨等人发明个人计算机硬件及软件的价格信号在哪里呢？在苹果公司连续推出 iTunes 、 iPad 、 iPhone 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和服务之前，有谁知道这种需求呢？哪里有价格信号来指导苹果公司 “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 ” 呢？所有伟大的企业家和创新者莫不如是。主流经济学相信价格信号和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能够指导全社会 “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 ，完全是一个容易产生误导甚至错误的理论。价格信号顶多是一种次要和补充的作用。真正决定资源配置的是人们的思想、洞见、远见、愿景、愿望、预期、理想，易言之，是

人性深处那永恒的 “ 创造性动力 ” 或 “ 道德创造的本源动力或动机 ” ，是立志改变世界的 “ 创造真几 ” 。要想人类资源配置朝着理想的方向迈进（即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键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品位（尤其是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意识和品位）要不断朝着那个理想之境迈进。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实现人类社会的理想，是没有什么价格信号来指导的，更不能依靠斯密的 “ 看不见的手 ” 。由此引发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号是什么？我要到《新经济学》第四卷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创造性视角思考 “ 市场之谜 ”市场首先是一个网络，市场的意象不是无限多个参与者的简单组合和加总，而是由无限多个参与者相互交织和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网络才是市场的真正本质和意象图景，但经济学者依然习惯于将市场简单划分为供应者和需求者，依然停留于二分法（供应者和需求者、受价者和定价者、垄断者和非垄断者等）。网络的第一大特征是分布式、去中心化，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和居于中心的管理者或控制者。全球市场哪里有一个中心呢？哪里有一个居于中心的管理者或控制者呢？市场上的参与者当然有大小之分，价值链或产业链当然有上下游之分，然而从整体或宏观层面看，市场其实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居于中心的管理者或控制者。网络的第二大特征是变化的无限可能性或无限多样性。市场参与者的身份随时可以变化，供应者也是需求者，需求者也是供应者，从来没有固定的供应者或需求者。市场参与者的相互联系亦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市场参与者的组合方式无限多样。

网络的第三大特征是没有任何边界或极限，市场可以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旧的参与者退出市场，新的参与者加入市场。新陈代谢、推陈出新、创造性毁灭，是市场网络创造性的基本特征。市场是一个发现机制。经济学者总是喜欢讨论受价和受价行为，对受价者而言，似乎价格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在很多情形下，这是对市场现实的正确描述。然而，市场的内在机制本质上是一个发现机制。需求者需要去发现供应者，供应者需要发现需求者，供求双方都需要去发现或尝试价格和各种合约形式。市场是一个创造机制。我们在市场里发现的一切现象或景观 ——产品、服务、制度、组织、机制、合约等，并不是既定或现成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它们随时随地处于变化或重新组合之中。市场创造机制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自组织。在没有任何集中计划或命令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市场，旧的市场消失，新的市场诞生。纵观过去数百年，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产业、金融和人才市场，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费城、旧金山、香港、新加坡、东京、上海等，它们的发展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故事，这些全球性市场是由来自全球的数之不尽的参与者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它们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个个岛屿，或者是整个人类社区里的一个个群落，其实就是人类经济体系里的一个自组织结构。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市场到多样性市场，从最初的小摊小贩到庞大的集贸市场，再到门类齐全的专门市场，再到各种异常复杂的期货市场、股票市场、票据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贵金属市场、股权投资和私募基金市场，等等。简单的商品市场演变为复杂的百货市场或大卖场；商品市场演变出期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简单的资金交易市场演变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则进一步演变出衍生金融市场；如此等等，永无止境。全球性市场完全符合网络结构的所有特征。

其一，任何单个参与者的进入或退出无足轻重，市场照样有效运转。金融市场历史上涌现过罗斯柴尔德、摩根财团、高盛集团等众多富可敌国的 “ 近似垄断者或主宰者 ” ，然而，任何财雄势大的财团或个人都无法独自创造或毁灭一个市场，许多大财团或传奇金融巨头从历史舞台销声匿迹，而金融市场却继续高歌猛进。从著名的 “ 梧桐树协议 ” 到现代异常复杂的交易规则，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和发展很好地诠释了市场的自组织或自发自在的演变历程。其二，市场的演化和发展遵从规模收益递增或 “ 锁定 ” 定律。一个市场参与者越多，规模收益越显著，边际成本就越低，加上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任何金融市场实际上可以容纳无限多个参与者。一个市场建立起来之后，规模收益递增定律随即形成一种锁定效应或赢者通吃。阿姆斯特丹迅速崛起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后，欧洲大陆的其他市场就开始衰落，某些市场则完全消失；伦敦金融市场日渐壮大之后，英伦三岛其他城市曾经建立的市场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建国初期，波士顿、费城等地都有规模可观的金融市场，但随着华尔街的快速发展，其他金融市场逐渐销声匿迹。其三，市场是一个相互嵌套的层级结构，大市场里嵌套着不同层级的市场。一个大卖场里面是许多家小商铺；一个大的证券交易所里面是许多个做市商（做市商撮合买卖双方，本质上就是一个市场）；交易所之间的相互协作或交易则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全球金融一体化由此实现。1978 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惊人奇迹，实际上就是多样化市场的迅猛崛起或生长的力证。神州大地涌现出令人眼花缭乱、数之不尽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市场，从早期的农贸批发市场一直到今天的电子商务市场。尽管所有地方政府都有鼓励市场发展的多种优惠政策，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神州大地无数市场的快速崛起就会发现，它们的起源和增长主要是遵循了市场演变的一般规律，即自组织、规模收益递增和锁定效应、嵌套层级结构。譬如广东佛山著名的家具市场，实际

上是数千个不同市场的组合体系，从陶瓷、红木、西洋古典家具、中国传统家具、各种现代装饰 …… 应有尽有，供应商和需求商则遍布世界各地，由此又衍生出多个全球性的家具建材交易市场和数以百计的物流市场，还有遍及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分销市场。著名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另一个神奇的市场演化案例，它几乎完全是自发生长起来的，汇聚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无数商家，商家相互交织形成遍布世界的商业网络，使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为一个典型的嵌套层级市场结构。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也是一个市场自我生长的经典案例，阿里巴巴平台上容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各类小商家，每个小商家就是一个市场，同样形成遍及全球的商业市场网络。1. 保罗 · 萨缪尔森，威廉 · 诺德豪斯 . 经济学（第十九版） [M]. 箫琛，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 33.2. 向松祚 . 不要玩弄汇率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3. 向松祚 . 新资本论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第四章从创造性视角看公司和一切经济组织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公司理论很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旨在总结新制度经济学的专著《张五常经济学》，该书第十章题为 “ 从合约角度看公司 ” ，开篇写道： “ 以题材之重要性和广泛性而论，经济学很难找到能与公司相提并论的第二个题材。 ”公司理论牵涉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不对称信息、合约安排、博弈理论、公司融资、公司文化、公司治理的法律制度、公司经营的战略和策略等等，举凡人间一切学问，似乎都能够和公司扯上关系。此不足怪，因为公司就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组织。经济学者致力研究公司取得的成果成绩斐然，影响深远。公司理论研究已经荣获 3 次诺贝尔奖： 1991 年的获奖者科斯、 2009 年的获奖者埃莉诺 · 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 · 威廉姆森、 2016 年的获奖者奥利弗 · 哈特和本特 · 霍姆斯特罗姆。如果算上 1993 年的获奖者道格拉斯 · 诺斯， 2001年的获奖者乔治 · 阿克洛夫、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迈克尔 · 斯宾塞，1982 年的获奖者乔治 · 施蒂格勒，与公司理论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获得了 6 次诺贝尔奖（博弈理论其实也与公司研究有密切关系）。公司这个题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阿罗 — 德布鲁模型没有任何公司理论或组织理论。正如张五常教授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 Theory of Production ）或企业理论（ Theory of the Firm ）与公司无

关！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一套理论模型将企业或公司看作一条生产曲线或一个生产函数，或者就是一个致力利润最大化的投入 – 产出黑箱。这正是科斯毕生批评的 “ 黑板经济学 ” 或 “ 黑箱经济学 ” ，讨论企业却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结构，没有任何主角，没有任何活动。现代公司理论源自奈特 1921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以及科斯 1937 年发表且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论文《公司的本质》。继承奈特和科斯的基本思想而发扬光大者有阿尔钦、德姆塞茨、巴塞尔、张五常、诺斯、威廉姆森、哈特、霍姆斯特罗姆等，可谓灿若群星，天才辈出。概而言之，当代有关公司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或学说大约有如下 10种。其一是奈特 1921 年在经典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首创的 “ 风险承担 ” 公司理论。奈特的伟大创见是：假若没有风险和不确定性，一切经济组织皆不需要，亦不会产生。公司和一切经济组织之产生，是由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确实存在，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和经济组织（公司）就应运而生。且让我引用奈特的经典表述：在这种崭新的生产制度下，愿意冒险和自我信心十足的创业者或企业家，就会承担生产的风险，他们向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或胆小怕事的人承诺，保证向后者支付一个固定的工资收入，后者则反过来为企业家完成一定的工作。根据我们对人类天性的了解，如果一个人向其他人承诺支付固定的收入或工资，却没有权力来支配或指导后者的工作或生产活动，那将是完全不现实的，是非常罕见的。反过来，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任何人都不会愿意让别人来支配或指导自己的生产活动。上述这种多样化的职能分工和专业化，其演变结果便是产业发展过程中触目可见的企业组织和工资制度。它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

界，完全是不确定性的直接结果。其二是科斯 1937 年在著名论文《公司的本质》中首创的 “ 看得见的手 ” 取代 “ 看不见的手 ” 之说，公司看得见的手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原因，则是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交易成本高于公司看得见的手的协调成本。其三是张五常 1982 年在著名论文《公司的合约性质》中所倡导的 “ 公司合约说 ” 。张五常的关键洞见是：与其如科斯所认为公司是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倒不如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张五常说： “ 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 ”其四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 1972 年的著名论文《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中所主张的 “ 卸责需要监管 ” 公司理论。其五是威廉姆森的两部著作《科层组织》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极力发扬的资源独特性和长期合约理论。其六是奥利弗 · 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致力研究的不完全合约、委托 – 代理关系和公司剩余索取权理论。其七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米塞斯的 “ 利润管理 ” 理论。其八是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和《管理的实践》中对公司起源的描述和定义。其九是伟大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对公司兴起和内部治理结构的阐述和分析。其十则是社会学家从 “ 公司人 ” 和 “ 公司社会 ” 等角度考察公司，以阐明公司制度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区别。概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下的公司理论旨在回答一些重要问题：其一，为什么会产生公司这种组织？这是奈特和科斯的经典问题。其二，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此问题牵涉面极广。诸如：公司内部的合约结构具有怎样的特征？如何理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

离或产权安排的委托 – 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问题究竟是什么？举凡张五常的公司合约理论、威廉姆森的企业科层结构理论、奥利弗 · 哈特等人的委托 – 代理理论等，皆是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他们的研究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现代公司本质的认识，特别是对公司治理各种微妙却又极其重要的具体制度安排的深刻理解。这些重要的研究结果对现代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经济学者研究公司和一切经济组织的视角有四个：价格视角、合约视角、博弈视角、法律视角。四个视角其实皆从价格机制演变而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司理论本质上是微观经济学或价格理论的运用和延伸。从现代公司理论发展出的多个重要的经济学理念，今天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础改变，诸如产权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不对称信息、合约或不完全合约、委托 – 代理关系、剩余索取权等。现代公司理论所运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诸如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化、边际、替代、均衡等。因此，现代公司理论同样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范畴，尽管有些人认为以科斯和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脱离了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其实科斯和张五常所追随的正是严格的马歇尔传统。经济学的主流教科书已经开始深入讨论科斯的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理论（科斯定律）。从基本理念和分析方法来看，现代公司理论的各种流派并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哲理和方法论。现代公司理论的价格视角，就是将公司和一切经济组织看作价格机制的补充或替代，即公司 “ 看得见的手 ” 取代市场 “ 看不见的手 ” 。奈特、科斯、钱德勒都是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公司的起源和公司的本质。现代公司理论合约视角的主要开拓者是张五常。张五常在 1982 年发表文章《公司的合约性质》，将公司的本质看作合约的选择和安排，具体说，就是要素市场合约取代产品市场合约。合约视角本质上也是价格视角，只不过将价格转换为合约的形式和结构，从合约的角

度看公司开启公司研究的新境界。由于经济体系里的合约关系环环相扣，延展到整个经济体系，且任何合约从法律意义上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因此，从合约的角度看公司，张五常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论断：公司无边界。科斯不同意张五常的公司无边界说。博弈论视角亦是从价格机制演化而来，只不过转换为供求双方或多方的博弈和谈判；法律视角则是从产权和一般权利角度来观察公司和一切经济组织内部不同参与者的权利诉求及其安排。对这两个观察公司的视角，此处不详论。从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视角看公司公司如何起源？为什么会有公司？相关的理论有奈特的风险承担之说、科斯的交易费用之说、张五常的合约之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卸责之说、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之说、哈特的剩余索取权之说等。乍看起来，这些假说似乎都能够对公司的起源或公司因何而生做出某种解释，亦皆从某个侧面刻画了公司这种特殊经济组织的某种内在特征。然而，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的新视角来考察公司这种经济组织的起源和本质，我们立刻就能看出，上述种种公司理论并未真正洞悉到公司的本质特征。《新经济学》试图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公司的本质。基本论点如下：其一，公司是具有独特创造力或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公司的创造力或创造性并不简单等同于公司员工个别创造力或创造性的总和，正如宏观经济行为并不简单等同于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总和。公司的独特创造力或创造性究竟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特征？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才是公司真正的本质。

其二，与任何其他生命体一样，公司亦具有独特的生命形态或生命周期。管理学者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公司的生命周期，经济学者却很少讨论。正如动植物的生命取决于动植物的基因和外部生态环境，公司的生命亦取决于公司的基因和外部经济生态环境。那么，公司的内在基因是什么呢？外部经济生态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公司的生命或生命周期呢？吾以为这是公司理论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其三，如果我们承认公司是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和独特创造力的经济组织，是复杂动态演化的经济生态体系里的 “ 独特物种 ” ，那么我们立刻就会明白，公司起源的交易费用之说、合约替代之说、卸责和监管之说等等，并不是对公司起源的正解。依照交易费用之说，假若没有交易费用，则人人独立生产，然后到市场交换，经济体系之资源同样能够达到理想的最优配置，公司就不需要或不会产生。然而，公司是一种具有独特创造力的 “ 经济物种 ” ，即使没有交易费用，公司亦会 “ 突变 ” 出来，公司的创造力并非个体创造物的简单加总或交换可以替代。依照卸责和监管之说，因为人与人合作之时，人有卸责和机会主义行为趋向，既影响工作效率，亦影响公平正义，于是监管者应运而生，以监管或督查卸责和机会主义行为，保证人人付出与其收入相当的工作量。这是异常简单的一个理念。 1972 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以此为主题的论文《信息和经济组织》，竟然成为《美国经济评论》创刊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实在令人惊讶。其实，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要选择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风险和交易费用之说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吾以为人们选择合作的最本质的根源是，合作能够产生完全不同的创造力或创新力。人与人之间展开合作必定能创造新的富有独特创造性的 “ 经济生命体 ” ，就好比多个细胞合作必然构成新的生命体一样。多个细胞或分子合作，创造出更高级的生命物种。同样，人与人合作，创造出更高级

的 “ 经济生态体系新物种 ” 。易言之，公司的起源应该是经济生态体系动态演化过程所 “ 突变 ” 出来的新物种或自组织。因此，关于公司这种特殊的经济组织，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其一，公司的独特创造力或创造性究竟是什么？其二，为什么公司之间的创造力差异巨大？就好比人与人之间的创造力差异巨大一样。其三，作为独特生命体的公司的独特基因是什么？其四，公司的生命或生命周期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日本公司和德国公司的平均寿命比中国公司的平均寿命要长得多？为什么有些公司能够长盛不衰、基业长青，而多数公司却快速衰落或死亡？公司的独特生命力和创造力正如我们讨论人的本质，说人是哺乳动物、灵长动物、社会动物、自私动物、理性动物，如此等等，皆各有道理，皆是精彩见解，但并未抓住人作为人的真正本质或内在本质。人作为人的真正本质或内在本质，是其具有无限创造性的价值生命，人具有超越的价值观和灵魂，能够自我觉醒、自我觉悟、自定方向、自我提升、自我实现、努力精进，直达人之价值生命之最高境界。同理，公司这种经济组织的内在本质并非节约交易费用、监管卸责、监管机会主义行为、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赢得剩余索取权、以长期合约替代短期合约等。我认为公司的首要特征或本质特征是一种旨在 “ 创造未来 ” 的使命、愿景、灵魂或理念。正如人的本质是其价值生命，公司的本质亦是其价值生命。人若没有任何价值生命的追求，则必定堕落为行尸走肉，直至肉体无法生存下去（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此理看似简单，实则深远无极）。公司亦然，纵观世界，假若没有任何愿景、目标、理念或信念，则公司根本就不会存在，公司之衰亡或破产固然有诸多外部原因（如

金融和经济危机、政府政策之变化等），正如人之死亡亦有许多外部不可预测之原因（自然灾害、传染病、重大疾病或遭人谋害等），然而，任何公司假若丧失基本的信念、愿景或目标，则必然人亡政息、破产关门。纵观世界，遥望古今，凡是基业长青或曾经创造伟大业绩、改变人类产业或经济发展方向的伟大公司，其独特或特异之处并非其拥有不同寻常的自然资源，而是拥有不同寻常的使命或愿景。公司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创造力的独特性。人类今天的经济生活和经济体系皆由无数公司构成，每个公司皆有其独特之处或特异之处。像华为、通用电气、苹果、微软、谷歌、阿里巴巴、腾讯、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其内外合约何止千万种，依张五常从公司合约说所推导出来的 “ 公司无界说 ” ，我们并不能知道这些公司边界何在，因而从本质上无从界定一个公司，任何公司无非是无数个合约所构成的合约网络。然而，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公司都有一个边界，此边界就是每个公司的独特性或特异性。苹果产品之零部件何止千万，为其配套生产零部件的企业何止千万家，然而我们购买苹果产品，却自然而然知道那是苹果的产品，不会认为那是某个零部件供应商的产品；苹果手机由富士康组装出货，我们购买苹果产品时，不会认为那是富士康的产品，富士康作为一个加工组装的巨型公司，亦自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与苹果公司自然不同。此理甚为显然。我们以如下命题来概括公司的独特之处或特异之处，亦即公司的本质。第一，公司是经济体系演化的一种 “ 涌现 ” 或突变。第二，公司的本质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创造实体，是学习型组织、创造性组织、自适应组织、进化和演化组织。公司是一种创造性的秩序、创造性的平台或管理创造性的平台。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秩序或无序（有序与无序之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创造性经济，企业家是最主要的创造之源，公司则是最主要的创造平台，使

命、愿景和理念则是公司的本质和灵魂。科斯和张五常以节省交易费用来解释公司的起源，不能说错，却的确没有抓住公司的本质。即使所谓交易费用完全不存在，公司依然会诞生。因为人类大多数或几乎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是集体性活动，即使是 “ 独行侠 ” 一般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的创造，本质上也是一种集体性创造，因为无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文学家，皆必然是在前辈的创造性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独行侠般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尚且是集体性创造活动，为市场创造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之活动则更是一种高度集体性的创造性活动，更是内部和外部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相互配合，是分工，是合作，更是一种互补。第三，公司的寿命之谜。公司的诞生和死亡机理与人体内细胞的新生和死亡机理有某种相似之处。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的重要任务是寻找每个独特公司尤其是伟大公司的独特基因。第四，公司的灵魂与人的灵魂一样，由使命、愿景、战略、文化构成。公司的价值生命和人的价值生命亦有相似之处。爱默生曾经说过，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精神的延伸。《新经济学》第四卷将深入讨论公司和一般经济组织的独特创造性。1. 向松祚 . 张五常经济学 [M].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2015.2. 富兰克 ·H. 奈特 .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M]. 王宇，王文玉，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 R.H.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33–344. Steven N.S.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April 1983.5. Armen A.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Organizatio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 Liberty Press, 1977.

6.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 The Free Press, 1985.

第五章创造性范式和经济增长之根源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对理解人类经济增长而言，最具启发力的思想流派只有三个。其一是起自斯密、经由阿林 · 扬和杨小凯等人弘扬光大的分工学说。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是财富增长之秘密。劳动分工之深化和细化就是技术进步。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必然导致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独特性。其二是熊彼特戛戛独造的 “ 创新、创造性毁灭和企业家精神 ”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人类经济增长伟大话剧的绝对主角，他以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为核心力量来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他认为是否拥有企业家及其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其三是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对现代大公司和管理资本主义的深入系统研究，生动展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历程。钱德勒随后将对现代大公司的研究扩展到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充分揭示了现代大公司的崛起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钱德勒的研究重心是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的历史进程，由此引发一个深刻的问题：人类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为什么是现代公司而不是其他经济组织？现代公司的独特创造力究竟是什么？源自何处？上述三大学说不仅最具洞察力和说服力，而且最符合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实过程。在三大学说里，又以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最具启发力。我们必须向熊彼特致敬，他独创性地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态之源和增长之源总结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精辟概括为 “ 创造性毁灭 ”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数学模型看似严谨精致，令人有高深莫测之

感，然而论思想震撼和启迪之深，千万数学模型亦不敌熊彼特所言的 “ 创造性毁灭 ” 区区几字！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创新的先知 —— 约瑟夫 · 熊彼特传》一书的作者托马斯 · 麦克劳所说： “ 熊彼特的思想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今天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绝大部分都是源自熊彼特的伟大洞见。 ”然而，三大学说却难以以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和演算，因此始终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思想。从本书所倡导的创造性研究范式来重新考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我们立刻就能明白，上述三大学说之所以最具启发力，是因为它们正是从不同角度抓住了人类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本质。熊彼特的创新学说生动阐释了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创造力；钱德勒的现代公司学说抓住了现代公司的独特创造力，尽管他没有明确从这个角度进行系统分析；斯密的分工学说则从一般意义上描述了人类创造性的必然结果，那就是独特性、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比较优势。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魅力和不足从总量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模型通常被统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其实我一直深感困惑：经济学者动不动就说的 “ 新古典理论 ” 或 “ 新古典模型 ”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内生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保罗 · 罗默也说自己的模型是 “ 新古典模型 ” 。吾之愚见，所谓 “ 新古典主义 ” 算是代表一个分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或者就是一种分析方法的概括性说法。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的观察和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替代、均衡、效用函数、生产函数、效用和利润最大化，核心还是供求分析和成本理念。因此，今日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杨小凯先生提出自己的 “ 新兴古典经济学 ” ，

对新古典经济学某些最基本的假设提出质疑和修正，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或窗口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是一项重要成就。杨小凯的经济增长理论追随斯密和扬的 “ 分工理论 ” 并弘扬光大之。以技术进步为视角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有许多著名而重要的理论模型，如罗伯特 · 索罗 1956 年的模型，罗伯特 · 卢卡斯 1988 年的人力资本模型，保罗 · 罗默 1990 年的内生增长模型，菲利普 · 阿吉翁和彼得 · 豪伊特 1992 年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二人的模型试图将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模型化）。概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基本方法就是利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根据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在给定技术约束条件下，以求取最优增长路径和均衡增长路径。模型的基本变量是资本存量及其变化率、外生的人口总量及其变化率、人均消费的时间路径（时间流）。最优增长路径的基本条件就是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边际价值或价格相等。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所有的基本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准模型—— 阿罗 – 德布鲁模型 —— 完全一致，包括具有凸性的技术和消费偏好、没有任何外部性、所有交易都是事先完成、消费者和企业对未来价格有完美的理性预期。一切都是事先决定好的，完美理性预期就意味着全知全能。因此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阿罗 – 德布鲁意义上的竞争均衡模型。显然，这个模型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实际上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动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理论。所有模型演算出来的都是一个静态结果，或者迈向均衡增长路径和最优增长路径的各种限制条件。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推演出经济体系的内生增长和发展动力，因为这个模型从本质上消除了一切变化的可能性。依照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假设，所有变化的可能性只能来自外部冲击，新古典经济学者通常将人口增长、资源变化和技术进步都处理为外生变量。学界公认卢卡斯模型和罗默模型已经将技术变化（特别是人力资

本和一般意义的技术进步）内生化。这种 “ 内生化 ” ，其实只不过是将人类资本和一般技术变化纳入模型最大化求解的局限条件里而已。经济学者所谈论的 “ 内生 ” 和 “ 外生 ” 的含义，只不过就是变量是否纳入最大化模型及其局限条件之中。著名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开山之作，其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至少 80% ）来自技术进步，然而模型本身却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索罗之后所发展起来的几代增长理论模型，希望以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和解释技术进步的机制，这就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罗伯特 · 卢卡斯和保罗 · 罗默的模型为主要代表）试图将技术进步处理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试图描述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和一般性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洞见极具启发性，特别是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一个基本真理：要描述和分析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过程，就必须放弃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那些关键假设。譬如保罗 · 罗默1990 年的著名文章《内生技术变化》就说： “ 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其基本特征在于：它不是一般物品，亦不是公共物品，它是具有某种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的物品。正是因为非竞争性物品所有的非凸性性质（ nonconvexity ），所谓受价竞争模型（ price-takingcompetition ）就不适用了。 ” 受价竞争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标准假设。罗伯特 · 卢卡斯 1988 年的著名文章《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试图将人类资本积累纳入索罗 – 丹尼森经济增长模型，以模拟现实经济发展，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论文极具启发性。然而我并不认为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很好地模拟和阐释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多样性。卢卡斯亦承认他的模型无法阐释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最显著特征，那就是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以

很大篇幅讨论简 · 雅各布斯 1969 年的著作《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Cities）。卢卡斯如此写道： “ 正如简 · 雅各布斯以数百个具体生动的实例所展示和强调的那样，绝大多数经济生活都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创造性与艺术和科学的创造性并无二致。纽约市的服装区、金融区、钻石区、广告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商业和产业区域都是像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一样的知识创造中心。当然，商业区和产业区所创造和相互交流的思想和知识，与纯学术中心所创造和交流的思想和知识不同，然而它们创造知识的过程却是完全一样的。对于一个外来旁观者来说，它们看起来就是一模一样：一群人集中到一起从事类似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断强化和提升各自的原创性和独特性。 ”以上这段话，吾读之甚喜，这才是真正现实的人类经济增长过程。然而，卢卡斯话锋一转，就简单地将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类相互创造过程描述为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他说： “ 上述生动案例将说服经济学者承认人力资本外部溢出效应确实存在，甚至承认这是知识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却很难从数量上来描述和模拟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我想再次强调，雅各布斯的著作极富启发性。她着重强调城市的崛起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考察城市，城市就像原子核。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型只是假设那些老生常谈的增长要素，城市就肯定会被置之度外。现代生产理论从来没有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善哉！这正是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深刻批判：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市场的交换。我们可以加上一句：没有企业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城市的经济发展！显然，即使是致力以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模拟和阐释人类经济增长的大师级人物卢卡斯，也承认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阐释和模拟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事实 —— 城市和增长中心的崛起。

事实上，基于某种类似物理学 “ 原子式假设 ” 的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解释人类经济增长，就好像以基本粒子物理学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一样，根本文不对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消费者就是所谓的效用偏好和效用最大化，企业就是所谓的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经济增长过程（或任何经济行为）就是所谓的技术局限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这就好比我们试图用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一样，注定是走错了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演化生物学家、混沌现象研究者斯图尔特 · 考夫曼撰写著作《重新发现神圣》（Reinventing the Sacred），目的就是希望改变源自物理学的 “ 约化论世界观 ” 。所谓约化论世界观，就是将宇宙万物和人间社会的一切现象都简化为基本粒子物理学。正如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 · 温伯格所说：解释的箭头永远朝下，即最终永远指向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约化论世界观不仅认为所有自然物理现象最终都受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所支配，而且认为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演化、物种的变迁亦必然受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支配，甚至认为人类的情感、心理、宗教、道德、价值等，亦必然要约化为物理学基本定律，譬如有一个观点至今依然很流行，那就是将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基因及其变化，基因及其变化当然最终必然归结为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考夫曼以大量丰富的案例和精彩的分析证明，约化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无法解释无限丰富的生命现象。为了理解生命现象、生物演化、人类文明、价值、文化、道德、宗教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约化论世界观。考夫曼说： “ 宇宙的进化、生物圈的进化、人类经济体系的进化、人类文化的进化，以及人类行为的进化，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皆是永不停息的创造性活动。 ” 创造性活动的基本特征是涌现、突变、惊奇、不确定和不可知，创造性活动或创造性行为根本就不能简化为物

理学定律，尽管它并不违背物理学定律。创造性活动或创造性行为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这些规律并不能简化为或归结为物理学定律。本质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约化论思维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一切复杂、动态、持续演化的人类经济现象约化为 “ 原子式 ” 的行为：消费者就是一个效用函数或效用偏好，生产者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或利润最大化函数，市场就是一条供给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就是一个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函数，经济增长就是给定技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均衡增长路径或最优增长路径；如此等等。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基本理念，诸如供求均衡、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最优路径或均衡路径、凸性、完全竞争或受价竞争、规模收益递减等，根本就不能描述和分析现实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现实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假设恰恰完全相反：非均衡、动态、演化、路径依赖或锁定、规模收益递增或指数式增长、垄断或独占、特异性或独创性、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等。难怪卢卡斯也不得不承认，新古典增长模型根本无法描述和分析像城市经济或商业及产业中心这样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恰恰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特征事实，这正如物理学基本定律无法描述生命的起源和演化那些极其丰富的特征事实一样。其实我们根本无须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模型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增长，正如我们无须依赖物理学基本定律来描述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一样。生命的起源和演化自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同样，人类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也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些规律。事实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各位大师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假设，理论模型就无法描述和分析真实的经济增长现象，哪怕只是试图模拟某些现象都不可能。保罗 · 罗默的模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我以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文献里，保罗 · 罗默 1990 年的文章《内生技术变化》最有启发性。罗默模型基于三个基础性假设：其一，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其二，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人们有意识的研发活动；其三，技术是与其他经济物品具有内在差别的一种特殊物品。根据罗默的分类，技术最基本的特征是其使用上的 “ 非竞争性 ” （ Non–rivalry ），亦即创造一项新技术可能成本高昂，然而新技术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能够被反复或无限利用，反复运用的边际成本极低或为零。罗默的贡献是将三个基本假设完整地内生到增长模型里。与此相对照，其他新古典增长模型只能三者取其一或取其二。譬如，索罗模型将非竞争性技术当作公共物品或投入，卡尔 · 谢尔（ Karl Shell ）模型进一步将非竞争性技术看作政府供应的物品；阿罗著名的 “ 干中学 ” （ learning by doing ）模型也将非竞争性技术当作公共物品，只不过认为该公共物品是私人活动的外生效应；卢卡斯 1988 年的著名模型同样将非竞争性技术处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不是人们有意识投资的结果；还有许多模型不承认技术的 “ 非竞争性 ” 特征，亦否定此类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主要麻烦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设：凸性假设或一阶齐次性假设。易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的一个基础假设是不能有规模收益递增、不能有垄断或独占、不能有技术的溢出效应，亦即不能有非凸性。达斯古普塔 – 斯蒂格利茨的数学模型证明：一旦引入非竞争性技术和技术的排他性使用（ excludable ），亦即一旦引入非凸性，去中心化的均衡（ decentralized equilibrium ）就不稳定。也就是说，一旦引入非竞争性和排他性技术，新古典经济学所钟爱的完全竞争均衡就不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默经济模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不适合描述和分析人类经济增长。为了

描述和分析人类经济增长，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罗默模型还敏锐地抓住了人类技术变迁的另外几个重要特征：技术变迁（研发投资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新科研成果的增长速度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总量和现有科技成果总量。易言之，投入研发的人力资本总量越大，科研成果产出率就越高；现有科研成果总量越大，科研人员的生产率就越高，技术进步速度就越快。假若今天一个科学博士的人力资本与百年前一个科学博士的人力资本相同，但由于百年来人类科技成果总量或存量增长迅猛，今天一个科学博士的科研生产率肯定高于百年前。这与库兹韦尔所说的技术进步 “ 指数增长定律 ” 异曲同工。库兹韦尔从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归纳出技术进步的指数增长规律，亦是基于科技成果不断累积所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随着科技成果总量的不断积累，同样的人力资本和要素投入将产生加倍的或加速度的新技术发现或发明。罗默模型还有一些重要含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千差万别的经济增长速度。譬如，罗默模型证明：如果科技存量低于某个临界值，经济增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含义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个基本事实，即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罗默模型还说明：人口规模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人力资本和科技存量与人口规模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任何关系。该含义还说明，与科技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往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阐释经济增长的其他视角除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视角之外，主流经济学者考察人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有三个重要视角，一是储蓄 – 投资均衡

视角，二是制度变迁视角，三是产业政策和国家战略视角。从储蓄 —— 投资均衡视角来考察经济增长的根源和路径，源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早期著名的模型主要包括哈诺德 – 多玛模型和菲尔普斯的 “ 增长黄金路径模型 ” 。这些模型的基本特征都是从储蓄和投资均衡的视角来推演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或均衡路径。时至今日，从储蓄 —— 投资均衡或国民收入统计恒等式推导出的总量模型，依然是人们讨论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甚至是主要方法。所谓 “ 三驾马车分析法 ” ，就是以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推测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学者利用各种数量型指标，譬如投资率、储蓄率、消费率等，来分析和计量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源泉，从而提出投资驱动型、出口驱动型、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经济学者还利用凯恩斯的总供给 —— 总需求模型来分析宏观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从凯恩斯和希克斯经典的 IS—LM 模型演变而来，再加上 GDP （国民生产总值）统计账户分析和比较。这一整套理念和方法，皆拜天才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及其众多门徒的著作所赐。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念发展出来的一整套从总量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思想和方法，构成当今世界以 GDP 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增长政策哲学。无论是讨论储蓄、投资、出口的增速和结构，还是讨论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抑或讨论产业升级换代，终极目的都是要促进 GDP 增长，实际上形成一种现代 “GDP 拜物教 ” 。各国经济实力之对比以 GDP总量为依归，各国经济政策优劣对比以 GDP 增速为依归，各国人民生活水平乃至幸福程度之比较以人均 GDP 为依归，各国所应担负之国际义务（譬如国际援助和碳排放）以 GDP 总量为依归，各国在国际组织中之权利份额比例以 GDP 总量为依归。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这一整套思想方法并没有真正揭示人类经济增长的本质。围绕 GDP 的各种统计及分析既不准确，亦不全面，很多

时候误导严重。严肃的经济学者都同意，其一， GDP 核算方法无法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尤其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低技术含量产品、高能耗和高污染产品、假冒伪劣商品和山寨产品的销售同样计算到 GDP之中。众所周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决定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其二，GDP 核算方法不能计算 GDP 的能耗和污染，很多经济学者致力设计和核算绿色 GDP 的方法，虽有重要发现，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指标体系。其三， GDP 总量估算方法根本无法阐释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它估算的只是一个结果变量。历来都有大师级经济学者反对凯恩斯学派的总量分析方法，如张五常所推崇的宾纳、科斯、阿尔钦以及张五常本人，然而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增长分析早已深入人心，以此理论为基石的经济学教科书风行世界。从制度变迁视角考察经济增长，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新制度经济学的著名格言是 “ 制度重要 ” （ Institutions Matter ）。张五常从交易费用和合约结构转变的角度推测和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奇迹，成就辉煌，精彩纷呈；道格拉斯 · 诺斯从制度变迁角度追溯西方世界兴起之谜，获得诺贝尔奖。从经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经济增长，创新、技术进步、 GDP 增长、储蓄和投资、总需求和总供给皆是制度变革的结果。制度变迁视角的深入讨论必然将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包括进来。此处不展开讨论。从产业政策和国家战略视角来阐释经济增长，其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原理。早期的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皆是从比较优势原理演变而来。当代经济学者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从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产业政策、国家战略视角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新经济学范式如何理解经济增长

任何经济增长理论都不可能包罗万象。一个好的经济增长理论就在于它能够描述和分析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或关键事实。罗伯特 · 卢卡斯在他 1990 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发展的机制》里说： “ 经济增长所衡量的是一个社会全部活动的整体效果。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必然取决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或每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不同的社会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我们也能够很容易地识别出不同社会所具有的各种经济和文化的特殊性，并设想正是这些特殊性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或秘诀。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雅各布斯 1984 年所说，我们不需要经济理论来理解经济增长，富有洞察力的旅游者就能够理解。经济理论的作用不是去罗列那些显而易见的社会特征，而是帮助我们从数量上寻找或识别出那些决定性因素，剔除那些次要的或毫不相关的因素。索罗和丹尼森研究美国经济增长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模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示范，说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就是一个成功的理论。 ”我赞同卢卡斯的基本方法论。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首先就是要阐释和分析经济增长的关键特征或事实。从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来理解人类经济增长，最需要解释的是六个最重要的特征事实。其一，人类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历史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其二，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惊人的差异性。其三，技术、产业、产品的独特性和特异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和特异性的无限可能性。其四，公司为什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组织力量？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角度看，公司这种经济组织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五，企业家和创新精神为什么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绝对主角？企业家的特殊能力究竟是什么？

其六，为什么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均匀或均衡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均衡或具有极大差异性的过程，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 “ 增长极 ” 、 “ 增长中心 ” 、垄断和独占？易言之，为什么规模收益递增、路径依赖和锁定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常态？上述六个特征事实里，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致力讨论第二个特征事实，即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性。其他特征事实均未涉及或没有深入讨论。此处主要讨论第一个和第三个特征事实。第四个和第六个特征事实的讨论参见《新经济学》第四卷；第五个特征事实的讨论参见《新经济学》第五卷。实际上，整个《新经济学》都是致力于理解或解释人类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人类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最明显，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事实是经济增长和技术演变历史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即没有科学真理所具有的那种逻辑必然性或可重复性。有谁预测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呢？有谁预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英国呢？有谁预测到哥伦布地理大发现所引发的全球化浪潮呢？有谁预测到美国建国后只用了百年时间就成为世界最重要工业国和第一大经济体呢？有谁预测到德意志帝国会在1871 年统一并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呢？有谁预测到闭关锁国长达 260多年的日本竟然会一夜之间实施明治维新，并且迅猛崛起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强国呢？有谁能够预测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在 40 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谁预测到 19 世纪后期，现代大公司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有谁预测到信息技术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有谁预测到西门子、通用电气、标准石油、丰田、索尼、英特尔、苹果、微软、谷歌、华为等无数顶级公司崛起并重塑整个世界的产业格局呢？又有谁预测到卡内基、摩根、洛克菲勒、福特、乔布斯、盖茨、任正非等顶级企业家的崛起呢？

当然，有经济学者立刻会说：这些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顶多算是经济史研究的课题，根本就不是经济理论所应该关注的话题。假若我们将所谓经济学局限于构造数学模型来试图模拟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那么我们所需要模拟的人类经济现象究竟是一些什么现象呢？上述那些现象不正是人类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现象吗？进一步说，经济学的目标不是希望发现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演变规律吗？上述那些重要现象难道不是人类经济规律最重要和最具体的体现吗？经济学理论不正是应该去解释这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吗？毫无疑问，已经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试图解释上述现象。道格拉斯 · 诺斯从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来阐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并因此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古典增长模型同样试图模拟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卢卡斯和罗默的文章对此有清楚的说明。然而，就理解人类经济历史尤其是经济增长历史过程而言，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有一个重要区别。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试图寻找到经济增长过程的因果关系，亦即寻找到类似物理学或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的经济历史规律或经济增长规律。易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所秉持的是一种真正的 “ 科学 ” 思维范式。所谓科学思维范式，就是要寻找到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逻辑必然性。逻辑必然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数学逻辑的必然性，由此出发，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几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或信念：其一，解释经济现象就意味着预测经济现象。能解释就是能预测，解释就等于预测。其二，经济理论的最高形式就是数学模型，其余皆等而下之。其三，凡是无法纳入数学模型的因素或力量皆被排除到理论模型之外，或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素或力量。其四，由此则必然忽视宗教、文化、历史、个体独特性对经济现象的决定性力量，始终致力将一切经济现象 “ 约化 ” 或 “ 简化 ” 为个人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则从如下几个视角来理解人类经济增长：其一，人类经济的演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不仅仅具有某种程度的逻辑必

然性或科学必然性，它更多体现为一种历史必然性或辩证的必然性。其二，对于理解人类经济尤其是经济增长而言，深刻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数学模型的重要性，历史能够教给我们的真理可能比数学模型教给我们的要多。其三，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并非主导力量。其四，研究经济增长，要研究宗教、历史、文化、教育、社会心理等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创造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研究独特的个人、独特的企业、独特的地区或国家为什么具有独特的经济增长历程，尤其是要着力研究伟大企业和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因此，对于理解人类经济演化特别是经济增长历程，经济史的研究要比数学模型重要得多。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专注于研究人类经济之因果关系或科学规律，是受了逻辑实证论的影响。实际上现代实证科学方法论就是源自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只承认一种真理，那就是科学真理，不承认科学真理之外还有其他真理。这其实是一种很狭隘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阐明人类经济行为并不等同于物理现象，科学真理或因果关系只能阐述或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某些局部现象，不可能描述和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全部，尤其不能阐释人类经济体系里那些最重要的现象和历史过程。因为那些最重要的人类经济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是人类创造性的诗篇或生命的诗篇，是人类创造性不断彰显的动态过程，它既没有精确的因果关系，亦不可能有科学规律那样的普遍性和重复性。历史不可能重演，不可能复制。没有人能够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所揭示的那些所谓规律去重演或复制某个经济过程。局限于因果关系或科学规律，实际上大大局限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和作为一门学问的魅力，以及作为一门人类知识的张力和穿透力。即使你把索罗、阿罗、卢卡斯、罗默那些精彩的模型研究得滚瓜烂熟，得心应手，甚至自己可以随意构造模型，你对人类经济增长历程的认识可能也远远比不上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譬如对于马克斯 · 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者肯定会说那是随意的、非科学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种基于宗教文化精神和伦理的解释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历史穿透力，谁又能说从韦伯著作那里得到的关于人类经济增长的启迪少于从新古典模型那里得到的启发呢？像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与肯尼斯 · 霍博和威廉 · 霍博兄弟的《清教徒的礼物》这样的著作，对我们理解美国经济的历史演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新古典模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只注重数学模型的重要性，不仅将一门学问引入歧途，而且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和洞察力。很多新古典传统训练出来的学者对历史不甚了了，仅凭那些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来批判甚至指导国家的经济政策，这不仅非常荒唐，而且非常危险。《新经济学》所倡导的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试图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和阐释人类经济。《重新发现神圣》（Reinventing the Sacred）一书的作者、演化生物学家和混沌理论研究者斯图尔特 · 考夫曼（ Stuart A. Kauffman ）从技术演化的角度阐释经济体系的演化，认为演化和适应过程是经济体系动态变化的本质特征，演化和适应则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考夫曼说： “ 与生物圈一样，经济生态圈是一个自我协调、自我构造的整体，始终处于进化之中。旧的谋生方式不断消亡，新的谋生方式不断涌现，规模或大或小，却总是不断翻新。正因为经济生态圈的新陈代谢就是生物圈的预适应过程，所以我希望说服读者相信，我们根本无法预测经济生态圈的进化过程。虽然不可预测，经济生态圈的进化和预适应却总能够让经济生态圈保持一个整体。从更广泛的意义说，我们人类文明也是如此，文明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协调、自我构造、持续进化的预适应过程。未来的全球性文明亦是如此，每个人的自我创造相互适应与协调，全球性文明很可能就从这种自我进化和预适应过程里涌现出来。 ”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主要特征事实是不断发现和创造出资源的多样性用途，从而创造出无限多样性的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服务。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不断丰富，正是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石油是最经典的例子之一。 1858 年人类首次发现石油，初期用途只是燃灯照明。汽车的发明为石油开启了无限广阔的应用前景，紧接着是客船、货船、军舰、航母、飞机和数之不尽的燃油驱动的机器设备，成为驱动整个人类经济的动力之源。杜邦公司发明尼龙，开启了现代石油化工和重化工工业，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衣食住行无不依赖石油的供应（从尼龙到化肥到日用塑料），石油摇身一变成为整个人类经济体系最重要的 “ 粮食 ” ，成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一书获得普利策奖而享誉世界的丹尼尔 · 耶金将人类 20 世纪之后的时代称为 “ 碳化氢时代 ” ，将 20 世纪之后的人类称为 “ 碳化氢人 ” 。石油从一种黑乎乎的不知有何用途的 “ 废物 ” ，迅猛转变为左右全球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格局的 “ 超级商品 ” ，石油的演变历程以其撼人心魄的精彩故事，演绎和见证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那就是无限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交相辉映。我们今天仍然难以预料未来科学家将会挖掘出石油什么样的新用途，但毫无疑问，新的应用将层出不穷。比石油的故事还要精彩百倍非 “ 硅 ” 莫属了。是的，硅是小小寰球上平淡无奇的一种物质，地球上 70% 的物质由硅构成。亿万年来，无处不在的硅静静地躺在地球的怀抱里，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 “ 乌鸦变凤凰 ” 。 1947 年 12 月 23 日，三位天才物理学家肖克利、布拉顿和巴丁完成了 20 世纪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 晶体管。晶体管的发明开启了人类迄今依然方兴未艾、热闹非凡的信息技术时代，晶体管的主要材料就是那平淡无奇的硅。被很多人誉为信息技术时代最伟大公司的英特尔就是以设计和制造以晶体管为元器件的集成电路起家，沿着举世闻名的 “ 摩尔定律 ” 所预言的技术进步之路，英特尔将芯片技术提升到超乎常人想象的高妙

之境， “ 硅谷 ” 因此闻名世界。没有以硅为基础材料的芯片，就没有个人计算机，就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智能手机，就没有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就没有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就没有人们不断憧憬的智能生活，就没有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几乎一切！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一刻能够离开芯片和那平淡无奇的 “ 硅 ” 。人的无限创造力和想象力赋予小小硅片无限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人类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本质。据说英特尔的设计和制造水平已经逼近 “ 摩尔定律 ” 所能想象的极限，未来信息时代的 “ 大脑 ” 是否要由其他材料来取代 “ 硅片 ” ，成为科技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人的无限创造力能够将地球上最平淡无奇的 “ 硅 ” 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最强大的动力，这无可辩驳地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并非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是人的无限创造性和想象力。纵观世界，有许多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却始终没有出现经济腾飞和持续增长的奇迹；相反，许多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却极度贫乏，譬如欧洲诸国尤其是瑞士、荷兰、芬兰、挪威、英国等，譬如亚洲的日本等，皆是自然资源极端匮乏的国家，却凭借人的无限创造力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奇迹。最特殊的当属中东小国以色列。当年美国文豪马克 · 吐温访问那片土地，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 一个荒无人烟、凄凉惨淡的国土。一片寂静孤冷、令人悲伤的天空。 ”然而，以色列人凭借他们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将凄凉惨淡的沙漠改造成为繁花似锦的农庄，他们在沙漠里种植世界上最美丽最名贵的鲜花、各种优质的蔬菜，养殖海产品，出口世界各地；他们始终坚持科技立国、教育立国的基本理念，科技创新水平达到全球最前沿。以色列在高科技农业、海水淡化、生物医药、信息安全等领域领先世界，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经济增长奇迹，人均 GDP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这一切却发生在马克 · 吐温所哀叹的 “ 荒无人烟的国土上 ” 。日本和亚洲 “ 四小龙 ” 的故事尽人皆知。它们无不证明一个最基本的真

理，那就是人的无限创造性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激发和保障人的无限创造性才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可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1. 该书简体中文版 2015 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 编者注2. 参见 Landmark Papers in Economic Growth, Selected by Robert M. Solow, Published b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57.3. St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 Science, Reason, andReligion,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2008, p.151.4. 该书简体中文版 2016 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 编者注

第三部分新经济学范式的制度经济学

第一章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传统的辉煌成就施蒂格勒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大宗师，他不仅学术思想广博湛深，而且文笔美妙幽默。 1985 年施蒂格勒出版回忆录，书名就别出心裁：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该书是我读过的最生动的经济学者回忆录。然而，施蒂格勒天马行空一般的回忆录里浓墨重彩描述的学术大事并不是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是关于 “ 科斯定律 ” 的发现过程。施蒂格勒将科斯定律的发现称为整个 20 世纪经济学最重大的成就，堪与 2000 年前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原理相媲美！芝加哥大学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哈里 · 约翰逊则说： “ 又一个英国人（科斯）发现了新大陆！ ”科斯定律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精华。依吾之愚见，新制度经济学是 20 世纪中后期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最伟大的成就。新制度经济学发现了伟大的真理，揭示了伟大的规律，完全改变了人类对经济制度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为人类造福良多。有经济学者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精髓概括为四个字：制度重要。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分支 —— 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合约经济学、不对称信息经济学 —— 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结论，那就是制度安排对人类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并不专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者同样肯定制度安排的极端重要性。譬如货币理论大师米尔顿 · 弗里德曼风靡全球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就着力阐述了一个基本观

点：经济自由必定要求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才能保障经济自由和经济繁荣。从深层次角度考察，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制度的学问。经济学最主要的几个研究领域是市场、公司、政府、货币。所谓微观经济学就是市场理论、价格理论和公司理论，所谓宏观经济学就是货币理论。有关政府的多重研究则横跨微观经济学（如税收理论）和宏观经济学（如财政政策）。市场是制度，公司是制度，货币是制度，政府当然也是制度。科斯始终从制度角度观察市场和公司，所以他一眼就看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将市场看作一个消费函数或效用函数）和公司理论（将公司看作一个生产函数）之不足。他始终认为考察真实的市场机制和公司结构（产业结构）才是经济学的正途。芝加哥经济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雅各布 · 维纳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 “ 经济秩序或经济制度之谜 ”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区分就是制度安排之区分。李嘉图致力研究经济体系的分配制度，马克思则深入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规律。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后，供求均衡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角，内在的制度安排退居幕后，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背景或影子。直到 1924 年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和 1937 年科斯的《企业的本质》问世，特别是科斯 1960 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横空出世，人们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才重开生面，大放异彩。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制度研究通常被称为 “ 旧制度经济学 ” 。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评颇为尖锐。科斯说： “ 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 · 洛克斯 · 康芒斯、韦斯利 · 克莱尔 · 米切尔等皆是充满大智慧的人物，然而，他们的制度经济学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仅仅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材料，很少有什么东西能被继承下来。 ”科斯说旧制度经济学的那一堆材料若不经由理论来整理，就只好 “ 一把火烧掉 ” 。话虽如此，旧制度经济学的开

拓者实际上已经深入讨论了诸如交易费用和财产权等重要概念，其价值亦不容完全漠视。科斯等人事实上亦深受康芒斯等人的影响。旧制度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分支，名曰比较经济制度分析。多数比较制度分析论著讲述的是一种颇为无聊的分类学，没有触及制度的本质。好比货币理论里比较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那些著述一样，亦是一种无聊的分类学。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呢？依照张五常教授的深入阐释，新制度经济学之新，就是将 “ 交易费用 ” 概念变成一个可以操作，亦即可以据此推出可被事实验证或证伪的假说的工具。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亦称交易费用范式。科斯、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等人将交易费用的概念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和逻辑框架，将边际分析、均衡、局限条件下最大化等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全面运用到制度变迁或改进的分析之中，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水岭。易言之，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 “ 新 ” ，就是以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为核心概念，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则是大名鼎鼎的 “ 科斯定律 ” 。科斯定律是芝加哥经济学派领袖人物施蒂格勒提出的术语，言简意赅，成为经济学重要的基准定律或等价定律。该定律表达如下：假若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为零，则制度安排或权利安排与经济体系的效率或帕累托最优效率无关。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亦可称为新古典范畴下的制度经济学，秉承的是新古典精神。新制度经济学有几个重要分支。产权经济学以科斯和阿尔钦为主要代表；交易费用经济学以科斯、张五常和威廉姆森为主要代表；合约经济学以张五常为主要代表；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以霍姆斯特姆和哈特为主要代表；法律经济学以科斯和波斯纳为主要代表；新制度史学，即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经济史，则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主要代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以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为主

要代表。这些代表人物多数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是 20 世纪后期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概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有如下重要的基本结论：第一，制度重要。制度具有决定性。第二，科斯定律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第三，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决定制度的选择或制度的变迁。依照张五常的精彩阐释，科斯定律有三个版本。其一，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无论如何界定权利，资源配置或使用效率皆相同；其二，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无论如何界定权利，资源配置或使用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其三，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前两个版本显然是同义反复，最具启发意义的是第三个版本。1. 该书简体中文版《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由》 2016 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 编者注2. R.H.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第二章人心的创造性和人类制度的演化新制度经济学秉承的是新古典精神，分析方法则是实证经济学方法，即以推导出可被验证的理论假说为己任，不对制度优劣做价值判断，尽管绝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者皆主张私有产权制度是最优的经济制度（至少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是如此）。然而，从大历史角度考察人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历史，有许多重要的制度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其一，人类政治经济制度之演化究竟有没有一个确定的统一的规律？其二，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之间最本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其三，我们能否寻求或设计一个让所有人或哪怕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政治经济制度？易言之，我们能否寻求或设计一个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上述问题恐怕是所有经济学者乃至所有深入思考人类命运之人潜意识里都会想到的问题，亦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古典经济学者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譬如，斯密《国富论》的宏伟理想就是发现人类经济制度或经济体系内在的、堪与牛顿物理学定律相媲美的 “ 自然规律 ” 。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者的基本追求就是如何设计一个经济制度，以实现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 。秉承新古典精神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不再关注如何实现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 的制度设计问题，却依然试图设计出理想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以便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资源使用的最高效率。譬如，信息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课题就是如何设计经济激励机制，以便解决 “ 如何让人不偷懒，如何让人不说谎 ” 之基本问题。博

弈论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所关注的课题亦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即那些非常具体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机制设计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人类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化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都试图给出答案，他们也确实提出了许多极富创见的答案。 2000 多年前，华夏圣哲孔子修《春秋》，阐扬微言大义，其中就设想了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三个主要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政权更迭依靠暴力，遵从 “ 成王败寇 ” 之法则；升平世就是以多数民意为依据组成政府，政权更迭遵从全民选举、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太平世则是 “ 人人皆是目的 ”“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 首出庶物，天下咸宁 ” ，亦即不再需要政府，而是人人皆能遵从普遍的道德法则，人人皆能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人类迈向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孔子当然不可能用现代术语来描述 “ 三世学说 ” ，不过《春秋》中确实包含这样的构想，相信人类必然从据乱世演化到升平世，从升平世演化到太平世。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演变的五阶段理论 —— 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 至今依然为许多人所坚信。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 · 福山曾经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认为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就是人类政治制度（其实也包括经济制度）的最后模式。尽管福山后来修改了他的观点，不再坚持所谓 “ 历史的终结 ” ，但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最后阶段，依然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的著作《历史哲学》一书深入讨论了中国政治制度之演化，他认为人类政治制度不可能有太多变化，民主制度可能就是最后的形态了。当然，民主制度本身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关于第二个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它们之间本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历久以来，政治学者、历史学者、经济学者试图以各种指标来衡量和评判制度的优劣，诸如经济

增长速度、财富积累规模、收入公平和社会正义、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教育科技发达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等。亦有人认为制度没有优劣之分，各有擅长。此类问题是 19 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社会争论的关键大问题。譬如，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明确认为欧美各项制度比亚洲各国制度优越，所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基本国策就是 “ 脱亚入欧 ” ，即全面学习和借鉴欧美政治经济制度。以张之洞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精英则认为 “ 吾中华帝国样样优于西人，独火器不如 ” ，坚信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比欧美制度优越，主张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实际上，此类争论至今依然萦绕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时不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吾今日从人心内在的道德（精神）创造性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制度的本质，提出制度的创造性或创造性制度之概念，亦即人类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确有优劣之分。制度优劣之分的关键，在于政治经济制度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激励、保障每个人的无限创造性或创造力。此意深远至极，我在《新经济学》第四卷还要深入讨论。关于第三个问题：人类究竟能否设计或造就一个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又有什么意义？若从人心内在的创造性角度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则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就甚为显明。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期望实现的最高目标之一，就是为人类寻求一个美好的或理想的社会，而社会的基石当然就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对孪生子，论经济制度无法不涉及政治制度，论政治制度无法不涉及经济制度。此处所论，当以经济制度为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 三代之治 ” 的理想。法国思想家卢梭梦想人类回到古代的 “ 黄金时代 ” ，他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马克思心目中理想的制度就是 “ 共产主义社会 ” 。康德亦曾经撰文讨论人类的永久和平与 “ 人人皆是目的 ” 的理

想社会。本部分第八章试图从哲理上讨论理想的人类经济制度究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第三章私有产权和市场制度为何成为主流的经济制度人类经济制度是一个始终动态演化的复杂体系。广义而言，制度涵盖人类一切典章文物。本书并不从如此广义角度讨论人类制度的演化规律，而是集中讨论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化规律。人类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制度规范（譬如税收和财政体制等）。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经济制度本质上只有三种安排：共有产权、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实际上，有史以来人类政治制度本质上也只有三种：古希腊 — 罗马式的共和制；皇权大一统的专制制度；现代民选共和制或民主制度。现实中的具体制度安排非常复杂，譬如，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共有、公有、私有产权往往同时存在，主流的制度安排则看每种产权制度成分所占的比重。每一种政治制度亦有多样变化，以现代民主制度为例，英国、美国、欧洲大陆、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具体安排有很多差异。当代人类的主流经济制度是以私有产权为内核或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人类始终在尝试不同的经济制度。远的不说，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就尝试了多种经济制度安排。概而言之，则是以私有产权为内核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以公有产权为内核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诞生之前，欧洲人均收入需要 630 年的漫长时间才能实现倍增。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兴起之后，人均收入倍增平均只需要 50~60 年。到 20 世纪末，美国平均每 40 年实现倍增，日本实现收入倍增平均则只需要 25 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伟大批评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所创造的 “ 庞大和广泛的生产能力超越以往一切时代所创造的总和 ”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什么能够创造比以往一切时代都要强大的生产力，能够创造比以往一切时代财富总和还要庞大的财富？从激励生产力增长和财富创造角度看，为什么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好的经济制度？这是经济学者争论长达数百年且必将继续争论下去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创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庞大的生产力和财富？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自私假设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答案。人性如此，别无选择。唯有保障私产方能促进人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从而推动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然而，人性自私假设算不上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论证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制度，我认为最具启发力的答案有三个，我将这三个答案概括为三个基本定律：其一是斯密 – 科斯定律。斯密《国富论》的基本主题是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分工的前提则是市场交换。斯密敏锐地认识到，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后世经济学者将斯密的两个开创性论断概括为斯密定律。阿林 · 扬、杨小凯、施蒂格勒等人继承和发扬了斯密 “ 市场交换促进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推动经济增长 ” 的伟大主题。科斯 1959 年的著名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与 1960 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珠联璧合，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经典。《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里有一句著名的话： “ 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 ” 张五常对此文推崇备至，认为那石破天惊的科斯定律就只是这一句话。将科斯的名言 “ 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 ” （科斯定律）和斯密的两大著名论断结合起来，就完整回答了为什么以私有产

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综合起来，吾名之曰 “ 斯密 — 科斯定律 ” 。其二是张五常弘扬光大的 “ 租值消散定律 ” 。租值消散的基本思想早已有之，然而，直到张五常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多篇经典文章问世（最重要的是 1974 年的《价格管制理论》和《合约的结构和非排他性资源理论》），租值消散定律才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定律。张五常以精彩绝伦的实证案例分析，雄辩地证明了在所有权利制度安排里，私有产权制度是资源租值消散最小的制度安排。简言之，租值消散定律的含义是：只要权利清楚界定，资源使用必定迈向租值消散最小的方向。其他一切制度安排的租值消散皆大于私有产权下的租值消散。是故，私有产权制度是促进资源最优配置或使用的经济制度，亦即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其三是熊彼特以卓越天才和毕生研究所致力阐扬的 “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 ，亦可称之为熊彼特定律。熊彼特以博大精深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无可辩驳地说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动力和增长源泉，创造性毁灭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主旋律。唯有妥善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才能激发出企业家的无限创造性和创新活力，私有产权则是个人基本权利和意志自由的根本保障。消灭私有产权必将消灭个人其他权利和意志自由，沦为集中计划经济和集权式控制的经济制度，人们潜在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必定被彻底消灭。熊彼特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证明私有产权的极端重要性，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表面上似乎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有擅长，实际上熊彼特是正话反说。他的基本主题是证明以消灭私有产权、市场竞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基本特征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本质上是行不通的。上述三个重要答案，最具吸引力的当然是熊彼特的答案。 21 世纪以来，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企业家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

唯有创新才是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二法门。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才是人类经济活动内在的推动力，创新是人类经济活动交响曲的主旋律，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伟大研究者和批评家熊彼特毕生研究的主题。熊彼特以深邃的历史研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总结出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创新、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动态演化、周期性波动或危机。我们今天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正是深受熊彼特的智慧启发。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非一个完善或完美的经济制度。尽管马克思盛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惊人财富，但其学术思想的深远影响力却主要来自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 罪恶 ” 一面的深刻剖析。马克思为人类经济制度提出的解决之道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或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随之消灭的当然还有市场机制和货币金融。深受马克思影响的熊彼特，学术思想的起点与马克思恰好相反。与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同样基于系统深刻的历史研究。熊彼特深刻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史无前例巨大财富的密码：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伟大活剧，他同样从正面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周期性波动或危机，即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动态机制的必然结果，亦是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信用创造等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熊彼特还用大量历史事实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辩护，他认为，多数人的贫穷并不是因为少数人的富裕，相反，唯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那些 “ 特殊人种 ” 亦即企业家的冒险和首创精神，才能创造新的企业、新的产业、新的财富、新的就业，从而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然而，即使如此，熊彼特同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满怀复杂情感。他厌恶商业活动的庸俗或势利，向往 “ 旧时代 ” 丰富的人文氛围和

艺术成就；他知道唯有创造性毁灭才能创造财富、推动增长，但同时它也会毁灭我们内心深处所珍视的人类价值；他知道贫穷必然导致灾难和不幸，也深知繁荣和富裕难以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和平和安宁。尤为重要的是，熊彼特深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没有什么机制确保财富为人人所共享，反而有许多制度或机制完全是 “ 劫贫济富 ” 。即使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亦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 “ 罪恶特征 ” ，譬如股神巴菲特就曾经坦承：那些低收入工薪阶层老老实实缴税，我们这些巨富却有许多途径逃税、避税或拒不缴税！熊彼特在他那部畅销不衰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 “ 无论如何，股票交易所永远也不是圣杯的替代品！ ”与熊彼特同年出生的另一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伟大思想者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怀有同样复杂的情感。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演化前景深表忧虑，根据他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走向衰退、停滞（熊彼特认为是凯恩斯先有这种悲观的世界观，然后才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理论分析）。《通论》里那些核心概念，诸如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等，都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走向衰退和停滞的内在力量。最令凯恩斯深感忧虑的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两个自身无法解决的天生顽疾：失业和贫富差距。这些悲观的论断或世界观正是凯恩斯力主政府干预的核心理由。与熊彼特以及许多 “ 旧时代 ” 出生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世俗气息和铜臭味深感厌恶，所以他预言或者相信人类终有一日会彻底解决经济问题，从而让所有人都能够从庸俗的物质利欲里解脱出来，专心从事哲学与艺术创造和享受。凯恩斯甚至给出了英国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年份，那就是 2030 年！因此，自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批评和谴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亦从来没有停止

过。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再到 21 世纪，世界各国有许多伟大的人文思想家，从英国的卡莱尔、美国的爱默生，到中国的辜鸿铭和法国的萨特，等等，无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降临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和人文价值的丧失。然而，批评归批评，谴责归谴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以它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威力征服了全人类。人们谴责、谩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又离不开它。这就是人类自身内在的根本矛盾，或者说，这就是人类自身的宿命。当然，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 21 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和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呈现 “ 革命即将爆发 ” 的态势。 21 世纪迅猛兴起的颜色革命、反全球化浪潮和反建制派政治潮流，根源正是各国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贫富悬殊、经济停滞和严重失业等问题。1. 参见 Thomas K. McCraw, 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How Entrepreneurs, Companies,and Countries Triumphed in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2. 张五常英语论文选 [M].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2005 ： .453–478,169–200.

第四章清教徒信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划时代变革，必定源自人类思想和信仰的划时代变革。人类思想和信仰的划时代变革，正是来自人心的创造性觉醒。马克斯 · 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总是能够引发思想者的浓厚兴趣和深刻思考，正是因为它所讨论的问题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个永恒主题，那就是思想和信仰的创造性觉醒必然引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反之，欲成就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划时代变革，首先必须引爆人类思想理念和信仰的划时代变革。这正是从人心的无限创造性视角来考察人类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动态演化。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重大学术问题。新教精神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兴起孰先孰后？是先有新教伦理后有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先有资本主义制度后有新教伦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精神源泉或价值源泉究竟来自哪里？此类问题有趣而重要，过去 100 多年来，参与研究辩论的重要思想家数之不尽，以马克思、沃纳 · 宋巴特、韦伯、理查德 ·H. 托尼、奈特等人最为著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先有经济基础后有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产生之后，才有宗教改革运动，随后诞生新教精神和伦理。韦伯则反马克思之道而行，主张宗教改革运动或新教精神和伦理首先兴起，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提供精神力量或伦理价值资源。宋巴特则认为二者关系纷繁复杂，难以用单边逻辑解释。托尼和奈特等人亦各有见解。然则韦伯那本小册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何以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百年来始终为学界所重视且津津乐道？此诚为一有趣之学术现象。一个基本的解释是，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或同意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皆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人们从心理上依然愿意相信某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力量或是最重要的原因。对重大历史现象任何四平八稳或面面俱到的解释当然不可能错（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对），然而人们依然愿意相信任何重大历史现象背后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秘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历久弥新，与其说是他找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兴起的真正原因，倒不如说是他的解释满足了人们对重大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 “ 独一无二的秘密 ” 的渴望或好奇心！没有谁能够否认，像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文明（对两个术语的定义就存在多种歧义）兴起这样重大的历史现象，必定是多重力量汇聚共生、相互作用、长期演化的结果。历史现象其实并没有某种 “ 独一无二的秘密 ”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各种复杂力量非线性动态演化的结果，经济现象尤其如此，这也是《新经济学》致力阐述的一个基本主题。单就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的兴起，我们能够列举出许多具有深刻说服力的重大原因。譬如，黑死病造成人均财富或人均资本的大幅提高；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和世俗欲望；欧洲城堡国家之间长年累月为了生存而展开的残酷竞争，譬如 14 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汉堡等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刺激出各种经济金融政策的创新；城市国家特殊的税收制度刺激出各种鼓励贸易和商业的优惠政策及金融货币创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地理大发现引发海外殖民浪潮和掠夺金银财富的疯狂冒险；美洲白银大规模流入西欧，导致物价飞

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革，并最终引爆深层次的制度调整和变革；白银大规模流入欧洲之后，频繁爆发的通货膨胀、汇率危机和金融危机迫使人们实施经济制度的全面改革；马基雅维利等政治思想家的创新思想激发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变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等等。上述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现象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皆能够被看作资本主义制度兴起背后的 “ 秘密 ” 。事实上，上述每一个现象与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间的关系，早就成为许多学术研究的主题。尽管如此，韦伯的学说依然值得高度重视。韦伯首先从一个重大历史现象入手。这个重大历史现象是什么呢？那就是在那些各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如欧洲和美国），清教徒竟然在所有重要领域占绝对多数，从商业领袖、金融大佬、高级技术工人，到受过良好技术教育和商业训练的普通员工，清教徒均占绝对多数！易言之，清教徒在获得或拥有资本、管理企业和贸易、获得高技术等级工种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人数占绝对多数。这当然是一个极其有趣和重要的经济历史现象。韦伯 100 多年以前观察到的这个重要现象，至今依然具有意义。如果今天我们对全世界的商业领袖和金融大鳄做个统计，那么清教徒或者像特朗普和班农所说的拥有 “ 犹太 — 基督价值观 ” 的人群占有多大比例呢？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和有趣的问题吗？韦伯的论文就是为了解释这个现象。韦伯还观察到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现象，那就是在最虔诚的基督徒里面，最杰出的清教徒代表人物或精神领袖人物，超高比例来自商业领域，尤其是许多最著名的和最狂热的虔信派教徒均来自商业领域。与此同时，最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理念和经营方式，与最狂热的宗教信仰和热忱极多紧密地融合于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身上。韦伯写作他的著名论文之时，不知是否详细研究过洛克菲勒。毫无疑问，洛克菲勒是最高级的经商天才和最狂热、最热忱的新教信仰最紧密融合之最高典范，以至于美国著名作家荣 · 切尔诺称韦伯的《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是一部 “ 洛克菲勒的精神发展史 ” ！经商才华和宗教热忱的完美融合，在加尔文派的清教徒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最为纯粹。韦伯特别提到法国新教中的胡格诺教派。在胡格诺教派中，僧侣和企业家所占比例出奇得高，贸易商人和高级工匠也非常多。西班牙人很早就注意到， “ 异教徒（意即荷兰的加尔文派教徒）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增长 ” 。重农学派经济学开山大师之一威廉 · 配第认为，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归功于清教徒。哥赛因认为， “ 加尔文派清教徒流浪者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 。法国和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完全得力于清教徒，奥地利甚至直接引进清教徒工匠或艺人。由此可知，新教信仰的传播和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确实有异常紧密的关系。众所周知，清教徒有许多派别，最主要的派别是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韦伯观察到，加尔文派清教徒最能体现他所说的 “ 资本主义精神 ” ，加尔文派新教徒最积极地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兴盛。欧洲、非洲、美洲的加尔文派新教徒皆如此。加尔文派清教徒又分为胡格诺派、门诺派、贵格会派、虔信派等。英国伟大诗人济慈亦观察到，加尔文派清教徒和经商才能具有最紧密联系。贵格会派和虔信派是英国和北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胡格诺派和门诺派则是德国和荷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门诺派教徒对产业和商业的发展如此重要，以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 · 威廉一世容忍门诺派教徒传播信仰，尽管门诺派教徒坚决拒绝服兵役。虔信派教徒身上同样强烈地体现了狂热宗教信仰和企业管理才能的完美结合。实际上，现代社会所谓的进步理念正是清教信仰创造出来的。人类之前没有什么进步和现代化的理念。清教徒坚信，坚韧不拔地努力工作就能够创造人间天堂。韦伯认为，社会进步的观念是晚期清教徒才发展出来的理念或信念。早期的清教创始人和思想家如路德、加尔文、诺克斯、弗埃特等皆没有社会进步的观念，直到孟德斯鸠才观察

到 “ 英国人在三个方面的进步走到了所有人的最前列：信仰的虔诚、商业的发达和政治的自由 ” 。韦伯相信，英国人（当然主要是指英国清教徒）在商业上取得的超越地位、在政治上提出的自由制度，与虔诚的清教信仰密不可分，甚至前两者应该完全归功于后者。既然如此，那么究竟什么是 “ 资本主义精神 ” 呢？韦伯以很长篇幅讨论了资本主义精神，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所谓精神，首先它是无法精确定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当代经济学者讨论经济制度，主要分析产权制度安排、合约选择、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法规等，这些极为重要的制度内涵 “ 看得见，摸得着 ” ，而制度的 “ 精神、思想或灵魂 ” 则 “ 看不见，摸不着 ” 。韦伯开宗明义地说 “ 资本主义精神 ” 无从定义，它不能凭空从我们的思维里创造出来，只能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综合和总结，我们只能从历史事实层层递进的解剖中，逐渐明白 “ 资本主义精神 ” 究竟有什么内涵。易言之，我们不能用逻辑概念来定义资本主义精神，只能用历史事实来描述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论文没有深入阐释这个问题，其实他已经触及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诸如精神、思想、文化、情感、品味、境界等，我们都知道它们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每个人的行为，然而，坚守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者却拒绝将上述因素纳入制度分析之中，因为实证科学方法论要求研究对象 “ 看得见，摸得着 ” ，最好能够被度量。当韦伯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精神起源时，他立刻就遇到了这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韦伯采取历史描述的方法。他引用本杰明 · 费迪南的财富或金钱宣言书，首先说明资本主义精神从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哲学或金钱信仰， “ 时间就是金钱 ” ， “ 信用就是金钱 ” ， “ 钱能生钱 ” ， “ 奢侈无度和无所事事是金钱的最大敌人 ” 。韦伯引用富兰克林的自传，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并非单纯是拼命赚钱的动机和技巧，

而是一种基本的伦理和生活方式。这种伦理态度和生活方式就是： “ 不遗余力地赚越来越多的钱，同时严格约束或禁止世俗或当下的生活享受。此种伦理精神没有丝毫的幸福或享乐思想掺杂其中。赚钱本身成为目的，成为纯粹的目的。尽可能赚越来越多的钱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它不再是一个附属手段，不再是满足个人物质享受的附属手段，它本身就是终极目的。 ”这难道不奇怪吗？从个人幸福角度或人生哲学角度来看，将赚钱当作 “ 人生的纯粹和终极目的 ” 不是非常荒谬或极端非理性吗？然而，韦伯肯定地说： “ 将人们惯常以为自然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从一个天真的视角看，确实是如此非理性，然而，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对于所有在非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影响下生活的人，这种伦理精神真是格格不入。 ” 不仅如此，这种伦理精神还被提升到宗教 “ 天职或召唤 ” 的角度，正如富兰克林所完美体现的一样： “ 赚钱本身成为一种美德，成为完美响应神圣召唤的具体体现，只要赚钱合法。 ” 韦伯认为， “ 将赚钱上升到一个人应尽义务或天职的高度，这种奇特的思想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和社会伦理最典型的特征，是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和社会伦理的基石 ” 。同样是赚钱，拼命地赚钱，资本主义精神主导的赚钱与其他经济制度下的赚钱到底有什么区别？韦伯用相当大的篇幅说明，毫无廉耻和贪婪无度的金钱追求与资本主义精神恰恰相反，甚至格格不入。他甚至宣称，被绝对毫无廉耻的自私自利和贪婪无度的赚钱欲望所主宰的国家，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资本阶级 –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普遍欠发达。他对比了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是被绝对贪婪的自私自利所主导的国家，德国则是由资本主义精神主导的国家。奉行绝对自由放任观念的劳动者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劳动者，奉行绝对贪婪自私的商人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商人。极度的贪婪和自私的历史与人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它们以千变万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血腥的海

盗、残酷的殖民掠夺、毫不留情的欺诈、赤裸裸的战争抢劫和分赃，如此等等毫无廉耻的财富掠夺和极端自私，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好相反，而恰恰与所谓的传统主义或传统理念紧密相连。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传统主义或传统理念也是无法定义的。韦伯亦是采取历史描述方法，先是描述传统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他以计件工资制为例，传统主义观念里的劳动者并不因为单位计件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劳动量，单位计件工资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实际工作量，因为劳动者并不以工资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现代经济学的假设），而是只在意获得他所习惯的工资。这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奇怪或非理性的行为（依照现代经济学家的看法，的确是非理性）。然而，假若我们没有接受现代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工资或劳动力的效用最大化），我们会觉得韦伯所描述的传统主义观念才是正常的人性。韦伯说： “ 人性并不注定人必然希望尽量赚更多的钱或越来越多的钱，他只想过那种他早已习惯的生活，他只希望赚取足以保证他正常生活的工资。 ” 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正是要完全颠覆这种传统主义理念，它必须通过增加劳动者的工作强度来提升生产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增加工资来刺激更多的劳动投入行不通，那么降低工资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呢？韦伯认为也不行。他的分析与后来大行其道的效率工资理论完全相同。 “ 低工资并不等同于廉价劳动力。 ”“ 即使纯粹从量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工资水平低于劳动者心理所预期的水平，那么劳动效率将随着工资的降低而下降，长期而言会造成某种不适者生存或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 ” 低工资会降低劳动效率、效果适得其反之现象，在那些需要技术工种、需要昂贵机器的工种、需要劳动者注意力高度集中或需要劳动者发挥创造性的产业或工厂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增加工资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降低工资也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呢？

韦伯给出颇为奇怪的结论。只有当劳动者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当劳动者将劳动本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当劳动者将劳动本身看作是一种天职或神圣召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颠覆传统思维、非常奇怪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并不以满足参与者的基本需求（资本家和劳动者是参与者）为目的，而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理性的精神和方法来追求最大利润，以系统的方法来追求最大利润。为达此目的，资本家或企业家就必须能够以尽可能精准的方法计算和调节生产成本。如果降低工资或提高工资皆不能改变劳动者的工作量、工作强度、技术能力和专注度，那么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无法依照利润最大化目标来计算和调节成本。依照韦伯的分析，传统劳动者只关注其基本需求的满足，其工作量或工作强度等并不随工资的降低或增加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成为可能，首先是劳动者的思想理念或观念态度必须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认为，正是宗教伦理（具体说就是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伦理或工作态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行其道扫除了障碍。韦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描述，充满着田园诗般的淳朴和浪漫： “ 上班时间非常适度，也就 5~6 个小时，有时还要少。繁忙的季节（每年也就一个季节），工作时间稍微长一点。收益也温和适度，足以支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方式就够了，年景好的时候还可以储蓄一点点。总体而言，竞争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好，大家对最基本的生意规矩有高度的认同。人们每天都能长时间去酒吧休闲，开怀畅饮，拥有亲密的朋友圈子，生活快乐、舒适、惬意。 ”奇怪的是，韦伯认为传统生产方式里的企业组织形态却是资本主义式的组织。 “ 组织形态在每一个方面都是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家的活动也具有纯粹商业性质；资本的运用和资本的周转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过程从客观方面看，从复式会计角度看，都是一种理性的生产方式。 ”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种生产方式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呢？韦伯说： “ 如果我们透视激励企业家的精神动机，那么上述企业依然是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商业活动：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利润率，传统的工作量，传统的劳动关系，传统的客户和吸引客户的方式。所有这些主导着商业或企业行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家或商人所生存或生活其中的氛围，是企业或商业行为之伦理基石。 ”那么传统生产方式怎么就演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呢？根据韦伯的说法，事情的发生似乎就是那么突然。到了某个时候，传统生产方式那种田园诗般的悠闲自得突然一夜之间被毁灭，而企业组织形态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相反，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就是某个原本属于传统企业经营领域的年轻人，忽然间异军突起，开始快速地改变了一切：劳动雇佣方式、生产管理方式、市场营销方式、盈利计算方式。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企业经营目的本身。简言之， “ 理性 ” 的经营模式开始成为所有企业经营的主导模式，凡是不遵从理性经营模式的企业家将不得不退出舞台。毫不留情的激烈竞争摧毁了田园诗般的悠闲自在，赚来的钱不再简单放贷出去获得利息，而是持续不断地进行再投资；古老的舒适和惬意生活方式被永不停息的辛勤工作和勤俭克制所取代，那些坚守此原则的企业家跃居到商业领域之巅，那些依然希望固守古老生活方式之人则被迫节制消费，甚至被迫退出商业战场。如此突变是如何发生的？是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的结果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生产形态的演化 —— 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 —— 与资本积累规模有密切关系，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资本积累的动机则是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渴望或动机。韦伯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 “ 是一种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挥作用。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本源泉或推动力量不是资本积累的规模或数量。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资本主义精神

力量所到之处，它为自己开辟道路，创造出资本和货币供应量为自己所用。历史过程就是如此，而不是相反。 ”既然如此，传统生产方式怎么被打破、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了呢？与熊彼特一样，韦伯同样强调企业家的关键作用。传统生产和经营方式演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起关键作用者正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韦伯热情讴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 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绝非一马平川。他们必须面对怀疑、敌视、仇恨，尤其是道德层面的愤怒。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要面临滚滚而来的反对浪潮。就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案例来说，人们编造了许许多多莫须有的故事来抹黑企业家的历史。我们非常容易忽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唯有具备非凡而坚强的意志和品格，企业家才不会丧失自我控制的定力，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绕过道德和经济上必将遭遇的各种险滩和旋涡。企业家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清晰洞察力和立即付诸行动的决断力，而且远为重要的是，他必须拥有高度发达的伦理品行和沉稳笃定的个人素养，唯其如此，企业家才能赢得客户和雇员的信赖，而信赖对于企业家获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唯其如此，企业家才能战胜无穷无尽的困难，跨越无穷无尽的障碍。尤其是，唯其如此，企业家才能迎接无休无止高强度工作的巨大挑战，舍此别无他途。这正是现代企业家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然而，现代企业家所需要具备的伦理素质与传统经济形态下商人所需要具备的伦理素质却迥然不同。 ”这样的企业家一般而言来自何处呢？他们是如何诞生的呢？韦伯说，那些胆大妄为、毫无道德底线的投机者和冒险家，那些声名煊赫的金融家，都不属于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之列。相反，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往往是 “ 英雄起于草莽之中 ” ，他们毕业于 “ 充满艰难困苦的生活大学 ” ，他们敢于冒险却又精于计算，他们热情冲动却又

诚实可靠，他们精明狡黠却又全心全意，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忠贞不渝，严格遵守着资产阶级的观念和原则。韦伯似乎将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理想化了。确实，他宣称：理想的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不是那些仅仅追求财富并希望以此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之人，亦不是那些大庄园主或土地贵族的后人。理想的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与那些精致的投机钻营，希望出人头地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他们尽力杜绝一切炫耀式的和不必要的消费，他们绝不以享受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为乐事，他们甚至因为自己获得社会的称颂和荣耀而感到难堪。他们生活方式的独特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们的自我克制和勤俭节约，正如本杰明 · 富兰克林始终布道的那样。富兰克林是韦伯论文中反复提到的人物，是清教徒资本主义的精神化身。易言之，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拥有一种谦逊自制的品德，甚至是一种比富兰克林所倡导的还要诚实质朴的谦逊和自制。 “ 他从不为某种个人目的挥霍财富，赚钱本身就是目的。 ” 这听起来匪夷所思甚至荒唐透顶，但恰恰就是韦伯所要致力考察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赚钱本身成为目的，赚钱成为人生天职，甚至成为上帝的神圣召唤。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人会觉得这种想法是如此奇特、神秘、难以理解、毫无意义甚至令人鄙视。古往今来，有哪个宗教教义和思想流派曾经倡导人类将赚钱作为毕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呢？有谁曾经倡导人们带着无数的金钱财富走进坟墓呢？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必然是一种充满铜臭味的异端邪说！然而，韦伯却坚定地认为此种 “ 异端邪说 ” 恰恰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太需要这种精神了，资本主义企业家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赚钱的事业之中，将赚钱看作是上帝的神圣召唤，是人生的天职。这种伦理态度和精神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联系是如此紧

密，对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成功是如此重要，以至此种奇特的伦理精神和态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竞争取胜的必要条件。到了当代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如此伦理精神和态度早已渗透到经济体系的每一个毛孔。它不再是难以理解和奇特怪异的异端邪说，而是被公认的常识性理念，是人们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自然结果。社会已经习惯这种伦理精神和态度，人们甚至已经忘记它与宗教还有任何联系，人们反对宗教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认为它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同样毫无道理。凡是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人注定要失败，至少是难以兴旺发达。人类思想和经济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总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种新的思想理念和伦理精神催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主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反过来就塑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伦理精神。前者看似是精神决定物质，后者看似是物质决定精神，前者是唯心论，后者是唯物论。其实精神与物质、唯心和唯物永远处于一个辩证的动态转化过程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几百年的演变历史表明，以神圣天职、上帝召唤、勤俭克制为基本特征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催生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结果必定会走向其反面，拼命赚钱必然伴随着奢侈无度的物质享乐，勤俭克制让位于炫富斗富。到 20 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学者索尔斯坦 · 维布伦以 “ 炫耀性消费 ” 来刻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 强盗大亨 ” 成为毫无道德底线的资本家的代名词，以清教精神为立身之本的洛克菲勒甚至被很多美国人看作 “ 恶魔 ” 的化身。人类思想理念和现实制度的演变永远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当然，韦伯的任务不是去系统研究思想理念和经济制度的辩证演变历史，他主要致力探索如此奇怪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尤其是 “ 赚钱成为一种神圣的天职，成为一种神圣召唤 ” 之奇特观念是如何兴起的。纵观历史，在漫长的时代里，即使是欧洲商业和金融最发达的地区

—— 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德国的汉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 尽管出于政治的需要，天主教教会经常与大金融家和贸易商结盟，天主教会对毫无节制的赚钱活动或动机总是持敌视和怀疑的态度，顶多也只是勉强容忍。任何读过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的人，都能够知晓那个时代人们对商人的轻蔑和敌视态度。资本主义伦理精神 ——“ 赚钱本身就是目的，赚钱是一种神圣天职，赚钱是上帝的神圣召唤 ”—— 与整个时代的伦理精神和感情格格不入。最宽容的教会及宗教人士也只是将赚钱看作是一种生活所必需的工作，决不能容忍将赚钱本身当作最终目的，更别提赚钱是人生的天职和上帝的神圣召唤。当时天主教依然主导多数欧洲地区，即使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意大利城市国家（譬如 14 世纪和 15 世纪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像富兰克林所象征的清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异端邪说，它们对灵魂的救赎绝对有害。欧洲金融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顶多也只是比较容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理念和伦理态度。韦伯指出一个令人惊异的历史事实，以证明对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起源的唯物主义解释站不住脚。这个历史事实就是：在 14 世纪和 15世纪，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即佛罗伦萨那里，富兰克林所象征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理念和伦理态度从未发展起来，而是被普遍认为不合情理、不可思议。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背后如此奇特的文化精神和社会伦理，既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形成之后才产生的（此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亦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继续存在和兴旺发达的前提条件。依照韦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成为一个无比复杂和庞大的 “ 宇宙 ” ，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已经无法改变或逃避它，只能适应它，遵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规则以获得生存和发展，违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规则的企业家和劳动者必将被淘汰。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的 “ 奇迹 ” 的惊叹堪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著名赞叹。

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背后的新教精神究竟有哪些奇特之处？它与古往今来人类其他宗教教义或教诲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本杰明 · 富兰克林显著地体现了这种精神。美国历史上有数不尽的清教徒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时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富兰克林是第一个真正的 “ 美国人 ” ，他是清教精神所孕育和创造出来的美国精神的化身。富兰克林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 17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为了逃脱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迫害清教徒而移民到波士顿的，祖父辈和父母辈都是虔诚的清教徒。移民到波士顿并赢得宗教自由之后，富兰克林的先辈们就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坚韧的努力去追求财富，以赢得经济自由和富裕繁荣。富兰克林在其著名的《穷理查年鉴》一书中写道： “ 勤奋工作和勤俭持家就是获得财富的不二法门，也是坚守道德的不二法门。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将财富视为罪恶的渊薮，将财富视为与道德格格不入。耶稣著名的警告是：让富人进入天堂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基督教对借贷收息的严格禁令长达千年以上，但丁《神曲》里的第八层地狱专为高利贷者准备；伊斯兰教同样反对高利贷；儒家数千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财富和道德对立的思维传统， “ 为富不仁 ” 的说法由来已久。清教精神的本质就是将财富和道德的对立关系颠倒过来，明确宣告财富与道德并不冲突，财富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并不冲突。相反，清教徒对罗马天主教会僧侣的古老信仰非常不屑。僧侣们坚信，要想获得神圣，就必须从世俗的经济牵扯中完全脱离出来。清教徒则坚信，勤奋工作和努力致富既是神圣的使命又是世俗的需要。清教徒相信追求物质财富和超物质的神圣信仰并不矛盾和冲突。相反，赚钱是为上帝争光的正确途径。正如公理会传教士克腾 · 马克在《基督徒的神圣天职》所说： “ 基督徒必须寻找到一个值得终生奉献的职业，唯有如此，他才能通过为他人贡献益处，从而为上帝争光，与此同时，别人亦为

他做出贡献。 ” 对那些在世俗事业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上帝总是露出慈祥的微笑。正如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所说： “ 天助自助者。 ”现代美国的真正起点是马萨诸塞湾区的殖民地，该殖民地由著名的早期殖民者和清教徒约翰 · 温德罗普创建，早期美国殖民者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向蛮荒之地进发，生存和发财致富的动机与追求宗教自由的动机同样强烈。马萨诸塞湾区殖民地既是一项特许经营的投资工程，又是温德罗普心目中的 “ 山巅之城 ” ；既是美国物质财富的发祥地，也是美国精神的发祥地。早期清教徒从来没有想到要将宗教信仰的动机与世俗事业的动机区分开来。早期清教徒给美国精神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就是清教伦理，其中最重要的教义就是：宗教自由和经济自由密不可分，创办企业就是德行和信仰的体现，财富或金钱事业的成功一点也不会影响灵魂得到救赎。虽然韦伯的理论并不能完整地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兴起，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美国的勃兴和发扬光大。因为，美国的的确确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一个清教徒移民历经数百年艰辛建立起来的伟大国家。很多人都会相信，美国的伟大来自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则来自清教精神或信念。正因为此，我们亦值得深入研究韦伯的学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道： “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富兰克林出生之地（马萨诸塞），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诞生之前，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早已存在。甚至早在 1632 年，人们就有抱怨，说新英格兰地区弥漫着一种精于计算、追求利润的奇怪氛围，与其他殖民地区格格不入。后来成为美国南部各州的其他早期殖民地，尽管是由大资本家为盈利目的所开辟，与英格兰地区相比，资本主义发达程度却要低得多。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则是由传教士和神学院毕业生所创办，小资产阶级、手工艺者和自耕农是主要从业者。追求宗教自由是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创办动机。这个案例里，逻辑因果关系与唯物主义观点所设想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过来。 ”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经营方式的定义或阐释，与当代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相当不同。当代经济学者重点强调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特征，韦伯则重点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经营方式的 “ 理性特征 ” 。韦伯认为，贪婪的逐利动机或行动绝非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相反，对逐利动机或行动的 “ 理性约束 ” 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的理性特征主要是以 “ 理性的 ” 方式计算资本的盈利能力，并以理性方式运用资本获得最大盈利。韦伯特别强调资产负债表管理。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出版《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典型特征就是所谓的 “ 数目字管理 ” 。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与韦伯的理性精神异曲同工。依照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 “ 理性 ” 的经济制度。理性究竟是什么意思？韦伯心目中的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如下结构性制度共同构成：其一是商业或企业与家庭分开（即企业不再是家庭作坊），其二是法律上与个人财产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即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其三是复试会计记账法或资产负债表管理，其四是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劳动市场或组织。韦伯特别强调自由劳动力市场或组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没有自由劳动者的市场或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其他三个 “ 理性特征 ” ，尤其是收入、成本、利润的精确核算，都不可能存在。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自由劳动者的市场或组织，才有了现代公民的概念，才有了资产阶级的概念，才有了无产阶级的概念。掌管或拥有现代大型企业或公司的企业家与赚取工资的自由劳动者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典型特征。这个结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剖析异曲同工。马克思和韦伯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已经过去了 100 多年，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人类经济制度最根本的矛盾还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体现为全球性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

因此，韦伯认为，从人类文明或文化通史的角度，甚至从纯粹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起源，核心问题并不是考察那些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譬如为盈利而从事贸易和战争冒险，从事政治和管理活动等），而是考察那个冷静严酷的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是如何起源的，考察此问题必须同时考察自由劳动者市场或组织是如何起源的。具体地说，就是考察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特殊的性格或精神是如何起源的，资产阶级的起源与自由劳动者的组织或市场密不可分（二者当然不是一回事）。韦伯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奇特的新阶级诞生之后，才有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诞生。韦伯的基本逻辑是，他首先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作是整个西欧社会走向理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心目中的理性社会或理性文明包括科学、神学、医学、历史学、法学、音乐、建筑、印刷和现代新闻出版业、政治学和现代公民社会、政府和各种组织的管理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整个西欧社会迈向理性时代的滚滚洪流或全景式的时代面貌，经济层面的理性主义则是时代洪流的一个分支，是时代图画里的一种色彩。韦伯认为，上述各个领域的理性主义可能是互为因果的，譬如为了解释艺术、科学、政治、管理领域的理性主义，人们可能会以经济上的理性主义为原因，然而，反方向的逻辑关系同样成立。经济上的理性主义亦可能来自艺术、宗教、科学、政治、管理领域的理性主义。所以韦伯认为所有领域的理性主义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解释，那就是从人的行为方式或行为动机上去寻找西欧社会整体迈向理性主义的根源。那么，什么决定人的行为方式或行为动机呢？那就是人们的伦理观念或道德规范（尤其是有关义务和责任的观念）。什么决定人们的伦理规范或道德观念呢？那就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韦伯将神秘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分开说，探求宗教力量如何影响人们的伦理观念，尤其是如何影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精神氛围，就是韦伯

的 “ 宗教社会学 ” 的核心课题，也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心主题。究竟是新教信仰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了新教信仰？或者一般而言，究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精神思想），还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精神思想）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制度或财富积累）？从经验科学的角度或者从寻找历史证据的角度，我们皆可找到支持两个逻辑方向的大量证据。因此，从经验科学角度，我们无法找到人类社会演变的内在规律，所谓经验规律都是不确定的或者只是暂时的普遍性，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性或绝对的普遍性。唯有超越的理性思维或纯粹理性思维才能洞见绝对真理或绝对的普遍性。从超越的理性思维或纯粹理性思维角度来考察，我们当然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是人的思想或精神决定了世间的一切，是人类心灵独特的超越的创造性创造了一切，世间一切皆是人类精神或心灵的表象或创造物。人们当然可以问：那么人的思想或精神又来自何处呢？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是因为人们很容易相信，人的思想或精神力量不能凭空而起。然而，就改变人类历史的许多原创性思想而言，我们很难将其归因于某种现实的物质力量。许多伟大思想家或精神启蒙者将自己的灵光一闪归因于 “ 天启 ”“ 顿悟 ” 或某种神秘的力量。人心或人性内在的创造性如天马行空，难以捉摸。宗教或神秘力量的神奇之处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内在动力，它反过来刺激或启发无数人的心灵，唤醒无数人内在的精神动力。人心内在的创造性觉醒才是划时代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这正是我们从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视角考察人类制度演化需要明确的第一要义。

第五章清教徒信仰和美国的崛起世间一切皆是人类精神的创造，即人心内在的道德（精神）创造性和知识（物质）创造性的产物。一切物质文明如此，一切精神文明亦如此。政治经济制度是所有人类精神创造物里最能彰显人类精神本质者，亦即人类精神之化身。任何政治经济制度皆是某种精神或思想或哲学之具象化。是故从大历史角度考察人类经济制度之演化，最佳途径必定是考察人类精神或思想或哲学（政治哲学）之演化。黑格尔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精神现象学》即是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整个人类发展历史。黑格尔将全部人类历史理解为人类精神或人类心灵内在发展或演化历程的外在化，即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精神或人类心灵内在原则的具象化或具体的彰显。黑格尔从人类精神或人类心灵内在辩证发展的角度考察人类理性、知识、宗教的发展历程，我们则从人心内在创造性角度考察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尤其是大历史角度的经济现象。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化就是大历史角度的人类精神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和均衡分析根本无法把握大历史角度的人类制度演化或变迁。法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德日进（ Teilhard deChardin ， 1881—1955 ）的思想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德日进正是从精神的创造力角度来理解和考察人的进化历程。依照德日进的思想，所谓精神，就是整个物质内部所具有的活力，他称之为内能。宇宙间的一切物质的运动或演化，从一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服从一条伟大的生物复杂化规律，这个生物演化复杂化规律的内在原因或内在动力就是精神或内能。人的意识、精神即人心内在的

动力，也就是一切物质演化得以展开的合成能力和组织能力。一旦内在精神或内能启动，宇宙间物质那不可逆转的复杂演化过程就开始了。精神或内能正是宇宙进程的根本动力，生命的本质就是这种精神或内能。正是这种生命内在的精神能量，决定了宇宙或世间一切典章文物的演化方向。德日进所说的精神能量或内能，正是我们所弘扬的人心内在的道德（精神）创造性和知识（物质）创造性。我们今天正是从道德或精神创造性角度来考察人类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化或变迁。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化或变迁，正是人类精神或心灵的内在创造性转化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典型。具体而言，这种精神或心灵的创造性就是新教精神的创造性觉醒。新教改革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同样，美国的建国和迅猛崛起亦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是一个由清教徒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国家，是一个清教主义理念之国，也是一个清教主义理想之国。这大概是对美国短短数百年历史最简洁的概括了。直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地缘政治上，她与亚洲相隔浩瀚的太平洋，与欧洲相隔辽阔的大西洋，北边是血脉文化大体相同的加拿大，南部没有任何国家足以构成对美国的挑战。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美国这样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经济上，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削弱她的相对实力；金融上，美国是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全球金融支付和结算体系。文化上，美国是全球主要的文化产品出口大国，美国所宣扬和主张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对全球许多人具有巨大吸引力。尽管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些背离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或封闭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美国依然是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最多的国家，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最好的科技研究机构、

最强大的跨国公司。尤其重要的是，美国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颠覆性创新圣地 —— 硅谷。所有这一切，皆如磁石般吸引着无数研究者。美国如何做到这一切？ 400 多年前的蛮荒之地， 200 多年前建国时人口不足 400 万，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谈不上任何金融，连独立的货币也没有，为什么短短百年时间就超越欧洲诸国，超越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霸权国家？美国的崛起绝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是偶然。美国奇迹的背后是美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制度背后则是思想理念和精神信仰。对于任何关心人类过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人来说，美国的 “ 制度秘密 ” 一直是一个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话题。正如本章开篇所说，美国是新教信仰的产物。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诞生与新教信仰之间的紧密联系。霍博兄弟在《清教徒的礼物》里写道： “ 一个半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问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谁先出现的，清教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至少有四个相互冲突的答案。 19 世纪中叶的卡尔 · 马克思及其合作者兼资助者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认为，清教主义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 —— 换句话说，清教主义比资本主义后出现。对比之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4 ）及其弟子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1926 ）中论证说，事实完全相反 ——清教主义先出现，刺激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发生了随后的变化。第三个观点是休 · 特雷弗 – 罗珀在一次讲座中提出的，戴尔麦 · 麦库洛克在权威著作《改革： 1490—1700 》中重申了这个观点。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怀疑两者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是也都没完全否认两者的联系。后来，罗德尼 · 斯塔克在《理智的胜利》（The Victory of Reason）中论证说，资本主义的出现远远早于新教主义，资本主义起源于中世纪天主教伦理对 ‘ 理智 ’ 的日益关注。 ”

然而，霍博兄弟认为，美国的起源和清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毋庸置疑。他们明确指出： “ 在美国，它们（指清教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 ”霍博兄弟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清教主义的本质特征。清教徒的精神理念和高远理想催生和激励了 17 世纪早期清教徒成功地移民美国，催生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催生了美国第一家工厂（清教徒大移民领导者约翰 · 温思罗普的儿子所创建的工厂），催生了美国第一所以技术为核心的学院（西点军校）以及随后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的各种理工学院，激励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和建国理想的诞生，催生了美国独创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以上多种力量相互影响和加强，终于导致美国工业革命和管理革命的发生，亦即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现代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美国正是由此成为世界最强工业国和最大经济体。它创造出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总体上是良性的人类文明社会，即以私有产权、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为三大支柱的文明社会，并矢志将这种理想信念推广到全世界。清教徒精神开启美国传奇17 世纪中期，著名的清教徒温思罗普领导马萨诸塞湾公司所开辟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是现代美国的发源地，是现代美国精神的 “ 第一颗种子 ” 。紧接着，大量贵格会信徒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地区，震教徒和摩门教徒开始向美国中、西、南部进发，开启了清教徒全面 “ 征服 ” 美国大陆的伟大征程。《清教徒的礼物》中写道： “ 如果有个社会称得上系统，那就是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它是根据清教徒的 ‘ 蓝图 ’ 筹划与创建的。它建在

一片崭新的空地上，那里以前荒无人烟，所以没人对其建立原则指手画脚。它各方面的设计都服从一个目的：创建新耶路撒冷，即温斯罗普总督所说的 ‘ 山巅之城 ’ 。温斯罗普所带远征队首次定居的地方叫撒冷，这个名字是一个较早到那里的移民取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严苛的清教观念变温和了，然而整合了加尔文主义工作伦理和节俭习惯的系统方法传遍了全国。它为创建美国管理黄金时代的典型制造公司以及其他性质的公司，甚至其他性质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 传统美国社会，特别是但不只是新英格兰，具有四个紧密相连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代，影响着大部分美国公民的价值观。它们分别是：人生目标不管多么模糊，归根到底都是建造人间天国（ King of Heaven on Earth ）的坚定信念；拥有机械天赋、喜欢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观念；能够根据大大小小的目的协调各种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殖民地的清教主义密切相关。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教徒为了理解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高远理想如何创造出一个完全崭新的国家，我们先简要列举一下美国历史上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清教主义者，看看他们对美国历史有着怎样巨大和深远的影响。约翰 · 温思罗普（ 1588—1649 ）： 17 世纪著名的清教徒大移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创建人、首任总督。堪称现代美国拓荒者的典型代表。小温思罗普（ 1606—1676 ）：温思罗普的儿子，美国第一家工厂的创办人，第一个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美国人，担任康涅狄格州州长长达 30 年，他还是首次观察到木卫五号的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清教徒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精神。

本杰明 · 富兰克林（ 1706—1790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和全能人物之一，美国开国元勋，身兼实业家、发明家、科学家、文学家、出版商、政治家和外交家多种身份，被誉为清教徒精神理念和行为典范的化身。他的《穷理查年鉴》是清教精神理念的宣言书，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励志著作之一。托马斯 · 杰斐逊（ 1743—1826 ）：《独立宣言》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政治哲学家、外交家和收藏家，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历史上最博学的人物之一。托马斯 · 潘恩（ 1737—1809 ）：《常识》作者，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罗斯维尔 · 李上校：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厂长（ 1815—1833 ），现代美国制造业系统的主要奠基人。《清教徒的礼物》如此描述这个人： “ 传统的清教观念加上法国技术的影响，打开了美国制造系统的形成之路。美国制造系统在 1851 年伦敦世博会上让英国公众羡慕不已，在 19 世纪最后三十几年引发了第二次（或者美国）工业革命。谁是打造美国制造系统的主要功臣？历史学家认为当属陆军军官罗斯维尔 · 李上校。 ”丹尼尔 · 麦卡勒姆（ 1815—1878 ）：至死严格遵守清教教义的极端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美国纽约 – 伊铁公司总经理，现代 M 型公司架构的发明者，开美国现代大公司管理之先河。他开创的 M 型公司架构和管理原则经由亨利、普尔（美国早期著名的商业期刊编辑之一，也是当今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创始人亨利 · 瓦纳姆 · 普尔的父亲）的宣传和弘扬，成为后来美国管理革命时代（钱德勒所系统研究的美国管理革命或管理资本主义时代）管理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杜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宝洁、丰田等众多公司的管理哲学和组织架构。安德鲁 · 卡内基（ 1835—1919 ）：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美国现代钢铁业的主要开拓者。他将一条清教信仰带进了钢铁业，这条清教信

仰是这样说的： “ 他是所有文明的受托人之一，得到了加尔文的认可和庇护。 ”洛克菲勒（ 1839—1937 ）：石油大王、世界首富、美国企业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最狂热的贵格会教徒。《洛克菲勒传》的作者荣 · 切尔诺如此评说洛克菲勒： “ 洛克菲勒的一生如此完美地体现了清教主义的伦理观念，以至马克斯 ·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简直就是提前为洛克菲勒写好的精神发展史。 ”弗雷德里克 · 泰勒（ 1856—1915 ）：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他提出的科学管理原则对后世管理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根据《清教徒的礼物》一书作者霍博兄弟的分析，泰勒的影响总体而言是负面的，尤其是 20世纪后期新泰勒主义兴起之后， “ 专家崇拜 ” 泛滥成灾，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逐渐衰落的关键原因。泰勒不是一个典型或模范的清教徒，他身上至多体现了清教徒四个特点中的一个，即第二个：拥有机械天赋、喜欢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清教徒的另外三个特点，泰勒身上一点也没有，他并没有充分体现建造人间天国的伟大理想。尽管他是伟大的工厂改革家，却严重缺乏管理人的能力，同时他还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管理思想和实务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皮埃尔 · 杜邦（ 1870—1954 ）：伟大的杜邦家族最著名的成员，美国和世界现代大型制造公司之父，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创始人。他不仅将杜邦公司从一个家族小企业改造成为现代大型制造企业的典范，而且令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起死回生，将其改造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企业。钱德勒的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即以杜邦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钱德勒和斯蒂芬 · 索尔兹伯里还合著了《皮埃尔杜邦和现代企业的创建》。顺便说一句，钱德勒本人就是杜邦家族的养子，钱德勒因此获得研究美国现代大型公司起源的第一手材料和真切实感。

《清教徒的礼物》一书作者霍博兄弟认为，皮埃尔 · 杜邦身上不仅完美体现了清教徒的四个特点，还体现了源自法国的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伟大传统。正因为如此，皮埃尔杜邦开了美国公司设立大型综合性内部研究所的伟大先例。19 世纪末期，杜邦就在公司内部设立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一体的企业研究所。杜邦公司研究所最著名的成果就是发明合成橡胶和尼龙，这两种产品（尤其是尼龙）改变了全世界化工行业的面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杜邦公司的内部研究所为众多美国现代企业所效仿，包括通用电气著名的魔法屋以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创立的贝尔实验室。拉里 · 佩奇和谢尔盖 · 布林：谷歌公司创始人。他们为谷歌公司确立的基本理念是 “ 不作恶 ” 。他们深受清教徒理想主义的鼓舞，希望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美国？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美国，主要源自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厂长、清教徒罗斯维尔 · 李的开拓性贡献。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的开拓性贡献就是发明了 “ 美国制造系统 ” 。所谓美国制造系统，就是制造业实现零部件的完全互换性。只有实现零部件的完全互换性，才能实现真正的流水线和批量生产，现代工业革命（主要源头是制造业革命）才开始出现。艾尔弗雷德 ·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所研究的 “ 美国企业管理革命 ” 肇始于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钱德勒对美国企业管理革命或工业革命的定义是大规模生产加大规模营销，起点就是以零部件完全互换为核心的现代制造系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就是 “ 美国制造系统 ” 的成功扩展，扩展到几乎所有行业。美国制造系统的核心是零部件的可互换性。

霍博兄弟认为： “ 实现可替换性，对制造业乃至整个人类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人们可以把生产备用的零部件储存起来，这意味着各地使用的机器不用工匠就能维修。这是个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当机器的使用场所与制造场所相隔几千英里之时。其次，这也为后来的 ‘ 批量生产 ’ 打开了大门，而批量生产就是首先制造几千个相同零部件，然后在（也可以不在）正式 ‘ 流水作业线 ’ 上组装成机器或消费品。最后，批量生产为大众市场的创建提供了条件，而大众市场则相应地需要并依赖大规模分销和广告。 1880 年之后的几十年，美国制造系统蓬勃发展，史称第二次（或者美国）工业革命。”美国工业革命时代有许多著名的发明者和伟大工匠，他们都是信奉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清教徒。如麦克 · 克米克和他的收割机，固特异和他发明的橡胶鞋，埃利亚斯 · 豪和他发明的缝纫机，莫尔斯和他发明的莫尔斯电报码，等等。早在英国内战（ 1642—1651 ）期间，保皇党人曾经轻蔑地称呼清教徒为 “ 乔纳森大哥 ”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官用 “ 乔纳森大哥 ” 称呼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人，从此清教徒象征着清教文化，而美国制造系统则是清教文化的表现和结果。工业革命的两个著名产品 ——火车头和蒸汽船 —— 干脆以乔纳森命名。霍博兄弟说： “‘ 乔纳森大哥 ’ 火车头问世不过 30 多年后的 1865 年，一艘名为 ‘S. S. 乔纳森大哥 ’ 的明轮蒸汽机船撞上了旧金山附近的圣乔治礁， 200 名乘客以及无数金币（这些金币来自当时的加州淘金热）大都沉入水底；大约就是这个时期，乔纳森大哥的原型莫名其妙地从美国公众的意识中消失了。（有人说它被山姆大叔取代了，不过这个说法不可全信；尽管都由同一卡通形象代表，但是山姆大叔指代联邦政府，而非美国平民。）然而，乔纳森象征的清教精神没有与名字一起消亡。它继续在美国存续繁荣了 100 年，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今天它在日本、东亚、中国获得重生，推动着第三次工业革命。 ”

美国制造系统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演变有非常清晰的路径。首先出现的是兵工厂，可互换零配件生产系统首先由兵工厂发明。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首先实现了部分零配件可互换性，然后就是火车头的改进（乔纳森火车头），紧接着是大型铁路公司的兴起和 M 型公司组织结构的出现。铁路公司对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制造业有什么影响？答案分两个方面。第一，铁路公司实现了大规模配送。美国制造系统虽然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为第二次或美国工业革命提供了条件，但是光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还要有迅速、安全、廉价的配送。第二个条件的满足，得益于铁路运输的发展以及刚刚问世的电报。第二，铁路公司作为美国第一批大公司，为后来的制造业公司提供了榜样。这些制造业大公司还按照产品类别设立了多个分公司，成为后来全球企业组织结构的范本。美国在 1850 年之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管理变革，逐渐汇聚、演化、融合、酝酿、创新，最终创造出美国管理的黄金时代（ 1920—1970 年）。美国管理的黄金时代正是美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工业能力、综合国力迅猛跃居全球巅峰的时期。管理黄金时代的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里皆执世界之牛耳，这是世界历史所罕见的。美国先后赢得两次世界大战，随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赢得与苏联的冷战，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科技、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拥有全球黄金储备的 90% ，工业生产的 75% ，GDP 占全球 GDP 一半以上，美国科学家几乎垄断了全球顶级科学大奖（譬如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茨奖等）。美国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通过援助和支持欧洲和日本的复兴，迅速传遍全世界。美国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几乎所有学者的理论和学说皆为全世界竞相学习或效仿，这也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罕见的。美国管理的黄金时代，亦正是美国全面重塑全球经济、金融和产业规则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爆发，彻底摧毁了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英镑国际货币和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战后英国试图求助美国以恢复金本位制，结果一败涂地。美元取代英镑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只不过从法律意义上确认了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早已发生的历史性大变局，为美元登上皇冠之巅正式加冕。《布雷顿森林协议》所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以及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决定的世界贸易规则，构成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三大支柱。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完整地、全面地主导了全球的经济、金融、政治、外交和军事秩序，尽管当时有以苏联和中国为主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美国的主导地位依然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这一切的基础就是美国制造业、工业和经济的全面崛起，尤其是美国现代制造业大型公司的崛起。美国管理黄金时代由两大相互刺激、相互促进的重大创新所造就。一是铁路、电报、电话、电力、重化工（石油）、钢铁、汽车、飞机、造船、先进军事武器以及重大民用消费科技的突破，它们发端于罗斯维尔 · 李所领导的马萨诸塞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经过乔纳森火车头的技术革新，逐渐实现了机械制造领域的零配件完全互换，零配件完全互换为大规模生产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零配件互换和流水线生产的巅峰标志就是福特的 T 型汽车生产线。二是企业管理结构或制度结构以及管理理念的革命性变化。钱德勒《看得见的手》雄辩地证明，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带来了管理结构的革命性创新，亦即现代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零配件互换和流水线生产为大规模生产铺平道路，大规模生产必然需要大规模营销，大规模营销则需要铁路运输的大规模普及。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营销则必然要求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突破传统家族小企业的格局，以中层管理为核心创新的新型企业结构和管理结构应运而生。按照钱德勒的精辟分析，管理结构和组织结构创新的本质就是企业内部

的管理协调或行政协调替代了市场之手的价格协调机制，组织管理的看得见的手替代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以多部门、多职能、多层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大型企业或公司由此诞生。与此同时，大型企业或公司能够创造数十亿乃至数百亿（今天是数千亿）美元的收入，从而能够斥巨资设立企业内部的研究所，从事理论型和应用型研究，从而进一步带动科学技术的突破。科学技术的突破当然有许多不同的源流，甚至有许多科技突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然而，现代大型公司或企业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展。由此我们看到美国管理黄金时代所展示的一个异常精彩和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够或必然相互刺激、相互促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相互刺激和相互促进，实际上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旋律或关键力量。这一切能够发生的终极根源，就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清教主义精神。1.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18–19.2.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19.3.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71.4.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 7.5.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63.6.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73.7.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79–80.

第六章好的或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2008 年：人类制度演变的分水岭？未来历史学家或许会将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或分水岭。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陷入长期衰退、低迷和弱复苏状态，至今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全球性的强劲复苏。 2008 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引爆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接连发生欧债危机、欧元危机、欧盟危机，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如烈火烹油，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全面减速，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陷入负增长；然后是英国脱欧，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快速向右或极右转，反全球化、反自由化乃至反民主、崇尚威权政治之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仅仅是个别或具体的经济政策实施不当吗？还是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出了大麻烦？2016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一位名叫唐纳德 · 特朗普的地产商人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立刻引发世界性的轩然大波，人们称之为 “ 特朗普冲击波 ” 。 20 世纪美国最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基辛格博士称，特朗普当选是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全球政治生态的最大变局 ” 。美国《时代》周刊将特朗普选为 2016 年年度人物，封面醒目标题竟然是 “ 特朗普 —— 美利坚分裂国总统 ”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直言不讳地称： “ 特朗普当选美国第 45 届总统，标志着 2017 年全

球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却比较黑暗的时代，但愿黑暗时代不会直到永远。 ” 该杂志另一篇文章则说： “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仅仅是华盛顿白宫的一场革命，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一场革命，更是全球秩序的一场革命。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多项 “ 震惊世界 ” 的施政举措，确实开启了全球秩序的一场革命：退出 TPP ；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议；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 ；修筑美墨边境防护墙；签署禁穆令，引发国内宪法危机和国际舆论哗然；大幅度改变移民政策，决定遣返大批非法移民；热烈拥抱决定脱欧的英国；冷对欧洲盟国或北约；与美国主流媒体展开大战；容忍甚至为国内开始抬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辩护；大幅修改 “ 奥巴马医保政策 ” ；实施美国 40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全面减税政策；宣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引发中东新一轮博弈和乱局；通过《与台湾旅行法》，挑战中国利益底线；高举贸易保护大旗，决定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与朝鲜金正恩会谈，决定未来东北亚局势；修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全球战略对手，尤其强调中国是全球秩序的 “ 修正主义者 ” 。一个重要和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为什么美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所谓 “ 精英人士 ” 和 “ 精英媒体 ” 都不看好甚至厌恶的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地产商人能够异军突起、入主白宫？这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外或 “ 政治黑天鹅 ” 吗？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从大历史角度来考察 “ 特朗普现象 ” 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全球性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现象标志着人类政治经济制度出现重大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出现重大危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全球整体上全面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特征就是私有产权 + 市场竞争 + 全球化。与此同时，人类出现三大浪潮：私有化浪潮、市场化浪潮和全球化浪潮。今天，反全球化成为新的浪潮。特朗普高举 “ 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 ” 的大旗，从南美洲的巴

西到欧洲的意大利，特朗普式的政治家不断攻城略地，赢得很多国家的执政权。谁是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罪魁祸首？谁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那些经济上尤其是收入和财富上的 “ 失败者 ” 。 2016 年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赢得全部美国的中西南部州的选票，这些州构成了所谓的 “ 铁锈地区 ” ，中低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他们坚信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是坚定的反全球化者，是坚定的美国优先支持者。为什么美国出现严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这是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有大量文献研究了这个重大问题，譬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13 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法国经济学者皮凯蒂 2013 年出版的《 21 世纪资本论》，肯尼斯 · 霍博兄弟 2012 年出版的《清教徒的礼物》，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美国和整个人类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问题。本质上，这些著作讨论的核心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者一般而言的人类经济制度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三种资本主义制度无独有偶，特朗普竞选班子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战略官斯蒂芬 · 班农，同样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层次矛盾来观察美国社会的深刻裂变和国际社会的大趋势。班农是特朗普成功问鼎白宫的首要功臣，曾经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 当今世界第二位最有权势的人物 ” 。尽管后来被特朗普免职，但他的思想非常值得重视。班农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精英阶级的世界观。

班农对人类命运和世界局势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班农认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是 “ 犹太 – 基督价值观 ” 遭遇到异教徒的最大威胁。这当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关乎人类命运。班农的想法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基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班农讲得更直接、更具体。其二，班农认为人类经济制度面临的最大危机是 “ 犹太 – 基督价值观 ” 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遭遇到权贵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极大威胁。班农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为三种：新教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那么，这三种资本主义各有什么特征呢？简而言之，新教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者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如下典型理念为基础：• 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保障私有产权为宪法和一切法律的主要功能。• 市场竞争天经地义。竞争胜出者为英雄。但竞争必须以法律为规范。• 赚钱或从事商业具有神圣意义，赚钱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上帝完成使命。• 崇尚个人能力，英雄不问出身，社会制度安排给每个人创造公平的机会。• 懒惰是最大的罪过。无论拥有多少钱，都需要永远勤奋工作。• 尊重知识和技能，尤其是高度重视制造业技能。崇尚实体经济，鄙视投机取巧。• 赚钱以不作恶为第一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持不作恶的善经济原则。

• 赚钱为了自己奢华无度和挥霍浪费是极大的罪过。越有钱就越要节俭。必须将钱财捐助出去为上帝服务，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并非一切都是商品，尤其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每个人都有上帝面前平等的尊严。• 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依照班农的说法，新教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好的经济制度，而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是坏的经济制度。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极少数人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资源。私有产权名存实亡。• 权力垄断遏制公平的市场竞争。极少数人制订专为他们服务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 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往往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社会严重分化，极少数人拥有惊人的财富，绝大多数人长期处于贫穷和低收入状态。班农认为拉美一些国家是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典型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主张完全的私有化和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亦即所谓 “ 华盛顿共识 ”的基本政策主张。

• 人间一切皆可买卖，包括人的灵魂皆有市价。没有高于市场价格的超越价值。• 相信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完全正义的。班农认为华尔街资本主义就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什么新教精神的资本主义是 “ 好的 ” 资本主义？什么是 “ 犹太 – 基督教价值观 ” ？《清教徒的礼物》将清教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 建造人间天国的坚定信念。• 亲力亲为的工匠精神。•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道德观念。• 协调物力、财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关于清教价值观的工作伦理，宗教改革领袖马丁 · 路德（ 1483—1546 ）曾经如此劝勉新教信徒： “ 无论你的工作多么卑贱和渺小，请一定坚信：你的工作同样伟大和珍贵。它的伟大和珍贵不是源自你自身多么有价值，而是源自你的工作在上帝教导和敕令所构成的神圣世界里，自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 ” 清教徒对任何工作都应该保持敬畏之心，亲力亲为。清教徒价值观的核心是将财富与神的眷顾或旨意联系或等同起来。新教加尔文派的神学家认为：人获得财富表明获得了上帝的眷

顾，相反，贫穷就是得不到上帝钟爱的明确信号。公理会牧师亨利 · 沃德 · 比奇（ Henry Ward Beecher ）曾经说： “ 贫穷是穷人所犯的大错！ ”“ 总体而言，以下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宗教信仰最虔诚的地方，必定是世间财富最丰裕的地方！ ”卫理宗创始人约翰 · 卫斯理（ 1703—1791 ）曾经发表著名宣言： “ 如果你努力赢得一切你能够赢得的财富，储蓄一切你能够储蓄的财富，同时又能奉献一切你能奉献的财富，那么，你必将得到日益广大和辉煌的荣耀！ ”简言之，清教精神的资本主义鼓励人人勤奋工作，尽力赚钱，赚尽可能多的钱，然后再将钱财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类，也就是奉献给上帝。新教的加尔文主义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 “ 上帝召唤和上帝选民 ” 。路德一派的神学家认为，所谓上帝召唤和上帝选民，就是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无论多么卑贱和微不足道，皆是上帝之召唤，我们从事此项工作，即是上帝之选民，故而需要以忘我的精神和极端虔诚的态度去从事一切工作。对加尔文主义而言，所谓上帝召唤和上帝选民，并非如路德教派所说的天生注定的生存状态或上帝已经给我们选定了工作，相反，努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才是真正响应上帝的召唤，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尤其给经商或企业活动重新赋予神圣意义。基督教曾经一直认为商业活动对灵魂救赎非常有害，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则反其道而行之。经商或从事企业活动获得崭新的神圣价值。劳动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本身就是具有神圣精神价值的伟大目标。贪婪和逐利对灵魂有害，然而最有害的却是懒惰和无所事事。那些苦行僧式的清教徒就是潜在的伟大企业家和商人，他们极度节俭、自我否定（苦行）、精于持家或理财。新教伦理将赚钱 “ 提升为

人生最高和终极目的 ” 。然而赚钱不是为了自我享乐，而是为了全部奉献出来，替上帝完成使命，救赎人类。清教徒将赚钱理解成一种理性的具有准确方法论的职业。他们坚信，自己或国家能够富裕繁荣是未来获得上帝救赎的信号。无论一个清教徒已经多么富有，他永远都必须勤奋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清教徒而言，最可怕的罪过就是浪费时间、无所事事、无聊闲谈和奢侈无度。韦伯认为： “ 奢侈无度或无止境的享乐欲望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相距更远。相反，资本主义精神与其说是奢侈无度，倒不如说是极度克制，或者至少是对那些非理性的冲动尽可能理性地克制或调节。要想富裕的人首先就是要节俭！ ”美国历史上那些最著名的人物，诸如富兰克林、洛克菲勒、盖茨、巴菲特、拉里 · 佩奇和谢尔盖 · 布林、扎克伯格等，皆极其鲜明地彰显了新教资本主义精神。他们成为巨富并非为了自己和家族的享乐，而是为了将钱财捐助出去，帮助建立更美好的社会。1.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7–14.

第七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缺陷人类面临的最大麻烦2016 年 8 月，地产大亨王健林不经意间的一席话引爆社交媒体圈。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问他：许多大学生梦想成为首富，您可以给他们一点儿建议吗？王健林漫不经心地答曰：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先赚它一个亿！这一个亿的 “ 小目标 ” 立刻引爆无数人的惊叹、艳羡、嫉妒、愤怒、仇恨、沮丧、失落，以及各种无法言表的复杂情绪。须知，首富漫不经心的小目标是无数人毕生都无法企及的梦幻目标。“ 小目标 ” 瞬间成为网络热词和人们调侃的日常用语，它以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说明当今贫富悬殊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今天中国亿万富翁已如过江之鲫，身价超过 10 亿美元的富人数以千百计，身价超过百亿美元者数以百十计，首富们的身价已经超过 3000 亿人民币！与此同时，日均生活费用或日均收入低于 1.2 美元（世界银行划定的绝对贫困线，约合人民币 8 元）的中国人仍然有数千万（还有统计说贫困人数超过 2 亿）。因贫穷无力就医、无力就学的家庭难计其数。《纽约时报》曾经转述某个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说 2002 年中国 20%的人掌控了全国 80% 的财富，到 2012 年 10% 的人已经掌控了 90% 的财富。 2017 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高达 0.43 ，超过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最高者美国（ 0.42 ），位居世界贫富差距最高者行列。 201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基尼系数是 0.32 ，其中德国、荷兰、瑞典、

芬兰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处于 0.22 到 0.28 之间。即使如此，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同样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很多成员国面临的突出和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首要经济和政治挑战，几乎所有社会问题均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日益恶化息息相关。 2016 年英国公投脱欧，实际上是英国社会低收入阶层或 “ 社会失败者 ” 对现有政治经济秩序投下的反对票或不信任票； 2016 年地产商特朗普异军突起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实际上是美国无数 “ 失败者 ” 或 “ 美国梦破碎者 ” 对现有政治经济秩序表达的不满和愤怒。笼罩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阴云看似与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扯不上直接关系，仔细分析则不难看出，贫穷、失业、绝望往往是滋生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最佳土壤。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富裕繁荣和社会相对公正平等的地区和时代，几乎不大可能孕育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武装割据。许多学者高度关注且致力深入研究世界范围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 2013 年出版《不平等的代价》，以详尽数据揭示了美国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现实，以严谨逻辑证明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内在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缺陷或市场失败，尤其是金融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内在缺陷是造成贫富严重悬殊的关键制度原因。2014 年法国经济学者皮凯蒂出版轰动全球学术界的《 21 世纪资本论》，以欧美近两个世纪的详尽数据揭示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历史演变的趋势性规律，证明食利者经济和财富传承是造成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持续恶化的内在原因。笔者 2015 年出版《新资本论》，首次从人类货币信用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历史演变的角度，证明当代人类经济体系已经演化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以三个两极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货币信用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

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三个两极分化趋势相互加强，导致人类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日益恶化。类似的研究不胜枚举。学者们亦分别提出了缓解或根本解决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各种具体办法。毋庸置疑，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是当今人类和世界各国面临的头号难题，其他社会问题其实是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严重恶化所派生。其一，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显著降低消费和投资增长率，从而严重拖累经济增长，将经济拖入一个 “ 收入增长减速和收入差距扩大 —— 投资和消费增速放缓 —— 经济增速放缓、停滞或负增长—— 就业持续下降 —— 收入增速进一步减速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 的恶性循环。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富裕人群消费倾向较低，越富裕者其消费倾向越低，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造成 “ 富人有钱不消费，穷人消费没有钱 ” 的局面，消费增速减缓或停滞必然导致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速放缓或停滞。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全球经济之所以陷入长期持续低速增长，与金融危机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收入停滞或下降、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恶化有很大关系。对某些国家而言，越来越多富人的消费转向国外市场，进一步减缓国内消费、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速。有许多实证研究证明，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会严重阻碍经济和就业增长，甚至造成经济长期停滞。 “ 中等收入陷阱 ” 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造成经济长期低速增长或衰退。其二，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会严重伤害整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激励创新和创造的社会机制需要适度的收入差距，需要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及其因此而获得的收入。然而，过度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会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富二代通常

缺乏父辈的冒险精神、勤奋和艰苦奋斗的意志，过度或极端贫穷的家庭则很难孕育出大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创造活力的年轻人。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成功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出自中等及中等以上收入家庭，或者说衣食无忧且能够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一定帮助的家庭。贫富极端悬殊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激发持续的创新和创造的活力。世界上那些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走向极端的国家，则严重缺乏企业家和创新精神。其三，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让很多人失去生活的希望，失败、沮丧、失望、无助、绝望等最糟糕的负面情绪笼罩整个社会，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引发社会动乱，甚至政权崩溃，滋生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武装暴乱。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往往发源于经济长期停滞、贫富极端悬殊、大量人口失业、缺乏起码社会保障的国家或地区。宗教、种族问题当然是诱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要内在根源，贫穷和失业所必然伴随的无助、失落和绝望则是诱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重要契机。历史上一切重大政治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源或主要根源皆是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极端恶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三大缺陷当代人类社会令人忧心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难题与主流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息息相关。概而言之，主流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三大根本缺陷。第一个缺陷是私有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基础，是确保资源租值消散最小化的竞争准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制度保障。历史和理论已经证明，消灭私有产权必定导致人类

灾难，不仅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而且导致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被彻底践踏。然而，私有产权本身无法保障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合理公正，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机制无法保证实现理想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因为，其一，社会的公平正义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或准则。美国 20 世纪著名哲学家约翰 · 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试图提出和证明一个普适的正义法则。此问题极为湛深，且极具思辨性。私有产权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自由选择，然而，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却不能保证构成一个符合绝大多数人（更别说所有人）最大利益的制度，此乃著名的 “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 的基本结论。其二，私有产权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具体的制度安排则千差万别。从保障私有产权的一般意义上来说，除极少数国家以外，今日世界各国大体皆将保护私有产权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之基石。然而，以老牌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论，则有所谓的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尤其是丹麦模式）。这些模式之不同，就在于保障、实施、约束、节制、干预、调节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的法律制度、公司制度、税收制度、福利制度等互不相同。以亚洲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论，又有东亚模式（其中又分为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印度模式、中国模式等。上述千差万别的各种模式，究竟哪个比较接近人类理想的经济制度呢？此问题一言难尽，首先需要我们对理想的人类经济制度有明确的认知和界定。我们留待最后一章详细阐述。第二个缺陷是货币信用制度的内在缺陷。人类经济制度有两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产权制度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广义而言，税收制度亦属产权制度范畴，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对个人私有产权的干预或剥夺。假若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提升到100% ，则私有产权荡然无存。

第二大支柱则是货币制度及与之相关的金融信贷体系等制度安排。货币金融如果被彻底取缔，人类经济必陷入灾难；相反，货币金融制度如果设计和管理不当（譬如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人类经济亦必然陷入灾难。拙著《新资本论》就是从人类货币金融制度演化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制度的变迁。当代人类货币体系是一个无锚货币体系。以无锚信用货币为基本特征的人类货币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一般而言，通货膨胀是富人的福音和穷人的灾难，持续的通货膨胀是加剧收入差距和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力量。人类货币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促进整体经济 “ 虚拟化或脱实向虚 ” 的趋势。以金融资产创造和投机买卖为主要特征的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食利者和投机者（或资本拥有者）分享的社会财富比例不断提升，实体经济的劳动者（严格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者）分享的财富比例却持续下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个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体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是当代人类经济体系的主要缺陷和重大危机之一。当代人类货币金融体系天然就是一个嫌贫爱富，促进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体系。越是富有的人越能够获得信用和金融资源，越是贫穷的人越是被排除在信用供给和金融服务之外。人类货币信用体系具有 “ 内生的 ” 两极分化趋势，必然导致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第三个缺陷是人类经济制度缺乏足够的应对技术进步加速度增长的弹性。一般而言，人类的技术进步总是超越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政治经济制度往往难以适应技术进步。人类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或工业革命都导致某种程度的 “ 增长性失业或增长性贫穷 ” 。新技术或工业革命往往颠覆传统的产业链或价值链，给整个经济和产业带来创造性毁灭，它既是新财富创造的大爆发，又是传统财富的大毁灭，它既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又毁灭掉很多旧的工作岗位。因此，每一次重

大的技术进步或工业革命都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洗牌，它往往会加剧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的分化或阶级的重新划分。英国的圈地运动被称为 “ 羊吃人 ” 运动，导致无数人陷入失业和赤贫境地，对英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甚至将英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根基连根拔起。卡尔 · 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就以很大篇幅讨论了英国圈地运动导致的赤贫和社会变迁。工业革命导致的大规模失业、 “ 产业后备军 ” 的迅猛增长、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等重大社会问题，正是卡尔 · 马克思《资本论》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本论》认为产生此类问题的根源正是私有产权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解决如此重大社会问题的必然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资本论》之所以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皆因《资本论》确实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根本缺陷，这个基本问题仍将长期伴随着人类社会。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或加速增长同样导致社会财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旧工作岗位的毁灭和新工业岗位的诞生、大规模失业、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分化，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难题，而人类政治经济制度却缺乏足够的弹性以应对此类重大问题。譬如， 2014 年，牛津大学的两位教授研究了 700 多个职业的未来前景，认为未来 20 年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工作岗位将面临 “ 被机器人取代 ” 的危险。美国 47% 的工作岗位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高风险，还有另外 19% 的工作岗位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中等风险，超过 60% 的美国劳动力面临 “ 被机器取代工作，被迫下岗 ” 的巨大危机。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类似的危机。然而，各国至今没有实施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以应对正在加速出现的 “ 增长性失业或增长性贫穷 ” ，即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却大幅度上升，新技术创造的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技术精英和投资者手上。实际上，各国至今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政策措施或制度安排，以确保所有人或多数人能够分享新技术革命的好处。

除了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持续恶化之外，当代人类经济制度还造成两个重大恶果：一是地球生态环境持续遭受严重破坏；二是人们日益将利润、身价、市值、 GDP 看作是个人、企业和国家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乃至终极目标，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退居其次。物质财富持续增长丰富和延长了人的自然生命，然而人的精神生命或价值生命却日渐单调、干涸、枯萎，甚至死亡。易言之，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家园越来越漂亮、奢华和庄严之时，精神生活的家园却越来越败落、萧瑟和冷漠。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深刻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或全社会的和谐。它让人与人之间，或者人类社会整体逐渐失去和谐与共同发展的基础。无论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还是从社会和谐角度看，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不断恶化，始终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 “ 罪恶 ” ，始终是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政治动荡或崩溃、社会失序或混乱的主要根源。没有一个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历史学者、战略学者乃至宗教和文化学者、哲学家和文学家，会忽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问题。因为，归根结底，历史上一切暴力革命或动乱、政权瓦解或更迭、社会冲突或失序、宗教纷争和地缘冲突，总是与一个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息息相关，有时是直接根源，有时是间接原因。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牵涉到经济学者研究的几乎所有经济理论和政策课题。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福利制度、货币制度，到人口政策、教育体系、金融体系、贸易政策或对外开放等，皆直接影响一国内部或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 “ 效率和公平问题 ” 是经济学的经典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态环境的破坏则严重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威胁人类和自然两方面的生存。碳排放和地球变暖，水、土壤以及其他数之不尽的各种环境污染导致各种怪异疾病的蔓延，动植物不断加速灭绝和生态体系的失衡或失序等，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人类：我们对自然的掠夺

已经过度，如果继续掠夺下去，必将导致自然和人类自身同归于尽。至少，越来越多的人会深刻感受到生活快速失去本来的意义：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没有清新的空气，各种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夺走越来越多人的生命。生态环境问题同样牵涉到经济学者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所关注的诸多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的技术路径或战略选择、经济增速的选择等。至于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丧失，则牵涉到人自身的和谐，即心灵的安宁和精神的富足。此问题我们留待以后讨论。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导致真实劳动生产力长期持续下降过去 40 多年来，人类科技突飞猛进，但劳动生产力却没有持续增长。有大量的证据说明这一现象，譬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回忆录及其后续几本著作均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数据。霍博兄弟的《清教徒的礼物》也提供大量类似数据。曾任英国金融管理局局长的特纳的著作亦提供很多数据。综合起来，学者们提出了生产力持续下降的悖论。拙著《新资本论》的基本主题就是讨论虚拟经济增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速为什么会导致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持续放缓。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1950—1973 年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即扣除通货膨胀的 GDP ）平均增速为 4.91% ， 1973—2000 年下降到2.86% ， 2003—2007 年是 3.62% ，略有回升，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急剧下降到 1.7% 。同一时期，美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速从 3.99% （ 1950—1973 年）下降到 2.99% （ 1973—2000 年）， 2003—2007 年下降到2.74% ，金融海啸之后下降到 0.61% 。这三个时期内，日本真实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分别从 9.29% 急剧下降到 2.87% 、 1.85% 和 –0.19% 。德国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从 5.68% 下降到 1.76% 、 1.69% 和 0.77% 。其他发达国家亦呈现类似趋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则日益恶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 1973 年到 1993 年，美国最富有的 5% 顶层家庭平均收入提高了 18% ，最贫困的底层 5% 家庭的平均收入则降低了 17% 。为什么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普通百姓的收入没有增加？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绩效中心主任理查德 · 莱斯特肯定地告诉我们，原因在于劳动生产力（率）倒退了。 1995 年，美国疑似成为 “ 生产率增长最缓慢的发达工业经济体 ” 。生产率增长缓慢，是美国人最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首要原因。1870—1970 年的 100 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 2.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0 年年均增长 3% ， 1971—1995 年平均每年只增长 1.1% 。美国经济学家约阿希姆 · 菲尔斯和马诺吉 · 普拉丹将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称作 “ 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漫长衰退期 ” 。 1973年到 1982 年，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了下降。生产率缓慢增长或衰退时期，恰好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泛滥、虚拟金融资产快速增长的时期。详尽分析请参考《新资本论》。美国经济学者杰夫 · 马德瑞克总结说，关于生产率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 “ 生产率增长缓慢时的收入分配不如生产率增长迅速时的收入分配均衡公平 ” 。很多人被抛在后面，丧失信心和斗志。生产率增长不仅决定整体财富和收入的增长，而且决定收入和财富分配是否能够实现相对的公平。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 克鲁格曼曾经说： “ 生产率也许不代表一切，但几乎就是一切 ” 。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形态：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危机本书的基本主题之一，是反思人类经济制度，具体地说，是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笔者认为，当今人类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不是别的什么经济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尽管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具体体制和机制差别很大，然而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基本的两大特征 —— 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 来判断，今日人类世界可说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笔者 2015 年出版《新资本论》，将当代全球经济概括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新资本论》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角度全面反思了当代人类经济制度面临的内在矛盾。本书对人类经济制度的反思其实是《新资本论》对人类经济制度反思的继续，重点是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同表现形式，更具体地说，是反思 “ 好的 ” 和 “ 坏的 ”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思的逻辑起点，则是对当代经济学主流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批判性考察。通过反思人类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批判性地考察当代主流经济学思想，本书希望从根源上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其一，经济学能否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逻辑基础？其二，人类能否设想、设计或创造一个理想的经济制度？理想的经济制度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寻找第一个问题之答案的关键是恢复经济学的 “ 人学 ” 传统，即以人的价值生命所本具自足的无限创造性为经济学的终极本源或逻辑基础，以人的价值生命的提升为经济学或经济制度必须追求的终极目的。寻找第二个问题之答案的关键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两个问题之答案的关键是完全一样的，即寻求人之真正的价值源泉或价值所在，寻求人之终极的追求或归宿。吾今日正是在《新资本论》

全面检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反思 “ 好的和坏的 ”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吾认为，好的和坏的经济制度之分野绝非主流经济学所致力讨论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差异，绝非某个具体经济机制和体制设计之差异。好的和坏的经济制度之差异，源自人的价值观本质上的不同，源自人的思想理念或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我们需要记住弗兰克 · 奈特的话：良好社会秩序之基础必定是宗教信仰。社会秩序如此，政治制度如此，经济制度亦如此。首先，我们需要问：当代人类经济制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前文已经讨论了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是当代人类经济制度面临的主要矛盾。那么，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人类经济制度已经演变为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即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资本论》将当代人类经济制度概括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具有 10 个主要特征：1. 全球货币体系是一个完全 “ 无锚 ” 的信用货币体系，货币供应量没有任何现实可靠的约束机制（无锚）。2. 全球经济的主要调节机制是 “ 无序 ” 的国际资金流动和浮动汇率。3. 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全球资金的相对自由流动。贸易自由次之，人员自由流动又次之。易言之，全球化是一个 “ 跛脚的 ” 或失衡的全球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有一个登峰造极的原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奥林 – 萨缪尔森 – 斯托普勒 – 蒙代尔要素价格均等定理，该理论预言，商品、资金、劳动力任一领域的自由贸易（自由流动）皆能导致所有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这个重要结论理论上成立，现实上并不成立，因为定理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太多且太严格。

4. 金融市场（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个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虚拟经济体系，其规模和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规模和增速。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 · 特纳、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 · 金等许多中央银行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深入讨论此问题。这也是本人拙作《新资本论》所研究的主题。5. 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导致金融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利率、汇率、股权价格）主导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和投资决策。虚拟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头和脚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颠倒过来。这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征。6. 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为主要机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形成一个 “ 三个两极分化 ” 的体系 ——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信用分配的两极分化、实质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由此造成当代人类经济体系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7. 由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 “ 头和脚 ” 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基于 “ 货币是一层面纱 ” 、 “ 货币长期中性 ” 或 “ 实体经济决定金融体系 ” 的传统经济理论则基本或完全失效。教科书的货币理论和汇率理论无法解释当代货币金融现象。8. 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和虚拟经济恶性膨胀是过去 40 多年来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总根源。9. 尽管过去 30 多年来，人类迎来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速却出现放缓或下降。全球都在讨论 “ 生产力之谜 ” 。格林斯潘等人以大量数据证明：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的时代，实体经济的投资增速却大大放缓，导致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力增速放缓或下降，产业工人阶级的收入长期停止增长甚至下降。这就是美国 “ 特朗普现象 ” 和英国 “ 脱欧现象 ” 的内在根本原因。全球化导致的工作机会转移是次要原因。

5.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形成巨大的 “ 流动性池子 ”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货币政策基本失效或完全失效。量化宽松、低利率、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投资和消费都收效甚微。货币万能主义彻底破产。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实体经济萎靡并行不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或失效是各国央行面临的首要难题，中国同样如此，根本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虚拟经济主导实体经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极端表现： “1%” 问题美国学者并非没有预言到特朗普式的革命必然会发生。 2013 年，美国的著名杂志《外交季刊》发表了杰瑞 · 穆勒的文章《资本主义和收入不公》，文章说： “ 近些年，有两件事情支配着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辩论舞台。一是经济不公平的日益恶化，二是政府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集中表现为 1% 问题，即 1% 人群所享有的收入或财富占全部国民收入和财富的比例高得离谱，学者们将其称为 1% 问题。统计数据表明：美国 1% 人群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1976 年的 9% 上升到2011 年的 20% 。 1973 年， 20% 美国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44% ，该比例 2002 年上升到 50% ， 2010 年上升到 53% 。与此同时，最贫穷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1973 年为 4.2% ， 2002 年下降到 3.5% ， 2010 年下降到 3.2% 。如果以个人为单位，目前美国 10% 的最富裕的人拥有 78% 的财富。 40 年前，该比例只有 48% 。根据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研究，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 1% 的家庭拿走了全部经济增长净收益的93% ，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许多人群的收入和财产

负增长。最富的 1% 家庭的平均收入是中产阶级家庭平均收入的 225倍。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 485 倍！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法国经济学者皮凯蒂的著作《 21 世纪资本论》以及本人拙著《新资本论》等许多文献都从不同角度深入讨论了 1% 问题的根源。虽然学者们所引用的数据有差异，也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基本问题和结论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过去 40 多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一直持续扩大。 2010 年之后，美国基尼系数达到 0.42 。无论历史学者、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如何解释，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已经是人类面临的最深刻、最急迫和最严峻的社会问题。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制度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货币制度的革命性变化；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的人类财富理念的革命性变化。人类货币制度的革命性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代表着人类货币体系划时代的革命性变化。人类货币体系变成一个完全 “ 无锚 ” 的货币体系。货币的创造或发行失去最基本的外部约束。货币发行或货币创造完全由人的主观愿望操纵。基本机制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 “ 主动 ” 操纵货币信贷以实现所谓宏观经济目标；二是庞大的金融市场 “ 倒逼 ”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或信贷，尤其是金融市场面临危机或流动性困境之时，中央银行往往不得不救助那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 “ 大而不能倒 ” 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中央银行被迫大量甚至无限创造流动性，客观上必然加剧金融资产的恶性膨胀，助长金融投机活动泛滥到整个经济体系。央行被迫救助金融机构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很多金融机构的风险意

识，造成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客观上纵容很多金融企业大肆运用高杠杆追逐超额利润，最终风险则由纳税人和普通百姓共同承担。人类货币体系演变到 “ 无锚 ” 货币体系，经历了三个的阶段：第一阶段， 20 世纪之前（具体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货币体系主要是商品货币本位制（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复本位制），货币创造具有坚实的外部约束。第二阶段， 1914—1971 年，全球货币体系主要是金汇兑本位制的固定汇率体系。其中经历了金本位制的崩溃、重建和重建的失败，然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和崩溃。这个时期里，尽管各国货币制度有很大差异，但绝大多数国家基本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则和黄金按照固定汇率挂钩，所以整体而言人类货币创造依然具有外部约束（黄金总量的约束）。第三阶段， 1971 年至今，人类进入完全彻底的信用货币时代或无锚货币时代，蒙代尔和麦金龙称之为美元本位制时代。这是人类货币体系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变化。从全球或人类经济整体来看，货币创造再也没有任何外部约束。各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运而生，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势所必然。这当然是人类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划时代变化。详尽的分析参见拙著《新资本论》。人类财富理念的革命性变化：从利润最大化到市值最大化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主导所有公司、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定价或估值，迫使绝大多数企业将经营目标确定为 “ 市值最大化 ” ，许多公司的经营方向完全背离实体经济的基本导向，也就是背离产品第一、质量至上、员工第一的基本导向，转而以

市值最大化为基本导向，以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基本导向。所谓股东价值，无非是股价的持续上涨。这可能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经济体系最显著、最重要也是最可怕的变化。本人拙著《新资本论》中写道：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行为准则不再是利润最大化，也不是管理者利益（效用）最大化，而是市值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与此相应，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核心激励机制之一就是股权或期权激励机制。投资者或股东可以不必关心企业的经营活动、战略和策略、产品和市场，甚至可以不关心企业是否创造收入和利润。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企业的股价、市值或股东价值。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里，在越来越多人的心目中，企业股票价格和市值几乎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是否卓越和管理者是否优秀和称职的唯一标准，甚至成为他们判断行业是否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唯一标准。市值文化或者股价文化或者股东价值文化，正以日益强大的威力和威胁，迅速改变着企业家、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价值观、资产观和财富观，迅速改造着无数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无数产业的内部结构。市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是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关键原因霍博兄弟所著的《清教徒的礼物》以无数令人扼腕的案例，阐述美国龙头企业和整个制造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陷入衰落，核心原因就是企业的基本经营原则发生革命性却又是灾难性的变化。《清教徒的礼物》的基本结论与拙著《新资本论》的结论完全一致。

《清教徒的礼物》如此写道： “ 唐纳执掌之下的通用汽车公司追求 ‘ 改进数字而非汽车 ’ ，韦尔奇执掌之下的通用电气持有大致相同的目标。在这两个 ‘ 蓝筹 ’ 公司的带领下，大型企业界掀起了一场微妙而根本的革命。以前，火车头等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是龙头企业的客户，现在，股票的购买者 —— 当然只限于大笔购买者，即机构投资者—— 更像是龙头企业的客户。为了机构投资者，公司可以既不考虑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不考虑公众的利益，或美化事实来 ‘ 制造 ’ 理想的财务数据。传统客户用现金或信用卡来支付产品或服务，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购买（或不卖）相应的股份赋予企业及其管理者各种利益。……20 世纪最后三十几年，资本主义已然本末倒置，至少大型企业大都如此。 ”霍博兄弟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基本结论：第一个例子是通用汽车的衰落。 1958 年唐纳担任通用汽车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 财务人 ” 开始登上美国龙头企业的管理舞台。他们的注意力是 “ 如何改进财务数据而不是改进汽车 ” 。接替唐纳的罗杰 · 史密斯也是一个财务人，他是个 “ 让数字看起来好看的高手 ” 。 1979—1989年，通用汽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从 47% 下降到 35% ， 1992 年濒临破产。 2004 年，市场份额降低到 25% ，生产力低于日本汽车公司（丰田生产一辆汽车花 28 个工时，而通用汽车需要 35 个工时）。 2009 年，通用汽车破产并接受政府重组。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汽车巨头，如今勉强排进前 10 名。第二个例子是通用电气的衰落和复兴。同样是 1958 年，财务人拉尔夫 · 科迪纳出任通用电器董事长。自此之后，通用电器就走上了财务主导或金融主导之路。 2000 年，《财富》 500 强发现通用电器利润只有不到一半来自制造业，于是通用电器归入金融服务类企业，遭到当时如日中天的传奇首席执行官韦尔奇的强烈抗议。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通用电器每年注册专利数超过任何其他公司，到 1999 年，通用电器申请的专利数已经降到第 20 名，前三名都是日本公司。

第三个例子是施乐公司的衰落。 1968 年，哈佛商学院毕业的 “ 资本运作奇才 ” 麦克罗接任施乐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从此开始一系列收购兼并和投机活动，以便大幅度提升股票价格，最终让施乐公司失去了方向。第四个例子是 AT&T 的衰落。 1978 年之后，财务人和市场营销人士登上了 AT&T 管理最高层，逐渐偏离技术主导路线，甚至聘请并不精通通信行业的麦肯锡公司为其制定未来战略。 1984 年，麦肯锡为AT&T 所做的预测报告说，到 2000 年，全球手机用户不会超过 100 万！事实是 2000 年全球手机用户达到 7.41 亿！ AT&T 从此失去方向感，只好忙于一系列收购，最终连自己的皇冠明珠，也是全美国制造业和科技的皇冠明珠贝尔实验室，也卖给了法国人！第五个例子是可口可乐的衰落。 1981 年，罗伯特 · 戈伊苏埃塔出任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年薪过 10 亿美元的首席执行官。戈伊苏埃塔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主要精力用于关注资本运作，拆分或收购，玩弄财务数据，最终让可口可乐失去了方向。第六个例子是 IBM 失去方向感。著名的 IMB 董事长郭士纳 “ 一半靠电子工程，一半靠财务工程 ” 。郭士纳担任董事长期间， IBM 的主要任务是改进数字而不是改进产品。 IBM 从计算机领域的绝对老大逐渐衰落直至退出计算机领域。 2005 年， IBM 将个人计算机业务卖给中国的联想。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公司经营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市值和股价。基本方法大同小异：操纵财务数据，让数字好看，让华尔街分析师满意；大肆收购兼并或拆分，迎合资本市场所需要的故事；削减研发成本和人工成本，提高每股盈利；放弃长远发展战略，追逐短期盈利和股价。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当今人类经济制度的深层次大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市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市值固然有意义，但市值究竟代表什么呢？市值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企业管理者要追求市值最大化？

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应该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公司创造的真正财富或社会价值。当今世界，企业经营者、投资者和普通社会公众日益热衷于用市值来衡量企业的成败或优胜，实际上已经给我们判断公司和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乃至制定经济政策造成严重误导。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公司市值。公司市值或估值当然有它的正面作用，它为公司股权做出定价，便于企业融资，便于为高管或员工建立期权激励制度，便于公司之间的收购兼并，等等。然而，从根本上说，市值最大化思维模式的实际后果主要是负面的。它实际上反映了金融市场或金融定价权对公司和实体经济的主导权，反映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竞争伦理对当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当代经济学尤其是市场有效假说对人类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深刻负面影响。经济学理论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经济学者倡导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范式不仅误导了我们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内在本质的理解，而且误导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理念演变为市值最大化理念，实际上加剧了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的严重失衡，特别是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1. 向松祚 . 新资本论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 52–54.2.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188.3.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188—198.

第八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经济制度？任何关于人的学问（人学），必定要探究那个最终极的问题，亦即康德所说的最高善或圆善问题。哲学家研究人类哲学智慧演讲的终极问题或最后问题就是最高善或圆善问题。经济学者研究人类经济制度或经济体系演化的最后问题或终极问题，亦是一个最高善或圆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理想的经济制度？依照牟宗三先生的阐释，最高善或圆善问题是幸福和德性（道德）的关系问题或统一问题，即幸福和德性究竟是一个综合命题，还是一个分析命题。如果德性和幸福是一个分析命题，那么从德性即可分析出幸福，或者吾辈认为有德即有福，只要修德即可得到幸福，幸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或不再是一个值得去独立追求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修养提升德性，幸福即相伴而来，或者修德本身就是幸福，舍此别无其他幸福。人生的最高理想就只有修德，无须单独追求所谓幸福，因为有德即是有福。如果德性和幸福不是分析命题，而是一个综合命题，那么人生的最高理想就不只有修德，还需要独立地追求幸福。仅从德性分析不出幸福，或者说修德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或者如俗语所说，好人并不一定能够有好报。人生的最高理想必须是德性和幸福相得益彰，共生共长，达成完美的和谐和平衡。儒圣先哲为人类社会秩序的最高善或圆善贡献了极具启发力的思想资源。《中庸》开篇有曰： “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中和之道就是圆善之道或最高善之道。然则中和之道究竟是怎样的高明之

境？《易 · 乾卦 · 彖辞》有曰： “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 所谓 “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 ，意即人人皆是目的，人人皆得最大自由，亦人人皆达至善之境，社会亦必达最高善之境。中国圣哲里，最早提出最高善或圆善问题者是孟子。孟子曰： “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 ” 孟子所说的天爵就是德性，人爵就是幸福。孟子认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亦即认为修德即能获得幸福。孟子又说： “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 求之在我者即是修德，修德完全在自己，不取决于外物，只要我们愿意修德，则德性必然提升，此即孔子所说 “ 我欲仁，斯仁至矣 ” 。求之在外者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包括一切世俗的名利和欲望），既然求之在外，是否能够得到就没有必然的保证，所以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此处实际上就是说，德性和幸福不是一回事，不是分析命题，而是一个综合命题。当然孟子并没有使用现代哲学术语，但意思如此。柏拉图亦曾经间接触及最高善或圆善问题。康德则正式分析最高善或圆善问题。牟宗三先生融会中西圣哲思想，很好地解决了哲学的终极问题或最后问题。我们今日正是借鉴牟宗三先生关于圆善问题的思想以思考经济学的圆善问题。哲学的终极问题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最终命运或最后归宿问题，经济学亦复如是，历史学亦复如是。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经济学者便隐隐约约地或潜意识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斯密发现市场机制 “ 看不见的手 ” 的神奇机制，他为之惊喜不已。惊喜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找到了这个机制，而主要是他相信这个机制能够促进人类共同的最大利益，能够促进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 。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者始终将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 看成经济学者追求的最高目标或终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应该就

是经济学的最高善或圆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学最高善或圆善问题的一部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然是不够的，应该是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正如佛家追求的最高善或圆善的核心内容首先是人人皆能成佛，但是人人皆能成佛还不够，还要一切生类皆能成佛，亦即十法界皆能成佛。佛教思想 2000 多年的演变，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证明了 “ 佛性 ” 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佛性就是人人皆能成佛的超越根据。经济学者亦应该能够证明，确实存在或可能存在一种经济制度或经济体系，能够实现每个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然是不完美的，是不够的，但少数人的最大幸福则肯定不行。然而，今天人类的经济制度似乎日益加速走向 “ 少数人的最大幸福 ” 以及 “ 多数人的较少幸福或没有幸福 ” 。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都在激烈争论所谓的 “1% 问题 ” ，即 1% 的人拥有过多财富，很多国家里， 1% 的人拥有一个国家 30% 、 40% 甚至超过 50% 的财富！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如此严重，绝大多数人如何谈得上最大幸福呢？物质财富虽然不是衡量个人幸福的可靠指标，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指标，然而，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平却必然损害许多人的幸福。欲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其一，能否找到一个衡量所有人的最大幸福之标准？其二，财富分配与个人幸福之关系究竟如何？其三，如果找不到最优的制度，能否找到一个次优的制度？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无法回答经济学的圆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没有涉及经济学的圆善问题或最高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变成一门所谓的 “ 纯科学 ” 之后，古典经济学那淳朴的价值观也被完全丢弃。纯科学不可能关心人类命运终极的最高善或圆善问题。

不仅如此，今日人类经济制度的诸多大麻烦，与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这门学问过度实证化、科学化、数学化、教条化有很大关系，经济学原本具有的人文精神丧失殆尽，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一门 “ 人学 ” 。正如人类需要以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来对治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一样，我们同样需要以道德价值和人文精神来对治经济学的泛科学化、数学化和实证化。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本质的认识，源自西洋功利主义或享乐主义哲学思想，边沁创发 “ 效用 ” 或 “ 功利 ” 一词，逐渐成为西洋经济思想理念的中流砥柱，人性自私则成为人性的基本假设。自私假说开始只是一假设，然则历经长期繁复演变，随着西洋经济学成为举世效仿之显学，人性自私假设遂渐有成为公理之趋势，终于被公认为人性之本然或本质，成为个人追逐金钱和物质享乐、企业追逐利润和市值最大化、国家追逐 GDP 最大化的理论基础。物欲横流已成 “ 人间大道 ” ，精神追求退居其次，甚至为世人所鄙弃。依吾儒圣先哲心学之基本义理，人道之常当为 “ 本心宰物 ” ，非是 “ 以物宰心 ” 或 “ 以物御心 ” ，人道之常当为精神支配物质，至少亦当精神与物质齐头并进，协同配合。今则不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物欲横流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冲突皆与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有极大关系。经济学者不应该执迷不悟，始终陷入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或效用主义哲学而不思醒悟和反思。任何有关人的学问，其发展终不能偏离人道之常，终不能以自私假设之偏执之教为皈依，必当以儒圣正盈之教为皈依，以人之本心即仁心为皈依，以弘扬人道之常、贞定人类之生命为究极目的。经济学者亦不能以停留于解释现象为已足。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忙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善哉斯言！实证经济学所发明和标举的各种指标（譬如 GDP 、企业利润、市值等）皆是纯粹 “ 量 ” 的指标，盖与 “ 质 ” 几乎没有关系。 GDP 是否能够代表一国国民所能够享受的真正财富，企业利润和市值是否能够代表

一企业对社会福利所做的真正贡献，往往大成疑问，而人类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不是追求 “ 量 ” ，而是 “ 质 ” ，即一切经济增长之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幸福地生活，个人幸福、情趣高雅、崇德向善、社会和谐安宁、公平正义得到妥善保障，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皆能和睦相处、共生共长，达到《易经 · 乾卦》中 “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 之至善之境。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以价值理念来对治 “ 过度量化 ” 的经济学之流弊和危害。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演化出来的 “ 数目字 ” 管理模式或管理科学同样具有极大流弊或危害。今日社会徒以追求 “ 量 ” 的增长为目标，国家追逐 GDP 、企业追逐利润和市值、个人追求身价，为达此目的，人们往往将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完全抛弃，戕害自然、污染环境、劫夺资源、尔虞我诈、假冒伪劣，无所不用其极，一切皆为了那个数目字的追求，因为建立在 “ 数目字 ” 或 “ 量 ” 的观念统治下的经济规则或所谓市场规则，成败皆取决于那几个数目字。国家实力以 GDP 来衡量，政府政策英明与否乃至政府合法与否皆取决于 GDP 之增速，政治人物遂极力追逐短期 GDP 增长，忽视短期急功近利之 GDP 增长往往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成的极大危害；企业能否融资和上市，兼并收购能否占据主导地位，乃至个人成败荣辱，皆取决于企业利润和市值那几个数目字，至于企业收入、利润和市值背后的真相，人们往往忽略之或淡忘之。凡此种种，皆与纯粹（科学的或实证的）经济学所鼓吹的利润最大化（今日已经演变为市值最大化）哲学和 GDP 信念有极大关系。我们固然不否认 GDP 信念、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市值最大化哲学对推动人类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亦成为今日人类社会管理之基础，然而，我们亦不能对其巨大流弊和危害置之不顾。我们需要探寻恰当 “ 药方 ” ，以对治今日人类经济社会之诸多流弊和危害，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睦相处、共生共长，否则人类终将陷入物欲横流必然导致的万劫不复之深渊。

吾不能肯定《新经济学》是否能够为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圆善或最高善问题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然而无论如何，经济学的圆善或最高善问题总是存在，因为它确是一客观之问题。我只希望引起更多人注意并研究此问题。将人类经济行为与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完全割裂开来，宣称 “ 经济学 ” 只研究人类行为的 “ 经济层面 ” ，宣称经济学只研究那所谓客观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并不能消解或回避这个基本的问题，即人的经济行为、人类的经济现象、人类的经济制度并非所谓 “ 客观经济力量 ” 之结果，而是人类主观价值和精神之体现。人类欲改进其经济行为、完善其经济制度、改善其经济结果，仅仅依靠经验科学所提供的经验知识是不够的，甚至是不贴切或不恰当的。易言之，仅仅依靠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无法真正认识人类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诸多麻烦和重大挑战皆与经济结构的失衡有关。从全球范围看的经济失衡就是各国经济增速的失衡，尤其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失衡；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国家之间失衡；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日渐脱离或脱节。从各国内部看的经济失衡，则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持续扩大。法国经济学者皮凯蒂的《 21 世纪资本论》和拙著《新资本论》均讨论此一重大问题。然而此类重大问题之解决方案是否能够以实证科学之途径来解决？人类是否需要超越实证经济学或经济科学的范围来思考人类经济制度面临的根本性难题？仅仅依照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人们完全可以对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置之不理。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声称，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是市场竞争之必然结果，是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必然结果，是人性自私之必然结果，是刺激和推动经济增长之原动力，是私有产权题中应有之义或者天经地义。

实证经济学者宣称不能有任何价值判断，只能承认现实，很容易陷入一种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 之误区。事实上，仅仅依靠实证经济学所发现的经验规律，我们的确无法对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因为人们往往能够发现或 “ 发明 ” 许多经验规律以支持互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譬如一些经济学者能够以经验事实证明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正在加速扩大，另外一些学者则能够提供相反证据，说明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还在缩小；一些经济学者能够以经验证据说明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扩大是好事，能够刺激人们的创新动机和创业热情，另一些经济学者则又能够提出证据说明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将严重危害或阻碍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动。是故，假若人们没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原则或标准，我们如何能够对相互矛盾的证据和结论做出判断呢？我们又如何能够为促进公平正义提出有效的建议呢？理想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我们今日之迫切任务，是给经济学这门学问恢复和重新注入人文价值，为新的经济学、新的经济制度乃至人类新文明开启新思维。为给庞大的经济学术躯体注入人文价值和精神血液，我们就必须挺立价值主体，开掘价值之源。将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与西方优秀的文化和价值观融会贯通，以开启人类新文明，确是一件令人兴奋和激动的伟大挑战。中国需要新的经济学，人类需要新的经济学；中国需要新的文明蓝图，人类需要新的文明蓝图。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各种制度，诸如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国家、政府和市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贸易规则、货币制度 —— 主权国家的货币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等，都需要重新检讨和创新安排，至少需要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然而，改革和调整需要真正的理论创新，需要有新的理论做指引。

人类新文明至少需要实现如下基本目标：• 公平和效率要实现和谐与平衡。• 人类自身的财富创造和自然生态的妥善保护要实现和谐与平衡。• 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人类科技创造物的增长之间需要实现和谐与平衡，科技的进步和运用需要以人类最高价值原则为指导。• 宗教冲突或文明冲突之历史症结必须得到化解，人类各民族当真正化干戈为玉帛。• 最重要的，是人的价值生命和自然生命要实现和谐与平衡，价值生命之原则应该成为人类一切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价值生命原则乃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之最高指导原则。公平和效率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必需。主流经济学将公平和效率视作 “ 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也 ” ，为了实现公平就要牺牲效率，为了追求效率就要牺牲公平。以私有产权为基石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效率置于首要位置，通过保障私有产权鼓励企业家和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平的保障则主要依赖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富豪们的慈善捐助，以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人类新文明需要从基本的产权制度安排上实施改革和调整。数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尤其是许多企业家和投资者为此做了诸多极富价值的探索。源自硅谷的期权激励机制和风险投资机制，让智慧和知识享有与资本同等甚至更高的收益获取权。然而，期权激励和风险投资机制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如何合理定价或如何获得公平公正收入和财富份额的问题。此乃经济学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

迄今为止，经济学所提供的收入分配理论依然是边际生产力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将一切生产要素皆看作可以拿到市场进行交易的 “ 产品 ” ，而市场机制则是充分有效的，完全能够精确确定每一生产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从而能够精确确定每一生产要素的合理或公平报酬。然而，这两个假设并不完全成立。边际生产力理论既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亦不能给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坚实的理论格局，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收入分配理论。新的收入分配理论不能完全基于市场有效性和一切皆是商品的假设。总体而言，今日人类经济体系的产权制度依然是资本主导或资本统治的产权制度。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则演变为金融资本主导其他生产要素（其他形态的资本）。金融资本为其他一切生产要素定价（包括智力、知识、科技专利、管理经验和技能、劳动、土地、矿产等）。资本主导一切，金融资本主导一切，必然导致严重的收入差距、贫富悬殊，甚至导致社会分裂。百多年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谴责今天大部分依然成立。劳动和其他要素皆成为资本的雇佣物或附属物，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当今世界全人类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日益恶化，它直接源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从美国到英国到欧洲到新兴市场国家，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皆是最大的社会问题，皆是其他一切社会问题（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政府失信、阶层对立、种族矛盾、反全球化等）的主要根源。极端政治势力的兴起正是人们对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政治诉求。当社会被分裂为 “ 成功者 ” 和 “ 失败者 ” 之时，失败者往往诉诸极端的政治要求，以摧毁或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极端政治势力的兴起往往会加深社会的对立和分裂，并最终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甚至地缘政治冲突。实现人类理想经济制度的可能途径

人类要谋求实现理想的经济制度，首先需要系统深刻反思如下问题：其一，系统深刻地反思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机制：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机制？私有产权制度有无限多样的实现方式，市场竞争机制亦有无限多样的实现方式，究竟哪种方式是理想的或比较理想的？其二，人类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需要重建：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全球逐渐形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当代人类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具有重大缺陷，是一个不具有公正、包容、和谐、平衡特征的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人类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需要重大改革或重建。其三，科学技术万能主义需要得到适当或有效的遏制或调节：技术进步是推动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力量，然而，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利用技术为人类造福还是制造灾难，则取决于人类自身的价值判断。爱因斯坦当年为人类利用原子科学原理制造核武器而痛心不已，今日人们正在普遍担心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技术将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霍金、马斯克等许多科技精英一直警告人工智能甚至有可能毁灭人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时刻提醒我们，人类必须以自我价值的觉醒来调节或遏制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让科学技术能够为绝大多数人类造福，而不是沦为少数人剥削、控制乃至毁灭人类的工具。随着人类技术进步进入加速度或指数增长时代，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其四，人的财富理念或基本价值观需要深刻变革：金融财富、虚拟财富或股票市值已经是当今世界具有支配性的财富理念，为了追求这些财富，人们不惜牺牲宝贵的自然资源、地球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体系；不惜戕害基本的人文价值，将教育、医疗、思想文化乃至宗教都变成世俗牟利的工具。人类需要彻底抛弃这种错误或极其有害的财富观念，回归到正确的财富观念，以贞定我们的价值生命和精神生命，以价值生命和精神生命主导和引导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命。

为此，人类需要长期持续展开三个新对话。一是东西方文明的新对话：融会中西，各取所长，以构建人类新经济制度和新文明的新思想体系；二是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寻求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理念和新制度，经济学尤其需要充分吸收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基本规律；三是人与自身的新对话：找回人的价值生命和精神生命之意义，重塑人的价值观和财富观，让人的价值生命和精神生命原则成为主导人的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

第九章华为模式的启示2016 年 11 月，我应邀飞往北非摩洛哥王国著名的旅游胜地马拉喀什，参加华为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年会。会议地点是阿特拉斯山麓一个十分别致的度假酒店。为期 3 天的会议，有两件事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情是任正非先生的真诚待客和谦逊好学。入住酒店当晚，我问华为公司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任总住在哪个房间？工作人员回答：任总住在离这里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一个酒店。我顿感吃惊：任总为什么不住这里？每天开会还要来回奔波几个小时？工作人员说：这个酒店只有 28 个房间，全部用来接待邀请与会的各国学者，恰好 28 人。任总和华为所有高管都住另外酒店，还有工作人员就住在供登山者临时居住的简陋房子里。我瞬间感到无比惭愧。任总年过 70 ，又是如此成功的大企业家，为什么还要如此照顾像我这样的无名晚辈，宁愿自己每天奔波也要把最好的酒店房间留给客人？第二件事情是为期 3 天的会议，受邀参会的嘉宾都是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战略等方面的学者，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多个国家。大家讨论的话题都是地缘政治局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世界格局的可能走势、欧洲的穆斯林化、恐怖主义、中美关系等，没有任何话题涉及华为公司自身的业务。任正非先生和华为所有高管都非常认真地参与所有讨论，主要是聆听学者们的辩论，偶尔也会表达意见。任总自始至终仔细聆听，直到会议最后，大家一直要求任总讲话，他才讲了 20 分钟。没有谈华为的具体业务，而是谈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华为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基本思路。

任正非先生和华为那么多高管愿意斥巨资邀请各国学者，并抽出好几天宝贵时间，飞往远在北非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仔细聆听各国学者们海阔天空般的 “ 神侃 ” ，我起初实在不太理解，或许多数人都不太理解吧。后来我重读田涛老师的著作《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故事、哲学与华为的兴衰逻辑》，细细品味任正非先生的一句名言 “ 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 ，才略有所悟。华为公司能够成为中国和世界超一流的企业，秘密可能就在 “ 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 所蕴含的恢宏气魄、大度包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集众人之力，方能成就伟大事业，采百家之长，才能孕育最高智慧。我参加会议的最大收获是能够与任正非先生和他的团队面对面详细交谈，当面请教许多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听他们讲述华为发展历程中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故事，引人入胜，启人深思。我开始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华为为什么成功？如果说有一个华为模式，那么华为模式的核心或精髓究竟是什么？华为模式具有一般意义吗？田涛先生是任正非先生多年挚友，一直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华为的成长历史，是研究华为管理哲学和管理模式最权威的学者。田涛先生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里写道： “20 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审视任正非的一系列讲话、观点，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他的基本思想从未改变过，这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正如任正非所言： ‘ 是什么使华为快速发展呢？是一种哲学思维，它根植于广大骨干的心中。这就是 “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 的文化。这并不是什么背景，更不是什么上帝。 ’”“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 ，这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是华为的基本法。以此为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法，逐渐形成华为或任正非的管理哲学和方法论。田涛先生将其概括为 “ 开放、妥协、灰度 ” 六字真言。华为的一切战略策略、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经营理念、用人方法，皆围绕基本法和六字真言展开。今天，华为基

本法和六字真言凝聚了全球近 20 万优秀人才，纵横驰骋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上超过 20 亿人提供通信网络服务。今天，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设备、企业网络和手机终端行业里最大的企业，一家年收入超过 1000 亿美元的超级跨国企业，一家真正让全球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的中国企业。那么，任正非靠什么确保 “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 真正落到实处？靠什么去实现 “ 开放、妥协、灰度 ” 的管理哲学？众所周知，华为没有上市，从不接受财务投资，从不参与股票和房地产投机，从不参股金融企业，更没有去借助金融杠杆缔造金融产业帝国。恰如任正非所说，华为从不在非战略方向上浪费资源。华为的伟大和令人生畏之处，就在于它能够以创新的制度安排将近 20 万员工的智慧、精力和时间牢牢锁定在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矢志不渝，不攻下 “ 上甘岭 ” 绝不罢休！这些创新的制度安排当然很多，包括华为斥巨资聘请国际著名咨询机构帮助构建的财务管理系统、采购系统、物流系统、制造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包括华为首创的内部 “ 蓝军 – 红军 ” 的自我批判机制；包括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增原理而实施的定期大批换岗和 “ 从零开始 ” 的人才管理制度；包括大胆启用年轻人、不拘一格降人才、激励年轻人敢闯敢干的 “ 狼性 ” 体制机制；等等。然而，吾之愚见，上述制度和机制安排能够高效发挥作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华为的普遍持股制度真正将 “ 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 落到了实处。以奋斗者为本，不能停留于空谈或口号，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和保障奋斗者的利益，让奋斗者的贡献能够以具体的物质回报体现出来，让奋斗者能够真正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或红利。任正非不愧是深刻洞察人性本质的管理大师。人的价值实现不仅要体现为精神层面的成就感、自豪感、荣誉感，还要体现为具体的物质回报，二者不可偏废。仅仅强调奋斗精神或奉献精神，或者

仅仅强调物质待遇或工资奖金，都会失之偏颇。任正非的伟大之处是他将人的精神创造性和物质创造性完美结合起来，既让员工有高度的成就感、荣誉感、自豪感，又让员工获得实实在在的金钱收入。关于华为的普遍持股制度，田涛先生写道：任正非是华为第一大股东，占 1.4% ，其余的 98.6% 为员工持有。截至 2014 年底，在华为 18 万员工中，有 8 万多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任何外部资本股东）。这恐怕是全球未上市企业中股权最为分散、员工持股人数最多、股权结构最单一的、绝无仅有的一家公司，亦是人类商业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什么是华为的 “ 核聚变效应 ” ？在笔者对华为 100 多位高管的访谈中，多数人都认为是 “ 工者有其股 ” 的普遍持股制度 —— 人人做老板，共同打天下。在询问到 “ 如何评价任老板 ” 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词 “ 奉献精神 ” ，或者 “ 不自私 ” 。华为 “ 蓝军统帅 ” 白志东的评论是 “ 言行一致 ” ，这是最高的评价，全世界有几个老板能做到言行一致？说把股权分给大家， 20 多年来就一直分，分给 8 万多人，自己只剩一丁点儿 ……普遍持股制度、工者有其股、人人做老板、共同打天下，这就是华为的核聚变效应！这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制度发明，它创造出华为的奇迹。它真正体现了任正非尊重所有人的创造性或贡献的博大胸怀。试问：世界上有多少老板能够做到？从人类经济制度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我认为华为的普遍持股模式具有划时代意义，具有普适价值，值得经济学者、管理学者深入研究，更值得政治家和宏观政策决策者深思和借鉴。首先，华为模式强调 “ 以奋斗者为本 ” ，实际上颠覆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里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将劳动者或奋斗者的贡献或利益置于资本的贡献或利益之上，至少真正实现了劳动和资本利益或权利的平起平坐。华为模式没有否定资本的贡献，没有排斥资本的作用，只是

将劳动者或奋斗者的贡献或利益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这从根本上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根本矛盾或内在缺陷做出了十分有价值的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大的弊端是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支配劳动，资本剥削劳动，资本分享或获得超额回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试图为资本或资本家的回报辩护，但事实上确实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批判，正是抓住了资本剥削劳动、资本家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是很贫乏的理论，既没有解释力，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有效办法。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逐渐演变为金融资本主义或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单个企业里的资本雇佣、支配和剥削劳动演化为虚拟经济（金融经济）主导和支配实体经济的格局，虚拟经济恶性膨胀，虚拟经济掌控经济体系的定价权和收入财富分配权，事实上构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剥削或剥夺。拙著《新资本论》对此有详尽的分析。从个体来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一些金融精英人士，仅仅凭借那些莫名其妙、与实体经济完全脱节的衍生金融工具，每年收入竟然高达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而那些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地提升产品质量，制造更好产品的工程师和普通工人，年收入可能不到 15 万美元。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那些勤劳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收入不过区区几万元人民币，而那些玩弄金融手段或从事金融投机的人，却可能年收入高达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万。无论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数学模型如何高深典雅，模型如何精美绝伦，都无法为此种违背基本常识的经济现象辩护。还有人辩护说，那些做金融投资或投机的人也承担着巨大风险，而且不能保证每年都有收入，也会亏损累累甚至血本无归。从个人投

资者角度看，此辩护确有一定道理，然而从人类经济整体而言，金融投机或虚拟经济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创造真实财富，如果虚拟经济或金融投机过度，则人类整体的生产力提升和财富创造必定受到遏制。更重要的是，参与虚拟经济或金融投机的人获得巨额收入，勤劳工作的产业个人却收入微薄，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公正或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从宏观整体层面来看，金融业成为很多国家最赚钱的行业，金融岗位成为收入最高的岗位。很多金融机构动辄利润达到数百亿美元，那些科技和制造企业的利润根本无法望其项背。金融业能够很方便地利用高倍杠杆进行资产扩张，增加收入和利润，科技和制造企业则无法使用这种魔法。全球虚拟经济增长（以金融资产占 GDP 比例来衡量）之所以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超过劳动生产力增长，皆源于此。上述这些奇怪的经济现象，根源就是资本居于经济体系的主导或支配地位。当今世界则演变为金融资本居于全球经济体系的支配地位，造成各国经济的严重失衡和脱实向虚。一个理想的经济制度，必须做到既要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又要让资本、劳动、知识以及其他一切生产要素处于平等地位，消除资本对劳动、知识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支配权或主导权，尤其要消除资本对劳动者收入分配的控制权或支配权，这是未来人类经济制度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次，华为模式拒绝财务投资者，也不谋求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给我们认识和改革人类经济制度提供了深刻启示。为解决资本和劳动、知识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自美国管理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资本家或投资者一直致力于如何更有效地保障管理者、劳动者尤其是知识劳动者的利益。 20 世纪后期，美国推出期权激励制度，让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也能分享企业发

展的好处。风险投资模式的崛起则进一步让知识拥有者成为公司发展壮大的重要受益者。然而，这些制度的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投资者或股东享受或支配公司全部或大部分利益的格局。即使是借助风险投资成长壮大的企业，一旦上市，往往还是那些投资者获得数百倍乃至成千上万倍的高额回报，再加上那些创始股东成为巨富，绝大多数普通员工依然不能分享公司发展壮大的好处，或者分享得很少。尽管风险投资者或创业者承担了巨大风险，忍受了各种创业的艰难困苦，理应获得高额回报，然而，普通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艰苦付出同样是公司成功必不可少的力量，同样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华为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华为模式不是基于上市、股票价格上涨然后套现的期权激励模式，而是直接的普遍持股模式，员工不是持有期权等待股价上涨然后套现（事实上很多上市公司的期权一钱不值，持有期权的员工根本没有机会套现），而是每年都能够分享公司的利润分红。而且，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一旦离开公司成为非员工股东，他所分享的利益就会相应逐步下降，乃至完全丧失享受分红的权利。华为模式致力于将企业发展的好处分享给真正为企业做出贡献的人，没有贡献就没有分红。这就大大超越了目前风行世界的期权激励模式。很多上市公司的员工都知道，所谓期权激励往往是 “ 望梅止渴 ” ，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承诺，何况大股东还能够操纵期权定价，让期权持有者根本无法兑现。我并不是否定公司应该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亦绝不否认创始股东或投资者（无论是天使投资者还是后续 A 轮、 B 轮、 C 轮等创业投资者，无论是战略投资者还是纯粹财务投资者）理应通过上市获得超额回报，这正是激发和鼓励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有效手段。华为模式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其一，上市并非公司成功或成为伟大公司的必由之路，亦并非让创始者、管理者和员工分享公司利益的唯一制度机制，更不是最佳的

制度机制。上市或追求市值最大化往往成为很多公司衰败的开端，上市或追求市值最大化给无数公司造成极大伤害，甚至直接导致公司的消亡。其二，以奋斗者为本的基本理念取代以资本家或投资者为本的基本理念，这是人类经济制度的划时代变革。这里牵涉到我们对人类经济本质的深刻把握。依照我们所倡导的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经济学范式，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是每个人本具自足的内在的创造性，人类任何经济成果皆是集体创造的产物，是故每个人的创造力都应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或回报，这亦是保障私有产权的基本要义。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完善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安排，能够精确衡量每个人的生产贡献。经济学者长期致力研究的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工资制，皆不能精确衡量每个人的贡献。流行一时的效率工资理论对此亦无贡献。此是人类经济制度面临的一大困扰，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以交易费用解释这个难题，成果极其有限。相比劳动者或奋斗者的贡献，资本或资金的贡献则能够精确计算，所以资本或资金的回报总是能够准确量度。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主流制度安排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与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度能否精确量度有重要关系，此处不详论为何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者所遇到的主要难题，是人力资本及其生产贡献的精确量度，尤其是人力资本面向未来的贡献无法量度。以奋斗者为本或以劳动者为本，就必须对奋斗者或劳动者的生产贡献有尽可能准确的量度或替代量度。这是设计此类制度安排必然遇到的大难题。华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随着人类经济快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技术、智慧、数据等资源的重要性日益超过资本或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人类经济正快速迈向知识经济时代，迈向一个真正依靠每个人的独特创造性的时代。

人类经济制度安排必须与时俱进，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以创造者为本，以奋斗者为本，以知识、智力、智慧为本。资本主导的时代必然结束，人类经济必然迎来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华为模式正是这个新时代的第一线曙光。其三，华为模式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今天人类的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伟大的创造发明，它创造了无数的财富神话，推动了人类经济史无前例的伟大进步。然而，今天的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资本主导和支配的市场，劳动者的贡献和知识、智慧、智力的贡献很难反映到资本市场，尽管那些伟大创业者的灵感、智慧和创造发明已经能够通过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机制转化为惊人的财富或资本，但是普通劳动者的知识、智慧和艰苦努力却无法到资本市场变现。华为模式为普通劳动者的贡献、知识和智慧转化为资本或财富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全世界的资本市场提供了重要启示，那就是我们可以修改上市规则，鼓励实行员工普遍持股桎梏的公司优先上市，甚至可以修改《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员工持股不达到一定比例的公司不能上市。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真正实现资本、劳动、知识、智慧、智力等一切生产要素 “ 同工同酬 ” 或获得公平回报的完美办法，然而，华为模式所开创的 “ 以奋斗者为本 ” 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人类经济制度未来变革的方向。1. 田涛，吴春波 .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M].4 版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 ： 16.2. 田涛，吴春波 .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M].4 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 89.

参考文献［ 1 ］张五常。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2 ］向松祚。新资本论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3 ］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10.［ 4 ］田涛，吴春波 .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M].4 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5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10.［ 6 ］熊十力 . 新唯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 ］保罗 · 萨缪尔森，威廉 · 诺德豪斯 . 经济学 [M]19 版 . 箫琛，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8 ］许良英 . 爱因斯坦文集 [C]17 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 9 ］张五常英语论文选 . 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2005.［ 10 ］向松祚。不要玩弄汇率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1 ］肯尼斯 · 霍博，威廉 · 霍博 . 清教徒的礼物 [M]. 丁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12 ］ Ja mes M. Buchanan ，Landmark Papers in Economics,Politics and Law, EdwardElgar Publishing Ltd, 2001.［ 13 ］ Fr 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esrd Books,2002.

［ 14 ］ R. H.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15 ］ St even N.S.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16 ］ A rmen A.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Liberty Press, 1977.［ 17 ］ O 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The Free Press, 1985.［ 18 ］ T homas K.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 La ndmark Papers in Economic Growth, Selected by Robert M.Solow, Published b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 ］ St 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Science, Reason, and Religion,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2008.［ 21 ］ Th omas K.McCraw, 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HowEntrepreneurs,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riumphed in Three IndustrialRevolution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7.［ 22 ］ A 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Wealth of Nations,Methuen and Co.Ltd.［ 23 ］ M 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alism,published by Charles Schribner, 1958.［ 24 ］ R on Cher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Vintage Books, 1999.

［ 25 ］ St 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 Vintage Books, 1994.

绪论曼德维尔和斯密人性的本质是一切学问的终极基础。人的行为、人类的各种制度和组织，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源自关于人性本质的思想和理念，这是十分令人惊异却又是那么平凡无奇的事实。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最后一章那段著名的感慨时常为人所引用。美国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的名著《俗世哲学家》，以极为优美的文笔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了从斯密到熊彼特等多位经济学大师的思想，意在说明正是这些经济学思想影响了后世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乃至整个人类的福祉。熊彼特晚年和夫人一起，不辞辛劳、披沙拣金，撰写了《经济分析史》和《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内心深处亦是希望证明思想威力之无穷。马克思本人深信思想的威力，他的《资本论》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人类命运之影响可谓极其深远。从经济学数百年发展历程而言，影响最为深远而且奇特无比的一个简单思想就是 “ 人性自私 ” 。众所周知，斯密《国富论》的基本主题就是人性自私以及自私的好处。毕生研究斯密生平和思想的英国人埃德温 · 坎南说： “ 渗透整部《国富论》的基本主题就是自私的经济利益，它同样为后世全部经济学奠定基石。 ”效用论的发明者边沁曾经自豪地宣称，我种下了效用这颗种子，我坚信它会长成参天大树。斯密所种下的 “ 自私的好处 ” 这颗种子，长成的已不仅仅是参天大树了，而是整个经济学那无边无际的茂密森林。说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

人类思想发展历程，因为斯密的前辈学者，特别是他最尊敬的恩师、苏格兰启蒙运动大师哈钦森博士并不赞同 “ 自私有利 ” 的观点。17 、 18 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学者，致力于人性本质及其规律的研究，直接导致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兴起和经济学的诞生。斯密的恩师哈钦森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员。哈钦森的经济学主张完全是重商主义学说。他对人性的观点则以 “ 乐善好施 ” 或 “ 利他 ” 为中心。哈钦森相信乐善好施是人的一切美德以及一切源自美德的人类行为的共同的显著标志。最伟大的乐善好施的行为则是致力于为最大多数人谋取利益或好处的行为。哈钦森认为 “ 自利、自私或自爱 ” 永远不能成为任何美德的基本原则或出发点，当然，只要不产生其他负面效果，人们照顾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有意思的是，斯密非常尊敬恩师哈钦森，而其基本学说却与恩师分道扬镳。斯密的《国富论》与重商主义经济学彻底决裂，他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对于哈钦森 “ 利他主义理想 ” ，斯密同样毫不留情地予以系统批评。斯密首先赞美哈钦森的利他主义思想体系 “ 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体系，该思想体系有一种特有的趋向，那就是滋养和激励人内心深处所有情感里最高贵和最令人愉悦的那种情感 ” ，然后话锋一转： “ 然而该思想体系却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无法充分解释人类为什么会欣赏那些并不怎么特别高贵或者比较低级的情感，譬如精明节俭、警惕小心、细心慎重、克制自律、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等。 ”斯密接着以优雅的语言赞美自私自利的好处： “ 很多情形下，关心和照顾自我的幸福和自己的利益，往往是非常值得赞美的行为准则。勤俭持家、勤勉工作、思虑周全、处事妥当、专心致志、善于思考，一般而言，所有这些行为和美德皆来源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与此同时，自私自利的动机被认为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品德和素质，它值得我们每个人的尊重和认可。相反，粗心大意和懒惰荒怠普遍遭到指责和

反对。然而，这些不良品质和行为不是源自缺乏乐善好施之心，而是源自对自己的利益和追求的目标缺乏适当的关切。 ”当然，斯密对自私自利极其优美的颂扬，来自《国富论》里那两段举世知名的文字表述得更加清晰：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 —— 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获得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更大。上述两段话是 “ 个人自私自利能够促进全社会利益 ” 这个学说的最佳阐述。两百多年的西方经济学不过就是对这两段话的不停阐发。斯密是如何创立这个学说的呢？埃德温 · 坎南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斯密自身思想逐渐演化发展的结果，二是可能受到曼德维尔思想的影响。伯纳德 · 曼德维尔（ 1670—1733 ）是斯密的前辈，据说精通古籍、哲学和医学，思想深邃，文笔流畅，为当时欧洲第一流的思想人物。曼德维尔的传世名著《蜜蜂的寓言》，标题即显示了其思想优美和神

奇的一面。一言以蔽之，曼德维尔学说的精髓就是一句话： “ 私恶即公德 ” 或 “ 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 ” 。演绎出来，其学说亦有硬币之两面。硬币的第一面，曼德维尔将人类几乎一切欲望或需求皆斥责为 “ 恶 ” 或 “ 不道德 ” 或 “ 虚荣 ” 。斯密就此评论道： “ 依照曼德维尔的见解，我们人类所保留或期待的快乐、幸福或欲望，只要超过那最极端的苦行僧的自我克制水平，哪怕只是超出那么一点点儿，就是极其恶劣的奢侈浪费和淫荡纵欲。依照曼德维尔的想法，一切需求只要超过人类生存所极端必需的水平，那么只超过一点点儿，就是奢华无度。依照这位怪杰的思维，就算你只不过穿一件干净的衬衫或住一间稍微方便舒适的房子，那都是恶习或不道德的行为。 ”硬币的第二面，曼德维尔却将奢华、享乐、纵欲等恶习看作人类经济繁荣和进步之源泉。他那著名的诗篇充满奇特的逻辑：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可憎的傲慢又养活着另外一百万穷汉。嫉妒和虚荣，是产业的奖励者，其产物正是食物、家具和衣服的变化无常，这种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恶德，竟然成为回转商业的车轮。曼德维尔几乎完全从负面角度看待人性，认为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玩儿命不择手段地去力求满足自己的虚荣和私欲：律师们的艺术是在人们之间制造纠纷，他们对待法律，就像盗贼行窃前那样审视店铺，为的是找到可利用的漏洞，

为他们的罪恶目的辩护；医生们轻视病人的生命，只是盯着荣誉和财富；商人们在市场上售卖掺假的货物，因为他们赚钱的欲望真是无度。无数的人都在努力，满足彼此之间的虚荣和欲望，到处都充满邪恶，但整个社会却变成了天堂。斯密其实并不赞同曼德维尔的极端思想。斯密就此评论道：对于任何人的情感，无论它们是何种情感，也不管人们是否应该拥有这些情感和需求，曼德维尔皆毫无例外地将一切情感和需求斥责为虚荣。他依靠这种极端怪异的诡辩术，竟然得到了他那值得称颂的结论：私恶私利乃是公共利益！斯密 “ 个人自私创造公众利益 ” 的观点要比曼德维尔的观点中庸得多。《国富论》的所有论点都以优雅婉转的方式来表达，符合斯密宁静和睿智的人格特点。然而，曼德维尔的学说却深深影响了斯密对人性、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说，曼德维尔的观点决定了《国富论》的主调。斯密的原话能够做证： “ 曼德维尔博士的思想体系曾经引起整个世界的巨大反响。尽管其论点看起来如此具有毁灭性，但是，如果曼德维尔博士的观点没有在许多方面触及深刻的真理，那他就绝不会对那么多的人产生那样深刻的影响，就绝

不会警醒那么多睿智人士，他们都是良好社会秩序原理的真正朋友。 ”曼德维尔的思想体系以 “ 私恶即是公德 ” 为出发点，系统探讨了从私恶到公德的实现路径，亦即经济社会制度或社会秩序的形成机理，探讨了社会分工促进经济繁荣的内在机制。显然，曼德维尔的思想体系对《国富论》的所有重要主题 —— 自私促进经济繁荣，看不见的手，尊重个人自由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增长 —— 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曼德维尔对后世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是个人自由和市场自发自在秩序的坚定捍卫者和最佳阐释者，他赞扬曼德维尔是英国 18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哈耶克关于个人自由和市场自发自在秩序的观点与曼德维尔的社会秩序学说如出一辙。曼德维尔的学说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亦有重要启发。凯恩斯认为，人们推崇的许多美德（譬如节俭和储蓄）却往往对经济繁荣有害，人们谴责的许多恶行（譬如奢侈和铺张浪费）却对经济繁荣有利。凯恩斯《通论》里许多与古典经济学价值观念相反的 “ 异端邪说 ” ，都有曼德维尔 “ 私恶即公德 ” 的影子。自私假说成为公理曼德维尔和斯密关于人性自私及其各种后果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思想尤其是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纵观西方经济和社会思想，曼德维尔之 “ 私恶即公德 ” 论，斯密之自私论，达尔文之进化论，道金斯之自私基因论，皆为西方竞争经济制度或行为张目。这些学说皆包含极其重要的真理成分，然揆诸人心或人性之本质，实为偏执之论也。

将人性自私作为一个基础性假设，是主流经济学最本质亦最显著的特征。这一点，张五常教授的名著《经济解释》说得最清楚。他说：从经济思想史那方面看， “ 自私 ” 成为一个基础假设是十九世纪末期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在这个新的范畴内，广泛使用数学的微积分，提出了 “ 边际 ” （ marginalism ）的分析， “ 极大化 ” （ maximization ）与 “ 极小化 ” （ minimization ）的概念被接受了。人的行为以满足私欲为原则，就成为 “ 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 ”—— 或争取最小费用 —— 这个假设。简化地称之为 “ 自私 ” ，是比较通俗的说法。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后，这门学术渐趋科学化，行内就将 “ 自私 ” 作为一个客观的假设了。这样，人的本质究竟是否真的自私变得无关宏旨。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辩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而以这假设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否可取，要看这个及其他附带的假设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再客观地以事实验证。在这个科学辩证的游戏中，因为逻辑的规限，我们不能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以致在逻辑上我们无法推出任何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张五常教授以上的阐释有几个重点值得注意：其一，自私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设，乃是经济学日益科学化的结果，亦即经济学需要使用最大化和最小化的分析方法，则必须假设人性自私，且将人性自私界定为局限条件下争取利益最大或成本最小。

其二，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对经济学无关宏旨，这正是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的关键论点。也就是说，经济学者将人性自私当作一个武断的假设即可，无须继续追问或探求人性是否真的自私，无须继续追问或探求人性本质究竟为何。其三，经济学者将自私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主要是为了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尽管张五常教授相信人性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不过就经济科学而言，自私只不过是一个 “ 方便法门 ” ，是实证经济学的一个方便假设，仅此而已。纯粹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而言，张五常教授对经济学 “ 人性自私假设 ” 的阐释正确而恰当。从全面解释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整体观来看，我有三点补充：其一，人性自私假设，尤其是将人性自私清楚界定为局限条件下最大化利益或最小化成本，确实是边际效用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后，经济学被普遍科学化的结果。然而，人性自私却有经验事实做客观的基础。古典经济学皆或明或暗地以人性自私为经济行为的基础。斯密《国富论》有很多论述人性自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的经典段落。价格理论的三大支柱 —— 效用最大化、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选择替代定律 —— 亦皆有经验事实为基础。因此，人性自私假设并非空中楼阁，它至少刻画了人性或人类行为本质的某一个重要侧面。其二，将人性自私作为解释人类某些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基础假设，并不意味着人性自私能够作为解释人类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基础假设，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继续追问或探求人性的本质，或追问人性是否真的自私。吾以为人性自私（无论如何界定人性自私的含义）并不能全面刻画或概括人性的本质，我们确实需要再往前一步或往深一步去追寻人性的本质。此是吾人所倡导的创造性经济学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基本分歧点。其三，解释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之方法或途径，绝非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方法之一途。以 “ 推导出可能被事实推

翻或验证的含意 ” 为要义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固然有其独到和精彩之处，对我们理解和解释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大有贡献，然而，实证经济学方法并非我们理解和解释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唯一和全部途径。从人心创造性出发来解释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既无须局限于人性自私假设，亦可包含实证经济学方法。实证经济学方法实为创造性经济学范式之一部分。自私假说的基本困难重要的是，经济学以人性自私为基础假设来解释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其实有难以克服的逻辑困难。为什么同是自私之人性，不同的个人却有完全不同的行为、理想、意识、结果或目的？为什么同是自私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家庭、公司、社区、国家），却有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果？为什么同是自私之人，有人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令人高山仰止的伟大贡献，有些人却平淡无奇，有些人则成为人类社会的破坏者和犯罪者？为什么同样由自私之人组成的社会，有些社会能够发展出或演化出优秀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和基本人权，有些社会却始终难以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甚至根本没有制度可言，对私有产权和基本人权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为什么同样由自私的个人组成的公司，一些公司能够取得辉煌成就，成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力量，有些公司却完全失败或默默无闻？易言之，以自私为基础假设，是否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及其结果，是否能够解释哪怕是最普通的人类行为及其结果？自私对于解释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都是不可不深思明辨的重要问题。

信奉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家当然可以辩解说，人性是否真的自私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方便假设，以便经济学者推导出具有解释力的假说或理论含义，以解释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他们亦可以辩解说，上述那些问题不是经济学应该研究的课题，应该让其他学科来做解释。实证经济学或实证科学的假说需不需要具有真实性，是科学方法论或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长期争论的问题。弗里德曼和张五常支持假说非真实性，科斯则反对；物理学家霍金支持假说非真实性，爱因斯坦则反对。本书第一卷对此已有详论，此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一切社会科学需要解释的现象皆源自人性或人心的本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必须深入讨论人性的本质。此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本质的不同。远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或经济学的主要目的还不是解释现象，而是通过对人类现象的解释、阐释或辩证的思考得出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从而引导人类行为不断迈向文明和高远的境界。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忙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话尤其适合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我们研究自然科学，譬如研究基本粒子的运行规律，并不能指望改变基本粒子的行为轨迹，因为基本粒子并没有 “ 意志自由 ” 或 “ 自由意志 ” 。大物理学家费曼曾经感叹说：假若基本粒子有感情，那么物理学将会变得多么复杂啊！人们利用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来创造崭新的科技成果从而改善人类生活，与社会科学或哲学、艺术、宗教通过改变人的思想、思维，陶冶人的性情，从而让社会变得更加文明和谐和高尚优雅，是完全不同的改造社会的方式。自然科学改造世界并不牵涉到改变自然或基本粒子的 “ 本质 ” 或 “ 本性 ” ，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改造世界则必然牵涉到改造或发现人性的本质或人心的本质。一切伟大宗教和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启发和激励人类 “ 向善 ” 。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 大哉斯言，富哉斯言！实为一切社会科学之共同目标和终极追求。为达此

目的，我们就不能不深入研究人性的本质，就不能不对人性是否自私或者自私究竟是何种意义给出明确答案，而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方便的假设。这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区别之所在。还有经济学家辩解说，自私假设只不过是 “ 人类行为是具有目的性或方向性的行为 ” 的另外一种说法。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或方向性，不是随意任性、杂乱无章或者是低级动物那样的本能反应。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或动物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类行为具有目的性。奥地利学派大师米塞斯的名著《人的行为》（亦有翻译为《人类行为》）第一章开篇就仔细论述人类行为的目的性。然则，我们仍然需要问：人类行为之目的性从何而来？为什么动物行为只是本能反应而人类行为却具有目的性？更应该深入问：为什么处于同一环境下，一些人可以发起高尚和高贵的行为，另外一些人却发起卑劣、下流、无耻的行为？米塞斯对此并没有深入系统之讨论，他只是简单强调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而已，以此为出发点去研究人类为达此目的如何选择各种可能的手段，即将经济学改造成为一门个人选择的科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宗师列昂 · 罗宾斯亦持此种观点，他将经济学视作一门选择的科学，此选择不是探索人类为何选择此目标而不选择彼目标，而是探索目标既定之后，如何选择各种手段，或者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里，如何选择最优的手段以达到目的。米塞斯和罗宾斯之后的经济学巨擘萨缪尔森，则将经济学简化为一门追求最大化的科学，利用微积分求解最大化，线性规划或最优规划等数学方法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工具，哲学思考和价值探索则几乎完全消失。然则，人类为何选择此目的而不是彼目的，难道不是更重要的研究课题吗？人为何选择高尚目标而不是卑贱目标，人为何选择恶经济而不是善经济，人为何能够志存高远而不是鼠目寸光，人为何单纯追

求金钱而不是追求金钱之外的高尚目标？易言之，我们当然同意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但是我们需要追问：人类行为之目标从何而来？难道人类或每个人追求的人生目标不是源自人性之善或人性之恶或人性的某种本质吗？果如是，我们如何能够简单地以人性自私来概括经济学的全部基础呢？经济学家还可以辩解说，人类行为或人类选择的目标亦是由外部因素所决定。设若人的目标皆是由外因来决定，那么人的主观能动性或人的自由意志又有什么意义呢？自由意志的精髓应该是说人类能够超越或摆脱外部因素之缠绕，独立选择自己的人生追求或人生目标。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也。事实上，古往今来人类一切伟大成就，皆是伟大人物矢志改变现有世界之结果，假若人之行为完全跟随外部因素而随波逐流，又如何能够推进人类社会不断超越以往、向前迈进呢？人类社会之伟大变革，无论是科学技术之伟大变革，还是政治经济制度之伟大变革，首先源于超越时代的思想变革，那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变革（譬如现代民主自由之政治思想，科学时代之兴起，19 世纪和 20 世纪物理学的革命性进步，等等），如何能够说完全是外部因素刺激之结果呢？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进步皆是人类理性之自我精进、人类精神之自我超越、人类思想之灵感闪耀，而并非对外部刺激的简单反应。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以 “ 挑战和应战 ” 来概括整个人类历史之演变，失之偏颇和浅陋。哲学家黑格尔将人类文明和历史演变看作人类精神发展史，是人类精神辩证的演化和超越，则是超凡脱俗之洞见。人性自私假设最大的麻烦是，它无法解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亦无法推导出能够解释人类最重要经济现象的假说。人类最重大的经济现象是什么？那就是人的创造性经济行为，就是面向未来的创造行为。本书卷二对此已有详细论述。

1. 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and Co.,Ltd. 1936, p.383-384.2. 《俗世哲学家》被称为史上第二畅销经济学著作，在国内全新出版后，现名为《经济学统治世界》。 —— 编者注3.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xii.4.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xiii.5.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 xiii.6.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27.7.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456.8. 伯纳德 · 曼德维尔 . 蜜蜂的寓言 [M]. 肖聿，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7.9.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xii.10. 伯纳德 · 曼德维尔 . 蜜蜂的寓言 [M]. 肖聿，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7-10 。1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xiv.1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and Co.,Ltd. p.xvi-xvii.13.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88-89.14.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91-92.

第一章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本之学我所倡导的新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之本质区别，要而言之，约有三端：其一，设若我们承认人类一切活动（自然包括经济活动在内）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是为了追求人生或生命的价值，那么，仅仅依靠解释现象或推测现象（实证经济学的基本目标），则无法理解人类经济生活的本质。因为无论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如何精确和深刻，对现象的推测如何明确和精准，我们都无法从现象本身发现价值之源，亦即我们永远无法通过对现象的解释和推测寻找到人生的基本方向和生命的安顿之所。其二，经济学作为一门人的学问（人学），不能只以解释现象和推测现象为已足，不能不关注和讨论超越现象界的问题或形而上学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学者不能不对价值问题给予最高的重视，否则，经济学将成为一个漫无目的、没有灵魂的 “ 无本之学 ” 。事实上，任何经济学者即使只关注所谓现象界的解释和推测，其心中总是若隐若现地闪烁着一种崇高的期望或愿景，那就是寻找到理想的人类经济秩序。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理想的经济秩序是能够实现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 的经济秩序。但仅仅解释和推测现象，没有对超越现象界的重大问题（价值之源）的深刻理解，我们是无法企及理想的人类经济秩序的。

其三，实证经济学或经济科学的全部目标是为了寻找或发现人类经济体系演变的内在规律。仅仅致力于解释和推测经济现象，并不能发现人类经济体系根本的内在规律。现象界的规律必定有其内在的根源，此根源并不在现象界本身，而是根源于创造性，即根源于人的内在本质或创造性本质。解释和推测现象的艰巨复杂工作，或可帮助我们感觉到那根本性规律的存在，却无法帮助我们真正寻找到根本性规律。现象界所发现的规律都只是暂时的规律，生灭灭生，新新不已。现象界规律的成立都具有前提或条件，都不是普适的规律。我们希望寻找的则是人类经济体系内在的超越的规律，即没有任何条件和前提约束的绝对规律。现象界的规律只是那超越的绝对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里的不同表现形态。以此言之，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实为无本之学。主流经济学历数百年发展，高手云集，天才辈出，构思精密，逻辑井然，理论繁复，模型超绝，堪称具有 “ 百官之富，宗庙之美 ” 的庞大学术体系，且又是经世济民的显学，焉得指斥其为无本之学？毋乃指斥太甚乎？读者若依以上三端衡论之，则知吾说主流经济学是无本之学，实非妄言。经济学欲成为真正的经世济民之学，必以儒圣 “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为根本精神和血脉依存，必以儒圣 “ 民胞物与，内圣外王；范围天地，曲成万物 ” 为根本格局，必以儒圣 “ 物我无间，智周万物 ” 为根本方法，必以儒圣《易经》 “ 首出庶物，天下咸宁 ” 为根本理想，如此方为有本之学。以儒圣根本精神为精神血脉之经济学，绝非与科学的经济学或经济科学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相反，有儒圣正盈之教为精神血脉，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彻天彻地、贯通古今的经世之学，方能避免经济学成为一隅之学、一方之教或偏执之教。儒圣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佛家根本智和后得智，新儒学宗师熊十力先生所倡导的性智和量智，原非相互矛盾，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有德性之知而无见闻之知，则不免陷入空疏和清

谈；有见闻之知而无德性之知，则不免堕入支离和误区，失去经世济民之本来方向。熊十力先生曾经引用某西哲一言以述说儒圣思想： “ 最伟大的思想，必是传统的思想。 ” 十力先生认为传统的思想必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此等思想，必非限于某一部门的知识，而是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特有解悟，因此能启示人类以超脱尘凡、至高无上、圆满无缺的理想生活。其二，此等思想，必非限于一时一地，或对某种流弊为矫枉过正之倡导，而其所发明之道理，确是通古今中外而不可易的。其三，此等思想，有大思想家创之于前，亦必时有大思想家继之于后，前后互相印证，虽或不能无小出入，如见仁见智见浅见深之殊，但其根本精神，恒相一致。依此，十力先生说吾华夏儒圣思想（孔孟之道）为传统思想。此一论述，意蕴极其深远。盖一切人学（一切有关人的学问。实际上，天底下一切学问莫不与人相关，皆是人的学问，皆为人之所学，故此处所说，实则涵盖一切学问）必然或必须以十力先生所谓 “ 传统的思想 ” 为根本精神或灵魂血脉，盖人间一切学问之终极归宿皆是启示人类超凡脱俗、趣入高尚的灵性生活之境。自然科学亦不例外。通途所论，自是将自然科学列为 “ 人学 ” 之外，以为自然科学无关人类情感或价值观。此固是肤浅之论。自然科学与一切社会科学一样，皆是 “ 人学 ” ，皆必然或必须以儒圣传统思想为根本精神或血脉灵魂。其一，自然科学或一切关乎自然现象的见闻之知，原本就是人之本心之知体明觉的发用或功能之彰显，即是人类本心之必然的趣向或本质的功能。人类作为最高级的灵性生命形式，对宇宙万事万物具有天然或必然的好奇心。此好奇心就是人之本性之知体明觉之表现形式。人类对自然物理现象之探索，无论出于改造自然以利用自然之目的，还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要皆源自人之本性之灵性生活功能之体

现。一切人学皆源自人心，自然科学是源自人心之人学之一支，故自然科学乃是天然或必然的人学也。其二，自然科学以探索物质世界或宇宙或生命的起源、演化和归宿为根本目标，此乃人类精神最伟大之使命和愿景，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科学成就，无不以破解宇宙自然和人类生命之奥秘为终极目标。然而，数千年前古圣贤哲就已经认识到，穷理到究极处，一切向外求解或解析或分析或实验或实证之方法，皆必然陷入困穷之绝境，所谓心行路绝，言语道尽。欲真了解宇宙和生命之根源，只能反躬自省，反求诸己，逆觉体证，亦即向人之本性或本心来体证或体验宇宙和生命的本质或本源。此中真有千言万语，无法细说。是故十力先生说，一切理论学说穷理到究极处，必然以信念为基础，舍此别无其他任何基础或根源。信念者，人心之所发也，人心之灵感焕然也，人心之本源的启示也。今日物理学之最前沿发展，即认为宇宙和生命之本源乃是人的意识！古圣贤哲很早就体认出终极真理，亦即十力先生所反复申说的 “ 心物不二、体用不二、质能不二、吾人生命和宇宙大生命不二 ” 。西方顶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温伯格、考夫曼等人亦皆明确体认到，自然科学之 “ 解释箭头 ” 一直追溯下去，亦必然追溯到那个神秘的 “ 第一推动力或原初推动力 ” ，此第一推动力或原初推动力可以名之曰上帝、造物主、神圣秩序、自由意志等，此就是十力先生所说 “ 一切学说的终极必以信念为基础也 ” 。以此而论，自然科学亦为人学，必无异议。其三，自然科学之发展方向及其成果之利用，必定需要儒圣先哲传统思想之指引，否则自然科学之成果或利器必然为人类所误用、滥用而为戕害人类之最危险武器。古往今来，一切战争或人类相互戕害之惨剧，莫不源自人类思想之陷入黑暗、极端、荒谬之深渊。今日人类依然时刻面临着核武器、化学武器、网络武器等各种先进武器之威胁，列强纷纷发展各种尖端武器以备进攻和防御。呜呼！自然科学之伟大发明和创新，原本能够助人类生活迈向富裕繁荣之境。有学者计

算，倘若今日世界各国皆能永久和平相处，各国庞大军费开支皆用于改善民生，则人类至今依然困于赤贫之境的数十亿人则有望脱贫。今日人类各国、各种族之间依然普遍存在各种仇恨、敌对、不信任，所有这一切，皆出自人性自私之丑恶根源。人类进步向上之真几，要在克制此自私自利和仇恨敌对之动机，否则，人类科学之进步不仅不能助推人类迈向富裕、和平之幸福生活之境，反而将导致人类集体大毁灭。自然科学失去儒圣传统思想和智慧之指引，则必然堕落为相互戕害和自杀之恐怖黑暗之工具。爱因斯坦晚年不辞辛劳地为消除核武器、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且为自己发明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而后悔。哀哉！人类何故自我迷暗、愚昧、自私自利到如此地步？美国学者斯诺 1959 年发表雄文，点出两种文明之冲突。实则依华夏儒圣先哲之正盈之教，德性之知必为见闻之知之主导或主宰，见闻之知（一切科学皆为见闻之知所概括）必以德性之知为皈依。今日世界，人人皆当以儒圣德性之知为人生之大本，为生命之归宿，否则无论有多么伟大之科学发明，有多么巨额之财富，亦不能寻找到人生本来生活之家园。自然科学必然为 “ 人学 ” ，道理已如上述。一切社会科学必然为人学，自不待言。经济学为社会科学之重要门类，焉能不以儒圣先哲传统思想为指南和皈依？以此为指南和皈依，则为有本之学，无此指南和皈依，则为无本之学，此乃普通常识，原本无甚奇特处，惜乎西洋经济学数百年之发展，若站在其自身体系内观之，理论之精严，解析之细密，实证之广博，无不给人以 “ 百官之富，宗庙之美 ” 之崇高庄严之感。然而，若衡之以儒圣先哲（实乃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一切先哲之所共契）之正盈之教，西洋经济学实乃无本之学，盖因其始终坚守所谓自私假设，将人之行为模拟为（或处理为）自私动机下的所谓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虽不无洞见或启示，却未能洞悉人类经济发展之本源动力 —— 人性或人心的创造性真几或创造性本源。

以自私为基本假设之西方经济学，不仅所谓 “ 科学的解释力 ” 乏善可陈，而且根本无从解释人类历史上真正重要的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根本无从解释人类经济增长或财富创造的根本动力，根本无法解释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周期性历程的背后根源，亦无法为人类经济向未来的跃进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和制度变革方案。易言之，以自私为基本假设的主流经济学，将人类视为所谓理性计算的经济人或经济动物，此乃对人性或人心本质的极大误解。无论经济学者如何解释所谓自私假设，无论经济学者如何申说自私假设只是一个假设，无关经济学之宏旨，都无法否认自私假设为主流经济学立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将我们观察人类经济行为之注意力彻底盯在所谓的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或市值最大化这一褊狭或偏执的方向上，导致我们不能从创造性真几或创造性本源的角度来考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导致我们将人类经济体系里或经济现象里真正重要的现象或事实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1. 熊十力 . 熊十力论学书札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247-249.2. 熊十力 . 新唯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 赞语 ”.

第二章人心的创造性人心的创造性：一心开二门的基本架构新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皆源自一个最基本理念：人心的创造性，创造性才是人作为人最内在的本质。本章从一般意义上概述人心的创造性，随后各章则分述儒家和佛家对人心创造性的深刻洞见。东方智慧皆以 “ 心 ” 之探索、超悟、顿悟或渐悟为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最有趣之课题，实乃东方智慧最高明、最令人心折、最引人入胜、最具创造性、最富启发力的殊胜之处，亦必定是人类一切学问之终极归宿、人类一切学问未来努力之基本方向。象山曰： “ 心外无物，道外无事。 ”人类学问岂有他途乎？纵观古今，儒释道三家皆对人心或人性之本质多有发现或发明，较之西洋智慧和哲学思辨，其高远超绝和渊深博大，实不可同日而语也。然则，西方学问以向外求理或格物致知为主要进路，日积月累，终于点燃现代科学大繁荣的辉煌时代，照亮了人类开发自然、探索宇宙之康庄坦途，此成就之宏大惊人，亦东方智慧所不可同日而语者。东西方智慧皆沿各自擅长之进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不断攀越知识和智慧之高峰，东西方智慧各有擅长，奇峰突出，为人类文明开出绚丽多姿之花园，为人类未来开启无限光明之前景。东方智慧以反求诸心、反求诸己为主要进路，以探索人心或人性之本质为主要目标，亦未否定向外求知。是故《中庸》有曰：尊德性

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西方智慧以向外求理、格物致知为主要进路，以探索自然万物之规律为主要目标，亦未完全否定反求诸心、反求诸己，是故西洋哲学演进至康德，即渐渐回归人心或人性之本质。康德力倡 “ 知性为自然立法 ” ，提出 “ 意志自由、灵魂不灭、上帝存在 ” 三大著名公设，阐扬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之精辟论断，主张真正的道德必定且只能是自律道德，如此等等，皆是对人性或人心本质之深刻创发。易言之，反求诸心、反求诸己之内省之路，必定要走上格物致知或探求自然规律之途，人心或人性天然注定要探求自然宇宙之理，此乃人性或人心之创造性或创造力之必然，所谓溥博源泉，沛然莫之能御。同理，向外求理、格物致知之外延之路，亦必定走上反求诸己、反求诸心之途，盖宇宙自然一切规律或真理，推演到终极，必定是人性或人心之理。善哉妙哉，东西智慧，殊途同归，实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万物，人间万象，终极之理，唯有一个，那就是心之理。大哉！《易 · 系辞下》有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人类社会之一体化或全球化可谓一日千里，进展神速，所谓地球村不再是科幻小说之预言，实乃人人得以亲历之事实，从经济、贸易、金融、政治、军事、外交等诸现实物质生活层面观察，划分东西方已无必要，小小寰球已成一体。今日虽有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之说，亦实有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之部分潮流，然而全人类大融合之趋势实不可阻挡。东西方学术精神和智慧方向亦必将开启真正的大融合，以成就人类共有之新文明。此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非个体意志可以左右。东西方智慧方向和学术精神之融合，终极理想即是《中庸》所标举之 “ 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 。东西方智慧方向和学术精神之大融合，亦必定以人性或人心之创造性为核心

或圆点，舍此无其他任何圆点或起点，舍此亦无任何其他之归宿。此理只是一个理，唯一的一个理，舍此别无他理。以人性或人心的创造性为核心或圆点，以 “ 一心开二门 ”—— 人心同时开道德创造性之门和知识创造性之门 —— 为基本理境架构，人的创造性则涵盖自然宇宙、人间万象之全部现象，概括自然宇宙、人间万象之全部真理。此二门 —— 道德创造性之门和知识创造性之门 ——若依儒圣先哲之义理语言言之，则是尊德性之门和道问学之门；依照佛家义理语言言之，则是清净门和生灭门；依照康德哲学义理语言言之，则是思辨理性之门和实践理性之门或经验知识之门与道德知识之门。人间一切，千言万语，不过做人与做事。做人者，必开道德知识或智慧之门也；做事者，必开现象知识或经验知识之门也。千辙万途，起自原点；千壑万流，必归大海。 “ 一心开二门 ” 之义理架构，原本是佛家《大乘起信论》所创发，牟宗三先生将其扩展为人类一切哲学思想之基本原型，实乃人类一切知识之基本原型。宗三先生阐扬之功，不可磨也。吾今日标举人心之创造性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经济现象。同样以一心开二门之义理架构言之，则分为人心之道德创造性和人心之知识创造性。若依照儒圣先哲所创发的义理规模言之，人心之道德创造性就是 “ 内圣 ” ，人心之知识创造性就是 “ 外王 ” 。内圣和外王即是人心所必然要开出的智慧和知识二门。儒圣先哲心学于 “ 内圣 ” 发明独多，于 “ 外王 ” 则明显不足，是故儒圣心学始终未能开创出科学之时代和民主之格局。西方智慧以格物致知、对外求理为主要进路，故于 “ 外王 ” 发明独多，开创出席卷整个人类的科学大时代和民主制度的政治大格局。相反，西方智慧于 “ 内圣 ” 则明显不足，是故自 17—18 世纪科学大时代开启以来，西方思想先后被天主教神学、新教神学（路德和加尔文

派）、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尼采的 “ 上帝已死 ” 论、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所主导。今日人类所急需者，正在于将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合二为一，以创发或开辟人类新文明。此正需东西方文明和智慧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融会贯通。康德论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康德曾经论述人之三种才能，甚有意趣，兹引述如下：我们可以方便地将人之向善之才能分为三项，三项之分是就其目的（功能）而分者，此三项乃是人之定性之组成部分。三项之分如下：第一项才能属于人之为一有生命的存有之动物性者；第二项才能属于人之为一有生命而同时又是有理性的存有之人情性者；第三项才能属于人之为一有理性的而同时又是负责的存有之人格性者。属于人之动物性的才能（本能）可概括于物理自然而纯机械的自利之统称下，即是说，这类的才能不需要有理性。这些才能可有三重：第一，一个人自己之自我保存之才能；第二，其族类之繁衍以及其子孙之保存之才能；第三，与他人沟通即社交合群性之才能。（引者注：此类才能即纯粹的动物性本能，人有之，其他动物亦有之。）属于人之人情性的才能可以概括于物理自然而却是较量的自利（此需要理性）之通称，即是说，这种才能是只依与他人相比较而估计一个人自己之为幸运或不幸运之才能。（引者注：此类才能，康德称之为人情性之才能，实际上可称之为社会性之才能，即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必然具有的一些能力，譬

如计较名利得失、计较价格高低、竞争或争强好胜，并因此产生嫉妒、羡慕、爱恨情仇等各种复杂的社会性情感和思想。此类才能需要某种理性。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理性经济人之理性就属于此类才能。）属于人之人格性的才能即是能够尊敬道德法则之才能，此所谓尊敬道德法则即是一种其自身为足够的自由决意之动力，或者其自身即为自由决意之足够的动力，亦即无须假借感性或对象或为什么等原因来决意，人自身即足为自由决意之动力，且此自由决意必定能够尊敬道德法则，此种才能便是属于人的人格性才能。（引者注：人具有自由决意之能力或自由意志，且此自由意志又必定能够尊敬道德法则。康德将此种才能称为人格性才能。康德此处所说即是孟子两千年前所弘扬的人性善。然而康德所用语言诘屈聱牙，颇为费解，未若孟子言性善之高明俊朗、亲切动人。此正可见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之不同。）康德总结说： “ 如果我们依照此三种才能（性能，预有之性向）之可能性之条件来考量此三种才能，则我们见到第一种不需要有理性；第二种基于理性，此理性虽是实践的，却服役于其他动机；第三种须以理性为其根，此作为根之理性单以其自身即是实践的，即是说，它是无条件地立法的。 ”此处康德所说的 “ 无条件地立法的 ” 理性，实际上就是吾人所说的人心的道德的创造性。依照康德所说，此种理性或道德的创造性既不依赖感性，亦不依赖对象，亦不需要问为什么。理性自身就是它的动力。易言之，人自身就是道德创造性之原动力，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作为人的共同本质的理性或创造性

道德意义上的理性是人的共同本质。康德此处只论及道德意义上的理性，亦即实践理性，吾人称之为人的道德创造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则专门论述人的纯粹理性，亦即经验知识意义上的理性，吾人称之为人的知识创造性。要而言之， “ 理性 ” 这个人的共同本质就是心的无限创造性，精神的无限创造性，这个本质的共同规律就是无限创造性的内在规律。心之无限创造性或精神之无限创造性的内在规律是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规律，它们表现为无限多样的具体规律和法则。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一切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都必然统一为这个最高的本质规律。精神和物质原本是一不是二。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石破天惊，首次从数量上揭示了宇宙自然的高度统一性，物质是能量，能量是物质，二者原来是一不是二。科学家进一步深入探索物质的本质和能量的本质，最终发现物质和能量的本质就是精神，精神或心的创造力才是物质和能量的最后本质。中国古代圣哲以阴阳来综括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阴代表物质，阳代表能量或精神，阴阳互相转换是中国古代圣哲对宇宙自然规律的高度概括，由此发现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演变最基本的规律（如循环往复、否极泰来所概括的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周期律），由此亦发现人之本心、生命或精神生生不息的内在本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抽象思想层面上看，中国古代圣哲的阴阳转换和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9 世纪热力学的伟大成就是发现热力学的四大定律，这些定律同样决定和支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当然，爱因斯坦质能转换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如何支配人类经济和政治历史演变，如何能够很好地解释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诸多重大现象，我们至今还没有系统和深入的认识。

深刻认识人的创造性本质人心的创造性或创造力是人的一切行为之本质的根源。理解和解释人的一切行为，首先必须深刻认识人的创造性本质。人类行为既有超越的根据，亦有经验的对象。人类行为非全属于经验层面者，是故实证经济学或经验科学虽有其卓绝贡献，亦有其内在不足。若不深刻认知人类行为之超越的根据，则无法真正认识人类行为之本质的规律。经验之规律并非必然之规律。盖必然的规律必定是超越的规律，经验对象则只是超越的规律运用之对象，依其运用或体现之程度，超越的规律针对不同的经验对象则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之表现或显现，此亦不局限于人类经济和社会现象之规律，自然物理现象之规律亦然。进一步言之，所谓规律之概念，必须深入解析之。若将规律理解为命定式的或必然如此者，则与人的自由意志完全矛盾，须知自由意志乃是人作为一理性的存在物（或作为迄今为止所知最具灵性之存在物）之最基本特征，设若人没有自由意志，则人与草木瓦石无异也，何得有资格成为有理性的存在物呢？自由意志和所谓规律如何协调一致，自由意志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此是我们讨论任何规律和人类行为时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所谓自由意志究竟什么内涵，亦是必须正视之重大问题，不能仅仅将自由意志作为一名词而置之不理，亦不能如康德那样仅仅将自由意志作为实践理性之一设准。环顾自身，眼观世界，吾自身和他人之行为无不时刻体现自由意志。 “ 我欲仁，斯仁至矣。 ”“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 如此等等，皆是自由意志之最高体现。设若没有自由意志，人何以能够自立鸿鹄之志，人何以能够成圣成贤，成佛悟道？没有任何所谓客观规律必然或必定让人成圣成贤或成佛悟道。然则经验世界里，确实具有某些或许多所谓 “ 客观规律 ” 者，

人不仅不可忽视之，而且必须顺应之，利用之。人之行为之超越的根据（自由意志）与所谓客观规律之关联或关系，是本书所论及的一个基本主题，关键理念则是人心之无限创造性。超越规律和经验规律本质上是同一。生命的本质是熵减，熵减的本质则是内在精神的力量，是人心或生命的力量。宇宙之心即自然之心，即人之本心。人类一切学问归根结底只是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最本源的问题，那就是人性或人心的内在规律，亦即精神的内在规律。宇宙自然、天地万物、人类社会之一切，无不是心之创造物，宇宙之心之创造物，天地之心之创造物，自然之心之创造物，人之本心之创造物，一切的本质是一不是二。它们必然服从统一的规律，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原来是一不是二。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和自然规律同样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科学、哲学、经济学和其他一切学问之间的对话就是要发现那个共同的本质和本质的规律。人类一切创造皆是人心之创造自有人类以来的一切创造皆是人心之创造，此乃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举凡宗教哲学、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科学技术、日用万物，皆为人心或人类精神之创造物或体现物。人心之创造性或创生性乃是人类一切变化或进步之源泉，无论是制度演变还是经济增长，基本秘密乃是人心之起心动念。经济学者平素所谈论的增长动因 —— 人力资本、科技发明、资本积累 —— 其实是经济增长之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或创生性。纵观人类历史，宗教哲学、思想文化昌明之时代，亦是典章制度持续改进和物质财富持续增长之时代，更是 “ 人类群星闪耀之时 ” ，无论是吾华夏诸子百家争鸣时代、汉朝勃兴、大唐盛世、北宋文化鼎盛时期，还是西洋 17 世纪之后的科学和理性时代，皆可谓人类群星闪耀之时，亦即人性或人心大解放、大光明、大呈现、大彰显之时代。

不仅如此，宇宙万有之所以存在，亦因人心之存在，设若并无人心或并无人的存在，则宇宙万有必不存在，所谓人心灭，则乾坤毁、天地裂。佛家宇宙论即以 “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 一语而概括之，佛家并不否定宇宙万有之存在，唯宇宙万有不离心而存在，佛家不许有离心外在或独存之境，不许有离心外在或独存之宇宙万有。吾华夏儒圣心学大宗之宇宙论与此相同，《易经》以乾为宇宙万有之元（或源），所谓 “ 乾知大始 ” ，即彰明此义。乾知大始之 “ 知 ” 实为 “ 主 ” ，乾知大始就是乾主大始，乾就是宇宙万有之根源，就是人之本心或超越的本心。《易经》阐明人之本心为宇宙万有之根源，理境深远无极，广大悉备，实为人类哲学思想史上最重大之贡献，惜乎今人不察。实则依照吾华夏儒圣之心学大宗，正盈之教则是心物不二，心即是物，物即是心。《易经》为诸经之母，学术之源。孔子本《易经》标举仁心为宇宙万有之本质和根源。孟子本《易经》和孔子学说开辟出 “ 尽心知性知天 ” 之学统。陆象山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隙，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又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至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则直接以心物不二、体用不二立人道之极。《新唯识论》重在 “ 明心章 ” 。熊十力先生有云：余平生之学，颇涉诸宗，卒归本《大易》。其学术思想即以孔子标举之仁心为宗极，那生生不息、凝成万物而不物化、刚健中正之仁心就是宇宙万有的绝对本体。牟宗三先生继承熊十力先生而弘扬光大之，实为吾华夏儒圣心学最后之集大成者。是故东方智慧之共同皈依之处，乃共同体悟宇宙万有不离本心而外在，此为儒圣心学、释迦佛学、老庄道家所共契。区别只在儒圣心学所体悟之心具有创生义或创造义，佛家体悟之心（识心）非但无创生或创造之义，而且是如露如电、如幻如梦、生灭流转之虚假或虚构的心。佛家体悟之智心则是寂静涅槃，并无创生或创造之主动功能。道家体悟之真心亦无儒家所体悟的创生或创造功能，道家体悟之真心乃是与宇宙万有、万事万物一起升起，各归其位，各适其分，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家体悟之真心与佛家体悟之

寂静涅槃之真常心有更多相似之处。此所以佛法东来，道家首迎之。要而言之，东方智慧一致体悟万事万物、宇宙万有皆不离人心而独在，皆是人心创造之或创生之或彰显之或同显之。是故东方智慧之最高境界既非唯物论亦非唯心论，乃是心物不二，亦心亦物。宇宙万有、万事万物皆不离人心而独在，皆是人心创造之或创生之，实乃古今中外最高智慧之所共契。西方思想智慧所认知和体悟的存在主要是现象界的存在或现象界的事物，宇宙万有、万事万物皆是现象。康德虽然体悟到现象和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且相信物自身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康德否定人有智的直觉，是故纵然物自身是超越的客观存在，却不能为人所直觉、认识或体悟，所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阐释人如何获得现象界的知识。依照康德，人获得现象界的知识，需要经过三层综合，即直觉中摄取之综合，想象中重现之综合，概念中重认之综合。从感触的直觉到创生的想象到概念的统觉，人最终以各种概念和范畴给宇宙万事万物（包括人心内在的各种现象）以确定的知识，正是因为这些知识（包括还没有形成客观确定知识的感觉、直觉和想象），人才觉得或感受或认知到世界的存在。直觉之摄取、重现或创生之想象，概念或范畴之重认或客观化，皆是人心之创生性或创造性功能。是故万事万物或世界之存在端赖人心之创造性或创生性。设若人心没有感觉、直觉、想象、概念或范畴等诸多认知功能，人如何能够感受、认知或体悟到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呢？人无感觉则是麻木不仁，人无直觉则是懵懂呆滞，人无想象则是思维停顿，人无创造概念或范畴的能力则是混沌未开、知性未彰。匹夫匹妇即使智商普通、从未就学，亦能形成各种精辟甚至系统的知识，此足以说明人心之创造性或创生性乃是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人心创造性之二义

是故心之创造性有二义。其一是宇宙万有之存在端赖人心之存在；其二是人心自身之创发或创造性，古往今来一切所谓 “ 人为之事物 ” 皆是人心之创造物。然则什么是人心？所谓人心盖有三义。其一是物理学意义和生理学意义或自然意义的人心，平常所说心脏者是也。人之心脏为人之生命机体之中枢机构，心脏停止跳动 4 分钟，人之全副生命随即停止。人之心脏如何发展演变为如此精巧复杂、巧妙无比之器官，正如人体其他器官亦如此精巧复杂、巧妙无比一样，历来为科学家矢志研究之重大课题，今日无论是心脏外科还是心脏内科手术，皆已发展到极高水平，然而每年因心脏疾病死亡者依然难计其数，如此精巧复杂、巧妙无比之器官，如何会生出如许疾病以致人的死亡？众多心脏疾病之机理和治疗办法，依然是世界各国医学界之热门课题。作为自然意义（物理学意义和生理学意义）之人心，是科学家（生理学家和医学家）研究之重要课题，却不是哲学家所需着力者。其二是心理学意义的人心。解析和阐释心理学意义的人心，以佛家最为擅长，最为深刻、系统。佛家所谓识心其实就是心理学意义的人心，佛家诚为有史以来第一大心理学派也。 “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 ，如梦如幻、如露如电之世界现象，乃是识心或心理学意义的人心所幻化，非真非实，是虚是假。佛家以识心之幻化、生灭、流转、无生（所谓诸法不自生，亦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来说明宇宙万有之现象，尤其是以此说明人心的各种现象（人生烦恼、颠倒梦幻、生死苦海等各种说法），说明人生的无限烦恼原本虚假不实。其三是超越意义的人心。儒圣先哲心学或道家学说所阐释的人心（如孟子四端之心），既不是自然生理意义上的人心，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心，而是一种超越意义或道德意义上的人心。此人心亦是客观存在，而且是最真实的客观存在，是之所以为人之本质的关键。

思想是人心最伟大的创造人性或人心的创造力具体主要表现为思想或理念的创造力（其反面则是错误思想的破坏力）。思想是最伟大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人类一切创造无不是思想的创造。美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发明家库兹韦尔 2011 年出版的著作《奇点临近》，其前言就以 “ 思想的力量 ” 为题。库兹韦尔如是说：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这样的人生观：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境—— 商业、健康、人际关系等问题，以及这个时代面临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挑战 —— 都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引领我们走向成功，而且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思想。当我们找到它以后，需要做的就是将其变为现实。这种人生观一直在塑造我的生活。思想的力量—— 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思想的力量有无限丰富的含义。兹简要列举如下三点。其一，不同层级的思想或思想的层级。人类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层次结构的体系，其中以探索宇宙最高真理的神学（宗教）和哲学为最高级别的思想创造。其二，思想自由为何如此重要？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时代皆是思想自由之时代 —— 诸如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文艺复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独立后的美国。其三，人文思想与科学思想同等重要，或者更加重要。心之形而上的意义和心之形而下的意义

佛家著名经典《金刚经》有云： “ 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 此语意蕴极其深远博大。何为 “ 无为法 ” ？简而言之，无为法就是那看不见摸不着、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的道或道体，或者宇宙万物人生社会之最本质的根源。 “ 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 ，意即古往今来乃至未来无穷时代之一切圣人、贤哲、真正的思想者或学者，他们之间的区别端在对 “ 无为法 ” 或宇宙万物人生社会最本质之根源的理解上有差别而已，其他的区别只是次要或附属的，无关宏旨。古往今来乃至未来无穷世，一切宗教和学术思想流派之区分或差异，最重要者只在于各个宗教和思想流派对宇宙万物、人生社会之最本质的根源之理解，对那个最本质的根源之理解之差异，决定了各个宗教和思想流派之本质的差异，其他表面上看起来的千差万别都是次要或无关紧要的。那个最本质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古往今来的宗教和思想流派发明出许多名词。依照中国哲学传统，其名词有：道、道体、天、天命、心体、性体、仁体、易体、诚体、敬体、神体、理、太极，等等；依照西方宗教和科学传统，其名词有：上帝、造物主及其秘密、宇宙的起源、终极真理、最后的或第一推动力、神圣意志，等等；依照佛教的传统，其名词有：佛、佛智、无上正等正觉、寂静涅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等。一切伟大宗教和思想流派之所以历经时间长河的洗刷而屹立不倒，历久弥新，只因为它们对宇宙万物人生社会之最本质的根源之理解确有独特超越之处，足以豁醒人们智慧，激励人们 “ 向上一机 ” ，激励人们 “ 自强不息 ” ，激励人们向终极目标迈进。虽说古往今来各大宗教和思想流派（宗教实为一切思想之灵感源泉）皆对 “ 无为法 ” （宇宙万物人生社会之最本质的根源）有独特理解，各有所长，各具精彩，却唯有中国哲人对 “ 无为法 ” 的认知或智慧最为通透圆满，一以贯之，达到一切宗教和思想的最高境界 ——“ 圆善 ” 之境。

所以者何？其一，中国思想之开端就是走 “ 逆觉体证 ” 之路或 “ 内圣 ” 之路，即直接从发明、彰显人的本心或本性出发，本自具足，不假外求，遂开辟伟大的中国智慧或哲学传统 —— 心学传统。心学为吾华夏智慧和思想学问之大宗，为孔孟之道之精髓，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一以贯之，尤以孔子和孟子贡献最大，此所以象山有言： “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隙，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 ” 依照中国圣哲所开辟的心学传统， “ 无人能由格物穷理言天命实体，亦无人能由格物穷理来肯认上帝，亦无人能由格物穷理来了解吾人之内在的道德心性 ” （牟宗三语）。数千年中国思想大家里，唯有程颐（伊川）和朱熹主张以格物穷理之路来肯认天命实体、肯认上帝、肯认吾人内在的道德本性。其二，西方思想传统之发端就是走外部顺取之路，即希望由格物穷理之路来肯认天命实体、肯认上帝、肯认吾人内在的道德心性。此所以古埃及和古希腊思想大师们一开始就注重 “ 格物穷理 ” （以物理学或自然科学为代表），注重逻辑和数学，遂为后世西方伟大的科学传统开辟端绪。西方思想的这个进路当然极其伟大，所获得成就极其辉煌，到 18 世纪之后遂造成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征服世界之大潮流，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由此兴起。然而，直到 18 世纪西方哲学大师康德崛起，才开始体认到 “ 格物穷理 ” 之路无法肯认天命实体、无法肯认上帝存在、无法肯认吾人内在的道德本性。康德就此对西方哲学思想进行了根本性的扭转，即直接从个人主体上来阐释或肯认人的内在的道德本性。这就是康德的伟大之处，此所以康德为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最高峰。康德将 “ 上帝存在、灵魂不灭和意志自由 ” 作为三个设准，以此来说明人的道德法则或实践理性之法则。《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贡献就是说明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或实证知识的局限性或界限。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无法越过经验的限定，然而宇宙万物、人生社会之最本质的根源（依康德的术语，即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却是超越经验的，非科学知识所能

及。《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贡献则是说明人的道德法则或实践理性法则必须基于吾人内在或内具的自由自律的意志，不能基于任何经验领域的因果关系，尽管康德对自由自律意志的分析和说明非常不完整甚至自相矛盾，然而他能够阐明吾人内在的道德本性无法由经验知识之路来肯认、体证或了解，此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可谓石破天惊。也就是说，康德终于体认到或接近认识到，吾人内在的道德本性之肯认、体证或了解只能走 “ 内圣 ” 或 “ 逆觉体证 ” 之路。当然，康德并没有为此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或通透敞亮的坦途，他只是从思辨理论上证明确实应该如此。康德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对 “ 心 ” 的理解与中国圣哲心学传统对心的理解大相径庭。康德大谈特谈上帝存在、无限存有（上帝或造物主）、神圣意志、睿智体或最高睿智体、智的直觉，等等，这些皆是他用以表述那最本质的根源（本体或道体）之名词术语，然而，由于西方思想传统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影响，康德无法完全挣脱这个固有的传统，他所谈的那些道体或本体的事情，是与人完全无关的。依照康德的观点，人是有限的存有，人没有智的直觉，人没有神圣意志，人当然没有无限心。因此，人性或人心与那个最本质的根源是脱节的，人性或人心与上帝、无限存有、神圣意志、睿智体、智的直觉等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人永远无法跨越那条鸿沟。虽然依照康德，人可以无限接近之，却永远无法与之完全合一。换成中国哲学的术语，康德认为，人的心体、性体、道德的本性、人的意志等，与天命实体、道体、上帝、智的直觉、睿智体等，是完全隔离或割裂开来的。因此，即使是西方思想的最高峰，康德亦没有形成中国圣哲 “ 天命、天道、心体、性体 ” 一以贯之的直贯体系，没有形成天命天道 “ 为物不二，生物不测 ”“ 于穆不已 ”“ 生生不息 ” 的创造性理念，更没有形成 “ 为物不二，生物不测 ”“ 于穆不已 ”“ 生生不息之天命天道 ” 就是吾人内在道德本性或本心的道德创造性之理念。

此一差别关系太大。依照康德（西方思想从未超过康德），人只有感触直觉（与智的直觉相对），只有感性意志（与神圣意志相对），只是有限存在（与无限存有相对），因此人的一切行为皆无法摆脱感性的牵扯或因果性的限制。所以西方思想家谈人的本性永远无法摆脱经验关系或因果关系的牵绊，他们总是在努力寻找人的行为背后的经验或因果关系。实证经济学其实就是要找到决定人的经济行为背后的经验或因果关系，经济学从未超出这个范围。在西方思想传统笼罩下，也永远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更麻烦的是，西方经济学进而将人的经济行为归结于自私动机或对效用的追求。单单局限于经验范围，从不深刻反思人性或人心或人的行为的本质，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个层面的偏向；将经济行为动机简单归结为自私动机或效用动机（功利动机）则是西方经济学第二个层面的偏向。此两大偏向注定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极其 “ 偏至 ” （非正盈）的学问，不能代表人类智慧或知识发展的正确方向，尽管西方经济学由此发展起来的许多分析方法或工具（包括一些统计学方法）并非毫无用处，正如一座内在结构或设计极其不合理、不美观、不适用或者令人不舒服的巍峨大厦，其建造过程中所发明的一些建筑或设计方法（甚至包括一些建筑材料），仍然可以被借鉴或学习，以帮助我们建造真正宏伟壮丽、基础牢固、美观实用的新大厦。其三，需要指出，单纯与西方思想传统相对照，佛教之佛理与吾华夏儒家心学传统颇有相似之处，佛家亦是 “ 心学体系或心学传统 ” 。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佛家之心非儒家之心，佛家之心学非儒家之心学也。牟宗三先生说： “ 释氏本心，圣人本天亦本心（本天即本心，非二本也），亦各本其所本而已。圣人所本之心是道德的创造之心，是与理为一、与性为一之本心。释氏所本之心是阿赖耶之识心，即提升而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并无道德的、实体性的天理以实之。 ”

易言之，释氏和儒圣皆言心，然二者对心之认知和体悟则大异其趣，虽乍看起来似无二致。佛家有许多著名格言无不直接谈心，如 “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 即心是佛，无心是道 ” 。《维摩诘经》的主旨则是： “ 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 ； “ 深信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 ” 。《坛经》的主要思想则是： “ 即心成佛，顿悟见性，自性自度。 ”佛教思想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是空宗、唯识宗和《大乘起信论》所代表的真常心系统。空宗一往谈空，深远无极（熊十力先生语），空宗以《大般若经》为主要经典，《大般若经》之精髓则是《心经》和《金刚经》，《金刚经》的要义是 “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 ，所谓破除执着，荡相遣执是也，关键亦是解决 “ 心 ” 的问题。《心经》直接以心命题，以明大乘空宗之精义，以赞般若智慧之伟大。唯识宗重点是以阿赖耶识（即识心）为一切法之依止。《大乘起信论》则发展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或真常心系统，并且提出 “ 一心开二门 ” 之新理境或哲学思想架构。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说整个佛教亦是一庞大的心学体系。然而无论是般若智慧所谈的 “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 ，还是唯识宗所谈的识心，还是《大乘起信论》所发明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或真常心，与儒圣先哲所开创的心学大宗所体悟或认知的心，则有一根本的或本源的或根源性的区别，即：佛家所谈的心要么是生灭流转、缘起性空之 “ 生灭法 ” 的识心或者染污的心，要么是寂静涅槃之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或真常心，两者都不能起道德和知识的创生之用，佛家所谈之心，重点落在空无自性、生灭流转（识心）以及寂静涅槃（真常心）之上。儒圣所谈之心，重点则是 “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 ”“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 ，是具有道德和知识创造性或创生性的 “ 心 ” 。生天生地、创生万物、生生不息（《易 · 系辞》有言： “ 生生之谓易。 ” ）、健行不已、于穆不已、为物

不二、生物不测，等等，皆足以刻画儒圣心学大宗所创发或发明的心的本质。相反，佛家所谈之心则完全落在寂静涅槃之上，根本没有创生、创造、生生不息之义，是故熊十力先生说佛教有反人生、反生命之趣向。故佛家为出世之教，儒圣则是融贯天人之学。熊十力先生尝言： “ 出世之教与融贯天人之学，分明是对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而各有看法不同。综观三藏十二部经，总是悲悯众生流转生死海，起无量惑，造无量业，受无量苦，故乃誓愿拔出，令趣寂海。一切外教都无如是出世了义，此乃人类思想界之最空脱、最奇亦最有趣者。“ 儒者融贯天人之学，明万有资始于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之一元，所谓乾元。乾元遍为万物实体，即于一一物而皆见为乾元，是故于器而见道，于气而显理，于物而知神，于形下而识形上，于形色而睹天性，于相对而证入绝对，于小己而透悟大我，于肉体而悟为神帝。彻乎此者，不独无生死海可厌离，实乃于人间世而显天德。人生日新盛德，富有大业，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范围天地之化，裁成天地之道，曲成万物，辅相万物，极乎天地咸位、万物并育，一皆天德之健行不息也。 ”熊十力先生此处所说的 “ 健行不息的乾元 ” 就是吾人所说的具有无限创造性的心。心、性、命、理一以贯之，融贯天人，天人不二，此为儒圣心学大宗之要义和精髓。阳明后学弟子罗近溪有一段话说得最妙：夫易者圣圣传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两间，彻乎万世，夫孰非一气之妙运乎？则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为命，而流行不易（已）者也。两间之塞，万事之彻，夫孰非妙运以一气乎？则乾实统乎坤，坤总归乎乾，变见之浑融，是天地人之所以为性，而发育无疆者也。然命以流行于两

间万世也，生生而自不容于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发育乎两间万世也，化化而自不容于或遗焉，孰不遗之也？是则乾之大始，刚健中正，纯粹至精，不遗于两间，而超乎两间之外，不已于万世，而出乎万古之先，浩浩其天，了无声臭，伏羲画之一，以专其统，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大始，而独得乎天地人之所以为心者也。夫始曰大始，是至虚而未见乎气，至神而独妙其灵，彻天彻地，贯古贯今，要皆一知显发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显发也，而心之外无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无命矣。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 · 彖传》）。又曰：复以自知也（《系辞传下》）。夫天地之心也，非复固莫之可见；然天地之心之见也，非复亦奚能以自知也耶？盖纯坤之下，初阳微动，是正乾之大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大始之知而天心之神发也。惟圣人迎其几而默识之，是能以虚灵之独觉，妙契大始之精微；纯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无方，而性天性也；终焉神明不测，而心固天心，而人亦天人矣。罗近溪这一大段话的意义极为丰富。其一，清楚阐释儒圣心学之基本义理，亦即性、命、心、知通而为一。此义理之原初的根据就是《易传》里的两句话： “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 所以罗近溪说《易》为 “ 圣圣传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 ” 心学之大宗，固非《易》莫属。吾华夏圣哲心学即以《易》为根本经典。《易》实为生命之大典，亦即心学之大典，为诸经之王，学问之母。《易》所精微阐释之学问，就是生命之学问；生命之学问，就是心学。盖心之本质，就是生命之无限创造性。其二，清楚阐明 “ 天地人之所以为性，天地人之所以为心 ” ，皆源于一，皆源于乾，亦即天地人之性、之心，乃是同出一源。此最本质的根源，圣人则以 “ 乾 ” 概括之。所以罗近溪极力赞扬孔子以 “ 乾知大始 ” 来概括宇宙天地、万物生命的本质根源： “ 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大始，而独得乎天地人之所以为心者也。 ” 天地人之所以为性，只

是一个性；天地人之所以为心，只是一个心。此性和心亦是同一事，只是从不同角度论说而已。自其流行不已而言，曰 “ 命 ” ，此承天命、于穆不已而言之；自其发育无疆而不可或遗（不能被遗弃）而言，则曰 “ 性 ” ，性者，创发之性能也，亦即吾人所说的无限创造性。人心之无限创造性，即是天地宇宙之无限创造性。其三，清楚阐明天地人之性或心的本质是无限的创造性。所谓 “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 ，此 “ 知 ” 和 “ 作 ” 就是心的创造性。所谓 “ 流行不已，发育无疆 ” ；所谓 “ 生生而自不容于或已焉，化化而自不容于或遗焉 ” ；所谓 “ 彻天彻地，贯古贯今，要皆一知显发而明通之者也 ” ，皆是宣说天地人之心的无限创造性。 “ 显发 ” 和 “ 明通 ” 就是无限创造性的显发和明通。其四，清楚阐明吾人如何能够体悟或证悟此彻天彻地、贯古贯今的天地人之心。此体悟或证悟之方法就是《复卦 · 彖传》所说： “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 和 “ 复以自知 ” 。此 “ 复 ” 之功夫，博大湛深，非一言可尽也。其要义则是反求诸己、反求诸心，就是孟子所说的 “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 ” ，亦即《中庸》所极力弘扬的 “ 诚 ” 的功夫。此种 “ 复 ” 或 “ 诚 ” 的功夫，唯圣人能够达到完美境界，能够全体朗现之。是故牟宗三先生有曰： “ 神圣的命、性、心（即作为大始的天心之知），每一人皆本自有之，惟圣人独能完全体现之耳。完全体现之，即为天人（神圣的人），是即 ‘ 即有限而为无限也 ’ 。 ”1. 本书以下所征引之陆象山语录，皆出自《象山先生全文集》，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余下不再赘述。2. 转引：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57-59.3. 转引：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57-59.4. 转引：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57-59.5. 设准是康德确定上帝作为至善提出来的类似于 “ 公理 ” 的准则，如 “ 上帝存在 ” 、 “ 灵魂不灭 ” 和 “ 自由意志 ” 。 —— 编者注

6. 熵是一个抽象的物理学量，其物理意义代表系统的无序程度，无序程度增加，则熵增，反之则熵减。 —— 编者注7. 熊十力 . 新唯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66-221.8. 雷 · 库兹韦尔 . 奇点临近 [M].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 vii-ix.9. 牟宗三 . 中国哲学十九讲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252.10. 熊十力 . 十力语要初续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86-87.11. 转引：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81-82.

第三章“ 一心开二门 ” 和 “ 两层存有论 ”古往今来，一切圣哲之思想智慧若合符节，皆体悟到人心有不同的层面和境界。层面不同、境界不同，则人心所面对、感受或创生的世界则迥然不同。我们平常人亦知道 “ 相随心转 ”“ 境随心转 ” 。人心或灵魂之最伟大之处，正在于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之 “ 向上一机 ” 。人心自强不息、生生不息，总有向上提升、趣向高明之不竭动力。孔子说： “ 我欲仁，斯仁至矣，谁得御我哉？ ” 孟子所谓 “ 盈科以进，有本者若是 ” ，又说 “ 溥博源泉时出之，沛然莫之能御 ” 。人心具有内在的趣向高明和智慧的不竭动力，乃是人人皆能够成圣成佛成道之先验的或超越的根据。人生最伟大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不断精进，直达至成圣成佛成道之最高或终极目标，直达至永恒或无限之至善或圆教境界。牟宗三先生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诚为古往今来圣哲思想智慧之集大成者，真乃全人类的卓越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借鉴佛家发展巅峰《大乘起信论》首先标举的一心开二门之理境架构，将古往今来一切圣哲之思想智慧融会贯通，首创 “ 两层存有论 ” 之哲学智慧理境，让我们对东西方圣哲之思想智慧有了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解，为东西方哲学思想智慧之融会和未来发展开辟新途径和新理境，亦为人类新文明的创造或创生开辟正确方向。所谓两层存有论，简而言之，就是物自身和现象的区分。对物自身而言则有本体界的存有论；对现象而言则有现象界的存有论。前者亦曰无执的存有论，后者亦曰执的存有论。古往今来，东西方圣哲之

最高智慧皆能够以两层存有论之理境架构统一蕴含之。古往今来，东西方圣哲思想智慧所蕴含的 “ 两层存有论 ” 思想智慧各有精彩纷呈之不同语境、词语和说法，然要而言之，无论东西方圣哲之思想智慧如何演变繁复，如何精彩纷呈，如何理境深邃，如何语词深奥，最终皆趣向两层存有论之理境或境界，此乃人类最高智慧之原型或基型，无人能逃之，亦无须逃之，只能趣向之。两层存有论意蕴无穷无尽，诚可谓广大悉备，彻古彻今，通天通地。古往今来，东西方圣哲实际上皆体悟到两层存有论之理境，唯其表述有异，或词语隐晦，或境界悬殊，或趣向迥然，皆未能明确标举出两层存有论之理境或义理模型也。西方圣哲（以康德为最显著）有所谓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分、有限和无限之分、暂时和永恒之分、感性意志和神圣意志之分、感触直觉和智的直觉之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分、现象和物自身之分、人和神之分。依照两层存有论之理境和义理模型，形而下、有限、暂时、感性意志、感触直觉、纯粹理性、现象、人，等等，皆为现象界的存有论之所涵。所谓现象界的存有论就是要说明现象界的根源和规律（演化之规律或规则）；形而上、无限、永恒、神圣意志、智的直觉、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之法则或道德法则之根据，依康德就是上帝存在、灵魂不灭、自由意志）、物自身、神，等等，则为本体界的存有论之所涵。所谓本体界的存有论，乃是对于本体或宇宙万有之元的说明、阐释或体悟。华夏圣哲有所谓人与天之分、气质和本性之分、下学和上达之分、随顺躯壳起念和知体明觉感应之分、用和体之分、用和神之分、物（作为万事万物现象之物）和心之分、意念造作和神感神应之分、外王和内圣之分、有和无之分、迹和冥之分、缠缚有待和逍遥无待之分、有限和无限之分，等等。所谓人（指未成圣成真人者）、气质或气性（形而下者）、下学（做各种实践的功夫，了别认知万事万物）、随顺躯壳起念（相当于西哲所说的感性意志或本能）、用（即一切现象界的各种变幻无常之现象，亦包括能为吾人所用之现象）、物、意念造作、外王、有、迹、缠缚有待、有限，等等，即为现象界

存有论所涵盖；天、本性、上达、道体、性体、心体、本心、知体明觉感应、神感神应、内圣、无、冥、逍遥无待、无限心或无限，等等，则为本体界存有论所涵盖，或者即是本体界存有论之内容。依照吾华夏心学大宗之思想智慧，两层存有论之理境可以表述如下：本体界的存有论是孟子所说的 “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 ；就是阳明所说的 “ 知体明觉之神感神应或照体独立 ” ；或者如罗近溪所说的 “ 要皆知体之明通而显发之 ” ；或如程明道所说 “ 万物静观皆自得 ” 等。吾华夏圣哲对本体界存有论之说词独多，语境表述独丰富，对现象界的存有论之措辞则甚少，语境表述亦相对匮乏，对现象界的解析和阐释亦不甚在意，无全面深刻之系统，亦无有关现象界规律探索之鸿篇巨制，此所以中国心学大宗独以 “ 内圣之学 ” 彪炳史册，却未开辟出科学传统。融合华夏儒圣智慧和西哲智慧总持而言之，两层存有论就人之本质而言，则本体界的存有论旨在说明或回答 “ 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究竟是什么 ” 或者 “ 人是什么 ” 。自西哲苏格拉底以来， “ 人是什么 ” 始终是西方思想着力回答之基本问题，当然亦是古往今来一切圣哲致力回答的最基本问题。儒圣和佛家亦然。东西方思想智慧亦由此分野或分道扬镳。西方思想智慧对于 “ 人是什么 ” 一问题之答案，主要或全部从 “ 人作为自然的存在 ” 出发，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之理，或存在之理，或形构之理。西方圣哲总是希望找出一个 “ 人的定义 ” ，或者 “ 人的自然属性之定义 ” ，或者 “ 人的自然构成之定义 ” ，希图以概念范畴或定然的科学定律来说明人之生死或全体生命之起源。易言之，西哲总是或主要希图从现象或现象之规律的角度来说明 “ 人之所以为人 ” 或 “ 人是什么 ” ，因为西哲之思想智慧自古希腊和古埃及开始，就不承认人具有神性或神圣意志，只承认人是有限的存在，人只具有感性意志，人只是现象界的存在，人没有智的直觉（依照康德的说法）。

西方思想智慧从没有将人提升到神或神性的层面，因此西哲的注意力并不在于回答或说明 “ 人作为价值之根源的存在 ” 或者 “ 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 ” 或者 “ 人如何主要是一个道德或价值的存在 ” 。东方思想智慧恰恰相反，东方思想智慧主要致力回答或解释 “ 人为什么会是一个道德的或价值的存在？ ” 或者 “ 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道德的或价值的存在？ ”从伏羲到文王、周公，到孔孟，到濂溪、明道，到象山、阳明，华夏心学大宗一以贯之，基本出发点始终未变：人首先是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或价值的存在，全部心学之教义和功夫都是要人回归本心，体认或体悟到自身的道德存在或价值存在感。人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或价值存在，是即有限即无限，具有神圣意志，具有无限心的创造性或创生性，具有无限或永恒的意义，人神原来是一不是二，人性即是神性，神性即是人性，人之心体性体即是道体神体、天命实体、诚体易体。人性或人心从现象直通或上通本体而无碍，人性上通神性而无碍，是故人性或人心乃是彻上彻下、通天通地、人神不二、体用不二，此乃真正意义上的本体界存有论。儒圣以人性或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开本体界的存有论，此本体界的存有论是上下贯通、圆具地通存在界和本体界、二而一、一而二的，从人性或人心之道德创造性所开出的本体界存有论乃是真正 “ 圆教 ” 意义上的存有论。相反，现象界的存有论则无法上通本体界，本体界只是一冥暗、一彼岸、一设准，甚至只是一假想，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或可想而不可及的。是故，从回答 “ 人是什么 ” 这个问题出发，则现象界的存有论乃是旨在回答 “ 人如何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而存在 ” ，本体界的存有论乃是旨在回答 “ 人如何作为一个道德的或价值的存在而存在 ” 。现象界的存有论只作为现象界的存有论而存在，无法上通本体界；而本体界的存有论则是上下贯通，合现象界和本体界二而一之。佛家与儒圣之基本区别，乃是佛家主要从心理学或烦恼或识心或执（亦主要是心理学或烦恼意义上的执）的角度来说明人的存在，当

然亦是从心体或心的意义上来说明人的存在。是故《涅槃经》有云： “ 一切众生，要因烦恼而得有身，终不因身有烦恼也。 ” 此因烦恼而有之身就是现象界的存有，现象界的存有则是 “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 的生灭流转之存有，是缘起性空、诸法无常、诸行无我之生生灭灭的现象。当人识得本心、回归本心，即心成佛或转识成智之后，则烦恼转为菩提，执心转为无限心或智心。当人转为无限心或智心或佛心之存有时，人就成为无限的存有或佛智的存有，人即获得永恒的存在。依佛家语言言之，人即入佛国净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具有神圣意志或智的直觉了。因此，佛家之两层存有论亦是相互贯通、通而为一的。此与儒圣两层存有论并无二致，唯一区别是佛家之心体不具有道德的创造性或创生性，儒圣体悟或体认之心体则具有 “ 于穆不已 ” 之无限的创造性或创生性。西哲思想智慧只停留于现象界的存有论，故西方思想圣哲们乃始终致力从现象的角度或现象之规律的角度来认识人或解释人的存在。致力于探索现象界之规律或知识，西洋科学由之而兴起，历经数百年发展，遂形成改变人类命运之科学时代，此乃西方圣哲思想智慧所创造之伟大成就也。东方圣哲则专注如何从现象界存有转为本体界存有，即如何成圣、成佛、成真人，故现象界本身之规律则不再成为东方圣哲思想智慧之重点，甚至被东方圣哲所完全忽视或轻视（儒圣、道家、佛家皆如此）。孔孟没有发展出经验科学，自不必论，濂溪、明道、象山、阳明等，亦很少论及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宋明理学 “ 别子为宗 ” （牟宗三先生语）之程伊川和朱熹一派，力倡格物致知、即物穷理， “ 涵养需用静，进学则在致知 ” ，亦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盖伊川和朱子所 “ 致知 ” 之 “ 知 ” 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经验知识，其即物穷理或格物致知之目的亦非发展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乃仍然是寻找那个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之 “ 存在之理 ” ，或朱子所说 “ 天理流行 ” 之理，盖因为伊川和朱子虽然学问之路与明道、象山、阳明迥然不同，其目的却完全相同，即成就 “ 内圣之学 ” 或 “ 成德之

教 ” 。内圣之学或成德之教并不依靠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或见闻之知，也不排斥或否定之，任何人都需要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或见闻之知，只不过其与内圣之学或成德之教不是本质的相关者。两层存有论之思想智慧，佛家所开创之理境最为丰富和全面，亦最有启发性，此佛家思想之真正伟大之处也。现象界的存有论亦曰执的存有论或识心的存有论，依照佛家语言言之，乃是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缘起性空、梦幻颠倒、如露如电之现象界，只是佛家侧重从心理或人心之烦恼处演说那无穷无尽却生灭变幻、诸行无常之现象，然而其基本理境亦可运用到非心理现象，即宇宙万物一切现象也（自然物理现象）。佛家所谓法、行其实都是指各种现象，然则佛家对心理现象和非心理的自然现象的解析亦有精略之区分，尤其对心理现象之解析极为警策，盖佛家本为出世之学说，意在超拔众生出离生死苦海，趣入寂静涅槃之极乐世界或佛国净土，故对心理现象解析尤为透彻和系统。然而佛家解析心理现象所发明的诸多术语和理境实亦可运用到物理现象或经济现象之分析中（经济现象大多是心理现象）。佛家执的存有论或现象界的存有论有如下精妙之处：其一，佛家如何对一切现象（法）从根源上给予说明？或者说一切现象或法有没有根源？宇宙一切现象皆由人之执心所幻化，本来没有，了无自性，宇宙万有一切现象皆非宇宙人生实相，只是识心之颠倒梦幻。一切现象最终之根源是 “ 无 ” ，不是 “ 有 ” 。尽管佛家唯识宗试图以阿赖耶识为宇宙一切现象或法从根源上给予说明，然则阿赖耶识就是识心，毕竟空无。其二，成佛或修成菩萨道之后，是否还有现象或者是否还需要执的存有论？执着的缘起法或去掉执着的缘起法，前者是俗谛，后者是真谛。佛家所言的真俗二谛亦可以借用到一切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及其超越上。同一现象，由 “ 缘起 ” 视之，则是俗谛，即是生灭变幻之生灭法，由 “ 性空 ” 视之，则成为真谛，即本无自性、本无生灭之清净

法，然则现象并没有消失或消灭，现象依然存在，只是观者的视角或境界已经完全不同，俗者所看到的只是现象或生灭，菩萨或佛所看到的则是实相。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此等意境乍看起来玄妙无比，其实亦真正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人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各种情感，处于不同情感状态下的每个人，其所观之世界自有差异或迥然不同。悲者心悲，万物同悲，所谓江河呜咽，日月变色也；乐者心乐，世间同乐，则所谓举国同庆，日月生辉也。苏东坡盖世名篇《前赤壁赋》有云： “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有何羡乎！ ”“ 自其变者而观之 ” 就是从生灭变化角度而观之，所观者就是佛家所说的生、灭、常、断、一、异、来、去，此乃如梦如幻、如露如电； “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 就是从实相一相或如相角度观之，所观者就是佛家所说的 “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 。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则是为了弄清楚生灭常断一异来去之规律或关系。其三，佛智慧如何融会真俗二谛？俗人只看到俗谛，只相信俗谛；佛菩萨则亦真亦俗，亦俗亦真，非真非俗，非俗非真，既看到真谛亦看到俗谛，所谓真俗不二。一般世俗人与佛菩萨之区别即在此。世俗人以为是真的现象，佛菩萨眼中则是执着，是虚妄不实；佛菩萨眼中的真谛（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实相），世俗人反而不相信，以为虚妄不实。由此观之，世俗人与佛菩萨境界判若云泥。修行就是要修成佛智慧，证得涅槃或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要去掉执着，所谓 “ 荡相遣执 ” ，亦是去伪存真，伪者就是如梦如幻之现象，真者就是实相一相，就是去掉执着的现象（现象依然存在，只是去掉执着）。佛菩萨和世俗人的差距看似无穷无尽或十万八千里，实则只是一间之隔或一念之差。此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即心是佛或顿悟

成佛之根据也。从此岸到彼岸，只是一步之遥。一步之遥非路途遥远之谓也，乃心念一动之谓也。是故佛家有 “ 智具三千 ” 和 “ 念具三千 ” 的说法，修得佛菩萨智慧，则智具三千，世间万物、宇宙万有皆以佛智慧（一切种智）观之，皆是实相，无有执相，一体平铺，一律平等，真谛亦是俗谛，俗谛亦是真谛。停留于世俗层面，世俗人所看到的就只是那生灭流转的现象，无以证得世间万物和宇宙万有之真相。证得真相，则人即佛，即成永恒或无限，即体悟到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不识真相，则人永远是人，只是暂时或有限，无论知识多么丰富和深刻（伟大如牛顿和爱因斯坦），所知者亦只是暂时的或有限的或相对的真理。人性或人心本质总有趣向永恒或无限或绝对之 “ 向上一机 ” （《易经 · 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故人人皆能（是潜在的能，并非现实的能）成圣成佛成真人，达到永恒或无限的至善之境。佛家对识心所幻化的万千现象（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解析和说明，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万千无限烦恼之虚妄不实，说明吾人不当沉溺于此虚妄不实或生灭流转之苦海，以此警醒吾人当体悟人生别有超离烦恼或生死海之奇妙高远境界 —— 佛菩萨境界。到达佛菩萨境界，则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无差无别，无障无碍，远离颠倒梦幻。佛家以此为核心课题或终极目标，遂开辟出无限深远之理境，其所发明的各种理论架构或概念术语，虽然原初纯为解析人生心理烦恼和痛苦所发明，实际亦可用于描述和解析宇宙万有各种现象。唯识宗所特别注重的 “ 三性 ”—— 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和圆成实性 —— 所特别发明出来的 “ 分位假法 ” 和 “ 不相应行法 ” 等理念，实际上与西方思想所发展出来的概念、范畴、逻辑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妙，以此可以成就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当然，佛家本身并未开辟出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因为其重心并不在此。其四，一般世俗人（此 “ 世俗 ” 一词绝无贬义，只是相对成圣成佛成真人之最高境界而言）只有或只能认识到一层存有论 —— 现象界的

存有论，只承认现象界的万千现象为真实存在，亦只在现象界里无穷探索，以寻求现象界之规律或法则，亦即只局限于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依照牟宗三先生对佛家义理的重新阐释，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虽然亦如佛家所解析的心理意义上的现象，亦是一种执着或执，然而，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亦有相当的或自身的 “ 谛性 ” ，佛法亦并不排斥科学知识，亦是完全可以保住（贞定住）和发展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是执着或执，一旦转识成智，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达到佛菩萨智慧境界，科学知识或现象界的规律虽依然存在，但在佛菩萨或无上正等正觉的观照下，现象界的规律或科学知识已成为 “ 去执 ” 的知识或现象。执着或执所形成的现象就好像在其上覆盖了识心这一层面纱，一旦将识心这层面纱去掉，以智心去观照之，现象或科学知识虽依然是现象或科学知识，但已经是去掉执着的现象和科学知识。佛菩萨知道那现象或科学知识空无自性或生无自性，毫无执着于此，可有亦可无，可无亦可有。譬如一旦修成佛菩萨，佛菩萨是无须任何工具来改造世界的，因为佛菩萨无所不能，所以佛菩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来协助制造各种工具来改造世界。然而，世间只要还有未成佛成菩萨的世俗之人，他们就需要科学知识的协助，而且有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之无限愿力，佛菩萨为了度众生成佛，亦需要随顺世俗，尊重和运用科学知识。假若有朝一日，一切众生皆成佛，则科学知识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佛菩萨智慧无所不能，超越一切科学技术，此时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则可以完全被化掉，所以对于佛家而言，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是 “ 有而能无，无而能有 ” （牟宗三先生语）。又譬如，一般世俗人生病需要求医问药，医药当然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或技术，所以世俗人必须重视和研究医学，然而，一旦达到佛菩萨境界，佛菩萨无生无死，无疾病可言，当然不需要任何医学知识。然则佛菩萨为了度众生成佛，则必须随顺俗世，尊重医学或技术，运

用医学或技术给众生医病，一旦一切众生皆成佛，则世间再无生病一事，医学这门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此是科学知识 “ 有而能无，无而能有 ” 另一例证。

第四章儒家论人心的创造性（上）吾儒圣先哲学问之大宗为心学，心学之血脉则是心之创造性。《易经》之精髓即是阐明心之创造性，心之创造性蕴含心之道德的创造性和知识的创造性。故全部《易经》以乾卦为首，乾者，心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以乾之行健不已以阐明天地宇宙运行规律之秘密，此秘密就是 “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 ，亦即心之本质。儒圣先哲之心学广大悉备，博大渊深，意蕴无穷，智慧深邃。然而，儒圣心学之心，则是超越意义之心，形而上意义之心，非经验意义之心，非形而下意义之心。儒家主要或只从超越的意义或形而上的意义上说心的创造性，没有从经验的意义和形而下的意义上说心的创造性。此是儒圣心学之主要优点，亦是其重大缺陷。盖单从超越的意义或形而上的意义来说心，完全忽视经验意义或形而下意义之心，则我们无从真正理解心之创造性之内在机制，不能真正理解经验或形而下意义之心的创造性机制，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开发人心之创造性，从而发掘人心固有之无尽宝藏，以发现科学真理，积累经验知识，从而真正实现儒圣先哲 “ 裁成天地，辅相万物 ” 之宏大理想。西方先哲则自始就致力探求经验意义或形而下意义之心，西方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之积累和发达，西方科学很早就走上系统积累和发现之康庄大道，其来有自。西方先哲很少探求超越意义或形而上意义之心，甚至根本否认有所谓超越意义或形而上意义之心，此是西方思想之最大优势，虽然亦是其重大缺陷。自古希腊、古埃及天文、历法、航海术、数学起源，西洋文明渐次走上科学文明之途，至近代 16

—17 世纪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大行其道，科学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文明主导世界，至今方兴未艾，实际已经成为主宰人类发展演变的核心力量。相反，华夏和东方文明虽然远古时期亦有初步科学技术之发明，然终究未能走上系统的科学进步之路，直到 19 世纪经受欧风美雨洗刷之后，中国和整个东方世界才开始重视经验科学或经验知识。西洋思想传统重视经验意义、形而下意义的心，是故自始就探求生理意义之心的结构和内在机理，到 18 世纪后，解剖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快速兴起，至 20 世纪后更有计算机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机器人科学、生物工程等众多与人脑和人类智能紧密相关之学问，西洋文明对经验意义的心或脑的认识日益深入和全面。意识如何产生？思维因何而起？广博高深之思想和理论从何发出？是什么在主宰我们的行为和情感？人之聪明和愚蠢之差距为何判若云泥？良心和道德感究竟是先天超越地本自具足还是后天熏习所获？天资顽钝愚昧至极之徒能否摇身一变成为绝世天才？人类是否终究一日能够仿制足以与人类智能媲美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或机器人？今日已有基因科学之神助，很大程度上人类已经能够制造出堪比真正人脑的 “ 人工脑袋 ” 。要而言之，未来人类科技文明之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心或脑的运行机制之理解。古今中外所有伟大哲学或宗教派别里，儒家为道德意识最强者。宗三先生如是概括儒家系统之性格： “ 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 ”儒家亦是正面、全面和系统阐述人之道德生命或道德本质者，亦即正面阐述人之价值生命者。此为儒家之所以为儒家而与其他各伟大学派区别者。儒家正面、全面和系统阐述人的道德生命或价值生命，我们可以《易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部经典为宗主，下概陆王心学和现代新儒家（特别是熊十力和牟宗三二师）。今日公认，《易传》为儒学重要经典。《易传》的首要创发性就是以 “ 乾 ” 为人的价值生命之本质，以 “ 君子之道 ” 为实现人之价值生命

之根本途径或唯一途径。《易 · 乾 · 文言》实为人之价值生命之最佳论述，实为君子之道之最佳阐释。《易传》并非从静态角度阐述人的价值生命，乃是从动态或创造真几的角度阐述人的道德创造性。人之道德的创造性真几或无限创造性，正是《易传》的核心思想。关此，罗近溪有一篇论述说得最好。前已引述，兹再重引之：夫易者，圣圣传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两间，彻乎万世，夫孰非一气之妙运乎？则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为命，而流行不易（已）者也。两塞之间，万事之彻，夫孰非妙运以一气乎？则乾实统乎坤，坤总归乎乾，变见之浑融，是天地人之所以为性，而发育无疆者也。然命以流行于两间万世也，生生而自不容于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发育乎两间万世也，化化而自不容于或遗焉，孰不遗之也？是则乾之大始，刚健中正，纯粹至精，不遗于两间，而超乎两间之外，不已于万世，而出乎万古之先，浩浩其天，了无声臭，伏羲画之一，以专其统，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大始，而独得乎天地人之所以为心者也。夫始曰大始，是至虚而未见乎气，至神而独妙其灵，彻天彻地，贯古贯今，要皆一知以显发而明通之者也。夫唯其显发也，而心之外无性也。夫唯其明通也，而心之外无命矣。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 · 彖传》）。又曰：复以自知也（《系辞传下》）。夫天地之心也，飞斧固莫之可见；然天地之心之见也，非复亦奚能以自知也耶？盖纯坤之下，初阳微动，是正乾之大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大始之知而天心之神发也。惟圣人迎其几而默识之，是能以虚灵之独觉，妙契大始之精微；纯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无方，而性天性也；终焉神明不测，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也。罗近溪此段论述精彩而重要，首在阐释性、命、心、知通而为一，《易传》 “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 两语就是概括性、命、心、知通而为一，亦即对宇宙天人之本质的精辟概括。此一本质，自其流行不

已而言之，则曰 “ 命 ” ；自其发育无疆而不可或遗者言之，则曰 “ 性 ” ；自其真实而具体的创造性而言之，则曰 “ 心 ” ；自其现实的亦是具体的表现形态而言之，则曰 “ 知 ” 。从性到命到心到知，表示古圣贤哲对宇宙人生之本质的认识步步深入、步步具体、步步真实。性、命之观念古已有之，远古圣哲即有 “ 天命于穆不已 ” 之洞悟；《中庸》曰：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 亦是演绎古哲之义。伏羲的伟大贡献乃是 “ 画之一以专其统 ” ，即将天地万物、宇宙人生的共同本质统而为一，即统一为伏羲一画也，伏羲以一画为万物之宗主也，此乃人类智慧所谓 “ 最初的洞见 ” 或 “ 智慧灵光的乍现 ” ；文王的伟大贡献则是 “ 象之元以大其生 ” ，司马迁赞 “ 文王拘而演周易 ” ，文王象之元即以 “ 乾 ” 为宇宙万物本源之 “ 象 ” ，即以乾为宇宙万物之终极本质也，更以 “ 大其生 ” 以概括乾之德。《易 · 系辞传》多有以 “ 生 ” 赞易者，如 “ 天之大德曰生 ”“ 生生之谓易 ” 。伏羲之画，文王之象，实乃吾华夏古圣先贤对宇宙万物本质进行超越思辨的伟大成果，是对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现代物理学对宇宙万物本质之认识，从最高哲理层面看，亦是不懈追求宇宙万物那个统一的终极本质，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家的伟大理想就是要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宇宙万物之一切。罗近溪认为，伏羲 “ 画之一 ” 、文王 “ 象之元 ” 之贡献固然伟大， “ 皆不若孔子之系之以乾知大始，为独得乎天地人之所以为心者也 ” 。孔子赞《易》，首创 “ 乾知大始 ” 之学说。何谓 “ 大始 ” ？大始者，天地万物、宇宙人生之起源或本源也，孰能知 “ 大始 ” ？唯乾知之。乾者何谓也？人心是也，天地之心是也。文王以乾卦为《易经》六十四卦之首，石破天惊，是为原初的洞悟和最高的创见。然而文王仍未能透彻阐释 “ 乾 ” 为何物。孔子则直指 “ 乾 ” 为人心，乾为天地之心。不仅如此，孔子还透彻阐释人心或天地之心之最本质的功能就是 “ 知 ” 。何谓 “ 知 ” ？ “ 知 ” 什么？如何 “ 知 ” ？所谓 “ 知 ” 者，首要的意义就是 “ 良知 ” 或 “ 乾知 ” 。罗近溪主要从良知处说

乾知大始。唯人心能够透彻明了宇宙万物之根源或本源，唯人心具有透彻明了宇宙万物根源的能力。故曰： “ 夫始曰大始，是至虚而未见乎气，至神而独妙其灵，彻天彻地，贯古贯今，要皆一知以显发而明通之者也。 ”人心或天地之心之最本质的功能或作用就是 “ 知 ” 或 “ 乾知 ” 或 “ 良知 ” 。罗近溪以 “ 显发 ” 二字形容人心之知，甚妙！所谓显发者，实即是创造也。儒家或佛家皆不直接说 “ 创造 ” 之义。盖依儒家学说，本心自足，原来就有，无须 “ 从无到有 ” 创造出来，是故儒家总是说发现本心、识得本心、求其放心、本心之朗照或觉知。依佛教学说，更无所谓 “ 生 ” 的意义，亦是反复论说识得本心，并不说人心 “ 创造 ” 之义。吾人站在今日世界，自可说人心之创造性，自可说天地之心之创造性。罗近溪 “ 显发 ” 二字其实就是人心的动态的创造性。《中庸》亦有创造性之意义：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 熊十力先生说《中庸》亦是解《易》之书，信哉斯言！正是通过人心之 “ 乾知 ” 或 “ 良知 ” ，才将性、命、心、知具体而真实地贯通起来。天道之彻天彻地、贯古贯今，唯有通过人心的认知作用或良知良能方能显发之、体现之、朗现之。是故孔子说： “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此八字意蕴深远无极，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有几人真能明白 “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之真实意义？人能弘道之真几，就是人心之良知良能或者人心的创造性能够认识宇宙万物之最高奥秘或最本质的根源，并且能够借此不断弘扬和提升人的价值生命，直至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之崇高境界。这就是《中庸》所说的 “ 与天地参 ” 。人心之创造性就是生命之创造性。创造性是真实生命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活泼泼地，如源泉混混，沛然莫之能御，亦若 “ 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 （孟子语），有不可遏阻之势。谈创造性，我们当然可以铺排各种理论和思辨的论述，然未若真实生命之实际的创造过程那么生动、具体、自然、有趣，足以感动人、启迪人、鼓舞人。

以道德的创造性言之，以提升人的价值生命言之，任何高深系统的哲学和宗教理论，皆远远不如孔子、释迦、耶稣和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圣贤先哲的真实生命故事来得可歌可泣、撼人心魄、动人心魂、启人哲思，激励人不断激扬自己的价值生命。因为，唯有个体生命具体而真实的创造过程，才最能展示人性之伟大、人心之无限、智慧之无穷。任何理论的铺排和思辨的技巧，与伟大个体生命真实而具体的创造过程或故事相比，都显得那么苍白、乏力和无趣。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伟大个体生命的故事或创造性历程，尤其是圣贤先哲的伟大创造性历程永远是人类的灵感源泉，永远是激励和鼓舞人类不断提升自我生命价值的无穷力量。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阅读圣贤先哲的经典的原因。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里专门谈到天台宗智者大师《维摩经玄义》里的一句话： “ 是入道正因，轻经重论甚可伤也。 ” 智者大师这句话是提倡和鼓励大家要多读经，不要只重视佛教的论典，却忽视或轻视佛经。 “ 因为经是佛所说的，经所代表的是具体、活泼、舒朗而开阔的心胸。 ” 宗三先生还提到基督教的《圣经》： “ 好比西方的神学家所著的论述一般看似很丰富、很精彩，而相对地，《圣经》却似乎很简单、很贫乏。然而《圣经》对后世之启发性是多么的大！不论是相信或不相信基督教，读过四福音书的人，都会深受感动的。因为四福音书带有戏剧性，也是代表圣人的形态之一。 ”当然，宗三先生提得最多的是我中华民族的 “ 圣经 ” 《论语》。《论语》记录孔子师徒之间的言行，如 “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诸如此类话语，看似家常便饭，平淡无奇，但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无论多高智慧的人，都不敢轻视《论语》呢？为什么连佛教里那些学佛修道的高僧大德们也不敢轻视《论语》的价值呢？为什么宗三先生说，相对论典，经代表的是具体、活泼、舒朗而开阔的心胸呢？《论语》《圣经》和佛经之所以比任何理论思辨的铺排要丰富、具体、活泼、开朗，因为它们是圣人生命真实而具体的体现，它们记

录的是圣人的生命历程，展现的是圣人价值生命不断弘扬、激励、创造，直达至最高智慧境界的真实生命历程，还有什么能够比圣人的真实生命历程更能激扬我们的信心力、意志力和创造力呢？所有人之所以发愿学佛修道，或者立志为圣贤，或者发誓荣耀上帝，或者发愿做大事业、做大学问，等等，往往都有一个契机来激发他、激励他、震醒他，往往都有某种神奇的时刻扣动了他生命中的创造性真几。这种契机或时刻，大多数都是受到伟大人物或圣贤先哲故事的启发或点示。人类历史天空中闪耀的群星，每颗星都有自己的偶像之星或英雄之星，他们又是其他人的偶像之星或英雄之星。人类创造性之所以能够如长江黄河般奔流不息，人类创造性真几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精进不已、不断超越，就是因为我们总有不断涌现的圣贤先哲给后人以生命智慧和创造性的启迪和激励。儒圣先哲阐述人心的道德创造性，莫善于孔子的《论语》。《论语》没有任何理论的铺排和思辨的曲折，完全从真实生命之具体行为上来指点、启发、激励人的价值生命，即指点、启发、激励吾人所本自具足的仁心仁术。孔子对圣人之学亦即心学最伟大亦是最亲切的贡献就是以 “ 仁 ” 来高度概括人的价值生命，以此点示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孔子以真实生命、真实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来指点 “ 仁 ” ，来开启人的价值生命，此是人性或人心之道德创造性之最为相应者。西洋哲学直到康德才明白吾人之道德绝非思辨理性或纯粹理性之事，乃是实践理性之事。吾人无论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思辨理性或纯粹理性，亦无法分析或推演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真几或本质所在。以经验知识之 “ 格物致知 ” 之路来探求道德的本质、探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西洋哲学长期走追求经验知识以探求道德本质之路，朱熹格物致知之路亦如此），则更是支离或歧出，根本无法找到人的价值生命或道德生命之源。康德称之为 “ 他律道德 ” 。他律道德是根本靠不住的。道德必然是自律的，必然是自律道德。

所谓道德或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必定是人的自我觉醒、自定方向、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人之自我觉醒、自定方向绝不能依靠思辨理性之逻辑推演，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真实生命之具体生活中去 “ 反求诸己 ” 。孔孟之道的伟大和卓绝之处，就在于始终从个体的真实生命或日常生活中去开启人的价值生命之源，去警醒、启迪个人反求诸己，发现或朗现每个人本自具足的价值生命源泉，扩而充之，直达至圣贤境界。《论语 · 阳货篇》里载孔子由 “ 不安 ” 处指点仁。 “ 亲丧，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 ” 宰我答曰 “ 安 ” 。正显示其之不仁，显示其价值生命之堕落或僵滞。仁心仁术本是活泼泼的，人心之道德的创造性正是体现在吾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皆能时时刻刻体现仁心仁术，皆是仁心仁术之 “ 沛然莫之能御 ” 或 “ 不容已 ” ，皆是吾人本自具足之仁心之自然或天然的体现或彰显，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行为，皆是仁心仁术的朗朗呈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若需要外力来促使或迫使他的行为符合道德法则，则此人早已失却本心、失却仁心仁术。吾人若有人指点、点示、启迪或激励却依然不能反求诸己、求其放心、自我朗现仁心仁术，则是本心蒙昧、昏暗、堕落、僵滞已极也。孔子《论语》点拨、启示或激励吾人开启价值生命或仁心仁术，皆是以具体行为或实例为契机，而且根据每个弟子之具体情况或弱点极具针对性地进行启发、指点或激励。如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孔子之答皆各有重点。孔子以活泼泼的具体生命行为来指点 “ 仁 ” ，来开启吾人价值生命之源，正是自律道德最相应者，正是人心道德创造性之最相应者或最本质者。是故宗三先生有曰： “ 仁心即是吾人不安、不忍、愤悱、不容已之本心，触之即动，动之即觉，活泼泼地之本心，亦即吾人之真实生命。 ”触之即动，动之即觉，正是人心道德创造性之形象描写。所谓道德的创造性，并非通途意义上的 “ 无中生有或从无生有 ” ，并不是道德本无，吾人须凭空创造出一个道德，若以此理解人心之创

造性，则大谬。所谓道德就是人依道修行而自得之，依道修行而不断弘扬和提升吾人的价值生命，直达至圣贤之境。依此而论，古往今来人类各大宗教或哲学流派，无不是指引或教诲吾人依道修行以提升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何谓教？《中庸》曰：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教之本质就是指引吾人依道修行以提升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宗三先生曰： “ 凡圣人之说为教。凡能启发人之理性，使人运用其理性从事于道德的实践，或解脱的实践，或纯净化或圣洁化其生命的实践，以达至最高理想之境者为教。 ” 人之依道修行或道德的实践，并非依从一个外来的事物或外来的道理而追随之，并非吾人本心原来没有依道修行之根源却要凭空创造出一个根源。人之所以能够依道修行，不断提升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直达至最高境界，乃因人心就是道德之源，就是修道之原动力，就是教之根据。阳明所谓 “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 ；象山所谓 “ 此乃天所赋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 ” ；孟子说四端之心， “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 ；孔子曰： “ 我欲仁，斯仁至矣。 ” 凡此种种不同点示或警醒之语，皆在点醒吾人价值生命之内在根源，皆在激发吾人价值生命之内在动力。一旦点醒和激发，则犹如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亦犹如孟子所说 “ 源泉混混 …… 有本者如是 ” 。孟子赞舜： “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 此种自我自觉提升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之动力，就是人心之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故，所谓人性或人心之道德的创造性，其创造者，毋宁说是 “ 显发 ” 、 “ 彰显 ” 、 “ 朗现 ” 、 “ 逆觉体证 ” （宗三语）、 “ 自我发现或自我觉醒 ” 。孔子从不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处指点 “ 仁 ” ，就是要警醒或掘发吾人本自具足的道德本心或道德的创造性或价值生命之源泉。所以象山有言： “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 孔孟皆从吾人日常生活行为处点示、启发或警醒，盖依道修行或价值生命之提升，纯是实践之事，非是思辨之事。唯有日常生活各

种行为的点点滴滴皆能依道而行，皆能合于圣贤之道，吾人才有望达到圣贤至高之境。依靠思辨的曲折和理论的铺排，绝找不到任何提升价值生命之途，是故孔子谆谆告诫我们： “ 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 ” 此为孔孟之伟大卓越处。孔孟点示、警醒或激励吾人依道修行、提升价值生命，皆是活泼泼的，亲切感人、生动有趣，恰如春风化雨，润人心田。然则孔子 “ 以仁发明斯道 ” 之 “ 仁心 ” ，绝不仅仅限于日常生活各种行为之点点滴滴。孔子之 “ 仁 ” ，直接源自《易经》之 “ 乾 ” ，与性、命、天道贯通为一。孔子之仁乃是上通天命天道，下概日常人伦，彻天彻地，贯古贯今。孔子指点仁、启发仁、激励仁，就是为了激发吾人精进不已，直达至彻天彻地、贯古贯今， “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 之至高境界。《论语》对此记录甚为详尽。孔子以仁发明圣人之道，给吾人价值生命或精神生活确立了各种境界的进阶，犹如佛教修行的不同阶段。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当是最基本之要求； “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 已是崇高境界，犹如佛家的菩萨道； “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 （孔子自况语）才是至圣之境，所谓 “ 践仁知天 ” 。践仁知天才是孔子指点、启发、激励吾人 “ 仁心 ” 的最高目标。盖人心本来就是通天通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故《中庸》曰： “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 君子之道就是 “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 ” ，起自日常生活（夫妇之道），终极则察乎天地，亦即彻天彻地、贯古贯今。故《中庸》又曰： “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是故 “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 ” ，以仁心概括吾人之本质、人心之本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仁心就是具有道德创造性之本心，道德创造性亦即自我觉醒、自定方向、自我提升、自我实现价值生命，直至成贤成圣之境界。仁心所本自具足的道德创造性，孔子《论语》即以不安、不愤不悱点示之。此种点示和启发实即蕴含一种创造性的动态性、创造性的不断精进和不断提升，创造性实即是永恒的向上精进。所谓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就是道

德创造性的永恒性，它永无止境。虽然吾人可说 “ 达至圣人之境 ” ，然而现实中有谁能够自称已达圣人之境呢？圣贤永远是一种只能永恒接近却永远不能说已经达到的状态。孔孟从来没有自称已达圣贤之境。《论语》中多有此类话语。事实上，凡是创造性，就意味着一种永恒、持续精进、永无止境。科学的创造性、知识的创造性、艺术的创造性、文学的创造性皆然，道德的创造性自然亦如此。盖无论是成圣、成佛、成至人（仙人），或基督教的上帝旨意，皆是一个无限的、动态的进程。任何人在道德创造性的过程中，在不断提升自己价值生命的过程中，不可能停顿下来，或静止于某一个阶段。盖任何创造性不进则退，价值生命不是得到精进或提升，就是后退或堕落。曾文正有言： “ 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 即是本儒家进德修业之意而来。《论语》中孔子指点和启发仁心，处处皆蕴含动态、无限过程之意。孔子绝不是从一个静态不变的状态来点示和启发仁心。孟子 “ 十字打开 ” ，其阐述仁心之道德的创造性，则更是直接显明地以动态方式阐述之。最有名者莫过于《孟子 · 尽心上》： “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 尽心、知性、知天，就是一个纵向的、动态的、永恒的或无限的进程。尽心、知性、知天，此六字，意蕴深远无极，实包含儒圣先哲心学之全部义理。所谓 “ 尽 ” 和 “ 知 ” ，依儒家传统而言，就是功夫；心、性、天三者直贯相通、通而为一，就是本体。儒家圆融之境，即可从功夫说本体，亦可从本体说功夫，即功夫即本体，本体即功夫，功夫本体原本是一不是二。什么是功夫？功夫就是实践，就是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为、点点滴滴，若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为、点点滴滴，都能够从 “ 仁心 ” 而发，都能够 “ 不违仁 ” ，那是何等的修养功夫和修养境界！吾今日从道德创造性或人心创造性角度重新阐释儒圣心学，所谓 “ 尽 ” 和 “ 知 ” ，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自觉、自明、自发。

何谓创造性的自觉、自明和自发？如何尽心？如何知性？如何知天？孔孟及其后学主要从道德创造性角度讲，从心学大传统来看，这当然是非常自然的讲法，儒圣心学实际上只开出内圣一面，亦即只成就了或主要成就了道德的形而上学或道德的本体论或无执的存有论（依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实际上，从人心之知识的创造性角度，我们亦能说 “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也 ” 。当然，从内圣一面讲的 “ 尽心 ” 之 “ 尽 ” ，主要是一种道德的自觉、自明、自发；从内圣一面讲的 “ 知性 ” 之 “ 知 ” ，却并非经验知识意义上的知。孟子又多次谈及仁心或本心之 “ 扩而充之 ” 。如《孟子 · 公孙丑上》中著名的 “ 四端之心 ” 之说，其结尾处即曰： “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吾人今日从人心或仁心创造性角度来阐释儒圣先哲之义理，并非随意转换一个角度，而是有儒圣先哲教导的义理根据。吾人即从儒圣先哲早已阐发的 “ 心之道德义 ” 入手，彰显心的创造性，以挺立人心最独特的本质，以将儒圣先哲心学的优良传统融入现代人类生活的创新和创造大潮之中。儒家心学传统或后世所谓理学传统，有诸多类似或近似的概念，如道、心、性、气、心体、性体、道体等，各家各派对此的理解或体证或有大的区别，或有小的出入。儒家心学或理学大传统下的各种学派或小传统，即是各家各派对上述理念的理解或有大的区别，或有小的出入。根据牟宗三先生的系统疏解和分析，要而言之，孔、孟、陆、王（亦可上溯至文王、周公）的心学传统为圣贤之道之正统，所谓道统和学统是也。两宋诸大师大体亦是遵循孔孟传统；唯程伊川和朱子背离孔孟传统，将孔孟传统的 “ 心即理 ” 分解为 “ 心理为二 ” ，将心下落到形而下的层面。依照孔、孟、陆、王传统，心理是一不是二。儒圣先

哲所说的心是形而上的心，不是形而下的气质意义的心。此心是 “ 即存有即活动 ” （宗三语），朱子所说的理则是 “ 只存有不活动 ” 。孔、孟、陆、王传统的心是超越的心，是本体亦是功夫，是存有亦是活动，是理性（超越的理性）亦是实践。其心学所讲的心是活动的心，只有心才能活动。所谓理、性、道、道体、性体是不活动的，唯有心才能活动，才能实践，才具有创造性。孔子说 “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正是此义。道是寂然不动之真体或本体，唯有人的实践活动才能体现道的存在，才能将道彰显到人类行为的点点滴滴之上，才能朗现道的本质作用。没有人心的实践活动或创造性活动，道就根本不能存在，世间万物根本就不能存在。所以孟子说： “ 万物皆备于我。 ” 象山说： “ 心外无物，道外无事。 ” 唯有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才能体现或朗现道体的作用，才能认识到宇宙自然万物的本质，此所谓孟子的 “ 尽心知性知天 ” ，此所谓《中庸》的 “ 参赞天地之化育 ” 。《中庸》为孔子嫡孙子思所作，其阐述孔子之道，创造性意蕴则尤为深切著明。《中庸》曰： “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 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人伦直至彻天彻地之天道，人心之道德创造性何其广大无垠！真正是贯古贯今、彻天彻地，宇宙万象、人生社会无所不含。《中庸》又曰：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实际上，吾以为，古往今来，一切论述创造性或生命本质之哲学语言，精彩深刻莫过于《中庸》 “ 至诚无息 ” 一章。兹全部引述之：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

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鼄、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 “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 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 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 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生命的无限创造性就是 “ 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 ，生命的无限创造性就是天地之道。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 惟天之命，于穆不已！ ’ 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 天之所以为天，生命之所以为生命，就在于于穆不已、生生不息的无限创造性。《中庸》为解《易》之书，全部义理皆来自《易》，实为阐释生命无限创造性之伟大经典。《中庸》之博大高深，于斯可见。《中庸》以 “ 诚 ” 发明孔子所说的 “ 仁 ” ，即是最高级创造性 —— 精神或思想创造性 —— 的生动体现。《中庸》以诚发明斯道，全部论述一以贯之，就是 “ 诚 ” 之动态的永恒的无限的创造性。是故《中庸》曰： “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是人之无限创造性之最高境界，此天地人之所以为同一之性，为同一之心。宇宙自然、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皆为同一之心，此天地之心也。其最高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无限创造性。具体到吾人而言，则以 “ 诚 ” 为显发或阐扬无限创造性的下手功夫。无论是道德创造性还是知识创造性，必以 “ 诚 ” 为最高原则。佛家所谓发心，儒家所谓尽心，道家所谓归根复命，皆是 “ 诚心 ” 之谓也。故《中庸》又曰： “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

不诚无物，则将 “ 诚 ” 上升到本体论的最高层面。如果没有 “ 诚 ” ，则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必荡然无存；创造性荡然无存，则天地万物不可能创生。盖天地宇宙、自然万物、人类社会皆人心所创造。诚是心之至诚，是心之创造性的出发点，亦是最高原则。《中庸》论述仁心或道德或君子之道或诚的创造性，一以贯之，其动态、纵向、永恒、无限之意，确乎深切著明，实乃古往今来一切圣贤经典所独有也。史传孟子师事子思，孟子之仁心创造性之思想，则是源自子思的思想，子思的思想则是直接源于孔子。《大学》为儒家修行之纲目、实践之次序，为朱子和阳明所重视。依吾之愚见，《大学》所标举的修行纲目和实践次序，亦是道德创造性之纲目和次序。《大学》开篇之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 ，就是一个道德或仁心创造的动态次序。后又引 “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等，无不是彰显道德之创造性，或创新之动态，或无限过程。是故吾华夏文化哲学之正宗为儒学，儒学即心学也。阳明在《象山全集》叙中说： “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 ‘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 此心学之源也。 ” 韩子曰： “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 直到千有五百年后，象山始接上心学血脉。是故象山有曰： “ 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 象山、阳明之后，心学大宗晦暗不明以至失其传者，又三百余年矣。直至十力先生和宗三先生崛起，始再度上接华夏心学血脉而弘扬光大之。十力先生《略谈新论要旨（答牟宗三）》有云： “ 《新论》（十力先生《新唯识论》）一书，不得已而作，未堪忽略。中国自秦政夷六国而为郡县、定帝制之局，思想界自是始凝滞。典午胡祸至惨，印度佛教乘机侵入，中国人失其固有也久矣。两宋诸大师奋起，始提出尧舜至孔孟之道统，令人自求心性之地，于是始知有数千年道统之传而

不惑于出世之教，又皆知中夏之贵于夷狄，人道之远于禽兽，此两宋诸大师之功也。然其道嫌不广，敬慎于人伦日用之际甚是，而过于拘束便非。其流则模拟前贤行迹，循途守辙，甚少开拓气象。逮有阳明先生兴，始揭出良知，令人掘发其内在无尽宝藏一直扩充去，自本自根，自信自肯，自发自辟，大洒脱，大自由，可谓理性大解放时期。程朱未竟之功，至阳明而始著，此阳明之伟大也。然阳明说《大学》格物，力反朱子，其功夫毕竟偏重向里，而外扩终嫌不足。晚明王、顾、颜、黄诸子兴，始有补救之绩，值国亡而遽斩其绪。 ”十力先生寥寥数语，勾勒出华夏文化哲学思想史之轨迹。始皇定帝制之局，造 “ 焚书坑儒 ” 之孽；汉武采董仲舒之策，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自此之后，华夏不复有诸子百家时代的思想自由。魏晋士人清谈玄理，隋唐直至北宋数百年吸收消化佛教，儒圣先哲心学传统荡然无存。两宋诸大师奋起，上接孔孟道统，疏通心学血脉。象山、阳明直承孟子之学，高明俊朗，巍然挺拔，卓绝不凡。明朝倾覆，满族入主中原，大兴文字狱以强化专制集权统治，士人沉溺科举以求功名，学术仅存考据索隐，思想自由全盘扼杀。满族入主中原之后二百余年间，恰逢西方文明勃然兴盛，理性精神、艺术文化、科学技术、坚船利炮、民主政治皆大放异彩，是故当 19 世纪西方文明开始进攻中国之时，华夏文明一败再败。痛定思痛，反思失败之因，孔孟之道竟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积弱积贫之总根源，儒学经典遂被弃如敝屣。直至 20世纪上半叶，始有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等少数学者奋起抗争，以 “ 虽千万人，吾往矣 ” 之气魄，力图恢复华夏学统，新儒学由此诞生。时至今日，国人一边慨叹国民普遍无坚定信仰或宗教信仰，一边继续谴责儒学为所谓国民性败坏之根源，虽偶闻国学复兴之声，然实皆不知所谓复兴国学者，果为何物耳！学贵知本，本立而道生，今日许多侈谈国学复兴者，皆不知本也。自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孔孟所开创之心学传统，其宏规伟模即以 “ 内圣外王 ” 概括之。《庄子 · 天下篇》感慨万千，盖慨叹儒圣先哲 “ 内圣外王 ” 之道至庄子之时代已经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 天下

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 所谓内圣外王者，即涵盖人心之道德创造性（内圣）和知识之创造性（外王）。内圣者，即悲智双运、内外兼修，以期成贤成圣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所谓外王者，即格物致知、探索宇宙自然人生社会之奥秘以建立一个繁荣、富裕、文明、和谐的人类社会。先秦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极为丰富，包罗万象，而以三代之治为理想之境。一个繁荣富裕、文明和谐之人类社会，自当涵盖哲学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全部。先秦诸子百家即囊括所有学科门类，诚所谓 “ 百官之富，宗庙之美，粲然备矣 ” 。十力先生《原儒》诸书皆极力证明先秦诸子不仅注重哲学思想之思辨和弘扬，而且注重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组织之研究。要而言之，先秦儒家确实是 “ 内圣外王 ” 、内外兼修者。正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个人都有兴衰周期一样，学术思想亦然。战国纷争时代，庄子已然感叹内圣外王之学 “ 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 。随后两千多年，心学传统虽经两落两起，却至今未能恢复中华哲学文化思想的主流地位。试问，今日中国哲学文化思想主流谁属？佛教乎？西方哲学乎？抑或所谓国学乎？十力先生叹曰： “ 中国人失其固有久矣！ ” 良有以也！追本溯源，两宋诸大师和阳明学派所复兴者，只是先秦儒学 “ 内圣 ” 一面， “ 外王 ” 则始终未能开拓出来。象山、阳明、孟子，光风霁月，俊伟挺拔，亦只是向内用功夫，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之研究，象山、阳明几乎没有涉及；朱子以 “ 格物致知 ” 号召学人，

以 “ 涵养需用敬，致知唯格物 ” 为宗旨，然朱子所谓格物者，亦是所谓 “ 格其心之物 ” ，非是向外探索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之运行规律也。有学者认为，设若明朝未曾亡国、满族未入主中原，则顾、王、黄、颜诸君子当能够发展出与西方现代实证科学相媲美的 “ 格物致知之学 ” 。然历史无法假设，两宋和明季诸大师未能开出先秦儒圣 “ 内圣外王 ” 之学的 “ 外王 ” 一面，当是不争的事实。是故两宋和明季诸大师之学问，总体格局不够宏阔，识见不够远大，洞察不够深邃，大体而言，皆是对儒圣先哲言辞论点有所补充和给予新的阐释而已。十力和宗三为代表的 “ 新儒学 ” ，仍是以 “ 内圣 ” 之学为主。十力先生曾有宏图大志，开掘出儒圣心学 “ 外王 ” 一面，惜未竟其功。宗三先生堪称新儒学成就最大者。吾尝言：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唯宗三先生能当之。其融会中西哲学尤其是融会康德哲学和儒圣心学之成就，卓然绝待，独步当代，亦足以傲视千古。宗三先生乃真能上接先秦儒圣孔孟血脉、下概两宋和明季诸大师之学、并融会康德区别 “ 现象与物自身 ” 之超越洞见，彰显东西方哲学各自擅长和不足，从而开辟出中国哲学思想向未来进发之康庄大道。有学者称赞宗三先生为吾华夏文明思想 “ 创业垂统 ” 之大师，诚哉斯言！宗三乃真能将东西方哲学思想各归其位、各显其长、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者。唯如此，方能站在人类文明整体之角度，融会西方文明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开出现代意义的 “ 外王 ” 之学。吾今日从创造性角度重新阐释儒圣心学，亦是深受宗三先生学问之启发，从创造性角度重新阐释儒圣心学。所谓内圣就是心之道德的创造性，所谓外王就是心之知识的创造性，综括而为人心的创造性。人心之创造性，孔孟直到陆王再到现代新儒学，皆是强调道德的认知或良知，亦即总是强调道德的创造性，对知识的创造性却强调不足或根本忽视，此乃数千年来儒学发展的最大缺陷或遗憾。儒学原本格局宏阔，广大悉备， “ 内圣外王 ” 比翼齐飞，惜乎儒学自战国时代起，即开始凸显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甚至可以说外王根

本没有开辟出来。到宋明理学时期，儒学更日益收窄为心性之学，向外认知世界、寻求科学知识和社会秩序之科学大道始终没有创发出来，以致西方科学大行其道之时，中华文明遭遇惨败。“ 外王 ” 一面遭遇惨败，人们随即开始谴责儒学 “ 内圣 ” 一面，整个儒学的根基就摇动。平心而论，儒学未能真正开辟创发其外王之道，未能弘扬人心本自具足之知识的创造性，此乃历史事实，未可否认。然而，因为儒家未能开辟创发出外王之学，未能开辟创发出科学和民主之现代社会，就因此而否认儒家内圣之学之伟大，亦是 “ 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 之偏执态度，不可取也。今日仍有许多国人将中国过去数百年积贫积弱或国民性日渐衰败之根源归咎于儒学之僵化或迂腐。呜呼！蒙千古奇冤，唯儒学耳！吾人今日既需要正视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良知良能），更需要正视人心的知识创造性（现代西方所发展起来的科学传统）。1. 牟宗三 . 中国哲学十九讲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54.2. 以下引文皆出自正文提到的五部经典，由于引述繁多，兹不一一注释。读者可以参阅：朱熹 . 四书集注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3. 牟宗三 . 中国哲学十九讲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69.4. 牟宗三 . 中国哲学十九讲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70.5. 熊十力 . 十力语要初续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5-6.

第五章儒家论人心的创造性（下）长久以来，人们对儒家思想有诸多误解、偏见和责难，即使是对儒学抱着同情和尊重之心、希望深入理解之人，对儒学的认识亦难免粗浅、不真切、不透辟和不谛当。一般人未熟读精研儒学经典，往往仅凭道听途说或先入为主之习见或偏见而议论和批评儒学，此固不足论。即使熟读精研儒学经典之学者，对儒学之精髓亦往往难有谛当和透彻之认知，此种缘由一言难尽。此所以圣人之 “ 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 ” 。时至今日，浅薄者或斥儒学为封建专制之帮凶或余毒，或因儒学未能开辟出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而被视为中国和人类进步之阻碍，因而必欲弃如敝屣而后快。对儒学稍有兴趣和稍存尊重者，亦往往认为儒学义理只是家常便饭，平淡无奇，缺乏思辨精彩，不堪与高深思辨哲学相提并论，或以为儒学为诸子百家时代之古旧学问，早已脱离时代，不足与论。因此，儒学真正伟大的洞见或原初的洞见究竟是什么？儒学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此是今日吾人必须重新思考或反思以深入回答之问题。儒学最原初和最重要的洞见乃是对人性、人心、人的本质的洞见。自伏羲一画开天地，历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达孔孟，奠定儒学之宏规伟模，形成以《易经》《论语》《孟子》《中庸》等四书

六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其一以贯之之道皆源自古圣先哲对人的本质之深邃而超越的洞见。此原初的洞见，要而言之，约略有如下数端：其一，人的本质上通超越的神性，下通动物性，人兼具动物性、人性和神性。何谓动物性？即物质自然生命之本能也；何谓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的特征；何谓神性？即通天地宇宙万物为一体之共同的本质。儒学不仅承认人的动物性，而且肯定人的动物性。所谓动物性，就是人作为一种动物所具备的本能特性。儒家所言： “ 食、色，性也 ” ；孟子和告子关于 “ 性 ” 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告子主张 “ 生之谓性 ” ，孟子虽然着重阐发人的超越之性，却并不否认人有 “ 生之谓性 ” 之性，亦即动物性之性。《孟子 · 尽心下》有著名的一章：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于此便是承认人天生具有感性方面的动物性之性，此即属于 “ 生之谓性 ” 。孟子不于此言性善之性，但亦不否认 “ 食、色，性也 ” 之动物性之性。仁之于夫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于此便是阐释仁义礼智之真性，人之价值上异于禽兽者之性，孟子即于此确立 “ 性善 ” 之伟大学说。因此，儒学最重要和最伟大的贡献乃是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的特征或本性。全部儒学经典皆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超越洞见。一

言以蔽之，儒圣先哲对人性（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的特征）最重要和最伟大的洞见乃是揭示出人天生具有对精神生命或价值生命的无限追求。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动物之最本质的特征，乃是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生命、一个动物性的生命，更是一个精神的生命、一个价值的生命，而且人之天性具有对精神生命或价值生命的无限追求或永恒的追求，此人之所以贵也，此所以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易经》的全部义理即在阐发和弘扬人性之伟大，阐发和弘扬人性无限多样的表现形态或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孔子则以 “ 仁 ” 给人性本质以最高度的概括。孟子进一步阐发孔子义理，开创出实践的智慧学，即真正的人学。夫人学者，即人如何成为真正的人之学问也。儒学所阐发和弘扬的人性乃是上通神性，人性修养或修炼的最高境界就是神性，人就成为神，人就是神，神就是人。《易经》《论语》《孟子》皆有明文说明人性的最高境界就是神性。如《孟子 · 尽心下》有曰： “ 可欲之为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 此是人性修养或修炼的各个阶段或不同境界。盖善、信才刚刚迈入人的门槛，人若无善无信，则非人也，禽兽也。迈入人的门槛，逐步修炼修养，一步一步可逐渐进至大、圣、神的境界。其二，人的崇高使命甚至是唯一使命乃是摆脱动物性对人的羁绊，不断精进自己本自具足的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直达至圣贤或圣神的境界，此便是人的本质所必然具有的道德的创造性。对人心或人性创造性的阐发和弘扬，实在是儒学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西方文明将人类的救赎完全交给上帝，人绝对没有自觉地迈向圣神境界的能力或愿望。人当然要做事，甚至要不惜一切、不惜生命地去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然而，依照基督教的教义尤其是新教的教义，人无论多么优秀、多么卓越、多么辛劳、成就的事业多么伟大，他都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被上帝选中而成为救赎的对象，人无论如何都是盲目的，是否得到救赎完全是上帝的事情，人之所以得到救赎或被上帝选中，完全是不确定或不可捉摸的事，好像买彩票中奖一样。你当然需

要努力去买彩票，但能否中奖则完全不是人自己所能掌握的。依照儒学的伟大洞见，人天生具有自觉地迈向圣神之境的能力，此能力 “ 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 ” ，这就是人的无限创造性。人的无限创造性当然包括道德的创造性和知识的创造性（或者精神的创造性和物质的创造性）。其三，人如何开发或开辟本自具足的创造性尤其是道德的创造性，以完全摆脱动物性直至神性之境？这就是儒学所谈的功夫。儒学所阐发的修养修行功夫博大精深，并不亚于佛家所发明和倡导的千奇百妙的修行功夫。儒家谈本体（人性的本质）必然涵着功夫，谈功夫必然涵着本体。所谓功夫，就是努力摆脱动物性，完全恢复人性，直至达到神性的一整套修为、处世为人之方法。儒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乃是源自 “ 直觉的洞悟 ” ，而不是基于 “ 架构的思辨 ” 。所谓直觉的洞悟或直觉的解悟，即是对人性本质的当下肯定、直下肯定，直接从吾人生活之基本事实（仁、义、礼、智、信）来肯定人性本善，来肯定人的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而不是绕出去，从概念出发，依照逻辑思辨方式来 “ 证明 ” 人性本善，来证明人性的本质。从概念和定义出发，依照逻辑思辨方式来证明或解释，就是所谓 “ 架构的思辨 ” 。架构的思辨就是今天所谓科学的方法或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方法或科学的思维方式必须要有一套假设、定义、概念、范畴，必须要有一套逻辑方法，从假设、定义、概念和范畴出发，依照一套逻辑方法，推导出一些结论，然后试图用经验事实来证实或证伪这些结论。逻辑的证明或科学的证明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说明。因果关系的链条是没有止境或终结的，可以一直延展下去，直至那个最终或最后的原因或根源（所谓 “ 第一因 ” ）。因此科学的结论永远只是暂时的或或然的，永远具有被推翻或证伪的可能性，科学的因果关系永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无限多样的方向。科学家的崇高理想当然是追求最终极或最后的真理，追寻到那确定的、不可摇动的最高

原理，然而，科学的方法或科学的思维方式却永远无法追寻到那个终极的真理。科学的结论永远是暂时的或不确定的。直觉的洞悟或直觉的解悟与科学的方法或架构的思辨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收进来，而不是绕出去，它正是要去掉或化掉那些假设、定义、概念或范畴，从而实现吾人本性或本心的如如朗现或如如体证。吾人本性或本心的本质亦即人性的本质并不能通过某种假设、定义、概念或范畴来证明，人性或人心的本质只能通过直觉的洞悟来当下肯定或直下肯定。绕出去是科学的方法，是获取经验知识的方法；收进来则是直觉的洞悟或解悟，如此才能洞察人性的本质，洞察价值之源。绕出去获取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就是老子所说的 “ 为学日益 ” ；收进来洞察人性本质或价值之源，就是老子所说的 “ 为道日损 ” 。所以，我们从儒家经典里找不到任何关于人的定义、关于价值的定义，找不到任何关于人性本质或价值之源的假设、定义、概念或范畴。 “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 ” 孔子以仁来标举或说明人的本质，然而孔子并未给 “ 仁 ” 以任何的定义，整部《论语》都是从日常生活具体事实出发来指点 “ 仁 ” 、警醒 “ 仁 ” ，孔子所说的一切都是要人反求诸己，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来体证什么是 “ 仁 ” 。事实上，吾人亦决不可能给 “ 仁 ” 以任何明确的定义，因为 “ 仁 ” 作为人的本质或价值之源，其表现形式是无限多样的。所谓 “ 理一万殊 ” ，吾人弘扬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的一切行为皆是 “ 仁 ” 的体现。扩而充之， “ 仁 ” 乃是天地万物一体之爱，是彻天彻地、贯古贯今的宇宙本质，如此精神之源或价值之源，如何能够以某种假设来证明呢？孟子的十字打开，并不是发明一套假设、定义、概念或范畴来证明孔子提出的 “ 仁 ” 如何如何，而只是进一步从日常生活具体事实出发，多层面、多角度地指点、警醒吾人如何反身而诚、反求诸己、求取放心。孟子言性善，言本心，言 “ 四端之心 ” ，言养浩然之气，言 “ 学问之道无他，求取放心而已 ” ，言 “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

焉 ” ，言 “ 所欲、所乐、所性 ” 之分，言 “ 天爵人爵 ” ，等等，皆是直下肯断、直下肯认，没有任何假设和概念的敷陈和演绎。到了陆象山，他直承孟子学，其讲学风范，则完全是警示语、指点语，没有任何的分解，当然更没有任何的假设和概念。陆象山最喜欢说的话就是 “ 汝耳自聪，目自明，事亲自能爱，事父自能孝 ……”体验或证悟吾耳自聪目自明，就是直觉的洞悟或直觉的解悟，就是要收进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就是要求取放心、回归本心。从功夫上说，就是孟子说的养气、象山说的识本心、阳明说的致良知。其中就包括今日很热门的冥修。冥修的本质就是去掉或化掉外物的干扰，回归自己的本心，认得自己的本心。因此，儒圣先哲孔孟所开创的直觉的洞悟或直觉的解悟，乃是洞察吾人价值之源或精神之源的唯一途径，此中有无限的精彩、无限的奥妙、无限的庄严和无限的美。今日人的头脑皆是科学的头脑，总是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或思维来认识人的本质，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出人的价值之源或精神之源，这正是西方科学时代兴起之后的普遍思维模式。以科学的方法来寻找价值之源或精神之源，结果是日益陷入迷茫或空虚。儒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可与佛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进行对照，以资比较和权衡。旷观千古，对人性本质洞察之深之微，莫胜于孔子和释迦牟尼。整个佛教最了不起、最引人入胜、最折服人心之处，就是释迦对人性本质最深刻、最原初的洞见。这种最原初、最深刻的洞见以释迦牟尼早期极力阐发的十二缘生为最杰出代表，一切佛教经典莫不奉十二缘生学说为佛家教义之本源。十二缘生以 “ 无明 ” 为开端，揭示出人生一切烦恼苦难之总根源，即人生陷溺于无明之中或生死海之中不可自拔，无明象征着一种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人陷溺无明之中不可自拔，直至老病死，循环往复，不可救药，所谓 “ 生死海中，沦没无依 ” 。如果换成儒学的语

言来描述佛家的十二缘生学说，可一言以蔽之，即人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沦为纯粹的动物性而不可自拔。然而，佛家正是要将人从十二缘生循环往复的生死苦海里拯救或 “ 度 ” 出来，此拯救或度并非依靠外力，乃是要人掘发本自具足的佛性，佛性才是人人皆具有的最高本质，此佛性本质，我们完全可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因此，佛家度人于生死苦海，绝不是依靠某种外部的神力或奇缘，而是必然要依靠吾人之自省自觉，依靠吾人识得本性本心，依靠吾人明心见性，所谓 “ 即心是佛，无心为道 ” 。这与儒学或心学的教导实在是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说完全一致。盖孔子和释迦对人性本质之洞见原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孔子从正面（光明或仁）处说，释迦则从负面（无明或恶）处说。所说皆是人的最深刻的本质，是故异曲同工也。佛家教人成佛，必定是教人开掘或掘发本自具足的佛性，此佛性亦是一种内生的或内在的创造性，吾人亦可名之曰道德的创造性或精神的创造性或佛性的创造性，此种创造性完全是吾人内在的、本自具足的，它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永恒的创造性。正如一个人永远也不能声称自己成为圣人了，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宣称自己成佛了，盖成圣成佛乃是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创造性的过程，成圣成佛永远在路上。这与儒学所阐发和弘扬的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实在是完全一致的。佛家所开创的修行功夫最为深邃、严密和繁复，此为古往今来人类文明最为奇特之文化现象，佛家自始就有显宗和密宗之分，要点就是修行的方法上的重大差异。然则佛家所倡导的修行功夫，无论如何变化，千奇百妙，最终目的都是要人识得自己的本心。此与儒学所阐发的功夫亦是异曲同工之妙，盖心学之要害就是要人识得本心、回归本心。儒学和佛学只有一个差别，那就是儒学主张入世，佛家主张出世。若论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对人性创造性的阐发和弘扬、对修行功

夫的发明和倡导，二者尽有许多相同甚至完全相同处。盖天下至理原本是一非二。此理固然，不足为奇也。吾今所极力阐扬者，正是儒圣先哲所开辟的人心创造性传统。阐扬儒圣先哲所阐发的人心创造性，我们尽可从佛家伟大高深义理中获得无尽的启迪。然则，吾人仍然以儒学为大中至正之教，佛家为大偏之教者，盖人生本来如此，归根结底，天下实际上没有所谓出世之说也。果真人人皆出世，则人生毁，乾坤裂，生命亦无复存在也。儒家文化本质上为创造性文化，儒家义理本质上为创造性义理，儒家思想本质上为创造性思想，儒家精髓就是阐发和弘扬吾人本性或本心之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亦可曰精神创造性和物质创造性）。倘若吾人平心静气，直接从《易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原初义理出发，真正透悟儒家义理之宏大和精微，吾人当对儒家义理所蕴含的人心之创造性深信不疑。然则吾人必须指出，《易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所蕴含的道德创造性义理显然多于知识创造性义理，现代人的心态完全是知识或科学的求知心态（此并非贬低知识的或科学的求知心态），而缺乏或完全没有真正的道德意识，是故对儒家所极力阐发和弘扬的道德创造性或漠然不知，或视而不见，或思想上心理上完全不能相应地了解，不仅不能相应地客观地了解，甚至完全根据道听途说或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一概抹杀之。儒家对人心或人性之道德创造性的阐发或弘扬最为真切、精微和完备，惜乎现代人根本没有真正的道德意识，所以根本不能了解儒家经典所阐发和弘扬的人心或人性之道德创造性。尤有甚者或令人扼腕叹息者，乃是儒圣先哲虽然洞见到吾心或吾性之创造性原本是 “ 一心开二门 ” ：即开出道德的创造性或精神的创造性，又开出知识的创造性或物质的创造性，况且吾心所本自具足的道德创造性必然要求开出知识的创造性 —— 此一宏大精微之义理架构，《易经》尤其是《易 · 系辞传》言之甚明 —— 然而《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大体只有道德创造性之阐发和弘扬，对知识或物质的创造性之阐发和弘扬极为不足，到宋明诸儒之心学或理学，则完全只有道德创造性之阐发和弘扬，知识或物质创造性则完全消失，此乃中华民族未能开辟出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原因，实乃吾华夏数千年文明或文化演进之最大憾事。吾人尤须知之，吾心之创造性本源原本是彻天彻地，内外皆具，全体大用，无不概括，此是道之本源。然而，恰如孔子所说： “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大道如斯，却需要吾辈主动去阐发、弘扬和实践，道之全体大用方能彰显。若吾辈自我束缚，自我锢蔽，只局限吾心创造性之一隅或某个层面，而不能阐发、弘扬和实践吾心创造性之全体大用，则原本致力阐发和弘扬的那一隅亦将枯萎或丧失殆尽。自孔孟开始，儒圣先哲的全部注意力即集中于阐发和弘扬人心之道德创造性，对人心之知识创造性则着力甚少。至宋明理学或心学，则完全只有道德创造性之阐发和弘扬，知识创造性则完全消失。是故宋明心学或理学末流，往往沉溺或陷入空疏不实之虚谈，甚至走入狂禅一路，对人间疾苦或外事外物之规律不闻不问，只求一心之安静或虚寂。是故理学或心学大师们，谈心性修养自然头头是道，然而一遇家国灾难，往往束手无策，徒叹奈何。此实为心学或理学或整个儒学令人蒙羞处，实乃整个儒学数千年演变之大憾事或耻辱。追根溯源，乃是儒圣先哲自孔孟开始，即忽视对人心之知识创造性或物质创造性之阐发或弘扬，结果最终连儒家所极力阐发和弘扬的道德创造性也丧失殆尽，因为当国家民族屡屡遭遇亡国灭种之危机，儒家却无力提出任何实用之救赎之道，必将遭到鄙视或唾弃，必将难免严厉之批判或责难，此是儒学数千年重大缺憾之必然结果。吾以为今日尊重或继续致力弘扬儒家义理学说者，必须正视此一基本历史事实。当然，全盘鄙视、唾弃、责难儒家学说和义理，将其斥为完全无用甚至完全有害之学，将吾国吾民族数百年所遭受之灾难或苦难，皆归咎于儒家学说或义理之空疏，甚至直接将儒家义理或思想谴责为封建专制之罪魁祸首或余毒，此则走向另一极端，犹如恩格斯所批评者：泼脏水将婴儿一起泼

了出去。任何思想、理念或观念，凡走入极端者，皆非客观相应之理解。因此，吾人今日须平心静气，只从儒家原初之义理为基础，重新疏释儒家义理对人心创造性的阐发和弘扬。同时亦须秉持客观理性之态度，正视儒家数千年哲理之缺憾和不足。一概抹杀的态度固然非是，一概颂扬的态度亦不利学术之讲明和发扬。附记儒学论吾心之道德创造性，实有千言万语，最善者莫过于《孟子 ·尽心上》开篇一段：孟子曰： “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宗三先生以现代语文顺通如下：那能充分体现其仁义礼智之本心的人就可知道他的真性之何所是，知道他的真性之何所是就可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知道 “ 于穆不已 ” 的天道之何以为创生万物之道）。一个人若能操存其仁义礼智之本心而不令其放失，培养其真性而不使之被戕害，这便是他所以事天而无违之道（所以仰体天道生物不测之无边意蕴而尊奉之而无违之道）。一个人若能不以或寿或夭而改变其应有之常度，而只尽量使自己居仁由义以体现仁义礼智之本心于行事中（修身），至于那非吾人所能掌握的偶发之事（如遭遇）之将如何发生在自己身上，或那必然要来临之事（如生死）之将如何来临，则不必多所顾虑，只须这样修身以俟之。如是，这便是吾人所以确立 “ 命限 ” 一观念之唯一途径。

宗三先生进一步阐释如下： “ 尽心之尽是充分体现之意，所尽之心即是仁义礼智之本心。孟子主性善是由仁义礼智之心以说性，此性即是人之价值上异于犬马之真性，亦即道德的创造性之性也。你若能充分体现你的仁义礼智之本心，你就知道了你的道德的创造性之真性。 ”宗三先生即以道德创造性（创生万物）来概括 “ 人之价值上异于犬马之真性 ” 。吾今所极言者，即希望弘阐吾心之道德的创造性和知识的创造性（又曰：精神的或价值的创造性和物质的创造性）。1. 以下所引，皆出自《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易传》等经典。由于引述繁多，兹不一一标出。2. 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97-100.

第六章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综观以上论述，吾华夏圣哲对人性人心的体悟和认知可谓独步古今，完全洞见、体悟和彰显出宇宙、天地、人生、社会之根本大源—— 以 “ 创造性或道德创造性之心 ” 一语可以尽之，是故儒圣心学之宏规伟模可以如下一语而尽之： “ 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 ” 此乃真正洞彻大本大源之真理。一切学问和思想，若真趣向大本大源之学、趣向终极真理，则必然以儒圣为正盈之教。其他宗教哲学思想流派，无论思辨多么高深，理境多么奇特，逻辑多么严密，演变多么繁复，皆不能逃出儒圣心学大宗之正盈之教之范围。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意蕴深远无极，实乃洞彻大本大源之根本真理。何谓也？熊十力先生名著《新唯识论》开篇有云： “ 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 ”《新唯识论》立论之基石，就是 “ 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 ” 。宇宙本体非是离我的心而外在者，那么宇宙本体之全体大用（即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天地、世界万象及其创生演化之复杂系统）当然也不是离我的心而外在者，故宇宙秩序必然是心的秩序，心的秩序当然就是道德的秩序，因为心的本质就是道德的创生的作用，心的本质就是 “ 为物不二、生物不测 ” 之于穆不已，是故我之本心就是天地之心，就是宇宙之心。宇宙秩序必然是道德秩序。

牟宗三先生融会中西哲学，开创出 “ 两层存有论 ” 之哲学理境，系统说明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两层存有论，一层是 “ 无执的存有论 ” 或本体界的存有论，一层是 “ 执的存有论 ” 或现象界的存有论。牟宗三先生有云： “ 依此，我们只有两层存有论：对物自身而言本体界的存有论；对现象而言现象界的存有论。前者亦曰无执的存有论， ‘ 无执 ’ 是相应 ‘ 自由无限心 ’ （依阳明曰知体明觉）而言。后者亦曰执有的存有论， ‘ 执 ’ 是相应 ‘ 识心之执 ’ 而言。 ”“ 分别言之，只无执的存有论方是真正的形上学。执的存有论不可言形上学。统而为一言之，视识心与现象为真心之权用，则亦可说是一个道德的形上学而含有两层存有论。道德的形上学不但上通本体界，亦下开现象界，此方是全体大用之学。就学言，是道德的形上学；就儒者之教言，是内圣外王之教，是成德之教。哲学，自其究极言之，必以圣者之智慧为依归。 ”道德的形上学上通本体界，下开现象界。道德的形上学和道德本身之超越的根据就是人的本心，道德是人的本心之如如实现之，朗现之，创造之，创生之，彰显之，如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沛然莫之能御。是故创造之本心上开本体界，下开现象界。本体界和现象界乃是一心开二门。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之创造性的本心既能够开出本体界，亦能开出现象界。所谓开出本体界，是说本心之如如朗现就是本体界，自由无限心之如如朗现就是本体界，神圣意志之发用就是本体界，智的直觉所直觉就是本体界，物自身就是本体界。本体界就是本体界，没有体用（本体和现象）之对立或对照。本体界非知识所行之境界，本体界非科学所行之境界，本体界非感触直觉、逻辑、范畴等知性能力所行之境界。以吾华夏圣哲 “ 心学 ” 大宗之语词言之，本体界就是那个超越的道体、性体、神体、易体、诚体、太极，是本心之独体自照，是孟子所说的 “ 反身而诚 ” ，是阳明所说的 “ 知体明觉 ” ，是罗近溪所说的 “ 扬眉瞬

目浑全只是知体著见 ” ，是王龙溪所说的 “ 神感神应，其几自不容已 ” 之知体明觉之感应，是牟宗三所说的 “ 自由无限心的展露 ” 或 “ 本心之自照 ” 。以佛家语词言之，本体界则是如相、实相、一相。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就是一切种智或佛智所觉悟的一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觉悟的一切，就是与识知相对的 “ 智知 ” 。依照康德的语词言之，就是智的直觉所直觉的物自身，就是自由自律的意志之展现，就是 “ 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 ” 浑然一体的客观必然性和必然的确定性。康德由于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所以 “ 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自由自律的意志、神圣意志 ” 等，人皆不能有之，所以在康德的世界里或整个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世界里，道德法则、道德实践、人心或人性的实践活动永远不能上通本体界，或创生本体界，只能永远或无限企及之，却永远不能 “ 就是 ” 本体界。人与神之间永远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人是人，神是神，人与神永远不能合一。依照中国智慧传统，康德所说的神圣意志就是那本有的明觉觉情之如如地朗现，并非说神圣意志就只是圣人的意志，更不是说唯有上帝才有神圣意志。神圣意志尧舜有之，众人亦有之。尧舜之所以为尧舜，只是因为他们能朗现或彰显神圣意志。众人之所以为众人，是因为他们未能朗现或彰显神圣意志。佛家有句名言： “ 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 ” 吾人亦可说： “ 心、圣与众人，是三无差别。 ” 众生是潜伏的圣人，圣人是觉悟了的众生。何以故？本心同故。虽然康德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但他却明确区分感触直觉和智的直觉，明确区分现象和物自身，明确区分感性意志和神圣意志，明确区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明确区分经验知识和超越知识（超越知识实际上不是知识，只是以此语词表述之），明确提出 “ 自由是道德法则成立（或存在）之根据，道德法则是自由认知之根据 ” ，明确认识

到 “ 自由的意志是独立不依于经验的条件，独立不依于感触界的条件 ” ，明确将 “ 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 ” 作为人之实践理性（道德实践）的三个设准。可见在康德的思想里，确有一超越的本体界，这个超越的本体界非知识所行境界，非科学所行境界，非现象所行境界，非知性所行境界，非范畴、概念、逻辑所行境界，而是自由意志所行境界，是神圣意志所行境界。康德哲学与东方圣哲智慧的关键区别只在于一个要点：即他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不承认人有自由无限心，不承认人是即有限即无限，不承认人有神圣意志，所以人永远无法上通（更不能说创造或创生了）本体界。然而，西方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者康德明确承认那超越的本体界确实存在，正说明东西方圣哲之思想非常接近，只差那么一点点儿（一间之隔也），正说明科学知识或实证科学无法体悟那超越的本体界，正说明经验知识之局限性，正说明那超越的本体界唯有人的本心之如如朗现才能开出（本体界本来就是如此），正说明我华夏圣哲 “ 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 ” 思想之深远宏阔、洞彻本源，亦正说明东西方思想之会通融合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必须、必要和完全可能。概而言之，东西方圣哲对宇宙秩序之本体界之认识恰好印证《易经》之伟大智慧：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东西方圣哲理境和语言名词互有不同，内涵意蕴稍有差异，境界各有高致，要皆体悟到宇宙秩序那超越的本源或本体。超越的本源或本体就是宇宙万物人生社会一切一切的大本大源，然而我们却不能以经验知识或感触直觉去认知那超越的本源或本体，唯有智的直觉或自由的无限心或神圣意志方能朗现或彰显那超越的本体界，东西方圣哲皆体悟或认识到此境界或理境，唯西方圣哲（以康德为代表）不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可有自由的无限心、可有神圣意志，故本体界（物自身）或超越的本源或本体永远只是一冥暗的彼岸。

东方圣哲则自始就体悟或证悟到人自有神圣意志、智的直觉、自由的无限心，体悟到人既是有限存有亦是无限存有，故人的本心之返照自己或豁醒自己就是智的直觉之返照人自身（作为物自身的人本身或作为物自身的一切），就是知体明觉之如如朗现，所朗现或彰显者就是物自身，就是那超越的本源或本体，就是宇宙万物的大本大源，是故宇宙秩序必然就是道德秩序。《中庸》曰：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 《易经 · 系辞上》有云： “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 《中庸》为阐释《易经》义理之书，《易经》为诸经之母，一切学问之源，心学之大宗，《易经》和《中庸》所反复演说的天地之道就是宇宙秩序。透彻体悟《易经》所阐发的高远深邃理境，其中心思想就是阐明 “ 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就是宇宙秩序 ” 。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是从上往下说，从外往内说，从本体、道体、神体直贯下去说性体、心体、诚体，即从宇宙秩序直贯下通道德秩序、生命秩序或人生秩序、社会秩序。《中庸》云：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就是从天命实体、本体、道体、神体直贯往下，说性体之本或成德之教就是天命实体或本体，亦即说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 20 世纪初期，文化怪杰辜鸿铭先生将《中庸》翻译为英文，他对 “ 中庸 ” 的英文翻译是 “universal order” （普遍秩序）或 “conduct of life” （人生之道），直接将普遍秩序或宇宙秩序与人的道德行为或道德法则或道德秩序合二为一，实在是高明之至，说明辜鸿铭先生已经把握住《中庸》所蕴含的真理之本质。本体、道体、神体之所以能够直贯下注为人的心体、性体、诚体，宇宙秩序之所以能够下注而为人类之道德秩序、道德法则、人生法则或人生秩序，盖因为本体、道体、神体乃是 “ 为物不二，生物不测 ” 的生命本源，乃是 “ 生生之谓易 ” 的生命真几，亦即是创

生的本体或本源。超越的本源或本体具有 “ 于穆不已 ” 的创生或创造功能，它创造或创生宇宙一切，创造或创生一切生命和万事万物。超越本体或本源就等于创造性或创生性，创造性或创生性就是本源或本体的唯一功能，舍此别无其他，我们不能说超越的本体或本源还有其他什么功能，本体或本源就是创造性或创生性，创造性或创生性就是本体或本源。是故《易 · 系辞传》有云： “ 天地之大德曰生。 ” 是故《中庸》曰：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现代西方学者亦开始从 “ 生物中心主义 ” 的角度来讨论宇宙秩序和人间道德秩序，从生命起源或创生的角度来重新发现 “ 神圣本体 ” 或超越本体。北宋理学大师程颢（明道）始终从 “ 于穆不已 ” 之创造性或创生性本质来体悟本体或道体，此亦是吾华夏心学之大宗，牟宗三先生言之甚详。西洋思想中超越的本体是高高在上的上帝、造物主、神圣意志，虽然上帝或造物主创造一切，但是西方思想却没有说上帝或造物主之性就是吾人之性体或心体，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人之性或心皆是形而下的，是气质或感性意义上的心或性，与造物主或上帝那神圣的意志没有直接联系，更谈不上直贯下注而为吾人之性体或心体。 “ 上帝端坐天堂，人间平安无事。 ” 然而，上帝的秩序就是上帝的秩序，它并不必然直贯往下而为人间的道德秩序或道德法则；人间秩序就是人间秩序，道德秩序就是道德秩序，与上帝秩序或宇宙秩序并无必然关系，即使深邃高明如康德者，亦只是将上帝存在作为道德法则的一个设准，既然是设准，就没有客观的必然性。康德是由道德法则之实践的必然性被逼出自由自律的意志，他的高明之处是体悟到：自由是道德法则成立的根据，没有自由自律的意志就没有道德法则，所以讲道德法则就必须首先讲自由意志。然而康德并不认为自由自律的意志是人的本性或人的心体或性体，他只是被逼将自由意志作为一个设准。他必须这么设准，否则就无法谈论道德法则。康德再由自由自律的意志逼显出上帝存在这个设准，而且意志自由、上帝存在、灵魂不灭亦不是直贯的关系，而是并列的三个设准，我们并不能直贯地说从上帝存在到灵魂不灭到意志自由到道德法则到人的日常行为。

西方哲人譬如经济思想家奈特亦说：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只能是宗教。然而奈特的意思并非是吾华夏圣哲所体悟的 “ 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 ” 之含义，奈特的意思乃是基于人类对神圣上帝或造物主之敬畏所形成的社会秩序。说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只能是宗教，这当然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对那超越的、永恒的宇宙秩序或造物主秘密的深深敬畏不仅会激发、鼓励或迫使吾人检点自己的行为，随时忏悔自己的错误，而且会激发吾人探索宇宙奥秘或造物主奥秘的雄心壮志。然而，西方圣哲并未体悟到华夏圣哲 “ 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 ” 之恢宏理境，他们并未打通本体、道体、神体与心体、性体、诚体。道德秩序就是宇宙秩序，则是从下往上说，就是从人的心体、性体、诚体上通超越的本体、道体、神体。如何 “ 上通 ” ？前已论述，本体、道体、神体下贯而为性体、心体、诚体。 “ 下贯 ” 乃是本体、道体、神体本自具足地具有无限的创造或创生功能， “ 下贯 ” 就是那 “ 于穆不已 ” 的创生功能，就是 “ 为物不二，生物不测 ” 的创造功能。那么性体、心体、诚体如何 “ 上通 ” ？此上通之道路就是孟子所说的 “ 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也 ” 。尽心知性知天，就是由道德秩序上通宇宙秩序之道路。《易 · 系辞传》亦说 “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又说 “ 乾知大始 ” ，皆意谓人的本心或心体能够直通或上通本体。乾知大始之 “ 乾 ” ，就是人的本心，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或仁心，就是阳明所说的良知；乾知大始之 “ 知 ” ，意思是 “ 主 ” 或主导或创生之义；乾知大始意谓人的本心或心体、性体、良知，乃是创生万物之本源。阳明有诗曰： “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 其意义就是说吾人之本心就是乾坤万有之基。乾知大始意谓吾人之良知或本心或孔子所说的仁心就是乾坤万有之基。自由自律的道德或道德秩序或道德法则发自人的本心，就是人的本心或良知之显发或明通。人之良知或本心所显发或明通者就是道德

秩序，就是乾坤万有之基，也就是宇宙秩序。由道德秩序或本心之显发或明通而直达宇宙秩序，此显发或明通之道路或努力之方法就是儒圣所说的 “ 功夫 ” 。孟子说 “ 尽心知性知天 ” ，说 “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说 “ 反身而诚 ” ，说 “ 修其天爵 ” ，说 “ 扩而充之 ” ，说 “ 践仁知天 ” ，说 “ 君子存之，庶民去之 ” ，说 “ 操则存，舍则亡 ” ，皆是从功夫上说如何实现道德秩序上通宇宙秩序。陆象山说 “ 当恻隐处自恻隐，到羞恶处自羞恶 …… 所谓溥博源泉而时出之 ”“ 先立乎其大 ”“ 辩志 ”“ 辨端绪 ” ；阳明说 “ 致良知 ”“ 知体明觉 ” ；罗近溪说 “ 要皆一知显发而明通之 ” ；熊十力说 “ 证量 ” ；牟宗三说 “ 逆觉体证 ” ；等等，皆是儒圣自本体、本心之道德秩序、道德法则、道德实践上通无限宇宙秩序之功夫。此功夫从一方面说是无限的功夫，正如《中庸》所言： “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 ‘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 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语甚善，意蕴无穷。君子之道即夫妇之道，即人生日用伦常之道，即我们时时刻刻的行为所必须尊崇或遵守的规范，亦即道德法则、道德秩序、道德实践。君子之道不断提升达到至善之境，则察乎天地，即通天通地，彻古彻今，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是即宇宙秩序也。《中庸》言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之关系，最为深切著明。 “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 此不是将 “ 道德秩序就是宇宙秩序 ” 说得十分清楚明白、透彻而显明吗？至诚之道就是道德法则、道德秩序、道德实践，以此道德实践不断精进，自强不息，先能体悟和认知吾个人（个体）之本性（所谓能尽其性）；体悟和认知吾个人之本性，则能体悟和认知全体人类普遍之本性（所谓能尽人之性）；能够体悟和认知全体人

类普遍之本性，则能体悟和认知一切物质世界之本性（所谓能尽物之性）；能够体悟和认知物质世界一切现象之本性或规律，就可以参与宇宙万物一切的创生或创造（所谓赞天地之化育）；能够参与宇宙万物一切的创生或创造，吾个体生命、个体精神则完全与宇宙万物一切生命或宇宙大精神（宇宙全体大用）融合为一（所谓与天地参）。此种境界，依佛家语言之，则是三千大千世界或十法界同时证得无上菩提，依照康德西方哲学思想语言言之，则是达到终极的 “ 圆善 ” 境界。吾华夏圣哲理境或境界竟然如此伟大，惜乎古今很少有人能够融会贯通之。此正如陆象山所说： “ 天下正理不容有贰，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 ” 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就是宇宙秩序，此乃最高的或终极的 “ 天下正理 ” 。从道德秩序上通宇宙秩序，此 “ 上通 ” 之路之关键就是人心或人性的创造性，就是道德秩序的创造性或创生性。宇宙万事万物皆是人性或人心或道德之创造物，离开人性、人心、道德，则绝无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可言，诚所谓人心灭，则乾坤裂、宇宙毁。道德地创造之，创生之、亦是道德地实现之、朗现之。《易经》和《中庸》对人性、人心、道德的创造性言之最详尽、最透彻。《中庸》云： “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行，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意蕴深远无极。一切创造或创生皆来自本心或本性之 “ 至诚 ” ，人心之至诚已经上升到那超越的创生或创造本体之境界，至诚就是创生或创造之本体，舍此别无其他创生或创造之本体，是故程明道一以贯之或直贯地说道体、神体、诚体、易体、心体、性体，诚体就是心体、性体、道体、神体、易体，它们同出而异名，非是不同的体也，只是一个体，只是以不同的名称言之。所以《中庸》以一语综括之： “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要而言之，系统、深刻、完备地阐释心体、性体或人的本质之创造性或创生性，系统、深刻、完备地阐释道德秩序就是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彻天彻地、通天通地、造端夫妇、察乎天地、

圆通无碍、圆善至善，实乃吾儒家大宗心学体系之最伟大和最突出的贡献，亦是吾华夏儒圣大宗心学体系所以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所有宗教思想流派之林者。以康德为最高峰之西方哲学思想没有达到此至善之境，盖因为西方思想将人和神完全割裂，人只是有限的存在，不是无限的存在；只有感触直觉，没有智的直觉；只有感性意志，没有神圣意志；只能认知现象，不能体悟或朗现物自身。所以道德秩序无法上通为宇宙秩序；宇宙秩序亦无法下贯为道德秩序，二者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康德为最高峰的西方思想亦没有系统、深刻、完备地阐明道德、人性、人心的无限创造性或创生性。佛家亦是心学体系，亦有道德秩序（心的秩序）就是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之思想，然而佛家所谈之心不是具有道德的创造性或创生性之心，只是生灭流转的识心或寂静涅槃的真常心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1. 熊十力 . 新唯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22.2.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35-36.3.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35-36.4.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5. 辜鸿铭 . 辜鸿铭文集 [M]. 三亚：海南出版社， 1996.

第七章华夏儒圣心学的缺憾吾研读华夏心学经典，渐悟心学所最缺憾者，乃是未能开辟出一个真正完整的、开放的或开阔的创造性传统，即未能真正开辟出一个全方位的、开放的或开阔的创造性格局，而始终停留在一个内涵的，或静涵的，或内敛的状态之中。即从义理上未能真正开辟或创发出心之创造性的全体大用，尤其是未能开辟出人心的知识（物质的）创造性。宋明理学尤其如此。孟子学说的真正精髓是其 “ 沛然莫之能御 ” 的人心的创造性。 “ 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 ” 实乃孟子学说之全部精义。尽心知性知天是一个动态的、直贯的、活泼泼的创造性过程。孟子之语高旷精微，需要阐扬光大，本其基本义理以扩充之。象山虽直承孟子精神，以 “ 心即理 ”“ 心外无物、道外无事 ” 阐扬孟子学说，惜亦未真正开辟或创发出人心创造性的全体大用。是故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心学功夫，主要是一种静涵的功夫，譬如朱子念念不忘、始终恪守不渝的就是 “ 涵养须用敬 ” 。唯有阳明 “ 知行合一 ”“ 将心在事上磨炼 ” 等，似乎略有创发人心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之全体大用之意味，然而依然言之未详。何谓人心之全体大用？如何理解古圣先哲念念不忘的人心创造性之全体大用？人心创造性的全体大用就是心之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的完美统一或完整统一。

心学自伏羲、文王至孔孟，再至宋明诸儒，直至当代新儒学，其主要措意处、悉心用力处、成就最辉煌最持久处，乃是道德的创造性，亦即内圣之学，而对于知识的创造性或外王之学，则大体没有创发出来或开发得非常不足。熊十力先生曾经力辩先秦儒家学说乃是包罗万象，举凡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哲学无不概括，皆有恢宏深远之贡献。意即先秦儒家实际上真正开辟出外王之学。可惜文献不足以支持十力先生的结论。公正地说，儒家心学始终未能开辟出真正的政治哲学，以为吾国政治革命之基础，以开辟出国体、政体、治理体系之新格局；儒圣先哲始终囿于 “ 家天下 ” 之窠臼而难以自拔，更未能开辟出如西方自 17 世纪开始凸显和弘扬的民主政治哲学。此确是儒圣先哲学问之大缺陷或大不足，亦为儒圣先哲心学为现代人所诟病乃至谴责的主要原因，此确是事实，不可掩也。实际上，两千多年来，儒家对实际政治变革之贡献，远不及法家贡献之大。战国后期，中国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变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体系 —— 包括削贵族、设郡县、废封建、去井田等国体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都是法家的贡献。秦始皇之后历朝历代治国理政之策，主要是法家再加上道家演变出来的帝王之术。法家真正能够顺应历史大势，开启伟大政治变革。儒家则没有这方面的贡献。儒圣先哲心学体系亦未能开辟出真正的经验知识体系，更未能开辟出如西方 16 世纪开启的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体系，此是儒圣先哲心学体系饱受现代人诟病或谴责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亦是事实，不可掩也。所以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大劫难之时，人们则将愤怒一致倾泻于孔孟之道，此固有可以深切同情和理解者也。此盖是儒圣先哲心学体系之最大遗憾。关此，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一书之 “ 综论 ” 有充满惋惜之情之描述，兹引述如下：

是以外王一名（案：即外王之学），其含义，若总持言之，大体可分为三层：一、客观而外在地于政治社会方面以王道治国平天下。此是其初义，亦是其基本义。就以王道治国平天下言，此中含有政治之最高原则如何能架构成而可有实际之表现之问题，亦含有政体国体之问题。二、在此最高原则以及此最高原则所确定之政体国体之下，各方面各部门开展进行其业务之制度之建立。此是其第二义，亦即永嘉派所谓 “ 经制事功 ” 者是。三、足以助成此各方面各部门业务之实现所需有之实际知识之研究与获得。此是其第三义，此大体是顾亭林与颜、李等之所向往。以上三义俱为外王一名所涵摄，亦可以说是相连而生者，然而却有其层次之不同。第一层为政治，践之者为政治家。第二层为事功，践之者为百官众有司以及社会上之各行业。第三层为知识，践之者（言实际去研究）为专家为学者。从问题言，此三层中之问题俱属外王之问题。从学言，此三层之内容俱为外王学。自宋儒兴起，重新确认并展开孔子之传统后，此外王学一面亦常因迫切之需要而为人所注意，而且常在华族受欺凌于夷狄而覆亡于夷狄时，如南宋时永嘉派之薛士龙、陈君举、叶水心，以及永康之陈同甫，明末时之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以及颜习斋、李恕谷等皆甚看重此一面。如能相应外王学之第一义而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相应第二义与第三义而能开出各种科学知识以引发并充实各行业各部门之事功，此岂非佳事？然而着重此方面而反对谈内圣之学者却甚无所成。既不能积极地就外王学之第一义开出中国政治之方向，复不能就第二义与第三义开出各种科学知识之规模，而只知消极地泛言事功与实用以为反对谈内圣之学者（谈性命天道者）之借口。惜哉！以北宋诸儒之心学造诣，却不能创发出经世济民、经天纬地之实际政治军事外交之大学问，以对抗金人之侵略；以南宋朱子、象山学问之高，却不能开发出对抗元人侵略之方略；以晚明阳明及其弟子之心学，却未能开辟出中兴国家之策略和知识，大明朝面临灭亡

却只能徒发兴亡之叹；清朝末期内忧外患，儒家弟子却依然抱残守缺，不知天下大势早已发生根本变革。天下士人为救国救民而打倒孔家店、焚烧四书五经，固有走向极端之嫌，然考诸当时之国破家亡之惨景，实在是可以理解和同情。呜呼！文周孔孟之内圣外王之学之宏规伟模为什么没有真正完整地开发出来？为什么中国政治始终未能走出 “ 家天下或私天下 ” 之窠臼？为什么拥有如此伟大学问传统之华族却始终未能开发出系统的科学知识之传统，却必待西洋科学兴起之后，方开始袭外人之绪以追随之？此实乃一大现实问题，亦是一大学术问题。吾今所欲言者，则是人心之道德的创造性必然含蕴着知识的创造性，道德的创造性具有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和作用；反之，知识的创造性则不一定含蕴道德的创造性。儒圣先哲所缺憾者，正是未能推进一步，从道德的创造性（内圣之学）开发出知识的创造性（外王之学）。其中之关键正是儒圣先哲未能从创造性角度来考察人心之本质。人心之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原本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它们同出一源，一发皆发。牟宗三先生《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论阳明学里有一长段论述人心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之统一，吾读之甚喜，兹再引述如下：吾人有行为之宇宙，有知识之宇宙。全宇宙可摄于吾人之行为宇宙中，故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参天地赞化育，则天地亦不外吾心之良知。一念闭塞，则天地闭，贤人隐。一念灵明，则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固吾之行为宇宙之盖天盖地。然而吾人亦复有知识之宇宙。全宇宙亦可摄入吾之知识宇宙中。然此必待学问而外知的万物之何所是，非良知之断制行为者之所能断制也。良知能断制用桌子之行为，而不能断制桌子之何所是。然则桌子之何所是，亦将何以摄入致良知中有以解之而予以安置耶？良知断制吾用桌子之行为，亦断制吾造桌子之行为。试就此例而明之。在吾之发念造此桌子也，吾之良知必自知吾此行为之是非善恶而断制之。若知之而不

为，则汝对此行为须负责，负此行为之未成为行为之责，因而自愧于意不诚心不正。若此负责之念起，自愧之心生，则必须致良知而成就此行为，以求于无愧、无自欺。此良知天理之所贯彻也。然在此行为之成就中，不能不于桌子有知识。汝当知此桌子之结构本性之何所是，汝当知造桌子之手术程序之何所是。否则，汝将无所措手足。虽有造桌子之诚意，而意不能达；虽有良知天理之判决此行为之必应作，然终无由以施其作。此不得咎良知天理之不足，盖良知天理所负之责任不在此。此应归咎于对造桌子之无知识也。就此观之，造桌子之行为要贯彻而实现，除良知天理以及致良知之天理外，还须有造桌子之知识为条件。一切行为皆须有此知识之条件。此一长段论述，实已充分说明如下道理：其一，吾人之行为原则上必定或必然可被分为道德之行为和知识之行为，亦即道德创造性之行为和知识创造性之行为，或者 “ 以法则决定之行为 ” 和 “ 以效果决定之行为 ” ，前者是决定或断制 “ 应该或不应该做 ” ，后者则是决定 “ 如何做或如何以最佳方式达到期望之效果 ” 。吾辈研究人之经济行为乃至一切行为，均需对此有明确认知或区别，方能对人的行为有全面认识。显而易见，道德创造性之行为或道德法则所断制之行为，系由一个人所处社会之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社会习俗、行为惯例所决定或断制，非由该行为之预期效果来决定，更不是由该行为之预期经济效果来决定。诸如政治、家庭、婚姻、生育、宗教活动等行为，往往决定一国或一地区之经济发展状况，然此类行为绝非能够以所谓经济动机来解释者。譬如千百年来，基督教社会禁止高利贷，今日某些伊斯兰教社会依然禁止或限制高利率信贷活动，此与经济学者所讨论的 “ 信贷配给 ” 所导致的高利率现象不可相提并论。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卡诺夫所致力研究的一些重要现象，诸如种姓制度下的诸多经济现

象，实际上无法以所谓现代经济理论解释之，即使声称能够解释，亦是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二，即使是最纯粹的经济行为，诸如开办公司从事贸易或生产，亦必然包含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两个部分。显而易见，一个稍具道德约束或自知之明的人，绝不会起心动念去开办一家致力于制造伪劣产品的公司；一个稍具道德信念的人，绝不会起心动念去专心从事欺骗讹诈之金融活动；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从事经济活动，必定以给整个社区、国家乃至全人类做出贡献为职志，即使有赚快钱之捷径而绝不会为之。一个汲汲于蝇头小利乃至坑蒙拐骗之奸诈商人，必不会想到去从事创新的科技开发和教育投资，从而为人类科技和教育做出贡献；一个致力于为人类创造新文明的伟大企业家，必定将全副精力和全部金钱投于创造和创新，从而极大地推进人类文明之进步。是故一民族、一地区、一国家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结构等，首先取决于该民族、该地区、该国家平均之道德水平或精神生命之层次。此种重大事实绝非经济学者之效用最大化、投资 — 消费等分析架构所能解释者。是故，欲解释人类或世界各国之经济发展历史，我们需要详尽理解各国之文化精神发展史，经济史学家所讨论者，实际上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其三，经济学者由于没能区分上述两种行为，仅仅致力研究 “ 以效果决定之行为 ” ，从而将许多无法用所谓经济效果来解释的行为一概视为 “ 非理性行为 ” 。实际上，经济学者眼中所看见的所谓非理性行为，那 “ 非理性 ” 成分往往正是 “ 由道德法则而决定的行为 ” ，即道德法则或社会习俗决定了人们为何没有按照经济学者所预想的那样去行为。其四，最重要的是，以上证明了即使是最纯粹的经济行为，亦不是单纯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即不是单纯的由效用或功利决定的行为，是故经济学者单纯以效用最大化或局限条件下最大化为公理来建立整个经济学，是非常不完备或具有重大缺陷的。

然而，吾人尤须明白，儒家虽然没有开辟出人心之知识的创造性，没有开辟出现代经验科学知识体系，却并不能因此否定儒家所开辟的人心之道德的创造性或精神生命的创造性。自西方科学引进中国以来，中国人在现代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上亦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亦开始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西方文明亦致力 “ 重新发现神圣 ” （斯图亚特 · 考夫曼的著作即以《重新发现神圣》为题），越来越多的西方顶级科学家开始醒悟，仅仅依靠经验科学手段，无法发现或贞定人的价值。科学不是价值之源，人心才是价值之源。西方科学家亦开始 “ 反求诸己 ” ，亦开始直接从人作为人的主体意义上去寻找价值之源、生命之本（关此，读者可阅读考夫曼《重新发现神圣》一书）。这正是儒圣先哲伟大而不可磨灭之伟大贡献，正可以弥补西方思想之不足。诚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人类文明毕竟需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唯如此，方可为人类文明开创新格局、开辟新理境、拓展新境界。此所以吾人致力将华夏先哲智慧与西方经济思想融会贯通，以期为经济学开辟一条新的学问路径。1. 牟宗三 . 心体与性体：第一册 [M]. 台北：台湾正中书局， 2010 ： 47-48.2.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58-159.3. St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 Science, Reason, andReligion,Basic Books, 2008.

第八章佛家论人心的道德创造性佛教的起点源自对宇宙万象的奇特认识，以缘起性空、诸法无常、诸行无我为根本观念。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无上正等正觉，亦即以证得无生法忍、体法空、荡相遣执而达到成佛的境界。佛教并无儒家那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并不从正面阐述人的价值生命或道德生命，然而，佛教的佛性理论就是要说明或证明 “ 人人皆有佛性 ”“ 人人皆能成佛 ” ；佛教的般若智慧就是 “ 荡相遣执 ”“ 体法空 ” 的智慧；佛教无穷无尽的修行法门正是要引领和教导每个人 “ 解脱 ”“ 出离 ”“ 证无生法忍 ”“ 体法空 ”“ 体性真相妄 ”“ 荡相遣执 ” ，直至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到达佛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亦是弘扬和提升人的价值生命。不仅如此，佛教从根本上否定世俗生活，将世俗生活的一切现象皆视作虚妄不实、如幻如化、必欲破执相而求真如，亦即佛教实则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物质生活，唯独重视人的精神生活。证无上正等正觉、证无生法忍、体法空，纯是精神生活之事，与物质生活毫无关系，相反，物质生活只是人的精神生活之拖累或障碍。佛教力斥的 “ 烦恼障 ” 如贪嗔痴三毒，皆是由人追逐物质生活、贪得无厌所必有，佛教修行法门的第一课就是去除贪嗔痴、破除烦恼障。由此而论，佛教更是纯粹以弘扬和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或价值生命为唯一宗旨。正因为此，佛教阐述或创发人心的创造性，可谓戛戛独造，别开生面。佛教将人心的创造性分为识心和智心两个层面。

识心的创造性是对宇宙万象那无穷无尽、如幻如化的现象进行 “ 分别计度 ” ，那无穷无尽、如幻如化的现象正是识心所幻化而成，正是识心 “ 分别计度 ” 或 “ 虚妄分别 ” 而成。唯识宗说三性 —— 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其中遍计所执性就是识心的基本功能。吾人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无论是宇宙自然之现象，还是人心理活动的一切现象，皆是识心的遍计所执性所执成者。佛教所讲的 “ 六入 ” （六根）、 “ 十二处 ” 、 “ 十八界 ” 、 “ 七大 ” （地、水、风、火、空、见、识），即涵盖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切自然现象和心理现象。依照佛教的思维，这些自然现象和心理现象（所谓 “ 相 ” ）皆是因缘和合而有，因缘消散而亡，都是 “ 性真相妄 ” ，所谓 “ 生无自性性 ” ，所谓 “ 相无自性性 ” ，所谓 “ 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 。种种佛经论道，无不竭尽所能，铺排演说此一基本佛理。如《楞严经》卷三反复阐述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 “ 皆是识心分别计度 ” 。佛教谈识心的幻化现象或对现象的分别计度，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目的正是要让人认识到万事万物种种现象皆是如幻如化、虚妄不实，皆必须破除或出离。然而，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亦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识心的创造性。科学知识就是识心幻化或分别计度而成。识心的分别计度或遍计所执性正是科学知识所以成立之条件。佛教从荡相遣执的视角观照一切自然现象和心理现象，力证世间一切现象皆是识心的分别计度，皆是虚妄不实。科学恰好相反。科学知识之成立，就是要对一切自然现象和心理现象进行分别计度。科学就是要对一切自然现象和心理现象尽可能做最精确、最精细的分析、区别和量度。当代物理学家对物质的分析和量度已经超越基本粒子，进入弦的境界。经济学者亦是持之以恒地对经济现象进行区别、分析和量度，试图以精确的指标来量度人类的经济行为。实证科学或实证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分别计度的基础之上。有

些科学家或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不可量度的现象就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牟宗三先生以令人信服的详尽分析，阐明佛家识心分别计度所成的许多概念与科学知识赖以成立的许多概念乃是 “ 殊途同归 ” ，属同一类概念。佛家所说的二十四种 “ 不相应行法 ” ，就包括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深入阐释的人类知识赖以成立之条件，包括感性之形式（即时间和空间）、知性的法则性概念（即各种范畴）。时间、空间、数目概念（包括数学和几何）这些先验的形式和概念，是人类科学知识赖以成立的基本条件。识心之知识的创造性即由此显。识心创造出这些先验的形式和概念以为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之条件，识心的分别计度则创造出具体的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每个人皆有创造科学知识之潜能，皆有识心之创造性。为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科学潜能？有人擅长数学，有人擅长物理，有人擅长化学，有人擅长工程技术，此乃有趣之问题。佛教并不说识心的创造性，只说识心的虚幻性或虚妄性。所谓 “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 ，目的是要 “ 转识成智 ” 。识心转化为智心，人即成佛，佛智有许多名称，如一切种智、正法眼藏等。智心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就是人的真心、本心，就是儒家说的自由无限心。智慧是人心最高的创造性。智慧比知识重要千万倍。有知识者不一定有智慧，有智慧者不一定需要知识。世上有许多知识渊博却缺少智慧之人。整部《楞严经》的缘起就是释迦牟尼为了对治阿难 “ 恃多闻，无定力 ” 的毛病。无定力就无智慧，有智慧必赖定力。定力必须来自智慧，不是来自知识，是故佛家 “ 六度 ” 修行 —— 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智慧，一切一切的修行，终极目的是获得智慧，不是获得知识。根据佛教教义，获得智慧不仅不是依靠知识，反而正是要将知识化掉，所谓 “ 转识成智 ” ，就是要 “ 荡相遣执 ” ，荡相遣执其实就是要化掉知识、去除执着。老子亦是如此教导，所谓 “ 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 ” 。追求知识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要追求智慧，却不是知识越多越好，向外追逐愈多，心向外驰，反而离道愈远，所以老子喜欢说 “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 。佛教 “ 转识成智 ” ，如何转？这是佛家最大的学问和秘密之所在，也是人心最大的创造性之所在。人能转识成智，能证无上正等正觉，能成佛，能透悟天地万物一切的本质，能观照天地万物、世间一切的真相，那是多么大的创造性？那当然是最高的创造性。有智慧者不一定需要知识，他可以需要知识，亦可以不需要知识，需要时就需要，不需要时就可以化掉。这就是宗三先生所说的 “ 无而能有，有而能无 ” 。佛教高僧大德里，尽有许多慧根深厚的智者，一听闻佛法即刻悟道。六祖慧能就是最杰出的代表。相传六祖慧能出身贫寒，未曾开蒙上学，街上卖柴求生之时，偶闻《金刚经》，即刻悟道。这种创造性堪称神奇！悟道之人，必是心具有最高创造性之人。佛家：心的秩序就是宇宙秩序前已论及，佛家思想体系亦是一庞大谨严的心学体系。佛家亦发展出 “ 心的秩序就是宇宙秩序 ” 之理念和理境。佛家 “ 心的秩序就是宇宙秩序 ” 之思维和理境极其广大深远，直达至那浩淼深邃无限之境，直通达那无限多个宇宙、无限多个世界之境，直覆盖那不可思议的三千大千世界或十法界，直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升腾至阿罗汉、辟支佛乃至菩萨和佛的境界，最终达到无所不包无所不含的 “ 圆教 ” 境界。佛家并不直接讲道德秩序，却对心的秩序（心）的解析极其深刻、细致和完备，佛家所言的宇宙秩序（或物质宇宙之一切现象）不同于科学所言的物质宇宙一切现象，亦不同于儒圣所讲的物质宇宙一

切现象，其对于物质宇宙万事万物之解析自具有其独特和高远之胜景，令人深思而神往。任何理境深邃的宗教和思想流派，必定要对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根源做出说明。基督教如此，儒圣心学如此，佛教也不例外。佛教对宇宙万物、人生根源之说明可谓石破天惊，亦可谓奇峰突出，意蕴无穷。释迦牟尼佛首创 “ 缘起性空 ” 之说，以十二缘生为最基本教义。十二缘生初看起来似乎只是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烦恼）或各种意识的起源，实际上十二缘生的基本教义本质上就是对宇宙万物人生的一个根源的说明。熊十力先生《略释十二缘生》中有云： “ 释迦创立十二缘生，成立缘生义，以此说明人生所由生，宇宙所由始，反对大自在天造成万物之谬说。释迦氏天才卓然，于斯可见。 ”十二缘生首支为无明，次支为行，第三支为识。十力先生说： “ 为什么十二支竟将无明、行、识特从五蕴中提出为三支而居首？又将五蕴总称名色支，紧接于无明、行、识三支之后？余怀疑年久，最后始悟：释迦盖以无明、行、识三支，是乃宇宙之根源（此中宇宙一词，即包含人生在内）。故无明、行、识三支是就宇宙根源而言也。 ”无明、行、识皆是人心之作用（或造作），或者准确地说，皆是识心之作用。所以后世佛教特重视对于 “ 识 ” 的解析和认识，种种复杂理论思辨，皆由此产生。要而言之，佛家自释迦牟尼创教伊始，即以人心（识心）为宇宙万物生灭流转之现象之根源。诚所谓心（识心）之秩序即是宇宙秩序也，心（识心）即是宇宙万物人生社会之根源也。《涅槃经》有云： “ 善男子，一切众生，身及烦恼俱无先后，一时而有。虽一时有，要因烦恼而得有身，终不因身而有烦恼也。 ” 烦恼就是识心之作用或造作，识心之作用或造作乃是人得有其身之根源，并非因为有身而有烦恼，此真是佛家之奇特洞见。

换成现代哲学语言言之，佛家乃是彻底的唯心论或唯识论（识即是心，识心也）。正如十力先生所说： “ 佛教大小乘各宗派一致敬守十二缘生说，勿敢违背，勿敢舍失。 ” 正因为此乃佛教最原创、最基本之理论也，它以人心（识心）之作用或造作为宇宙万有之元。表面看，此与吾华夏儒圣心学大宗之 “ 乾知大始 ” （乾就是心，知乃是主宰，大始乃是宇宙万有之开端或起源）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皆以人心为宇宙万有之元。然而本质上，儒圣之人心（心体）与释迦之人心（识心或心体）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意随后详述。此处只说明释迦之核心思想，乃是 “ 心之秩序就是宇宙秩序 ” 。空宗一往谈空，深远无极，亦是从十二缘生学说演变而来，要义则是荡相遣执、转识成智。唯识宗兴起，即以阿赖耶识为一切法之依止，也就是以阿赖耶识为万有之根源。然而阿赖耶识只是虚妄的识心，只能说明一切法的生死流转，只能说明生灭法、染污法，不能说明清净的功德法，所以佛家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必然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来说明一切法的依止或宇宙万有之根源。《大乘起信论》发展出 “ 一心开二门 ” 的理境，意在说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既是清净功德法的根源，亦是生灭染污法的根源，此所谓一心开二门。因此，佛教思想数千年的演变发展，要皆以解析和认知 “ 心 ” （识心、智心）为枢纽。说佛家之核心思想是 “ 心的秩序就是宇宙秩序 ” ，确是简洁准确的概括。识心或阿赖耶识如何生成种种生灭染污法，如何生成种种烦恼苦痛（五蕴名色直至生老死），如何生成种种颠倒梦幻，如何让众生沉溺生死苦海、沦没无依，如何生成世间无量无数之种种苦难和灾祸，佛家言之最详尽。就此方面言之，古今一切宗教和思想流派，鲜有超越佛家者，此为佛家殊胜和奇特之处，所以佛教乃是古往今来最完备、最细腻、最深刻之心理学，因为佛家的终极追求是度众生出离生死苦海，趣入佛国净土，所以必当将人间世之一切烦恼、苦难、灾祸之根源或繁复演变阐释得透彻精辟。佛家对人生烦恼、苦痛、灾难分析洞察之透辟，实足以豁醒人生，警醒芸芸众生思考人生真谛。

然而，佛家真正奇特和殊胜之处，却是其度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种种奇特法门和修行功夫。要而言之，就是四个字 “ 转识成智 ” 。转识成智就是转变 “ 识心 ” 为 “ 智心 ” ，就是出离生灭流转法（它为识心所生），证得清净寂灭法或清净功德法，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佛家对识或识心的解析和理解极其透彻精深，对智心的体悟亦独具特色。佛家言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佛之究竟智，是最高的智慧，是达到究竟涅槃之最高智慧，彻悟诸法实相（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彻悟诸法非空非假、非假非空、即假即空、即空即假；一切种智就是所谓彻法源底、通天通地、具三千大千世界、具九法界或十法界一起成佛之最高智慧，达到圆教之最高境界。转识成智就是要通过修行达到或证悟一切种智或佛智。佛家的全部功夫就在这个 “ 转 ” ，佛家的一切思想、理境、戒律、法门、功夫，皆为达此目的。是故转识成智，寥寥四字，实则蕴含佛家全部精髓，推演起来则无穷无尽。所以吾以为全部佛法可以八个字概括之：缘起性空、转识成智。缘起性空给宇宙万物一切一切一个根源的说法或理论（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阐明宇宙万有皆因识心流转而成，皆无实性，皆非实相；转识成智则给宇宙万有尤其人生指出一个终极方向，那就是立志修行以达到一切种智或佛智，亦即脱离生灭流转法的生死苦海，直达佛国净土或寂静涅槃之境界。为达此目的，佛家数千年来发明出数之不尽以至无穷多样的修行法门。佛教众多门派或宗派之区别，要而言之，主要是 “ 转识成智 ” 之 “ 如何转 ” 之功夫或技巧或法门或办法各有不同，各有殊胜，各有擅长，那无穷无尽之修行法门之神奇神秘，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从最简单的研读佛经、心念咒语、禅修打坐、剃度受戒，一直到凡夫俗子难以置信的种种神奇法门（如密宗修行的种种神奇法门），其精华要义皆不出所谓 “ 六度 ” 和 “ 四摄 ” ，然其演变之繁复和精彩则犹如汪洋大海，神妙莫测。万川归海，万法归一，转识成智之无穷无尽的神奇

法门，皆为识得本心，证得本心，回归本心。所谓 “ 即心成佛 ” 或 “ 即心是佛，无心为道 ” ，此与孟子首倡之 “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或 “ 反身而诚 ” 或 “ 尽心知性知天 ” 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牟宗三先生说： “ 孟子的灵魂，在中国佛学人物中，先后得到两次复苏或再现。第一次是竺道生，第二次是禅宗的六祖慧能。换句话说，竺道生是孟子灵魂在后世的第一步（次）化身，而六祖慧能是孟子灵魂在后世的第二步（次）化身。 ”为何如此说，盖因为孟子、竺道生、六祖慧能皆特别着重本心真切的顿悟，他们皆直指本心，不假外求。综上所述，我们看出佛家思想实为 “ 心之秩序就是宇宙秩序 ” ，其修行功夫就是识得本心或回归本心，从基本的理境架构和修行功夫上看，佛家与儒家并无差别，皆是心学体系。儒佛之判亦不在此，儒佛之判端在二者对心之本质的看法有异。佛家之心的本质是所谓真常心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它没有创生或创造的功能；儒家之心则是 “ 乾知大始 ”“ 赞天地之化育 ” 之创造性或创生性的本心。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儒佛二家之根本差别就只是那么一点点，却是最根本的那一点。1. 牟宗三 . 中国哲学十九讲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209-242.2. 熊十力 . 存斋随笔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5-6.3. 熊十力 . 存斋随笔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p11 。4. 牟宗三 . 中国哲学的特质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95.

第九章佛家论心之结构和心之创造性机理佛家解析心之结构东方文明所孕育的思想里，佛家对心的内在机制有独到之理解。唯识宗是佛家思想发展至最后阶段之产物，唯识宗之 “ 唯 ” 非是 “ 唯一 ” 之义，乃是 “ 殊胜 ” 之义。殊胜者，势用或作用特殊也。 “ 一切法中，识用殊胜，推识为主，故首心法。二者心所法，是心助伴，故不离识。三者色法，识所变故，故不离识。四者心不相应行法，是色心分位故，皆不离识。五者无为法，是识实性故，亦不离识。 ”是故唯识宗乃是以识为主，以识总摄一切法。识就是心，唯识宗亦可名曰唯心宗，以心总摄一切法。盖识本有多名，曰心，曰意，曰了别，曰分别，曰现行。佛家以心总摄一切法，故必然要系统深入剖析心之结构和心之内在运行机制。佛家论识或心之奇特处，概而言之，约为数端。其一，佛家将心一分为八，所谓八识是也，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八识之分，意蕴无穷，盖佛家以为所谓心并非是人体中某一特殊部位或器官也，乃是遍及全身无处不在也，前五识虽自有分别，然每一识起，则意识与之俱起，佛家有所谓 “ 五俱意识 ” 。此与现代脑科学和心理学之发现实有暗合之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人类身体里并没有一个 “ 中枢神经或中央处理系统 ” 来指导记忆、

思维、想象、语言等一切我们称之为 “ 意识 ” 的活动。美国心理学先驱威廉 · 詹姆斯 1874 年写道： “ 思维在任何阶段都像是一个舞台，上演着各种并发的可能性。意识在这些可能性互相对比的过程中起起落落，选此即抑彼。 ” 人工智能先驱马文 · 明斯基则认为许多微小的反应相互作用，甚至是通过相互竞争和喧闹的过程而形成知觉意识。彼此各异的思智们吵闹着，共同形成了我们所认为的统一的智慧。明斯基认为，智能活动产生于 “ 几乎各自离散的个体，是为了几乎各自独立的目的而结合的松散的联盟 ” 。明斯基将这种微小心智的相互独立、相互竞争又相互联合的体系称为 “ 心智社会 ” ，具有一种微混沌特性。要而言之，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中央指挥系统或某一个中心部分可以被称为心或识。佛家所说的心、识、意等乃是从一个分布式、去中心化的微智能体系里 “ 涌现或突变 ” 出来的。佛家所谓 “ 五俱意识 ” ，确与当代科学所发现的分布式心智系统有某些惊人的暗合之处。其二，佛家将心一分为八（小乘只有前六识，大乘添末那第七识和阿赖耶第八识），殊为奇特。尤为奇特的是，佛家更将每一心细分为一个心王和多数心所。何为心所？熊十力先生《佛家名相通释》有曰： “ 通途谈心，隐然若有一整个的物事，名之曰心。而佛家则正欲对治此等观念，于是以解析之方便，分析此识，而说有六，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也。未几更析之为八，于前六识外，加第七末那识，及第八阿赖耶识。如此，则心已不是整个的物事了。然犹以为未足，又更于每一心之中，分析心与心所。如眼识，并不是一个整体，它是心及许多心所类聚而成。因此，可名眼识聚。将眼识与耳识等对待而谈，眼识便是独立的一种识。但就眼识本身说，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却是心及许多心所的类聚，而强名为一个眼识。心是一，心所便多。心所虽多，皆依一心而与之相应合作。心以一故，乃于诸心所而为之主。无主，则心所既多，将纷然无所系属，多不能制多，故心

以一而为多所之主也。由此，心亦名王。故一个眼识，实为王所之类聚而成。眼识如是，耳识乃至第八阿赖耶识，皆应准知。 ”细究十力先生此段阐释，最可注意者有三。其一，心不是整个的物事，佛家的根本教义和思维方式就是破执，故极善用解析之术，心被解析为一个心王和多个心所，实际上我们已经无从知道 “ 心是什么了 ” 。其二，心所究竟是什么，佛家无有说明，十力先生此释亦未说明。然佛家又说 “ 诸心所各有自性，但依止于心，而与心相应故 ” 。心所各有自性，心亦各有自性，心所只是依止于心而已，非无自性也。不仅如此，佛家唯识宗更建立种子义。 “ 一切心、心所、相、见分，即所谓诸行是也。彼计诸行，各各有自种子为生因。 ” 十力先生有曰： “ 唯识家说种子，便异诸行而有实物。 ” 依此而论，则心却又是一个有实物的物事，非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物事。那么，佛家所说的种子究竟是什么呢？此问题究难回答。然而从理解心的基本思维路向来看，佛家心 — 心所 — 种子之解析逻辑，确实有其独特的意蕴。所谓种子，难道就是后世物理学者所说的量子乎？所谓心所，难道就是无数量子所形成的一种量子状态或量子纠缠状态乎？依此而论，每一个心之心所，不仅多，而且无量无数，因为量子状态原则上是无限多样。佛家所说的心和心所之类聚，实际上是综括而言之，即所谓心，实际上是此心之无限可能或无限多样之状态所总而言之。因为本质上我们无从给 “ 心或识 ” 一个定义，所谓心或识只是 “ 了别功能 ” 的另外一个说法。譬如眼识，我们无从给眼识一个定义，眼识亦不是一个整体的物事，眼识只是我们了别色境的功能而已。眼识所能了别的色境原本就是无穷无尽或无限多样的，故所谓眼识就是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状态之总和或类聚。每了别一个色境，就是一个不同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佛家心所之概念，则我们可以补充之，即心所乃是一种可能的状态（概率意义上可能的状态），故心所是无限多样的，心所之种子

则与今日物理学所说的量子类似。种子亦可细分下去，正如量子亦可细分下去。分析到最后，当然是无或无限接近于无。其三，十力先生说： “ 心以一故，乃于诸心所而为之主。无主，则心所既多，将纷然无所系属，多不能制多，故心以一而为多所之主也。由此，心亦名王。 ”依照以上分析，心本身乃是无限多个可能状态之总和，并没有一个可以依止的实体，故所谓心王之说并不成立或者是多余的叙述。十力先生《新唯识论》第八章 “ 明心上 ” 以性释心，以习气或习心释心所，以习气或习心之潜伏未现释种子，以区别佛家唯识宗种子之义。细究十力先生之意蕴，乃是以儒家超越意义之性（所谓性，乃是超越意义的人之本质或本体）释心，而以后起之习气或习心释心所。《唯识三十论》言： “ 心于所缘，唯取总相；心所于彼，亦取别相。 ” 此处所说总相，究竟是何种相，殊难甄别。盖某一心所取或所缘之境，譬如眼识（眼识即眼心是也）于所缘之色境（如红色境）所取之总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佛家似乎没有精细说明，十力先生亦未深究。而为每一心之助伴者之心所，其所缘总相或别相，则有非常具体之内容，如眼识（眼心）之心所，当其缘红色之时，必然起现各种特别的红色（亦即因红色而起细微的差别），并因此生出各种细微的情感或喜好，如有人喜欢浅红色，有人喜欢鲜红色，有人喜欢暗红色，有人喜欢火红色，如此等等，其差别乃至无穷无尽也；红色于不同人往往代表各各不同之意思或象征，如分别象征热烈、激情、希望、朝气、奋斗等。是故所谓心所及其潜伏之状态（种子），原本是无穷无尽的。唯识宗说心所只有五十一个，盖总而言之，若细分之，则无穷无尽，无法尽述；然而唯识宗说种子无数无量，所谓 “ 阿赖耶识甚深细，无量种子如瀑流 ” 。既然种子无数无量，种子又是心所之潜伏状态或潜伏未现之心所，则心所必然无量无数也。心所往往缘经验现象而起，或者因日常生活经验日积月累而起，吾人现实生活之日常经验或体验当然是无穷无尽或无限多样，是故人

之心所之起现亦必然无穷无尽。此即是人之情感纠缠、心理感受、生活体验（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无穷无尽也，亦是人之知识或真理创造性之无穷无尽也。人乃是最伟大之灵性动物，亦是最麻烦之灵性动物。古往今来，天才之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诗人等灿若群星，文学家、艺术家以刻画描写人类情感为己任，数千年来，无论涌现多少伟大文学家、艺术家，亦不能刻画描写人类情感之万一。情感者，心所也；心理者，心所也。古往今来，天才科学家和学术大师亦灿若群星，为人类知识和真理之积累贡献甚巨。每一个科学家和学问大家之专长各各不同，人类知识之积累和真理之发现才能异彩纷呈。科学家和普通人观察同一现象，其心所起现之强度或专注之方向盖各各不同。科学家特异于普通人者，盖科学家因为日积月累之科学训练，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经验之积累和训练，则是为了让某些心所功能或势用特别发达也。故一旦遇见某类现象或事实，科学家之某一类心所则立刻起现加以了别（心所者，了别也）。知识和真理即是因为科学家之心所了别经验现象而起。佛家所谓了别，就是通途所说的分析、归纳、综合、联想、想象乃至概念和范畴的建立。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心所绝对不止五十一个，乃是无穷无尽或无限多个也。是故人类之情感和知识发现之途径或可能性亦是无穷无尽也。无论是人类心理情感之心所，还是通过了别经验事实获取的经验知识之心所，皆是无穷无尽。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每时每刻，人之情感心所或知识心所皆处于某种不确定的量子状态，我们无法预知人之情感的下一刻会处于何种状态。因为任何一个新的情景都会导致人之情感发生变化，哪怕是一个眼神或一句话皆足以改变人的情感状态。此是人之最可爱处，亦是人最麻烦处。我们亦无法预知人之知识思维的下一刻状态是什么，某个契机之触动，立刻会引人思绪万千，心思活动遨游于广袤宇宙之间。科学家常有这样的经验，思考某个问题长期不得其解，某一个时刻却被一个毫不相关的契机触发，竟然得到长期求之不得的答案。所谓 “ 众里寻

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人心之创造性过程奇妙无比，常有意想不到之奇迹出现。《易经》所谓神感神应，盖亦是惊叹人之智慧和创造力之奇妙。其三，心之立体的结构。佛家认识论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证明 “ 诸行无常 ” ，是故佛家解析现象极为精严。经过佛家的解析，任何现象皆不是完整的物事。什么是 “ 人 ” ？佛家认为根本就没有 “ 人 ” 这个物事，所谓人只是诸烦恼的聚集或五取蕴。什么是人心？佛家以为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物事可以被称为心，遂将心逐层分解，直至将心分为一个多元要素组合而成的立体结构或多元要素的聚集物。小乘已将心分为六个部分，即所谓六识，从眼识到意识。大乘盛宣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心则分为八个部分，所谓八识是也。八识已经有一个层次结构。十力先生认为，佛家所说八识，可以分为三重。 “ 初重为六识，通缘内外，粗动而有为作；次重为末那识，恒内缘赖耶，执为自我，似静而不静；三重为赖耶，受熏持种，动而无为。 ”故佛家将心分为三层结构，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外者即前六识，盖为人类一切情感和知识所由生之根源；末那识则是连接前六识与阿赖耶识的桥梁；阿赖耶识则摄持所有识（前七识并阿赖耶识）之种子，为一切心之总根源，是故三藏法师玄奘称阿赖耶识为 “ 去后来先做主公 ” ，即使人之肉身死亡之后，阿赖耶识似乎依然存在（说依然者，因为佛家没有完整明确说明人之肉身死去之后，阿赖耶识必定存在）。阿赖耶识虽然恒转如瀑流，却是动而无为，深隐难测。所谓 “ 阿赖耶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 ” 。佛家即以此说明宇宙万物或宇宙万象之总根源或总起源。阿赖耶识摄持或潜藏一切心或识的种子，八识或八心的种子皆为阿赖耶识所摄持或潜藏，是故阿赖耶识就是宇宙万有或万象之总根源。然而种子究竟为何物？种子又从何而生？种子又可被细分为何物？佛家盖未有深谈。

此颇像现代物理学谈物质之结构，从宇宙大物质（无量星体和地球生命）一直谈到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亦可细分下去，直至分无可分，一无所有却又涵盖一切，所谓一切是无，无即一切。物理学之基本粒子亦颇类似佛家所说的种子，基本粒子无数无量，种子亦是无数无量。佛家 “ 前六识 —— 末那识 —— 阿赖耶识 ” 之三层结构之心，其实就是宇宙万象或万物之演化或生长结构。此结构亦颇类似道家所说的 “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 。盖根据佛家 “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 的基本认识论，宇宙万象或万物无非是前六识（眼识至意识）所了别之境，宇宙万象或万物绝无离开前六识而独在者，即如十力先生《新唯识论》开篇所说： “ 宇宙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 ” 末那识是前六识和阿赖耶识之连接或桥梁，其本质特征则是执为自我，恒思量我相，亦即是执为有。末那识则以阿赖耶识为根本（所谓内缘赖耶）。阿赖耶识则是动而无为，深隐不显，妙不可测，诚为无也。佛家解析心之结构由表及里，由外而内，以说明宇宙万象或万有之起源，亦类似道家所谓 “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 之基本思维。然而佛家犹以为未足，更将每个心解析为心和心所，心为一，心所则是多，原则上心所可为无限多，此如前述，虽然佛家一般谈心所只说五十一个。佛家更进一步，以为每个心和心所皆有自家种子，是故种子成为无量无限。心和心所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佛家以为心所是心之助伴或心之眷属。心所如何助伴心或心王（心又名心王）？佛家没有说得显明，十力先生《佛家名相通释》亦未有深切著明之阐释。我上一节已略微阐释心所和心之关系，此不赘述。何为种子？依据佛家论籍，种子有六义，第四义曰决定，第五义曰引自果，总而言之，种子为识所生之因，识则为种子所生之果。不仅如此，佛家还将阿赖耶识解析为四分或相见二分，所谓见分就是能缘，相分则是所缘。又将所缘相分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种子，第二层

为清净色根，第三层为器界。阿赖耶识为 “ 万有基 ” ，其所缘相分之三层结构亦颇类似八识之三层结构或道家认识论之三层结构。除此之外，佛家所解析之心还有一个三层结构，即 “ 根 — 境 —识 ” 或 “ 根 — 识 — 物 ” 的三层结构，此结构亦颇值得仔细寻思。最后，佛家发展至最后阶段乃提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 “ 一心开二门 ” 的理境结构，成为佛家最后思想之总结或佛家全部思想统一之架构。佛家对于心之结构之认识，至此登峰造极，达造化之境。佛家对心之结构之解析极为繁复，却极具启发性。吾人对世界之认识各各不同，各个不同的人，其心之某一侧面（眼、耳、鼻、舌、身、意）发达程度或敏感程度互不相同。有人眼力极为敏感，观察力极强，所谓眼观六路，堪为多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如测量、工程制图、天文观测、水文观测等）；有人耳力极强，听觉极为敏感，所谓耳听八方，能成为伟大的音乐家；有人鼻力和舌力极强，嗅觉和味觉极为敏感，能够助力多方面专业技能（如品酒师、厨师、医师、侦探等）；有人身体极为敏感，能够快速感知外部世界的细微变化；有人意识力极强，能够上天入地，超越时空，一切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或思想者，无不是意识力超强之人，或者具有超越的意识能力。然而，无论多么天才卓绝之人，对世界的认识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所谓管中窥豹，所谓盲人摸象是也。人是有限的存在，人之认识机能绝无可能对世界或宇宙自然有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认识。人之偏见亦由此而生。我所知者与汝所知者，固不相同；此实为不可解之问题，因为每个人之心之结构总有细微的差别。两个人对同一个现象之认识，只有无限近似或无限接近之可能，绝无完全相同之可能。科学家早已发现，即使是一直一起生长的孪生子，他们（她们）对于一个相同的现象之理解亦往往有重大差别。此所以我们需要容忍不同的观念和理论。当然，既然都是人，其心之结构确然有许多共同之处，

是故人类对某些现象或绝大多数现象之认识，总能达到大体相同或相似的程度，否则人类共同生活之进步则完全不可能。从认识论角度考察，西哲康德其实亦有类似的心之结构之义。牟宗三先生说： “ 依康德，我们人类的感性主体去摄取外物以为对象实在一定样式下摄取之。一定样式依两义而被规定：一是我们的感性主体之特殊的构造，如眼、耳、鼻、舌、身、意之特殊构造；另一是必须依时空之形式去摄取。 ”佛家早已揭示意识或心的秘密：智心和识心之本质区别佛家谈心，首倡心之结构学说，最有意趣。佛家首先分心为八种：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此八识虽名为识，其实是八种心。八识乃是相习已久之名词。后来佛家将每个识分为心和心所，唯识家又建立种子之说，心和心所俱有独立之种子，遂成为 “ 种子 — 心 — 心所 ” 之复杂结构。此是第一层意义的结构或第一层结构，盖为初步之区分也。古今重要宗教哲学流派里，佛教对人心或意识之解析最为精严，即使在科学发达之今日，佛家对人心发动或意识发生之机制的解析，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佛家对于人心，盖有多样说法，总而言之，则至少有三层意蕴。其一，识心和智心之别，或染污心和清净心之别，或有漏心和无漏心之别，或阿赖耶识心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别。数千年以来，佛家谈心，综其要旨，始终围绕识心和智心之分别展开。其二，根、识（心）、境三分。根、识、境三分乃是佛家一特别的分析架构。其分别和解析甚为微妙，粗心大意者难以理喻。佛家所谓根，并非凡俗所谓肉体意义的根，如从肉眼、肉耳、肉鼻、肉舌直

到肉身。佛家所谓根，是所谓净色根。 “ 唯净色根，乃人体中最贵之部分，无此，则不成为生机体矣 ” （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那么佛家所谓根或净色根究竟为何物？既非凡俗所谓的肉根，那可真是 “ 难可了之 ” 了，自然亦非当代科学家所说的神经元。难道所谓净色根就是凡俗所说之 “ 灵气 ” 或 “ 灵气之源 ” 吗？ “ 净色根 ” 一词语，其实隐含着一切意识之根源，实在需要系统精严之深思。佛家又说，根或净色根以识为主，即是识所发生之枢纽或机括。识待根而发动，根助识发动，却又说 “ 识依根及境生，而不从根境亲生 ” 。此意蕴甚是微妙难测。根只是助识生，纵然是识之发动之机括或枢纽，却不是识之根源。那么，识之根源是什么呢？大乘有宗由此再进一步，发明种子之说，以说明各种识之根源，实乃是心和各种心所之根源或种子。识与根互相依住，识与境（物）亦互相依住。其间关系可谓甚深微妙，实在难以清晰辨识。要而言之，根、识、境互相依住之关系，则形成佛家独特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既不可以唯心论概括之，亦不可以唯物论概括之。佛家乃是非心非物、即心即物。此等甚深微妙理境，于今日我们理解意识、情感、认知和智慧之根源或机制，难道不是具有极大启发意义吗？简而言之，根与识、识与境，亦是一种特别的二元论。心物二元论是也。宇宙万事万物，要其根源，总不离二元论。唯有二元论，方能起生生不息之辩证发展之动态演化之历程。此乃是我华夏圣哲数千年乃至万年之前已经体悟到的宇宙之根本真理或最高真理也。《易经》之根本大义亦是二元论 —— 阴阳二元论、乾坤二元论、心物二元论、动静二元论、体用二元论、人与自然二元论，等等，皆源自《易经》之伟大的原初智慧，亦是最高智慧。佛家对于人心、意识、情感、认知和智慧之解析，无论如何细密和精严，总不出于二元论之辩证发展之范围。佛家理境演变之最后境界乃是《大乘起信论》之一心开二门，此当然是一个二元论和辩证演化的理境架构。一心开二门之理境架构，实乃佛家解析人心之最高理境架构。

其三，心和心所之分。佛家，尤其是大乘有宗对于心和心所之分，解析至为细密和精严。虽然佛家如此繁复解析心和心所乃为说明人生各种悲苦烦恼（生死苦海）以及超脱（解脱）无穷悲苦烦恼（出离生死苦海）之妙法或修行门径，然而佛家心和心所之分别和精妙细密之解析，对于今日我们理解人的意识、情感、认知和智慧之起源或发生机制，实有多重启发，未堪忽略。先说第一层意蕴。识心和智心之分别，或染污心和清净心之分别，或有漏心和无漏心之分别，或阿赖耶识心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分别，若概而言之，则可以综括为佛家意义的 “ 人心二元论 ” 。二元者，盖意谓人心确有相反相成两种力量或势力或潜在的动能也。佛家哲学发展演变繁复，自是一辩证曲折发展之历程。自《阿含经》首倡十二缘生学说，释迦即立定 “ 缘起性空 ” 之教义规模，解析识心之各种表现和起现机制尤其精审严格。缘起性空之缘总说有十二缘，其要害则是识。识者，心也；识者，心之作用也。然而此心却非人之本心，乃是与本心相对或对反之染污心。识心、染污心、有漏心、阿赖耶识心名称各异，要旨皆是描述和解析那生灭流转、刹那变化之识心，熊十力先生亦称其为习心。释迦首创十二缘生说，以说明宇宙万象皆非实有，如梦如幻，如露如电，刹那生灭，无有暂住，以此证实释迦独创之生死苦海出离之法。《缘起圣道经》有云： “ 尔时，世尊告诸大众： ‘ 吾未证得三菩提时，独处空闲，寂然宴坐，发意思惟（维），甚奇世间，沉沦苦海，都不觉知出离之法，深可哀愍。谓虽有生，有老有死，此没彼生，而诸有情不能如实知生老死出离之法。 ’”释迦世尊宣讲十二缘生之义，栩栩如生，趣味盎然。其演说出离之法尤为亲切实在： “ 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处灭，六入处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 ” （引自《杂阿含经》）由此可知，出离之法乃释迦根本大法，基础则是十二缘生。十二缘生之要义则是识心之发用和起现。十二缘生，初无明支，次行支，三识支，四名色支，五六入处支，六触支，七受支，八爱支，九取支，十有支，十一生支，十二老死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历来佛学研究者解释十二缘生，意思略有差别，要旨则无不同。十二缘生之本质，端在识心或染污心之生灭流转、起惑造业、颠倒梦幻，人生因此而有无限苦难烦恼，所谓生死苦海，沦没无依。释迦后学高僧大德皆一致奉行十二缘生义，虽解读演绎纷繁异途，各有高致，各有千秋，各有精彩，各有理境，然而十二缘生义之本质则信守不二，无有乖离。佛学有所谓 “ 三法印 ” 之说。一曰诸行无常，二曰一切法无我，三曰寂静涅槃。熊十力先生说： “ 大乘提出三法印，以勘定各宗派之说，凡合于三法印者，皆是佛说，有不合者，即非佛说。自三法印出，而后小宗于大乘无可诤论，由此可见三法印是佛法全体之宗趣所在。 ”实则三法印之基本思想亦是从十二缘生学说演变而来。因此我们说，佛家人心之学说，以识心或染污心之解析为出发点，以识心或染污心之透彻阐释为主要着力点，当无异议。释迦原始思想以人生论为主，人生论就是十二缘生学说；释迦原始思想并无独立的宇宙论， “ 宇宙论即并没于人生论中，故不另谈宇宙论 ” 。（熊十力语）释迦灭度后约 400 年，龙树菩萨降临人世，力倡空宗学说，诚所谓 “ 空宗一往谈空，深远无极 ” （熊十力先生语）。空宗以 “ 缘起性空 ” 为基本要义，以 “ 荡相遣执 ” 为基本目的，思想源头当然是释迦原始之十二缘生论。空宗之重心依然是识心或染污心的解析。空宗之重要贡献是阐发 “ 中道论 ”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道义当然是极高的智慧，即是佛智。识得中道义，则真俗

不二，染净不二，识智不二。空宗以此创发人心之创造真机或真实意义，意蕴无穷，千言万语实难道得。然而空宗毕竟对宇宙万法（色心诸法）之存在没有一个根源的说明，是故空宗末流则有耽空之弊。大乘有宗正是为救空宗之弊而起，无着和世亲两兄弟力倡大有，遂有所谓阿赖耶识和种子学说。佛家对于人心之认识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佛家谈心、心所、五蕴等，虽极烦琐，然所揭示之意蕴，所开辟之理境，确乎深远无极，殊堪玩味，于透彻理解人心之创造性或创造性之心之结构，尤具无限启发力。唯识论开山宗师世亲菩萨亲造《百法明门论》，盛张唯识之学，盖取百法之数：即心法八，心所法五十有一，色法十一，不相应行法二十有四，无为法六，合得百法之数。熊十力先生曰： “ 云何唯识？以一切法不离识故。说识名唯，非谓唯有识故，方置唯言。一切法中，识用殊胜，推识为主，故首心法。二者心所法，是心助伴，故不离识。三者色法，识所变故，故不离识。四者心不相应行法，是色心分位故，皆不离识。五者无为法，是识实性故，亦不离识。是故以《百法》与《五蕴》对观，《五蕴》只分析一切法，识与诸法，平列而谈。法相家立说之旨，即此可见。《百法》则识为主，以之总摄一切法，而成立唯识论之统系。 ”以创造性之心之内在结构观之，心 — 心所 — 色法 — 不相应行法 —无为法，即是创造性之心之内在结构的一种深刻说明或阐释，其内在联系之机制需要深入研究者，盖亦多矣。譬如：一切法中，首推心法，以心法（识）总摄一切法，那么，此统摄一切法之心究竟是物质意义之心还是非物质意义之心？或者说此心是否具有物理学或生理学的意义？既是识心，当然就不是超越意义的智心或自性清净之心，当该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 “ 识心之执 ” 意义上的心或识心。识心之执之内在结构决定了识心之执之创造性的机理或机制。智心或自性清净心则是一体平铺，无偶无对，自然没有结构可言，所谓

灵光独耀，迥然无对，盖智心照耀一切，乃是一体皆如，一知全知。识心之执则与一切现象为对偶，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结构所决定的内在机理或机制。我们深入理解识心之创造性，就是要清楚理解识心之内在结构所决定的机制或机理。牟宗三先生说： “ 识心之执是对反着知体明觉之无执而言。识心之执既是由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而成，则一成识心之执即与物为对，即把明觉感应之物推出去而为其所面对之对象，而其本身即偏处一边而为认知的主体。因此，其本身遂与外物成为主客之对偶，此曰认识论的对偶性，此是识心之执的一个基本结构。 ”透彻理解识心之执之创造性机理，首先是理解识心之执之内在结构。佛家唯识论首先将识心一分为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第七识）、阿赖耶识（第八识）。此八识亦形成一个内在结构，而以第八识（阿赖耶识）为统领。八识之间错综复杂之关系，殊堪玩味，非一言可尽也。一般科学界和学术界通常只谈意识，其分析似无佛家解析之精严。八识之结构可称为横向之结构。心与各种心所之关系则为纵向之关系。心与心所是何种关系？佛家发明心所法（通途所谈心所法共计五十一法）最有意趣，涵盖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一切心理现象，其解析则无微不至。吾人可将佛家所论识心之内在结构以图形概括如下（见下页图）。故佛家谈心（识心），实成为一个网状的立体结构，举凡人间一切情感、情绪、行动、思虑、概念、范畴、理论、学说、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科学技术、万千器物，等等，无不自此识心之执之立体网状结构之创造性（识心之执之创造性只是心之全体之创造性的一部分或一翼，此义下述），岂不奇哉！此立体网状的识心结构，诚所谓 “ 蛛

丝马迹，此牵彼引，千途万辄，莫不贯穿 ” （熊十力先生语），由此形成识心之创造性之无限可能性。图注：依佛家，所谓心所共计五十一数（个），唯前五个心所遍一切识，其余心所，唯第六识全具，其他识则不全有。表示此识所具之心所，其余则不一一标出。图片参考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古今圣哲和现代科学家皆一致认为人具有无限或无穷的创造性或创造性潜力，常人所开发或利用者，盖不及人之潜力千万分之一甚至亿万分之一也。如何深入认识识心之立体网状之结构，并由此深度开发人心之创造性潜力，实乃脑科学或神经科学或心理学甚至一切 “ 人学 ” 最核心之课题。各个心和各个心所之间的关联、沟通、配合、相互刺激、相互叠加，乃形成人类之情感（心理）和认知（知识）的无限多样性。

人类情感之变幻万千、丰富多样，人类想象之彻天彻地、通古通今、缥缈无垠、深奥莫测，人类知识之穷高极深、演变繁复、精彩纷呈、惊险刺激，莫不是一心之所发，莫不是识心之所发；人类智慧之高妙深邃，人类道德境界之纯洁高致，人确可以成圣成佛成真人，人确可以有天地万物同体之爱，人确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此亦莫不是一心之所发，莫不是仁心（智心、自性清净心、自由无限心）之所发，岂不奇哉！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亦是一心开二门所呈现的两翼，即识心之无限创造性和智心之无限创造性，识心和智心乃是同一心所开两门或两翼。识心有其内在结构，智心则是一体平铺，无结构可言。识心或识心之执的创造性又可分为两翼，即识心之执之认知的创造性和识心之执之情感（心理）的创造性。佛家解析识心精严繁复，盖以解析人之心理情感或烦恼为主要目的（佛家并不排斥知识，只是其重点不在知识，而是烦恼）。牟宗三先生则从认知（知识）的角度解析识心。宗三先生有曰： “ 识心之执其本身遂即造作凝结而成为一个簇聚体、一个结构体。它是一个簇聚或结构底支持点。其为簇聚或结构底第一形态曰知性，第二形态曰想象，第三形态曰感性。这个次序当然亦可逆转过来说。但由知体明觉之自我坎陷而说识心之执，则首先出现的必须是知性。 ”牟宗三先生论及心之结构，首重心之对偶性。亦即一心开二门之基本理境架构。一心开二门之对偶性自有多重说法：知体明觉对识心之执、智心对识心、智的直觉对感触直觉、自由无限心对限制有限心、神圣意志对感性意志、本心对识心，如此等等，有多重名词以概括之，以明心之最基本的对偶性。知体明觉、智心、智的直觉、自由无限心、神圣意志、本心则是无偶无对、浑然一体、一体平铺、迥然无对、无边无际、直与天地万物、无他无我、是一非二。识心之执、识心、感触直觉、有限心、感性意志本身亦具有对偶性或二重性。识心之执一旦被执成，立刻就有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现象之分。佛家于此，盖有许多说法，如心与心所之分、所缘与能缘之分、相分与见分之分。

深入分析之，则识心之结构就不仅仅具有对偶性或二重性，而是一种具有多重性或多方向性的簇聚体。以识心之执之知性的逻辑性格而言，便有多重逻辑的可能性（亦可说逻辑的多重原则）。宗三先生说： “ 逻辑自己就是纯理自己之展现，此只能是一，而不能是多；符号系统可多，而不能无限多。 ”逻辑系统就是符号系统；符号系统不能无限多，意即逻辑系统亦不能无限多。知识无限，逻辑有限。逻辑只是协助知识产生的一个空架子，一个规则；规则可以非常简单，结果却可以无限丰富。譬如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之规则非常简单，一目了然，然而天底下却永远没有完全相同的棋局，此岂不甚奇哉！纯理自己所展现出的逻辑结构，乃是相对简单的纯理架构（空架子或思想的规则），由四项基本原则构成：即对偶性原则、排中原则、同一原则、矛盾原则。纯理自己之展现必然遵守此四项原则。纵然只有四项原则，亦是一个多方向或多重性的簇聚体结构，不再是简单的二重性或对偶结构。识心之执本身的结构则远为复杂，从最基本层面言之，则有感性或感觉、想象、知性之分。感性本身亦是一个簇聚体结构，即有多重性或多面性或多方向性。感觉中又分直觉，直觉又有感触直觉和先验直觉之分。此中深奥细微处，最难体悟。佛家首重八识（八种识心）。十力先生将八识分为三重。第一重为六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此六识相当于通途或科学所云感触直觉，为人类获取外部经验知识或内部经验知识之门径。此六识自身结构亦相当复杂。首先，各个识本身分为心和心所，如眼识自有其独特的心和心所，耳识自有其独特的心和心所，鼻识自有其独特的心和心所，舌识自有其独特的心和心所，身识自有其独特的心和心所，意识自有其独特的心和心所，等等。第七识（末那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亦复如是。佛家又专论心所，总计心所法五十一个（实际上乃是无限多个），其中所谓五个遍行心所，即触、

意、受、想、思，乃是遍一切识、遍一切时、遍一切性皆有之心所，故必然为六识所共有。每一个识（识心）皆具有触、意、受、想、思五个心所，心所即所谓能缘、见分，即能够摄取外境并对此做思虑筹度以形成概念思想之功能。可见就以感触直觉论之，其功能之内在结构亦可谓无限复杂，非一言可以尽之。是故我们时常心中起疑：心既然同为天地万物之主宰，那么，人与人之间之智力与悟性，为何有天渊之别？人之偏好、兴趣、志向为何千差万别？人之能力之千差万别又是因何而起？深入理解识心（各个识心）之簇聚体结构及其内在机制，则是理解人心创造性根源之唯一路径。人之偏好、兴趣、志向和能力之差异，盖与各个心所之发达程度与敏感度有极大关系。心所原本具有无量势用，然若潜藏不显，势用只为种子（潜在势用之种子），犹如《易 · 乾卦》所云 “ 潜龙勿用 ” 也。潜藏的心所势用如何起现而为人类情感和认知之无限力量？此为理解人类情感和认知之起源与万千变化之根本问题。佛家于心所之精严解析，实有无限启发。心所的作用心所（种子）之潜藏和蓄积，外缘内缘实乃无穷无尽，要而言之，略有数端。一曰见闻熏习。此见闻者乃分为正闻和邪闻（非正闻）。佛家特重正闻熏习。依无着菩萨阿赖耶识教义，众生无始以来纯是有漏流行，唯依圣教，多闻熏习或正闻熏习，以生长净种，方能成佛。此义固有重大缺陷，此所以无着之后佛家大德起而正之，《大乘起信论》应运而生，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为无始时来人之本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则是人人皆可成佛之超越的或先天的根据。

虽然如此，无着菩萨所倡导之正闻熏习仍然颇为重要。实则古往今来一切圣哲、教育家、思想家乃至普通教师和父母，无不教人要坚持正闻熏习 —— 读好书、读经典、以圣哲教诲为日常功课，乃是每个人德性修养之根本，此所以先哲圣经须臾不可离也。与圣人贤哲为伍，与圣贤经典为伴，亲炙圣哲教诲，当然是进德修业、成圣成佛之捷径，等而下之，亦当与有德有才之人为友。孟母三迁之故事千古流传，良有以也！正闻熏习何等重要，由此可见。进德修为如此，学术研究和科学发现亦如此，亦需要正闻熏习。研究任何一门学问，研习此门学问最伟大和最重要的经典，乃是入学正道、不二法门，此亦是正闻熏习之功夫。十力先生劝诫后学读书，务必 “ 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 。孟子谈为学之道： “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之以道，必以正闻熏习为入门之径。古往今来，一切圣贤经典始终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灵感之源泉，奔流不息，滋养不衰。所谓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圣贤经典最能启人心智，警醒人心内在之枢机，扣动人心内在之琴弦，激发人心内在之无限活力和创造力，策动人砥砺前行，精进不已，直达至与圣贤浑然一体之最高圣境。古往今来，凡俗人偶读圣贤经典，即灵感拨动，一机迸发，自心内在无尽宝藏之门訇然开启，凡俗人即 “ 焕然突变 ” 为一新人，直向伟大高妙圣贤之境奔去而永不停息。凡俗人一闻佛经，立刻开悟，立刻趣向大乘佛法，此类故事诗书典册多有记载，不胜枚举。六祖慧能大师原本一贫困卖柴之人，街上偶然听闻有人解读《金刚经》，立刻开悟，后历经艰难修行和传道，终成禅宗六祖开山大师。华夏历朝历代，皆有无数原本凡俗之人闻听圣贤之道、阅读圣贤之书而幡然醒悟，洗心革面成为志士仁人和伟大学者。圣贤经典和圣哲事迹就是正闻熏习之根本源泉，舍此别无其他。吾华夏四书六经奠定数千年中华

民族文明之基，凡认真研究孔孟圣经者，无不兴起进德修业之伟大宏愿，无不孜孜以圣贤境界为人生最高蕲向。基督教两千多年来，耶稣所传《圣经》是所有学问和智慧最重要的灵感源泉。《塔木德》则是犹太民族数千年不朽的智慧宝藏。《古兰经》为伊斯兰信徒开启智慧和知识之门。佛家浩浩三藏十二部经则成为佛教徒乃至全人类智慧灵感的汪洋大海。是故一切学问特别是有关人的学问（人学），必定以圣哲智慧为皈依（宗三先生将圣哲智慧称为正盈之教）；一切教育，必定以圣贤经典和圣哲事迹为起点和终点。今日世界，物欲横流，尤需圣贤经典之正闻熏习，以贞定世人之心，以构建和谐和平之世界秩序。一切宗教、哲学、艺术（小说、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等等）的伟大经典，最能激扬人内心深处崇高而伟大的情感（激情），或者激越高亢，或者悠远深沉，或者启人深思，或者诱人遐想，那无限丰富、深沉、热烈的内心情感实在是人心创造力的根本源泉。情感可由知体明觉所发，亦可由识心之执所发，要在皆能激扬人内心深处的创造力。实际上我们经常很难区分哪些情感由知体明觉所发出，哪些情感由识心之执所发出。伟大宗教家乃是人类中极少数具备最深刻和最热烈情感者，其宗教创造之所以吸引无穷信徒追随之，固然由于宗教教义具有终极真理成分，给人类命运指出一终极归宿，而宗教创始者的伟大献身精神所展现和激发出来的无限激情，才是激励信徒最亲切、最直接、最动人、最猛烈的力量。这种无限的激情就是爱，或者说博爱。情感的创造性尤其是爱的创造性具有最高和超越的普遍性，从具体的个体之爱一直到天地同体之爱。道德创造性的无限性即来自天地同体之爱的无限普遍性。此是一切宗教之终极根源或源泉，是人心的最高本质。儒圣的 “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 舍生取义之精，佛家的 “ 有一人不成佛，则我誓不成佛 ” 之大慈大悲精神，耶稣基督的博爱和舍弃生命救赎人类之大无畏牺牲精神，皆是人心道德创造性的最高体现。

熊十力发千载未发之覆：本心和识心之区别佛家谈心所，总为五十一数或五十一心所，每一数或心所之解释精彩且繁复，凡俗人实难深刻领会，大多随口读过也，未曾以自家身心体会过，则以为佛家所谈心所乃是繁复的名词演义，无甚意趣。若能以自家身心切实体会，则知佛家所谈心所，亦将人类一切心理活动或一切生活情境创造之本质概述精辟，非精心体察绝不能谈及此。五十一心所分属八种心，但并非每种心皆具全部心所。依照熊十力先生《佛家名相通释》，唯意识具全部心所，阿赖耶识只具遍行五法，末那识具十八心所，眼耳鼻舌身五心（五识）肯定具有遍行五法，至于前五识是否具有其他心所，佛家各派说法不一。每个心下属（或统属）不同心所，此种区分，初看起来只是烦琐无趣，细究起来则大有深意。吾读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和牟宗三先生《现象与物自身》，始知佛家区分心和心所绝非浅薄的名词烦琐演绎。十力先生《新唯识论》谓心是本有，心所是后起；心即性，心所即习；心是虚一明净，心所是无始时来，累积经验而成。佛家所谈心，实际上就是象山所说的本心、阳明所说的知体明觉；佛家所谈的心所，则是阳明所说的随顺躯壳起念，是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之所由生；佛家所谈的心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神圣意志或自由意志，就是宗三所说的自由无限心，心所则是心坎陷而成。从烦恼或心理学意义的情感或人生论意义而论，心所是随顺躯壳起念或无始以来的习气所成；从成就知识或认识论意义上来说，心所则是本心或知体明觉之心自我坎陷（主动或积极意义的自我坎陷）而成。佛家所谈五十一心所，大体是从心理学意义的情感上来说，从如何克服 “ 随顺躯壳起念 ” 来说，从修行角度来说。佛家亦有从认知意义上说心所，即是不相应行法。由此观之，佛家所论之心的结构，难道不具有重大意义吗？

量子力学如何解释意识或心的创造力今日科学家从量子力学角度解释意识的起源或心的内在机理，其见解与佛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依照量子力学之认识，本心之状态或者知体明觉之状态乃是一种量子力学意义上的 “ 叠加态 ” 。此叠加态是无知无不知、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之状态。此叠加态从认知意义上说，就是康德所说的物自身，此处并无具体的知识可言。就好像物质的基本粒子可以处于任何状态一样，我们不能肯定它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唯有知体明觉主动地自我坎陷成为识心之执，将物自身推出去与识心之执相对立成为现象，知识才能产生。这就好像物理学家一旦开始测量或观察基本粒子，就立刻决定了基本粒子的一个状态。叠加态立刻变成确定态。本心如何转成识心之执由此可知，识心之执是具有方向性的，知体明觉或物自身则没有任何方向性。识心之执如何形成？本来是知体明觉，无知无不知，没有任何方向性或撽性，为什么会突然具有方向性呢？也就是说，本来无知无不知的自由无限心如何一下子成为具有方向性、具有对象、具有对偶性的 “ 识心 ” 或 “ 识心之执 ” 了呢？此一转换甚奇特。佛家从解析烦恼的角度或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说此 “ 执 ” 的转成或本心的坎陷或陷落，似乎是本心本来具有的，又似乎是本心被迫、不情愿或被动地随顺躯壳起念而转成的。当然，唯识宗成立阿赖耶识，认为阿赖耶识纯是染污识，是有漏心，阿赖耶识的种子是有漏种，又说众生无始以来一向是由有漏心来主导或支配，众生生来并无无漏种，唯有经过所谓正闻熏习，方能生成无漏种，以此实现成佛之宏源。十力先生和宗三先生皆指出唯识宗此说之误。设若众生无始以来只是有漏，完全没有无漏之体，如何成佛？成佛怎能只靠后天的正闻熏习，且是否能够

得闻正闻熏习尚且需要运气或机遇！此所以后来《大乘起信论》必然要主张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作为人的本质或心的本质。因此，假若我们依照阿赖耶识的说法，那么，识心之执（有漏心的种种表现）则是天然如此，本来如此，没有一个被动或主动坎陷或陷落的转折；假若我们依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说法或者依照儒家自由无限心、知体明觉的说法，人心本来清净自在、无执无染，如何会转变为执心或识心或染污心或阿赖耶识呢？就烦恼或心理学意义一面看，《大乘起信论》说是因为 “ 无明风起 ” 。无明就是迷暗，无明风一起，各种烦恼或染污意识随之而生。阳明说是因为 “ 随顺躯壳起念 ” ，知体明觉不能始终如一时时朗现。康德说是因为人没有神圣意志，只有感性意志。此三种说法皆有无穷意蕴。就自私而论（依照佛家，自私当然是染污心的主要表现之一，所谓贪嗔痴三毒之首就是贪，也就是自私），现代生理学家从基因角度解释自私，著名者如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就成就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一面来看，自由无限心乃是主动或必然自我坎陷，转成识心之执，此种识心之执乃是自由无限心或本心所必然具有的功能或力量。1. 熊十力 . 佛家名相通释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105-106.2. 熊十力 . 佛家名相通释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32-33.3. 熊十力 . 佛家名相通释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33.4. 熊十力 . 佛家名相通释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112.5.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12.6. 熊十力 . 新唯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6.7. 熊十力 . 佛家名相通释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105-106.8.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07.9.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14.10.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56.11. 《孟子 · 离娄章句下》。

12. 所谓撽性就是方向性。老子所说的无，没有任何方向性，无知无不知，没有对象，没有对偶性，与佛家所说的本心或儒家所说的自由无限心属同一意义。老子说有即具有方向性，无变成有，就成为具体的现象或知识，具体的现象或知识就是有。

第十章心之力毛泽东论《心之力》毛泽东年轻时写过一篇得到老师激赏的文章 —— 《心之力》。毛泽东说： “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人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进化者也。 ……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 …… 心为万力之本 ……”毛泽东年轻时（ 24 岁）还有一封很著名的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其中有言： “ 天下亦大奂，社会之组织极复杂 ……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毛泽东求学期间主要研究华夏先哲经典，深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杨昌济则是试图以儒圣心学融会西方哲学之杰出学者。是故毛泽东本质上正是华夏心学理念所孕育的伟大人物。《心之力》之文正是毛泽东真实思想和理念之明确阐述。佛家对心之力的阐释

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宗教思想里，佛教最重视对心之力的阐发。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土之后，与华夏圣哲心学相融合，对心之力的阐发和弘扬别开生面，日新月异，不断开拓出崭新的学术理境和人生价值境界，实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具独创性的伟大贡献。首先将儒圣心学与佛教融会贯通，开辟新境界的伟大人物是竺道生（公元 355—434 ）。牟宗三先生如此称赞竺道生的开创性贡献： “ 中国佛学的第二个大人物是竺道生，虽然他讲的是佛教，但是具有孟子的灵魂。正如孟子在儒家人物中首先提出人人皆有四端之心，皆有良知良能，为人的成圣成贤发掘了先天的超越的根据，竺道生亦孤明先发，在佛学人物中，首先大胆地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顿悟成佛，为一切众生成佛提供了先天的超越的根据，并提供了实现成佛的途径 —— 顿悟，大开中国佛学圆顿之教之门。 ”禅宗是中国佛学的最高峰，更是明确阐扬 “ 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 的不二法门，将竺道生开启的圆顿之教推向更高境界。牟宗三先生说： “ 禅宗的六组慧能，便是辉煌奇特的人物。重要的，是他特别注重本心真切的顿悟，轻视本心以外的文字、偶像和仪式。其直指本心的独到之处，甚似孟子。 ”禅宗所弘扬的 “ 即心即佛 ” 的佛性论、 “ 顿悟见性 ” 的修行观、 “ 自性自度 ” 的解脱观，无不启发我们发掘内心的五金藏，开辟本心的无穷力量，能帮助我们达到人的价值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最高境界（成佛）。全部佛教的基本观念其实源自心之力。佛教义理浩如汪洋大海，一言以蔽之，则不外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转识成智。禅宗进一步发挥，明确提出心生万法。心之力何其强大！全部宇宙无不是心之力的体现和创造。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师著名的 “ 止观 ” 法门，就是心力培养的绝妙法门。禅宗传统发展出来的内观禅，更是激励我们摒绝一切外缘外扰，专注内心之力。

现代著名的佛法心灵导师一行禅师著有《心力》一书，亦是致力阐述禅宗心法，启发众生发掘和依靠内心深处的无穷力量，以获得人生真正的快乐和价值。心之力的细分心之力可有无限多样的划分。有人将心之力划分为：愿力、专注力、创造力、洞察力；还有人将心之力划分为：愿力、想象力、洞察力、行动力（或执行力）、创造力、专注力（或定力）。对每一种力量，我们都有无限话语可说，要在培养和增进。日本传奇企业家稻盛和夫特别强调愿力的强大力量： “ 我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内心不渴望的东西，它就不可能靠近自己。亦即，你能实现的，只能是你自己内心渴望的东西，如果内心没有渴望，即使能实现的梦想也实现不了。 ”许多伟大人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最基本的人生真理：那就是人生与心念一致，愿力即人生。不忘初心，一往无前，才能到达人生辉煌的巅峰。现代最伟大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之一乔布斯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 你是愿意一辈子卖糖水，还是跟我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 改变这个世界的 “ 心念和愿力 ” ，就是激励乔布斯持续创新，追求卓越，致力改变人类、改变世界的强大的心之力。乔布斯为苹果产品设计的著名广告语是： Think Different （不同凡想）。乔布斯说： “ 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 乔布斯对直觉的信任或信心远远超过所谓的逻辑思维和科学论证，他一生中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凭直觉，而不是依靠所谓理论或逻辑。为什么乔布斯如此相信直觉？因为他认为直觉就是内心深处的召唤。他说： “ 永远不要让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 ”“ 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去跟随直觉和心灵。因为它

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乔布斯早年禅修的奇妙经历，让他深信直觉就是内心的召唤。他曾经回忆自己到印度参禅修道的感受： “ 我回到美国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直觉就是心之力的自我觉醒和直接朗现！一切伟大宗教之共同点：磨炼和提升心之力一切伟大宗教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磨炼和提升心之力。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维摩诘居士的事迹与西方清教徒的故事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修行悟道不能离开人世间的一切，相反，修行悟道正是要以人世间的一切，特别是人世间的一切苦难来磨炼和提升心之力，最终得到最高的智慧。六祖慧能说： “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 后世禅宗倡导 “ 工作就是最好的修炼道场 ” 。加尔文派清教徒主张 “ 工厂、市场、账房就是最好的教堂 ” 。王阳明激励人们将心放到事上去磨。古今中外，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共通之处，当然亦有差别！岂非奇哉？非奇也，人心本来就是一，不是二也。此正是象山著名诗句所言：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心之力、心之无限创造力，是人间一切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动力，由此亦可完全证明西方经济学人性自私假设之无稽。

譬如，是什么开启了乔布斯伟大的创新和创业之旅？ 1987 年，他接受采访时如此自述： “ 嬉皮士运动启发了我，有些东西是超越日常忙碌的生活的。生活不仅仅是工作、家庭、财产、职业，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某种冲动，许多人想找回生命的意义。有人去流浪，有人在印度神秘仪式里寻找答案，嬉皮士运动大概就是这样，他们想寻找生活的真相，生活不应该是父母过的那样。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有人宁愿当诗人也不愿意当银行家。我想把这种精神注入产品里，只要用户使用产品，就能感受这种精神。 ”乔布斯所说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就是人类一切创造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物）最根本的精神吗？难道不就是创造人间一切的最根本动力吗？乔布斯曾经谈创业的本质。他认为：为了赚钱而创业有很大的可能不会成功，很多成功的创业者创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些不同的想法，但没人听。他们不得已，只好开家公司，通过他们的产品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同样，稻盛和夫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经济学自私假设之无稽。稻盛和夫给公司确立的基本理念是： “ 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获得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乔布斯、稻盛和夫以及其他许多伟大企业家和伟大人物，以他们的人生经历证明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理：一切伟大事业必然源自心之无限的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的完美结合。最奇特的心之力：想象力心之力里面最奇特的就是人的想象力。

想象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心的自由飞翔，就是心对万事万物、万千现象的自由组合，就是心对天地乾坤的任意颠倒或拨弄，就是心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所创造的独特意境，就是心摆脱一切所谓传统、世俗、权威、定律、规律的束缚，就是心换一个崭新的角度、站到一个新的高度来俯瞰万千世界，就是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想象力就是禅宗所说 “ 石上栽花，空中挂剑 ”“ 三冬花木秀，九夏雪霜飞 ” 那样的奇思怪想。想象力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 无所住而生其心 ” 。想象力就是抛开一切创见，蔑视一切权威，摆脱一切枷锁，打破一切框框，让心完全自由地飞翔。想象力就是孟子所说的 “ 上下与天地同流 ” 、庄子所说的 “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 。想象力就是当别人看到事物这一面的时候，你却看到另外一面。想象力意味着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睥睨同侪，戛戛独造。想象力是心最独特的能力。唯有心能够想象。心具有囊括天地万物甚至超越天地万物的想象力，这是最奇特的奇迹。正如六祖慧能描述空性一般： “ 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想象力亦如是。想象力就是心摆脱一切执着、一切障蔽、一切缠缚、一切枷锁、一切框框之后所呈现的空灵或空性状态，故能囊括宇宙，包络天地，覆盖万象，超越一切，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爱因斯坦叹曰：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善哉斯言！伟哉斯言！心之力：乔布斯的 “ 现实扭曲场效应 ” 和韦伯的 “ 奇理斯玛效应 ”

乔布斯的传记作者沃尔特 · 艾萨克森以及许多研究乔布斯的人都知道，对乔布斯奇迹般创新魔力的最佳描述是，乔布斯具有一种惊人的 “ 现实扭曲力或现实扭曲场效应。 ”其实，对乔布斯本人而言，那个被别人看作是 “ 扭曲的 ” 现实，对乔布斯而言，恰好就是真正的现实，是他内心所呈现或想象的现实。原来本无所谓 “ 客观的 ” 现实，每个人皆有独特的内心，亦即具有独特的想象力，亦即具有对每个人而言独有的 “ 现实 ” 。没有客观的现实，唯有主观的现实。每个人皆有自己独特的时空和对万事万物的感受，这才是对每个人而言真实的现实。之所以有所谓 “ 客观 ” 现实一说，乃是人心原来一体，人心即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自然之心、生命之心，是一非二，是故纵然每个具体的个体之心所想象或感受到的现实略有不同或截然异趣，然而每个个体之人心作为那个统一的超越的宇宙生命之心之具体的表现，亦必有相同相通之处，此相同相通之处既能够感受或想象大约相同的现实，个体之间亦能通过语言或情感相互表达相同或类似的感受，从而形成了所谓 “ 客观的 ” 意象或所谓 “ 客观的 ” 现实。实则天地间没有任何两个人对所谓现实的想象或感受是完全一致或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所谓真正的 “ 客观 ” 。佛家和庄子对此多有发明。爱因斯坦则用数学和物理学语言精确证明了时空的相对性。时空之相对性亦即现实之相对性，盖人类所谓现实或世界皆以时空为其表象形式。唯有到达神、佛、真人、圣人之境界，时空之形式则完全消失，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无我无他，无分无对，无差无别，那就是超越的绝对的真实。1. 牟宗三 . 中国哲学的特质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95.2. 牟宗三 . 中国哲学的特质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94. 。3. Walter Isaacson ,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1, p. 327-345.4. Walter Isaacson ,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1, p.47.

5. Walter Isaacson ,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1, p.52.6. 参见《坛经》。7. 关于乔布斯 “ 现实扭曲场效应 ” 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参见《新经济学》第五卷。

第十一章心之创造性和客观规律的本质含义康德：人心赋予自然现象以秩序和规律性康德如此说： “ 现象所具有的秩序和规律性，我们称之为自然，乃是我们自己引入的。如果我们自身或者说我们心灵的本质原本没有将秩序和规律性设定在那里，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在现象里发现秩序和规律性。 ”没有比康德将一切规律的主观性说得更清楚的了。依照康德，现象所具有的秩序和规律性，我们称之为自然，乃是我们自己引入的。如果我们自身或者说我们心灵的本质原本没有将秩序和规律性设定在那里，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在现象里发现秩序和规律性。因为自然（即现象所具有的秩序和规律性）的这种统一性必须是一种必然的统一性，亦即必须是现象之间相互连接所先验地具有的确定的统一性。如果在我们人类心灵原初的认知能力里，并不先验地存在这种统一性的主观基础，而且，与此同时，如果这些主观条件不具有客观妥效性的话（仅仅因为这些主观条件是我们可能认识或理解任何经验对象的基础），那么，这种综合统一性就不可能先验地被建立起来。“ 如果我们自身或者说我们心灵的本质原本没有将秩序和规律性设定在那里，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在现象里发现秩序和规律性。 ” 此一论断深远无极，妙哉妙哉！宇宙自然之一切规律皆如此，人类社会经济

体系之规律自然不能除外，焉有所谓客观规律而言呢？当然，康德亦谈论客观规律，其所谓 “ 客观 ” 乃是我们人类的知性能够发明各种概念和范畴，以我们所发明的概念和范畴来表述那些规律，规律于是被 “ 客观化 ” 了。康德的著名论断：知性为自然立法。其意义就是：一切规律皆是主观规律。一切规律皆是我们心灵的本质原本设定在那里的。此一论断非同小可，它决定性地指出我们人类探寻所谓宇宙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基本路径。观察外部世界、尽可能完整掌握经验数据和事实，当然是任何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培养和训练我们的理性思辨能力，尤其是开掘我们本自具足的直觉、顿悟和超绝的思维能力，才是发现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最内在和最本质规律的唯一途径。乔布斯不相信或不信任所谓理性思维，他相信直觉和顿悟。爱因斯坦不相信或不依靠所谓的实证方法或经验方法，他相信自己超越的思辨能力或超绝的理性思辨能力、直觉和想象的能力。由此可见所谓实证科学方法之不足。实证科学方法顶多只是科学发现的一个外部诱因或刺激。真正伟大规律的发现必然源自人内心之照察或灵光闪现，也就是心灵原本具有的秩序和规律性朗现出来或显现出来。谁不希望有爱因斯坦或麦克斯韦那样 “ 灵光一闪 ” 的时刻啊！谁不希望自己内心深处的直觉、顿悟和超悟将宇宙自然的规律（人内心深处隐藏的秩序和规律）全部朗现出来！许多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有 “ 神示天启 ” 的美妙和神秘的时刻！所谓神示天启，就是人人心中本自具足的秩序和规律性突然一起朗现出来，就好像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此佛家所谓 “ 海底涌红轮 ” ，亦如凡俗所说的 “ 脑洞大开 ” 。佛家所说的觉悟、顿悟，道家所说的彻悟，儒家所说的知体明觉，绝非虚言也。

康德论想象的多种形式1.简单的联想或过转：想象从一个现象过转到另一个现象。概念、范畴、理念、理论的普遍化如何成为可能？这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是科学之模型和方法的普遍化过程。譬如效用概念之普遍化，均衡或一般均衡概念之普遍化，供求概念之普遍化，物理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规律运用于人类经济现象之解释。所谓跨学科研究之本质，乃是一种想象力的运用，其实是简单想象力的运用。2.产生的想象或创造的想象：先验或经验之摄取、产生（重现）、综合、统一。想象的本质是重现的综合和统一。想象之产生（重现）的综合是形成概念（逻辑的、形式的，或存在的、存有论的概念）、范畴、理念、理论之关键步骤。所以爱因斯坦说： “ 想象比知识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3.知识是由概念和范畴客观化的经验或现象：若无想象则必无知识可言。想象力的丰富或贫乏、博大或狭小、深远或浅薄、超越或局限，决定了我们所获知识的丰富或贫乏、深刻或浅薄、深远或狭小、超越或局限。伟大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之所以伟大，关键是他们的胸怀博大、格局高远、见识卓越，一言以蔽之，则是想象力之超越和丰富。4.移情的想象：一切感情之形态皆源于移情的想象或同情的想象。诸如同情、爱情、怜悯、恻隐、感动、感怀、思古之幽情、见贤思齐之愿心、榜样的感召力等，均源自移情或同情的想象。人类所有情感皆具有此种想象之功能，动物界尤其是高等动物可能亦有类似之想象。此所以人类之可爱和可敬。一切文学、艺术、音乐等创造，皆凭借此种想象力。孟子所谓 “ 万物皆备于我 ” ，程明道所谓 “ 天地物我同体之爱 ” ，陆象山所谓 “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 ，佛家所谓 “ 念

具三千，智具三千 ”“ 三千大千世界 ”“ 极乐净土 ” ，皆足以引发或诱发此种移情的想象力。从修行功夫入口或开端处说，亦源自此种移情的想象力，到染污涤净，修行圆满，则想象力之所想象者亦成为具体真实之存在（本体或物自身意义的存在）。5.超越的想象：人如何形成宗教情感或意识、神、第一因、佛、至人、真人、圣人、神人、必然性、永恒、意志自由、体露真常等超越的理念或超越的意识，则是依靠一种超越的想象力。人如何形成时空观念，亦是依靠超越的想象力。现象界规律与超越规律之区分以下试论规律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或者说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之区分。人们通常喜言所谓客观的规律，并赋予所谓客观规律某种神圣性和崇高感。然而，一切规律从本质上说都是主观规律，根本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律。“ 客观 ”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说不以某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从现象界规律的层面来看，确实如此。古往今来，没有哪个人能够改变宇宙自然的演变规律，谁能够改变牛顿力学定律、麦克斯韦电磁学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呢？人们利用科学家所发明的宇宙自然规律改造世界，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谁能怀疑客观的自然规律之存在？从现象界规律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所谓客观规律，就是不以某个人或全体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无论人怎么想，有何期望，自然规律依然故我，不为所动。然而，如果我跃升到超越的层面去思考：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规律而不是如此那般的规律？为什么宇宙自然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

的样子？是否真有完全脱离人类自身而独在的客观规律或绝对规律？假若人类消失或没有人类出现，如此这般的规律是否还存在？其他生命形态（如动物或外星人）是否亦能认识和观察到与人类所认识和观察的相同的规律？稍微思考此类问题之人立刻就会明白，大千世界的任何规律原来并不能脱离人类而 “ 独在 ” ，大千世界的任何规律原来是 “ 因为 ” 人类存在而存在，是 “ 为了 ” 人类存在而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人类，这些规律才得以产生。物理学家早就提出著名的弱人择原理和强人择原理，以解释宇宙和自然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及其所观察到的规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著名格言是：知性为自然立法！知性为自然立法亦即我们所发现的知识和规律皆是因人自身的创造力（认知的创造或感性与知性的创造）而起。两种真理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先生曾经就两种真理之统一问题请教恩师熊十力先生： “ 毅觉徒谓玄学与科学领域不同、方法不同、分工而治，尚不能完全解决哲学之问题。盖玄学之真理与科学之真理，既同为真理，则人不能不问此种真理与彼种真理如何流通。若玄学真理为究极的真理，则人不能不问科学之真理如何可汇归或依附于玄学真理。由此点而言，西洋哲学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以西洋哲学之主要问题，实即此问题。即如康德、黑格尔、伯格森、怀特海等，均系自分析哲学中之概念、假设，以指其必汇归或依附于玄学真理者云云。 ”熊十力先生如此阐释玄学真理与科学真理之区分：真理一词，在玄学上大概有如下之意义：一、是遍为万法实体。二、是其为物也，法尔本然，不由想立，不依诠显。三、是唯

证相应，智与体冥，无有内外、物我等等对待之相，离分别故，离戏论故。具此三义，方名玄学上之真理。《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即谓此也。真理一词在科学上意义如何？姑且略说如下：一、必设定有客观的存在之事物，即所谓日常实际生活的宇宙或经验界，此理（科学真理）方有安足处所。程子说在物为理，此理诚是在物的，不是由心所造的。易言之，即是纯客观的。二、此理之发见必依据感官经验得有证据。虽各科学上许多真理之发明常由玄想，然玄想与空想及幻想等不同，必其经验甚多，而神智开豁，不拘一隅，纵心于虚，妙观幽奥，及其发见之后，又可于经验界得其佐证。三、如上所说，则此理之获得，必由纯客观的方法，又能为一般人所公认。四、此理之自身，在其所以存在之条件下，必有不变性，除非其条件因何种变故而变革或消失，则此理亦随之消失。然如其条件不曾有变革或消失，则此理仍自有不变性。如设想将来世界，太阳系统之关系一如今日，则太阳从东方出之真理一定如今日而不变，此为真理自身存在所不可缺之一义。如其无此，则一切事物都是不可捉摸的，更有何真理可言。五、此理虽有不变性，而非绝对无变易性。非绝对故，即是分殊的。因此理托足于经验界，而经验界的事物都是对待的现象，都是无量无边各种互相关联的事情。此理非他，就是存在于无量无边各种互相关联的事情中之法则或规律。然复当知事情与关联两词只是言语上不能不分，实则关联非别为空架子，事情不是有如独立之一支柱。除了事情，固找不着关联，也寻不着事情，只好说事情就是互相关联的，这样看来，事情自然不是绝对的无变易性。事情既是无量无边各种互相关联的东西，所以存在于其中之理是千条万绪而分殊的了。六、此理虽说是在物的，是纯客观的，实亦离不开主观的色彩。如物理学上的粒子说和波动说，毕竟不可征知世界的实相，而只是吾人主观上对于世界之一种图景。但科学总是力求避免主观的偏弊与妄臆等，而完全注重外在世界的事实的发见，所以说为纯客观的。举此六义，而科学上所谓真理一词，其意义已可了然。

熊十力先生阐释科学真理之六义，对于吾人今日透彻理解玄学真理或终极真理与科学真理或经验真理之分野或统一，仍足资启发。第一义，科学必定需要施设客观存在之事物。依西洋哲学智慧传统，经验界或客观存在之事物是真实的存在，绝非虚妄不实或幻想执着；依东方哲学智慧传统，经验界或现象界恰是虚妄不实之如幻泡影或执着，绝非真实的存在。此乃东西方智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分途所由。然而，为成立科学，则必须施设客观存在之事物或现象界。此施设就是佛家所说的 “ 识心之执 ” 或 “ 执着 ” ，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体明觉的自我坎陷，知体明觉的自我坎陷将物自身推出去与执心相对立，物自身遂成为现象，现象和物自身是一非二，对知体明觉或自由无限心而言是物自身，对知体明觉的自我坎陷所形成的识心之执而言为现象。此自我坎陷是主动的，是心的创造性之必然功能或必然如此。识心之执和现象既然由知体明觉的自我坎陷所形成或 “ 执成 ” ，当然同样可由知体明觉之朗现而化掉。因此，所谓客观存在的事物之客观性是就知体明觉之自我坎陷而言为客观，本质上却是非客观的。东方智慧所说的客观与西洋智慧所说的客观有本质的不同。西洋智慧所说的客观是 “ 离吾心而外在的事物 ” ，西方哲人谈论本体和现象的关系，总是认为现象背后有一个 “ 神秘的 ” 本体，现象与本体是二非一。现象是离开人心而完全外在的事物，它们是无法被化掉的。现象是现象，本体是本体，二者是割裂的；现象是现象，人心是人心，二者是相互独立的。英国哲学家巴克莱有所谓 “ 存在就是被感知 ” 之说，似乎与阳明心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依然有巨大差距。巴克莱所说的存在依然是 “ 离心外在的事物 ” 。康德有现象和物自身之分，但康德对此所做的区分却是不稳定、不明确的。康德似乎也是认为现象和物自身是二非一。所以牟宗三先生说，对于东方智慧而言，现象是 “ 有而能无，无而能有 ” ，对西洋智慧而言，现象则是 “ 无而不能有，有而不能无 ” 。所谓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东西方哲学所蕴含的意义原来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义，科学真理之发现必以感官经验为依据，此为一切实证科学之起点。康德整本《纯粹理性批判》就在说明知识或科学真理何以能够成立或发现。感觉、想象、知性乃是科学知识发现的三部曲，是 “ 识心之执 ” 之创造性的三部曲。其中的关联甚为复杂，而以想象最为重要。人的认识或认知机能（有时统称为意识或知性）恰如一个知识生产的流水线，感觉提供原材料，想象组合或重组原材料，知性赋予原材料以概念或范畴或规律，认知生产线的最终成品就是那些概念、范畴或规律，所有概念、范畴或规律其实就是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量的关系、质的关系、空间的关系、时间的关系），诚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现象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虽有一定的法则，然而法则或规律之成立却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并非是绝对的。依此而论，现象界的规律或法则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规律或法则。现象界没有绝对的规律。此外，关于现象界之规律尚有如下几层意思。已如上述，兹不详论。第三义：现象界的规律如何能够成为 “ 客观的 ” 规律且又为众所公认。第四义：现象界的规律必有赖以成立之前提或条件。第五义：现象界的规律没有绝对不变性。第六义：现象界的规律毕竟是主观的或具有主观的色彩。科学真理既如此，那么玄学真理呢？玄学真理与科学真理之关系，有几个语词盖足以形容之。其一，熊十力先生有云：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玄学或终极真理是一，现象界或经验界真理为无量或无限多样。其二，西方经济学大师马歇尔有云：多样的统一性，统一的多样性。统一者，统一到终极的或最后的规律；多样者，盖现象界规律或真理无限多样故。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现象界的真理皆是相对真理，并无绝对真理。唯有实体界或物自身方有绝对真理可言。康德区分现象和物自身，实乃西方哲学思想之伟大洞见。盖现象界之所谓真理属于因果范畴，因果关系无时无地不处于变动之中。正如佛家所言 “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 ，又说 “ 诸行无常 ” ，等等。实际就是指因果关系之变动不居，变幻无常。即以经济现象为例，经济现象不存在固定不变之因果关系。货币供应量之变化为价格变动之因，价格之变化亦可能成为货币供应量变动之因。譬如通货紧缩常常迫使各国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和负利率货币政策，无制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又如人类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之因，然则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实为人力资本积累之因也。盖无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则无教育之普及和提升，人力资本之积累则无从谈起。又如金融市场之发达可为经济增长之强大助力，然而金融市场过度发展则完全可能成为压制实体经济增长之障碍或阻力。是故，现象界之因果关系变动不居，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此时为因，彼时为果，此地为因，彼地为果，因果互换，因果颠倒，乃是寻常现象。经验科学或实证经济学希望找到亘古不变之因果关系以为永恒之真理，事实证明为不可能也。是故，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永远为 “ 部分均衡 ” 之半截逻辑。顺着任何因果关系追溯下去，永远不可能有止境。因背后还有因，层层追溯，所谓解释箭头永远不会停止。然则，任何经验事实就像是 “ 永远也探不到底的古井 ” ，因果关系永远没有尽头，直达至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之境地而后止。既然如此，以因果关系为主要或唯一形态之经验科学真理如何能够称得上是绝对真理呢？以因果关系为主要形态之真理，往往有无限种。譬如为什么人类 18 世纪开始出现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历久以来，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发明出无数理论，举凡政治之变迁、宪政之兴起、地理大发现、白银之流通、人文之启蒙、科学之昌明、产权之

保障等，无不被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作为解释工业革命兴起和经济增长之起因。究竟哪个理论为正确，哪个理论较优胜，亦是众说纷纭。我们实际很难找到一个标准来确认哪个理论为优胜。当然，某个理论往往在某个时期颇为流行，成为一主流理论，为大家所奉行或认可。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理论亦如是。科学理论永远只是一个近似理论。希腊哲人关于物质世界之 “ 粗浅理论 ” 统治西方世界两千年，直至伽利略和牛顿开创现代科学理论。牛顿力学统治科学界近 300 年，直至爱因斯坦相对论开启新的时空观和宇宙学。即使是今天大家公认的时空理论、量子力学和宇宙学，也是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并无一个绝对真理为所有人共同遵从，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有数之不尽之观点。经验世界或现象世界没有一个绝对或统一的真理，此乃人类理性之基本限度或困境。正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篇所说： “ 人之理性有一奇特命运，在它自身知识的某一类别里，它为一些问题所困扰。就理性本身的性质而言，它不能忽视这些问题，然而理性却又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那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 ”绝对真理则非人类思辨理性所能及。绝对真理乃是超越的、超绝的、形而上的真理。它没有任何概念和范畴，当然亦无任何因果关系范畴。绝对真理是泯绝无寄、浑然一体、通天通地、妙运万物，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人类能否把握绝对真理呢？依照康德，人类没有能力掌握绝对真理，因为人没有智的直觉，智的直觉只属于上帝，与人类无分，人类只有感触直觉，是故只能有经验知识或对于现象的知识，经验知识或现象知识就是被概念和范畴所客观决定的知识，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说明人的理性如何获得经验知识，以及人的理性只能限于获得经验知识，超越的、超绝的、智的直觉，人的理性最多只能 “ 思之 ” 而已，我们对之不能有任何知识。

然而依照康德，超越的真理、智的直觉和物自身亦是存在的（当然与现象之存在不同），是可以被人的理性 “ 思之 ” 的。最重要的是，那超越的、绝对的真理是人的实践理性须臾不可离的，是人类实践理性之终极目标，康德以 “ 圆善 ” 来指称人的实践理性之最终和最高目标，此亦是最高真理之所在。人的实践理性必然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此乃人性之本质的必然的趣向和归宿。然则人如何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呢？依照经验知识或现象知识或见闻之知所指出的路径，人永远也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因为经验知识是零碎的、曲折的，甚至是靠不住或无定准的。人的实践理性就是道德的实践。康德说得很清楚，依靠经验知识或现象知识或见闻之知来指导道德实践或实践理性是靠不住的。康德说得好： “ 最普通的智思亦能很容易而无迟疑地看出在意志之自律的原则上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但是在意志之他律的假设上去看出什么是要去做的，那却是很难的，而且需要有世界的知识。此即是说，义务是什么，这对于每一个人其自身就是坦然明白的；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带出真正而持久的利益，此如 ‘ 将要扩展到一个人的生命之全部 ’ 的那种利益，这却总是被蒙蔽于不可渗透的隐晦中；而且要想把基于利益上的实践规律去适合于生命的各方面（各种目的），甚至因做出适当的例外而亦容忍地把它适合于生命的各方面，这总是需要很多的审虑的。但是道德法则对每一个人命令着最严格的遵守；因此，去判断那道德法则所要求被做成的是什么，这却必不是如此之困难以至于最普通而无训练的理解，甚至没有世俗的审虑，便一定不能正当地去应用这道德法则。 ”依照康德，意志之自律原则基于三个设准：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其中最重要者是意志自由。然而，由于人类没有智的直觉，我们对上帝存在、灵魂不灭和意志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易言之，人类永远不可能认识到那超越的终极真理，最多只能 “ 思之 ” ，却永不能及之，永不能与超越和绝对真理浑然一体。那超越的、绝对

的真理对人类而言就是一彼岸，一冥暗，永不能靠近，永不能彰显，只能思之而已。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思想家（科学家）皆承认那超越的、绝对的真理确实存在。寻求那超越的、绝对的真理可以说是人类思想最伟大和最终极的追求，虽然追寻的路径各有不同，但是那才永远是人类渴望企及的最高境界。中西文明里，最高的、绝对的、超越的、终极的真理有各个不同的术语。柏拉图的名词是 “ 理念 ” （ idea ），牛顿的名词是 “ 第一推动力 ” ，爱因斯坦的名词是 “ 上帝之手 ” ，中国圣哲的名词是 “ 道 ”“ 天道 ” 或 “ 天地之道 ” （《易 · 系辞上》： “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 ” ），佛教的名词是 “ 不二法门 ”“ 无上正等正觉 ”“ 不可思议法门 ” ，等等。东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别在于，西方思想者认为那个超越的、绝对的、最高的真理外在于人类而存在，经过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或经验知识之途径，能够发现或企及那个最高真理（康德是西方思想里唯一的例外）；东方思想者则认为那个超越的、最高的、终极的、绝对的真理就在人心，唯有通过人自身的 “ 觉悟 ” 或反求诸己，或反身而诚，或尽心知性知天才能认识到那个终极真理，不仅仅是认识到，一旦觉悟，人本身就与最高真理浑然一体，无内无外，心理是一，无主观客观的对立，无经验知识和超越知识之对立，主观即客观，经验即超越。所谓 “ 万物皆备于我 ”“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无非此理 ”“ 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 ” 。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所发现的真理是经过归纳法而达到的普遍化之真理。依照牟宗三先生的阐述， “ 归纳普遍化之真理 ” 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归纳普遍化是经过归纳的程序而来的普遍化，并不是那普遍性自己；其二，归纳普遍化之真假值是概然的，并不是必然的；其三，归纳普遍化所撰成之普遍原则（一般通例、理）亦是类概念，因而亦是多的；其四，归纳普遍化亦代表经验知识；其五，归纳活动施

于存在之然（具体事物）自身之曲折内容上，因描述、记录、类同、别异而推概之。是故，一切经验真理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所谓经验真理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有限制的普遍性。经济学里的相对论经济学者发现，经济体系里的 “ 相对论 ” 比物理学家发现时空的相对性要早数十年！所谓经济学里的相对论，就是发现 “ 主观价值论 ” 或 “ 主观效用论 ” 或 “ 效用价值论 ” ，从而抛弃自斯密以来的客观价值论或绝对价值论。自斯密以来直到今天，一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者，始终相信价值有一个最终的、最后的、客观的标准，我们能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或量度一切物品或商品的价值。劳动价值论就是一种客观价值论或绝对价值论，试图以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或社会平均劳动量来衡量商品的价值。斯密和李嘉图曾经花费极大精力去寻找 “ 绝对价值尺度 ” ，非常类似 19 世纪后期数十年物理学家费了极大精力去寻找 “ 绝对静止 ” 或 “ 绝对时间 ” 或 “ 绝对空间 ”—— 譬如著名的迈克尔逊 – 莫雷实验，等等。斯密、李嘉图以及一切信奉劳动价值论或绝对价值论的学者，最终都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却没有醒悟这种循环论证本身就说明绝对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之错误。譬如斯密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方法是： “ 劳动量决定一切商品价值，谷物或生活资料决定劳动价值，而劳动量反过来又决定谷物或生产资料的价值。 ” 奈特曾经对古典经济学者的劳动价值论和绝对价值论给予极其严苛的批评和嘲讽。19 世纪中期以门格尔、杰文思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效用革命兴起，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派鼻祖门格尔首倡效用价值论或主观价

值论，才一扫万古，为经济学开辟了全新的方向，其意义绝不下于爱因斯坦几十年之后（ 1905 年）系统阐述相对论从而扫除了 “ 绝对静止、绝对时间、绝对空间 ” 之概念。爱因斯坦曾经如此描述相对论的含义和意义： “ 简单几句话就能够清楚说明相对论。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一切运动都只是相对运动，然而与此恰恰相反，物理学却基于绝对运动之理念。物理学家研究光波运动时，假设有一个运动状态 —— 也就是光波赖以传输的所谓以太的运动状态 —— 与其他所有运动状态截然不同。物理学者假设所有其他运动都是相对光波介质以太的运动，以太则被看作是绝对静止的化身。人们竭尽全力进行各种实验，试图发现假设中的那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以太运动，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事情到此已经非常清楚了。物理学的问题应该被重新表述，这就是相对论所做的事情。相对论首先假设没有任何居于特殊优越地位的运动状态，然后追寻这个假设会带来怎样的结论或后果。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扫除了牛顿物理学长期统治人们思维的绝对静止、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理念，门格尔、杰文思、瓦尔拉斯的效用价值论或主观价值论则扫除了斯密、李嘉图在经济学领域长期统治人们思维的绝对价值理念。经济学相对论的发明非同小可，称之为 “ 革命 ” 确实名副其实。恩斯特 · 马赫和彭嘉莱曾经深刻批评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认为这些概念根本无法观测，日常经验里从来找不到所谓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同样，客观价值和绝对价值的概念亦无法观测和量度。斯密用劳动量来量度绝对价值以失败而告终。绝对静止、绝对时间、绝对空间之理念制造了物理学历史上最长时间的 “ 悖论 ” 或 “ 怪圈 ” 。为了寻找那个绝对静止的以太，物理学家不仅花费了极大精力，尝试了无数实验 —— 各种实验至少多达数十个！而且提出的有关以太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多到难以计数。

譬如，物理学家设想以太必须弥漫整个宇宙（因为光线在整个宇宙传播），它必须足够轻盈、不能影响宇宙中的一切物体（各种星球乃至天空中的飞鸟），同时又必须足够坚韧以便光线能够顺利传播。大物理学家如荷兰的洛伦兹和法国的彭嘉莱为以太的存在设想了各种现在看起来非常搞笑的物理理论 —— 当时却是广受尊重的理论。同样，斯密、李嘉图坚守劳动价值论和绝对价值论，同样造成了经济学思想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些怪论或悖论。譬如斯密始终没有解决的 “ 水和钻石的价值悖论 ”—— 与钻石相比，水对人如此珍贵和重要，为什么价格低那么多？1.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33, p.142.2.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33, p.121-159.3. 许良英，王瑞智 . 走近爱因斯坦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 149.4. 熊十力 . 十力语要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116.5. 熊十力 . 十力语要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117-119.6.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33, p.7.7. 引自：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8. 许良英 . 爱因斯坦文集 [M]. 17 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 185.

第十二章人心为一切规律的最后根源今日主流经济学者坚信经济学作为一门 “ 科学 ” ，理应只讨论那 “ 是什么 ” 者，亦即经验现象之规律；至于那 “ 应当是什么 ” 者，则不应当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当是经济学者所应该费神费力者。他们的理由主要是， “ 应当是什么 ” 者属于价值判断领域，孰是孰非，了无定论，亦无一个公认的法则可以决定孰是孰非。相反， “ 是什么 ” 之问题则能够确定孰是孰非，确定之法就是科学真理之 “ 证伪 ” 。价值判断无法 “ 证伪 ” ，是故不具有科学的性质或 “ 资格 ” ，科学家自然不应当卷入无休无止的价值判断和辩论之中。因此之故，主流经济学者或许多自然科学家皆认为唯有能够被 “ 证伪 ” 的科学理论才算是真正的科学理论，那无法 “ 证伪 ” 的价值判断或道德哲学则不属于科学范畴，甚至属于等而下之者。所以，大多数科学家和主流经济学者（他们以科学家自居或自傲）轻视所谓道德哲学或价值判断，甚至嗤之以鼻，以为那是 “ 不入科学之流 ” 者。果如此乎？非也。将所谓能够 “ 证伪 ” 或 “ 实证 ” 的科学置于远远高于道德哲学或价值判断之上，恰好最尖锐和最显著地证明了西方现代精神和思想（哲学是康德之后，经济学是斯密之后）的彻底堕落，堕落到人再也找不到价值之源、立身之本、精神之园。以至尼采惊呼 “ 上帝已死 ”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异军突起，试图重新寻回人的价值和意义；以至 C. P. 斯诺在 1958 年发表的论文《两种文化》中，哀叹西方文明两种文化的撕裂或隔离，人们将科学置于人文之上，以为科学之地

位远远高于人文之地位， “ 研究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人不屑于去旁听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的人却一窝蜂跑去旁听自然科学 ” 。两种文化的撕裂或隔离的现代表现形式则是以硅谷为代表的 “ 科技至上主义或科技万能主义 ” 。硅谷的科技天才或科技疯子们坚信，唯有科技进步才能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好，甚至能够创造出人间天国。以硅谷为代表的 “ 科技至上主义或科技万能主义 ” 自有其伟大之处，自有其至理存在，而且创造了无数人间科技奇迹或神话。然则，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和神奇，如果人类失却精神家园或价值之本，人间天国则必然是海市蜃楼。道德哲学或价值判断是否真如某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孰是孰非，了无定准？非也。依照中国儒圣先哲所开辟的孔孟之道，人的价值之源和立身之本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亦即仁心，绝没有第二个源泉或本源。人的价值生命或道德法则是坦然明白、人人皆有、本自具足，是不需要任何辩论或经验知识来论证的。人的价值生命、价值之本、精神之源，绝不需要像寻求现象界的规律那样，去向外追逐、做实验、找证据、去证伪、去发现。人心人性，人人具足，当下呈现，怎么需要去发现、去证伪、去实验呢？陆象山说： “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 ” 夫子所谓发明斯道，并非无中生有之发明，乃是以仁概括之，指点之，阐明之。夫子之指点和阐明，皆是从日常生活之视听言动随机指点和阐明，非是从一个庞大的义理逻辑结构证明之，亦不是从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里去发现之，盖人的价值生命或价值之源，本来就在那里，人人皆有之，人人皆内在地具之，只是我们时常为私心私利所迷惑，所障蔽，放其心而不知求。是故孟子曰： “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之在我者也。 ” 陆象山则斥那些试图各立门户以纷纷向外追求 “ 立人之道 ” 之所谓学问为 “ 闲议论 ”“ 黏牙嚼

舌 ” 。象山苦口婆心教导弟子和后人，道德学问只有一途，没有其他途径，此一途就是要识得 “ 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 ”“ 心外无物，道外无事 ” 。王阳明龙场悟道，猛然醒悟，原来 “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 。是故，儒圣千古圣贤血脉相传，早就说得清清楚楚。人的价值生命或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人之道德法则，看似纷繁复杂、高深莫测之学问，其实是坦然明白。关乎人的真理只有一个，寻求人的真理只有一途，与所谓经验知识之多少没有关系。《论语》有曰： “ 侍父母能竭其力，侍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 寻求道德真理或做人的真理，与通途所说的知识无关，此乃中西圣哲同心所契。康德说： “ 终极目的不过就是人的全部天职，而讨论此全部天职的哲学即名曰道德哲学。由于道德哲学所有的这种优越性，即优越于理性的一切其他业绩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古人在使用哲学家一词时，常特别意指道德家而言。而甚至在今日，我们亦因着某种类比而被引导去称一个在理性的指导下显示自制的人为哲学家，不管其知识为如何的有限。 ”不管其知识如何的有限，此处知识就是通途所谓经验的知识。经验知识如何有限，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一个道德家意义上的 “ 哲学家 ” 。此处所谓哲学家就是一个依照道德法则为人行事的真正的人，就是以人的价值生命为生命的人，就是能够挺立价值之本、发掘价值之源的人，就是孟子所谓 “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 之人，就是陆象山所谓 “ 先立乎其大 ” 之人，就是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之人。经过以上分疏，我们当能明白：那 “ 应当是什么 ” 者，绝非如实证科学家以为的那样，孰是孰非，了无定准；既无法 “ 实证 ” ，故不能与科学等量齐观；既不能与科学等量齐观，则难以登学术大雅之堂。此

种 “ 不知类 ” 之浅薄之见，即是现代科学至上主义泛滥之恶果。华夏儒圣先哲和西洋大哲康德皆认为道德哲学具有相比理性的一切其他成就的优越性，亦即具有指导或规范一切其他理性业绩之优越性。是故《中庸》说 “ 尊德性而道问学 ” ，是故陆象山批评朱子 “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 ，是故康德强调道德哲学具有相比其他一切理性业绩的优越性，强调实践理性高于纯粹理性。然而，实践理性或道德哲学之真理为一，并非意味着认识实践理性之真理比认识或发现纯粹理性之真理为容易。实践理性之认识，并不在于你知道人的价值之源或精神之源何在就够了，而是在于以日常生活之践履去真实地实践之。实践理性或道德践履之终极目的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即成为佛家所说的佛，道家所说的真人、至人，儒家所说的圣贤，康德所说的哲学家。佛家所说的佛，道家所说的真人或至人，儒家所说的圣贤，乃至康德所说的哲学家，皆是指人生修为或人的价值生命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亦是人的价值生命之最高蕲向或最高层面，他们代表着人生的终极方向或终极目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是其自然生命。从自然生命角度看，人固然有许许多多高于其他生命的生存技能，且能够发展或发明出无限多样的改进自己生存状态的物质手段，然而，其他动物亦有许多人类无法企及的生存能力或技巧。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此人所不能也。但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乃是其价值生命，乃是人本自具足的对价值生命的永无止境的追求，直至成佛、成真人、成至人、成圣贤而后止。依佛家，任何生命乃至天地万物一切皆有佛性，亦即皆有价值生命之可能性或追求价值生命之潜能，然而，唯有人能对价值生命有自觉的认知（知体明觉或良知良能）和自觉的追求，此所以佛家感叹 “ 人身难得 ” 。人的价值生命或价值之源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依照价值生命之原则去生活，去度过一生，去修为或修养，去努力成佛、成真

人、成圣贤，去达到价值生命之最高境界，亦即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或实践的智慧学。此义坦然明白，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与那无限多样的现象界的知识或规律相比，或者说与思辨理性（纯粹理性）所能够或期望发现的现象界规律相比，实践理性的规律或法则就是那一个。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之在我者也。象山曰：本来自足，无须它求，自立而已。阳明曰：致良知。然而，实践理性之规律或法则简单易明，人人皆可识得，却绝不意味着人人皆可轻易成佛、成真人至人、成圣贤、成为康德所说的哲学家。旷观千古，有几人真正达到价值生命的最高境界？有几人曾经达到圣贤之境？当然更无人敢自称已经成为圣贤或康德意义上的哲学家。对此，康德有非常精彩的阐述：一个智慧的教师必不只是意谓一个学者（一个学者并未进至如此之远，即如以达到如此高之目的之确定期望来指导他自己那样远，当然亦未以此来指导他人）；智慧的教师是意谓智慧的知识中之师（牟宗三先生案：即中国所谓人师），智慧的知识之师所涵蕴的比一个平庸人所要求于其自己者为更多一点。这样，哲学如同智慧必总仍然是一个理想，此理想，客观地说，其被呈现为完整的是单只在理性中被呈现为完整的（单只是完整地呈现于理性），而主观地说，对一个人而言，它只是此人之不停止的努力之目标，而无人能有理由宣称为实得有之，得有之以冒称哲学家之名。倘无人能展示此理想之不可错误的结果于他自己的人格中以为一范例（即在其自我作主中以及在那 “ 他于一般的善中异常地感有之 ” 的那无疑问的兴趣中，展示此理想之不可错误的结果于他自己的人格中以为一范例），而这一点却亦正是古人所要求之以为一条件，以为值得有那个可尊敬的（光荣的） “ 哲学家 ” 之头衔之条件。

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个人或个体无法在有生之年成为康德心目中完美的人，亦即康德实践理性之最高境界（哲学家），人之道德实践永远处于一个无限接近哲学家（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的过程之中，所以为了让哲学家之追求成为可能（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康德就必须首先假设人具有自由意志，假设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若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可能去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人若没有自由意志，道德法则必定是他律的，而他律道德其实就是对道德的根本否定。康德之前的西方哲人皆主张他律道德，直到康德才奇峰突起，一扫前任之非，明确主张自律道德。光有自由意志还不够，康德还必须假设灵魂不灭，亦即假设人能够存在于一个永恒或无限的过程，否则无法实现道德实践的最高目标，即成为完美的人或理想的哲学家。最后，光有道德的完美还不足，人肯定还需要幸福，为了实现道德和幸福的完美统一，康德必须假设上帝存在，唯有上帝存在才能保证道德和幸福的完美统一或恰当配比或实现最高善。当然，依照东方智慧传统（儒、释、道三家），人之实践理性或道德实践之最高境界（成佛、成真人、成圣贤）并不一定需要在一个永恒或无限的进程中去逐渐接近或实现。康德的意思是，人即使在无限和永恒的道德实践进程里，亦只能无限接近那理想的哲学家之境，却不能真正实现之。依照东方智慧，康德的道德实践只是 “ 渐进之路 ” ，而没有 “ 顿悟之路 ” 。东方智慧则明确主张人之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既可能通过渐进或持续坚韧的修行慢慢达到，亦可能在修行过程中 “ 顿悟 ” 达到。佛家、道家、儒家皆有 “ 顿悟 ” 之途，并不一定需要假设一个永恒和无限的修行历程。然而，即使顿悟成佛、成真人、成圣贤，人亦不能就此放松自己，仍需时刻警觉或修行，不仅如此，还要时时刻刻去忍辱负重，启迪和度救众生，并非是自己一日顿悟成佛、成真人、成圣贤，人生使命就结束了，那只是一个新的开端或起点。菩萨誓言 “ 只要一人未成佛，我绝不成佛 ” ，势必度尽众生方才成佛。因此，东方智慧虽然不需要像康德那样假设一个永恒和无限的进程，其实亦肯定人生的修

为或实践理性或道德实践亦是一个无限和永恒的进程，就此而言，东西方智慧并无分歧。东方智慧明确肯定 “ 顿悟之路 ” ，乃是因为东方智慧皆肯定人有智的直觉，人具有自由无限心，人是有限而可无限的存在。西方智慧则不肯定人有智的直觉，不肯定人有自由无限心。康德将智的直觉和自由无限心只归于上帝，只有上帝才有。此乃东西方智慧之最根本分歧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东方智慧还是西方智慧，皆最终体认到道德真理或实践理性之真理只有一个，没有多个。道德真理或实践理性之真理就是做人的真理，就是成佛、成真人、成圣贤、成为理想哲学家之道理，此道理只有一个，没有多个。当然，此唯一真理可有随机不同的无限多样讲法，亦可有无限多样的名词术语以描述或言说之，道德实践或实践理性之践履亦有无限多样之方式（修行的功夫自然可以无限多样），凡此皆只是那同一真理的无限表现形态。真理只有一个，表现方式则无限多样，所以理一万殊。实践理性之真理或道德之真理简单明白，无须通过实验或寻找经验证据来获得。我们对此遇到的困难并不是道德真理或实践理性之真理幽深难知或高深莫测，而是：其一，我们最易忘记或忽略那最简单的真理或道理，我们时常放失自己的本心。孔子告诫我们： “ 操则存，舍则亡。 ” 孟子告诫我们： “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象山告诫我们： “ 端绪得失，则当早辨。 ” 真理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本心，就是我们的仁义礼智之本心，可是我们却时常失其本心，放失本心。其二，即使我们识得本心，道德修行或日常践履功夫却经常不足，从而并不能体认或证知那个坦然明白的真理。道德真理或实践理性之真理坦然明白，就在吾心，我们却不自知，只知道向外追求，只知道被私欲或物欲所牵引，以至于庄子在《齐物论》中对人生之悲有无限感慨：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因此，道德真理或实践理性之真理，困难不是 “ 求知 ” ，因为那根本没有 “ 求知 ” 的问题。人人皆有本心，本自具足，不假外求，无须任何经验知识来 “ 证伪或证实 ” 。康德亦明确指出，认识到人的全部天职或人的职责与知识之多少没有关系。然而，无求知之难，却有修行之难。道德真理或做人的真理并不是圣人指出来，我们知道就行了，道德践履或修行必须从头开始，自己去体认，自己去努力以期待成佛、成真人、成圣贤、成理想的哲学家，别人无从替代。易言之，道德真理坦然明白，就在本心，可是我们都必须从头来过，不能求助他人。1. 引自：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第十三章人工智能革命与人心的创造性人心或人性为何有如此惊人的创造力？创造力究源自何处？此乃古往今来一切学问家同感困惑而必欲寻求答案之最大问题。今日心理学、生理学、人工智能、脑科学等诸般学问之重大进展，已经为我们理解创造力或心之创造性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和极其深刻的洞见。人心的无限和超越创造性不仅是历来一切宗教哲学思想致力研究和沉思的最高问题，亦是现代科学所致力研究的最高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不仅是生命最高的秘密，是宇宙最高的秘密，而且是推动人类一切进步的唯一动力。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明的进步，唯一正确之道就是建立或创造最合适的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一个人的无限创造性。制度本身又是人心的创造，是思想的产物、精神的产物。东方圣哲主要从超越的意义上来体悟或分析人心的创造性，无论佛家、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从超越的意义上来分析或体悟心的创造性。所谓超越意义的心，就是当下直接肯断或顿悟的心，就是形而上意义的心，非是经验意义上的心。经验知识意义的心就是自然物理和生理学意义上的心。现代科学正是从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创造性，具体而言就是脑科学所揭示的人脑的运行机制。

信仰和理性的区分有一种观点认为，信仰来自心，理性来自脑。人为什么会有信仰，尤其是有不同的信仰？信仰的持久性和强大力量为什么远远超过理性的力量？科学昌明和物质丰富的时代，人们似乎更加需要信仰的力量，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全人类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信仰或宗教？宗教冲突为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血腥的冲突？理性能够挑战或战胜信仰吗？欧洲启蒙运动的使命就是要将人从宗教狂热或宗教愚昧中解放出来，事实上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宗教信仰依然是左右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宗教信仰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政治经济制度的力量，三者究竟哪个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为巨大？实在是难以衡量。不过，科学技术的力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力量皆无法取代宗教信仰的力量，则是毫无疑义的。由此需要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信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理性的本质又是什么？信仰和宗教的本质是一种超越的创造性吗？是一种超越的启示吗？是一种更高的创造性吗？是一种先天的创造性吗？理性则是一种经验的创造性，一种主要基于分析和计算的知性和感性能力，亦即佛家所谓的 “ 分别计度 ” 和 “ 不相应行法 ” 。信仰和宗教的本质是一种智心的创造物，是自由无限心的创造物，是神圣意志的创造物，是无执的创造物（借用牟宗三先生的词语）；理性和科学的本质则是识心的创造物，是识心分别计度的创造物，是感性和知性的创造物，是有执或执着的创造物。所以智能的本质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第一个层面或较低的层面是识心的能力或创造性。识心的创造性或创造能力以 “ 分别计度 ”“ 不相应行法 ” 或者康德所说的感性形式或知性范畴为基本形态或工具。识心的创造性需要敏锐的感性，包括敏锐的感触直觉，系统、深刻而精确的知性分析能力，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如数学和几何）。识心的创造性和创造能力就是以感性、知性、想象力、逻辑思辨和推理能力

为主（或全部或唯一）。人与人之间的识心创造能力亦是千差万别。有人擅长数学，有人擅长物理，有人擅长实验，有人擅长理论思维。计算能力只是识心创造能力的一个环节或一个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人类通过创造各种机器，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识心创造能力，譬如天文望远镜大大提升了人类观测宇宙空间的能力；显微镜大大提升了人类观测微观世界的能力；精确的测量仪器大大提升了人类度量物质世界各种状态或性质的能力；各种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更是大大提升了人类分析物质成分的能力；计算机的发明则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计算能力，今天，任何一部普通手机或电脑的计算能力都超越了人类最伟大的计算天才！无论是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深蓝，还是先后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和中国棋手柯洁的阿尔法狗，其本质的功能依然是计算能力，今天，人工智能的几大前沿领域如语言识别、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等，皆是基于机器强大的计算能力。然而计算能力只是识心创造性的一小部分，还根本不能称为智能，即使是被称为识心意义上的智能亦不够格，更远远谈不上智心意义上的智能或创造。当然，人们通常也将知识的创造能力称为智能，而且是最重视的智能。我们称之为识心意义上的智能，以区别于智心意义上的智能。知识或科学的创造只是识心意义上的创造性或创造能力之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情感的感知，亦即人类各种心理活动或心理行为。一切文学、诗歌、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等数之不尽的艺术创造主要是人类情感的表达。当然，每一个时代人类情感的表达皆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主旋律。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表达（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等）正是识心创造性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人类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或创造能力亦是千差万别，有人是伟大的诗人，有人是伟大的建筑师，有人擅长以文字表达情感，有人擅长以音乐书法表达感情。

然而，若细思之，无论是识心之知识或科学的创造性，还是识心之情感或艺术的创造性，皆与智心那超越的创造性息息相关，很难完全区分，更谈不上截然分开。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如何能够分开呢？康德为什么说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智心高于识心？此类问题实在还没有很好的答案。人心或人性创造性的物理或生理机制：大脑神经元的生态体系人性或人心的创造性莫过于对人自身的创造，对 “ 我 ” 的创造。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自我发现的一生、自我创造的一生，人的一生具有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古往今来，许多哲理名言无不昭示人生本自具足的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所谓 “ 浪子回头金不换 ” ，所谓 “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 ，所谓 “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 。英雄能够堕落为 “ 狗熊 ” ，君子可以堕落为恶棍，狗熊可以一跃成为英雄，恶棍可以摇身一变为君子和楷模。佛家所谓 “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易经》亦曰 “ 君子豹变，大人虎变 ” 。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皆经历多个角色的转换，皆经历了多重人格的变幻和考验，皆经历了多个 “ 我 ” 的转换和演化。佛家一往谈空，首先劝说芸芸众生去掉我执或自我。我是谁？我究竟是什么意思？佛家剖析极为深刻、谨严和细致。其实，世间本无我，庸人自扰之。人的意识、思虑、情感、预期、愿景等无时无刻不处于千变万化之中，伟大的念头和卑劣的念想能够同时涌现。一个满怀同情之心的人转眼之间却会变为冷漠无情之人，一个发奋忘我工作者可以很快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懒汉，一个原本诚实质朴之人很快会转变为一个尔虞我诈、斤斤计较的高手。

人的创造性、可变性、多变性究竟源自何处？佛家《金刚经》开篇就说： “ 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 ，所谓无为法，就是世间万法之本源或真体。人必须破除一切执念或识心之执才能够证得或识得无为法的真体。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任何人无论修行修为到如何地步，其证得无为法的程度都是有差别的。佛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人，是真正能够去掉一切识心之执之人。那么，为什么去掉识心之执或我执是如此之难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努力打坐或静坐、将意识集中到某一点的时候，却总有无限思维念头犹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滚滚而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能将意识念头收摄集中到一点，甚至完全化掉全部意识念头，总之是极为困难之事。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人类意识和思维的本质，我们就能真正理解人类无限多样性的创造性本质。当代认知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已经揭示出人的意识产生的机制或意识创造机制。创造原来来自一个分布式的机制，一个网络机制。人体并没有一个中枢机构来控制我们的意识和思维，思维和意识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规则或法则，每当我们需要产生某个意识念头之时，中枢神经机构就依照这个既定的规则将这个意识、念头和思想创造出来。相反，意识、思维、念头、思想却是从一个分布式、网络式的神经元系统里 “ 涌现 ” 或 “ 突变 ” 出来的，这种涌现或突变是随机的，或者说随时变换着组合，只要众多神经元的组合稍微变动，新的念头或思想就会突然冒出来。人们经常有所谓 “ 灵机一动 ” 的体验。人体大脑神经元本身可能也具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或者会储存所学习到的信息。当众多神经元长期学习或熏习某一类信息、知识或经验，它们就会存储此类信息、知识或经验，于是，本身携带或储存有类似信息的多个神经元随机组合之时，就必然会创造出新的信息组织，新的知识就创造出来。新的知识其实就是各种信息、知识或经验之间的新的连接或组合。本身携带或储存各种相关信息的神经元构成一种分布式和网络式的生态系统，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或信息。任何一个新的信

息、知识或经验都可能刺激神经元生态系统产生新的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所以，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往往都是专心致志长期思考所研究的课题，终有一日突然灵感爆发或灵机一动，一个全新的发现应运而生。即使在梦境里，神经元亦在随机组合或不断变换。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知识非常广博，尤其是对本领域拥有深刻和广博的知识。爱因斯坦说 “ 想象比知识重要 ” ，想象其实就是神经元的随机组合。一个对某个领域毫无知识储备的人是不可能对该领域有任何想象的，只有长期浸淫或熏习该领域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全新的知识。我们常说一个人大脑灵活、想象丰富，可能就是这个人的大脑神经元具有更加快捷、敏感和更加多样的随机组合。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大脑神经元随机组合能力为何会有差异，此问题还没有满意的答案。但我们都知道，一个纵横驰骋多个知识或专业领域的人，往往具有更强大的创造力和更丰富的想象力，一个能够横跨完全不同专业和知识领域的人，往往具有令人惊奇或出乎意料的创造力或创新力，譬如乔布斯就是横跨技术、商业、艺术等多个领域的怪才。许多新学科的创造都是源自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碰撞，都是由那些掌握多个专业领域知识的学者所开创，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也知道，移民城市或移民社区往往更具有创造或创新活力，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硅谷和以色列，因为移民社会就是多个不同思想、理念、知识相互激荡和碰撞的生态系统。因此，人脑内在结构（大脑神经元的分布式和网络式的结构，及其随机组合和变化的动态生态体系）内在地决定了人具有无限可能性。人可以是天使亦可以是魔鬼，人可以是智者亦可以是愚顽之辈，其天壤之差别就在于我们采取何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直接决定了大脑神经元所储存的信息和知识。

第十四章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实体或本源佛家智慧的启迪佛家悟道成佛之修行方法共有 37 种，称为 “ 三十七道品 ” 。其中有著名的 “ 八正道 ” ：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善哉！八正道！若细思之，此八正道亦是一切学问所应该遵循者。夫学问者，绝非知识和信息之累积或堆砌，绝非一些数据、材料和故事之归集或汇总。夫学问者，乃发现或揭示宇宙万物和人生社会之真理或规律是也。规律或真理，亦主观亦客观也。主观者，盖一切真理或规律皆是人心所创发，皆是人心之规律，人心之真理。识得本心，即识得规律，即识得真理。康德谈现象界或自然界的真理或规律，有曰：知性为自然立法。康德谈道德的最高规律或最高真理，谈道德的神学或道德的形而上学，则以意志自由、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为三大设准，此三大设准亦是人心之本质的规律或真理也。是故无论是自然界之规律或真理，抑或道德界之规律或真理，皆是人心之创发或人心之规律或真理。儒圣先哲自孔孟到陆王，皆曰：道外无事，心外无事。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也。又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象山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阳明曰：圣人之道，吾心自足，向之对外求理者，误也。如此精辟纯粹之

见道真言，虽是对道德的创造性而发，其实亦概括宇宙万物之规律或真理。所谓客观者，非谓真理或规律由外铄我也，非谓真理或规律源自外部世界本身也，乃是指宇宙万物和人生社会之规律或真理一旦被发现或揭示出来，则为人类所普遍接受。普遍接受之规律或真理，即为普遍的规律或真理，即为客观的规律或真理。为何人人皆能接受真理或规律？盖此心同则此理同。人心或人性之感性或现实的表现固然千差万别，然则人性或人心之本质别无二致，儒家称之为本心，道家称之为道心，佛家称之为佛性或真心。是故象山曰： “ 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然此心此理，万世一揆也。 ”发现或识得此万世一揆之理，就是正见。舍此皆是偏见、倒见、邪见。一切学问，皆必以正见为皈依。有正见，方能有正思维；有正思维，方能有正语（正确或正当的语言或表达）；有正语，方能有正业（正确或正当的事业或人生前进的方向）；有正业，方能有正命（正大光明之生命，俊朗挺拔之生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之生命）；有正命，方能有正精进（立定正确的生命道路，才能有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之努力方向）；有正精进，方能有正念（正确的信念）；有正念，方能有正定（无论遇到如何的挫折，遭遇如何的痛苦，皆能独立不依，坚定不摇，犹如泰山磐石，我自岿然不动）。所谓正见，归根结底就是有本之学之 “ 本 ” 。任何学问必须务本，本立而道生。此本即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源或本源，或者根源或本源处的规律或真理。亦即宇宙本体之规律。任何科学或学问穷深极高处，必定指向宇宙本源之规律，宇宙一切现象之具体的或部分的规律必定是此本源规律之体现。现代物理学两大伟大发现，一是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物理学，对物质内在结构或终极本质（物质究竟是什么）穷极钻研，已达不可思议之境（所谓弦理论实在是不可思议，至少超越了寻常人可思议之境界）；二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宏观物理学，对宇宙空

间之运行规律和宇宙自身的起源和命运穷极钻研，亦达不可思议之境，诸如宇宙大爆炸最初的图景（如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所描述的最初三秒钟）、宇宙膨胀、黑洞、星体坍缩、多元宇宙等，早已超出寻常人可思议之境。然则，极微世界的物理学和极宏世界的物理学如何统一，从而达到物理学规律的真正统一，至今依然令物理学家为之困惑、为之着迷、为之奋斗。宇宙万物或物质世界的终极规律究竟将统一到哪里？所谓大统一物理学是否真的可能？物质世界的终极规律达成统一还只是第一步，人类探索规律或真理的最终极统一之境，乃是宇宙万物之规律与人类社会之规律达到统一。这个终极的统一规律乃是一切学问之 “ 本 ” 或 “ 正见 ” 。以此观之，经济学者走的弯路实在是令人扼腕。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不足，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中庸或中和的智慧：特重物质而少重精神；特重使用价值而少重生命价值；特重实证科学方法而少重超越哲理思辨；特重经济效率而少重社会公平；特重人的物质生命而少重人的精神生命；特重科技万能而少重人文提升。自今而往，经济学欲成为一门真正有益于人类之学问，则上述关系必须要回归中庸或中和之境：既重物质价值又重生命价值，既重物质又重精神，既重实证科学方法又重超越哲理思辨，既重经济效率又重社会公平，既重人的物质生命又重人的价值生命，既重科技万能又重人文提升。欲达此目的，则必须以价值生命的创造、弘扬和升华为经济学的灵魂，则必须转化和修正自私和效用最大化的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从哲学上说，经济的本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此问题颇难回答，从哲学上说，世间万物最终的本质或最终的那个 “ 实有 ” （ being ）或实体（ reality ）到底是什么呢，哲学家至今还在争论，而且还会永远争辩下去。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讲法，西方哲学始终是 “ 为实有而奋斗 ” （ struggle for being ），西方哲学如此，科学如此，宗教如此，总要找到那个最后的实有或实体。物理学家至今已经找到 “ 弦 ” 的

境界了。我们看到大千世界各种现象，背后的实体或实有究竟是什么呢？千百年来，物理学家从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夸克，一直探索到 “ 弦 ” 的境界了，却依然没有找到那个最终的 “ 实有 ” 或 “ 实体 ” 。经济学者虽然没有明确讨论经济现象背后的 “ 实有 ” 或 “ 实体 ” ，但我猜测每个稍具超越思辨精神的经济学者，必然或隐或显地会感受到或思考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背后的 “ 实有 ” 或 “ 实体 ” 。当然，已经有一条基本的追寻 “ 实有 ” 或 “ 实体 ” 的路径，代表性著作就是生物学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经济学者认为一切经济现象背后的动机是人性的自私，道金斯则 “ 发现 ” 了自私的基因！为什么会有自私的基因呢？那是因为生存的压力，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选择过程进化出自私的基因。基因背后又是什么呢？从分子生物学往后追寻，很快就走到物理学家的道路上了，这就是物理学家温伯格所说的 “ 始终向下的解释箭头 ” ，最后必然指向基本粒子或 “ 弦 ” 的境界。西方思想的传统，总要寻找到宇宙人间万象（一切现象）最后的根源或第一因，总要寻找宇宙人间万象背后的那个 “ 实体 ” 或 “ 本体 ” 。西方哲人为现象与本体（实体）之间的关系穷深极远，倍费思量。柏拉图认为唯有理念才是真实的，感性世界（ sensible world ）或现象世界不是真实的；康德认为 “ 物自身 ” （ noumena ）才是超绝的实体，现象（ phenomena ）则只是表象。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是康德哲学体系里最关键最重要的洞见。其他哲学家谈论本体或实体，亦各有所指。本体或实体究竟是什么，至今莫衷一是。东方传统则完全相反，佛教不讲本体，佛教所说的 “ 实相 ”“ 如相 ”“ 圆成实性 ” 等名词，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或实体。所谓 “ 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 ” ，因此所谓生死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世间万象皆是 “ 缘起性空 ” ，既然缘起性空，所以诸法无自性、诸法无常、诸行无我；世间万象没有一个最后的本体、第

一因或上帝。佛教观察宇宙人生万象的视角非常特别，深受西方科学思维影响的人很难理解佛教洞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当今西方科学方法论其实源自休谟和康德的哲学。依照康德，一切的现象和表象只是一些关系，一切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为对象时，就已经在关系之中；我们所了解的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关系来了解，即事物只有在关系中才能成为我们的对象。所谓科学就是要理解这些现象或表象，亦即理解这些关系，任何科学皆如此。至于康德所说的与现象或表象相对的 “ 物自身 ” ，则不仅不是人的知性所能理解的对象（物自身根本就不是对象），而且人根本没有能力去理解，唯有智的直觉方能理解物自身，而智的直觉唯上帝才有，人根本不可能有，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康德所谓 “ 知性为自然立法 ” ，亦即现象界之规律乃是由人之知性之内在的秩序所规定。什么是人之知性之内在的秩序呢？那就是感性的形式和知性之法则性的纯粹概念。为什么人类可以理解世间万象（一切现象），因为人先验地具有感性的形式（时空），人的知性先验地具有法则性的概念或纯粹概念，即通常所说的范畴。所有现象之理解即由时空形式和纯粹概念或范畴来决定。通常所谓假说或学说，无非就是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关系。斯蒂芬 · 霍金的《时间简史》有云： “ 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一些连接这模型中的量和我们的观测的规则。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不管在任何意义上，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实在性。 ”科学的目的就是寻找或解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关系本身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科学家总是不断追溯因果关系直至最后的原因或第一因。不仅如此，科学家相信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确定性，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就是所谓的规律了。A 发生， B 必然发生； B 没有发生，意味着 A 肯定没有发生。这是最典型、最简单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主要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沿着这条因果链，我们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为什么 A 会

发生？ B 发生了又会导致什么现象发生？如此等等。所谓科学理论就是要说明 A 发生为什么必然会导致 B 发生，并因此能够给出类似的关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推测，譬如 B 发生会导致 C 发生。这种对确定性因果关系的追寻当然是经典物理学或经典科学时代的理念了。牛顿力学是最辉煌的例子。万有引力以极其精确的公式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轨迹，所需要的只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变量 —— 天体的质量和天体之间的距离。 A 发生导致 B 发生具有数学的严格精确性，这正是经典科学的理想。 19 世纪后期的统计热力学和 20 世纪初期兴起的量子力学惊醒了科学家对精确确定性的梦想。 A 发生不一定导致 B 发生，却可能有 B 、 C 、 D…… 无限多种可能性发生，每一种现象的发生都只有一个概率。人们突然发现，经典科学只能描述和解释宇宙万象的一部分，宇宙万象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并不具备确定性因果关系。确定性因果关系只能描述和解释宇宙万象的一小部分。休谟和康德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为实证科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而将实证科学方法论推到极端者，乃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 · 马赫（ Emst Mach, 1838—1916 ）。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马赫的科学方法论的精髓是： “ 任何概念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确指出该概念所表征的对象以及将该概念与其所表征的对象关联起来的规则时，这个概念才具有意义。 ”易言之，你必须给概念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定义，说明你如何在现实中或经验中观察到此概念。马赫据此否定了牛顿物理学的 “ 绝对时间 ” 和 “ 绝对空间 ” 概念，因为我们完全无法根据任何观测来定义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马赫的科学哲学对青年时期的爱因斯坦有巨大影响，对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方法论有巨大影响。我以为科斯和张五常强调观测和验证的重要性，与马赫强调任何概念的可观测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先不论物理学或自然科学之实证方法论的是是非非，将实证科学方法论引入经济学或人类行为的研究，则必然引起两个基本的

问题。其一，人类行为或人类现象的因果性是否能够与自然现象的因果性相比拟或相提并论。如果说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仅仅能描述自然现象的一小部分，那么确定性因果关系能够描述的人类现象必定更少，基本原因是自然物质没有自由意志，而人却具有自由意志。易言之，人是能够自我觉醒、自定方向、自我调节的，人具有自我意识，人类行为或现象如何能够用科学方法来描述，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疑问。张五常强调 “ 现象必有规律 ” 。此论断能够毫无差别地运用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吗？显然不是那么肯定（张五常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如果说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皆有规律，二者规律属于同一性质吗？如果不是属于同一性质，那么人类现象之规律具有怎样的特殊性？无论是研究经济学还是其他有关人类的学问，我们首先需要思考此问题。其二，即使我们确定能够将实证科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学或人类经济行为之研究，那么，马赫直到科斯、张五常所强调的可观测性（马赫强调概念的观测性，科斯强调假说的真实性，张五常强调现象和验证本身的真实性，等等）是否适用？因为显而易见，决定人类行为者，最关键变量往往是无法观测到的思想、理念、预期、情感等，即使是经济学家最善于操作的成本概念，其实也是一个主观概念，非客观概念也。同一物品或事件，对不同人的成本或代价往往千差万别。是故，简单将实证科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学或人类行为研究，至少是需要详加考量的。远为重要的是，起自休谟和康德的实证科学之本质，依然是要追寻宇宙自然万千世界的 “ 本质、实有或实体 ” 。总要沿着因果链条追溯下去，直至最后的第一因或终极原因。将实证科学方法论引入经济学或人类行为研究，同样是要追寻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因，虽然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者讨论经济问题，往往都是 “ 半截逻辑 ” 或 “ 半吊子逻辑 ” 。正如张五常所说，我们假设人是自私的，只要从此假设能够推导出可

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或含义就行了，至于人是否真的自私则无须关心或无关宏旨。然而，这其实就是经济学典型的 “ 半截逻辑 ” 或 “ 半吊子逻辑 ” ，也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 “ 硬伤 ” 。但是，假若要将这个因果链追溯的游戏进行到底，则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要走上物理学家的 “ 向下的解释箭头 ” 之路了。将人的经济行为追溯到自私，然后追溯到自私的基因，紧接着就到了分子和基本粒子。经济学和物理学殊途同归了，追寻 “ 实有 ”“ 实体 ” 或 “ 本体 ” 之路，终于都指向 “ 弦 ” 的境界了。然而，看似无懈可击的 “ 实有或实体 ” 追寻之路或 “ 解释箭头 ” ，却将我们带向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无物的无底深渊，将人的一切行为或经济行为的本质最终归结为基本粒子或 “ 弦 ” 的性质及其运动，那么人和大千世界其他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存在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的的确确是一条终究迈向沉闷、无聊和毫无意义之路径，不可取也。所以我们必须摒弃物理学家追寻 “ 实有 ” 或 “ 实体 ” 之路，转而直接从人本身来追寻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的终极 “ 实体 ” 或 “ 实有 ” 。其实，从需求定律到人性自私，再往前追溯，还有一条 “ 非物理学 ” 的路径，那就是引入 “ 自然淘汰 ” 的思维。张五常对斯密赞赏有加，认为是斯密最早引入自然淘汰的思维，斯密影响了达尔文，才有达尔文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张五常有曰： “ 我们要在斯密面前跪下来，因为过后可见，他的论调含意着的自然淘汰观能让一些经济学者用 ‘ 自私 ’ 的武断假设而达到道金斯说的那个深入层面。即是说，引进自然淘汰观，经济学不需要顾及有没有自私基因这回事。 ”张五常教授的恩师阿尔钦于 1950 年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证明以自然淘汰之思维推导出的经济行为结果，与自私假设推导出来的结果完全一致，是故我们无须争辩人性是否自私（或人性自私假设的真实性），只需以此为起点来分析人的行为就好了，因为即使不假设人性自私，

只承认人类社会具有达尔文所说的 “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 ，结果完全一样！由此亦可直接引申出《新经济学》所倡导的 “ 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范式或思维 ” 。所谓 “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 ，自然界是什么样的机制来选择适者或不适者呢？人类社会又是什么机制来选择适者或不适者呢？所谓适者之 “ 适 ” 究竟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还是一种创造性的适应或引领？要回答此问题，我们就需要仔细研究生物世界的进化逻辑（《失控》一书的作者凯文 · 凯利所说的生物逻辑）。就算是日常最普通的观察也能告诉我们，所谓的适者往往是最具有创造性的引领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者或追随者。商业世界里，唯有那些能够永葆创造力或创新力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或者生存得较为长久（所谓基业长青）。基业长青公司的真正密码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发现神圣》一书的作者斯图亚特 · 考夫曼所说的 “ 永不停息的创造性 ” （ ceaseless creation ）。学术界、艺术界、文学界那些永远存活于人们心目中的伟大人物，不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或成果所具有的无限创造性吗？人们总是能够从他们的成果或作品中获得无限的灵感，这种无限创造性或灵感才是人类精神真正伟大之处。当然，话说回来，所谓 “ 解释 ” ，原非只有实证科学或实证经济学那一种，原则上人类解释宇宙自然万象及其自身的行为，可以有无限多种方法，为什么我们要执着于某一种方法呢？为什么我们要执着于实证科学或实证经济学方法呢？考察、认识和理解世界可以有无限多个视角，可以有无限多个方法，每个方法皆有启发性或价值。学问之所以无穷无尽，此之谓也。1. Stev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Bantam Books, 1988, p. 20–21.2. 许良英 . 爱因斯坦文集 [M]. 17 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 129.3.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31.

第十五章恢复经济学的人学本质我撰写《新经济学》，意欲启发经济思想领域之革命，核心即是恢复经济学之精神灵魂或价值生命，亦即恢复和重建经济学的人学传统。所谓 “ 人学 ” 者，必以启迪、弘扬、创发和润泽人的价值生命为终极目标。人是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统一体，而以价值生命为核心和灵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哉？端在价值生命的神圣崇高及其无限可能性和创造性。人类经济活动之目的，既是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以维持、滋养和延续人的自然生命，更为重要的是满足、润泽和提升人的价值生命。人类及其每一个体的终极追求，乃是逐步摆脱自然生命和物质生活之局限、困扰和羁绊，进阶到价值生命和精神生活的超越、自由和逍遥之境。马克思预言人类必然从必然王国进步到自由王国。必然王国是受自然物质力量支配的王国，自由王国则是人类价值生命和精神生活实现大发扬、大自在、大洒脱的王国。凯恩斯曾经预言，到 2030 年，人类将彻底解决经济问题，完全摆脱贫困和失业，对艺术、学术和科学的追求将成为人类生活的主体。凯恩斯显然过于乐观，然而他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则是人内心深处的共同期待。2000 多年前，我国儒圣先哲孔子即预言人类社会将从据乱世进步到升平世，再从升平世进步到太平世。太平世亦即人类价值生命和精

神生活得到最大限度发扬光大的世代。有学者指出，从莫尔到欧文、圣西门、傅里叶再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其源头活水就是儒圣先哲孔子的 “ 三世学说 ” 。由此可见，启迪、弘扬、创发和润泽人的价值生命，乃是古今中外所有伟大思想者的共同理想，是所有思想者共同的最高蕲向。经济学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经济制度为己任，亦必以启迪、弘扬、创发和润泽人的价值生命和精神生活为最高蕲向。易言之，经济学必属于 “ 人学 ” 之范围。当代经济学的主要不足或缺憾，即在于将原本属于 “ 人学 ” 的经济学彻底改造成为一门以数学模型为主要工具、以解释现象为最高目标的 “ 科学 ” ，经济学者自豪地称之为 “ 经济科学 ” 。须知我们今日所说之科学，早已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 “ 科学 ” ，而是现代实证主义意义上的 “ 科学 ” ，即以寻找现象界的规律或寻求能够被 “ 证伪 ” 的理论假说为终极目标之科学。吾浸淫西学日久，总觉得西方经济学有不尽不足之处。思之久矣，始觉得西方经济学之不尽不足之处，即在于其失去了人学的价值内核和灵魂源泉。 196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标志着经济科学赢得与物理学、化学等 “ 硬科学 ” 等量齐观之地位。然而，将原本属于 “ 人学 ” 的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等 “ 硬科学 ” 等量齐观，并未提升经济学之地位。依吾之愚见，将经济学从一门 “ 人学 ” 归类到 “ 科学 ” ，其实是经济学地位的降低，至少是一种 “ 不知类 ” 的划分。作为 “ 人学 ” 的经济学并不排斥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人是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统一体，经济学必是道德哲学和实证科学的统一体。道德哲学（依康德语，道德哲学即实践理性）旨在发现人的价值生命和精神生活之本质规律和最高蕲向；实证科学旨在发现人类经济现象之规律和演变方向。作为人学的经济学，必是道德哲学和实证科学之完美统一，道德哲学和实证科学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古典经济学者从斯密到马克思，皆一致强调人类经济生活的 “ 二重性 ” ，亦即人类经济生活的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遗憾的是， 20 世纪之后，经济学者逐渐忽视、忘记或抛弃了人类经济生活的价值属性，专注于研究人类经济生活的自然属性，即专注于研究经济现象的规律和方向。一切人学，必以启迪、弘扬、创发和润泽人的价值生命为终极目标，是故一切人学，必以发现或昭示人的价值之源为基本天职。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思想皆以发现、昭示、弘扬、润泽人的价值生命而成就其伟大。熊十力先生非常欣赏一句话： “ 最伟大的思想，必是传统的思想。 ” 依照十力先生的阐释，所谓传统的思想，必定满足如下条件： “ 其一，此等思想，必非限于某一部门的知识，而是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特有解悟，因此能启示人类以超凡脱俗、至高无上、圆满无缺的理想生活。其二，此等思想，必非限于一时一地，或对某种流弊为矫枉过正之倡导，而其所发明之道理，确是通古今中外而不可易的。其三，此等思想，有大思想家创之于前，亦必时有大思想家继之于后，前后相互印证，虽或不能无小出入，如见仁见智见浅见深之殊，但其根本精神，恒相一致。”经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必定以此等传统思想为皈依。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的人，是能够自由和独立做出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人。佛家曰：人身难得。其难得者，就是人所具有的自觉的价值意识或道德意识，就是人所具有的能够自我觉醒、自我觉悟、自定方向、精进不已直至超凡入圣之内在创造性或良知良能。此良知良能，佛家称之为佛性，道家称之为真几，儒家称之为本心，西方哲人称之为神圣的自由意志。古往今来，一切经济制度和规则，皆是人类思想理念演变发展的结果，非是自然存在之物事，如大自然之山川草木者。

一切思想理念皆源自人心之创发，外部世界只是辅助条件。是故，欲理解人类经济制度和规则之演变规律，则必须理解人类精神思想和理念之演变规律，欲理解人类精神思想和理念之演变规律，则必须理解人心创造性之本质和规律。当代经济学者擅长将人类一切经济现象视作人之 “ 选择 ” 之结果， “ 选择 ” 之本质则被看作是成本和收益之权衡，成本和收益则被视为 “ 纯客观 ” 之物事。成本和收益亦被称作局限条件。局限条件转变，则人之行为即发生转变；人之行为发生转变，必导致经济业绩或结果之变化。因此之故，经济学又被称为 “ 选择行为的科学 ” 。此种分析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本质的认识，居功至伟，绝不可忽视。虽然，我们亦须高度注意：真实世界的人，其行为的大多数并非是面对局限条件、被动做出选择，而是人心面向未来的一种创造，是人为寻求价值或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活动。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活动对人类经济和一切生活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活动皆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并非针对现有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选择。选择性活动是从已有的事物中选择；创造性活动则是 “ 无中生有 ” 或 “ 从 0 到 1” ；选择性活动是面对局限条件做出判断或权衡，创造性活动则是突破局限条件。奈特说：人的一切活动皆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此语意蕴深远无极，综括了人的活动之本质。人类活动当然有相当部分是面对局限条件、针对现有事物做出选择的 “ 选择性活动 ” ，然而，对人类经济体系、经济制度、经济业绩影响至深的那些行为或活动，却是创造性活动。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或创新。当西班牙伟大建筑大师高迪开始设计建造那些惊世骇俗的建筑杰作时，他正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或局限条件，开启人类建筑艺术的崭新天地；当毕加索不断尝试全新的创作风格，为后世开辟一个充满创造性灵感、缤纷多彩的艺术世界时，我们很难用局限条件或选择来理解

他那天马行空的世界和灵感；当乔布斯决意以自己的风格和理念来重塑整个电脑、手机、音乐、游戏、动漫等信息科技行业时，他并不是简单地去选择成本最低的选项，相反，他所选择的恰恰是风险极大、成本很高的冒险事业；当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们决心揭竿而起，以武力驱除英国殖民者，发誓重建一个独立国家时，他们没有任何现成的制度或规则可以选择或借鉴。欲恢复经济学的 “ 人学 ” 传统，须知人学之基本内涵。一切人学，要而言之，皆是康德依希腊古义所说的 “ 实践的智慧学 ” 。实践的智慧学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爱智慧，二是爱知识。爱智慧即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爱知识即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爱智慧即儒圣先哲所说的尊德性，爱知识即儒圣先哲所说的道问学。《中庸》曰： “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 此为全部人类学问之弘规，即通常所谓的自然科学亦包括在内，盖自然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理性之内在规律对自然现象之映射。康德如此论述知性为自然立法之伟大论点：因此，现象所具有的秩序和规律性，我们称之为自然，乃是我们自己引入的。如果我们自身或者说我们心灵的本质原本没有将秩序和规律设定在那里，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在现象里发现秩序和规律。因为自然（即现象所具有的秩序和规律）的这种统一性必须是一种必然的统一性，亦即必须是现象之间相互连接所先验地具有的确定的统一性。如果在我们人类心灵原初的认知能力里，并不先验地存在这种统一性的主观基础，而且，与此同时，如果这些主观条件不具有客观妥效性的话（仅仅因为这些主观条件是我们可能认识或理解任何经验对象的基础），那么，这种综合统一性就不可能先验地被建立起来。

我们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或现象界的规律其实是人心或人性内在规律的映射，经济学规律亦然。是故康德 “ 实践的智慧学 ” 的两层结构实际上皆统一于人心或人性的创造性。实践的智慧学之两层结构必然归于一个完整统一的系统。康德对此论说得非常清楚：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种对象，即自然与自由。因此，它不只含有自然的法则，亦含有道德法则，它把这两种法则首先呈现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中，而最后则呈现之于一个整一的哲学系统中。自然的哲学讨论那一切是什么者，而道德哲学则讨论那应当是什么者。即使只从亚当 · 斯密算起，近三百年以来，经济学文献之鸿富，诚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以具体经济现象或问题之阐释言之，即以吾所有限经历者，亦真乃是伐尽南山之竹，不足以尽我词。然无论文献多么鸿富，理论多么高微，数学多么艰深，案例多么生动，其所含蕴之根本之道则必然为一也，无限丰富之文献言辞、理论模型、数据案例，亦不过那简单易明之道之体现，对此岂有异议乎？《易传》言：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千百年来经济思想家和理论家之努力，岂不是为寻求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制度）之内在、普遍、根本的规律乎？岂不是为求根本内在之道乎？欲求人类经济行为根本之道，必先明人心或人性之本质，亦即人之本质。盖人之本心即天地之心、宇宙之心。孔子践仁知天、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固主要从人性或人心之道德的创造性而言之，然处于今日时代，吾人岂不能进一步扩而充之，将践仁知天、尽心知性知天之宏规扩展到知识或物质的创造性，盖人心之创造性本来彻天彻地、贯古贯今，道德的创造性和知识的创造性本于一体，人心既能自己创发其道德的创造性以成其 “ 之所以为人 ” ，以践仁修行而达天德，以至圣

人之境，亦能自己开辟出其本自具足的知识的创造性，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认识宇宙自然之根本规律，以提升人的自然物质生活质量。陆象山喜言：事外无道，道外无事。象山所言之道当从道德或吾人修行成德方面言之，然此道岂不能亦涵盖宇宙自然之规律或客观知识乎？盖知识和道德看似分属两途，自古亦有从知识入手言道德或直指本心以言道德之殊途，然二者实乃本心所本来含蕴者，本心能开道德创造性之门，亦必然能开知识创造性之门。吾人本心对圣贤境界或高尚生活之蕲求或渴望，与吾人本心对自然宇宙奥秘之好奇或渴望，同出一源，本无二致。吾人践仁修行以求至圣贤之境，与吾人格物致知以求知晓自然宇宙之规律，并无丝毫矛盾。不仅无丝毫矛盾，而且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许多伟大科学家正因为窥见宇宙自然之无穷奥妙，而深信人类社会必有其本来自足之秩序，从而坚信自身当恪守道德宗教之约束而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成为一道德的生活，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道德的生命。爱因斯坦、狄拉克就是最伟大的例子。同样，历史上亦有许多致力道德宗教修行者因为洞悉到道德宗教所蕴含的奥秘秩序，而深信自然宇宙亦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律，开始科学实验工作，从而有重大科学发现。遗传规律发现者孟德尔就是伟大的例子。佛家和儒家皆言 “ 知是心之体 ” ，固然是从道德之知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知处言之，然此语岂不能扩展至知识之 “ 知 ” 乎？心之道德之知之本体，亦是知识之知之本体。是故康德言 “ 知性为自然立法 ” 与儒家所意涵的 “ 知性为道德立法 ” 可合而言之，统称为 “ 心为万法之本源 ” 或 “ 心即为万法 ” 。明白心为万法之本源或心即为万法，方可言经济学之道与术。经济学欲探求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之根本规律（道），此根本规律必定为吾心所本有，为吾心所含蕴，为吾心所彰显，为吾心所体证，是故经济学文献、理论、模型无论多么鸿富，皆为那 “ 简单却幽深 ” 之

道之具体的体现。是故吾人欲探求经济学之道，必然要回归本源，回到人心或人性之本质，此所以吾欲恢复经济学 “ 人学 ” 之本源或本质。1. 熊十力 . 熊十力论学书札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247-249.2.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33, p.14.3.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33, p.148.

结语经济学的终极哲理基础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皈依经济学者对人性或人心本质之理解，自当以儒圣正盈之教为皈依，不当仅仅以感性层面之自私假设为已足，不当以感性层面之人性或人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为人性或人心之本质（如斯密所精彩讨论的同情、恻隐、喜乐、哀伤、热爱、憎恨、奖赏、惩罚等各种情感；或者如马斯洛所精彩讨论的人类情感需求的五个层次；如其他无数心理学家所深入讨论的各种心理学现象或情感）。儒圣正盈之教所彰显和弘扬的仁心、本心、四端之心、良知明觉等为人性或人心之本质，亦不妨碍我们对人性或人心感性层面之诸多现象之分析、认知和理解。感性层面或现象层面的无限多样的现象，亦是人心或人性的具体体现或彰显，它们可以是人之本性或本心直接发出，亦可以是人性或人心受外部环境干扰或扭曲而发出，因为从现实层面看，人一方面毕竟是有限的存在，是感性的生物，人的意志并非时时刻刻都能体现为神圣的意志。作为有限的存在和感性的生物，人的行为必不能时时处处皆体现为神圣意志，皆体现人性之善或良知明觉，往往受外部环境之牵引或感性之诱惑而偏离人性之善的本质，出现无限多样之自我堕落之行为，人间一切恶行或罪恶（譬如自私自利之心所衍生的各种恶行或罪恶）皆源于此。

反过来，我们亦不能因为人间有无限多样之罪恶或恶行，因为人易受感性牵引而自甘堕落，不能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常常无法由神圣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向，从而否定人性或人心之善的本质，否定良知明觉或仁心本心，盖人类许多伟大行为或伟大创造确实来自神圣意志或良知明觉。以此而论，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大乘起信论》所开创的 “ 一心开二门 ” 之理境或分析架构则可以很好地被借鉴过来。前文已论，兹不赘述。经济学之范畴牟宗三先生将 “ 理 ” 分为六类： “ 名理，此属于逻辑，广之，亦可包括数学；物理，此属于经验科学，自然的或社会的；玄理，此属于道家；空理，此属于佛家；性理，此属于儒家；事理（亦摄情理），此属于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 ”经济学究竟属于一门什么学问？此问题很值得考究。凯恩斯在追忆马歇尔的著名文章里，称一个杰出的经济学者必须 “ 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 。当代经济学者一致认为经济学属于经验科学，即属于与自然科学同类的经验科学。然而，凯恩斯却说杰出的经济学家亦须通晓历史和哲学。一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可以完全不管古往今来人类发生了什么。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对象是否可以如物理学家或化学家的研究对象那样，能够完全归入经验科学之范畴，显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当我们思考一个经济问题的时候，譬如当我们思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税收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和心思应该与物理学家思考粒子或星球运动规律时候的心态不同。当我们思考任何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会想到此问题与人的福利或生活有什么关

系，尽管我们原则上可以将这些问题当作 “ 完全客观 ” 的问题来研究，然而实际上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时的 “ 客观态度 ” 与研究物理学问题时的 “ 客观态度 ” 非常不同。许多经济学者否认这一点，其实恐怕有点儿自我欺骗的意味。因为正如奈特所说，经济学者选择研究什么问题亦是一个价值判断，选择研究物理学问题时有偏好的不同，但很难说是一种价值判断。为什么你希望研究经济增长的规律？因为经济增长与否关乎人类福祉，关乎许多人摆脱贫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你总是希望从研究中引出对此具有价值的结论或政策指引。你为什么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因为通货膨胀关乎大多数人的福祉，通货膨胀对少数人有利（譬如大量举债的人），对于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收入固定或收入增长赶不上通胀速度的人非常不利。你研究通货膨胀的时候，心目中总是想着最大多数人的福祉，并希望从研究中得到遏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政策或手段。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无法与价值判断完全割裂开来。有价值判断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要伪造数据和事实，单单只选择与自己意向中的结论相符合的数据和事实。许多经济学者极力要将价值判断撇开，声称实证科学绝对与价值判断无关，其实是担心研究人员因为价值判断去主观地或先入为主地捏造数据、事实或结论。当我们思考人类问题的时候或者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时候，（借用康德的术语）我们总是会将理性的全部业绩所需要的问题都牵涉进来：其一，我应当做什么？其二，我可以希望什么？其三，我能知道什么？其四，人是什么？

经济学者可以不承认他牵涉到这些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牵涉进他所研究的问题之中，然而，理性的全部业绩所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我们思考经济问题的背景。既然如此，我们是无法撇开价值判断的。我们为什么要拼命声明要撇开价值判断呢？西方经济学逐渐发展为所谓实证经济学或经验科学的一个分支，乃是西方思想传统之必然。西方思想传统自发端起，就以知识（客观知识或经验知识或见闻之知）为首出。虽然全部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优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德性，并非客观的知识。然而西方思想的传统是以客观知识为首出，希望以客观知识或经验知识或见闻之知为途径来达到德性之知。德性之知的优先性是共同的本质，但如何达到德性之知，东西方思想的进路则大异其趣。西方希望通过科学知识之途径来达到德性之知（认识到人的本质或道德的本质），东方思想则是直接通过反思人的行为、反省人的德性来达到德性之知。所以西方从一开始就重视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东方一开始就重视德性之知。这并不是说，西方没有德性之知，东方没有科学知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时间的推移，侧重点不同就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西方日益走上科学主导的道路，到 17—18 世纪，则出现伟大的科学时代，德性之知或一般的宗教人文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遂有如美国学者 C. P. 斯诺所说的 “ 两种文化的冲突 ” 。西方依照科学方法来解释人类的生活，发现人类的价值，寻找生活的意义，结果日益走入一种怀疑论、无神论、虚无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其他主义的陷阱之中。先有尼采哀叹 “ 上帝已死 ” 和叔本华的意志决定论，后有斯宾格勒的西方衰落论和存在主义的人生价值虚无主义。因为，按照实验科学或实证科学之方法，我们无法找寻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物理学家温伯格将西方科学方法论简单概括为 “ 始终向下 ” 的解释箭头或解释方向 —— 从人到人体之细胞、基因、分子、原子、电子、中子、质子直到所谓 “ 弦 ” ，以这个 “ 永远向下 ” 的解释箭头来解释人的

行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黑暗深渊。存在主义的泛滥正是西方科学思维统治和笼罩一切的必然结果。所以科学家考夫曼奋起反驳温伯格以物理学 “ 永远向下 ” 的解释箭头来解释生命和人类行为，发誓要 “ 重新发现神圣 ” 。实证经济学其实也是一种 “ 永远向下 ” 的解释学思维。从宏观经济现象到人的行为到人的自私假设，再从自私假设到自私基因，再到分子、原子、电子和基本粒子。虽然经济学者将自私只是当作一个假设或公设，不再追究下去，然而，这是不彻底的 “ 半截逻辑 ” ，真要追溯下去，就同样到达考夫曼所深恶痛绝的 “ 永远向下的 ” 虚无主义逻辑了。重视德性之知的东方思想传统亦有致命缺陷，那就是日益忽视甚至鄙视科学知识。中国和印度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科学发现和发明，但是正如马克斯 · 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篇所说的那样，东方确实从来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思想传统，或者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所说，东方从来没有将科学推上稳固坚实的康庄大道。是故当西方列强借助科学技术所制造的坚船利炮所向披靡征服东方世界的时候，东方世界顿时对自己的学问传统产生深深怀疑，西方中心论一时间成为全球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至今余音袅袅，不绝于耳。所谓科学和民主成为东方各国救国图强之利器，数千年辛苦经营的德性之知之伟大传统被弃如敝屣，扫地出门。西方经济学同样以 “ 科学 ” 的姿态征服东方学界，被普遍认为代表着人类经济学的真理。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我们今天能够清楚地看到东西方思想传统各自的优点和不足。西方科学传统极其伟大，成就卓越辉煌；东方重视德性之知之传统亦极其珍贵，其重视生命、安顿生命之作用须臾不可离。将东西方各自擅长的传统结合起来，摒弃相互轻视和忽视的不良传统，才是重建人类文明之康庄正途，亦是重建经济学之康庄大道。

我们需要将经济学从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里超拔出来。超拔出来并不是否认经济学之实证科学一面，而是要强化或恢复其德性之知之一面。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本来就是特殊的学问，既不能完全归入德性之知，亦不能完全归入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经济学的全部问题终将回到价值创造之源怀特海曾经说过，整个西方哲学乃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我们借用他的语句，亦可以说，整个西方经济学乃是对斯密的一系列注释，亦即对斯密所创发的市场机制 —— 看不见的手 —— 之一系列新的阐释或注释。经济学者高下之分、原创非原创之分，端在对市场机制之理解是否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独具新意。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之分水岭就是对市场机制之理解完全不同。古典经济学相信市场完全有效、充分信息、市场自动迈向均衡、萨伊定律、货币长期中性等理论；凯恩斯则以为市场机制的决定力量乃是人们的预期、非理性行为或动物精神、不确定性、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信息不对称等，他由此解释经济的短期波动、有效需求不足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等，预期和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原创贡献。奈特亦是从风险和不确定性角度理解市场机制和经济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就是市场机制），奈特对人类经济行为之本质的理解超凡脱俗。他已经意识到，完善的市场机制对人的价值创造或价值探索活动固然重要，但市场机制却不是促进人的价值创造或价值探索活动的唯一机制，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机制。奈特的名言是：人的全部活动皆是价值领域之无穷探索。仅此一句，其见识之超越就难以为不知者道也。奈特坚信社会的秩序不是市场机制，而是宗教信仰。市场机制只是整个人类价值创造机制的组成部分之一。

奥地利学派则从创造性角度观察市场机制，可谓独辟蹊径，奇峰突起，由此直接启发熊彼特开辟 “ 创新和创造性毁灭 ” 的新天地，熊彼特认为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市场机制对创新和创造性毁灭固然重要或不可或缺，然而，创新和创造性毁灭却需要远远超越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熊彼特一下子将我们对经济体系内在调节机制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层面。当然，专注价格机制或将市场机制完全等同于价格机制，或将人类创造、创新活动的机制完全等同于价格机制或市场机制的人，难以理解熊彼特见识之超越卓绝。他实际上已经洞悉到真正的创造之源、增长之源，洞悉到人类经济发展之本质 —— 创造性本质。科斯开启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产权和交易费用视角）开辟出我们认识市场机制的崭新天地，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市场机制运行机理的认识。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则继承和发扬科斯的思想路线，将西方经济学源自斯密的对于价格机制或市场机制的认识推向一个巅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理解则试图回归到凯恩斯原创的思想（信息不对称、价格刚性等）。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则试图回归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视角（货币长期中性，市场总是自动迈向均衡，有效市场假设，等等）。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则从信息和策略的角度深入讨论市场千奇百怪的各种奇特机制。综合数百年无数天才经济学者对市场机制的理解，要义有二：一是产权制度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市场机制的安排和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二是货币制度安排对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凯恩斯、费雪、弗里德曼到蒙代尔、卢卡斯等人的经济学，亦是从货币层面理解市场机制的原创思想。凯恩斯以货币利率理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的真实利率理论（取代货币是一层面纱或货币中性学说）；费雪则试图将真实利率理论和货币利率理论整合起来，他对债务通缩机制的深刻分析尤其重要，直接启发了后世伯南克等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弗里德曼则致力研究货币供应量如何改变价格机制；蒙代尔则从市场机制或调节机制的视角讨论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货币体系。无数大师的研究成果说明一个真理：货币制度安排（国内货币制度和国际货币制度安排）对市场机制或整个人类经济体系的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产权制度和货币制度是市场机制的两个最重要基石，任何一个基石被破坏，市场机制皆将遭受重大扭曲，人类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及其结果皆将遭受重大影响。良好运行的市场机制是确保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基础，良好运行的市场机制则必须基于完善的产权保障制度和稳定的货币制度。一切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或扭曲，要么源自对产权制度的破坏或扭曲，要么源自货币制度安排出现重大缺陷。迄今为止，经济学的全部贡献不外于此。然而，仅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和货币制度，并不足以激发人类的创造性，并不足以激发人心或人性内在本质的创造性。此为本书所深入讨论的基本主题，亦是吾不揣冒昧，胆敢出版《新经济学》的基本理由。终极真理或规律之追求《新经济学》第三卷的基本目的是回答以下问题：人的经济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经济现象（经济体系或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究竟有没有终极的真理（或规律）？如果有，那么人类依照什么途径能够获得或接近终极真理（或规律）？当然，很多人一听到终极真理或规律就立刻大皱眉头、退避三舍，甚至心生厌恶。他们认为根本就没有终极真理或终极规律那回事，我们人类所能够做的，就是找到一些暂时的或者具体的或者实用

的真理或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动。更有一些人认为人的行为（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其他行为）根本没有真理或规律可言，人的行动本来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或者说只能是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理或规律不存在，终极真理或规律则根本无从谈起。人的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现象（譬如我们日常所看到或必要的经济体系和制度）究竟是有客观的规律，还是杂乱无章或慢无秩序地随机行走？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尤其是，人的行为及其现象之规律与宇宙自然之规律（即自然科学所着力研究的规律）究竟有什么相同或不同？是任何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追求终极真理或规律似乎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一切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理想，所谓东西古今圣哲之心之所同契。即以经济学而论，斯密的理想就是要寻找到经济领域里的 “ 自然规律 ” ，堪与自然科学里的牛顿定律相媲美。事实上，正是牛顿定律的伟大成就激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努力寻找人类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 “ 永恒规律或真理 ” 。李嘉图的梦想是寻找到那个普适的、恒定不变的经济规律，虽然他认为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只能找到人类财富分配领域的永恒规律，对于财富增长或经济增长则毫无规律可言。马克思的宏图大志不仅仅是找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规律，而且希望借助研究或解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找到人类全部经济体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凯恩斯亦相信人类经济问题具有某种内在的基本规律，人类经济问题总有完全得到解决之日，自那时起，人类就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所困扰，其精力可以完全用于思考哲学、研究艺术、享受生活。马歇尔的经济学理想是寻找到纷繁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 “ 统一的多样性和多样的统一性 ” （ one in all, all in one ）。这个终极的统一性应该就是人类经济现象的终极真理或规律。张五常教授毕生学问之追求，亦是寻找经济学的内在统一。伟大自然科学家对宇宙自然终极真理或规律的追求从未停止，终极真理或规律始终是激励他们献身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爱因斯坦的故事举世皆知，他将传奇一生的后半部分全部奉献给探索宇宙自然的

终极规律或定律 —— 统一场论。爱因斯坦的理想是以统一场论来统一解释宇宙自然现象，其他一切科学定律都是这个统一场论或统一理论的具体运用或特定解。温伯格专门著书，阐述科学家对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辉煌历程。霍金在其畅销书《时间简史》里如此描述科学家对终极规律的渴望和迷恋： “ 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发现能够描述整个宇宙的统一理论。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伟大梦想，那将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将能够真正理解上帝的心思。 ”事实上，凡是对学问稍有体会或者稍做思考之人，必定燃起追求或渴望终极真理之热忱，此盖人类精神或心理之必然趣向也。人类绝不以获得暂时、具体、一事一物之真理或规律为已足，所谓终极关怀或永恒追求实乃人性之本质、人心之光辉，实乃激励人类思想发展和科学进步之不竭动力。此亦人作为智慧生物最奇妙之事。所谓人为万物之灵，其灵端在于具有趣向永恒真理或终极真理之襟怀或愿力。古往今来各大宗教之魅力，即在于为人之生命指出一个终极归宿，指出迈向终极归宿之基本路径和方向，开辟迈向终极真理之康庄坦途。华夏学术之源，诸经之母《易经》首先标举《乾卦》为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之本源或本质，为一切事物演变进化之内在动力，乾卦实乃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终极真理或终极规律之简称或代称。《易经》以乾之精神统领六十四卦，统领一切事物之演变进化，统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之无限无穷变迁，为何？盖因乾卦之基本精神就是生生不息、趣向永恒，矢志迈向那个最高真理或规律。 “ 天行健（乾），君子以自强不息。 ” 人类需要或趋向终极真理，正如人类需要一个世俗的乌托邦那样，乃是人性之必然，否则人类将无以寄托生命，无以燃起生活之希望，刺激生存之愿力。舍此终极关怀和终极真理，人类必将日渐堕入黑暗无趣之深渊，沦入死亡毁灭之地狱。人类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不断趣向终极真理或规律之历史，人类之伟大和可歌可泣之处端在于斯。公元 2000 年新千年之际，全球人类评选过去一千年以来心目中最伟大人物。帝王将相、富商巨

贾皆不在话下，唯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一人登顶，仅此一事，足证人类之伟大。盖爱因斯坦既非高官厚爵，亦非富商巨贾，然而其石破天惊之科学发现，将人类追求最高真理或规律之愿望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因为有爱因斯坦之伟大发现，人类对宇宙自然乃至自身之认识今非昔比，人类开始窥见宇宙自然演化之秘密，开始窥见 “ 上帝之密码 ” ，此何等盛事！地球人类共同评选爱因斯坦为过去千年来最伟大人物，体现了人性之光辉，亦见证人类趣向最高真理之热忱始终不减。设若人类只是在物欲横流之生死海里摸爬滚打，毫无趣向最高真理或规律之高贵精神追求，则人类恐怕早已灭绝。唯赖追求最高真理或规律之精神趣向，人类则永远矢志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之规律，生生不息。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 至善者，就是那个最高真理或规律之所在或代名词，至善之境就是至高之境，就是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最高真理之所在。一切宗教最高境界是 “ 圆教 ” ，一切道德真理之最高境界为 “ 圆善 ” ，一切理论之最高境界为 “ 统一理论或大统一理论 ” ，真善美最终圆融大化于那个最高真理之中，盖最高的真亦是最高的美，亦是最高的善。真善美是一而多、多而一的完美统一，是一切学问必然趣向的最高境界。然而，人类趣向最高真理之途径则纷纭多样，不一而足，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古往今来无数伟大学者和思想家，皆深深着迷于探寻真理或知识之各种途径，不断将各种知识或真理之追求推向稳定前进之康庄大道。先是数学或几何学，接着是自然科学，再接着是各种社会科学勃然兴起。当然，各大宗教或神学之伟大系统，本身就是探寻绝对真理或最高真理之结晶。无论孔子儒家、释迦佛教、老庄道家，还是犹太宗教、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所创伊斯兰教，皆代表人类探寻终极真理之伟大成果。任何宗教如果没有窥见或接触到那个终极真理之某个侧面，则绝不可能有任何吸引力。所以我们对一切伟大宗教派别及其神学体系，都应该心存敬意，虚心修学。当然，宗教仪式尤其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世俗行为则另当别论。

康德是西方思想传统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经典巨著《纯粹理性批判》试图为人类理性开辟通向那个最高真理或终极真理之路。善经济：经济行为的最高原则人类经济行为首先应该以 “ 善 ” 为出发点，一切经济必须是 “ 善经济 ” ，不是 “ 恶经济 ” ，一切经济行为必须是 “ 善行为 ” ，不是 “ 恶行为 ” 。佛家最喜欢讲善知识、善男信女。人性或人心的本质是善，不是恶。全球著名互联网科技巨头谷歌公司的核心文化理念是 “ 不作恶 ” ，就是要求公司所有员工的行为、公司所有的科技、产品和服务 “ 不作恶 ” ，这可能是任何公司最高级的文化理念了，其实就是坚守善经济的基本思想。善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其一，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人类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自然环境。一切自然不仅是生命，而且是与人类自身本来和谐一体的生命体系。毁灭自然、消耗自然、污染自然、破坏自然就是毁灭、消耗、污染和破坏人类自己。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自然的消耗、污染、破坏和毁灭，危机的深重和可怕超过所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二，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其意义深远广大，非一言可以尽矣。大而言之，第一，各个国家和各个种族之间需要和谐相处。需要抛弃和彻底改变所谓 “ 文明的冲突 ” ，依照中国古代圣哲 “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 和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的伟大教训，人类终究有一日会求得自己的本心或返回自己的本心，人类总有向善的 “ 向上之一机 ” ，从而达到各个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因为人类的本心或本性绝无种族和民族之分。第二，人类经济行为必须以合作为主要取向，不是以竞争为主要取向。第三，人类经济制度之安排或构建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准则。

以此而论，今日人类社会基本上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其一，所谓文明的冲突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成为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地球村的主要危险。其二，西方经济学数百年来始终强调竞争为经济行为之主要取向，放任的自由竞争造成社会或人类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造成经济内在的周期律或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竞争尤其是无序的竞争其实就是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核心或唯一原因。计划经济思想虽然被历史证明大体行不通，却绝非毫无真理的成分。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生产过剩或不足的经济危机，去思考为什么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资源浪费。其三，西方经济学数百年来基于极端或纯粹私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造成了一个普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人类社会。皮凯蒂的《 21 世纪资本论》和本书均以此作为主要讨论课题，核心还是私有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极其深刻，他提出在私有制基础上重建公有制。我以为公有制是人类的前途，亦即今天许多人开始讨论的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或共赢经济。我们需要从基本制度层面去设计共有经济或共享经济的基本制度。《新经济学》第二卷对此已有深入讨论。人类思想之统一人类思想有一个奇怪和令人不安的现象，那就是各派思想或各个科学领域的基本理念之间往往相互冲突。譬如佛教主张禁欲或克制欲望；儒家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克制自私自利之心，追求大公无私或天下为公；基督教曾经在很长时间里禁止借贷收息，亦反对赚钱牟利，新教革命之后，新教信徒又将赚钱与为上帝争光直接联系起来，将赚钱和克制个人欲望结合起来。经济学被称为世俗哲学，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人性自私、个人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等，将全部经济生活奠基于人性的贪婪欲望或自私动机。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来看，人类最好无限

制放任自己的欲望、无限制浪费资源、无限制消费产品，这样所有公司和企业都能够赚钱。事实上，人类经济体系今日早已演变成为一个过度消耗资源和浪费资源的经济体系，刺激消费、刺激需求成为各国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马尔萨斯开始，就有一派 “ 异端邪说 ” 将人类之前以为的美德看作是 “ 恶德 ”—— 储蓄和节俭。凯恩斯是马尔萨斯的忠实信徒，《通论》通篇反对节俭和储蓄，认为节俭和储蓄是制造经济萧条和失业的罪魁祸首，浪费和穷奢极侈才是创造就业、制造繁荣、促进增长的不二法门。早在斯密时代，《蜜蜂的寓言》的著名作者曼德维尔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人性之恶能够创造社会之善。人性之恶就包括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和极度浪费，社会之善就包括就业、繁荣或增长。凯恩斯曾经以实际行动演示他的经济哲学。他在参加一次盛大宴会时，故意将服务生手中的餐巾全部打翻在地。当服务生和其他客人迷惑不解时，凯恩斯平静地说，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酒店就可以雇用更多服务生，创造就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消费和节俭、储蓄和借钱，究竟谁对谁错，再一次引发世界性的争论。许多人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西方尤其美国人的穷奢极侈、借钱消费、借钱买房 —— 美国人的储蓄率确实一直下降 —— 极力称赞亚洲人尤其中国人的高储蓄和节俭。然而，另一些人则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亚洲人的过度储蓄和节俭 —— 以伯南克的全球储蓄过剩假说为代表，认为要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亚洲人就必须扩大消费、减少储蓄、放弃节俭、借钱消费。中国国内亦有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和决策者极力呼吁中国人应该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应该发展消费信贷，鼓励个人借钱消费，甚至鼓励每个人不断增加住房、汽车、手机以及一切商品的购买 —— 不断地为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提供优惠政策，不就是鼓励大家多消费吗？这与凯恩斯的政策理念毫无二致！古往今来人们称赞的美德完全成为恶德！

人类思想的这种 “ 精神分裂症 ” 是无法忍受的。同样一项行动，竟然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和评价，这难道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吗？难道是人性的必然结果吗？经济学的基本理念 —— 增长、发展、自私、消费、浪费、穷奢极侈等，与人类所有宗教和思想流派的教义完全冲突，这种思想上的精神分裂症或内在冲突是难以接受的。我认为它绝非人类理智、理性或人性的本来面目。经济学要有一个坚如磐石的基础，首先必须解决这个思想上的精神分裂症。我们必须问：人类理性的本质或人性的本质究竟要求我们怎么做？解决这个思想精神分裂症的出路在哪里呢？《新经济学》已经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人类经济问题的本质经济学最终或最后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经济学者似乎不愿意去理会甚至懒得去询问和思考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去关心和研究日常经济生活的具体现象就足够了，研究统计数据如何更精确，名词术语定义如何更准确，数学模型如何更精致，包含的变量如何更多，计算和处理的方法如何更简洁，做出的预测与现实的演变如何更贴近，如此等等。实证经济学将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将经济现象当作经济科学研究的客观现象。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去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一个经济问题呢？或者人类为什么会被经济问题所困扰呢？人类经济问题之发生乃是源自人类生存的两个基本事实：人类必须拥有足以保证他生存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能够供给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在任何时刻都是稀缺或不足的。前者被称为需求或欲望的无限性，后者被称为供给或资源的有限性。需求或欲望的无限性与供给或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一对基本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基本的矛盾就是人类所面临或将永远面临的经济问题。供给和需求的

分析架构由此产生，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分析范式由此而生，当代宏观经济模型所谓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或均衡分析范式由此而生，张五常将经济学的最终基础确定为需求定律，亦由此而来。然而，人类所面临的两个基本事实唯有通过供给的均衡来解决吗？舍此没有其他办法吗？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穆勒将经济学问题概括为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马歇尔首次将经济问题视为供给和需求的剪刀问题；马克思则主要将人类经济问题看作是一个阶级问题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或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问题；列昂 · 罗宾斯将经济学问题视为一个选择问题；萨缪尔森将经济学问题分为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科斯和张五常将经济学问题看作合约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他们皆相信价格机制能够解决所有环节的问题，至少是解决所有环节问题的主要方法或最佳方法。米塞斯和哈耶克则对经济学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然则经济问题没有其他视角能够开辟一条新路吗？或者我们可以问，为什么经济学者会有如此众多不同的视角？当然，每一不同的视角就是一个新的思路，足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穆勒以此集古典经济学之大成；马歇尔以此开创供求分析范式；马克思以此开辟剩余价值学说；罗宾斯以此开辟选择理论；萨缪尔森以此将经济学归纳为一个最大化问题；科斯和张五常以此将经济学视作合约选择问题，开创合约分析；冯 · 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将经济学问题视为一个博弈问题，开辟博弈论；哈耶克将经济问题视为一个知识的发现、创造和应用问题；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将经济问题视为一个市场发现和开拓（创造）的问题；熊彼特将经济问题主要看作是一个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凯恩斯则将经济问题主要看作是一个短期需求管理问题；在索罗之前研究增长理论的学者主要将增长看作是一个资本积累或储蓄问题，索罗则将增长主要看作是一个技术进步问题；内生增长理论则主要将增长看作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奈特则主要将经济问题看作是一个消除不确定性或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此外，还有从心理学、

社会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无穷无尽角度来考察经济学的学者，譬如今日大行其道的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凯恩斯 “ 动物精神 ” 被席勒和阿卡洛夫发扬广大 —— 席勒和阿卡洛夫大谈特谈所谓的 “ 欺骗均衡 ” ，理性预期学派对人类预期的深刻把握；以及政治学者从政治制度角度对经济问题的考察，社会学家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问题的考察，生物学家或者经济学者借鉴生物学及其演化理论所创立的演化经济学或生物经济学、借鉴物理学耗散理论或混沌理论所建立的动态演化经济学或将经济学看作一个复杂系统；等等，等等。然则，经济学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视角或角度？有没有一个角度或视角超越一切之上？将所有这些视角统一起来？《新经济学》为此提供的答案就是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此一观察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视角能够将上述所有理论统一起来。因为人的任何行为皆不可能超出人心的道德（精神）创造性和知识（物质）创造性。1. 牟宗三 . 心体与性体：第一册 [M] 15 版 . 台北：台湾正中书局， 2010 ： 10.2.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Bantam Books, 1988, p.226.

参考文献［ 1 ］ 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and Money,Macmillan and Co., Ltd. 1936.［ 2 ］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Wealth of Nations, Methuen and Co., Ltd.［ 3 ］ 伯纳德 · 曼德维尔 . 蜜蜂的寓言 [M]. 肖聿，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5 ］ 熊十力 . 熊十力论学书札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6 ］ 熊十力 . 新唯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 ］ 《象山先生全集》，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 8 ］ 牟宗三 . 中国哲学十九讲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9 ］ 牟宗三 . 圆善论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0 ］ 雷 · 库兹韦尔 . 奇点临近 [M].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11 ］ 熊十力 . 十力语要初续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12 ］ 牟宗三 . 现象与物自身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3 ］ 朱熹 . 四书集注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14 ］ 《坛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易传》等。［ 15 ］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6 ］ 辜鸿铭 . 辜鸿铭文集 [M]. 三亚：海南出版社， 1996.［ 17 ］ 牟宗三 . 心体与性体：第一册 [M]15 版 . 台北：台湾正中书局， 2010.［ 18 ］ 熊十力 . 存斋随笔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9 ］ 牟宗三 . 中国哲学的特质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20 ］ 熊十力 . 佛家名相通释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21 ］ 许良英，王瑞智 . 走近爱因斯坦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22 ］ 许良英 . 爱因斯坦文集 [M]17 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23 ］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Bantam Books,1988.［ 24 ］ St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Science, Reason, and Religion, Basic Books, 2008.［ 25 ］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2011.

［ 26 ］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Press Ltd. 1933.

绪论经济学旨在探索人类经济体系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欲探索经济体系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先洞悉经济体系演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假设和个人局限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将人类经济体系理解为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顾名思义，机械体系没有内生的演化动力，机械体系的运动变化依靠外部动力或外部冲击。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系因外部冲击而偏离均衡状态。真正的经济体系则有一个机制进行自我调节，以重新回归均衡状态。新经济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类经济体系理解为具有内生动力的生命体系。人类经济体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其内生动力就是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我称之为 “ 生命内能 ” 或 “ 创造性内能 ” 。《新经济学》第四卷以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为核心理念，阐释作为一个生命演化体系的人类经济体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第一个基本规律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决定人类生产或供应行为必定日益服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或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人类经济必定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迈向主要或完全依靠知识和智慧的智

能时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中流砥柱 —— 规模收益递减规律—— 只能解释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农耕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一小部分。第二个基本规律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决定人类经济体系必定不断涌现新秩序、新组织、新业态和新的增长动能，决定人类经济体系必定是永远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体系，决定人类经济体系必定是具有面向未来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复杂体系。生命内能是宇宙天地最神奇、最伟大的从无生有的创造性能量，它对抗或抵消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均衡或热寂状态，让人类经济体系永葆创造性活力，永远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静态均衡体系与真实的人类经济生命体系毫不相干，只是一个理论的乌托邦。第三个基本规律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决定人类经济体系是一个持续演化的生命体系。一个持续演化的生命体系展现无限的可能性，具有无限多样的具体的内在规律。我们必须用经济进化论取代经济均衡论，致力于研究和发现一个持续演化的经济生命体系所具有的内在规律。从生命内能、创造性内能、持续演化的角度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经济体系，我们立刻就能明白：新古典经济学的绝大部分理论，包括市场理论、公司理论、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学，对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大体是不相干或毫无用途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个体行为简单加总所构造的宏观经济学尤其浅陋和无稽。真正的宏观现象并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正如生命体系所展现的各种奇妙现象并非单个细胞行为的简单加总一样。譬如，个人局限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并不能

解释经济体系如何会涌现出极富创造性的各种经济组织和超级跨国公司。经济体系里最能彰显和弘扬创造性内能者，就是富有创造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新经济学》第五卷的主题。

第一章人类经济体系演化的基本规律四个基本规律从大历史角度来考察，支配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基本规律有四个：农耕时代或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经济体系所服从的基本规律，即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工业时代的经济体系所服从的基本规律，即规模收益不变规律和规模收益递增规律；信息科技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规律，即技术加速增长或技术指数增长规律；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经济体系则主要或全部服从技术指数增长规律。规模收益递减通常是指生产要素并非等比例增长，即某个或某几个生产要素增长而其他生产要素不增长或不成比例增长时，产出增长的幅度最终必然会小于要素增长的幅度，甚至出现产出不增长反而下降的情形，此时单位产出的成本必然随之上升。典型的规模收益递减发生在农业经济领域。假若有 10 亩土地，最初是 1 个劳动者耕种。随着劳动者数量增长（ 2 个、 3 个、 4 个 …… ），产出将随之增长。起初产出增长的幅度或许会大于或等于劳动力增长的幅度，但之后，产出增长的幅度会逐渐地小于劳动力增长的幅度。最终，随着劳动力的继续增加，总产出不仅不会增长，反而会下降。这是经济学基础教科书里最经常使用的例子，以说明生产函数的边际产出递减或边际成本上升。规模收益递减（或边际收益递减，或边际成本上升）在细节上可以搞得很复杂，然而基本道理很简单，那

就是只要生产要素不能始终等比例增长，并且要素组合的技术不变，那么边际产出最终必定开始下降，或者边际成本最终必定上升。规模收益不变是指当所有生产要素等比例增长时，产出按照同样比例增长。规模收益递增的经典说法是：当所有生产要素等比例增长或者不成比例增长时，产出将以更高的比例增长。譬如所有生产要素同时增长 2 倍，产出的增长将不是 2 倍，而是 4 倍、 8 倍或更高幅度，单位产出的成本则将下降到之前的 1/4 、 1/8 或更低。芯片和集成电路领域著名的摩尔定律被认为是规模收益递增的经典例子。摩尔定律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 · 摩尔提出的一个假设：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大约每隔 18~24 个月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神奇的是，这个预言竟然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定律一样，一直引领着全球 IC （集成电路）和整个 IT （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譬如 2005 年，一张 SD 卡（安全数码卡）容量是 128MB （兆字节）， 10 年后尺寸未变，但容量增长了 1000 倍，达到 128GB （吉字节）。一个预言竟然真的成为一个定律，这是非常奇特的技术进步现象，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惹的祸以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为代表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以规模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该规律有多个名称：边际产量下降规律，边际收益下降规律。发展这套生产理论的核心人物包括马歇尔、弗兰克 · 奈特（ Frank Knight ）、雅各布 · 维纳（ JacobViner ）等。从这个基本理论出发，这些经济学大师推导出的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短期和长期成本曲线，成为新古

典经济学生产理论或供给理论的中流砥柱，至今依然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内容。这套生产理论有三个重要结论：其一，尽管有边际产量下降规律，然而，从奈特开始，经济学者喜欢将总产量曲线画成先弧形上升再弧形下降，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皆先升后降。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如果边际产量下降规律一开始就起作用，那么，总产量曲线应该是弧形似山，边际产量的上升率下降，总产量达到一个顶点，之后曲线下降，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皆向右下倾斜。然而开头那部分边际产量曲线上升，这显然违反或不符合边际产量下降规律。如何解释呢？奈特的解释是生产要素有 “ 团性 ” （ lumpiness 或indivisibility ）。也就是说，一个劳力就是一个劳力，不可以拆开从事生产，而任何生产起码要有一个生产要素单位， “ 团性 ” 存在，所以边际产量曲线是先升后降。张五常不同意奈特的 “ 团性 ” 解释，而是以技术的变动来解释边际产量曲线刚开始的上升和后来的下降。这个解释其实也有问题。因为技术的改变为什么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从而使边际产量曲线一直上升而永远不下降呢？张五常在《经济解释》里以丈量土地为例，说刚开始边际产量上升是因为技术改变，但是 “ 若继续多加人手，软尺还是一卷，无论生产方法怎样变，边际产量是必定会下降的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技术的改变就不能永远使边际产量上升而不下降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技术的改变不能永远使所谓的边际产量下降规律失效，从而永远成为边际产量上升规律呢？当然，技术的改变需要时间，技术的进步没有那么快。然而从逻辑上，我们不能不承认技术的改变原则上可以让边际产量下降规律完全失效。显然，奈特和张五常两位大师 “ 智者千虑，皆有一失 ” 。

其二，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奇怪的时期划分，即所谓 “ 短期 ” 和 “ 长期 ” 的划分。短期有多短，长期有多长，从来没有清楚的界定。凯恩斯继承马歇尔的短期和长期划分，宣称自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分析是短期分析，而 “ 长期我们都死翘翘了 ” 。经济学者和经济学的糊涂账，于斯为甚！将时间上的短期和长期划分应用到生产成本分析上，自然就有所谓长期成本曲线和短期成本曲线。短期成本曲线是说某些生产要素无法改变，边际产量下降规律必定要起作用，所以边际产量曲线必定是先升后降。长期成本曲线呢？所谓长期，就是所有生产要素都能够自由改变，自然就不应该受边际产量下降规律的约束，边际产量曲线就不应该是先升后降，而应该或至少可能是一直上升（边际成本曲线一直下降）。然而，从马歇尔、奈特到张五常的所有经济学者却非要坚持长期成本曲线一定是碗形的 —— 刚开始下降，随后直线，然后上升。非常著名且流行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照本宣科，画出了这条 “ 经典 ” 的碗形长期成本曲线，第一段是边际产量上升或规模收益递增，第二段是边际产量不变或规模收益不变，第三段是边际产量下降或规模收益递减。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中说： “ 内容上，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比短期的有更大的麻烦。问题是这样的。要有多个生产同样物品的人或机构在市场竞争，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一定是要碗形的。若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曲线不断下降，产量愈高售价可以愈低，其他的竞争者不敢问津，垄断是必然的结果。如果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平的，生产者可以是一个或数之不尽，无从决定。这是说，要有生产竞争，而又要决定竞争者之数，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必定要是碗形的。 ”

张五常接着说： “ 困难是这样的。大量生产如果可以减低平均成本，而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是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没有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那么不断地增加生产，平均成本充其量是平的，不会上升。这样，不会有多个竞争产出者。传统的挽救方法，说若产量不断上升，企业管理能力（ entrepreneurial capacity ）总会出现问题，所以平均成本就上升了。这个解释不可取，因为管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既然长期是让所有要素增加，增加管理有何不可？ ”张五常教授的上述分析旨在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非要坚持画出一条碗形的长期成本曲线呢？理由是：若长期成本曲线不是碗形，就会出现垄断或自然垄断，就不是一个竞争的经济体系了。为了证明竞争经济体系的优越或有效率，新古典经济学者绞尽脑汁，非要凭空证明长期成本曲线是碗形的。这正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 非要曲解真实经济世界以符合自己头脑里假想的理论，而不是尊重真实世界而放弃那套虚幻的理论。第二，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者画不出一条碗形的长期成本曲线呢？张五常说： “ 我认为解释长期成本曲线是碗形的整个困难，是经济学者作茧自缚，坚持着一些假设，而在这些假设下，碗形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不能成立。他们或明或暗地用上四个假设：（一）生产的方法或技术不变；（二）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三）生产要素是以同效率的单位（ effi ciency unit ）来量度（生产效率一半，算半个单位）；（四）增加任何要素没有任何困难（交易费用是零）。 ”张五常接着说： “ 都是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al economics ）的传统惹来的祸。 ”随后张五常引述他的老师阿尔钦的文章《成本与产出》（ Costsand Outputs ， 1959 ）中的分析和赫舒拉发（ Jack Hirshleifer ）的补充，

加上他自己的见解，画出了一条碗形的成本曲线。张五常总结说： “ 不分长、短期，不约束生产方法，不固定生产要素之价，不界定要素的效率单位，引进熟能生巧，面对交易费用，加进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让量与率齐升 —— 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的。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穿过碗底，而多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横加起来，就是市场的供应曲线了。 ”行笔至此，我不禁置笔兴叹！以张五常教授八斗之才，总算是挽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曲线和供应曲线，从而挽救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架构。假若真的画不出一条碗形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也就画不出供应曲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架构不就轰然倒塌了吗？兹事体大，是故张五常教授条分缕析，长途跋涉，终于为新古典经济学画出了这条至关重要的碗形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架构轰然倒塌然而，如果我们反问：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允许垄断或自然垄断的存在？为什么非要用那个供求分析架构来分析市场行为或价格行为？如此一问，我们立刻就明白，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生产理论试图画出碗形长期成本曲线和供应曲线的努力，实在是强人所难，毫无必要！放眼世界，垄断无处不在。就算是街头小贩，也有那么一点儿 “ 垄断 ” 的意思，天底下能够找到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小贩吗？不能。更为重要的是，全世界所有产业都由垄断者支配和主导，哪里有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呢？很多产业别说完全竞争，连部分竞争或不完全竞争都谈不上。今日人们热衷谈论的 “ 独角兽 ” 企业，不就是一种完全垄断吗？

经济学者如何解释司空见惯的垄断现象或 “ 独角兽 ” 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由此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生产行为的分析几乎是一种幻觉，与现实完全脱节。真实世界到处是垄断，到处是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加速增长或技术指数式增长。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概念，真实世界的企业成本曲线完全有可能是一条持续下降的成本曲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解释无处不在的垄断、 “ 独角兽 ” 企业、规模收益递增和锁定现象呢？实际上，只要我们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那套假设，诸如规模收益递减、凹形效用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式生产函数等，引入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教育的积累效应、专业分工等，特别是只要我们引入人的创造性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就很容易知道生产者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可以是一条持续下降的曲线。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各种生产方式共生共长，甚至一个公司内部的不同生产环节也可能遵循不同的规律。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增和技术指数式增长同时存在于一个经济体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正如生物体系里不同的物种同时存在，共生共长。高度依赖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行业（农、林、牧、副、渔和矿产资源行业）主要服从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大多数工业领域服从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递增规律；信息科技行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则主要服从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简言之，技术和知识含量越高的行业，其发展演化就越符合规模收益递增和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所以我们看到软件、芯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和锁定现象最为普遍。随着人类经济日益迈向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时代，规模收益递增和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日益成为支配人类经济体系的主要规律，这是

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的根源则是人的无限创造性。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深入研究人的无限创造性的内在规律及其无限多样的表现形态。摩尔定律和人的无限创造性为什么说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的根源是人的无限创造性？我们且以著名的摩尔定律来说明。摩尔定律被认为是规模收益递增和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最经典的例子。《奇点临近》的作者雷 · 库兹韦尔（ Ray Kurzwell ）写道： “ 技术的不断加速是加速回归定律的内涵和必然结果，这个定律描述了进化节奏的加快，以及进化过程中产物的指数增长。这些产物包括计算的信息承载技术，其加速度实质上已经超过了摩尔定律做出的预测。奇点是加速回归定律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研究这一进化过程的本质属性非常重要。 ”库兹韦尔说，服从加速回报定律（也就是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的技术领域非常广阔，摩尔定律则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技术指数增长现象。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集成电路的主要发明者和英特尔公司的主要创始人戈登 · 摩尔做出一个预言：每隔 24 个月，我们可以在集成电路上集成至少等于现在 2 倍的晶体管（摩尔最早预言是 12 个月）。集成的晶体管越多，电子的传导距离越短，电路运行就越快，整体计算能力也就越强大。结果就是计算机的性价比呈现指数式增长，计算机性价比翻倍的速度（每 12 个月翻一番）远快于范式迁移的速度（ 10 年翻一番）。信息技术在性价比、带宽、容量等方面增长一倍的时间都只需要一年。

库兹韦尔以亲身经历说明信息技术的指数式增长是多么惊人。1967 年，他使用售价高达数百万美元的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7094 计算机，内存是 32KB （千字节），处理器速度是 1/4MIPS。到2004 年（库兹韦尔写作《奇点临近》一书的时候），他使用一台售价2000 美元的个人计算机， 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达到几个 GB （吉字节），处理器速度为 2000MIPS 。 20 世纪 60 年代， IBM 计算机的价格是个人计算机的 1000 多倍。简单计算就知道， 2004 年的个人计算机性价比是 20 世纪 60 年代 IBM 计算机的 800 万倍。也就是说，个人计算机计算能力 MIPS 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只有 20 世纪 60 年代 IBM 计算机的八百万分之一。如果考虑货币的贬值，计算能力单位成本的下降还要大得多。2004 年，计算机处理器的处理能力达到 2000MIPS ，处理成本下降到 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的 1/224，意味着性价比在 37 年间翻了 24 番，大约每 18.5 个月翻一番。此外，存储容量增长了近 2000 倍，指令集更高效，通信速度更快，软件功能更强大，其他方面的性能也都有大幅度提升。如今，《奇点临近》一书已出版近 20 年，人类信息技术的进步则按照指数式增长规律飞速迈进。今天，任何一部智能手机的功能都比21 世纪初期个人计算机的性能强大无数倍，背后的驱动力量就是摩尔定律。那么，摩尔定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定律呢？迈克尔 · 马隆（ Michael S.Malone ）长期近距离观察和报道硅谷所发生的一切，出版过多部研究和记录硅谷创新历史的著作。 2014 年，马隆出版《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一书，书中有大量篇幅深入阐释摩尔定律。请允许我引用他的精彩论述：今天，全世界的小学生都在学习简化版的摩尔定律。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都已经吸收了摩尔定律的基本思想，知道我们确实生

活在一个超乎想象的、永不停息的急速变化的世界里。今天，全球经济建立在摩尔定律的基础之上，摩尔定律决定了现代人类生活的节拍。假若摩尔定律某一天突然停顿，整个人类将立刻陷入生存危机。这样的生存危机甚至有可能持续数代人并导致人类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和重塑。幸运的是，尽管戈登 · 摩尔早期曾经预测变化的速度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缓慢下来，摩尔定律却一直持续发挥作用直到今天。今天的存储芯片已经能够存储超过一万亿比特信息，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数字时代至今所发生的一切，从计算器到互联网到智能手机到平板电脑，全部都遵从摩尔定律所确定的路径。直到大约 2005 年，摩尔定律那条曲线开始弯曲成为几乎一条直线，这预示着：尽管摩尔定律在过去半个世纪给世界带来全方位的、革命性的变化，然而真正的变革还在未来。或许所有的变化都正在朝着奇点迈进，那就是科学家库兹韦尔所定义的奇点。依照库兹韦尔的定义，这个奇点就是计算机和人合二为一。但是，即使这个奇点永远不出现，最新的产业预测也认为，到 21 世纪中叶，摩尔定律将一直发挥作用，直到单个芯片（如果那时还是采取目前这种芯片形态）的处理能力能够达到或超过今天全世界所有存储芯片和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的总和。这种情景当然已经完全超过我们最大的想象力。不过，不要忘了，今天孩子们的智能玩具的信息处理能力比摩尔定律刚刚提出时全世界所有半导体芯片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总和还要大！未来历史将会认为这个奇迹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摩尔定律预言了这个奇迹的发生，并激励这个奇迹成为现实。这个奇迹将人类生活跃升到一个崭新的轨道，完全不同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创造的人类生活，它对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全面得多。

迈克尔 · 马隆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摩尔定律和信息科技革命奇迹之后，笔锋一转，开始触及那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摩尔定律所带来的人类生活转型是如此巨大和如此持久，一个基本原因竟然是：摩尔定律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定律。戈登 · 摩尔本人就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基本事实。相反，摩尔定律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定律，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契约，是半导体行业和全世界达成的一个协议。半导体行业承诺尽可能持续努力将行业的发展维持在摩尔定律所说的轨道上，其他行业则承诺为半导体行业的令人窒息的惊人成就买单。摩尔定律之所以发挥作用，并非它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内在规律。相反，如果明天早晨世界上那些芯片巨头决定停止推进技术进步，那么明天晚上摩尔定律就会宣布破产，未来数十年时间里，人们将为应对摩尔定律破产所引发的后果而忙个不停。简言之，摩尔定律之所以持续发挥作用，是因为每天、每时、每刻，全世界数十万人 —— 包括科学家、设计者、模具制造者、抛光工程师、程序设计员、英特尔职员 —— 全力以赴，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能量，将摩尔定律的预测不断转化为现实，不断推向前进。每天都进步那么一点点，持之以恒。人们很难完全理解，激励和推动英特尔公司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相当一段时间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的内在动力，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公司是摩尔定律发明者的 “ 娘家 ” ，而且因为自从它创立之日起，英特尔公司就决心成为这个定律的实践者或诺言的坚定履行者。无论公司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宁愿公司灭亡，也要拼命实现摩尔定律的诺言。马隆的上述分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作为信息科技时代最重要的定律，以及技术指数式增长标志性的定律，摩尔定律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科学规律，而是一个完全依赖人的信念、想象力、忘我的奋斗精

神和无数人集体努力的主观规律。这真是太神奇了。这不正是人的无限创造性决定世界运行规律的最生动例证吗？要深入理解人的无限创造性，我们首先就要深入认识生命的本质。认识生命的本质，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使命和终极目的，为此，我们需要吸收人类所有科学门类所发现的规律和开启的智慧。1.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67.2. 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homson South-Western ， 2004 ， p.282.3.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72.4.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73.5.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73.6.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73.7.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79.8. 雷 · 库兹韦尔，奇点临近 [M].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 19.9. MIPS,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的缩写，直译为单字长定点指令平均执行速度，意指每秒处理的百万级的机器语言指令数。 —— 编者注10. Micheal S.Malone, The Intel Trinity: How Robert Noyce, Gordon Moore, and AndyGrove Buil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mpany. Harper Business ， 2014 ， p.112–113.11. Micheal S.Malone, The Intel Trinity: How Robert Noyce, Gordon Moore, and AndyGrove Buil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mpany.Harper Business ， 2014 ， p.113–114.

第二章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定律的普适性爱因斯坦曾经如此赞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普适性： “ 一个理论的假设越简单，它所涵盖的事物范围越广泛，它所运用的领域越宽广，该理论就越令人印象深刻。经典热力学定律就给我以如此深刻的印象。我坚信，就其内容的普适性而言，热力学定律是唯一最具普适性的物理学理论，在其基本概念的运用范围和运用架构之内，热力学定律永远不可能被颠覆。 ”爱因斯坦所赞美的具有唯一普适性的热力学定律通常被认为是三个定律或四个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即人们非常熟悉的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具有多种表达方式，下文详论。热力学第三定律，是指当热力学温度达到零度（绝对温度 T=0 ）时，一切完美晶体（没有任何缺陷的规则晶体）的熵值等于零。根据热力学第三定律，利用量热数据，可计算出任意物质在各种状态（物态、温度、压力）的熵值。这样定出的纯物质的熵值称为量热熵或第三定律熵。热力学第三定律还有一种表述法，那就是绝对零度（ –273 ℃ ）时，物体将失去所有能量。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将任何物体的温度降

低到绝对零度以下。此外，科学家有时还谈论一个 “ 热力学第零定律 ” ，它描述的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所有物体或系统构成部分的热能必然达到均等状态。其实热力学第二定律已经包含此含义。我们此处讨论的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对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的意义。热力学定律为何具有如此深刻的普适性？如果热力学定律对自然物理现象或生命现象具有唯一的普适性，那么热力学定律是否也能运用到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我们是否能够运用热力学定律来阐释人类社会特别是经济体系中的重大现象？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含义熵是颇为神秘且模糊的概念。 1865 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首次提出 “ 熵 ” 的概念。他给熵的定义是：一个封闭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熵等于其总能量除以系统的均衡温度。自从克劳修斯提出熵的概念以来，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深入思考或借用过这个概念。然而，奇怪的是，至今科学家对熵的准确和具体含义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许多顶级科学家也认为熵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概念。譬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原子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之一阿诺尔德 · 索末菲（ Arnold Sommerfeld ）就曾讲过这样一番话：热力学是一门颇为有趣的学科。当你第一次系统研究它时，你发现完全不明白。当你再次系统研究它时，你觉得已经完全明白了，除了一两个小小的问题之外。然而，当你第三次系统研究它时，你又觉得自己完全不明白了。但是，到这个时候你已经无所谓

了，你已经如此习惯热力学的那些概念和理论，以至它们不再让你感到困惑了。当索末菲讲这番话的时候，他心中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个被称为熵的东西！无独有偶， 1949 年，当克劳德 · 香农（ Claude Elwood Shannon ）努力研究通信的数学原理之时，他希望找到一个术语来定义他所研究的那个量，也就是信息量。百思不得其解之时，香农问计于冯 · 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 ）。冯 · 诺依曼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现代计算机之父和极少数全能科学家。冯 · 诺依曼给香农的建议是：将那个量称为 “ 熵 ” 。香农后来回忆说：我最大的困扰是如何给这个量取个名字。我想称之为信息，但是这个名词被过度使用了，所以我决定称之为不确定性。当我和冯· 诺依曼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主意。冯 · 诺依曼对我说： “ 你应该称之为 ‘ 熵 ’ 。理由有两个：其一，你所写的那个定义不确定性的方程，统计力学早就使用了同样的方程和定义，所以它已经有了一个名称；其二，也是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没有人真正明白熵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如此定义那个量，在学术辩论的时候就总会占据优势！ ”冯 · 诺依曼确实不凡！香农给他的信息量所赋予的数学公式，与美国著名物理化学家约西亚 · 威拉德吉布斯给熵所赋予的数学公式一模一样。香农所研究的信息量原来就是 “ 熵 ” ！正是这个定义使香农的硕士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成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这篇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论文为今天人类的信息时代奠定了理论基础，堪称是所有硕士论文里最伟大的一篇！

那么，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从克劳修斯的原始定义开始讨论。显然，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封闭系统，其熵值能够被精确定义。首先，一个封闭系统的能量是恒定的（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其次，一个封闭系统到达均衡状态时，其温度必定达到最低水平，而且系统内部每个点的温度必定完全相同，否则系统依然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根据克劳修斯的经典定义，唯有达到均衡状态的封闭系统或孤立系统，其熵值才能够被精确定义。一个开放系统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其吸收或释放的能量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系统内部每个点或每个部位的温度也存在差异。因此，一个开放系统即使原则上能够定义熵，实际上也无法精确计算其熵值，因为系统的能量和温度皆无法精确定义或计量。一个未达到均衡状态的封闭系统或孤立系统，原则上可以定义每时每刻的熵值，因为系统总能量不变，系统每时每刻的温度可以取每个时刻系统温度的平均值（尽管每个点或每个部位的温度有差异）。因为封闭系统能量守恒，达到均衡状态之前，系统的温度总是处于不断降低的过程，因此，封闭系统的熵值总是不断增加。这应该是封闭系统或孤立系统永远熵增的基本含义。然而，能量除以温度所获得的熵的计量单位是每热力学温度（每单位温度）多少焦耳（焦耳是能量的单位）。这个单位颇为奇怪，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我曾经翻阅多部讨论熵、熵增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著作，对熵的计量单位具体含义的论述皆语焉不详。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很少人去深刻思考的问题：温度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每天都关心温度，都必须和温度打交道（譬如，每天我们必定关心天气或自己的体温），但温度究竟描述的是什么却总是模模糊糊的。我自己的理解是：温度是一个系统（任何系统）的状态变量或热力学状态变量，即温度是从热力学角度描述一个系统的状态。当然，描述一个系统的状态有许多变量，譬如一个系统的质量或总重量、运

行速度、包含的个体数量（分子、原子或基本粒子的数量）等。温度则是描述一个系统的热力学状态的变量，也是一个状态变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克劳修斯对熵的定义的具体物理学含义：熵是对应每个不同的热力学状态所蕴含或吸收的能量分布状态或势能状态。根据封闭系统能量分布形态，温度越高时，系统内分子（个体）处于高速运转的个数较多，即有更多的个体具有将能量传递到温度较低个体的势能，系统能够做更多的功。随着温度逐渐降低，系统内每个个体的温度逐渐趋于相同，直至每个个体（系统的每个点或每个部位）的温度完全相同，系统不再有任何势能，即系统不再能做任何功，整个系统处于完全静止或毫无生机活力的状态。熵与系统的势能或做功的能力成反比。当系统温度无穷大时，熵值为零，系统具有无穷的势能或做功的能力。当系统温度很低或为零（绝对零度）时，熵值无穷大，系统没有任何势能或做功的能力。因此，对于一个孤立系统或封闭系统（如整个宇宙）而言，温度必定从高到低，最终走向系统内每个个体（每个点或每个部位）温度完全相同为止。此时每个个体的温度就是系统的温度，也是系统所能达到的最低温度。所以，一个孤立系统或封闭系统的温度总是越来越低，意味着系统内每个个体之间的温度差异越来越小，直至每个个体的温度完全相同，没有任何能力做任何功。对于一个封闭系统或孤立系统而言，温度越高则意味着能做越多的功，温度越低则能做的功就越小。这就是系统的状态变量。“ 热寂 ”“ 熵死 ”“ 热力学均衡 ” 的基本意义就是系统完全丧失了做功的能力，系统无法再创造任何新的活动或事物。对于一个生命系统而言，系统已经没有任何生命活力了。量子力学奠基人薛定谔对熵增或熵减有精彩论述： “ 当一个非活的系统被孤立出来，或把它放在一个均匀的环境里，由于各种摩擦阻力

的结果，所有的运动都将很快地停顿下来；电势或化学势的差别消失了；倾向去形成化合物的物质也是如此；温度也由于热传导而变得均一了。此后整个系统衰退成死寂的无生气的一团物质。这就达到了一种持久不变的状态，其中不再出现可观察的事件。物理学家把这种状态称为热力学平衡，或 ‘ 最大熵 ’ 。 ”薛定谔的论述极具价值和启发性，因为克劳修斯、玻尔兹曼和吉布斯对熵的定义并不那么直观和容易理解。克劳修斯的熵的定义是能量与温度之比，这个变量究竟是什么含义并不十分清晰。我之前试图对克劳修斯的熵的定义给出一个新的阐释。克劳修斯称之为 “ 系统的转换内容 ” （ the transformation content of the body ），其实就是衡量系统状态的一个变量。克劳修斯虽然给熵一个数量化的定义，却没有给熵任何清楚的阐释。正如物理学者利昂 · 库珀（ Leon Cooper ）所说： “ 克劳修斯发明了一个新词：熵，他没有从当时物理学习以为常的语言里选择一个熟悉的词来表达他的意思（譬如采用丢失的能量）。他成功地发明了熵这个新词，其意义对每个人都一样，那就是什么意义也没有！ ”全力鼓吹取消 “ 熵 ” 这个词和概念的以色列化学家阿里耶 · 本 – 纳伊姆（ Arieh Ben-Naim ）赞同这个说法，他认为熵这个概念不仅对物理化学的门外汉不知所云，甚至许多专攻热力学的科学家也不清楚是什么含义。人们可以用温度和能量等熟悉的数量来定义和计算熵，却完全不明白计算出来的那个数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自从克劳修斯提出熵的定义以来，它就成为科学史上最神秘和最难准确界定的概念。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多种定义

综观众多物理学家对熵的理解和阐释，概而言之，熵至少有如下几种阐释。其一，熵是衡量一个系统状态的变量。这是克劳修斯的原义。然而，所衡量的是系统的什么状态呢？克劳修斯表述不详。根据此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表述为：任何封闭系统的熵值总是趋于最大或必定达到最大值。其二，熵是衡量一个系统迈向均衡状态的趋势或方向，所谓熵增就是系统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此概念也从克劳修斯的定义引申而来。根据此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表述为：任何封闭系统总是从非均衡状态迈向均衡状态。据此我们立刻就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所讨论的经济体系必定是一个封闭经济体系。其三，熵是在能量转换为功的过程（做功的过程）中所损失的能量，或者能量转换过程中转变为无效的能量。公式表达为：总能量 = 有效功（有效能量） + 无效能量（熵）随着一个系统趋近或达到均衡，系统的全部能量全部变为无效能量，系统再也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的工作，即：总能量 = 无效能量（系统最大熵值）根据此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任何封闭系统的全部能量必然转化为无效能量，任何封闭系统必然达到不会产生任何新现象和新事件的状态。其四，熵是衡量一个宏观系统可能具有的微观状态个数的变量。这是玻尔兹曼和吉布斯对熵的经典定义。根据此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表述为：任何封闭系统的每个个体最终必然达到完全相同的状

态，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完全消失。根据此定义，我们立刻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体系就是一个无差别，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完全消失的经济体系。其五，熵是衡量一个系统不确定性的变量，这是从玻尔兹曼和吉布斯经典定义里引申而来。根据此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表述为：任何封闭系统必然迈向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六，熵是衡量一个系统所含有效信息的变量。熵增的过程就是系统有效信息不断减少的过程，熵减的过程就是有效信息不断增加的过程。当系统熵达到最大值时，系统不再有任何有效的信息，也就是薛定谔所说的 “ 系统再也不会出现可以观察到的事件 ” 。此定义是从香农经典的信息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根据此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表述为：任何封闭系统必然迈向不再产生任何有效信息或有用信息的状态，系统不再出现任何可以观察到的事件。其七，熵是衡量一个系统从有序迈向无序的状态变量，即衡量系统无序状态的变量。这是许多物理学家对熵的理解。根据此定义，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任何封闭系统总是必然从有序迈向无序。譬如，大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斯蒂芬 · 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中写道： “ 熵是量度系统无序状况的指标。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说一个孤立系统具有变得越来越无序的必然趋势。海洋所有的热量都流向大西洋意味着有序的增加，所以它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温伯格在另一部著作《最初三分钟》里写道： “ 熵是统计力学的一个基础变量，它衡量一个物理系统的无序程度。 ”美国著名学者和传记作家艾萨克森在《爱因斯坦传》里也如此阐释熵的概念： “ 热力学第二定律有许多等价的表述方式。一种表述方式是：热总是自然地从热的物体流向冷的物体，不会反方向流动。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利用熵的概念。熵是描述一个系统的无序和随机程度的物理量。任何系统的自发运动总是趋向熵增。 ”

以研究非平衡态热力学并提出耗散结构结论驰名于世、荣获诺奖的普里戈金也是从无序角度阐释熵，他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里多次说熵增就是 “ 系统产生无组织性 ”“ 系统出现耗散或消费 ”“ 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被理解为从有序到无序的一种演变 ” 。美国著名学者里夫金 1980 年出版一部颇为轰动的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同样将熵增等同于无序： “ 熵定律还能以如下方式表述：一个封闭系统的所有能量必然从有序状态迈向无序状态。最小熵状态是能量集中度最高的状态，是有效能量最大的状态，也是最有序的状态。相反，最大熵状态则是有效能量完全消散的状态，也是最无序的状态。 ”然而，有许多科学家却极力反对从 “ 有序到无序 ” 的角度来理解熵。譬如以色列科学家奥代德 · 卡夫里（ Oded Kafri ）和阿里耶都极力反对将熵理解为无序的量度。卡夫里在著作《熵：上帝掷骰子的游戏》中写道： “ 玻尔兹曼错误地将熵的含义理解为无序的量度，此错误阐释至今依然误导我们。熵只是不确定性的量度，不是无序的量度。 ”阿里耶更是激烈地反对将熵增理解为无序的增加，将熵理解为无序的量度： “ 将熵增定义为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说好一点是误导，说糟一点是错得离谱。我们不能用无序来解释或理解熵，哪怕是从性质上理解也不对。 ”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将熵增、不确定性、无序等价起来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借鉴熵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诸多现象尤其是经济体系的现象非常重要。玻尔兹曼和吉布斯给熵的经典定义的核心概念是所谓系统的微观状态数目。假若系统有 N 个个体（如构成系统的分子数目或经济体系里的参与者数目），什么条件下系统的微观状态数目将达到最大呢？那就是系统的每个个体处于任何状态的概率完全相同。

易言之，没有任何个体具有特殊性，每个个体皆完全同质或等价，尤其是每个个体的势能或化学能完全相同，从而不存在高势能个体向低势能个体转移能量同时做功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化学反应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完全竞争均衡其实就是一种熵值最大的状态，即每个个体完全相同的状态。薛定谔的描述正如前文所述，清楚地阐述了熵值最大化的条件及其各种特征：一个非活的且孤立的系统；所有运动都停顿下来；势能或化学势的差别完全消失；温度变得完全均匀；系统变成毫无生机、死气沉沉的一团物质；系统不再会出现任何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或运动；熵值最大化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状态。薛定谔所阐述的各种特征皆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熵增或熵值最大化的最佳描述。薛定谔还有一段非常精彩而重要的论述： “ 有机体都是靠负熵为生。 ”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具有普适性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什么具有爱因斯坦所说的普适性？为什么我们能够将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概念用于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演化？概而言之，理由如下。其一，熵是描述系统状态的变量，热力学第二定律则是描述系统状态变化的方向。所谓系统并不限于自然物理系统。宇宙天地间一切系统，从一滴水到我们的身体、家庭、公司、政党、国家、国别经济和全球经济，再到一切有机体或无机体系统、地球生态圈乃至整个宇宙，皆是一个系统。系统的概念无所不包，是故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用于描述和分析一切系统，所以具有最广泛的普适性。其二，熵增和熵减是决定任何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无序、从混沌到有序、从有序到混沌的两种能量。这两种相反相生、相

辅相成、共生共长的能量正是一切系统演化的本质，也正是生命的本质。恰如中国古代伟大圣哲以阴阳来表征宇宙自然、世间万物演化的两种力量一样，只不过物理学家将熵增或熵减给以明确的数量化的定义，让两种定义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操作性。其实，阴阳就是生命演化的两种相辅相成、相反相生、共生共长的力量。阴就是熵增，阳就是熵减。整部《周易》就是描述生命系统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各种形态。大哉！《周易》之为书也。所以《周易》为诸经之王、学问之母。熵增、熵减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普适性正如阴阳概念的普适性一样。其三，从本质上说，克劳修斯的熵定义、玻尔兹曼的熵定义、吉布斯的熵定义是等价的。熵增、不确定性和无序是同一个含义。不确定性、有序、无序等概念正是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现象所必需的基本理念。正是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具有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普适性，它们对于我们理解任何生态体系或生命体系，尤其是理解人类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view. The Viking Press, 1980 ， p.43.2. Oded Kafri and Hava Kafri, Entropy: God’s Dice Game.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Publishing Platform ， 2013, p.1.3. Oded Kafri and Hava Kafri, Entropy: God’s Dice Game.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Publishing Platform ， 2013, p.1.4. 埃尔温 · 薛定谔 . 生命是什么 [M]. 罗来鸥，罗辽夏，译 .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 68.5. Arieh Ben-Naim, Discover Entropy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orldScientifi c ， 2010 ， p.6.6. Arieh Ben-Naim, Discover Entropy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orldScientifi c ， 2010 ， p.6.7.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teLaws of Nature. Vintage Books, 1994, p.39–40.

8.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BasicBooks, 1988, p.94.9.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 Schuster ， 2007, p.69–70.10.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11.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view. The Viking Press, 1980, p.39.12. Oded Kafri and Hava Kafri, Entropy:God’s Dice Game.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Publishing Platform, 2013. p.61.13. Arieh Ben-Naim, Discover Entropy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orldScientifi c,2010, p.13.14. 埃尔温 · 薛定谔 . 生命是什么 [M]. 罗来鸥，罗辽夏，译 .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 70.

第三章生命和创造的本质：负熵薛定谔论生命的本质20 世纪 50 年代，量子力学奠基人薛定谔就生命的本质发表了一系列著名演讲，后来结集出版，题为《生命是什么》。 DNA （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詹姆斯 · 沃森（ James Dewey Watson ）在他的科学自传《双螺旋》里曾经说，正是在薛定谔《生命是什么》这部小册子的鼓舞和激励之下，沃森和一批年轻学子以最大的激情投入生物学的研究，以探索生命的本质。沃森和克里克正是在全球追寻生命之谜的奥林匹克竞赛里获得桂冠，从此名垂青史。薛定谔将生命活力或生命的本质称为负熵，并且他给出了一个计算方程式：假如 D 是无序性的量度，它的倒数 1/D 就可作为有序性的一个直接量度。因为 1/D 的对数正好是 D 的负对数。玻尔兹曼方程式可以写成这样：负熵 = kln （ 1/D ）薛定谔说： “ 一个生命有机体具有推迟趋向热力学平衡（死亡）的奇妙的能力，如何根据统计学理论来表达这种能力呢？我们前面说过： ‘ 生命以负熵为生 ’ ，就像是活有机体吸引一串负熵去抵消它在生

活中产生的熵的增量，从而使它自身维持在一个稳定而又低熵的水平上。 ”薛定谔还将负熵称为 “ 序的量度 ” ，他认为生命是凭借从外部环境吸收 “ 序 ” （譬如高度有序的物质，如食物）来维持生存。薛定谔的负熵就是熵减，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恰好相反。负熵是生命活力之源，正熵则是生命衰亡之源。生命就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抗拒或否定。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美国的科技主义文化群体将生命力称为 “ 外熵 ” 。他们给外熵的定义是：生命系统或有组织系统内的智力、功能秩序、活力、能量、经验以及能力，还有改进和成长的动力。这个定义显然过于宽泛且模糊不清，不过其内涵与薛定谔所定义的负熵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极具启发性。生命内能我认为薛定谔所说的负熵或生命从外部吸收序来维持低熵或生存，只是道出了生命本质的一部分，而且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对抗熵增（无效能量增加或负能量增长）的熵减或负熵，本质上是一种 “ 无中生有 ” 的生命内能，这就是薛定谔所说的 “ 一个生命有机体具有推迟趋向热力学平衡（死亡）的奇妙的能力 ” 。这种奇妙的能力就是生命 “ 无中生有 ” 的能力。生命能量的最神奇之处是 “ 无中生有 ” ，人世间无限丰富的人类智慧创造物皆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也就是 “ 从无序创造有序 ”“ 从混沌创造有序 ” ，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天地万物以无限多样的生命形态或无限多样的有序状态。

正是这种无中生有的神奇的生命力量对抗或抵消热力学第二定律，让宇宙天地充满无限生机，让人类社会充满无限活力，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让社会财富持续增长，让人类不断迈向文明和高尚之境。我们可以将这种神奇的生命能量称为生命内能，以区别我们日常所说的各种物质能量。生命或人的无限创造性并非简单地吸收外部序（薛定谔所说的外部具有高度秩序的物质）或外部能量，生命吸收的外部能量还需要转化为生命内能，或支持、辅助、滋养生命内能。生命内能则是生命原本就有的，只需要激发、激励、凝聚、弘扬和光大。这种生命内能也可以理解为佛家主张人人皆能成佛、儒家主张人人皆能成圣人、道家主张人人皆能成真人、基督教主张人人皆能成为基督徒的内在根据或内在能量源泉。这种生命内能就是孟子所说的 “ 良知良能 ” ，一旦激发出来，则若 “ 原泉混混 ” ， “ 沛然莫之能御 ” 。这种生命内能就是陆象山所说 “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的那种普遍的、内在的无限潜力。这种生命内能就是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其一》诗里所说 “ 抛却自家无尽藏 ” 的那种生命能量的 “ 无尽藏 ” 。这种生命内能就是从古希腊哲人直到康德所说的 “ 生命智慧学 ” 的内在根源。这种生命内能就是康德所期望的 “ 理想哲学家 ” 所赖以成功实现的内在动力。这种生命内能也就是我在《新经济学》第三卷所详细论述的 “ 心之力 ” ，就是《中庸》所说的 “ 赞天地化育 ”“ 与天地参 ” 的无穷能量，就是《周易 · 系辞上》所说的 “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 的那种无远弗届、无处不在、彻天彻地、贯古通今的伟大力量。它无象无形，却无处不在；它无声无臭，却察乎天地。它正是宇宙天地、人生社会的最大秘密。科学家至今发现了自然界的四种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力和引力。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其实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弯曲效应。科学家致力于将这四种力完全统一起来，用大统一理

论完整解释支配宇宙变化的所有力量。四种力是自然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都是一种 “ 外力 ” 。四种外力可以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态。生命内能第一是一种内力，是生命能够自定方向、自我觉醒、自我精进、自强不息，直至生命最高境界的内在动力。生命内能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态，最重要者有五种生命内能：一是愿力，二是专注力或定力，三是想象力，四是领导力，五是协同力。第一，生命内能就是心的创造性或精神的创造性的最根源的动力，它是生命原来就有的。生命具有自发自在的熵减，这是生命内能的作用。一切创造本质上都是熵减。最高级的创造是宗教激情和思想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它是人类追求永恒的内在动力，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乐土、永恒的秩序所激发的创造性或创造力，是生命内能里最为奇特和强大的力量。第二，生命内能是理性思维层面的创造力，也就是源自纯粹思维，能够创造伟大科学成就和思想成就的那种能量，譬如康德的哲学体系、爱因斯坦的成就等所彰显的创造力。第三，生命内能是艺术或美的创造力。第四，生命内能是制度和典章文物的创造力。第五，生命内能是器物或物质层面的创造力。生命内能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态，可以无限细分。生命内能无限多样的表现形态，是一切科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熵增和熵减的本质

经过多年思考，并体悟生命内能的无穷和伟大，我尝试从能量和物质转换的角度来理解熵增和熵减的本质。宇宙和生命运行的本质是能量与物质的转换。物理学最基本的两个定律分别是物质守恒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合起来称为质能守恒定律。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背后的基本哲理深邃高妙，它揭示了物质和能量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个硬币就是宇宙的本质，就是宇宙自然、大千世界、人类社会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物质还是能量？是物质还是精神？精神就是能量。爱因斯坦以精确的数学表达公式无可争辩地告诉我们，物质和能量相互转化，能量即物质，物质即能量；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可以转化为我，我可以转化为你。宇宙是物质也是能量，是能量也是物质。什么是能量？很难定义。凡能驱动世界一切运动变化、演化、进化的力量即是能量。因此，能量绝非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煤能、电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原子能、生物能等，思想、精神、知识、智力、智慧等人类一切精神和意志皆是能量，而且是更加重要的能量。如若没有人的精神、意志、愿景、预期、思想、智慧，宇宙一切和大千世界则根本就不会存在。是故，宇宙是物质也是精神，是精神也是物质。依此而论，人类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原本是毫不相干或根本不对题、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宇宙的本质既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而是物质即精神，二者相反相成、相克相生、相互融合。当然，从生命演化的角度看，精神起主导作用，是主导力量。所谓 “ 唯 ” ，非唯一之义，乃是主导之义。

据此，我们可以将熵理解为质能一体的总称。正熵或熵增是能量转化为物质的速率或速度，负熵或熵减则是物质转化为能量的速率或速度。任何生命体或组织系统，必然是物质和能量的有机统一体或辩证统一体。一个生命体假若只有物质，没有任何能量涌现、发动或内在地起作用，则此生命体就已然死亡，不再是生命体了，只是一堆毫无生机活力的无机物。相反，一个生命体假若只有能量，没有任何物质形态或载体以承担或表现能量的涌现、发动和作用，则此生命体只是超越意义或形而上意义的生命体，而不是我们人类能够观察研究和模仿学习的生命体。因此，任何现实的生命体或生命系统，都必然是物质和能量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动态有机体。生命体时刻处于变化或转换之中，未有一刻能够停息。停息就意味着死亡。佛家论诸行无常，是对生命演化本质的精彩描述。物质和能量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非平衡状态或耗散结构中，生命本质上就是质能相互转换的耗散结构。在一个生命体系或组织体系的全部生命周期里，两股熵流（正熵和负熵）此消彼长。生命体系在初生和成长时期，负熵流（熵减流）大于正熵流（熵增流），生命体系不断创造出新的秩序。对人而言，新的秩序体现为生命机体功能的日益完善和强健、知识的不断丰富、智力和智慧的不断提升和完善；对企业组织而言，新的秩序体现为企业产品和服务市场不断扩张，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体现为永不衰竭的创新活力和动力。生命体系由盛转衰（注意：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停顿或拐点，我们其实无法预测和判断一个生命体系什么时候开始由盛转衰，只能从经验角度大体推测一个时间段或拐点），正熵流开始大于负熵流，熵增成为主要趋势（正熵流大于负熵流），生命体系逐渐转向怠惰、涣散、衰败、衰亡，最终到达死亡，生命体系的秩序则不断解体、溃败、失序，直至完全无序的状态（死亡就是完全无序的状态）。

于人而言，秩序的溃败和解体体现为吸收新知识和新智慧的能力日渐衰退，身体各项机能日渐疲惫和衰老，思维和认知能力日渐弱化甚至逆转（阿尔茨海默病、失忆等）。于企业组织而言，秩序的溃败和解体则体现为市场的不断萎缩，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日益削弱，优秀员工不断流失，组织活力不断丧失，内部腐败，精神涣散，等等。综上所述，所谓熵就是物质和能量相互转化的速度或速率。古往今来所有伟大宗教修行者（以佛教为代表）皆坚信人能够凭借人类精神的伟大力量（愿力），矢志修行，终究能够摆脱物质躯壳的束缚，将生命提升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纯粹精神生命。庄子的理想是 “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 （《庄子 · 杂篇 · 天下》）；孟子的理想是 “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 ，是 “ 上下与天地同流 ” （《孟子 · 尽心章句上》）；佛家的理想是舍染得净，转识成智，离苦得乐，奔向寂静涅槃的极乐世界。如上种种，皆是一种完全摆脱物质束缚的纯精神生命。此为物质转化为能量的极致或最高境界，即负熵流完全覆盖正熵流，精神或能量不再为物质拘束，也不再需要通过任何物质载体来体现，此乃庄子所谓 “ 无待 ” 的境界。如果熵增完全覆盖熵减，正熵流完全覆盖负熵流，则能量完全转化为物质，整个宇宙将变成一堆毫无生机的死物质，或呈热寂、死寂的状态。这是能量转化为物质的极限，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景象或宇宙的命运。人类、动物、植物和无机物的根本区别，就是精神、思想和意志程度的不同。精神、思想、意志的力量就是具有无限创造力、能够 “ 无中生有 ” 的生命内能。佛家认为，天地万物皆有佛性。然则无机物的精神、思想和意志隐而未显，植物的精神、思想和意志也隐而未显，动物的精神、思想和意志则已然显现。许多动物皆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和情感，如狼就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和所谓狼性精神。人类是可以将精神、思想和意志发展至最高境界的。古往今来一切伟大人物，从无生有，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这些创造皆是思想

的创造、意志的创造，是人类生活最大的秘密，也是最普通的常识。人类的精神、思想和意志当然也有程度和层次的差异。精神萎靡、思想贫乏、意志薄弱者，难当大任，难成大事；精神健旺、思想丰富、意志坚定者，才是人类生活的领袖和引导者。一旦精神涣散、思想停滞、意志崩溃，一切创造和创新活动就完全终止。古往今来人类修行的最高目标就是达到完全和纯粹精神生活的境界，而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摆脱物质的羁绊，不断提升精神生活的境界。同样，任何组织要避免熵增（正熵）超越熵减（负熵），就必须持续激发负熵（以今天时髦的术语说，就是激发正能量）。激发负熵就必须不断唤醒人们的精神，激扬人们的意志，解放人们的思想。思想的开放和自由、精神的独立和丰富、意志的坚定和张扬，不仅是一切个人不断焕发生命活力和创造动力的根本源泉，而且是一切组织不断焕发生命活力和创造活力的根本源泉。任何个人和组织的衰落，首先的征兆就是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就是对思想自由和意志独立的压制和扼杀。1. 埃尔温 · 薛定谔 . 生命是什么 [M]. 罗来鸥，罗辽夏，译 .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 72.2. 埃尔温 · 薛定谔 . 生命是什么 [M]. 罗来鸥，罗辽夏，译 .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 72.3.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8.

第四章熵减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定律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黑暗的宇宙观美国学者杰里米 · 里夫金和其他学者将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经济分析，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观，即以节约能源和资源、保护环境、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经济观。过去 40 年来，这种新经济观日渐成为人类的主流经济观或主流经济政策理念。然而，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是描述和分析了宇宙生命本质的一个侧面，即负能量。对生命演化而言，远为重要的不是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是熵减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定律。自从 19 世纪物理学家首次明确提出熵和热力学定律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专注于探讨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后果。熵增、时间之矢、不可逆过程、玻尔兹曼无序性原理、任何一个封闭系统的熵总是趋于最大 …… 都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不同表达方式。它们所描述的宇宙图景是灰暗、可怕甚至极端恐怖的，因为宇宙和生命最终都将迈向那个不可思议的热寂状态。对于局部系统而言，事情尚有希望，因为任何一个小的或局部系统总是有办法对外开放，从而吸收外部能量或从外部吸收有序或负熵，从而维持生命或系统的生机活力。然而，对于整个宇宙而言则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宇宙是一个孤立或封闭系统，正如耗散结构理

论开创者、 197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所说： “ 有什么系统能比整个宇宙更 ‘ 孤立 ’ 呢？ ”这就是为什么克劳修斯 1865 年以如下两点来高度概括他的宇宙学：一是 “ 宇宙的能量是常量 ” ；二是 “ 宇宙的熵趋于最大 ” 。克劳修斯以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为基础的宇宙学如此强大，以至那些伟大科学家都对生命的起源及其演化动力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普里戈金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里不止一次地说： “ 可以肯定，生命和玻耳（尔）兹曼有序性原理是不相容的。 ”实际上就是说，生命和熵增及热力学第二定律不相容。当然，普里戈金是耗散结构理论的开拓者，所谓耗散结构， “ 是强调在这样的情形中，一方面是结构和有序，另一方面是耗散或消费，这二者之间有着初看上去是悖理的密切联系 ”。普里戈金的科学贡献正是揭示远离平衡态的体系为什么能够产生秩序，为什么从混沌中能够产生秩序。所以他当然知道， “ 生命和玻耳（尔）兹曼的有序性原理是不相容的，但和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可能出现的那种状态并非是不相容的 ”。易言之，生命的本质正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时候，能够诞生秩序或有序。然而，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依然只是适用于局部系统，对于那个真正完全孤立的系统 —— 整个宇宙 —— 来说，是否能够产生耗散结构，他并没有明确说明。相反，他认为，在宇宙学这个领域里， “ 大多数著作都一致地预言最终的恶运 ”。他引用另外一位科学家的论述： “ 令人不快的真理看来是，宇宙的无可挽回的分裂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是肯定无疑的。支撑着一切有序活动（从人类到星河）的组织性正在慢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减少着，甚至会被总的引力坍缩所湮灭。 ”简言之，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代表着一种黑暗的或无生命的宇宙观或世界观。

熵减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定律：光明的宇宙观宇宙生命的本质并不只是熵增和不可逆，也不只是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支配，相反，宇宙生命最本质的特征恰恰是熵减、可逆性、从无序到有序、从混沌到有序。支配宇宙生命演化的不仅仅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更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定律。尽管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绘的黑暗宇宙观统治着多数人的头脑，却有少数杰出科学家洞察或体悟到生命的伟大秘密。薛定谔以 “ 负熵 ” 来概括生命的本质，这是深刻的洞见。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电动力学奠基者之一弗里曼 · 戴森（ Freeman Dyson ）的著作《全方位的无限：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就极力赞扬生命的无穷力量。戴森写道：可以想象，生命所起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曾意想的还要大。在按照自己的目的去塑造宇宙的活动中，生命会克服一切不利因素而获得成功。并且对这个无生气的宇宙的设计不可能像二十世纪科学家曾经想假定的那样离开生命的潜力和智能。 ”戴森是少数认真研究过生命最终命运的科学家（当然以我的观点看，生命无所谓最终命运，生命是无限可能、永无止境的）。戴森甚至做过计算，估计生命和智力活动能否存活到宇宙终结之时。他的结论是肯定的。他说： “ 我计算的数值结果显示，永久生存和信息交流所需的能量不算很大，这令人惊讶 …… 这强有力地支持了对生命潜力持乐观态度的观点。无论我们向未来走得有多远，总会有新鲜事物发生，有新信息进入，有新世界去开发，有可供不断拓展的生命、意识、知觉和记忆的疆域。 ”生命是分层次的。原则上，所有物质包括无机物也有生命。然而，通常而言，我们只认为有机体或有机物才具有真正的生命。从最

简单的生命体到动植物再到高等动物、智慧生物，生命呈现无限丰富的层面。人们认为最高级的生命是人的智力或心智。心智征服其他一切生命形态，生命则征服一切物质。戴森认为人的心智最终将控制整个宇宙。他在《全方位的无限》里，以极富想象力而又深邃的语言写道：在我看来，心智渗透及控制物质的倾向是自然定律 …… 这种渗透深入宇宙，不会被任何灾难或我所能想象的任何藩篱永久阻挡。假如我们这个物种不走在前头，别的物种就会带头，也许已经走在前头了。假如我们这个物种灭绝，其他物种会更聪明更幸运。心智是有耐心的。它在奏响第一阕弦乐四重奏之前，在这个星球上等待了 30 亿年。或许还需要 30 亿年它才能遍布整个银河系。我认为不会等这么久。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它有此耐心。宇宙就像在我们周边展开的沃土，准备好等待心智的种子萌芽、生长。或迟或早，心智终将践行传承。当它知会并控制宇宙之后会选择做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奢望回答。这是极富想象力的预言：最高层次的生命将征服整个宇宙！生命的基本特征：无中生有道家思想的伟大经典《老子》曰： “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 妙哉，奇哉，老子之言也！信息科技时代的思想家和预言家凯文 · 凯利就用 “ 大自然从无创造了有 ” 来总结他那部篇幅超过 700 页的巨著《失控》。凯文 · 凯利说： “ 大自然从无创造了有。先是一颗坚硬的岩石星球；然后是生命，许许多多的生命。先是贫瘠的荒山；然后是点缀着

鱼和香蒲、还有红翅黑鹂的山涧。先是橡子，然后是一片橡树林。 ”儒家经典《中庸》这样描述生命创造奇迹：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这与现代科学家凯文 · 凯利所说的有区别吗？可见我们的华夏先哲对生命本质的体悟是何等深邃和博大！那么生命征服宇宙究竟是靠哪些机制呢？凯文 · 凯利综合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前沿成果，概括出大自然用以无中生有的九条规律：• 第一律：分布式。• 第二律：自下而上的控制。• 第三律：递增收益。• 第四律：模块化生长。• 第五律：边界最大化。• 第六律：鼓励犯错误。• 第七律：不求最优化，但求多目标。• 第八律：谋求持久的不均衡态。

• 第九律：变自生变。无论是蜂群、蚁群、雁阵、狼群等还是超级计算机的思维，无论是人类的思维、记忆、意识、智力等还是动植物生态体系行为、经济体系的行为、全球贸易和全球市场，所有这些遍布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系统都是一种由无数个体构成的分布式结构。构成庞大系统的每一个个体本身又是一种分布式结构，如此分布下去，直至无穷。生命、创造和演化根植于分布式结构之中。演化生物学家和混沌理论开拓者斯图尔特 · 考夫曼（ Stuart A. Kauffman ）长期致力于研究生物体系的演化机制，发现网络式扩张正是生物体系或一切生命体系演化的一个主要机制。生命和创造的分布式结构对于我们理解创造性的经济体系，理解全球和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自下而上的控制则是分布式网络连接的必然要求。分布式网络意味着网络中的一切都可能相互连接，一切都会同时发生。因此控制必须来自网络自身最底层相互连接的行动，并通过并行方式来完成，而不是出自中央指令的行为。凯文 · 凯利说： “ 群体能够引导自己，而且在快速、大规模的异质变化领域中，只有群体能引导自己。要想无中生有，控制必然依赖于简单性的底层。 ”分布式结构必然产生自下而上的控制机制。这为我们深刻理解市场机制、公司内部管理层级的设计、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民主制度的本质，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经济学者长期忽视规模收益递增。实际上规模收益递增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个最普遍的现象，也是生命演化和创造过程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律。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真切的日常经验。我们获得任何一项技巧或能力，随着我们不断地累积和学习，都必定熟能生巧，甚至创造出伟大的奇迹。这正是《圣经 · 新约 · 马太福音》里所说的 “ 马太效应 ” ： “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 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最

简单的道理：成功往往会增强信心，带来进一步的成功；信心本身就会激励出更强大的信心，意志会磨炼出更坚定的意志。当我们持续学习，深思某一个问题，并且跨学科去试图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得到令人吃惊或超乎想象的结果。规模收益递增是生命和创造的一个基本规律，自然也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规律。所谓赢者通吃和锁定现象皆来自规模收益递增。模块化生长意味着任何复杂系统都是从某个微小的模块或个体开始的。任何复杂的创造（无论是复杂无比的全球经济、全球信息产业链还是一个社区的建立、一个学术体系的创建等）都必定是从单个模块或个体的创造起步的。边界最大化实际上是任何生命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差异性和独特性才能创造多样性和无限丰富的世界。如果系统的每个个体都是千篇一律或完全同质，创造性的生机必然枯竭。自然界从来不会如此。人类社会有时可能接近这样千篇一律、枯燥乏味、毫无生机的状态。譬如一个残暴的专制者要求每个人的思想都要统一起来，那必然意味着一切创造生机丧失殆尽。鼓励犯错误是一切演化和学习过程所必需的要素，因为演化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学习、创业和创造的过程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没有例外。原因很简单，一切生活都是面向未来的创造。至于第七律、第八律和第九律后文将有涉及，此处不再详论。除上述 “ 九律 ” 之外，生命体系的演化还有七个基本特征：第一，自我复制。第二，自我催化或相互催化。第三，自我组织。第四，非均衡。生命体系永远是远离平衡态的非均衡体系。

第五，动态演化或持续进化。演化过程从未停止过，也永远不会停止。一旦停止，就等于死亡。第六，有目的。生命能够自定义行动的目的。生命的行动总是有目的的行动。第七，有意义。生命能够自定义行动的意义或赋予任何行动以意义，这就是自我意识或自我觉醒的本质。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反定律的多种表现方式第一，能量表达方式：宇宙作为封闭系统终究将全部有效能量转化为无效能量，系统终究迈向热寂状态，不再能做任何功。反定律：生命本身具有 “ 无中生有 ” 的生命内能，能够将物质转化为能量，将无效能量转化为有效能量，生命将永不停息地遍布宇宙，宇宙将永不停息地诞生新生命，最高级智慧生命终将掌握全部宇宙，并继续演化出新的生命形态，没有任何热寂状态。第二，信息表达方式：宇宙或任何封闭系统的全部有用信息终将全部消失，直至系统不再有任何新的事情或事件发生。反定律：生命自身的精神、思想和意志将永不停息地产生新的信息，创造新的事件或现象。新的事件或现象会永不停息，持续诞生，层出不穷。第三，物质表达方式：任何封闭系统或整个宇宙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或微观粒子终将达到完全相同的均衡态。整个系统的任何微小组成部分终将成为无差别、完全均匀一致的状态，没有任何独特性、差异性或多样性。反定律：生命将永不停息地创造独特性、差异性或多样性，不可能出现所有微观组成部分完全一致、无差无别的均衡。非均衡才是永

恒的常态。第四，秩序表达方式：任何封闭系统或宇宙的演化趋势必然从有序到无序，最终成为完全无序的状态。反定律：生命内能将永不停息地创造出新的秩序，宇宙将持续或快速地向更加有序的状态演化，即向生命更加丰富和多样的状态演化。第五，生命表达方式：任何封闭的生命体系或宇宙终将从有生命演化到无生命的死寂状态。反定律：生命本具自足的内能 —— 精神、思想和意志 —— 将创造日益丰富、独特、多元的生命形态，生命将遍布全宇宙。第六，系统表达方式：任何封闭系统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增加，直至完全失去任何演化或发展的方向。反定律：生命内能具有自定方向的能力，生命自身必然为生命系统的演化确定永恒向上和永恒创造新生命形态的方向。第七，组织表达方式：任何封闭系统或宇宙必然持续迈向组织涣散、无组织或无序状态。反定律：自组织是生命体系演化的基本机制，生命必然创造日益复杂和丰富的自组织。再论创造的本质我们可以从如下视角来理解创造的本质：第一，创造就是将一种精神能量或思想能量转化为一种新的物质或秩序。第二，创造就是将一种物质或能量转化为一种新的信息。

第三，创造就是将一种信息转化为新的物质或能量。第四，创造的本质就是发现或创造出新的秩序或复杂性。第五，创造就是生命本质的定义，生命就是创造。生命是一种有目的、有意义、动态的、演化的、自组织的秩序。一切人类的创造都是将生命蕴含其中的秩序。创造就是创造秩序。整个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秩序皆是生命的体现或创造。凡有秩序的地方必定是有生命的地方或生命留下的印记。第六，创造就是信息、物质、能量三者之间永无止境的转换过程。莱布尼茨最早提出广义信息的理念：信息是人类、机器、数字以及精神的通用货币。表面看起来迥然不同的世界的各种成分 —— 大块的金属、脑中的灰质、纸上的墨痕，在深层次上都是可以相互交换的。生命本质上就是一部精巧的信息、能量、物质相互交换和计算的超级机器。神经科学、精神医学、计算机科学、数理逻辑和人工智能是统一的。1.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63.2.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63.3.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87.4.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87.5.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87.6.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59.7.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59–160.

8.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60.9.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69.10.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169.11.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722.12. 朱熹 . 四书集注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 39.13.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722–723.14.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723.

第五章引入熵减的新经济观将熵增和热力学定律引入经济学1980 年，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 · 里夫金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里夫金试图改变他所说的 “ 机械世界观 ” ，创立一种 “ 新世界观 ” 。里夫金所说的机械世界观的基石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化石能源来实现物质财富的永久性增长；新世界观的基石则是基于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即人类必须尽最大可能保护有限的资源，以防止人类过早地将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将人类过早地推向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预言的热寂状态。里夫金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 “ 纵观全部美国发展历史，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重大和严峻的挑战。假若不可再生能源的供应急剧缩减，将美国经济推向停滞的深渊，那么，人们要求立刻采取行动的呼声将响彻云天，震耳欲聋。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保守派或自由派之分，也没有什么鸽派或鹰派之分，只有数百万、上千万乃至数亿陷入绝望的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寻求救助。这种图景并非是远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它随时都可能降临。 ”里夫金发出这样的呼吁一点也不奇怪。 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全球性石油危机和能源危机频繁爆发的岁月。石油危机曾经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包括美国和日本）陷入停滞、衰退和通胀（史称 “ 滞胀 ” ）。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震惊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核心观点

就是：如果不改变依靠自然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那么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必将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个增长模式必然走向它的极限，也就是耗尽地球上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到那个时候，也就意味着全球或人类经济体系的彻底崩溃。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正是罗马俱乐部观点的一个新版本，即从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视角来告诫人类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要放弃依靠消耗自然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方式，要致力于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尽可能少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努力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里夫金回顾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思想的演变。他追溯了牛顿、约翰 · 洛克（ 1632—1704 ）和亚当 · 斯密等欧洲思想家的理念发展，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度和永恒的追求，而人类对物质财富无限度和永恒的追求则是基于对自然的掠夺。里夫金认为，整个经济学都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或掠夺，却忽视了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预示的可怕前景，那就是资源消耗将导致地球生态体系的 “ 熵 ” 的快速增长。如果熵增的趋势得不到遏制，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最终必定导致人类陷入真正的大毁灭 ——热寂状态，即一切生命都将死亡！自从《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出版以来，里夫金的观点就没有改变过。他始终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宣传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呼吁世界各国实施经济模式变革，以遏制碳排放和地球变暖。 2012 年，里夫金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主题与《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完全一样，那就是呼吁和倡导人类实施全方位的能源革命，以挽救人类经济和人类文明。里夫金认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人类正在迈向石油世纪的衰退期。他说： “ 我把 2008 年 7 月发生的一切称为全球化的巅峰期。虽然这个世界仍有许多未知存在，但很明显的是，在一个极其依

赖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经济体系里，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同时，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 ”里夫金对人类经济和文明的担忧基于两个基本判断：一是石油峰值理论，也就是说，全球石油产量峰值将很快来临（有人认为来临的时间是 2010—2020 年，也有人认为是 2025—2035 年）；二是全球气候变暖，里夫金认为， “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里夫金系统阐释了他心目中的人类新工业文明蓝图，这个新工业文明蓝图基于能源革命：未来，每一处建筑都会转变为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未来，每一个建筑物都将转变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未来，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未来，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将全球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工作原理就像互联网一样；未来，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全球运输模式，将变成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也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模式；未来 25 年内，数以百万计的建筑 —— 家庭住房、办公楼、大型商场、工业技术园区 —— 将既是发电厂，又是住所 ……毫无疑问，将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经济学，可以极大地扩展我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本质的认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学应该充分吸收人类一切学问所发现的真理和智慧，因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正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综合结果。192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克 · 索迪最早尝试将热力学定律引入经济学。索迪在 1911 年出版《物质与能量》（Matter and

Energy）一书，他以非常夸张的语言告诫经济学同人： “ 热力学定律最终控制着政治制度的兴盛和衰亡，国家的自由和奴役，商务及工业的命脉，贫困和富裕的根源，以及人类总的物质财富。 ”根据我提出的新经济学和新的经济世界观，索迪的宣言并不完全正确（下一节我将继续论述这一点）。然而，经济学者应该努力吸收自然科学、生物学和其他一切学科的智慧，这是毫无疑问的。已经有一些经济学者一直努力运用热力学定律来改造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并以此来衡量经济体系的各种指标，却至今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接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 GDP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那一套指标依然牢牢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熵增和新经济观：基本的改变引入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至少会在如下几个方面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经济增长过程和未来经济前景的认识。第一，改变成本的概念。成本是经济学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概念。然而，今天经济学的成本概念依然是机会成本的概念，即基于人的选择行为的一种成本理念。这个成本理念对于我们理解人的决策或选择行为的相对代价（价格）有帮助。但是，假若我们转而从生物学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那么，机会成本的理念则完全不适用。我们必须转用经济体系的状态变量来描述和分析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状态变量就是熵，最重要的过程就是熵增和熵减。第二，一切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增长过程，同时是一个熵增的过程和熵减的过程。从维持和提升经济体系的有序性（薛定谔所说的吸收 “ 序 ” ）角度来看，只有熵减（负熵）大于熵增（正熵）的经济过程，才是具有价值的，否则就是不值得从事的经济活动。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办法去精确度量每一项经济活动的熵的变化（熵增或熵

减），但是这个基本的理念却有助于我们改变对经济行为本质的认识。第三，从熵的视角来考察经济过程的效率。一个有效率的经济过程应该是消耗尽可能少的旧的有序（投入的各种资源），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的有序（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说，消耗尽可能少的有效能源（生产过程要创造尽可能少的无效能量），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的能量（有效能量）。第四，一个基本视角是经济增长过程的能量消耗与有用产品和服务的比率。经济学者习惯谈论的投入－产出比或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一种货币成本（机会成本）或会计学意义上的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入，或投资与收益）比较。这种比较从人的选择行为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从生物学的视角来考察经济体系和经济行为，经济学习以为常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收入分析或投资－收益分析就基本失去意义了。正确的指标应该是新创造的能量与失去的能量（无效能量）之比，或者是生产过程新创造的有序与生产过程创造的无序之比，或者是负熵与正熵之比，或者是熵减与熵增之比。第五，从新的经济观来考察 GDP 核算体系，或许最有用的指标是单位 GDP 的能耗。该指标衡量的是每创造一单位 GDP 所消耗的能量。然而，该指标仍然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改进，那就是 GDP 的质量。尽管消耗相同的能源，一单位 GDP （以货币来衡量）所包含的 “ 有序 ” 物质和服务（能够给我们提供最高的价值）也非常不同。假冒伪劣商品所构成的一单位 GDP 的能耗或许比货真价实的一单位 GDP 的能耗要低，然而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所蕴含的价值要低得多，甚至会是负价值，即只会给消费者造成伤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所倡导的新经济学尤其强调人的道德创造性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决定性，认为道德（精神）的创造性要优先于或高于物质（知识）的创造性。第六，引入熵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经济观必定要倡导和坚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必定要倡导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必定

始终致力于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能源，致力于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生态，绝不能允许以牺牲自然环境来追求所谓的 GDP 。这正是日益被当今世界所普遍接受的新发展理念。它的基础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式的旧经济观，而是明确引入熵增原理和热力学定律的新经济观。第七，纵观全球经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以色列、日本、德国和欧洲诸国应该是履行或实践新经济观最杰出的国家或地区。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能源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遭受重创，痛定思痛的日本企业家和社会各界，开始致力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型。依照日本传奇企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自传《日本制造》一书的描述，日本的经济转型就是致力于实践 4 个字 ——“ 轻、薄、短、小 ” ，即日本所有企业、所有产品皆致力于重量轻、厚度薄、尺寸短、体积小的目标，综合起来就是高度节能，高质量，经久耐用。中国传奇企业家、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以 “ 永远用不坏 ” 来高度称赞日本制造的高质量。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能耗来衡量， “ 轻、薄、短、小 ” 的产品当然远远优胜于 “ 傻、大、黑、粗 ” 的产品。苏联和一些美国制造的产品就以 “ 傻、大、黑、粗 ” 著称于世，尤其是高能耗这一点一直被业界诟病。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家以丰田公司为榜样，致力于实现以零库存为突破口的精密生产方式，成为全世界制造业的榜样。今天的日本经济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日本经济不再是能源消耗型经济，真正实现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德国和欧洲诸国是全球不断提升环保标准的先驱者。以德国制造为代表，德国和欧洲各国始终致力于以先进科技促进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世界上基本或完全不依靠自然资源而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首推以色列。以色列著名领导人、前总统和前总理西蒙 · 佩雷斯曾经自豪地说，以色列没有自然资源，以色列人的头脑和智慧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以本 · 古里安为代表的以色列开国元勋始终坚持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的理念，创造了 “ 沙漠变绿洲 ” 的人间奇迹。一个几乎没有自然

资源、 80% 国土面积是沙漠的国家，竟然成为全球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正是新经济观的奇迹。第八，引入熵增理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经济观，同样会给我们创造生活方式的新境界。从熵增或能耗的角度考察人的生活方式，人类的许多生活方式是不健康和不可持续的。工业革命时代人类的主流生活方式就是无限度追求物质财富或物质享受，居室、座驾极尽奢华，饮食、起居极尽精细，这些行为已经成为环境恶化、地球变暖的罪魁祸首。要真正应对地球变暖、环境恶化的重大挑战，不仅需要改变生产方式，而且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科学家已经开始精确估算生物生态体系或人类生活方式每一个环节所消耗的能源。譬如化学家 G. 泰勒 · 米勒用一个简短的食物链解释了生态系统的每一个阶段可利用的能量是如何被处理的，以及熵产生的过程。他首先指出在生物进食的过程中，有 80%~90% 的能量被浪费了，或以热的形式消散在环境中，只有 10%~20% 的能量被生物真正摄入，因为能量从一个生物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上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造成能量的损失。米勒以一个由青草、蚱蜢、青蛙、鳟鱼和人所组成的简单食物链为例描述了能量消耗和熵产生的过程。根据统计，米勒发现，一个人为了生存，每年需要吃掉 300 条鳟鱼，而鳟鱼要吃掉 9 万只青蛙，青蛙则要吃掉 2700 万只蚱蜢，蚱蜢要吃掉 1000 吨青草。科学家还精确估算了牛排生产过程中的能量消耗。牛排生产必须经历种植饲料、饲养牲畜、配送、屠宰、分割等，直到最终将牛排端上餐桌。实际上牛排给人本身带来的有效能量很少。这些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平相处，人类需要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即抛弃工业文明所倡导的 “ 以消费为推动力 ”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倡导消费甚至浪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凯恩斯甚至主张用过度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其实与可持续发展、人和自

然和谐共处的基本理念是不相容的。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可而止，不能提倡过度消费甚至无度浪费。熵减和经济的耗散结构引入熵减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定律，我们就必须彻底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体系看作一个静态均衡机械体系的世界观，必须将经济体系看作一个生命体系。事实上人类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生命体系，这是面向未来的新经济学最根本的基础和范式转变。根本哲理基础和范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去探索经济体系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生命体系，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演化机制。既然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生命体系，它必然遵从生命体系演化的基本规律。生物学、非平衡态热力学、复杂和混沌理论等新科学所发现的生命体系演化规律，必然同样适用于人类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人类经济体系又有不同于其他生命体系的独特性，必然具有它自身的独特规律。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应用其他科学分支所发现的生命体系演化规律来分析经济体系，并发现经济体系作为一个生命体系所具有的独特规律。生命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是一个耗散结构。什么是耗散结构？根据普里戈金的经典定义，所谓耗散结构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会涌现的一种空间－时间结构，譬如震荡性的化学反应或有规律性的空间分布结构。热力学定律让我们能够列出化学系统里耗散结构涌现的两个条件：一是系统远离平衡态，且远离平衡态具有某个关键的距离；二是系统具有某些持续的催化反应或步骤，譬如化合物 X 产生中间化合物Y ，化合物 Y 反过来又产生化合物 X 。

普里戈金说： “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所有活的系统或生命系统皆满足耗散结构涌现的条件。 ”作为一个生命体系的经济体系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念 —— 均衡，就应该从根本上被取缔。许多经济学者都曾经批评均衡理念，认为那是一个无用甚至产生误导的概念，然而，囿于新古典经济学根深蒂固的影响，批评者从来没有提出从根本上取缔均衡理念，并代之以耗散结构或非均衡理念。譬如，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奠基人科斯教授就认为均衡概念应该被取缔。张五常教授试图重新阐释均衡理念，他认为所谓均衡就是指事物或经济行为具有一个确定的发展方向，可以有被观察到的事实，能够被解释。张五常教授的重新阐释颇有新意，却并没有从生命体系演化的角度来阐释均衡理念之无稽。均衡概念是经济学者从物理学那里借用过来的。然而，经济学者似乎没有完全理解物理学家所理解的均衡究竟是什么意义，没有说明他们的均衡理念从何而来。物理学的均衡概念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含义。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孤立的封闭系统具有迈向均衡的趋向或必然迈向均衡。均衡就意味着熵值最大化，熵值最大化就是系统进入热力学平衡或热寂状态。依照薛定谔的精彩阐释， “ 热寂 ” 状态就是我们再也观察不到系统内部任何活动或事件，系统完全停留在一个不可知的状态，每一个可能的状态都具有相同的概率，我们却根本不知道系统究竟会朝哪个方向迈进，因为系统已经失去了任何改变的可能性。除非系统突然开放，有外部的物质和能量进入，系统才能重新开始演化。据此而论，张五常教授说均衡就意味着经济体系的变化有一个方向，其意义应该是说经济体系具有迈向某种均衡的趋势或方向。这种均衡的阐释正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含义。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采取所谓部分均衡分析，其关键假设是 “ 其他条件不变 ” ，本质上就是将所研究的对象（系统）孤立起来。一个孤立起来的系统就是一个封闭系统。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必定具有迈向均衡的趋势，由这个趋势可以推导出系统的演化方向或系统内部各个部分的演化方向。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概念只适合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系，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系必定具有迈向均衡的趋向。迈向均衡是一个非活的、孤立的封闭系统能够确定的演化方向，当然可以被观察、被解释，能够预知系统本身或系统内部各个部分如何演化。张五常教授重新阐释均衡理念，新意在此，尽管他没有提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或熵的概念。我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严格使用均衡概念。然而，均衡概念不可用之处也在于此。因为经济体系不是一个非活的、孤立的、封闭的系统。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迈向均衡的系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非活的系统，二是孤立的封闭系统。所谓非活的系统就是系统本身没有自发自在的生命活力。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区分活的系统和非活的系统，然而，活的系统的本质特征就是系统内部具有一种自发自在的力量，能够不断将无效能量转化为有效能量，将无效（无用）物质转化为有效（有用）物质。这种神奇的活力或生命活力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科学致力于回答的首要问题，即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地球有生命活力，我们可以说地球并非一个封闭系统，因为地球从太阳吸收热量，从宇宙空间吸收各种物质或射线。然而，整个宇宙应该是一个封闭系统（即使是像霍金所设想的那样，具有多个平行宇宙，那多个平行宇宙加起来，也是一个封闭系统），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封闭孤立系统，宇宙如何能够产生生命呢？这个神奇的力量或生命活力就是斯图尔特 · 考夫曼的著作《重新发现神圣》（ Reinventing the Sacred ）里所说的 “ 神圣 ” ，我们可称为生命原动力或生命内能。实际上，科学无法解释生命原动力或生命内能，

科学只需承认它的存在，并致力于探讨这个神奇力量所创造的无限多样的奇迹。经济体系由人类构成。相比其他生命体，人类具有最高级和最强大的生命原动力。宇宙中的一切皆由生命原动力创造。顾名思义，经济体系就是一个生命体系，它即使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完全非活的系统，人的创造力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封闭、最专制的国家，虽然人的创造力或生命活力遭到极大程度的戕害或遏制，那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也依然具有一定的活力或创造力。没有哪个专制君主有能力将所有人都改变成为没有任何思想活力的如同石头砖块一般的无生命体，虽然他们能够将个人的创造力压制到几乎丧失殆尽的地步。每个人的思想都被高度统一，每个人都必须依照最高领袖的意志去思维，几乎完全放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创造力，每个人都成为专制帝国的一块砖瓦，统治者能够任意搬来搬去，这样的状态非常接近物理学家所说的 “ 每个分子或个体的状态概率皆完全一致 ” ，系统的熵值趋于最大，整个系统将没有什么创新，生命活力的体现被遏制在最低限度。热力学第二定律能够很好地解释专制帝国为何丧失创造活力。将负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定律引入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真正的范式迁移。1.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view. The Viking Press, 1980.2. 杰里米 · 里夫金 .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 [M]. 张体伟，孙豫宁，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 8–9.3. 杰里米 · 里夫金 .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 [M]. 张体伟，孙豫宁，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 23.4.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view. The Viking Press, 1980, p.8.5.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6.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7.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第六章非线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从线性、简单、均衡、静态、可预测转向非线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科学家开始致力于研究复杂性科学。然而，科学家至今也无法给 “ 复杂性 ” 以一个明确或精准的定义。由此可见，复杂性本身就非常复杂！我最早开始接触复杂性理论是阅读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的著作《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该书描述了桑塔菲研究所的创办历程、主要人物和研究工作，文笔优美，情节生动，分析深入，启人深思。然而《复杂》一书对 “ 复杂 ” 也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该书开篇列举了多个重大历史和自然现象：苏联和东欧的突然崩溃； 1987 年 10 月华尔街股市的 “ 黑色星期一 ” ；恐龙和其他古生物物种在某个地质时期的突然灭绝；孟加拉国等许多欠发达国家为什么长期陷入人口过多和发展停滞的困境；原始的液态氨基酸和其他简单分子如何在 40 亿年前转化为最初的活细胞；单个细胞为什么在 6 亿年前开始聚合，形成像海藻、水母、昆虫，最后到人类的多细胞生物体；像眼睛和肾脏这样精巧绝伦的器官如何形成复杂无比的结构；生命究竟是什么；大脑到底是什么；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有没有内在的规律；等等。

作者随后给 “ 复杂系统 ” 下了一个定义： “ 许许多多独立的因素在许许多多方面进行着相互作用。比如千百万个蛋白、脂肪和细胞核酸相互产生化学作用，从而组成了活细胞；又比如由几十亿万个相互关联的神经细胞组成的大脑，以及由成千上万个相互依存的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 ”这个定义差强人意，并没有精确说明什么叫复杂性。桑塔菲研究所元老级人物、规模收益递增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的开拓者布莱恩 ·阿瑟教授在其著作《复杂经济学》一书里对 “ 复杂系统 ” 的定义是： “ 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组分组成的网络，不存在中央控制，通过简单运作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和复杂的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 ”汪丁丁教授认为复杂性和人一样，是最难定义的两个观念，他建议以 “ 涌现秩序 ” 来定义复杂性，然而所谓 “ 涌现秩序 ” 同样是一个难以量度和模糊不清的定义。虽然不能精准定义复杂性，但是善于思考的人还是能够掌握复杂、复杂性或复杂系统这些概念的意义。简而言之，由多个元素或个体，依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皆是复杂系统。这些元素可以是活的有机体，也可以是没有生命的无机体，它们都能够构成复杂系统。以普里戈金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正是从研究化学反应的新发现里， “ 涌现 ” 出耗散结构的新概念和新理论。耗散结构也是复杂系统。片片雪花所构成的雪山会产生雪崩这样奇特的现象，晶体结构也 “ 涌现 ” 出惊人的秩序，湍流运动会形成美妙的曲线流型和具有特殊形状的旋涡，龙卷风和飓风也会形成奇特的形态，等等，数之不尽。综观世界，复杂系统或复杂现象可谓触目皆是。比如，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和围棋之类的棋局，本质上也是一种复杂系统。围棋尤其令人惊奇。黑白二子依照最简单的几个规则相互作用或博弈，竟然能够产生千变万化、事先根本无法预测的结果。数十万、数百万辆汽车依照交通规则行驶，会产生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交通状态。计算机

科学家已经用实验证明，即使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然后采取行动，也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非均衡状态。当然，最显而易见的复杂系统就是我们人类自身。无论是身体还是构成身体的各个子系统，特别是人的大脑，都是最复杂和最不可思议的复杂系统。人的无限创造性或无穷的想象力，本质上正是大脑或心智复杂系统所涌现出来的秩序。心智的创造就是创造秩序。大脑由大约 80 亿个神经元构成，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形成近乎无限可能的秩序或形态，这大概就是人的无限创造性的生理或物质基础。由无数个人相互交往构成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社会系统，也是超乎想象的复杂系统。社会科学的全部努力正是为了理解这些复杂系统。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复杂系统之中。市场是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复杂系统。市场上无数供求参与者相互买卖、博弈、竞争、学习、模仿、合作所产生或涌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和秩序，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课题。描述复杂系统有许多概念或词语：复杂、混沌、非线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涌现、突变、自组织、自催化、耗散结构、进化或演化、共同进化、结构或模式等。人类经济体系是天然的复杂系统。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者至今也没有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去研究经济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人类经济体系描绘成为类似牛顿力学那样的机械体系。新古典经济学描述人类经济体系图景的关键词是线性、简单、均衡、静态、可预测。线性、均衡和静态必然意味着可预测。线性体系当然是一个简单体系，能够用线性方程式或方程式组来描述。 20 世纪 50—70 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线性规划分析、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克莱因 · 劳伦斯的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由数百个方程式构成）等，是线性或简单经济体系模型的经典代表，也是人们用于预测经济趋势的主要工具。

其实经济学者早就知道应该将经济体系描述为一个动态体系，他们的办法是使用微分方程，引入时间变量。类似模型同样可以搞得非常复杂。许多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主要就是求解和分析此类模型。此类经济学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线性、简单、迈向均衡的经济体系。经济学者至今依然试图用此类模型来预测经济趋势，结果经常让经济学者蒙羞。如果我们放弃新古典经济学，转向基于人的无限创造性的新经济学，那么，我们观察和分析经济体系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就要根本改变。从线性、简单、均衡、静态、可预测转向非线性、复杂、动态、不可预测，并不仅仅是用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来取代线性方程那么简单，而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人的无限创造性所具有的内在规律。经济体系的各种特征正是人的无限创造性内在规律的体现。当然，思维范式的改变从来都是极其困难的。譬如，堪称现代经济学泰山北斗级人物的萨缪尔森就坚持认为非均衡状态在经济体系里是无足轻重的。 1983 年，萨缪尔森宣称： “ 那么不稳定的非均衡状态，即使真的存在，也必定只是暂时的、非持久的状态 …… 读者诸君，你们几时曾见过竖起来的鸡蛋呢？ ”然而，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宗师级人物，也不得不承认非均衡和复杂性是经济体系的常态。譬如，与萨缪尔森齐名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证明者肯尼斯 · 阿罗就说，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一方面是由人们千差万别的预期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收益递增规律也决定了经济的未来进化。另一位著名经济学者，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琼 ·罗宾逊（ Joan Robinson ）早在 1973 年就说： “ 一旦我们承认经济存在于时间之流中，承认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即从不可逆转的过去向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那么均衡理念也就站不住脚了。到那时，我们就要重新思考整个传统经济学了。 ”

是的，经济学范式早就应该转换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依然是与现实基本脱节的一门假想的学问，或者如科斯所说，是黑板经济学。从简单的机械世界观转向复杂的生物世界观：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假设美国经济学者威廉 · 布罗克（ William A. Brock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和金融的非线性和复杂动态机制》（ Nonlinearity andComplex Dynamic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试图以数学模型的方法描述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复杂和动态机制。布罗克认为，为了引入非线性、复杂和动态机制，我们至少需要做出如下改变：• 否决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 引入经济决策者面向未来的决策行为。• 放弃所谓效用和技术的凹形假设（所谓凹形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 抛弃完全竞争市场假设。• 抛弃一切市场参与者皆是受价者的假设。• 引入偏好的复杂性和技术的复杂性，抛弃所谓的消费者偏好和生产者技术稳态假设。• 抛弃经济体系迈向均衡的假设，采取生物学世界观，或者更多地采取奥地利经济学派或熊彼特经济学的动态演化理念。• 引入市场参与者之间在消费偏好或技术选择上的相互影响，正如阿罗和哈恩曾经讨论过的技术和偏好的外部性。

• 引入外部力量函数，譬如人口的动态变化和技术的动态变化。布罗克提出的这九个 “ 新假设 ” ，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假设，其实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也就是一种基于生物学演化理念的新世界观。凯文 · 凯利《失控》一书旨在以生物逻辑理解世间的一切，包括理解经济体系。《失控》开篇就以 “ 生物逻辑的胜利 ” 为标题写道： “ 钟表般的精确逻辑，也即机械的逻辑，只能用来建造简单的装置。真正复杂的系统，比如细胞、草原、经济体系或者大脑（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需要一种地道的非技术的逻辑。我们现在意识到，除了生物逻辑之外，没有任何一种逻辑能够让我们组装出一台能够思想的设备，甚至不可能组装出一套可运行的大型系统。 ”凝聚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在评论经济学者的工作时，曾经从一个物理学者的视野，非常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学者世界观的巨大局限性： “ 实际上整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非源自某种随机的、无法预测的外部冲击；相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乃是人自身经济行为的必然结果，这种经济行为或许能够用决定性的、非线性的积分－微分方程来描述。 ”看似混沌的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动态机制究竟是什么？安德森说： “ 人的行为趋向于对未来事物给予更大的贴现率或足够大的贴现率，或者说，人的行为总是考虑到人生苦短。仅此一点，就足以为我们描述和解释动态经济行为提供前提条件。经济活动参与者愿意牺牲今天的利益，结果在未来受到的却是更大的损失（面向未来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简单地说，人的无知或目光短浅，人的愚蠢或行为失策，等等，均足以否定李雅普诺夫函数所说的全部效用能够加总的概念。李雅普诺夫函数在每一次交易中都是单调增加的（因为根据假设，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都感觉自己获得了利益）。如果有一个

描述经济体系整体的函数，且该函数总是单调增加的，那么所有市场交易必定推动经济体系朝着全部效用总和达到最大值的可能方向迈进，并最终达到那个不动点。实际上，仅仅考虑到人对未来预期或认知的不完全性就足以解释大多数动态经济行为。然而，诸如那些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性的制度变革、1815 年拿破仑战争引发的制度变革等，却无法用这些想法来解释，更不用说来解释国家霸权的兴衰更替了。 ”我很喜欢安德森的上述评论。其一，他认为不用拐弯抹角地深入研究人的行为（预期的非理性、面向未来决策的失误、愚昧无知等），就能够解释大部分动态经济现象。我们需要从真实经济世界的动态演化里总结出一些经验规律。其二，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人类政治经济制度的兴衰更替，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人类现象。物理学家对经济学的中肯批评足以刺激我们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全套假设，建立新的经济世界观。引入复杂性、非线性和非均衡所获得的新发现概而言之，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全套假设，完全从非线性、复杂性和非均衡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从演化、生命和创造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这当然是一个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布莱恩 · 阿瑟在《复杂经济学》一书里引用经济思想史学者大卫 · 柯南德尔（ David Colander ） 1996 年讲述的一个寓言，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经济学范式的转变：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站在两座高耸山峰之间的底部，而山峰则隐蔽在云层当中。他们想爬上高峰，但是不得不先决定要攀爬的是哪一座山峰。他们选择了有明确定义、遵循数学秩序的那座山

峰。但是，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登上了那座山峰，站到了云层上之后，才发现另外一座山峰要高得多。那就是过程和有机主义之峰。我们可以加上一句话，当经济学者费尽千辛万苦登上那一座山峰之后，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座假想的山峰！真实的山峰是另外那座。迄今为止，从线性、均衡、简单、静态转向非线性、非均衡、复杂性和动态演化，至少有如下一些新的发现。其一，正如柯南德尔的寓言所说，当我们攀登另一座山峰之时，所欣赏和见识的风景自然与原来费力攀爬的那座山峰大为不同。在新经济学范式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正常和无效率的经济现象和行为，恰恰是最习以为常的现象。诸如垄断、赢者通吃、规模收益递增、技术指数式增长、锁定、路径依赖、泡沫、超调（ overshooting ）、崩盘、预期不稳定、内在不稳定性、犯错或非理性等，皆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正常和无效率，谴责起来不遗余力的行为和现象。然而，这些现象正好是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常态。转向新经济学范式，则意味着我们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和重心完全不同了。其二，研究方法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构建以均衡为中心的数学模型，以描述经济体系的运行状态，即迈向均衡的路径。新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研究方法首先是仔细观察真实经济世界，获取真实经济世界那些显而易见或隐含的结构、模式、机制、经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突变、创造、创新或创造性毁灭等，注重对经济体系演化历史的研究。这与马克思和熊彼特所倡导的分析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同时，新经济学范式也不排除利用数学模型（包括网络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来模拟真实经济世界。其三，开始深入研究新古典经济学长期视为 “ 黑箱 ” 或 “ 外部冲击 ” 的现象。譬如，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将技术视为外部变量，将企业组织视为黑箱或一个生产函数。新经济学范式则从演化的角度来理解技

术的起源和发展；从自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起源和演化；从网络式扩张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从总体大于个体之和的角度来理解宏观经济现象。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宏观经济学并不是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它只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真正的宏观经济现象则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所创造或涌现出来的崭新现象，譬如经济腾飞、技术组合带来的指数式增长、中心城市增长极的形成、金融中心的形成、创新和产业的集群效应、金融危机、牛群效应、明斯基时刻、经济周期波动等。其四，开始理解技术或经济的本质，即所谓技术和经济究竟是如何涌现出来的。布莱恩 · 阿瑟的《复杂经济学》一书对理解技术的演化提出 6 个步骤：• 步骤一：新技术出现。新技术是在某些现有的特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并且它会作为一个新元素，进入当前的技术集合中。• 步骤二：新技术变得活跃起来，并替代现有技术及现有技术中的某些部分。• 步骤三：新元素为支持性技术和组织安排，创造出进一步的 “ 需求 ” 或提供进一步的机会利基。• 步骤四：如果被替换的旧技术从技术集合中退出，那么它们的附属需求就会消失。它们提供的一系列机会利基，也会随着它们的退出而消失；反过来，那些用于填补这些机会之窗的元素，也会变得不再活跃。• 步骤五：作为未来技术或未来元素的组件，新要素变得活跃起来。• 步骤六：经济，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重新进行调整来适应上面这些步骤。成本和价格以及研发新技术的激励也会

相应地有所改变。布莱恩 · 阿瑟对技术演化 6 个步骤的描述很有趣，不过一般读者肯定会觉得模糊不清，甚至不知所云。如果稍微深入研究信息科技时代最关键的技术 —— 芯片技术的演化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项开创性技术改造或创造新经济生态体系的关键步骤。• 步骤一：科学家发现新的自然规律 —— 普朗克 1900 年提出量子假设、爱因斯坦 1905 年提出光量子假说、尼尔斯 · 玻尔 1913 年提出原子结构的玻尔模型。紧接着，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等天才给出了量子力学精确的数学模型。人类对微观物理世界的认识进入完全崭新的境界。• 步骤二：量子力学的伟大发现开启了一门新的学科 —— 固体物理学，该学科致力于研究固体的物理性质和微观结构。 20 世纪 30年代，固体物理学开始成为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步骤三：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布拉顿和巴丁开始运用固体物理学原理寻找真空管的替代产品。经过多年精诚合作和艰苦努力， 1947 年 12 月 23 日，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 晶体管宣告诞生。• 步骤四：具有敏锐商业头脑的企业家开始将发明专利转化为实用产品。先后有肖克利自己创办的半导体实验室、仙童半导体公司、国民半导体公司、德州仪器公司等， 1968 年，英特尔公司成立。这些前赴后继成立的公司推动晶体管技术不断完善，也将人类推进到了微处理器时代和信息科技时代。• 步骤五：晶体管的运用范围和产量呈几何级数的爆发性增长，从最初的计算器、计算机，到国防工业，再到数之不尽的民用产品，芯片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关键部件，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经济和人类社会。需求量的指数式增长刺激英特尔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以 “ 偏执狂 ” 的精神顽强拼搏，推动芯片和整个信息科技产业沿着摩尔定律预测的方向持续前进。• 步骤六：新技术的潜力被挖掘殆尽，摩尔定律开始趋近极限，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品。人们已经多次警告摩尔定律逼近极限。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坦言： “ 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 步骤七：基础科学理论获得重大突破，开启了下一个技术变革的周期。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等划时代的开创性技术，其演化历史大体都可以归纳为上述七个步骤。其五，新经济学范式最重要的发现是经济体系的涌现秩序或自组织。涌现秩序就是哈耶克所说的 “ 自发秩序 ” 。从涌现秩序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体系，迫使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个体创造性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这种涌现秩序能够启发我们去思考许多重大而有趣的问题，譬如，是什么机制造就了市场竞争的成功者？什么是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为什么经济政策的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甚至适得其反？政府究竟应该如何调控和监管经济和金融？从涌现秩序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得出的结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结论迥然不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增长的均衡路径或黄金法则等，从涌现秩序的新视角来看，大体都是不成立或不相关的。用比较优势理论或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很多资源匮乏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欧洲大陆各国、日本和以色列）。正如杨小凯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后发优势往往是后发劣势，它将国家或地区锁定在低技术水平或中等收入陷阱里。涌现秩序理论迫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内在基因，这种基因主要是一种制度和文化基因。其六，新经济学范式另外一个重要发现就是经济体系动态演化所形成的内在结构或演化结构。新古典经济学所讨论的市场结构主要集中于所谓竞争和垄断的划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体系真正内在的结构。新古典经济学还有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市场是平的，价格是平的，即各个市场之间、各个价格之间没有层次或权力结构。实际上，经济体系和市场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或分层结构。市场不是平的，价格也不是平的。拙作《新资本论》曾经从全球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角度深入讨论了市场和价格的权力结构。假若从生命体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体系，我们立刻就会知道，正如人体具有内在逻辑结构一样，经济体系也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讨论的投资－消费－储蓄结构，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结构，也不是 GDP 的构成。从生命体系角度看经济体系，核心的结构是演化动力结构，即什么是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核心驱动力。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经济演化论时再来深入讨论此问题。偶然性、路径依赖和锁定：是什么机制选择或造就了成功者？从复杂性角度考察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有一个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什么机制选择或造就了经济竞争的成功者？譬如，微软为何在众多软件供应商里脱颖而出，主导市场长达数十年？阿里巴巴为何在众多电商里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最大电商之一，并且很快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电商生态体系？腾讯为何在众多的社交媒体里脱颖而出，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亚马逊为什么

能够迅速从一个网上书店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令人生畏的前沿科技竞争者（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等无所不包，亚马逊甚至成为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强大竞争对手）？谷歌为什么能够从一个搜索引擎的发明者迅猛崛起为全球最强大的科技帝国？英特尔为什么历经半个世纪长盛不衰，始终执全球芯片产业之牛耳？丰田汽车为什么能够傲视群雄，成为全球最优秀的制造企业？与此相反，为什么许多曾经辉煌的企业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为什么 2008 年短短数天之内，曾经不可一世的金融巨头雷曼兄弟、AIG （美国国际集团）、美林证券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曾经被誉为美国乃至全球最优秀企业的柯达公司会黯然落幕？为什么曾经引领世界信息时代的伟大企业，如 IBM 、惠普、 AT&T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朗讯、阿尔卡特、北电网络等，会在短短数年之内跌落神坛？为什么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破产？经济体系内生的新陈代谢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假若经济学者真的希望理解所谓经济现象，就必须努力破解上述成功者之谜或失败者之谜。绝大多数经济学者依然沉迷于一般均衡模型所虚构的乌托邦里，认为上述问题应该留给管理学者去回答。这是一种自我放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所描述的那种虚幻世界并不是真实的经济世界，那是一种数学智力游戏或凭空想象的世界。首先，创造性毁灭是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常态，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产品、服务能够基业长青。世界上那几个所谓 “ 化石级 ” 的基业长青的企业，大体只是保留其古老的名称而已，经营的内容早已改变。全球超过百年历史的企业屈指可数，中国中小规模企业平均寿命不到 3 年，德国和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也不过 20~30 年。 “ 企业寿命之谜 ” 依然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比尔 · 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 18 个月。任正非说：下一个倒下的肯定是华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倒下。就像任何生命体一样，企业永远生活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是生存还是灭亡，永远只是一瞬

间、一口气的事情，也是一念之差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失败和成功并没有数学和逻辑的必然性，只有历史和辩证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成功和失败充满着历史的偶然性。偶然性是决定或选择成功者或失败者的外部客观因素，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预知或掌控历史的偶然性。如果能够预知或掌控，那就不是偶然性了。经济学、管理学和一切社会科学都不能回避偶然性，应该将偶然性纳入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图景。偶然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 命 ” 或运势。中国古圣先哲也是认命的，因为那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架构里没有偶然性，因为一切经济行为最终必定迈向均衡、信息完备和理性完全。没有不确定性，自然也就没有偶然性。股神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投资大师查理 · 芒格曾经批评学院派经济学有一种 “ 物理学崇拜综合征 ” ，也就是盲目追求像物理学那样的确定性。其实量子力学之后的物理学已经明确考虑了偶然性和概率分布，新古典经济学却依然执着于构造貌似精确的数学模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是什么机制选择了成功者或失败者。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经济体系的最佳状态是完全竞争均衡。所谓完全竞争均衡，就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成为同质的、无差别的个体；所有生产要素皆获得同样的回报：土地获得相同的租金，资本获得相同的利息，劳动获得相同的工资；没有任何利润：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利润是不会存在的，是一个不需要或不可理喻的概念，所有生产要素皆各得其所，怎么会有利润呢？所以奈特需要引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划分，以说明利润的起源；张五常教授不用利润或盈利的概念，他喜欢用的是租值理念，他说经济学里的 “ 盈利是无主孤魂 ”！一般均衡数学模型的分析逻辑井然有序，无可挑剔。结论是没有成功者或失败者之分，只有均衡或非均衡之分。是的，在一个信息完备、理性完全的乌托邦世界里，哪里会有成功者或失败者之分呢？上

帝端坐天堂，人间平安无事，人人皆是同样幸福的成功者！这个世界与人间无关。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乌托邦幻境，引入偶然性、不确定性、规模收益递增、路径依赖、锁定、赢者通吃等真实世界的真实现象，我们才有望洞悉自然力量挑选成功者或失败者的 “ 秘密 ” 。布莱恩 · 阿瑟的文章《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 Self-ReinforcingMechanisms in Economics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 “ 规模收益递增 + 路径依赖 + 偶然性 ” 的自我强化机制。他分析了这种机制的一些标志性特征。其一，经济体系的演化往往有多条路径（譬如技术路径的选择，历史上著名的微软 DOS 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的竞争，索尼公司著名的Betamax 录像系统和 VHS 录像系统之间的竞争，等等），最终哪条路径取胜或获得垄断优势，事先是完全不确定的，也是不可预测的。其二，那些技术上更好或更有效率的方案（根据某些标准）并不一定是最终获胜的方案，获胜者可能是次优或低效率方案，最优或高效率的方案可能因为 “ 运气差 ” 被淘汰出局。譬如，索尼公司的 Betamax系统被认为技术上优于 VHS ，却最终被市场淘汰；很多人认为微软操作系统并非当时技术上最好的电脑操作系统，却最终垄断市场。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其三，一旦某个方案或公司被市场选中或者某些难以预料的偶然性让这个方案或公司 “ 撞大运 ” 被市场锁定，那么著名的马太效应或规模收益递增就将发挥巨大威力，迅速建立起强大的进入壁垒，让竞争对手望而却步，最终形成对市场的垄断。比如， VHS 的垄断，微软操作系统的垄断，谷歌和百度对全球和中国搜索市场的垄断，脸书和腾讯对全球和中国社交媒体市场的垄断，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对全球和中国电商市场的垄断，英特尔和高通对高端芯片市场的垄断，等等。实际上，规模收益递增和偶然性决定了经济和技术的内在结构。

其四，偶然性事件决定了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决定了规模收益递增。某些不可预知的偶然性事件决定了某个公司、某个技术方案、某个产品或服务在众多竞争对手里突显出一点优势。规模收益递增或马太效应迅速锁定这个优势，领先者则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来强化市场领先地位，从而形成自我强化机制，最终实现赢者通吃。互联网行业是自我强化机制最典型的领域。某项服务（如微信、淘宝、脸书、谷歌搜索等）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用户数，用户就会出现指数级爆发性增长，用户黏度大幅提升，形成一种病毒式传染效果。起初的一点微弱优势在短短数月或数年内会迅猛自我强化，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这就是经济动态演化的正反馈机制。这种偶然性、规模收益递增、锁定或赢者通吃的效应也会反方向发生。一旦市场客户对某家公司、某项技术、某个产品和服务失去信任，这种不信任就会像病毒一样凶猛传播，形成势不可当的负反馈机制。大型商业银行遭遇挤兑、股市崩盘、汇率崩盘、大型企业快速倒闭，乃至国家政权垮台，都会出现这种势不可当的负反馈机制。上述机制的核心是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递增的本质是人的无限创造性，即人沿着某个特定方向持续不断地努力，会持续地降低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并遵循一条持续向下的成本曲线。后继者如果试图模仿先行者的路径，则面临不可逾越的先行者优势壁垒，因为规模收益递增的背后机理是先行者持续不断的学习、经验或诀窍（ know-how ）的积累，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利权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追赶没有 “ 弯道超车 ” ，只有 “ 变道超车 ” ，也就是采取不同的技术方案来替代先行者的方案，从而抢占先行者的市场份额。日本、德国、瑞士的高精尖制造；英特尔和高通的芯片技术；微软、苹果和谷歌的操作系统； GE （通用电气公司）和罗罗公司（ Rolls-Royce ）的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罗氏、辉瑞等制药巨头；谷歌的搜索引擎和相关技术；等等，就是正反馈机制或规模收益递增形成了强大坚固的技术壁垒，让竞争对手望而生畏。领先者持续领先，

只有出现新的替代技术和产品，才有望打破它们的赢者通吃或垄断者地位。这正是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必须要跨越的巍巍高山。复杂性和多样性：多就是不同新儒学大宗师熊十力先生有云： “ 科学精于析物，毕竟不可以知天。 ”此语内涵极为丰富。科学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真正重视如何 “ 知天 ” 。所谓知天，就是理解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尤其是生命是如何产生的。知天的本质，就是要深刻洞悉生命内在的复杂性和无限可能性。凝聚态物理学家、 1977 年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 ·W. 安德森 1972 年发表著名文章《多就是不同》（ More is Different ），强烈批评物理学家数百年坚持向下分解，即从物质分析到分子，从分子分析到原子，从原子分析到电子、中子、质子，一直分析到夸克和所谓弦，结果导致所谓的 “ 简化论 ” 或 “ 约化论 ” 的思维方式。安德森说： “ 具有将所有东西都简化到最简单的基本规律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具有能从这些最简单的基本规律着手重构宇宙的能力。事实上，基本粒子物理学家越多地告诉我们基本法则的实质，这些法则对于其他科学的真正问题就越不相干，离社会现实也就更为遥远。 ”物理学家将物质分解为分子，将分子分解为原子，将原子分解为中子、质子、电子，直至分解为夸克和弦，寻求基本粒子的运行规律，是牛顿开创现代物理学 300 多年来，人类科学所取得的最伟大和最辉煌的成就。然而，物极必反。尽管许多科学家依然醉心于物质的向下分解（譬如，依然有许多物理学家主张建造更大能量的超级加速器和对撞机，以进一步分解基本粒子），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

认识到，相反的问题更加重要。为什么同样的基本粒子会构成完全不同的物质？为什么同样一堆基本粒子，单单这一堆基本粒子能够形成生命体，乃至形成像人类这样的高级智慧生命，而另一堆基本粒子却形成了石头或土壤那样的无机物？大千世界无限多样、绚丽灿烂的鸟兽虫鱼和花草树木是如何形成的？简言之，生命如何演化？生命之谜到底是什么？经济学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学者一直致力于分析个体的经济动机和经济行为，而且相信个体行为的简单相加就是总体或宏观经济行为。经济学受物理学简化论思维的影响至深至远。因为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心目中的偶像就是牛顿。然而，人们最关心、最感兴趣，也是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现象，却是那些超越个体行为的现象。诸如经济腾飞、经济增长、经济萧条、金融危机、股市崩盘、银行挤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公司的兴旺发达和破产倒闭等，所有这些人类经济体系最重要的现象，皆无法用简单的个体行为加总来解释。事实上，这些现象与个体的经济行为或经济决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个体的供求行为还是所谓的效用最大化，皆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奇特的现象。就好像水分子的原子构成及其运动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水的相变：为什么水温升到 100 摄氏度时，液体水会突然相变为气体？为什么水温下降到 0 摄氏度时，液体会突然相变为结晶体？片片的雪花累积起来为什么会形成雪崩那样突如其来的奇特现象？个体简单的需求和供给行为为什么会造成持续的经济腾飞和增长？每个投资者依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为什么会造成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甚至崩盘？看似相互独立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工作，为什么能够汇聚成为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的汹涌大潮？我们并不是说上述现象违背或不遵守所谓的供求规律或需求定律，也没有否定人类的经济行为可能会遵守某种边际效用递减和规模

收益递减规律。然而，无论是效用最大化、需求定律、边际效用递减、规模收益递减，皆无法给上述现象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个体行为及其效果的加总并不能导致那种宏观的现象和结果。经济体系到处呈现出各种突变或令人惊奇的现象。譬如，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众多年轻企业家创建公司以争夺互联网门户的商机，只过了不到 5 年时间，互联网门户就被三五家公司垄断，世界各国皆如此。世纪之交时，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刚刚从地平线露出曙光，各国都有数十家乃至数百家公司群雄逐鹿，也是不到 5 年的时间，无论是搜索引擎、电子商务还是社交媒体，都形成了寡头垄断甚至独占的产业格局。百度基本独占中国搜索引擎引擎市场，谷歌则垄断了英语世界和许多非英语国家的搜索市场。亚马逊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电子商务的寡占巨头，阿里巴巴则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生态体系或商业帝国，前 5 家电子商务公司基本上垄断了全球的电子商务市场。美国社交媒体只剩下脸书、领英等少数几家企业，腾讯则成为中国社交媒体无可争议的垄断者。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移动支付平台基本上瓜分了全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而且将势力范围迅速扩张到海外。共享经济则以更快的速度形成垄断或寡占格局：不到两年时间，滴滴出行独霸整个网约车市场，摩拜单车等三四家公司则瓜分了全部共享单车市场。即使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智能手机，前 5 名生产商也占据了超过 90% 的市场份额。所有这些都是经济体系里突然涌现的奇特现象。是寡占者或垄断者具有超越其竞争对手的高超管理能力和技术优势，还是经济体系确实有某种我们至今还知之甚少的内在机制决定了经济体系必然涌现这种奇特的经济形态或现象？是垄断者或寡占者具有某种令人羡慕或嫉妒的好运气，还是市场天然具有某种机制来选择胜利者，那些成功垄断或寡占市场的公司不过是被那种神秘的机制 “ 意外 ” 或 “ 幸运 ” 地选中而已？宏伟的愿景和理想、日夜不停地工作、优秀的团队和管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是否足以保证创业者必定成功？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创业者拼命地工作，最终却以惨败收场？所谓运气或命运

是否就是生命体系或社会经济体系的某种内在机制，它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 “ 幸运 ” 地脱颖而出，赢得胜利者的荣耀和财富？回答这些问题远比讨论创业者个体的供求关系、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重要得多，也有趣得多。事实上，所谓供求关系、成本收益、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根本就不能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需要重新提出经济体系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初期的互联网创业浪潮应该是充分竞争市场的典型代表），却很快形成了特殊的形态或格局（垄断或寡占的格局）？千百万人乃至全球数十亿人的相互竞争、合作或互动如何形成了各种奇特的经济形态 —— 有的繁荣，有的衰退，有的停滞？即使是被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为威力无穷的外部力量 —— 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似乎也仅仅是参与经济体系互动的一分子，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力量和地位。很多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败涂地，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行机制或传导机制难道只是经济学者通常所谈论的财政和货币机制，诸如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货币政策的利率和信贷传导机制？是否还有更复杂或更隐秘的机制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或效果？假若我们抛弃主流经济学将经济体系视作一个机械体系的基本理念，而将经济体系看作一个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那么，或许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能够更好地回答上述那些有趣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复杂性、独特性和创造性从复杂性和创造性角度考察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首先注意到的基本事实是日常生活所用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的多样性。衣食住行皆如此。

衣者，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常年仅有一衣，乃至衣不蔽体；经济发达之邦，人们衣着千奇百怪、绚丽多姿，非言语可以形容。爱美之人每日都会更换多套衣服，各种社交场合皆有各种特质华服霓裳来搭配。食者，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食物单一，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且常常处于食不果腹的惨状。我年幼之时（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中国）就有不堪回首的痛苦饥饿经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谈到自己青少年时的记忆，最深刻的感受就是 “ 饿 ” 。经济发达地区，普通人的饮食已经达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程度，一日三餐乃至一日多餐，味道各有不同。食者不仅为了果腹，更多的是讲究营养。正如衣者非为遮身蔽体，实为满足美与品位的追求。住者，经济欠发达地区，茅屋草盖，支离破碎，常有 “ 茅屋为秋风所破 ” 之担忧，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的抽水供水设施。经济发达地区，普通人也能安居舒适，夏有空调，冬有暖气，有些更上升到讲究居住空间的艺术境界或艺术品位的高度。经济发达地区，有住高楼者，有住别墅者，有自买自住者，有租房居住者，皆能根据自身经济和工作情形进行选择。行者，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出行大体依靠步行或少量公交；经济发达地区，出行选择多种多样。从自行车、私家车、公交车、地铁、轻轨直到高铁、飞机、轮船，应有尽有，且价格不断降低，舒适度也不断提高。衣食住行之外，其他消费的多样性更是数之不尽。以通信为例，经济欠发达时代，通邮尚且困难；经济发达时代，从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子邮件、邮政快递，到短信、微信、社交媒体，整个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立刻会以光速传遍整个地球。我们还可以举文化娱乐、医疗服务、教育设施等方面的案例。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正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本质区别之一。

从复杂性和创造性角度考察经济增长，首先是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不断延伸、不断丰富；其次是每一种产品、每一种生产要素、每一种物质的用途皆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它们的用途不断被延伸、被拓展、被开发出来；最后是产品、服务、技术之间的结合或组合方式不断被创新，从而产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产业业态，由此又创造出无限多样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同时会刺激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革命性变迁。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酒店等，到共享一切的共享经济，本质上就是多种技术、产品、服务的创新组合形态。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明创造出无限的商机， “ 智能手机 + 互联网 + 传统产品 + 服务 ” 就等于全新的商业模式。 “ 人工智能 + 云计算 + 大数据 ” 正在创造全新的企业形态和商业模式。 “ 智能手机 + 互联网 + 大数据+ 区块链 ” 将彻底改变人类金融服务模式。 “ 智能手机 + 互联网 + 大数据 ” 已经和必将继续改变人类的社交方式，并且极大地改变人类交友、恋爱、结婚、商务和工作的模式及其观念。 “ 人工智能 + 机器人 + 互联网 ” 将从根本上重塑人类经济的许多产业生态、生活方式（譬如养老、医疗、教育），以及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和创造知识的方式。这种超乎想象的无限前景是任何人、任何数学模型都无法准确预测的。创新或创造的一个最基本方式就是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不同的技术、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人等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导致完全预料之外的效果。这就是创新的本质，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它是经济体系演化过程从本质上无法预测的基本原因。因为面对技术、产品、服务无限可能性的组合方式，我们既无法知道变量也无法知道方程式，即使是所谓动态经济学也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预测难题。因为人类永恒的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并非动态那么简单。正如物理学家安德森的名言所说： “ 多就是不同。 ” 复杂性必然意味着多样性，多样性必然意味着复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意味着无

限可能性和无限创造性。计算机科学家的模拟结果表明，增加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方式，网络运行就会出现令人吃惊的新形态和新模式。一个鼓励自由交流和跨界融合的公司、大学、社区、城市和国家，必然充满创新活力。研究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学者都认为，当年贝尔实验室位于新泽西的办公大楼具有特殊结构，不同研究部门的人能够很方便地碰面或交流，从而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氛围。苹果公司新总部大楼的创意 —— 一座巨大的飞碟式建筑，就是来自乔布斯本人的构想。他希望苹果公司的所有人都尽可能实现相互之间的自由交流。以研究创新闻名于世的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与同事合作出版了著作《创新者的基因：掌握五种发现技能》，他们研究了美国和全球数百位顶级创新者的特质，发现颠覆性创新者有 5 个共同的技能：• 连接或跨界思维方式（ associating or associationalthinking ）。• 善于从新的角度提出和回答问题（ questioning ）。• 敏锐和细致的观察能力（ observing ）。• 善于与不同领域里的人进行沟通以发现新的思想和机会（ networking ）。• 大胆地实验或尝试新的事物，将新想法付诸实施（ experimenting ）。第一个技能充分说明，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交相辉映和跨界融合是创造性和创新的首要来源和诀窍。《创新者的基因》写道：创新者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他们拥有一种认知能力，我们将这种认知能力称为连接或跨界思维方式，或者简单地称

为连接或跨界。当我们的大脑试图将很多新的要素综合起来、试图寻找那些新要素所具有的意义时，就是连接思维方式在起作用。创新者运用连接或跨界思维方式，从那些乍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疑问、难题和新想法中找到内在的关联性。创新的突破经常就发生在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之时。作家法兰斯 · 约翰森（ FransJohansson ）给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名字：美第奇效应（ Medicieffect ）。这个名称源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将广泛领域的众多天才创造者聚集到一起，从而引发了创造性活动的爆发性增长。美第奇家族聚合的天才人物包括雕塑家、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画家和建筑师等。当这些不同领域的天才人物相互交流，思想相互连接和激荡之时，新的思想就在不同领域的交相辉映中应运而生，由此开启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 —— 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创新或最具创造性的时代。简言之，创新的思想者就是善于将常人以为毫无关联的领域、问题和想法融会贯通，发现它们之间内在的关联性。颠覆性创新者的第四个技能，就是善于与不同领域里的人进行沟通，以发现新的思想和机会。这一能力同样说明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相互跨界和融合就意味着不同或创新。科学家已经总结出多样性、复杂性和创造性之间的一些基本规律。第一个规律：变自生变。变化和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它们必然带来更多的新变化。腾讯公司的微信可能是最著名的例子。微信最初引发的变化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但它很快就延伸到金融支付、自媒体、共享汽车和共享单车，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而其中的每一项服务又延伸出新的服务。微信的强大正是来自它 “ 变自生变 ” 的无限可能性。第二个规律：丰富创造更丰富，贫乏导致更贫乏，这就是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必然具有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人类思想和技术的发展

最能够彰显这个基本规律。当人们开始限制或遏制思想交流时，最初可能只想遏制某一个方面的内容，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一旦思想的某一个方面或层面变得贫乏（譬如哲学思想），它就很快导致艺术、文学、科学、技术、经济乃至所有思想的贫乏，最终导致一切思想创新的完全丧失。相反，如果鼓励思想自由地创新，某个领域思想的日益丰富必然激荡其他领域的思想创新。正如牛顿科学思想引爆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伦理、法律和经济思想的伟大创新，经济思想的伟大创新反过来又刺激出像边沁的法律思想创新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库兹韦尔著名的 “ 奇点 ” 预测正是基于人类多样性技术之间的广泛融合，必定带来超乎想象的新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人类以往一切技术的大融合，这种大融合必然将人类技术的演化提升到新的轨道之上，也就是人造技术的 “ 智能 ” 真的全面超越人自身 “ 智能 ” 的时代。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第三个规律：多样性、复杂性必然意味着共生共长，合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竞争。新古典经济学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经济学家谈论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占、垄断等，也谈论各种竞争策略、博弈战略、反垄断政策等。竞争固然是经济体系或人类社会里最常见的现象，然而经济学者对竞争和垄断的研究却是过度专注了，反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相互依赖和合作更能够刻画一个复杂性和创造性经济体系的本质，竞争或相互遏制则是第二位的。以研究竞争战略驰名世界的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 · 波特说，竞争就是创造不同。易言之，竞争的本质不是创造同质化的产品和服务，更不是中国商业界最热衷的价格血拼，而是创造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创造不同，也就是乔布斯所说的 “ 非同凡想 ” 。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特别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他创造了一个新词： “ 友商 ” 。任正非说： “ 我们不要有狭隘的观点，想着去消灭谁。我们和强者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只要有益于我们就行了。我们要开放、合作，实现共赢，不要一将功成万骨枯。 ”1. 米歇尔 · 沃尔德罗普 .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 陈玲，译 . 北京：生活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3–4.2.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7.3.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v.4.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34.5.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6.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61.7. Philip W. Anderson, Kenneth J. Arrow, David Pines.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Complex System.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88, p.77–97.8.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4.9. Philip W. Anderson, Kenneth J. Arrow, David Pine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Complex System.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88, p.266.10. 贴现率即人们对未来怀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越是未来的事情，越是难以把握，这就是对所谓理性预期的否定。11. Philip W. Anderson, Kenneth J. Arrow, David Pines.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Complex System.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88, p.266.12.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26.13.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M].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55–56.14. 摘自任正非在 2016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

15.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54.16. Philip W. Anderson, Kenneth J. Arrow, David Pine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Complex System.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 1988 ， p.9–31.17. 熊十力 . 十力语要初续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88.18. St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 Science, Reason, andReligion,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2008, p.24.19. Jeff Dyer, Hal Gregersen,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 Harvard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Part One.20. Jeff Dyer, Hal Gregersen,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 Harvard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Part One. 45–46.21. 摘自任正非在华为公司内部的讲话。

第七章自组织和经济体系的活力结构自组织创造经济奇迹1987 年， 43 岁的任正非东借西凑 2 万多元创办华为公司，最初员工就是他自己。 30 年后，这一个人的公司 “ 自我进化 ” 成为员工超过 18 万，业务遍及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级跨国企业。华为最早的业务是从中国香港进口交换机，然后转售国内市场； 30 年后，它竟然成为全球 5G 网络和微波通信无可争议的领导者。1995 年， 31 岁的贝佐斯辞去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高薪职位，梦想建立一家网上书店，后来这家网上书店取名叫亚马逊。 20 年后，这一个人的梦想 “ 蜕变和自组织 ”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巨头，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云计算、人工智能和软件企业之一，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甚至成为全球所有电信设备供应商的最强大竞争对手。简言之，亚马逊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企业组织。1998 年， 34 岁的马云向他的几个合伙人宣告，他要做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当时，估计连他也难以相信自己的豪言壮语会成为现实。 10 多年后，阿里巴巴果然 “ 进化 ” 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电商平台之一，而且成为一个业务网络遍及世界各地、交易品种横跨所有行业、支付和物流体系之复杂超乎想象的庞大生态体系。1998 年，两位年轻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拉里 · 佩奇和谢尔盖 · 布林由于出售他们发明的搜索引擎专利不果，遂决定自己创业，利用从父母那里借来的 20 万美元创立一家后来取名为谷歌的公司。 10 多

年后，谷歌不仅演变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而且迅猛崛起为全球令人望而生畏的超级科技帝国，一个致力于改变整个世界和全人类未来生活图景的科技帝国。以上四个故事是现代信息科技时代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的创业和创新传奇故事的典型代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传奇故事更是数之不尽。正是这些伟大的企业和创造它们的企业家构成了我们所说的 “ 经济 ” ，正是它们所创造的无数产品、服务，它们所衍生和投资的无数企业，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经济体系或经济结构。一系列有趣而重要的问题由此诞生：为什么一个人的梦想会将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成长为超级跨国企业？超级企业里那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是如何 “ 自组织 ” 起来成为一个个富有创新活力的伟大企业？什么是企业自组织过程的动力之源和动力机制？企业是经济生态体系里最重要和最典型的自组织，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充满活力。每时每刻，全世界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诞生，同时又有成千上万家企业消亡。这与人类生态体系里的生与死何其相似！这种自组织过程赖以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就是那个人或那个企业的梦想、愿景、思想、理念、情怀，以及持续改变和完善的内部激励机制。华为公司将全球近 20 万人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高效运行，不断创造新科技、新产品、新服务，富有生机活力的复杂组织体系，核心动力就是那三句话： “ 以客户为中心 ”“ 以奋斗者为本 ”“ 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 。这三句话是任正非首创的员工普遍持股制度和始终坚持自我批判和自我淘汰的 “ 熵减 ” 管理哲学。生命和人类社会的自组织过程当然更加神奇。 40 亿年前，原始的液态氨基酸和其他简单的分子自组织起来，成为最初的活细胞； 6 亿年前，单个细胞开始自组织，从而形成像海藻、水母、昆虫，最后到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物体；大约 1 万多年前，人类单个个体开始自组织，

逐渐形成家庭、部落、社团、民族、国家、政党，以及各种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大约数千年前，地球上各个地区的人群开始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逐渐形成各种跨国、跨洲、跨洋的贸易自组织，最终演化成为今天的全球贸易网络，并形成像 WTO （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贸易组织。生命体系或生命器官的自组织机制是最令科学家着迷的前沿课题之一。无数个细胞如何自组织起来，形成像眼睛、肾脏、心脏等这样精巧无比的器官？高达 80 亿个神经元细胞如何自组织起来，形成人脑这样具有高度智慧的信息处理系统？简言之，无数个细胞如何自组织起来，形成了像人类这样能够 “ 参赞天地之化育 ” 的高等智慧生物？假若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人类就能够设计出像人脑或人本身一样的智能机器，从而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经济体系的自组织机制也是经济学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个体的自由选择行为为什么能够形成像华为、阿里巴巴、谷歌、苹果、微软、丰田、亚马逊、英特尔、高通、西门子等富有创造和创新活力的跨国企业？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伟大企业为什么一夜之间会土崩瓦解，涣散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单个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为什么会造成股市、房市和所有金融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甚至引发崩盘？一项新技术和新发明为什么会迅猛征服绝大多数人，成为赢者通吃的技术和发明（最近十年的典型案例是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单个个体行为并没有表现出那么显著的周期性，为什么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却具有规律性的经济和金融周期？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回答这些问题。微观个体行为如何自组织成为宏观整体行为，宏观整体行为或现象为什么完全不同于微观个体行为，这才是所谓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根本区别。金融体系自组织的奇迹：现代商业银行的诞生

谈到金融体系的自组织，我经常想到一个古老而著名的案例，那就是千年前的欧洲圣殿骑士团自组织演化为西方现代商业银行的奇特故事。西方现代商业银行的出现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涌现或突变的过程）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它起源于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简单来说，十字军东征就是欧洲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争夺耶路撒冷而产生的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坚信，耶路撒冷是他们宗教的发源地，是最神圣的圣地，双方都志在必得。于是，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国王和君主们争先恐后组织军队，远征耶路撒冷。公元 1099 年，十字军首次攻占了耶路撒冷，欧洲各地虔诚的信徒开始涌向耶路撒冷朝圣。他们从欧洲大陆和英国出发，如果走陆路要跨越意大利、希腊、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如果走水路就要穿越地中海或者里海。路途遥远，朝圣者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就成为大难题。所以在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大约 20 年后，教皇为了保护朝圣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 —— 圣殿骑士团。加入圣殿骑士团的人首先要做三件事：第一，宣誓放弃一切个人财产，永远保持清贫和贞洁；第二，要保证任何时候离开圣殿骑士团不能超过一个晚上；第三，时刻准备为保护基督徒朝圣者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圣殿骑士团最初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为朝圣者提供人身保护，类似保镖的功能；另一个就是为朝圣者提供财产运输和财产保管服务，类似中国古代的镖局。同时，圣殿骑士团还协助十字军守卫某些关键的据点、城堡、港口、要塞等。显然，圣殿骑士团成立之初只提供相当于保镖和镖局的简单服务，而且当时所有成员都发誓自己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保持清贫，保持贞洁。但在历史的演变里，圣殿骑士团很快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圣殿骑士团首先发明出汇票服务，类似于我们中国唐朝发明的飞钱服务。朝圣者从欧洲大陆到耶路撒冷要经过漫长的路途，携带大量金银财产显然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圣殿骑士团就在伦敦、巴黎、威尼斯等地方建立了城堡和教堂，基督徒可以将财产存放在这些地方，等到了耶路撒冷再提取出来，也就是今天的汇票服务。第二个服务就是给信徒们提供财产保护服务，类似于今天的银行保管箱服务。很多欧洲贵族、富豪的珍贵财产就保存在圣殿骑士团所拥有的教堂和城堡里，比如英国国王的宝石，甚至王冠。第三个服务就是存款和贷款。刚开始主要是为王室、贵族服务，后来也为普通人服务。第四个服务是出售养老保险，或者叫养老年金。第五个服务是帮助一些君主和贵族进行投资管理和理财，作为回报，君主和贵族往往也给圣殿骑士团非常慷慨的捐赠。第六个服务是圣殿骑士团还参与土地经营和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投资。这些服务几乎就是今天商业银行的全部业务，所以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十年里，迅速演变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商业银行网络，而且是一个真正跨国的商业银行网络。它的分支机构遍布欧洲各地，从伦敦到巴黎，再到叙利亚、威尼斯和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并没能一直存在，在创办 100 多年之后，由于得罪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更关键的是得罪了教皇本人，圣殿骑士团财产被全部没收，很多成员遭到抓捕和审判，圣殿骑士团也因此而解散。虽然圣殿骑士团消失了，但是他们开创的金融服务却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今天的金融史学家一致认为，圣殿骑士团提供的金融服务是现代商业银行真正的鼻祖。圣殿骑士团演变为实质上的商业银行的故事实在精彩。它至少说明了人类经济金融体系演化的许多标志性特征。其一是不可预知性。

圣殿骑士团开创的许多金融服务是创立之初根本没有想到的。其二，经济金融体系的演化从来就不可能事先设计，它确实是一种自发秩序。其三，参与其中的每个个体之间相互作用会产生无限多样和无限可能的结果。这些正是生命体系或耗散结构体系自组织机制的标志性特征。经济体系演化的本质：不断涌现和变化多样的自组织自组织是非线性科学和非平衡态热力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科学家从这些发现里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组织区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所谓他组织，就是一个系统是依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所谓自组织，就是系统没有外部指令，依靠某种相互默契的规则，或者按照自己理想的行为方式行事，却又能够相互协调并自动形成有序结构或组织。科学家发现自组织机制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系统只有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可能产生和维持稳定有序的结构。其二，系统必须远离平衡态，非平衡态是有序和自组织之源。其三，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或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能够使个体或子系统之间产生协同效果，系统由混沌或杂乱无章变成有序的自组织。上述这些条件正是普里戈金首次明确定义的耗散结构的基本特征。自组织正是耗散结构的基本特征。一切生物有机体系或生命体系，以及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皆是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都是自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耗散结构或自组织系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所形成的各种宗教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军事组织、

教育组织、文化组织，乃至道德伦理、语言习俗、宗族社区、婚姻家庭、货币金融等，可谓是缤纷多姿，复杂无比。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给人类下达指令，要求人类必须建立某种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一切组织 —— 从国家到家庭，从军队到公司 —— 都是自组织。当然，具体到人类某一类组织的内部结构而言，我们可以有自组织和他组织之分。譬如，军队的各级组织往往都是接受上级命令而成立，其行为准则和规范皆由军事条例和法律所规定。又譬如，很多政党有严格的上下级纪律约束，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各级组织必须听从上级组织的命令或指示。此类军队和政党组织并非由个体之间的相互协调自发形成，可以称之为他组织。然而，即使等级和纪律严格如军队和政党，个体之间依然能够形成各种形式的自组织，譬如基于同学和老乡关系的各种社交组织，基于相同兴趣爱好的各种学习组织，基于某个创新项目的行动小组，等等。经济学者研究最多的就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各种组织或秩序， 200 多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对亚当 · 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学说持续不断地诠释。市场自发形成的各种秩序或组织可以说无穷无尽、无限多样。单以交易市场而言，从最简单和最古老的以物易物、村镇集市、节日庙会、茶马古道、边境互市，到现代世界开始兴起的远洋贸易、商品交易中心、展销会、展览会、五花八门的商品交易会、现代百货商场、超级市场、大卖场、厂家直销、现货和期货交易所，一直到今天风行世界数之不尽的各种电子商务平台，都是市场自组织的演变结果。市场或经济自组织的第一个形成机制就是人的自利行为，就是人永远都要努力寻求最廉价或成本最低的交易方式，以获取最大的消费者剩余。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的要义就是每个人的自利行为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这种相互协调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自组织或自发的市场秩序。

市场或经济自组织的第二个形成机制也是最重要的形成机制是人的创造性。人希望赋予世界以秩序，人希望创造新的秩序，人希望自定方向，希望世界按照自己的愿望运行，希望以自己的信念来改造世界，渴望用自己的言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人心的道德创造性和物质创造性是世间一切秩序的源泉。若没有人心内在的道德意识和自我约束，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形成家庭、部落、社区、民族、公司、社团，乃至国家。制度经济学者用交易费用和合约来解释和理解各种社会组织的起源和运行，虽然不乏创见，却未能透彻认识人类社会自组织的本质。自组织和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复杂性视角让我们重新认识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自组织所形成的结构，才是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经济体系由无数经济个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概括为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或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关系的机制就是价格信号。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皆对价格机制推崇备至。前者认为价格决定整个经济体系 “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 ” ，后者认为价格既决定生产效率又决定收入分配。20 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合约经济分析等，精彩纷呈，各领风骚，其实皆是从价格机制的角度来探索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交易费用、合约成本、博弈策略等，皆是价格、成本或代价的不同表现形式。然而，无论是新古典马歇尔式的供求价格均衡分析、科斯的交易费用决定市场和组织（企业与政府）的分界、不对称信息所决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还是交易费用所决定的合约选择或合约结构等，皆没能真正解释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根源。

那么，什么是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呢？经济学者习惯上用所谓总供给－总需求，储蓄－投资－出口，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垄断－竞争，市场－政府，等等，来描述经济体系的结构。有的从产权层次划分经济结构，有的从技术层次划分经济结构，有的从产业层次划分经济结构，有的从内外经济比例或经济开放度划分经济结构，有的从财富运用比例（储蓄投资比例）划分经济结构，有的从垄断竞争角度划分经济结构。上述各种划分皆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经济体系。假若我们从复杂性或复杂经济学视角来考察经济体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经济体系内在结构持续变化的动力机制也根本不同。从复杂性、创造性或生命体系演化的角度来观察，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是自组织机制所形成的结构，我们可称之为创造性结构，这是一个经济体系里 “ 自发生长 ” 或 “ 自我生长 ” 的各种乃至无限多样的创造性组织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自发生长或自我生长的创造性组织包括各类公司，各类社团，各类科学、教育、思想、文化组织，各类宗教、艺术、文化组织等，以及这些组织内部各种层次的自组织。此类组织及其各种分层组织越多元、越丰富、越自由、越充满活力，社会和经济体系就越充满创造性和创新活力。很多国家将新创企业特别是新创高科技企业作为衡量国家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正是基于自组织的创新活力。这就好比一个生命体系内部的各个细胞越富有活力，细胞构成的器官越富有活力，整个生命体就越具有活力。相反，假若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死气沉沉、铁板一块，很少有新的组织（包括各种科学、艺术、文化、思想、宗教、经济、金融组织）诞生，那么这个社会经济体系必定陷入停滞衰退。因此，任何意义上的创新都不可能孤立出现。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和经济领域持续创新，却压制哲学、思想、艺术、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创新，那就真正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了。

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 · 费尔普斯长期研究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的著作《大繁荣》就是从社会制度和文化角度来研究创新。费尔普斯教授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繁荣能够爆发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某些国家？经济繁荣意味着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意味着人们生活的日益丰富，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有意义的职业，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成长的梦想。费尔普斯教授在《大繁荣》里所表达的观点，与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大繁荣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尤其是个人渴望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新的价值观点燃了激发广泛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费尔普斯教授以大量实例说明，大繁荣得以成功开启的绝大多数创新并非是亨利 · 福特那种孤独的梦想家所创造的，而是千百万普通人共同参与创造出来的，前提则是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对经济和技术的现状进行持续的改进。正是这种由广泛大众参与的创新创造了民众的繁荣兴盛或大繁荣，才成功实现了普通人的物质条件改善，让他们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费尔普斯教授特别强调多样性和经济繁荣的关系，它特别提到个性的多样性、金融的多样性、企业家的多样性对创新的重要性。他说： “ 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繁荣。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其创新倾向或经济活力）显然与潜在创意者的背景、环境和个性的多样性有很大关系。犹太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黑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加入音乐产业，都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此外，一个社会的活力还取决于金融家的观点的多样性。创意得到的评估机会（遇到可能欣赏它的人）越多，好的创意遭到拒绝的概率就越小。如果让国王一个人挑选值得投资的创新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除其他因素外，经济活力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多样性，以便从中找到最合拍、最有条件将新创意融入可行的工艺和产品的人。 ”

简而言之，费尔普斯的观点就是：多样性必然意味着创造性和经济繁荣，多样性才能创造经济繁荣。为什么人的创造性必然生长或产生出创造性组织和自组织，必然形成自发自在的秩序或创造性秩序？因为创造性本身就是自发自在的，不是外在某种力量所强加的。正如孟子所说，人心的创造性乃是天所赋予， “ 非由外铄我也 ” （《孟子 · 告子章句上》）。创造性本身必然会自己彰显出来。道家哲学的精髓正在于此。道家在人类哲学史上首次深刻阐释了生命内在的、自发的创造性。《道德经》曰： “ 道生之，德畜之。 ” 其意义正是说万物本是自己生，自己长。王弼《老子注》对此的注释是： “ 不禁其性，不塞其源。 ” 只要不禁其性、不塞其源，万物内在的生命创造性必然彰显出来，必然会自己生长壮大。 “ 不禁其性 ” ，就是不要禁止、控制、歪曲、戕害事物和人的本性，就是要尊重和顺应事物和人的本性； “ 不塞其源 ” ，就是不要把万物和人性的创造性或生命的源头堵死，让生命的创造性能够开源畅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是很高的境界和智慧，也是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的理想之境。道家没有直接讲创造性，没有直接用创造性、创造力、创造性体系这些术语，然而，其内在的义理确实如此。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所激发和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与道家所倡导的生命自我生长、 “ 不禁其性，不塞其源 ” 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亚当 · 斯密经济思想的源泉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核心就是自由主义精神。所以他为自己发现 “ 看不见的手 ” 能够促进人类经济社会最大利益而深感自豪和兴奋。 “ 看不见的手 ” 不正是道家所说的 “ 不禁其性，不塞其源 ” 吗？不正是一种自发自在的秩序吗？所以哈耶克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推崇备至。斯密《国富论》的基本主题是：分工与合作是财富增长的源泉。为什么人需要分工，需要合作？数百年来，经济学者主要从比较优势

和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理解分工与合作。从创造性角度则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斯密的伟大创见。人的创造性千差万别，各具特征和独特性，却又皆具有局限性。分工则是人人发挥其创造性之所长，合作则是相互补其所短，形成创造性合力，方能创造出人间奇迹。是故，分工与合作乃是人类创造性发展的必然形态和过程，合作必然要形成各种各样的自组织，所以自组织的创造性乃是自组织的内在特征。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从一个生命体系或创造性体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体系，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抓住或找到经济体系演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熊彼特首次将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置于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中心，石破天惊，是对经济体系动态演化动力机制认识最深刻的伟大经济学者。新古典经济学者最重要的创见是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体系的核心动力机制，这就是保罗 · 罗默荣获诺贝尔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但是，技术进步其实是经济体系演化的结果，并不是经济体系真正的内在动力机制。我们还需要往前深入几步。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家对生命体系动力机制的发现里获得重要的启示。生命体系演化发展的重要机制主要是自组织机制、自动催化机制和适应性机制。一切能够自我组织、自我演化的体系都可以称为智能系统。所谓智能的本质含义，就是自我演化、自我调整、自我组织、自我学习、自我适应。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曾经说，那些真正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外界看起来似乎是混乱和失控的，其实是组织在自然生长演化，在寻找创新。如果一个企业已经成为生态型企业，创新就会从灰度空间源源不断涌出。灰度空间本质上就是企业内部自我生长的、富有创新活力的自组织。催生这种灰度空间或自组织不断涌现的关键要素，正是一个企业或组织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氛围。《新经济学》第五卷就主要从文化氛围的角度探讨人类创新生态体系的形成和运作机制。

1. 埃德蒙 · 费尔普斯 .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M]. 余江，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 42.

第八章经济进化论经济学和进化论进化的观念或许是人类思想里最普遍的观念，它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极富传奇经历的法国考古学家和思想家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Chardin ， 1881—1955 ）在其代表著作《人的现象》里写道： “ 何物进化？理论乎？体系乎？假设乎？ …… 不，它是一种比这一切更多得多的东西。它是一切理论、假设、体系都必须服从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一个基本条件，否则它们就不可能是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进化是照耀一切事实的亮光，是一切线条都必须在其中接合的曲线。这就是进化。 ”德日进将进化视为 “ 照耀一切事实的亮光，是一切线条都必须在其中接合的曲线 ” ，将进化上升为宇宙最普遍的基本原则。进化的思想与经济学有天然的联系，因为进化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然选择，而经济学者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选择，因此经济学家用进化论的思想来思考经济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学者认为，正是斯密《国富论》里所蕴含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思想启发了达尔文提出石破天惊的进化论，写出盖世巨著《物种起源》。譬如，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里论述自私假说时，首

先引用斯密《国富论》里关于自私和 “ 看不见的手 ” 的那两段最著名的文字，然后说： “ 细读《国富论》，我认为上述的两段文字是源于他的自然淘汰观，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 ”张五常教授的受业恩师阿尔钦 1950 年发表著名文章《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明确将进化和淘汰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假设，认为淘汰和进化的最终效果与所谓自私驱使下的选择效果完全一致。科斯对此文推崇备至： “1950 年，阿尔钦发表《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这篇文章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原创性。经济学者立刻认识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阿尔钦因此获得广泛的国际声望。我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宣告经济学又有了一位新的大师。 ”当然，谈到经济学和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提到理查德 · 道金斯 1976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私的基因》。道金斯用相当多的案例证明自私是动物与生俱来的本性，是代代遗传不可更改的。这本书启发了一门新学问的诞生 —— 生物经济学。关于进化的一些形而上思考德日进认为，进化是 “ 照耀一切事实的亮光，是一切线条都必须在其中接合的曲线 ” ，那么，从最一般意义或形而上意义来说，进化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进化背后的根本力量就是生命内能或宇宙内能，就是无中生有的生命力量。正是这种无中生有的力量推动着宇宙的演化、生命的进化、人类秩序的建立和经济技术的进步。创造性的生命内能直接否定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预言的无序和死寂。生命内能的本质就是创造新的秩序。所谓秩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结构和方向， “ 秩 ” 就是结构， “ 序 ” 就是方向。生命本身具有最复杂的结构，迄今为止最高级的生命 —— 人类

—— 具有不可思议的复杂结构。今日人工智能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能否创造或设计出比人自身还要复杂或至少与人自身同样复杂的结构。从最基本的哲理上讲，我认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设计出比人自身还要精巧和智慧的智能结构或智能工具。宇宙最大的秘密和最神奇的事情就是生命或生命内能。生命如此强大、刚健而永恒，它终将遍布或征服整个宇宙。 DNA 的发现将我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它清楚地说明生命的本质是一种不可逆的信息传输机制。遗传机制的中心法则是： DNA—RNA （核糖核酸） —— 细胞，这一法则揭示了生命信息传输机制的密码。生命的本质既是一种能量的转换和传输，也是一种信息的转换和传输，即信息、能量、物质之间的相互转换。遗传中心法则所揭示的正是生命信息能量的传输具有确定的方向，所谓心智或意识也是信息的创造、交流、转换或传输，这其实就是进化的本质。创造或进化的本质正是信息的创造、交流、组合、传输、转化，即信息、能量、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弗雷德金有一个著名论断：宇宙是一台计算机。人何尝不是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呢？他处理信息、能量和物质的转换。由此我们可以给热力学第二定律以新的表述：若没有任何新信息产生（从外部或内部），一个系统的信息传输将逐渐失去方向并最终停止。所谓均衡就是没有任何信息产生或交流，一个封闭体系的均衡就是没有任何方向的变化或者失去任何变化的方向，即死亡。生命能量或精神能量就是从无到有产生的一种具有方向性（永远带来秩序）的信息，它由这种方向性的信息转化而来，并进一步转化为物质，反之亦然。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正反馈和逆反馈、正能量和负能量、熵增和熵减、阴和阳之间相反相成、循环往复、动态平衡的过程。依照庄子的哲学，世界上实际上既没有真正的生，也没有真正的死，这是极高的智慧和对生命本质最深刻的体悟。所以庄子大谈 “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 （《庄子 · 齐物论》），妙哉！

人体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进化，所依靠的是 DNA 遗传的基因。作为社会动物或社会一分子的人，其进化所依靠的则是社会文化基因。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和教育基因，就会培养和训练出什么样的人。爱默生说过，衡量一个文明的主要标志是看这个文明培养出什么素质的人，文明的基因就是文化基因，也就是中国人喜欢谈论的文化血脉和传统。因此，所有人类社会进化的基因都是一种文化基因。信息时代的思想家凯文 · 凯利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文化改变我们的基因。此语意义深远。中国古圣先哲也有类似顿悟。中国人喜欢说 “ 腹有诗书气自华 ” ，喜欢说 “ 相随心转 ” ，皆是指人的精神修养必然改变人的精神气质。孟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 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 （《孟子 · 尽心章句上》）这就是讲人的本质是仁心，仁心才是人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基因。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天资愚钝或平凡的人，经过孜孜不倦地艰苦努力，也能成为饱学之士，也能对某种学问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也能成为气质高雅之人。这乃是生命最神奇和最可贵之处，也是人最不可辜负的精神力量或无尽宝藏。就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言，精神、文化、思想是最重要且永不消失的进化信息或基因。精神、文化、思想体系本身就是生命内在的创造或生命内能的彰显。精神、文化、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系，具有生命的所有特征。凯文 · 凯利在一次访谈中曾说： “ 人们都说，没有什么能逃脱冷酷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的最后归宿是一片死寂。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宇宙在沉寂的同时，还在热闹起来，从旧物中带来新生，增加复杂性的新层次。宇宙充满了无尽的创造力。熵和进化，两者就像两支时间之矢，一头在拖曳着我们坠入无穷的黑暗，一头在拉扯着我们迈向永恒的光明。 ” 这段话十分精彩，实际上它已经说出了宇宙演化的秘密。进化的本质力量就是生命永恒向上的精神力或创造力。

中华伟大经典《周易》所揭示的正是宇宙生命演化的基本规律。 “ 坠入无穷黑暗的力量 ” 以阴表示， “ 迈向光明的力量 ” 以阳表示。《周易》的全部主题就是阴阳斗争，就是阴阳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与演化，就是生命的本质。阴阳斗争、竞争、协调、合作，正是宇宙生命演化的全部秘密和机制。全部宇宙只有一个秘密，那就是生命的秘密；全部宇宙只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生命的规律；全部宇宙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生命的真理。《周易》永恒的魅力，正是它揭示了生命最基本的规律和真理，揭示了人心创造性即生命创造性最基本和最本质的规律，是故《周易》足以撼人心魄、启人心智、诱人日进、催人日新。这个最本质和最基本的规律又以《乾卦》 —— 乾代表最本质和最内在的精神力量 —— 的进化规律为核心，所谓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易传 · 象传 · 乾》），正是描述生命的无穷力量和无限创造性。从进化的内在机理来看，物质、能量、信息是一回事。遗传密码是信息，是由一组碱基（物质）构成。电磁波传递信息，既是物质，也是能量。整个宇宙就是一部巨大的信息处理机，无时无刻不在处理着无穷多样的信息、能量和物质。遗传密码只有 64 个，几乎所有生物都使用同样的 64 个遗传密码，恰如《周易》将宇宙一切现象的本质归结为 64 卦，岂不神奇哉？难道这是简单随意的类比和巧合吗？大道至简，信矣哉！《易经》 64 卦就是 64 种不同的能量形式、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我们吸收每一卦，正是吸收某种信息，也是吸收某种物质，吸收某种能量。精神转化为物质，能量转化为物质，信息也转化为物质。全部生命密码竟然隐藏在 64 个遗传密码之中，宇宙万象的本质规律隐藏在 64 卦之中，这是最神奇的进化规律。思想文化基因和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

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化基因是文化、思想和精神基因，我们应该以此为基本理论出发点，来考察和思考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经济体系的演化是系统性的演化。根据分析的目的和考察的视角不同，经济体系原则上能够被划分为无数个子系统。从大历史角度考察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最重要的是十个子系统的演化及其共同演化：• 思想和理念系统的演化。• 产权和法律制度系统的演化。• 教育和人才培养系统的演化。• 企业组织系统的演化。• 科学和技术系统的演化。• 货币金融系统的演化。• 产业系统的演化，同时产业系统本身也可以无限细分。• 分工和价值链系统的演化。• 市场和交易系统的演化。• 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系统的演化（特别是税收系统的演化）。人类经济体系演化是围绕人类的思想、理念和文化系统而展开。从大历史角度看，思想、理念和文化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演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决定了经济体系演化的历史韵律和总体方向。多元、包容、创新和创造的文化基因必然激荡出推动科学昌明、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相反，遏制多元文化和思想自由，戕害私有产权，遏制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必然导致普遍的愚昧落后和经济停滞。

纵观历史，无论从全球范围看还是从国家和民族范围考察，每一次科学和技术的大飞跃，每一次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繁荣，必定以思想解放为基本前提。正是人类思想和理念的革命性变革推动了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或突变。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所刺激出来的欧洲科学时代和理性时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腾飞。时间跨越千年的中世纪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科技发明和经济增长。英国所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引领的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工业革命，都源自 300 多年前西方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改革或思想解放。没有明治维新的思想激荡和 “ 脱亚入欧 ” ，闭关锁国长达 300 年之久的东亚岛国日本就不可能出现惊人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腾飞，并迅猛崛起为亚洲强国。以福泽谕吉为杰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改造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缔造了现代化的日本。20 世纪 80 年代，以里根供给革命和撒切尔夫人私有化革命为代表的经济制度突变，其思想根源则是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哲学。正是这种强大的思想力量扭转了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哲学理念，开启了以大规模减税、放松管制、鼓励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时代，直接催生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和信息科技时代的来临，击垮了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式计划经济，改变了世界格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以及由此激发的思想大解放，为邓小平开启伟大的改革开放吹响了嘹亮号角。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又一次迎来了思想开放和自由的时代，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如饥似渴的强烈愿望，全力吸收先进的外来思想和科学技术，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改革自己的经济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决定建立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中国打开一扇窗户，让中国人能够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科技和管理

模式。改革开放数十年，先进的思想、科技和经营理念正是从南方的经济特区迅猛北上，逐渐扩展到全国。生物学家已经证明，善于学习的生物具有较快的进化能力。对于人类的进化而言，学习基因比纯粹的生物基因要重要得多。今天人类的生物学能力（譬如体力、吃苦耐劳和对饥饿的忍耐力等）不可能强于我们的祖先，甚至已经退化很多。然而，由于人类学习、创造、创新的能力持续增强，今天人类在任何一个方面的能力（掌控和利用外部自然环境和资源，掌控和提升自身的健康和寿命，丰富生活内容，提升生活质量，等等）都远远超越哪怕是我们父辈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超越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所得，而是文化、学习、创造、创新意义上的演化所得。这种演化所依靠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DNA ，而是一种文化 DNA 。这正是我们从进化论角度来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所需要的重要视角。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就是一个持续学习、创造和创新的过程，关键就是文化基因或学习基因的引入或突变。文化人类学有大量的案例证明，那些与世隔绝、自身又没有任何新思想和新文化诞生的部落、种族或地区，在数千年时间里没有任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古老的生活方式代代相传，亘古不变。综观世界，那些数千年都没有出现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并非是自然资源匮乏，而是没有任何创新和创造的基因。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对外开放都是经济腾飞和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人们通常强调对外开放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性，其实远为重要的是引入新的文化、学习、创新和创造的基因。世界上凡是成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国家和地区，皆具有充分对外开放、文化多元包容的特征。世界上那些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譬如美国硅谷、英国剑桥、以色列、中国深圳和杭州等，皆是人才荟萃、文化多元包容。没有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刺激，创新根本不可能产

生。那些缺乏创新活力的国家和地区，要么闭关锁国，要么文化单一或停滞，要么当权者极力遏制文化和思想的创新。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已经从无数个视角讨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英国。如果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培根、牛顿、约翰 · 洛克、斯密等思想家和科学家为英国社会注入了新的基因，极大地加速了英国社会的进步。培根是实验科学的首倡者，牛顿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洛克则是现代政治哲学和政府理论的开山大师，斯密则是现代经济学之父。这些伟大人物的不朽思想和科学贡献，不仅为英国文明的演化创造了新的基因，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注入了新的基因。他们共同开启了科学时代和进步时代。很大程度上，培根和牛顿的实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基因、洛克的现代政府理念和进步思想、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今天依然支配着人类社会，支配着人类科技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演化。斯密的经济思想基因则早已演化为异常复杂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主导着人类的经济思维和政策哲学。《新经济学》第三卷详细阐释了美国这个独特国家的精神起源。美国就是一个理念和精神的产物，而这个思想理念和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马丁 · 路德 · 金和约翰 · 加尔文伟大的宗教改革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和伦理。这种崭新的文化、精神、信仰和伦理基因，历经数百年的演变，经过著名的 1620 年的《五月花号公约》、 1776 年的《独立宣言》、 1787 年的《美国宪法》，终于创造出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以民主宪政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新教所开创的文化、精神、信仰和伦理基因，激励美国人民创建出世界上良好的教育体系、强大的制造业和金融业，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具体而言，美国经济和金融崛起的思想资源则是美国第一任，也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年轻和最伟大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的经济

和金融思想。汉密尔顿的经济和金融思想则是来自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思想家。汉密尔顿曾经说： “1690 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收体系和国债市场。 18 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就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 一个国家的信用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协调，就像一个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样，一根树枝受到伤害，整棵大树就将衰败、枯萎和腐烂。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密尔顿构思出名垂青史的《公共信用报告》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创建了美国的货币制度、中央银行、金融体系、税收体系和制造业基础，为美国的经济腾飞和跃居世界之巅注入了强大的创新基因。汉密尔顿为美国构建的货币金融体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统一的国债市场；其二，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其三，统一的铸币体系（金银复本位制）；其四，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其五，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贸易政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经济和金融的迅猛崛起正是汉密尔顿播下的种子所创造的奇迹。美国政治家丹尼尔 · 韦伯斯特曾经以诗一般的语言赞扬汉密尔顿： “ 汉密尔顿创建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富强的神奇密码。他叩开信用资源之门，财富洪流立刻汹涌澎湃。美国人民满怀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满怀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们钟爱的希腊神话。然而，汉密尔顿创造的金融战略比希腊神话还要

美妙。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灵机一动，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 ”现代信息科技时代则是数百年科学基因代代相传、世代积累、加速进化的结果。 19 世纪中期，当英国首相本杰明 · 迪斯雷利参观法拉第的电力实验室时，迪斯雷利问法拉第： “ 您捣鼓这些玩意儿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 法拉第略带讽刺地回答说： “ 首相先生，很快您可能会想到对这些玩意儿征税！ ”正是法拉第、麦克斯韦和其他伟大科学家的开创性工作，为人类开创了电力时代。法拉第的电力实验室建立之后不到 100 年，电力就已经成为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必需品。毫不夸张地说，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少数科学家的天才闪耀照亮了整个人类，这是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更不可思议的奇迹则是量子力学所开创的现代信息科技时代。量子力学的主要开拓者不过数十人，以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等为最伟大的代表。数十位伟大科学家的思想灵感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面貌。从量子力学的创立开始，收音机、广播、电视、晶体管、计算器、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智能手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 纷至沓来，现代科技以指数级的加速度迅猛重塑了人类的一切。正是科学技术令人叹为观止的加速度进化，才使得像库兹韦尔这样的科学家预言人类很快将迎来真正的奇点。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人工智能革命或人工智能时代，很多人相信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正在迎接的下一次最伟大的工业革命，它对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影响将超越以往所有工业革命。然而， 60 年前，人工智能还只是少数几位科学天才头脑里闪现的灵感光芒。 1956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科学家马文 · 明斯基和约翰 · 麦卡锡组织了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新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思想基因，经过数十年的

进化或演变，终于成为颠覆一切人类生活的汹涌大潮。新思想、新理念和新科学的巨大威力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新经济学》第五卷将以详细的案例说明以色列和硅谷的创新基因是如何形成以及代代相传的。经济体系演化的基本规律生物学和遗传学的重大发现，尤其是对生命起源和生命演化的洞见，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有许多深刻的启发意义，原因可能是这两门学科研究的领域皆属动态的、永不停息的、具有无限创造性的生命体系。演化生物学家和混沌理论家斯图尔特 · 考夫曼将生命体系演化的核心秘密概括为反混沌。反混沌的核心机制则是自动催化、自我复制、再生、自组织，即所谓无序之有序，从无序之中产生有序。与之相应，人类经济体系演化的最大秘密也是自动催化、自我复制、再生和自组织。公司和其他各种经济组织正是经济体系演化过程中自组织机制的显著体现，包括货币制度、政治制度以及一切非营利组织在内，皆是经济体系自组织的演化结果。从大历史角度看，各种组织的出现皆有历史的必然性。斯密之 “ 看不见的手 ” 、哈耶克之 “ 自发自在的秩序 ” 、熊彼特之 “ 创造性毁灭 ” ，皆应从 “ 无序中创造有序 ” 的视角来理解。公司制度的本质正是经济体系不断演化的自组织。企业的产生、发展，企业相互之间竞争、合作所产生的新的企业、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经济增长或变迁过程。没有任何理论和数学模型能精确推测（更不用说计算）这个过程的历史细节和最终结果（演化永远是一个过程，没有最终结果）。我们说经济现象从本质上不可预测或无法推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虽然无法精确计算或推测，但是这种演化的秩序有没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本卷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讨论的就是经济体系演化的重要规律。即使不用任何高深数学模型，仅凭日常观察和历史研究，我们也可以概括出一个不断演化的生命体系（譬如生物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许多基本规律或具有规律性的现象。第一个规律可以命名为 “ 多样性和复杂性规律 ” ，即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生命体系总是趋于创造出日益丰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命体系和经济体系并不是像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预言的那样，将持续迈向无序或死寂状态，也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预言的那样，将总是迈向所谓稳态的均衡状态。相反，生命体系和经济体系总是不断创造出新秩序，不断创造出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断开辟新的演化方向，不断迈向新的生命或生活境界。第二个规律我们可以命名为 “ 复杂结构规律 ” ，即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生命体系总是趋于形成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复杂结构和复杂性并不能完全等价。生命体系和经济体系所具有的创造性功能，正是基于系统内部超乎想象的精巧的复杂结构。人脑、心脏、肝脏、眼睛、内分泌系统等，皆具有异常复杂的精巧结构，科学家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些精巧结构的内部构成。人的想象力、创造力、记忆力；所谓智商和情商；人们借助音乐、文学和所有艺术作品所表达的难以言表、千差万别的情感；人类在超越的宗教、高深的哲学、伟大的科学方面所展现出的令人惊叹的创造力，本身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复杂结构。譬如，人的记忆力和想象力究竟是脑神经元单独的作用或功能，还是脑和心等多个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家至今还没有定论。毫无疑问，人类创造力的复杂结构是最令人着迷的科学问题，也是最令人着迷的哲学问题，更是当今人工智能科学试图回答的首要问题。

经济体系所展示的复杂结构同样超乎想象，经济学者对市场的复杂结构有切身体会和精深研究。仅仅是当今人类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复杂结构，就让一般研究者望而却步。货币和金融体系所形成的复杂结构让监管者根本无法掌握这个结构什么时候和在什么环节上会出现所谓的 “ 黑天鹅 ” 和 “ 灰犀牛 ” 。人类技术体系所形成的复杂结构更是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农耕时代，任何一位富有经验的农民都能对所有的农业技术了如指掌；信息科技时代，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对自己专长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复杂结构恐怕也难以完全掌握，因为这个技术结构每时每刻都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我们在下文还将专门讨论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复杂结构的各种特征。第三个规律可以命名为 “ 自组织规律 ” ，即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生命体系总是具有形成组织或结构的内在动力或机制。本卷第二章已经详细论述了经济体系的自组织机制。第四个规律可以命名为 “ 临界点规律 ” ，即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生命体系总是处于有序（动态非均衡）和无序（均衡或死亡）的临界点或临界状态。对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生命体系而言，生存或死亡就是短暂瞬间的区别或一念之差。经济体系演化的基本特征：开放、包容和多元一个开放的生命体系总是趋向于创造日益丰富的多样性。地球生命体系中生物种类不断丰富和复杂的多样性，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然，生物学家对多样性的精确定义存在激烈争论，对多样性的创造或产生机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大约 38 亿年前，地球气温冷却到适合创造生命的程度，地球开始出现生命的迹象。迄今为止，生物学家已经确认的生物种类超过 800 万

种，这并不是准确的估计，因为人类对海洋生物的认识还非常有限。生命时刻都在以它奇妙的魔术和永不枯竭的能量创造着奇迹。从严格意义上说，每一种生物的基因或多或少都不同于它们的父母，实际上它们彼此都是各不相同的生命体。如今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已经超过 70亿，那就意味着有 70 多亿不同的生命体， 70 多亿具有特异性或独特性的生命个体。得益于分子生物学尤其是基因工程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能够创造出所谓 “ 人造生命个体 ” ，或许很快能够大规模 “ 人工 ” 创造生物体。生物个体的多样性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人类经济体系是最典型的多样性快速增加或丰富的生命体系。有经济学者估计， 1000 年以前，人类经济体系里全部可用于市场交换的产品和服务最多也就 1000 种；今天，全球经济体系每天买卖的产品和服务种类超过 10 亿种。比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种全球性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的产品就高达 3 亿多种。全球经济体系每天诞生多少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没有人能够准确估算，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全球市场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将越来越多。未来的新科技革命将刺激新产品和新服务呈现爆发性增长。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经济体系是最具创新力和创造力的经济体系，这大概是所有经济学者都必然同意或至少无法否认的一个基本常识或历史事实，其实也是经济体系演化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律。迄今为止，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主要是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基于创造性或创新力的战略比较优势理论（战略贸易理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正是源自贸易活动所创造的多元、开放和包容的经济体系。古往今来，经济繁荣之都皆是商贾云集之地，商贾云集之地往往又是地理上四方通衢之都。商贾云集之地汇聚各地不同的语言、文化、思想、技术、商业模式，他们相互刺激、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而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思想、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从威尼斯、热那亚、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到纽约、巴黎、新加坡、上海、香港，直至今日的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历史上一切经济增长

点或最具创新力的地区，必然具有几个最典型的特征：人群多元（往往都是移民城市）、文化包容（多种宗教和文化激荡交融）、制度开放（没有僵化的等级制度）。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和以色列的传奇故事最能彰显开放、多元、包容经济体系的创新活力和无限创造力。自 19 世纪后期淘金热潮开始，旧金山就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移民城市之一。旧金山不仅是全球性移民的聚集地，而且是美国人从东部迁移到西部的首选地。全世界所有的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都能在旧金山找到栖息和繁荣之所。文化、思想和宗教的开放与包容让旧金山成为全世界新文化、新宗教、叛逆文化或反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20 世纪 60 年代的嬉皮士文化、摇滚文化、反权威文化、性解放运动、禅修或精神修炼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文化和精神活动皆诞生于旧金山，由此催生了硅谷独特的科技与艺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熠熠生辉的创新文化。现代个人计算机就是嬉皮士文化的产物。以乔布斯为代表的硅谷创新奇才，都是嬉皮士文化和反权威文化的狂热追捧者。科技和艺术的结合，科技和文化的结合，多元文化的激荡和碰撞，是全球创新之都硅谷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全球其他地方最难以模仿的地方。以色列成为全球炫目的创新中心之一并不奇怪，因为自古以来，以色列尤其是耶路撒冷地区就是各种宗教和文化相互激荡、碰撞乃至激烈斗争的神圣之地，那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一个奇特地区。种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汇、宗教的激荡、战争的残酷，让耶路撒冷乃至整个以色列充满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有多重内涵：对上帝的敬畏乃至恐惧，对宇宙人生无限奥秘的好奇和敬畏，对残酷现实人生的迷茫和忧虑，对和平安宁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以色列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国土面积的 2/3 是沙漠。它在 20 世纪后期开始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中心，最关键的因素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所创造的文化和思想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所

激发的创新力。自从 1948 年犹太复国以来，以色列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最大的一次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大批犹太人从苏联和东欧来到以色列。移民天然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他们渴望成功，他们从世界各地带来的文化、思想、生活和商业模式在这里相互碰撞和激荡，必然催生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深圳被称为 “ 中国的硅谷 ” 。深圳的迅猛崛起是现代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 1979 年邓小平 “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 时，深圳是一个常住人口 2 万人的小渔村； 40 年之后，深圳已经发展为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世界大都市，诞生出以华为、腾讯、万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乃至世界极具创新力的企业。深圳没有任何资源优势，它的奇迹主要来自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相比，深圳的政府干预可能是较小的，官员的思维可能是较开明和务实的，深圳的市场经济氛围也是较浓厚的。华为、腾讯、万科等著名企业就是市场内生创造出来的。深圳是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经济体系创造出来的惊人奇迹，也是改革开放政策最令人心动的成功范例之一。经济演化的复杂结构定律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生命体系必然形成多层次的复杂结构。该复杂结构具有如下含义：其一，构成生命体系的成分总是趋向多样性（前面阐述的多样性规律）；其二，每一个构成部分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结构，并且长期或永远存在。低等生物有可能进化为高等生物，高等生物的出现却并不会消灭低等生物。高等生物的出现不仅不会影响低等生物的生存，反而有助于低等生物的生存。

经济体系同样展示了这个基本特征或规律。无论先进的科技创造出多么炫酷的产品和服务，人类古老相传的许多产品和服务都依然存在；无论出现多么巨大的跨国公司，都永远不能取代或消灭街头巷尾的小型家族企业、合伙制企业、杂货店或小作坊。相反，许多这样的小企业正因为大公司所创造的科技、产品和服务而更加繁荣；当然，必然有另外一些中小企业因此消亡。人们总是担心甚至谴责诸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 “ 巨无霸 ” 会大批量地消灭实体零售店，这种担心和谴责不无道理，但是，它们在大批量消灭小型实体零售店的同时，必然创造出大批新的小企业。据不完全统计， “ 寄生 ” 于苹果、谷歌、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庞然大物身上的中小企业多达数万家乃至数十万家，没有人能够准确估算 “ 寄生 ” 于任何一个跨国企业的中小企业数量究竟有多少。复杂结构规律从根本上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竞争均衡。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所谓阿罗 – 德布鲁模式），经济体系必然趋向于一种 “ 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一模一样 ” 的原子式均衡状态。一旦出现差异或垄断，经济体系就偏离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易言之，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唯有 “ 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一模一样 ” 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这是整个经济体系能够实现的唯一的均衡状态，也是最优均衡状态。经济学者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基准来谴责一切偏离唯一均衡状态的情形。在新古典经济学者的思维里，垄断、寡占、特异性都是无效率或有福利损失的均衡状态，需要政府 “ 看得见的手 ” 来纠正。显然，日常生活的简单事实无情地颠覆了这种乌托邦理论。经济体系不仅从来没有趋于某个唯一的均衡状态，而且从来不会趋于 “ 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一模一样 ” 的均衡状态。差异化、多样性、特异性、复杂结构才是经济体系的常态。当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如下论断为自己辩护：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基准或理想状态，剩下的任务就是发现或解释为什么经济体系并

没有达到这个唯一的均衡状态。然而，以这样的思维视角考察经济体系，恰恰将经济体系的基本问题忽视或颠倒了。考察经济体系并非是为了寻找或发现它为什么偏离或没有实现那个所谓理想的唯一均衡状态，而是要寻找或解释经济体系动态演化所形成的特殊复杂结构。人类经济体系的最佳类比不是牛顿力学意义上的机械体系，而是达尔文和德日进意义上的生命体系。今日人类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与古代或数百年前的经济体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如何量度？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因何而起？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演化的核心动力是什么？这才是经济学者应该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所谓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或复杂结构，至少有如下几个含义。其一，经济体系的分工程度日益精细，精细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今日任何人每时每刻需求的满足，皆非自己能够生产、供应，它们来自世界每个角落，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生产者或供应者是谁。每一项服务和产品，又由无数零部件供应商、物流提供者、各种商业网络通力合作，方才到达消费者手中。每个零部件又由众多供应商合力生产。以今日最流行的产品智能手机为例，一部智能手机所包含的零部件和技术专利多达数千项，来自世界数百家公司和无数个人之间的合作。今日人类经济体系分工之细密，远非 18 世纪的亚当 · 斯密所能想象。其二，经济体系的网络化程度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以今日最热门的网络商业或电子商务为例，它早已是一个全球网络。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实际上早就是一个全球性平台，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产品和服务皆能够通过这些网络来买卖。产自四川大熊猫家乡雅安山区的猕猴桃能够通过阿里巴巴平台销售到遥远的美国和南美洲；世界屋脊西藏的人民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到来自非洲的特色产品；南美洲亚马孙森林的木材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跨越半个多地球的物流网络，送达每个客户手中。庞大的全球电子商务网络里又嵌套着无数细分的商业网络，每个商业网络里面又有更细分的产品和服务平

台。全球网络嵌套着地区或国别网络，国别网络嵌套着行业网络，行业网络嵌套着具体的企业和产品网络，如此一个网络嵌套着一个网络，形成无限细分的商业网络体系。纵向看，它是一个层层相互嵌套的体系，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层级产生、加入或退出；横向看，它是一个无远弗届的网络，有些网络覆盖全球，有些网络覆盖全国，有些网络覆盖一个社区。如今线上线下完全连通，线上的网络和线下的实体商业网络连为一体。信息流、产品流、服务流、资金流贯通其中，川流不息，日夜不停，这是一个无缝对接的全球商业和经济体系。它竟然能够高效运转，可见网络化程度乃是经济体系复杂性程度的一个重要量度。其三，人类经济体系里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和手段已经成为一个边际成本为零的状态，所有参与者之间已经基本实现零成本的交流和合作。数之不尽的网络社交平台，诸如脸书、微信、领英等，将全球绝大多数人无缝对接起来。人们拿着智能手机，在全球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可以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客户）实现实时交流和谈判。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激励机制、新的合约、新的公司随时随地都在涌现、进入、死亡或退出。没有人能够预测哪个公司会成功存活 10 年还是 20 年，也可能一年之内就会销声匿迹。几年前默默无闻的新创企业在数年之内就会迅速崛起为全球性巨头，如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腾讯、特斯拉等；曾经不可一世的商业王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如雷曼兄弟、美林证券、 AIG 等。创造性毁灭的速度如此之快，即使是那些长期密切观察人类经济体系演化的人也觉得眼花缭乱。其四，人类经济体系的复杂性还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内的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和共生共存的关系真正是无穷无尽，无限多样，这既是创造的本质，也是演化的本质。生物学家很早就提出了 “ 共同进化 ” 的概念以描述生物界各个生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和相互依赖，很可惜经济学者却没有将共同进化的理念真正融入我们对经济体系演化的理解中来，也没有从演化的角度去

考察和分析经济增长的本质，更没有从共同进化的角度去理解经济体系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脸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经常声称它们为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刺激了数万乃至数十万中小企业的诞生和增长。它们所言非虚。一个居于产业和服务链最上游的巨型企业或跨国公司，既好比森林里的一棵参天大树，又好比动物世界里大象或牦牛一般的庞然大物，总有无数的寄生生物寄生在它们身上。这里的寄生生物没有任何贬损的意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无论如何巨大的生物或者组织，它们同样也都是寄生生物，因为离开那些在它们身上的寄生生物，它们同样无法存活下去。生物学家已经发现无数例证，证明动物身上或植物身上的寄生生物是动物或植物生长甚至存活下去绝对不可或缺的要素。离开了这些寄生生物，再不可一世的动物或植物都会死亡。同样的道理，如果离开了千千万万的淘宝商店、无数借助网络营销的实体店、数十万的物流队伍或快递员、众多的分销商或批发商，像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头也绝不可能生存下去。离开了那些通宵达旦开发各种稀奇古怪游戏和应用软件的中小企业或各种极客，像脸书和腾讯这样的企业也不可能规模发展得如此巨大。换句话说，伟大的企业尤其是居于产业链最上游或居于产业圈最核心位置的企业，催生或衍生出一个庞大的产业圈或产业链，无数企业随之应运而生。像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这样世界级的汽车制造商，不知道催生出多少家汽车配件生产商、供应商、专卖店、修理店、洗车行、保养店等。像苹果这样的智能手机发明者（严格地讲，苹果公司只是智能手机的发明者和设计者），不知道催生出多少个手机整机和配件的生产商、供应商、专卖店、修理店，以及数之不尽的相关产品和服务。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绝对是一个天才的发明，是商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仅此一项就足以显示乔布斯及其团队的非凡创造力。 App

Store 为全世界无数软件应用天才搭起一个无限广阔的舞台，多少人因此才华得以尽情挥洒，并发家致富。有些基于苹果智能手机开发出来的应用软件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产品和服务，腾讯的微信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新产业或新产业的领袖企业的伟大作用，为产业和经济的演化提供了新的催化剂和聚合点。它们就像核裂变链式反应里的那个 “ 核 ” ，一旦引爆，就会快速创造出一个庞大无比的产业圈或产业链。同时，数之不尽的中小企业开始寄生到大企业的产业圈或产业链里面，分享产业圈或产业链共同聚合所创造的巨大经济价值。它们有些干脆被核心企业吞噬掉（被收购或兼并），成为核心企业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独立发展，甚至摸索出完全新的产业发展方向，从而创造出一个产业圈或产业链。产业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才是经济增长和经济体系演化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们很难说谁是寄生生物，谁是主人或主体。正确的说法是，它们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一个生命体系或生态体系，是一个共生体。共生体或共同演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今天所谓分享经济或平台经济的本质，是一切生命体系或生态体系的本质。相互进化过程并不是局限于两个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进化，往往是多个参与者甚至是无数个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业链就像生物链或食物链一样，产业圈就像生物圈一样。产业链有高、中、低端之差别，正如生物链有上下游之别。生物链有所谓 “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 的食物链，低端的生物为高端的生物提供食物或营养；同样，产业链也有收入、利润和成本分担或分享比例的不同，位居产业链顶端，即拥有核心专利技术和著名名牌的企业，通常都有许许多多生产商和供应商为之服务。这些大大小小供应商和生产商所获得的利润可能只是产业链顶端企业所获利润的百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本质上是一个智能手机的发明者和设计者，全球多达数千家生产商和供应商为之提供零配件及其整机生产和销售服务。苹果公司巅峰时期的年度净利润超过 500 亿美元，曾经创

造过一个季度净利润超过 200 亿美元的商业奇迹，其众多生产商和供应商所获利润则不过数亿美元或数千万美元。根据产业专家的计算，一部批发价 500 美元的苹果手机，苹果公司拿走 161 美元，全球经销商拿走 160 美元，专利和零配件供应商拿走 172.5 美元，主机组装企业（如富士康）只赚得 6.5 美元的加工组装费。这就是为什么跃居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全球无数企业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产业圈的概念则比产业链的概念范围要大得多。如果说产业链还勉强能够定义，那么一个产业圈其实是完全无法定义的。产业圈当然是以某些企业为核心、标志或龙头，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我们很难说清楚哪个企业或哪几个企业是一个产业圈的真正核心、标志或龙头。以全世界最著名的科技产业圈硅谷为例，从 20 世纪 30 年代算起，人们公认硅谷的标志性企业分别有惠普、仙童半导体、英特尔、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围绕这些著名企业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和产业圈，它们孵化、培育和刺激出许许多多产业内的相关企业。我们可以说，硅谷的庞大科技产业圈就是围绕这些企业产生或创造出来的。然而，这些企业之所以诞生，又是因为它们为了适应当时的市场需要或者为了服务当时居于产业领导地位的企业。一个原本寄生于其他大企业产业链或产业圈的初创企业，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知名大企业，自立门户成为新的产业链或产业圈的核心和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能从分布式网络或去中心网络的视角去理解产业圈。产业圈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式结构，无数企业互为中心，都是庞大网络圈里面的一个节点。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很难说哪个节点更重要，或者哪个节点是中心，任何一个节点消失掉，网络依然可以顺利平稳地运转。无论多么巨大的企业轰然垮台，对整个商业网络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巨型公司的倒闭往往会吸引媒体的眼球，成为新闻的焦点。雷曼兄弟、美林证券、 AIG 或关门，或被收购，华尔街不是照样运转良好吗？即使今天苹果、微软、谷歌突然之间全部倒闭，全球高科技和整

体经济可能会一片哗然甚至惊慌失措，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全球经济也会忘掉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生态体系照样天天演化，这就是网络式经济生态体系的巨大威力。所以，任何伟大的企业家都不要狂妄自大到相信地球离开他就要停止运转，这就是网络式经济或分布式网络经济生态体系的自我修复、自我平衡能力。从相互进化的角度看公司或企业组织的演变，科斯的企业理论确实错了，至少它没有真正抓住企业的本质。科斯说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其实企业本身就是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庞大市场网络的一个节点，企业内部（尤其是庞大企业内部）本身也是一个市场交换的网络。相比而言，张五常说企业无边界可言，这倒是对的。从分布式网络视角看公司和企业组织，企业确实找不到一个边界。公司的边界在哪里呢？公司或企业只能说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边界或财务意义上的边界，当然这个边界也是人为定义的或者是非常模糊的。譬如，今天许多国家的公司法规定，一个企业的控股企业达到一定比例要合并报表。这种合并报表的规定本身就是武断或随机的。法律上看似独立的两家公司却一直在分享市场、客户、技术、收入、利润甚至管理能力，它们到底是一家企业还是两家企业？从法律上看是两家企业，从商业本质上看，则可以说是一家企业，或者说我们找不到它们为不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从演化的视角看公司的本质公司是人类经济生态体系的新物种。虽然经济史学者认为， 12 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远洋贸易团体和国债持有人团体已经具有公司的组织形式，但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直到 1599 年才创立，那就是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随后一个世纪内，全世界相继出现了诸如荷兰西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等主要从事远洋特许贸易和殖民掠夺的公司。 1856 年，英国才颁布了世界上第

一部单行公司法 —— 《合众公司法》。到 1908 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统一的公司法。然而，从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历史来看，公司却是演化速度最快的 “ 新物种 ” 。今天，人类几乎全部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公司这种组织来实施，因此早就有学者将今天人类社会定义为 “ 公司社会 ” （ corporate society ），将今天的人类命名为 “ 公司人 ” （ corporatemen ）。我们所谓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全球贸易、跨国投资和技术转让的主要实施者，它们完成了全球贸易、跨国投资和技术转让的 2/3 以上。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国家的繁荣昌盛主要取决于公司的繁荣昌盛。那么，公司这种经济新物种为何演化得如此之快？它如何演化成为一种统治整个人类经济体系的物种？它的真正本质究竟是什么？凯文 · 凯利如此写道： “ 近来复杂性理论的研究人士也已意识到，任何活系统：经济体、自然生态系统、复杂的计算机模拟系统、免疫系统，以及共同进化系统，都具有摇摇欲坠的显著特征。当它们保持着埃舍尔式的平衡态 —— 处在总在下行却永远未曾降低过的状态时，都具有那种似是而非的最佳特征 —— 在塌落中平衡。 ”公司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和整个经济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生命演化特征的活系统。活系统的显著特征是持久的非均衡态，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动态体系或耗散结构。经济学发展数百年之久，没有摆脱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理念之羁绊，对公司和所有经济组织的认识一直不够深入。斯密认为 “ 看不见的手 ” 是市场的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这石破天惊的见解为后世经济学立定宏基。经济学者数百年主要致力于讨论市场和价格，对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认识则大体局限于所谓市场的替代方式或替代机制。从人的无限创造性的视角来考察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我们立刻就能看到，公司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市场的替代机制。

20 世纪初期，奈特、科斯等人就是从市场与计划区分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和公司（企业）组织，以计划和市场的区分为公司和企业组织划定边界。他们认为市场由 “ 看不见的手 ” 来指导运作，公司则以 “ 看得见的手 ” 来指导运作。科斯将企业看作市场替代物的企业理论，其灵感源泉有两个：一是科斯自己考察美国企业内部纵向和横向整合所受到的启发；二是计划体制将整个苏联变成一个庞大公司，这是公司替代市场的极端例子。科斯由此看出公司确实能够取代市场，甚至完全取代市场。20 世纪 70 年代，哈佛商学院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 ·D. 钱德勒出版《看得见的手》，系统研究了美国 19 世纪后期大公司制度和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基本理念则来自科斯那篇著名的文章《企业的本质》。钱德勒的辉煌巨著所引用的经济学者，唯科斯一人，足见科斯那篇宏文巨大的启发力，也足见 “ 看不见的手 ” 和 “ 看得见的手 ” 的边界，对经济学和管理学思想影响至深至远。奈特和科斯之后，经济学者大体分为两派：一派致力于探索 “ 看不见的手 ” 的各种奥秘，如不对称信息理论、博弈理论、配对理论、交易费用和合约选择理论等，文献广博，浩如烟海；另一派则致力于探索 “ 看得见的手 ” 的各种机制，如企业治理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企业科层结构理论、剩余索取权理论等，演变繁复，时有高论。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经济学沉迷于所谓计划和市场边界之谜、所谓政府和市场边界之谜。学术演变的历程，盖由一两位天才大师所决定，所谓路径依赖，于斯为盛。经济学者至今不能跳出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的窠臼。须知，移步换景，境自不同；登高望远，别有天地。从创造性和生命共同进化的视角来观察市场和公司乃至整体经济体系，市场实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分布式网络结构，公司或企业只是其中一分子或一个节点，每个参与者既是供应者又是需求者，所有参与者或网络节点

皆是共同进化这个大生态圈（大熔炉）的一个元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孰重孰轻，谁得而知？“ 看不见的手 ” 的价格机制也只是市场机制的一分子，所谓均衡价格则根本就不是市场的机制，它们是经济学者臆想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也不是市场演化机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真正重要的市场演化机制是创造、发现、探索、寄生、依赖、合作、共同进化、自组织、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市场、产业圈、产业链、整体经济生态体系，原本就是一回事，它们本来就是无缝联系或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培育一个真正繁荣昌盛的市场、产业圈、产业链和经济生态体系，绝非取消价格管制那么简单。没有或取消价格管制只是一个基本前提，真正关键的是如何激发每个市场参与者的创造力，激励他们去探索、去发现，为他们营造最佳的创造和发现的氛围或文化。作为一个持续演化的生命体系的全球经济经济体系就是一个生态体系、生命体系、有机体系。人类经济体系从本质上说，就是包含一切动植物和全部地球物质结构的整个生态体系，并非是单由人类自身所构成的人类经济体系。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为自然保护基金播放的广告片所说的那样： “ 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自然。 ” 当然，从詹姆斯 · 洛夫洛克提出的 “ 盖亚假说 ” 来看，这句广告词并不准确，因为自然从某种意义上也需要人类。如果没有人类这种特殊的动物在地球上生存繁衍，发明各种科技与自然对话和交流，地球上的动植物系统肯定会和现在的不同。洛夫洛克提出的盖亚假说是一个奇特的学说，这个名称来自古希腊神话的大地之神盖亚。其基本理念是，地球上有机生命体通过影响自然环境，使之更适宜于生存，地球的居留生命与其居住环境相互

匹配为一个单一的、自动调节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临近地表的岩石、土壤以及大气。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盖亚假说肯定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和启发力，一切动植物包括人类都是从巨大的 “ 盖亚 ” 生态体系或生命体系里逐渐演化和突变出来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物种不断产生，旧物种不断灭亡，庞大的 “ 盖亚 ” 系统始终处于动态的非均衡状态。生态学家早就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 均衡就是死亡。 ” 经济学者提出的 “ 静态均衡 ” 概念，从生态体系的角度看，均衡不仅是静态，而且是停滞或死亡。顾名思义，动态就是不均衡，没有所谓的动态均衡。借用盖亚假说，我们可以将全球经济体系设想为一个整体经济体系。被誉为 “ 欧元之父 ” 、现代国际宏观经济学奠基人的蒙代尔说： “ 真正的封闭经济体系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球整体经济体系。 ” 货物流、服务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人员流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全球化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化更重要的力量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时刻改变着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体系，全球企业家和经营者相互学习和借鉴商业模式，相互模仿，在模仿的基础上继续创新。人类经济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任何新科学、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新的消费体验皆能够以光速瞬间传遍全球。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至少在信息消费领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呈现出一种惊人的趋同趋势。像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遍及全球的连锁饮食企业，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全球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迪士尼等主题公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娱乐习惯和口味；沃尔玛等超级购物中心则塑造了（或曾经极大地塑造了）全球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苹果公司和其他著名商业巨头每次发布新产品和新科技，都会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迅速为全球消费者知晓。脸书、腾讯等社交媒体巨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模式；推特、微博等改变了人们传输和交流思想的模式；自媒体的风起云涌

重新定义了媒体；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则改变了无数人的购物习惯和消费模式。以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在飞速改变人类的金融支付和交易模式，互联网和无线通信早已将全球金融市场连接到一起，纽约、伦敦、法兰克福、香港、上海、东京等城市早已形成一个无缝对接的完整体系。任何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其他市场的价格和交易，甚至触发恐慌和危机。全球主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美联储、欧洲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全球主要中央银行的一举一动不仅能对全球所有金融市场产生瞬间的冲击，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其他中央银行的政策行动。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并将继续塑造一个真正 “ 盖亚 ” 式的庞大全球经济体系。从生态体系的角度看，全球化或全球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渠道或许是人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整个地球生态体系的变化，特别是温室气体效应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动植物的消亡、新型病毒和细菌的诞生、新型疾病的产生和传播等。这种深层次的变化往往不为普通消费者，甚至经济学家重视，却可能是人类经济体系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我们今天确实需要一个真正的 “ 盖亚 ” 式的全球经济模型，将人类和自然所共同构成的生态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和评估。我们需要将人类和自然相互影响的关键渠道和关键变量仔细考察清楚，尽可能给出准确的定义，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模型为基础来预测地球经济生态体系的变动趋势。除了人类之外的动植物和地球物质结构所构成的盖亚生态体系，其中的参与者是否具有 “ 自由意志 ” ，是否试图按照其主观意图来改造生态体系，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哲学家和科学家关于动植物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意见并不统一。生态学家早已证明：生态圈具有自我管理的特征。正如沃尔纳德斯基（ Vladimir Vernadsky, 1963—1945 ）所说： “ 生物体呈现出一种自我管理的特性。 ” 生态体系所具有的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组织、自

我修复、相互进化、相互学习等机制，是意味着无数的参与者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还是无数并不具备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参与者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必然具有一种自我意识的特征，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至少我们人类自己认为如此）。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意味着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判断和生活（生命存在）的方向感。人类会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去创造一切需要的手段或工具。动植物是否具有如此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我们无从肯定（绝大多数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类加入整个地球的 “ 盖亚 ” 大系统，立刻产生了几个重大问题。其一，人类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是否意味着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或目标来根本性改变地球生态体系。假若如此，人类就确实需要一个可以操作的地球生态体系模型，以便指导自己的 “ 改造 ” 计划或行动，以确保生态体系正常演化，至少可以防止生态体系被毁灭。其二，尽管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能够为自己确定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去创造一切手段和工具，但人类依然无法改变地球生态体系的演化规律。人类无论如何伟大，都只能是地球生态体系里微不足道的一分子，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完全被地球生态体系那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和内在规律彻底淹没。经济体系的演化和人类经济体系演化的终极规律人的本心或义理之性能自我立法、自定方向，此乃生命的最大秘密。虽然实证科学无法解释，但它确实是宇宙生命的最大秘密。正是人的本心或义理之性所具有的自我立法、自定方向（康德所说的自由意志）的无限创造性，突破了熵增的自然趋势或自然规律，

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创造出无限可能。古往今来一切人间奇迹皆由人的创造性本心创造，这才是真正的熵减，唯有熵减方能对抗自然物质世界所必然具备的熵增趋势，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个人如此，民族如此，国家如此，组织如此，一切生命体（动植物）皆如此。熵增表现为生命活力或意志力的衰退，表现为个人精神和力量的怠惰、萎靡、无所作为、自暴自弃，表现为民族集体精神意志、战斗力和意志力的衰竭和丧失，表现为一个国家或组织创新和创造动力的衰竭和丧失。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之时，必然是拥有高远的理想、新锐的思想、活泼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和超越的战斗力之时；当其日渐衰落、暮气沉沉、行将死亡之时，必定是意志衰竭、思想僵化、精神萎靡之时。纵观历史，凡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所有领域英雄辈出的时代，举凡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商业、工程等各个领域，群星灿烂，天才云集，共同创造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最具创造力和创新活力的伟大时代。是谁点燃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惊人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活力？又是谁逐渐熄灭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创造活力和创新动力？熵增（正熵）和熵减（负熵）的此消彼长，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命周期。人的创造性本心或者生命内在具有的创造性本质，就是演化生物学家斯图尔特 · 考夫曼毕生努力希望发现的那个 “ 神圣 ” ，就是薛定谔所说的 “ 负熵 ” ，即一切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兴旺发达之谜，熵增则是一切个人、组织、民族、国家衰败灭亡之谜。熵增和熵减之循环往复、此消彼长决定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周期律。认识这个周期律，是一切学问的最高目标。

经济学和西方学术传统下所发展出来的全部社会科学，其基本缺陷是没有充分正视和重视人的本性（本心）或义理之性所内在具有的无限创造性，而只以人的感性机能或本能来解释人类行为或人类社会的无限丰富的现象，所以经济学和一切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差强人意。新古典经济学将 “ 自私 ” 标举为人的本质，以决定人的行为方向，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学术思想的典型传统。自私假设演变为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成为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却只能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经济现象的极小部分，甚至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真正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才是决定人类社会演化历程的关键力量，所谓自私和效用最大化根本无法解释人的创造性和无限创新之可能。奈特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也只是将企业家的创造性归结于某种特殊的 “ 承担风险 ” 的才能或意愿。熊彼特将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置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核心位置，其高远深刻的洞见超越了效用最大化论者的好几个层面。然而熊彼特也只是将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看作是某些特殊人才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既然如此，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演化就成为漫无目标的随机过程，因为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是一种没有超越和现实根源的特殊才能。谁拥有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企业家才能呢？谁拥有敢于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企业家才能呢？对此重大问题，奈特和熊彼特没有给出任何超越的和现实的解释和说明。那么人类社会和人类每一个人的创造和创新才能就失去了超越的和现实的根据和根源，人类社会的演化自然就失去了超越的规律，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解释力，因为我们不能从人的本性的根源处找到人类社会不断演化的原动力，我们又如何能够预知人类的未来并能够为人类的不断精进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呢？将人的经济行为和一切经济现象归结于人性的自私、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动机，将创造性和创新归结于一种漫无目的和

随机的才能，我们既不能发现人类社会现象的现实规律，更无法发现人类社会演化的超越规律和超越根源。整个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就失去了最坚实的基础。用斯图尔特 · 考夫曼的话来说，我们人类需要重新发现那个决定生命起源和进化的 “ 神圣 ” 秘密。考夫曼认为这个 “ 神圣 ” 的秘密就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 “ 永无止境的创造性 ” 。我则更进一步，直接将人心内在具有的无限创造性作为经济学和一切社会科学（其实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最终基础。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已经将西方学术传统的重大缺陷说得非常清楚了，一切材质的实践规律皆把意志的决定原则置于较低级的欲望机能中，而如果真没有意志之纯粹的形式的法则适合于决定意志，则我们决不能承认有任何高级的欲望机能。康德所说的 “ 一切材质的实践规律 ” 实际上类似或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讲的客观规律。一讲到客观规律，仿佛人只能被动地服从或者说人类没有能力克服或超越这种规律力量的限制。实际上，人们掌握客观规律之后，就能够利用客观规律超越其限制，以达到人的主观目标或理想。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著名的客观规律，然而人类运用此规律却能够克服引力的约束，实现太空飞行。经济学家所发现的比较优势定理是一个客观规律，然而人类却能够超越自然决定的比较优势，创造出人为的比较优势。易言之，人类生活绝非被动服从所谓客观规律，而是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来运用客观规律，让客观规律为人类的理想和目标服务。1. 德日进 . 人的现象 [M]. 范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译者序 .2.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科学说需求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90.3. Armen A. Alchia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 Selected Works by Armen A. Alchian.LibertyPress, 1977, p.9.4. 向松祚 . 争夺制高点：全球大变局的金融战略［ M ］ .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 198.

5. 向松祚 . 争夺制高点：全球大变局的金融战略［ M ］ .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 198.6. 向松祚 . 争夺制高点：全球大变局的金融战略［ M ］ .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 199.7. 埃舍尔（ M.C.Escher ， 1898—1972 ）：荷兰著名艺术家，他以在画面上营造 “ 一个不可能的世界 ” 而著称。在他的作品里展示了深广的数学哲理。一些自相缠绕的怪圈、一段永远走不完的楼梯或者两个不同视角所看到的两种场景产生出悖论、幻觉甚至哲学意义。8.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123.9.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129.

第九章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经济体系的信息现代生物学的重要发现是：有机体系或生命体系演化的核心机制是信息的产生或传输，即遗传信息的产生、变异和传递。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体系，那么，在人类经济体系的进化过程里，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信息创造和传递机制又是什么呢？本质上，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体系中信息的产生、传导和功能。经济学者对信息的研究有三个重要方向。其一，研究市场价格信息的各种表现形式、形成机理及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者的老本行或看家本领。有趣的课题包括：市场上数之不尽的寻价或讨价还价行为，价格歧视所刺激的价格搜寻行为，商家互相欺瞒或刻意隐藏信息引发的各种交易对策，等等。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对此类课题的研究贡献良多。其二，研究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交易机制，诸如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概念，效率工资假设，等等，皆源自信息不对称。

其三，研究知识和信息的社会运用。这是由哈耶克 1946 年的著名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所刺激出的重要课题。价格信息是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从斯密发现 “ 看不见的手 ” 开始，经济学者的看家本领就是研究价格信息或价格机制。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价格究竟传递的是什么信息？价格信息本身又是如何产生的？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价格机制或价格信息的观点皆大同小异。譬如，奥地利经济学派宗师米塞斯在其主要著作《人的行动》里就说： “ 消费者最终决定的不仅仅是消费品的价格，而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还决定市场经济中每一成员的收入。 ”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体系许多方面的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对价格信号及其作用的认识却非常一致。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是 20 世纪美国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两位宗师，他们的许多经济观点水火不容，却异口同声称赞价格信息或价格机制的极端重要性。他们二人多次阐述价格信息的重要性，以为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三个决策 ——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 皆由价格信息或价格机制来决定。易言之，经济体系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问题皆由价格信息或价格机制来指导。张五常继承马歇尔和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传统，将经济学的全部原理统一为需求定律，其关键理念就是局限条件的转变。局限条件其实就是价格信息的另一个说法，一切局限条件皆可转化为价格信息。价格、代价、成本、局限条件等，皆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将经济学统一于需求定律，确实是高明之见。然而，前述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价格究竟传递的是什么信息？价格信息本身又是如何产生的？依照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给定生产者的要素禀赋（预算约束），给定生产技术（通常被处理为外部因素），以及给定

科布－道格拉斯式的齐次生产函数（或其他类型的生产函数），那么生产者的供给函数或曲线就随之确定，即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就能被确定。如果给定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效用偏好和效用函数，那么消费者的需求函数或曲线就随之确定。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一旦确定，二者的均衡点就确定了均衡价格、均衡供给量和需求量。简言之，价格信息或信号就是由供求双方的上述变量完全确定的，价格信号一旦确定，反过来又会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行为和需求行为，直至市场完全出清或均衡为止。反过来说，价格信号或信息所反映的，包括生产者要素禀赋、生产技术、生产函数、消费者效用偏好、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等，这些变量不仅共同决定了所有消费品的价格，而且决定了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方面反映或决定了所有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又反映或决定了所有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者深信价格信号能够决定 “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 的决策。产权经济学的奠基者、张五常教授的受业恩师阿尔钦认为，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要重要。依照产权经济学的新见解，价格决定的主要是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准则。假若价格准则被取缔（譬如价格管制或计划经济），那么其他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就会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诸如以官阶高低、年龄大小、学历文凭等来决定消费品的配给，或者以政府计划和指令来决定生产决策。以阿尔钦、科斯、张五常、巴塞尔、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对价格的看法别开生面，开辟出新的境界和研究领域，是 20 世纪后期价格理论最重要的发展。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静态均衡角度看价格信号或价格机制。从静态均衡角度分析价格，实际上就是将经济体系看作一个机械体系或力学体系。马歇尔对此很清楚，所以他在《经济学原理》序言里反复告诫读者，尽管他采取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但是经济体系正确的类比不是机械体系，而是生物体系，也就是持续动态永恒演化的生命体系。大师之见，确实不凡！从持续永恒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角度来重新思考人类经济体系，我们就需要思考如下基本问题：价格信号是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吗？如果不是，那么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从动态演化的新视角来考察经济体系，经济体系的主要运行机制不再是价格均衡机制，价格均衡机制或过程最多是经济体系里一个非常次要或辅助的机制。动态演化的经济体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学习、模仿、借鉴、跟随、替代、相互激励、自我催化或相互催化、无中生有的创造或创造性毁灭、突变和范式迁移等。《新经济学》第二卷将人的经济行为区分为面向现在的适应性行为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并据此给价格机制以新的阐释。适应性经济行为类似于生物体系的适应性进化，创造性行为则类似于生物体系的突变或新物种的诞生。学习、模仿、借鉴、跟随、替代等，就是适应性经济行为；无中生有的创造或创造性毁灭、突变和范式迁移等，就是创造性经济行为。价格信号或价格机制在两种经济行为或决策里，只是起到一种辅助性作用，非决定性作用。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信号或信息是什么呢？此处我们提出一个基本假设 —— 一个持续动态演化的经济体系，其最重要的信息有三类：一是社会心理众所公认的成功者，包括成功的个人、企业、国家、民族，即通常所说的榜样的力量或先行者的引导力量。

二是创新的思想和理念，包括宗教、哲学、伦理、科学、艺术、文化思想等所有方面的创新思想和理念。三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社会文化潜移默化所形成的隐性知识，包括一个社会和民族居于主导地位的风俗习惯、处世态度、社会心理等。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 隐性知识 ” 的时候，详细讨论第三类信息。第一类信息对于适应性经济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二类和第三类信息对于创造性经济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适应性经济行为主要就是学习、模仿、借鉴、跟随，无论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还是生产者的生产行为皆如此。经济学者喜欢谈论的后发优势，主要就是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的学习、模仿、借鉴和跟随。成功者是最重要的信息人类文明进化的主要机制是学习、模仿、借鉴和跟随。从农产品、工业品、艺术品、服务模式、商业模式，一直到思想、理念、文化、信仰、制度、生活方式等，人类共同进化和相互催化的主要方式就是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两千多年前，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实现了深度融合和交流。中亚和欧洲的许多农作物（包括胡萝卜、胡椒、葡萄等）和工艺品（如地毯）输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大量商品输入海外。伴随商品相互输入和融合的是语言、思想文化和宗教，其中最伟大的成就毫无疑问就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令人惊叹的发展和深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人类相互学习的速度大大加快。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各项史无前例的技术，正是通过加速的学习过程征服全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面貌。这种学习过程主要通过全球贸易、技术转让和跨国投资来实现。任何国家的经济腾飞都具有

一个典型特征，那就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形成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的蓬勃浪潮。后发国家的经济腾飞首先表现为大规模向先进国家学习，前提就是全方位地对外开放。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实现国家的经济腾飞和全方位的社会进步，最惊人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决定 “ 脱亚入欧 ” ，举国向欧美学习，短短 30 年时间崛起为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强国。另一个是 1978 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伟大的改革开放，即全面对外开放，从欧美大规模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理念，也是短短 30 年时间，中国迅猛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明治维新不仅是日本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情，而且是人类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情，它对亚洲和世界历史影响深远。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识之士和领导者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派遣岩仓使团到欧美考察，开启日本全面向欧美学习的重大历史时刻。岩仓使团的成员共 48 人，几乎囊括了日本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从 1871 年 12 月 23 日出发到 1873 年 9 月回国，岩仓使团先后访问了美、英、德等 12 个国家，时间长达 20 个月。使团在美国停留时间最长，重点考察的却是英国和德国，因为英国和德国是当时世界上产业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岩仓使团最初的使命是希望和欧美诸国修改那些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没想到改约的想法遭到欧美各国断然拒绝。残酷的现实深深震撼了岩仓使团的所有成员，也迫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基本的道理：弱国无外交。痛定思痛，岩仓使团遂转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成就。无论是 “ 世界工厂 ” 英国，还是号称世界 “ 文明中心 ” 和 “ 工业产品集散地 ” 的法国，甚至是丹麦、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小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实力，都给日本人以强大震撼。

岩仓使团系统全面的考察，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策。回国之后，参与考察的日本政治精英很快就确立了 “ 殖产兴业 ”“ 产业立国 ”“ 贸易立国 ” 的基本战略方针，思想皆源自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扩张战略也是来自考察团亲自聆听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经验之谈，从此日本开始狂热地学习和借鉴德国的军事制度。岩仓使团开启日本 “ 脱亚入欧 ” 、全面学习欧美的恢宏历史进程，学习内容无所不包。概而言之，有如下 5 类：• 效法英国， “ 殖产兴业 ” ，全力发展民族工商业。• 借鉴欧美诸国宪政经验，矢志实现君主立宪制，确立以天皇为核心的立宪政体。• 全国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实施全民义务教育，鼓励本国人民去欧美留学，坚定推行 “ 求知识于世界 ” 的基本国策。• 坚信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和铁血政策，奉行强权即真理，走向军国主义对外侵略之路。• 废除武士制度，全面学习德国军事经验，建立效忠天皇的现代军队。日本的军国主义、强权政治、铁血政策和对外扩张侵略的行为，当然是要坚决谴责的，然而，从大历史角度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实施 “ 脱亚入欧 ” ，学习借鉴欧美诸国先进科技、教育、军事和国家制度等做法，确实让日本迅猛实现了富国强兵之梦，并最终成功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1978 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伟大的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举措包括建立经济特区、改革教育制度（如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迅速与美国建交等。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重大行动，就是 1978 年 5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团考察欧洲 5 国。考察团所有人都被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发达程度深深震撼。正是谷牧考察团的报告，促使中央领导下决心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管理经验和资金，真正拉开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序幕。过去的 1/4 世纪里，中国企业迅速追上美国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节奏，最重要的机制同样是学习、借鉴、模仿和跟随美国互联网和信息科技领域的龙头企业。阿里巴巴最初是学习和借鉴亚马逊，支付宝最初是模仿和学习PayPal （贝宝）支付；腾讯最初是学习借鉴以色列开发的即时通信软件 QQ ；百度学习谷歌；滴滴出行学习优步；一大批企业学习和模仿苹果公司，开始生产智能手机 …… 无论是核心科技、商业模式，还是企业内部的股权激励制度和风险投资，等等，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开始全面学习和模仿美国，就连国内高科技公司高管的名称也都学自美国，比如首席执行官（ CEO ）、首席财务官（ CFO ）、首席运营官（ COO ）等。国内企业的相互学习同样非常重要。向成功的创新企业和创业者学习，成为中国 “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最具威力的催化剂。任正非、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雷军等，成为年轻创业者的偶像和精神支柱；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则成为孵化创业企业的摇篮和沃土。这些成功企业所孕育和直接投资的企业多达数千乃至数万家，直接和间接与这些成功企业有业务往来和合作关系的企业可能多达数十万家。很多创业者的商业模式就是直接来自那些成功者的启发，或者就是寄生于那些成功企业。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结论：成功的个人、企业、地区和国家，是一个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信息，它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远远超过价格信息的重要性。

学习和跟随的困境：后发优势为什么会蜕变为后发劣势学习、借鉴、模仿和跟随是适应性经济行为和适应性经济体系演化的主要机制，成功者的信息或榜样的力量则是最重要的信号，价格信号只是辅助性的。学习、借鉴、模仿和跟随的过程，也有可能产生重大的改进性创新，却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欲实现颠覆性创新，经济体系里就必须有一种机制，能够产生之前所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信息：创新的思想和理念，以及鼓励创新的社会 “ 隐性知识 ” 或文化氛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在学习、模仿、借鉴和跟随方面最成功的范例是日本、 “ 亚洲四小龙 ” （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本质上，日本没有发明任何真正崭新的产业，比如钢铁、造船、汽车、电力、消费电子、核能、重化工、高端设备、通信等，所有这些行业都是欧美 “ 原创 ” 或 “ 发明 ” 出来的。然而，日本或许是世界上学习和模仿能力最强大的国家，欧美 “ 原创 ” 或 “ 发明 ” 的这些新产业，一旦被日本人掌握，很快就可能成为日本人主导的天下。哈佛商学院研究商业史的学者钱德勒曾经著书《发明电子世纪》（Inventing the Electronic Century），以大量的精彩案例，追溯日本企业如何从美国 “ 学习 ” 消费电子产业 —— 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冰箱、空调、照相机等，最终将美国消费电子产业彻底 “ 消灭 ” 的过程。霍博兄弟在其所著《清教徒的礼物》一书中认为，日本人真正学习到了美国高度重视技术和制造业的清教徒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而美国人自己却逐渐丢掉这种精神，制造业日渐空心化，转而依靠金融投机或虚拟经济。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以高精尖制造为核心、以高质量为标志的发达经济体，却很难说日本是一个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颠覆性创新的国家。现代信息科技时代的所有产业 —— 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等，日本企业皆表现卓越不凡，却并非趋势创造者和引领者。颠覆性科技和产业的创造者和引领者主要还是美国、以色列和英国。韩国在汽车、造船、重化工、消费电子、智能手机、芯片等产业表现同样卓越，却也很难说是一个世界级的颠覆性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创造者和引领者。中国经过 40 多年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 “ 世界工厂 ” ，全球互联网领域市值最大的 20 家公司，中国占据差不多一半，成就足以自豪。然而，从颠覆性科技和产业创新角度看，中国与美国、以色列和英国的差距依然很大，与日本、欧洲甚至韩国也都有不小差距。正如熊彼特所说： “ 无论你怎样改进一驾马车，它永远也不会成为一部汽车。 ” 改进性创新无论多么卓越和精彩，它永远不会成为颠覆性创新。我们如此评说，当然绝不否认改进性创新的重要性。事实上， “ 日本制造 ” 和 “ 德国制造 ”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是今日人类经济所最急需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当下。我们只是从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角度来区分改进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并探讨激励两类创新的不同机制。颠覆性创新是产业和经济体系演化的一种突变或拐点，并不是现有科技和产品线性演化的结果。这种突变或拐点只能来自原创性的科学思想和技术发明，而原创性的科学思想和技术发明则必须来自富有创新力和创造性的教育和科研体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大问题：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和英国是科技和产业颠覆性创新的主要引导者？答案应该就是我所说的两大类重要信息的产生机制。相比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美国、以色列和英国

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氛围（隐性知识）更容易创造出具有颠覆性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科学和新技术。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检讨的。我们将在《新经济学》第五卷深入讨论教育和社会制度对创新生态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信息和经济体系演化的中心节点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化，总是围绕几个中心或中心节点展开的。譬如围绕某个城市所形成的市场和商业体系，市场和商业体系往往围绕城市内的某个地点（码头、城市中心广场、某个建筑物、咖啡馆等）形成，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商业体系又是围绕某一个大城市而形成，所谓经济圈或商业圈的形成就是如此。产业链或产业圈总是围绕某个著名或开创性企业而形成。譬如，围绕一家大型汽车企业形成包括数百家乃至数千家企业的产业链或产业圈；围绕沃尔玛、阿里巴巴、亚马逊等零售商业巨头形成的产业链或产业圈则包含数万家甚至数十万家企业；围绕苹果公司所产生的各种应用几乎是无限的，每天都有无数新的应用加入其中，各种应用之间相互协作、刺激和启发，又形成新的应用；围绕脸书和腾讯等社交网站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无远弗届，原则上可以无限生长下去。如此庞大的经济和商业网络里，某个企业的破产倒闭完全无关紧要，即使是作为中心节点最先诞生的著名企业破产和退出商业圈，也不会阻碍商业圈或产业圈的继续生长。就像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已经发现的那样，一个生态或生物群落里，最初主宰该群落的生物会不断死去或消失，新的生物会不断涌现出来，成为生态群落或生物链的主宰者。一个大型企业破产关闭退出市场，总有新的企业迅速长大，成为产业圈或经济圈新的中心节点。然而，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确实存在某种具有中心意义的节点。

硅谷的发展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产业生态圈的演化过程和内在机制。硅谷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思想创新，尤其是观念创新的生态圈。事实上，今天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链或产业圈（这个产业圈延展和覆盖了整个地球）就是以硅谷为核心或支点而建立起来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人类最前沿和最惊人的科技创新，绝大多数都源自硅谷，然后波及或延展到整个地球。从互联网、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硅谷的每一项重大观念和科技突破，都引发了世界性的产业震动和冲击波。稍微仔细观察一下硅谷数十年的演化历史，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硅谷生态体系或生态圈所赖以生长壮大的关键节点。从公司层面来看，硅谷始创时期诞生了惠普；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了仙童半导体； 60年代诞生了英特尔； 70 年代诞生了苹果； 80 年代诞生了甲骨文； 90 年代诞生了雅虎、网景和谷歌； 21 世纪诞生了脸书、特斯拉、优步、爱彼迎等。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出一个或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改变产业面貌的伟大公司。它们有的能够基业长青超过半个世纪（如惠普和英特尔）；有的如流星一般划过天空，照亮产业天空，为其他人开辟新的进军方向之后却戛然消失（如仙童半导体和网景）；有的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衰亡和浴火重生（如苹果和特斯拉）。伟大公司就是硅谷乃至全球产业圈的关键节点和核心。从技术和产品层面看，硅谷历史上先后有半导体、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电动汽车或自动驾驶汽车等，每一项产品和服务都是颠覆性的突破，之后迅速引发世界性的学习、模仿、抄袭和跟随，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圈由此诞生，各国高科技产业圈或产业链大体上都是围绕硅谷所开创的某个产业或产品而展开。譬如中国著名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就是围绕计算机行业而展开；台湾地区著名的新竹科技园就是围绕半导体代工产业而展开（以张忠谋创办的

台积电为中心）。世界各地无数科技园和产业园，很大程度上都是硅谷新科技和新产品的衍生产品或全球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从人物角度来看，硅谷每个时代都能涌现出传奇式的创新者、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创业故事成为激励硅谷和全世界创业者最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最好的内在激励。威廉 · 休利特、帕卡德、罗伯特 · 诺伊斯、戈登 · 摩尔、安迪 · 葛洛夫、史蒂夫 · 乔布斯、拉里 · 埃里森、杨致远、拉里 · 佩奇和谢尔盖 · 布林、马克 · 扎克伯格等，他们是硅谷思想和观念天空上最耀眼的明星，是硅谷科技和商业天空上最闪亮的星座，是硅谷和全球高科技产业生态圈里被膜拜的偶像，是无数年轻人渴望追随和实现的终极目标，是硅谷和全球高科技生态圈里真正的主宰者或引路者。他们的只言片语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高科技产业的神经系统，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成为硅谷和世界高科技历史的神秘传奇，这就是关键人物或核心人物的力量和魅力，这就是塑造硅谷和全球高科技产业圈或产业链的核心基因或密码。说到底，硅谷的秘密就是它的文化氛围总是能够塑造一批又一批 “ 稀奇古怪 ” 的天才豪杰。从教育和思想创造的角度看（这才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硅谷的核心节点则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众多的科研机构，包括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兰德公司等。人类思想体系的演化也是如此。譬如，人类过去 200 多年经济思想的演化，大体是围绕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所展开，形成异常复杂的思想生态体系。庞大的思想生态体系内部又能够生长出各种规模较小的思想生态体系，各种不同的学派就是一个个小的思想生态体系，每个学派都是以某个思想家的思想为中心展开。

第十章创造性内能和创造性能量级两种能量决定宇宙自然演化的终极规律美国科技奇才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一书将宇宙大爆炸以来宇宙的演化概括为六大纪元。第一纪元：物理与化学纪元。第二纪元：生物与 DNA 纪元，即生命开始出现。第三纪元：大脑纪元，即生命最复杂的组织结构涌现。第四纪元：技术纪元，即人类开始自觉地创造和运用技术。第五纪元：人类智能与人类技术的综合，即人工智能纪元。第六纪元：宇宙觉醒，即生命将遍及或征服整个宇宙。姑不论这种划分大家是否认同，但库兹韦尔的 “ 六大纪元 ” 皆指向一个确定的方向，即宇宙自然和人类进化的全部过程正是生命动力或精神动力不断突破阻碍、持续超越极限、奋勇摆脱物质束缚，直至宇宙觉醒的过程。生命贯通整个宇宙！我深信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是人心的创造性力量，即那种无中生有的力量。人的本心即自然之心、宇宙之心。陆象山所谓： “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 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 。

我们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的本质是什么？答案就是无限的创造性，即生命的无限创造性。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演变总是受两种力量的支配。第一种力量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熵增，即一种下坠、堕落、腐化、失序，一种迈向死亡或均衡的力量，这种力量可称为 “ 负能量 ” 。第二种力量就是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里所定义的负熵或熵减。薛定谔相信生命的本质就是负熵或熵减，即一种自组织为秩序，持续创造新组织和新秩序，不断开辟生命新领域，永远精进、勃然向上的力量；就是《易传 · 象传 · 乾》中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的不息的力量；就是《中庸》中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 的那种创生的力量，也是《中庸》中 “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 的那种内在的自我增长和进化的力量。这些力量，我们实可称为 “ 正能量 ” 。凯文 · 凯利的《失控》一书主要就是讨论自然和人类演化的规律，即无中生有的规律。凯文 · 凯利写道： “ 宇宙中并存着两个趋势。一种是永远下行的趋势，这股力量初时炽热难当，然后嘶嘶作响归于冰冷的死寂。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卡诺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规律中最残酷的法则，所有秩序都终归于混沌，所有火焰都将熄灭，所有变异都归于平淡，所有结构都将自行消亡。第二种趋势与此平行，但产生与此相反的效果。它在热量消散前（因为势必会消散）将其转移，在无序中构造有序。它借助趋微之势，逆流而上。 ”但是，凯文 · 凯利并没有明确指出这种无中生有的力量就是生命内在的力量，就是生命内能。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负能量和正能量、熵增（正熵）和熵减（负熵）、阳和阴、乾和坤 …… 我们可以给两种能量以多个名称。华夏先哲所发现的阴阳两种力量与现代科学的发现不谋而合。阳或乾

就是一种永远向上的力量，逆流而上，自强不息，创造秩序，为宇宙万化之源。依照《易传》所揭示的基本哲理，阳或乾就是创生的力量、创造的力量、创新的力量。人类思想达至最高境界，必定会指向同一至高或最终的真理，此甚奇而亦不奇！创造性内能和创造性能量级人的创造性内能具有一种内在的层次和结构，即具有一种内在的创造性能量级。人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持续地学习和艰苦地修行，不断提升自己的创造性能量级，直达那最高的创造性能量级。最高级别的创造性能量级就是纯粹精神和纯粹思想的创造。这种最高的创造性能量级的代表人物，就是古往今来各个民族所孕育的先哲或圣人。此类创造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创造，是宇宙精灵的最高彰显，是天地之心最伟大的灵光闪耀。华夏经典《周易》对此类最高精神的创造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佛经也有许多精彩的阐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最重要的著作是《精神现象学》，他将人类历史发展演化看作最高精神的辩证发展，此实为西方哲学史上独具创见的慧解。古往今来，人类各个民族一切神话传说的本质，就是弘扬伟大超越精神的无限创造性。这种伟大而超越的精神贯通古今。人类最高的精神追求皆是要成为纯粹精神的生命存在，彻底摆脱物质欲望的束缚或障蔽，皆是要将那伟大超越精神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这是人类最高、最伟大的境界，也是生命本质力量所必然要迈进的最高境界。在生命的一切创造物里，纯粹精神和纯粹思想的创造物具有最持久的生命。譬如中国古圣先哲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创造物（以《周易》为最显著例子）；犹太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思想创造物（以《圣经》为最显著例子）；耶稣基督和圣保罗的伟大精神和思想创造物（以《旧约》和《新约》为最显著例子）；释迦牟尼及其后学的伟大思想和精

神创造物（以佛经为最显著例子）；人类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那些最伟大的纯粹精神和纯粹思想创造物，它们的生命都是永恒的。最高能量级别的纯粹精神和纯粹思想的创造为何具有如此伟大和永恒的力量？因为纯粹思想和精神的创造正是生命最本质能量的彰显，也是生命必然前进的方向。而纯粹精神和思想的创造者是拥有人类创造性最高能量级别之人，也是人类的极少数，我们通常称他们为先哲、先知、圣人或教主。人类第二类或第二级别的伟大创造，乃是纯粹知识的创造，即发现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规律。纯粹知识的创造与纯粹精神和纯粹思想的创造几乎属于同一个创造性能量级别，因为纯粹知识创造的最高成就必然要窥见或触及生命最本质的规律（宇宙自然最本质的规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正是从探寻宇宙自然规律出发，最终隐约 “ 触摸 ” 到了 “ 上帝 ” 之手，体认到最深层的秘密。牛顿、莱布尼茨、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狄拉克等皆有如此深刻的体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心的道德或纯粹精神的创造性和人心的纯粹知识的创造性原本是一个创造性根源的不同展现。纯粹知识创造者的创造性能量级别仅次于或者基本等同于纯粹精神和纯粹思想的创造者，代表人物就是古往今来那些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和学者。实际上，有时我们很难明确区分纯粹精神和思想的创造者与纯粹知识的创造者，因为他们的创造性能量级别几乎完全相等，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纯粹精神的创造了。爱因斯坦应该是这类创造者中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他既是划时代的顶级科学家，又是最深刻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对自然规律和宇宙奥秘的发现和体验已经达到最高宗教体验的境界。爱因斯坦写道： “ 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 …… 他的宗

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够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种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像的。 ”人类创造性能量第三级别的创造，就是将纯粹精神、思想和知识转化为具体的物质文明或典章文物。比如，将宗教和政治思想转化为宗教和政治制度（包括宪法和法律制度）；将政治和经济思想转化为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公司制度、市场竞争制度及其相关政策）；将宗教精神和思想灵感转化为各种建筑、音乐和文学作品；将科学发现或科学思想转化为技术发明和产品；等等。此类人物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家、艺术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等。物质文明或典章文物的创造同样可以达到堪与纯粹精神和思想媲美的高妙之境，特别是伟大艺术家的创造（如伟大音乐家、诗人、画家、雕塑家、小说家等），常常能够启发或激励人们迈向最高的精神境界，摆脱物质欲望的束缚。人世间每个人的创造能量或创造力，以及创造力所专注的方向都不同，每个人的才能或禀赋也都不同，所以世间才能有分工合作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而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典章文物、人类文明和经济奇迹。经济学里比较深刻同时也是比较正确的洞见就是比较优势定理，李嘉图和弗里德曼甚至认为比较优势定理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定律，其基础正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才能或创造力互不相同。这正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奇妙的现象，差异性创造多样性，差异性创造独特性。有谁能够解释世界上每个人天赋的才能或后天习得的能力互不相同乃至差距甚大呢？假若世间没有无限丰富、互不相同的 “ 天赋异禀 ” ，假若世间所有人的思想、创造力或才能都一样，人类又怎么能够

创造出无限丰富的文明和经济奇迹呢？生命体系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无限的差异性、独特性和多样性。仅从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和原理出发，我们就知道遏制思想自由，试图用某一个人的思想来钳制所有人的思想，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事情，其后果必然是极大地扼杀人类的创造力，导致思想和知识创造的凋敝或停滞，从而严重遏制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创造性能量级的类别划分我们可以将世间人类的创造性能量级做如下的类别划分。这种划分并不是等级高下的划分，而只是一种类别的划分，我们可以从一个结构层级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人的创造性能量。第一类，纯粹精神的创造力。最著名的例子是孔子、释迦牟尼、耶稣、老子、庄子等。他们的创造力最接近宇宙生命的本源，与宇宙生命的本质精神最契合，故他们能成为人类精神生命和价值生命永远的导师。他们的思想、品格和行为代表着人类精神生命和价值生命的最高境界，成为很多人效仿或学习的榜样。这种无限崇高的精神能量一旦开掘出来，就成为人类前进和历史演化的永恒动力和灵感源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永远激励人类激发自身的无限创造性。这种最高级别的纯粹精神的创造力只有人类中的极少数人才拥有，所以他们被冠以 “ 圣人 ”“ 世尊 ”“ 上帝之子 ”“ 超人 ”“ 至人 ”“ 神人 ” 等称谓，皆表示他们的全部生命就是纯粹精神或绝对精神的体现。他们的创造力主要或全部体现为纯粹精神的创造力。他们并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然而，他们的创造力却远远超越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创造力，因为他们为人类精神和价值生命的提升开辟出全新的方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公司、一个家庭或每个个体的具体创造物（具体到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科技实力、产业竞争力、艺术作品和生活品位），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精神层面或精神趣味低下者，绝对无法创造出代表人类精神前进方向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绝对无法创造出引领人类和时代的科学知识、技术发明和产品服务，绝对无法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哲学和艺术，绝对无法创造出让全人类心服的生活品位。所以，精神的提升尤其是对古圣先哲伟大而纯粹精神创造的持续追随和开掘，通过教育的开发和思想的竞争不断提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永远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兴旺发达的终极动力。第二类，创造性能量是纯粹知识的创造力，包括纯粹哲学和纯粹科学知识的创造力。最著名的例子包括阿基米德、牛顿、康德、休谟、斯密、马克思、黑格尔、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杨振宁、欧拉、高斯、拉马努金（ Srinivasa Ramanujan ， 1887—1920 ）、陈省身等。纯粹知识和纯粹哲学（思辨哲学）的创造，是西方文明（起自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相比东方文明（古印度和中国）的优胜处。尽管东方文明也不乏丰富的客观科学知识和思辨哲学的创造，然而较之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在纯粹知识和纯粹哲学方面的创造却相形见绌。马克斯 ·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篇就极力赞扬西方各种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的系统性发展和积累，包括经验科学、天文学、系统性的神学和现代医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也精辟阐述了西方的数学、科学和哲学很早就走上了稳步发展和持续积累的康庄大道。所以，过去数百年里，西方所产生的伟大科学家、数学家、思辨哲学家可谓群星灿烂，而东方文明（至少在 20 世纪之前）则几乎没有

产生过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数学家和思辨哲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东方文明的一大憾事。第三类，现实政治和经济世界的创造或改造。体现这一类创造的人物就是我们平素所说的伟大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历史上那些伟大帝国或伟大时代的缔造者或征服者，如中国的曹操、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毛泽东、邓小平等；如西方世界的恺撒大帝、查理大帝、华盛顿、拿破仑、克伦威尔、林肯、罗斯福、丘吉尔等。世界经济和企业历史上那些开创性的伟大人物，如洛克菲勒、安德鲁 · 卡内基、摩根、福特、比尔 · 盖茨、乔布斯等。第四类，艺术世界的创造力。其实最高境界的艺术创造力最接近纯粹精神的创造力，因为最高级的艺术就是最高级精神的彰显。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很多都是最强烈情感激发下的产物。我们可以说，全部西方艺术都是犹太教、基督教启发下的产物；东方艺术则是儒、释、道启发下的产物，包括一切诗歌、音乐、小说、戏剧、绘画、建筑、雕塑、服装、家具，以及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装饰和器物。纯粹知识、纯粹思辨哲学、政治世界和经济活动的创造力当然需要超越的想象力，然而，艺术创造力所蕴含的想象力或许是一切人心创造活动中所具有的最高级的想象力。伟大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 “ 神龙见首不见尾 ” 、飘忽不定却动人心魄的想象力，应该是人性无限创造性的最佳体现，是一种真正的 “ 天赋异禀 ” 。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重要，这句话对于艺术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于科学的重要性。无论你对修辞手法和语言技巧掌握得多么细腻和完备，你可能永远写不出像屈原《离骚》那样想象奇特、瑰丽多姿的伟大诗篇，也永远写不出苏东坡《赤壁赋》那样的盖世名篇。无论你对音乐的技巧和知识掌握得多么熟练，你可能永远无法创作出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那样高妙深邃、感人至深的音乐。像屈原、苏东坡、王羲之、米芾、达 · 芬奇、米开朗琪罗、莫扎特、贝

多芬、毕加索、高迪等这样级别的艺术天才，他们的想象力和对人性最深刻的表现，实际上已经获得和宗教情感一样的感染力和启发力，甚至比宗教情感还要深刻和动人。第五类，综合的创造力或全才型人物的创造力。古往今来，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人类里有极少数人，他们在众多领域皆有最高级的创造力。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艺术全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 · 芬奇则是西方文明所孕育的超级全能型天才；丘吉尔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同时也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同时是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既精通法律、军事、经济和金融，同时又是一流的政治家和演说家；牛顿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冯 · 诺依曼是极少数全能型的科学家，纵横驰骋几乎所有科学领域 ……创造力的最高境界：造物者的诗篇人类一切创造到达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就是古圣先哲所说的 “ 至善之境 ” 。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有一篇文章《美与物理学》，精彩论述了物理学之美和诗歌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杨振宁先生写道：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方程、狄喇（拉）克方程、海森伯（堡）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式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 1 ）与唯象理论（ 2 ）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

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 19 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 20 世纪 —— 编者注）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 20 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喇（拉）克方程。它最初完全没有被数学家所注意，而今天狄喇（拉）克流型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莱）克（ W. Blake ， 1757—1827 ）的不朽名句来描述：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 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And eternity in an hour（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片掌握无限，瞬间即永恒。）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波普（ A. Pope ， 1688—1744 ）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night: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自然和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上帝说：让牛顿出来吧！一切皆臻光明。）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能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杨先生上述语言可谓美极矣！用它来形容人心最高级创造之美的境界再合适不过了。从农耕经济时代到智慧经济时代从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和持续演化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必然从主要依赖物质资源到主要依赖非物质的思想、技术和智慧，人类必将迈向智慧经济时代。人类漫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那就是漫长的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农耕时代：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主要依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生产方式主要服从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95% 以上。

工业时代：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开始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土地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生产方式主要服从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农业人口或农业劳动力急剧下降到全部人口或全部劳动力的 10% 或 5% 以下。信息时代：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等），自然资源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生产方式主要服从规模收益递增或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产业工人占全部劳动者的比例大幅下降。智能时代：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工智能，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大部分或全部智能化，包括一切服务领域都将大幅度智能化。人类自身的主要工作将是从事纯粹精神、思想、哲学、艺术的创造和享受（凯恩斯曾经设想的理想社会），生产方式完全服从技术指数式增长规律。互联网经济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规模收益递增规律。每增加一个节点，任何（所有）节点的效能和作用就会增大。一切创造皆符合收益递增规律。任何一种精神、思想、理念、知识的创造和传播都符合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分享越多，思想和知识的价值或效能就越大。智能手机、计算机和手机的操作系统、社交网络（如微信）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等皆符合规模收益递增规律。精神、知识、理念和智慧含量越高的创造物，越符合规模收益递增规律；精神、知识、理念和智慧含量越少的创造物，越不符合规模收益递增规律，越符合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自然资源含量越高的产品和服务，其生产就越符合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区块链经济的本质也是如此。区块链本质是分布式网络， “ 多 ” 会产生 “ 更多 ” 。所有信息科技都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规模收益递增必然导致锁定效应。在信息科技时代，体量越大的公司（如亚马逊、脸书、谷歌、腾讯、阿里巴巴等），收入和利润的增长速度反而

越快，这是非常奇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互联网或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能量比工业时代的中心化生产模式的能量要大得多。所以，人类经济必将迈向智慧经济时代。智慧经济时代具有三个最基本特征：其一，技术的加速或指数级增长趋势。其二，经济将主要呈现共享模式，充分展现技术和商业模式无限组合的可能性。其三，大幅度降低对资源和人力的需求。经济体系演化的必然方向生物学家一直在辩论生命的进化是否有一个必然的方向或趋势。这个问题也存在于经济学中。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是否有一个必然的方向或趋势，从人的无限创造性来思考这个问题，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人类经济体系演化具有确定无疑的方向，那就是永不停息地迈向智慧经济和智慧生活。人类最终将不仅摆脱自然资源的束缚，而且会真正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人类的生活将主要或完全依靠自身知识和智慧的提升，不再依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或掠夺。人类将利用最少的自然资源实现最大限度的生活空间。生物学家已经概括出生命体系进化的七个趋势：不可逆性、递增的复杂性、递增的多样性、递增的个体数量、递增的专业性、递增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递增的进化力。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同样具有这七大趋势。不可逆性是人类行为和人类经济社会体系演化显而易见的基本特征。经济学的成本理念源自选择，选择源自行为的不可逆。如果世上

万事万物皆可逆，成本概念不会存在，也不需要。人类经济史上唯一能够想到的近似可逆事件的是金本位制崩溃之后的恢复，然而崩溃之后再恢复的金本位制实际上与之前的金本位制大不相同，所以恢复金本位制也不是真正的可逆事件。不可逆是生命体系和经济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我们从不可逆性直接可以推导出经济社会体系的诸多规律性特征：其一是选择和成本；其二是路径依赖；其三是特异性和多样性；其四是单向积累和突变，即规模收益递增；其五是形态或模式的涌现。生命体系和人类经济社会体系的不可逆性有时候颇具一种悲壮情怀和悲剧意识，个人、民族、国家皆如此。一旦选择了某条道路（这种选择往往是偶然的、随机的），则没有回头的可能。因为不可逆，所以只能沿着这条路坚持走下去，放弃或改变的代价（成本）往往太高。人生的无奈、悲情，乃至人生价值和意义皆由此而生，人生（个体的人生）的独特性也由此而生，一个民族、国家的道路或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亦由此而生。每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所选择的道路皆有其独特性，并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道路，这是不可逆性的基本含义。即使所谓普适的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如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各民族和各时代的表现也差异巨大。如果深刻地认识到生命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不可逆性，那我们就能更容易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起落的特殊机缘和特殊路径，就能更加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和认识各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就能知道机械地照搬照抄所谓普适模式其实是行不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完全推倒重来。一个经济体系本质的内在结构不能单从经济这一个层面看，而必须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全方位体系的立体角度看，因为经济活动只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群体行为表现的一个侧面。一个经济体系本质的内在结构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经济本身的结构（产业结构、投资和消费结构等）、技术结构（原创的和引进的，领先的和落后的，等等）、制度

结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和思想文化结构（包括教育、文化、哲学、宗教等）。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个结构分析，不过他没有详尽展开。霍博兄弟的著作《清教徒的礼物》则主要从思想文化结构的演变来分析美国经济制度和技术产业结构的演变。生物学家所讨论的进化力，譬如道金斯《进化性的进化》和克里斯托弗 · 威尔斯《基因的智慧》，实际上就是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所讨论的创新力。创新力是经济体系变革和演化的关键力量，突变或革命性变化由此产生。凯文 · 凯利在《失控》里写道： “ 如同进化所选择的所有特性一样，进化力必须是可以累积的。一个还很弱小的创新一旦被接受，就能够作为一个平台，产生竞争力更强的创新。借着这种方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经济体系的创新力尤其如此，经典例子数之不尽。譬如微软的DOS 操作系统、乔布斯的 iPhone （苹果手机）、阿里巴巴的淘宝网、亚马逊的电商平台、腾讯的 QQ 和微信等，起初都是一个弱小的平台，一旦被接受的程度（以用户数来衡量）超过某个临界点，马太效应、累积效应、规模递增、锁定效应等就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一个日益强大的创新平台，并快速扩张为遍及全球的商业帝国。创新力的核心是生命改变自我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断地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否定自己、颠覆自己、超越自己，迎接新的挑战，他就能永远站立潮头、引领时代，恰如乔布斯传奇一生所彰显的那样。一个企业能够不断否定自身、颠覆自身、超越自身，创造新的科技和产品，迎接新经济和新金融的挑战，就能够基业长青、引领潮流，恰如 GE 、西门子、苹果、谷歌、华为等伟大企业所彰显的那样。企业创新的基因本质上就是企业领导者的创新基因。一个伟大企业家的真正伟大之处就是将自己的创新基因和创新精神转变为企业的创新基因和创新精神。美国伟大的文化思想学者爱默生说： “ 任何组织都是个人精神的延伸。 ”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如是说： “ 亚马逊已经成

长为一个具有内在创新力的企业，即使我离开亚马逊，它的创新动力也不会停止，因为亚马逊已经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创新基因。 ”GE 历史上的传奇首席执行官查尔斯 · 威尔逊说： “ 我的使命就是将 GE 改造成一个 ‘ 让英雄辈出 ’ 的舞台。 ” 这才是真正的基业长青或永恒创造力的本质。政治制度也如此。如何确保一个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不会日渐僵化、腐败、堕落乃至衰亡，这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政治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国家、民族、企业和个人是否能够跳出 “ 其兴也勃，其衰也忽 ” 的周期律？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泰极否来，是华夏先哲的伟大智慧，深刻揭示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这种根本性的周期律是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内在的基本规律，那么我们就不要期望去摆脱或超越它。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梦想就是尽可能延长周期里的稳定和上升期，缩短混乱和衰败期，或者尽可能抹平周期的动荡，消除周期律所引发的危机或动乱。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原理，创造出让企业持续保持创新活力的熵减管理思想体系和制度机制。比如，企业内部员工经常性的自我批评；公司内部 “ 红军 ” 和 “ 蓝军 ” 相互 “ 揭短找碴儿 ” ，迫使对方持续改进和创新的制度设计；员工定期换岗或者大批员工下岗后重新选择岗位；等等。任正非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一整套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设计，让新思想、新理念、新人才能够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从而永葆公司的创新活力。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僵化和腐败。世界各国政府很大程度上都失去了基本的创新活力，它们不仅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反而成为遏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如何给政府注入持久的创新基因或活力之源，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课题。此外，教育和医疗制度的创新同样至关重要。凯文 · 凯利认为，进化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产生永恒变化的机制。永恒的变化并非重复出现的周期变化，不像万花筒那样缺乏想象力，那

是真正永恒的活力。永恒的变化意味着持续的不平衡，永远处于即将跌落的状态。它意味着对变化做出变化。这样一个系统将永远处在不断改变现状的边缘上。这就是生命体系 “ 变自生变 ” 的基本原理。修行的本质：创造性能量级的差异因何而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的天赋能力和后天习得能力都不同。世界上永远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物，即使是双胞胎，性格和能力的差别也很大。从横向看，世间每个人只有具有不同的能力，才能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从纵向看，世间每个人所拥有的创造力或创造能量级别只有相差巨大，才会有天才、庸才和蠢材之分。古圣先哲以人的道德层级，将人划分为小人、君子、贤人、圣人。《庄子》对人的修行级别和能量的划分则有多种说法，譬如至人、神人、圣人等。《庄子 · 逍遥游》曰： “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 《庄子 · 天下》曰： “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 此处庄子讲了五种人的境界，即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皆是人之修行或精神生命的不同阶段。佛教对于修行的次第和每个阶段修行者所达到的境界也有极其精密的阐述。我认为，佛家修行的每个阶段或境界乃是对应于不同的精神能量级别或精神生命的不同阶段。佛则是精神生命所能达到的最高能量级别，即与天地宇宙完全混化为一的至高境界。《孟子 · 尽心章句上》说： “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 此是精神生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孟子所说的 “ 上下与天地同流 ” （《孟子 · 尽心章句上》）、 “ 大而化之之谓圣 ” （《孟子 · 尽心章句下》）之境界。

前几年好莱坞有一部电影《超体》，该影片试图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明人类智能（智慧能量）的无限开发前景。依照《超体》的描述，平常人对自身生命和智慧能量的开发最多只达到了 2%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超级天才也只不过达到 4% 。如果人的生命和智慧能量开发达到 100% ，那么人的智慧和能力将与宇宙大生命融为一体，而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级生命，人将无生无死，与宇宙化一。这正是佛家所极力阐述的生命最高境界，我称之为最高的精神能量级别。古圣先哲开辟的道德创造性，即君子之道、成德之教的创造性，从夫妇之愚到圣人之境，也是一个无限的进程。我们也可根据《论语》《孟子》的阐释，将人的道德创造性分为六个阶段，此六个阶段就是《论语 · 为政》中孔子自述的 “ 立志、而立、不惑、知命、耳顺、从心 ” 六个阶段。（子曰：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 ）创造力的终极灵感：哲学智慧的开发正因为宇宙自然一切生命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而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是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人才需要抉择。抉择就是创造的起点。抉择必定需要价值导向，价值导向就是人的自我觉醒和自定方向，它必然需要我们对人本身具有最深刻的认知。所以，全部哲学问题乃至全部认识问题都可归结为苏格拉底那个著名的问题：人是什么？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也是孔子所说 “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论语 · 卫灵公》）之人与道的关系问题；孟子所说 “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 ” （《孟子 · 尽心章句上》）之心、性、天的关系问题；是《中庸》所说的创造性认识历程或生命弘扬的永恒过程。（《中庸》曰： “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

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任何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问题，是哲学智慧的开发。一切最具原创性的创造或发明，归根结底必然源自最深刻哲学思想的开发。西方文艺复兴到科学大时代的兴起，归根结底源自哲学思想和理性思维的深入创发和百家争鸣。日耳曼民族如此，犹太民族如此，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亦如此。是故，凡伟大科学家必为伟大哲学家，大哲学家也往往是大科学家。凡不能创发出最深刻哲学思维的时代和国度，必不能产生真正划时代的科学文明和物质文明。人类创造力的结构层次以精神、思想、文化（核心是哲学）的创发为最高层次。我们今日所应做的，是站在全球视野和人类文明的长远视野，创造性转化或重新创造（重复即创造）我们古圣先哲开启的生命学问（孔孟之道）来融会中西方文明，来开启世界文明的新局面。这是当今时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所以，我们可以用苏格拉底的问题 “ 人是什么 ” 来引入孔孟的答案。日本学者井上靖曾经出版论述孔子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著作《孔子》，其基本观点是，孔子给人类文明规划了蓝图，所以孔子是人类的导师。为人类文明规划蓝图，是回答（或必须首先回答） “ 人是什么 ” 的问题。从系统回答 “ 人是什么 ” 这一最基本、最根本问题看孔孟之道就是 “ 内圣外王之道 ” 。 “ 内圣 ” 就是君子之道， “ 外王 ” 就是王者之道。我试图融会中西方文明以创造性转化孔孟之道，则 “ 内圣外王之道 ” 当包含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的统一、知识与智慧的统一、识心和智心的统一、无为和无不为的统一、学统与道统的统一、人文与科学的统一、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最终直达天人合一之境。

君子之道是自律道德。君子之道的本质特征就是德行的优先性，然而君子之道终究是上下、内外、本末的贯通为一。天下之道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此为儒家学说最为缺乏者，尤其是对照西方世界过去 500 年社会科学的发展，更显儒家对人类社会组织（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公司等）的探究远远不足。儒家学说始终未能创发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未能创发出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康庄坦途，此为儒学第一大缺憾；未创发出民主政治或政治文明的康庄大道，此为第二大缺憾。我们今日站在全球文明角度，当接续圣贤血脉的精神，并加以完善。一切真理皆发自人之本心，此为真理的绝对标准。古圣先哲和科学大师对此都知之极深。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乃现代实证科学方法的基本说法。从实证科学角度看，它确实有一定道理，然而实证科学方法并非我们探求真理的唯一途径，也非最重要的途径。《新经济学》第三卷对此有诸多说明和阐释，读者试取而读之，此不赘述。1. 牟宗三 .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M ］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8.2.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628.3.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17.4. 杨振宁 . 杨振宁文录：一位科学大师看人和这个世界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 287–288.5.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643–644.

第十一章组织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命的创造性和组织的秘密所谓组织包含甚广，从家庭、学校、军队、公司，直至政府、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皆是组织。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法律学者、心理学者皆从不同视角去研究组织的产生和演化机理，研究组织内部结构的形成和运作机制，研究组织的生命周期，尤其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体系里自组织的产生原理。组织的结构、激励机制和效率则是管理学者和经济学者持续研究的重要话题。20 世纪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公司理论或一般而言的组织理论，研究重心是公司或组织的产生、内部结构（合约结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从斯密、马歇尔、奈特，到科斯、阿罗、阿尔钦、德姆塞兹、威廉姆斯、张五常等许多研究公司组织的经济学大师，他们对公司或组织的本质皆有独特的卓越见解，分析思路也大体一致，那就是从分工和协作的角度来理解公司或组织的起源、内部结构和激励机制。考察公司或组织首先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分工和协作。此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要深入细究，就会牵涉到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重要话题。简单地说，人若真是单打独斗，则绝不可能生存下去。推而广之，今天的生物学早已证明，一切生命皆是社会性的生命，即一切生命皆是相互依存而生，整个宇宙的生命和非生

命也皆是相互依存而生。地球是一个完整的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系，太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系，宇宙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系。凯文 · 凯利《失控》一书引用诗人莫格利的柔声咏叹： “ 你和我，血脉相同；蚂蚁，你和我，血脉相同；暴龙，你和我，血脉相同；艾滋病毒，你和我，血脉相同。 ”凯利接着写道： “ 生命是一种连结成网的东西 —— 是分布式的存在。它是在时空中延展的单一有机体。没有单独的生命。哪里也看不到单个有机体的独奏。生命总是复数形式。（直到变成复数以后 ——复制繁殖着自己 —— 生命才成其为生命）生命承接着彼此的联系，链接，还有多方共享。 ”生物学家早已证明，所谓进化，从来就不是生命个体的独角戏，进化永远是生命群体的交响乐。经济体系的进化、政治体系的进化、科技系统的进化、人类知识的进化等所有生命的一切创造物，莫不如是。相互依存、相互哺育、共同进化、分工协作，或许就是宇宙生命体系的最大奥秘。所以古圣先哲总是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乃是生命的必然，经济学者只不过将分工协作的理由说得更具体、更细致一点。譬如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 · 阿罗曾经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组织的极限》，它集中讨论了人类必须分工协作的两点理由：其一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的天赋能力差异巨大；其二是分工能够提升每个人专业工作的效率。《新经济学》从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角度来考察分工和协作。每个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皆具独特性，皆有确定的方向和比较优势，同时也具有局限性，此乃分工的必然基础，也是协作的必然基础。分工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独特的创造性，协作则聚合众人的创造性以提升或产生出新的整体的创造性。人类社会许多乃至全部创造物都是众人合力协作的结果。所有生命或生物的创造和进化都有合力或协作的创

造和进化。蚂蚁、狼群分工协作所产生的创造性威力早已为人类所熟知，人类相互分工和协作所产生的集体创造性则远为强大和宏伟。经济学者对组织之谜的深刻洞见第二个基础性的问题则更加重要和深刻：人类分工协作依靠什么机制来实现。此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自斯密以来，经济学者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创见皆源自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谓精彩纷呈。斯密的洞见是市场 “ 看不见的手 ” 能够有效协调，分工合作；奈特的洞见是经济社会体系天然存在的 “ 风险和不确定性 ” 必定导致组织或企业的产生，以此来协调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个人的生产活动；科斯的洞见则是市场交易必定存在 “ 交易费用 ” ，交易费用必然导致公司或企业的产生。其他大师级经济学者的洞见皆是斯密原初洞见的阐发或深化，盖英雄所见略同，且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奥秘一旦被洞见或发现，就成为共识。后世所谓供求分析、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博弈理论、合约经济学、五花八门的公司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及其赤字理论等，皆不过是探讨人类经济活动分工协调机制以及不同的机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而已。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此而已！依照经济学传统所积累的智慧，公司或组织之所以诞生，无非是市场协调 “ 看不见的手 ” 有所谓交易费用的困扰，公司或组织则是因节省交易费用而生。所谓风险、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合约、博弈、集体行动的困境、囚徒困境等，不过是交易费用的变种。整个 20 世纪经济学家的智慧，大体就是围绕这些视角或洞见做文章。然而，似乎很少有经济学者从创造力的角度来研究组织。 21 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谈论和研究学习型组织、创新型组织、开放型组织、扁平化组织等，但是似乎没有多少经济学者明确讨论组织的创造力或创造性的组织及其能力。

我致力于从人心的无限创造性角度来考察社会经济组织尤其是公司这种经济组织。任何组织皆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和生命周期、独特的基因和传承方式、独特的内部结构和治理机制。正如人类每个个体一样，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公司或组织，不同公司或组织的创造力或效率是非常不同的。管理学者衡量公司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所谓人均产出或人均利润。不同公司人均利润或人均产出的差距可以高达数倍乃至数十倍、数百倍。然而，人均产出或人均利润并不能完整描述公司创造力的差别。企业界对不同公司创造力或创新力有许多形象的说法。譬如，三流公司卖产品、二流公司卖品牌、一流公司卖技术、超一流公司卖标准等。公司或一般组织的创造力公司或组织因交易费用而诞生，公司内部的科层组织及其激励机制也是因市场协调的交易费用而产生，此论点逻辑上没有错，却并未全面概括公司或组织的本质。我从创造力的角度，将公司看作个人创造力的聚合平台或聚合体。一个优秀的公司组织能够将组成公司的每个人的独特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凝聚起来，并创造出新的独特的创造力，即公司的能力或公司的创造力。我还将人的创造性分为道德的创造性（精神的创造性）和知识的创造性（物质的创造性），将人的创造力分为道德的创造力（精神的创造力）和知识的创造力（物质的创造力）。同样，我也可将组织的创造性分为道德的创造性（精神和理念的创造性）和知识的创造性（物质的创造性）。

任何组织都具有内在精神，都具有内在的创造性或创造力，都具有道德或精神的创造力，以及知识或物质的创造力。著名的创新研究者、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 · 克里斯坦森在其名著《创新者的窘境》里如此概括公司的能力： “ 一个组织的能力由两方面构成。第一种能力是组织的生产能力，即组织的生产方法。员工如果学会这种方法，则能将劳力、能源、原材料、信息、资金、技术等所有投入转化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产出。第二种能力则是组织的价值观，即组织的管理者和员工赖以做出各种决策的价值标准。 ”克里斯坦森所说的第一种能力就是组织或公司的物质或知识创造能力，第二种能力则是组织或公司的道德或精神创造能力。我们可以将组织的创造力或创造性推而广之。组织或公司的道德创造性或创造力就是公司或组织的理念、文化、愿景所激发的凝聚力、创造力、感染力。从宗教组织、军队、国家、政府，到各种学校、公司、社团，以至家族或家庭，无不以价值观或理念作为核心的能力。宗教团体的首要使命或唯一使命就是进行精神的教化或道德意识的培养，以弘扬和彰显人的精神生命或道德生命。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宗教团体之所以长盛不衰或历久弥新，其生命力正是其宗教教义和实践所蕴含的无限创造性或创造力。思想、文化、教育和艺术团体的首要使命同样是激发我们内心的精神创造性和创造力，以创造出最高深、最能启人心智的伟大思想，创造出最能激扬和提升人类精神和道德情操的艺术作品，以培养或激励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是故，思想、文化、教育和艺术团体的首要能力就是道德和精神的创造力和感染力。精神和道德的创造力和感染力是一切思想、文化、教育和艺术团体的灵魂。思想、文化、教育和艺术团体的道德和精神创造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并不断发扬光大，恰如生命体系的创造性基因或遗传基因一

样。我们走进一些著名的庙宇或殿堂，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神秘庄严之感。这种神秘庄严之感并非是一种心理错觉，而是真实存在的精神力量，是历代伟大人物的创造性心灵所累积和遗传下来的巨大精神感染力，它是真实存在的。当我们走进像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等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我们立刻会被一种神秘庄严的氛围笼罩，这种神秘庄严的氛围正是历代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精神积累和传承的自然结果。我们同样可以用组织创造力的概念来分析国家和政府的本质。国家和政府也是一种组织，也具有道德与精神的创造力和知识与物质的创造力。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一个国家赖以创立和生存的精神理念就是这个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创造力。在儒家眼里，中国数千年来的理想国家是所谓的 “ 尧舜禹三代之治 ” ，即儒家津津乐道的 “ 王道 ” 政治。它正是完全基于人心的道德创造性，而基于武力强权的国家则是所谓的 “ 霸道 ” 政治。同样是封建帝王时代的家天下，国家治理也有优劣之分，国家命运也有长短之别，其区别就在于帝王是否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顺应民心的仁政。假若一个国家及其政权毫无道德精神的创造性和号召力，则国家和政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更谈不上物质财富的繁荣富强。现代民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兴起，正是人心道德和精神创造性的伟大觉醒，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组织方式和政治模式。民主政治的基础不是武力强制，不是外部约束，而是基于人心道德创造性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民主国家的宪法就是一种契约。契约精神正是人人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这不正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道德理念吗？现代民主国家和民主政治兴起之后，人类才开始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综观世界，凡是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国家或逐渐摆脱专制的国家。因为人的道德和精神创造性的弘扬和彰显，必然激发人的知识和物质创造性的弘扬和彰显。专制政府或许有可能实现短暂的经济增长或经济繁荣，却绝

不可能实现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更不可能在文化、思想、科学、技术领域有引领世界的伟大进步。因为专制政府必定以压抑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为主要执政手段，尤其是以戕害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压制或消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为主要执政手段。思想、精神的创造性一旦被戕害或压制，知识或物质的创造性就必然完全枯萎或丧失。我们唯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将人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真正统一起来，才能将民主、自由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形态与持久的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弗里德曼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试图从理论上阐明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关系，他的论断基于一种逻辑的推断和经验的判断。我从人心内在创造力和创造性的两个方向来说明，更能彰显出政治自由（主要是精神、思想的自由）乃是人的一切创造性得以弘扬和彰显的前提条件。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活力的国家，必定是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必定是契约精神得到充分尊重的国家，必定是法治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必定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充分尊重的国家。对人的权利的充分尊重则是人心道德和精神创造性最重要的体现。孔子讲 “ 仁者爱人 ” ，孟子讲 “ 不忍人之心 ” ，要义皆是对人的尊重，皆是从人心的内在角度去阐明对人的尊重。现代民主制度和法治社会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就是从契约精神、契约制度和法治制度的外在层面给人的权利以充分的保护。有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妥善保障，人的创造性才可能充分激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唯有民主法治国家才能具有长期、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力。适应性组织和创造性组织借用熊彼特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著名分类 —— 适应性应对和创造性应对（适应性经济行为和创造性经济行为），我们可以将公司或一切

组织分类为适应性组织和创造性组织。所谓适应性组织，就是组织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战略、机制和运营模式的调整，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或使命。所谓创造性或颠覆性组织，就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确立完全崭新的战略、机制和运营模式（尤其是技术和商业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改造或颠覆现有的外部环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商业环境或业态。适应性组织和创造性组织的区分，与适应性个人行为和创造性个人行为的区分有异曲同工之妙。个体的经济行为或任何行为皆可划分为适应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所谓适应性行为往往有某种被动应战的意思。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 · 汤因比以 “ 挑战和应战 ” 来概括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历程，他所说的 “ 应战 ” 其实包括了适应性的应战和创造性的应战。面对外部环境及其变化，人们通常也有 “ 改良 ” 和 “ 变革 ” 两种应对策略。所谓改良大体就是一种适应性策略，变革则是一种创造性策略。精彩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数之不尽。譬如， 20 世纪初期，面临亡国灭种的大危机，华夏仁人志士有的主张君主立宪或恢复帝制等相对保守的适应性策略，中国共产党人则主张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社会制度和秩序，创造一个新世界，此乃创造性策略。譬如， 18 世纪中期，美洲殖民地和宗主国围绕税收等问题产生严重矛盾，当时有人提出调整殖民地政策的妥协安抚办法，美洲殖民地一方也有许多人主张与宗主国协商妥协的折中办法，此乃适应性策略；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建国元勋们则断然提出独立建国的主张，此乃创造性策略。以迎接互联网时代潮流的科技巨头为例，雅虎和其他门户网站主要是适应性应对，谷歌和百度则是颠覆性应对；绝大多数网络社交媒体采用适应性策略，脸书和腾讯则采用颠覆性策略；大多数简单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或广告的商家采用的是适应性策略，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则采用的是颠覆性策略；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改善传统业务是适应性策略，诸如支付宝、微信支付、苹果支付

等则是颠覆性金融创新；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绝大多数手机厂商采用防御性应对策略，苹果智能手机则是进行颠覆性或创造性改变；面对个人计算机日益饱和的全球市场环境，多数手机厂商试图通过改进笔记本电脑设计和提升制造质量来获取竞争优势，乔布斯则颠覆性地推出 iTunes （苹果免费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 iPod （苹果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 iPad （苹果平板电脑）、 iPhone 等，上演了世界商业史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颠覆性历史活剧。乔布斯创立和领导苹果公司数十年的历史，很好地上演了适应性和颠覆性策略交替的历史。 1976 年，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创办苹果，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创举。一直到乔布斯被迫离开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基本上还是一个致力于颠覆性创新的企业。 1986 年乔布斯离开之后的苹果公司，则大体上是一个市场的适应者或追随者。 1997 年乔布斯重掌苹果之后，苹果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它至少颠覆了六大行业！乔布斯去世之后，库克掌控的苹果又成为一个守成者和市场适应者，尽管市值持续飙升。学术思想上的适应性应对和颠覆性创新或许更加令人惊叹，尽管任何伟大的思想和科学创新都是站在前辈肩上的创造或创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兴起当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那些基本理念闪现于这些宗教创始人头脑的时刻，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颠覆性创造时刻。就好比神话传说中，华夏圣贤伏羲画出八卦而 “ 一画开天地 ” 一般，孔、孟、老、庄皆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颠覆性创新或创造的先哲。西方思想史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直到康德、黑格尔，也是那种具有开天辟地般奇特伟力的思想大师。科学史上的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达尔文、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费曼、沃森、杨振宁、温伯格等，皆是那种足以改变或颠覆整个科学格局的人物。所以，杨振宁称狄拉克 1928 年的电子运动方程式为 “ 无中生有，石破天惊 ” 。 “ 无中生

有，石破天惊 ” ，当然是一切颠覆性或创造性活动的最高境界。依照杨振宁先生的说法，只有牛顿运动方程、麦克斯韦电磁学方程、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堡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堪称达到物理学的最高境界，是造物者的诗篇。它们完美彰显了人心无限创造性那种 “ 无中生有 ” 的伟大创造力量。以经济学近 300 年的发展历史而论，可以说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的智慧和能力皆是适应性智慧和能力，即只能运用已有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来阐释和分析新的经济现象，或者对现有经济理论和思想进行一些修正、补充和完善。真正具有颠覆性或独创性的经济学大师寥若晨星。依我之见，近 300 年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发展史，堪称颠覆性或独创性的经济思想家或理论家大概不到 20 人，他们是：魁奈、斯密、边沁、李嘉图、马克思、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费雪、凯恩斯、哈耶克、米塞斯、熊彼特、奈特、科斯、张五常、蒙代尔、乔治 · 阿克洛夫、丹尼尔 · 卡尼曼。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反应皆是适应性行为或行动，即适当调整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以适应社会环境的改变，所谓 “ 与时俱进 ”“ 抓住机会 ”“ 顺应潮流 ” 等皆是适应性思维方式。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 “ 无中生有，石破天惊 ” 地去创造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虽然他们只是人类的极少数，却是真正创造或引领时代的人。人们称他们为英雄、领袖、开创者、开拓者、奠基者，熊彼特称他们为创新者或企业家。与人类群体一样，面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环境的变化，绝大多数企业或公司的反应皆是适应性行为，即调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改进和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寻找新的市场，寻找新的原材料来源等（这是熊彼特早期对创新的定义），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只有极少数公司或企业能够 “ 无中生有，石破天惊 ” 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商业世界。

易言之，绝大多数企业或公司的行为是跟随、模仿、调整、改善，只有极少数企业的行为称得上是颠覆、革命、真正的创新或创造（当然，人们通常也将改善或改进称为创新）。纵观世界经济史，每个时代称得上真正具有颠覆性或革命性创新的公司寥若晨星。一个真正具有颠覆性或革命性企业的崛起就代表着一个新兴行业的诞生，通用电气和西门子的创立标志着电力时代的来临，奔驰和福特标志着汽车时代的来临，标准石油和荷兰壳牌标志着石油时代的来临， IBM 标志着大型计算机时代的来临，索尼和松下代表着现代家电时代的来临，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的诞生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苹果公司的诞生标志着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降临，微软公司的诞生标志着现代软件业的诞生，谷歌、亚马逊、脸书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iPhone 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特斯拉标志着电动汽车时代的来临 ……由此区分我们看得很清楚：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的人类经济行为或公司经济行为，主要是一种适应性经济行为。然而，真正改变人类经济世界的是颠覆性或创造性行为。我们需要将研究的重心从适应性能力或适应性行为转向创造性能力或创造性行为。据此，我们可以区分五种公司能力：其一，完成公司或组织基本功能的能力。其二，应对或适应外部环境改变或外部冲击的能力。其三，主动改变或颠覆自己的能力。其四，创造一个崭新的物质世界的能力。其五，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的能力。前两种可称为组织的适应性能力或适应性行为，后三种可称为组织的创造性能力或创造性行为。

公司和组织的创造性基因及其形成机理凯文 · 凯利《失控》一书里有一个著名论断： “ 文化修改我们的基因。 ” 这是一个具有震撼性的论断，它能够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创造力的本质及其形成机理。综观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各国各民族的创造力有着巨大差别，至少近代数百年如此。譬如，犹太民族人口只占全人类的千分之二，却获得全部诺贝尔奖的 27% ，其中物理学奖占 29% ，生理医学奖占 33% ，其他顶级科学大奖，如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计算机领域的图灵奖等，犹太人也是主要赢家。据说犹太民族控制的财富超过全人类财富的 40% ！他们中的那些佼佼者创造了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华宝家族、高盛集团、谷歌、脸书、甲骨文等众多传奇般的企业巨头，被誉为硅谷 “ 风险投资之父 ” 的阿瑟 · 洛克也是犹太人。如果你研读科学史（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医学等），当你阅读到某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奇才时，你几乎就能猜出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犹太人（猜对的概率往往超过 70% ）。 19 世纪的数学王子高斯和雅克比、思想巨人李嘉图和马克思、政治奇才迪斯雷利（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20 世纪的物理学王子爱因斯坦、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数学天才冯 · 诺依曼、人工智能奠基人马文 · 明斯基和约翰 · 麦卡锡、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以及多任美联储主席、好莱坞大亨、媒体巨子 …… 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是一个绝对值得深思和深入研究的现象。犹太民族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多的顶级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投资家、金融家、经济学家、媒体大亨，这与犹太民族数千年积累传承的文化基因是否有着天然的关系？

文化改造我们的基因，文化决定我们的基因。因此，文化或精神基因是个人、家庭、企业、民族、国家演化发展最重要的基因。正如苏轼诗云： “ 腹有诗书气自华。 ”创造力的复杂层次个人的创造力是一种综合的能力，是具有内在结构层次的综合能力。正如生物（人自身）的躯体具有异常复杂、精确乃至神秘的内在结构一样，生物（尤其人）的精神力或创造力也具有异常复杂、精确乃至神秘的内在结构。我们可以将人的身体结构划分为各种系统，诸如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视觉系统、味觉系统、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然而这种划分其实非常片面，因为人体所有功能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尽管不同个体之间的各个系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理，一个人所具有的多重创造力（物质的、精神的、科学的或艺术的）也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上有一个最奇妙的现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能力或天赋异禀为何差异巨大？这种差异究竟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教育养成的？如果是先天形成的，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形成了令人惊叹的智力差异？譬如，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狄拉克、杨振宁等物理学大师所具有的科学天赋完全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欧几里得、欧拉、高斯、雅克比、黎曼、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 ， 1862—1943 ）、陈省身、丘成桐等数学大师所具有的数学造诣常人不能及万分之一；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盖茨、乔布斯、任正非等企业家和创新者所具有的创新和管理天赋能够创造出富可敌国的伟大企业，并改变人类经济前进的方向。除此之外，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雕塑家、画家、诗人等所具有的神奇天才究竟因何而来？人类群

体里为什么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天才，而绝大多数人却平淡无奇？这是一个令人惊叹、困惑却没有任何很好解释的奇特现象。人作为个体的创造力是一个具有内在复杂和精确结构的整体。一个组织尤其是那些伟大的企业组织也是如此。研究一个企业首先应该是研究这个企业所具有的创造力或者其内在的创造力结构。为什么那些极少数的企业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技术、伟大的产品和伟大的文化？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基业长青？伟大企业及其创造力的分布与人类天才及其创造力的分布是否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规律或奥秘？迄今为止，经济学的公司理论一直从平均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几乎没有涉及企业的创造力或创造力的结构问题。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科斯将企业看作市场的替代物，张五常将企业看作一个合约，还是钱德勒将企业看作 “ 看得见的手 ” ，都无法解释世界上各个企业之间创造力和创新力之间的巨大差异。解释企业的创造力、创新力及其根源或基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经济和产业动态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我们需要转换我们考察企业或公司的视角，从创造力和创新力及其内在结构的视角来考察企业或公司。1.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161.2.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M].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161.3.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Firms to Fail.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p.xxii.

第十二章创造力的内在结构个人的创造力结构具有无限多样的层面，我们本章主要从四个层面来讨论个人的创造力结构。直觉的顿悟和理性的推理人的创造力第一个令人惊叹的特征是直觉的创造力，或者称为直觉的顿悟。古往今来，那些最高级别的创造都是源自直觉的顿悟，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思辨或逻辑的推理。宗教创始人往往将他们悟道的那个伟大时刻归功于某种神秘的神示天启，因为那不可思议的悟道时刻突如其来，没有任何所谓世俗的逻辑可以解释。数学家的直觉的顿悟或许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像欧拉、高斯、雅克比、希尔伯特、拉马努金等数学大师的许多创造，完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来之笔。这其中最独特的应该算是拉马努金了。拉马努金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奇特的数学天才，印度千年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数学教育，几乎完全依靠神秘的直觉发现或提出了 3900 多个数学命题或公式。他的很多命题、公式和猜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数学研究。世界上很多数学家致力于证明拉马努金猜想和公式，有人还因此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

奖）。譬如，比利时数学家德利涅于 1973 年证明了拉马努金 1916 年提出的一个猜想，并因此获得 1978 年的菲尔兹奖。拉马努金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那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直觉能力。他发现和提出的许多数学定理被应用到他活着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的领域，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计算机科学、密码技术和空间技术等。拉马努金生前最后发现的一个函数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被科学家认为是解释宇宙黑洞秘密的钥匙；他提出的另外一个公式成为现代基本粒子物理学超旋理论的基本数学工具。拉马努金的数学创造力究竟有多么强大？慧眼洞察出天才拉马努金的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大师哈代（ G. H. Hardy ）曾经设计出一份数学家天才的评价表，满分为 100 。哈代给自己打 25 分，给自己的合作者、剑桥大学另一位杰出数学家利特尔伍德（ John Edensor Littlewood ，1885—1977 ）打 30 分；给数学家希尔伯特打 80 分；只有给拉马努金打100 分！哈代认为拉马努金的数学天才与数学巨人欧拉和雅克比相当，或许只有数学王子高斯能够与拉马努金一拼高下。拉马努金的数学天才来自哪里？没有人知道答案。他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没有家学渊源，家境也不富裕，基本靠自学成才。物理学家里同样有许多凭借直觉的顿悟做出石破天惊伟大贡献的天才。像牛顿从苹果落地 “ 顿悟 ” 到万有引力，法拉第 “ 顿悟 ” 出电磁场概念，麦克斯韦 “ 顿悟 ” 出美妙绝伦的电磁场方程，普朗克 “ 灵机一动 ” 想出量子假设并计算出普朗克常数，爱因斯坦 “ 顿悟 ” 出光速不变假说和引力与加速度等价原理，等等。天才物理学家里面，直觉顿悟能力最强大的人首推狄拉克。杨振宁先生对狄拉克的物理学天才有精彩的描述：杨先生首先用 “ 惊天动地 ” 和 “ 划时代的里程碑 ” 来描述狄拉克的贡献： “ 狄喇（拉）克最了不得的工作是 1928 年发表的两篇短文，写下了狄喇（拉）克方程：

（pca+mc2β） φ = Eφ。“ 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都给予了新的层面和新的极准确的了解。没有这个方程，就没有今天的原子、分子物理学与化学。没有狄喇（拉）克引进的观念就不会有今天医院里通用的核磁共振成像（ MRI ）技术，不过此项技术实在只是狄喇（拉）克方程的一项极小的应用。 ”杨先生接着形容狄拉克方程： “ 狄喇（拉）克方程 ‘ 无中生有、石破天惊 ’ 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 ‘ 自旋 ’ （ spin ），而且为什么 ‘ 自旋角动量 ’ 是 1/2 而不是整数。初次了解此中奥秘的人都无法不惊叹其为 ‘ 神来之笔 ’ ，是别人无法想到的妙算。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堡）看了狄喇（拉）克的文章，都无法了解狄喇（拉）克怎么会想出如此神来之笔。 ”连海森堡这样伟大的物理学家都无法了解狄拉克的 “ 神来之笔 ” ，这就好比当年剑桥大学的数学大师哈代根本无法理解拉马努金那些 “ 无中生有 ” 的数学命题、公式和猜想一样。直觉的顿悟就是无中生有、石破天惊的神来之笔。杨先生对狄拉克物理学成就和风格的描述可谓美妙绝伦，恰如其分。杨振宁先生接着就谈到狄拉克物理学的独特风格：20 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喇（拉）克了。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了高适（ 700—765 ）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 “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论。 ” 我非常高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喇（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确实包罗万象，而用 “ 出 ” 字描述狄喇（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于 1928 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 1885—1962 ）、

海森伯（堡）、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到全胜，正合 “ 风骨超常论 ” 。可是什么是 “ 性灵 ” 呢？这两个字连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若直觉地把 “ 性情 ”“ 本性 ”“ 心灵 ”“ 灵魂 ”“ 灵感 ”“ 灵犀 ”“ 圣灵 ” （ ghost ）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喇（拉）克方程之精神。刚好此时我和中文大学童远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 1996 年 6 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 1568—1610 ）［和后来的周作人（ 1885—1967 ）、林语堂（ 1895—1976 ）等］的性灵论。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 1570—1623 ）的诗是 “ 独舒性灵，不拘格套 ” ，这也正是狄喇（拉）克作风的特征。 “ 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 ，又正好描述了狄喇（拉）克的独创性！感谢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他为我们理解直觉的顿悟提供了最佳范例和最美的语言。 “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论 ”“ 独舒性灵，不拘格套 ”“ 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 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 ” ，这就是人类最独特的创造力、最伟大的创造力、最原初的创造力！伟大企业家和创新者同样常常依靠直觉的顿悟，最杰出者当属乔布斯。乔布斯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与他早年就痴迷于禅修有很大关系。乔布斯的同学丹尼尔 · 科特克曾经说： “ 乔布斯非常非常相信禅宗，禅宗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和强大。你看看他那种质朴甚至原始的生活方式，极简风格的美学态度，心无旁骛的高度专注，就知道禅宗对他影响有多么深刻。 ” 乔布斯后来自己回忆说： “ 我开始认识到，直觉和意识远比抽象的思考和智力的逻辑分析要重要得多。 ”与直觉的顿悟相对应的则是理性的思辨能力或推理能力。理性的思辨能力或推理能力就是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逻辑方法，发现内在真理或规律的能力。这种能力虽然有高下之分，却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能力，即使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决策也往往需要

运用一点点理性思辨或推理能力。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则是运用理性思辨能力的高手。古往今来，理性思辨能力最强者，恐怕非康德莫属。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应该是人类理性思辨能力的巅峰之作。康德对理性思辨能力（纯粹理性）的完备、精确和细致程度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信心和最高要求。《纯粹理性批判》序言里说： “ 的确，纯粹理性是如此完美的一个统一体，以至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如果纯粹理性的原理不足以解决所有一切问题中的哪怕一个，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好抛弃全部纯粹理性的原理，须知纯粹理性本身就是为了解决所有一切问题而诞生的。因为，假若纯粹理性的原理不足以解决所有一切它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中的哪怕其中一个，那么我们在处理所有其他任何问题的时候，就不再能够对纯粹理性抱有原本是不言自明的信心了。 ”经济学里运用理性思辨能力的巅峰之作应该是瓦尔拉斯、阿罗 – 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经济学大师运用高深的数学技巧，基于一些严格的假设，构造出一个逻辑上完美无瑕的经济体系，并推导出许多高深莫测的重要结论（如帕累托最优准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等）。或许正是因为瓦尔拉斯体系的包罗万象和逻辑严密，才让熊彼特相信瓦尔拉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即使稍微运用一点儿理性思辨能力，也往往会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譬如以研究规模收益递增闻名的布莱恩 · 阿瑟曾经提出过一个 “ 爱尔法鲁酒吧问题 ” 。布莱恩就职的桑特菲研究所旁边有一家名为 “ 爱尔法鲁 ” 的酒吧。每个星期四晚上，爱尔法鲁酒吧有爱尔兰音乐专场，顾客爆棚。如果酒吧里人不太多，待在里面就很愉快；如果过于拥挤，愉悦感就会大幅减少。阿瑟据此提出一个猜想：某个特定的晚上，假若每个人都预期很多人会去酒吧，那么大家就都不会去，实际结果就否定了预期；相反，假若每个人都预期很少人会去，那么大家都会去，实际结果同样会否定预期。

如此简单的一个思辨却提出一个重大问题：理性预期是自我否定的！布莱恩提出的这个 “ 爱尔法鲁酒吧问题 ” 后来启发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构建所谓 “ 少数者博弈模型 ” ，并渐渐成为一个颇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人类创造力里最神奇和最重要的就是直觉的顿悟。然而，直觉的顿悟似乎没有可靠的训练办法，这种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或者是可遇不可求的 “ 神示天启 ” （当然有人相信艰苦的修行能够训练或开启人的直觉能力）。理性的思辨能力或推理能力则有可靠的训练途径，不过要达到高妙之境，也非天赋异禀而不能。呜呼！人类任何领域的超绝天才，毕竟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想象力和知识“ 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 ，这是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究竟是一种什么能力呢？从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历程来看，想象力至少包含如下能力：一是将事物推到极端，以观察其效果的能力；二是善于将不同的现象关联或等价起来的能力；三是敢于颠覆传统智慧和权威理论的能力；四是善于转换角度思考习以为常的问题的能力。著名创新研究者克里斯坦森和同事合著的著作《创新者的基因》里，将连接或跨界思维能力列为创新五大技能之首，连接或跨界思维能力就是想象力。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的契机正是他 16 岁的时候设想自己以光的速度追逐一束光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就是诞生狭义相对论的著名思想实验。爱因斯坦回忆说： “ 如果我以速度 c （也就是光在真空里的速度）追逐一束光，那么我应当观察到作为一种电磁场的一束光处于静止状态，尽管会有空间里的震荡。然而，无论是基于经验事实，还是根据

麦克斯韦方程，这种现象似乎都不会发生。从最初那一刻起，直觉就清楚地告诉我，从那个追逐光速的观察者的立场来看，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必须遵照同样的定律，也就是和那个相对地球处于静止状态的观察者必须遵照的同样的定律。因为，第一个观察者（以光速追逐光束的观察者）如何知道或者如何能够肯定他自己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匀速运动状态呢？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悖论实际上就已经蕴含了狭义相对论的思想种子。 ”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的契机则是他想象一个人处于自由落体时的状态，从而得出加速度和引力等价原理。爱因斯坦将自己这个想象所得到的惊人结果称为他 “ 一生里最幸福的思想 ” 。爱因斯坦后来回忆： “ 我坐在伯尔尼专利办公室的一把椅子上，突然，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想法从我脑海里喷薄而出：如果一个人处于自由落体，那么他将不会感觉到自己的重量。 ”爱因斯坦从这个著名的思想实验里得到了物理学历史上最著名的等价原理 —— 引力和加速度等价原理，从而激励他踏上了长达 8 年的创立广义相对论的伟大征程，创造了 “ 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 （电子发明者约瑟夫 · 约翰 · 汤姆逊的评语）。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突破是他果断放弃牛顿以来统治物理学思维的绝对时空观念，以及 19 世纪已经成为权威理论的以太学说。研究物理学历史的人认为，当时资深的大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如庞加莱（ 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 ）和洛伦兹（ Hendrik Antoon Lorentz ， 1853—1928 ），离发现狭义相对论只差那么一小步，然而他们都缺乏抛弃传统思维和权威理论的能力和勇气。善于转换角度思考习以为常的问题，是想象力的重要体现。经济学者里有很多精彩例子。譬如，科斯 1960 年发表的产权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灵感之源就是换一个角度思考老生常谈的 “ 损害赔偿问题 ” 。

《社会成本问题》开头就写道： “ 传统的分析方法掩盖了必须做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 ”另外一个著名例子是蒙代尔 1961 年开启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并为欧元奠定理论基础的经典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该文的主要灵感就是突破传统思考汇率问题的国别界限，直接问一个新问题：假若要两个货币之间的汇率相互浮动，那么两个货币区的确定究竟是以主权国家界限划分货币区最佳，还是以某种经济区域来划分最佳？在人类所有想象力之中，艺术家的想象力最为奇特、瑰丽和壮美。科学家的想象力往往要受到科学假设和基本原理的约束，艺术家的想象力则没有这个限制，诗人的想象力更是可以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神游八荒。我们试以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例：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想象力超越时空，横贯古今，创造出一个奇特瑰丽的诗的世界，给人类以无限的遐想和永恒的启迪。伟大的诗人必然具有一流的智慧和情感，一流的智慧和情感必然激发出无限丰富的想象力。伟大的诗人常常从意想不到的视角展示出生命的美妙和奇绝，彰显出生

命的无限可能和永恒魅力。故《毛诗 · 关雎序》有曰： “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我们再举一个李清照的例子。李清照应该是中国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女词人。她那首《渔家傲 · 天接云涛连晓雾》所表现的丰富而高远的想象，实在令人神往：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原理构建能力和经验归纳能力科学创造有两种主要能力：一是经验归纳能力，二是原理构建能力。所谓经验归纳能力，就是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里归纳出一般的规律；所谓原理构建能力，则是从某个或某几个最基本的原理或原则出发，演绎出一般的规律。这两种能力究竟哪个更重要，还是同等重要，答案见仁见智。因为具备高超经验归纳能力和高超原理构建能力的科学家皆能做出划时代的贡献，事实上很多科学大师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经验归纳法通常又被称为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当然不是很严格），原理构建法被称为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就经济学而言，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洛克、休谟、斯密、穆勒、杰文斯、马歇尔、费雪（费雪实际上横跨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张五常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古诺、瓦尔拉斯、门格

尔、李嘉图、马克思、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莫里斯 · 阿莱、蒙代尔等。斯密的《国富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费雪的《利息理论》、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和《美国货币史》、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可算是英国经验主义经济学传统的经典代表之作，它们皆是来自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观察和归纳。魁奈的《经济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阿罗 – 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可以算作原理构建或理性主义传统的经典代表，它们皆是以某些最一般的假设和前提出发，演绎出宏大的理论架构。这种划分当然不无随意之嫌疑，因为每一位经济学大师或科学大师都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具备两种能力，而且他们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往往会对科学真理的本质以及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有不同的观点。爱因斯坦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青年时代的爱因斯坦深受休谟、康德和马赫为代表的实证哲学或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年仅 12 岁的爱因斯坦就开始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大学期间和朋友共同创立名为 “ 奥林匹亚科学院 ” （ Olympia Academy ）的读书会。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包括休谟的《人性论》、恩斯特 · 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亨利 · 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这些经典著作的共同主题是：科学知识必须以经验事实为根据，必须以可定义、可观察、可测量的事实为研究对象。马赫尤其强调科学研究对象必须能够明确定义和观测，所以他完全否定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因为绝对时空概念无法定义和观测。青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完全接受了这些重要理念，激励他抛弃绝对时空和以太学说，创立了石破天惊的狭义相对论。

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前的爱因斯坦，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 1933 年 6 月 10 日，爱因斯坦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 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 ”然而，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关于科学真理及其科学方法的本质的观点有明显的变化。 1936 年，爱因斯坦发表文章《物理学和实在》，明确宣称： “ 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啊。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牛顿曾经说：我不作假设）。 ”1938 年，爱因斯坦给前助手兰佐斯的信里更加明确地说： “ 从有点像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为一个信仰理性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本质最著名的一句话是： “ 纯粹思维可以把握实在。 ”从培养和提升创造力的角度看，经验归纳能力和原理构建能力两者不可偏废，理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1958 年，英籍匈牙利裔科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 · 波兰尼提出 “ 隐性知识 ” 和 “ 显性知识 ” 的区分。哈耶克对此概念颇为推崇，详尽阐释，成为其 “ 自发自在社会秩序 ” 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区分，对于我们考察人的创造性和社会经济体系的创造性和创新机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正如前述复杂性一样，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也很难精确定义。概而言之，凡是能够以语言文字、符号或数学公式明确或准确表达出来

的知识，称为显性知识；凡不能以语言文字、符号或数学公式明确或精确表达的知识，称为隐性知识。所谓隐性知识，颇像我们所说的 “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 的知识。我们常说的 “ 境界 ”“ 风格 ”“ 气质 ”“ 魅力 ”“ 气场 ”“ 氛围 ” ，以及风俗习惯、处世态度、社会心理等，皆属于隐性知识，因为此类知识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广而言之，所谓 “ 文化 ” 就是一种隐性知识，谁能给文化以明确的描述？古往今来，许多哲人以各种术语概括国民性或国民心理，诸如鲁迅先生的 “ 阿 Q 精神 ” 、李宗吾先生的 “ 厚黑学 ” 、柏杨先生的 “ 酱缸文化 ” 等，其实也属于一种隐性知识。牟宗三先生融会中西哲学，提出 “ 分别说 ” 和 “ 非分别说 ” 的区分，与波兰尼 “ 显性知识 ” 和 “ 隐性知识 ” 的区分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 “ 分别说 ” ，即能够用语言、概念、符号、逻辑（包括数学）明确或精确地表达；所谓 “ 非分别说 ” ，即无法以语言、概念、符号、逻辑明确或完全予以表达。儒、释、道三教哲理博大精深，浩瀚无际，最高境界处则无以言表。所谓 “ 无须说，一说便错 ”“ 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 ”“ 心行路绝，言语道断 ” ，皆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崇高境界或神秘境界。此种境界唯有个人潜心修行才有望企及或体验。考察个人的创造性、组织（公司）的创造性，乃至国家、民族、社会经济体系的创造性，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分别有如下重要的含义。其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氛围对个人、公司、民族、国家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具有决定性。这种文化氛围或隐性知识就是创新生态体系的核心基因。这就好比一个良好的生态体系能够孕育数之不尽的动植物新物种，能够永远创造不可预知的生命奇迹。当一个良性的创新生态体系，特别是一个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形成之后，伟大的创新者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硅谷、以色列、波士顿 128 号公路和剑桥大学科技园、深圳、杭州、东京湾等全球最负盛名的创新中心，共同特征就是开放、多元、包容。

相反，官本位文化、酱缸文化、厚黑文化盛行的时代和地区，绝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创新。许多政府忙于出台各种鼓励创新的优惠政策，虽然不无作用，其实是舍本逐末。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激励创新的隐性知识或文化氛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究竟具有怎样的规律。《新经济学》第五卷将以硅谷和以色列为例来详尽说明。其二，家学渊源、师徒传承、学术研究机构和社团（大学和各种研究所）的精神传承等， “ 无形组织 ” 或 “ 自组织 ” ，是个人、公司、国家、民族创新力和创造力的主要载体。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学者皆有辉煌的家学渊源，古今中外，概莫如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大家族往往孕育出这个国家最优秀和最伟大的人物，比如，英国的罗素和丘吉尔就是最杰出的例子，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凭借一部家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大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深厚家学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四代以上。大学者钱锺书，大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还有许许多多 “ 钱 ” 姓著名人物，皆出自江浙传承千年之久的著名钱氏家族，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传承最久、人才最鼎盛、成就最辉煌的家族。可见，家族精神传承的隐性知识往往是比任何力量都要强大的生命内能。师徒精神传承应该是人类最持久的激励创造和创新（有时也成为创新和创造的阻碍，凡事皆有两重性）的隐性知识。师以徒名，徒以师名，是人类文化历史上最令人向往的佳话。以经济学为例，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创立剑桥大学经济学流派，其弟子包括凯恩斯父子、庇古等，皆成为英国和世界经济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凯恩斯在剑桥的弟子则包括罗宾逊夫妇等，其中琼 · 罗宾逊夫人堪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者。罗宾逊夫人也是门生遍天下，最著名者包括印度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玛蒂亚 · 森。

芝加哥大学大宗师奈特是 20 世纪美国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他有多位弟子荣获诺贝尔奖（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詹姆斯 · 布坎南等）。萨缪尔森是 20 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的领军人物，至少已经有 6 位弟子和合作者荣获诺贝尔奖（劳伦斯 · 克莱因、罗伯特 · 蒙代尔、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罗伯特 · 莫顿、保罗 · 克鲁格曼、威廉 · 诺德豪斯等）。师徒精神，薪火相传，天才辈出，群星灿烂，可谓人类精神创造力的伟大奇观。当然，最重要者还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代代积累。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最伟大的财富。我们可以说，英国之所以迅猛崛起为 “ 大英帝国 ” ，主要贡献者就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皇家学会等学术机构。牛津大学是英国的人文重镇，剑桥大学则是英国的科学重镇。剑桥大学引以为豪的伟大科学成就数之不尽。剑桥大学孕育的诺贝尔奖得主多达 100 多位，著名的卡文迪许物理实验室就诞生了 38 位物理学诺奖得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人类现代物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剑桥大学的贡献，那里诞生了牛顿、麦克斯韦、汤姆逊、狄拉克、霍金等难以计数的伟大科学家。有人说，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三次伟大革命都来自剑桥大学或与剑桥大学有关。第一次是牛顿开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科学；第二次是达尔文开启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第三次是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开启现代分子生物学。德意志民族能够跃居世界科技和产业之巅，同样是依靠像柏林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哥尼斯堡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普鲁士科学院等众多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柏林洪堡大学诞生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医学和生理学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哥廷根一个城市就孕育了几十位诺奖得主，还诞生了像高斯、黎曼这样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

德意志民族还产生了诸如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叔本华、马克思、尼采等世界超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像歌德、海涅等世界超一流的诗人和文学家；像海顿、贝多芬等世界级的音乐家。这样一个民族当然是世界上具有最高级精神和物质创造力的民族。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主要得力于美国科技和产业的迅猛发展。科技和产业的迅猛崛起则主要源自美国众多世界一流和超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私立的研究型大学、专注科学与技术的理工学院，以及美国大企业所创立的内部研究所或实验室。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创新生态体系的智慧中心、活力之源和灵感之源。现代信息科技时代的来临，主要归功于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卡内基 · 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贝尔实验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1908 年创立的贝尔实验室是晶体管的发明者，那是整个信息科技时代最重要的发明。贝尔实验室曾经荣获多达十多个诺贝尔奖，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用电气公司的内部实验室（魔法屋）、 IBM 公司内部实验室都曾荣获不止一个诺贝尔奖，施乐公司在硅谷创立的研究所开创了现代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部的关键技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在《新经济学》第五卷里还要详细描述美国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中心的创新生态体系，这才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家的核心秘密。无论是个人创造力、公司创造力还是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活力，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和生态体系，这是我研究全球创新生态体系所得到的最重要结论，也是 “ 隐性知识 ” 和 “ 显性知识 ” 概念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创造力本身是一个持续演化的生命体系

或许我们将个人、公司、大学、政府、宗教乃至一切组织皆看成一个具有内在生命活力的生态体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它们所具有的千差万别的创造力。任何个人，无论他具备多高的天赋才能，假若离群索居或者与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体系完全隔离，都将不会具有任何创造力和创新力。因此，创新和创造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生态体系或生命体系所孕育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任何个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而言，其出生的地域或社区环境、家学渊源、就读什么样的大学、与什么人为友、拜什么人为师、合作者是谁，如此等等，皆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上那些最有趣和最重大的现象。其一，人类最富创造力的思想皆产生于思想激烈纷争、相互激荡的时代和地区。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皆如此。其二，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造和创新皆源自伟大的学校或研究机构。古代的书院、师徒讲学，现代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就是具有内在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生态体系。其三，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造和创新皆出自少数真正具有自由、独立、开放精神或氛围的国家、地区、大学或企业。其四，凡是思想独立和自由受到压制和戕害的国家、地区或时代，必然是人类创造力和创新力被压制和戕害乃至完全消亡的时代。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皆如此。我们如何解释地球上那么多国家、城市、公司、大学或研究机构，却只有极少数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创造和创新力，我们只有从一个生态体系的视角去理解。公司和组织的创造力超越个人的创造力

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总体大于个体之和。亚里士多德就深刻认识到这个基本规律。现代复杂理论和混沌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证明了这个基本规律。雪崩那种惊天动地的庞大力量无法用无数片细小雪花晶体之和来解释；湍流的奇特运动无法用大量水分子之和来说明；金融市场的恐慌性崩盘无法用大量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之和来阐释；任何复杂生命体或生物体如果细分下去都是一堆分子、原子、电子或基本粒子，然而一堆基本粒子、电子、质子、原子、分子之和却完全无法解释奇妙生命体的起源、演化和创造性活动。长久以来，科学家试图以 “ 总体等于个体之和 ” 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自然世界尤其是生命体系的复杂现象，结果发现完全不行。经济学者的思维今天依然停留于 “ 总体等于个体之和 ” ，本质上，我们今天还没有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同样，我们无法仅仅用个人创造力之和来解释任何公司和组织的创造力。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组织（宗教团体、帝国、基业长青的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其创造力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创造力。通过创造合适的组织来聚集个体的创造力并由此形成新的创造力，乃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正如马克思盛赞股份公司的发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任何组织一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因，便能够代代相传复制下去，正如生命体的本质是基因代代相传自我复制一样。一个强大的组织基因就是组织的文化基因或精神基因，本质上，它就是生命最本质的内能或宇宙最本源的内能，即渴望永恒创造和创新的那种无限的能量。唯有精神的内能具有最强大的感召力和自我复制、自我传播的能力。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会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导师和灵感源泉，是这个伟大人物蕴含和彰显了宇宙和人心最深刻的生命内能，为所有人类的生命个体指明了生命前进的方向。

一个伟大组织同样如此。一个伟大组织的精神或文化基因首先源自创始人强大的生命能量。这种生命能量就好比一个强大生命个体的基因，能够自我复制，能够最充分地吸引外部能量和物质，让自己的生命体变得更加强大和持久。任何伟大组织的灵魂人物给组织所注入的精神或文化基因，必然吸引人类群体里那些最优秀者加入这个组织，从而不断强化这个组织自我创造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伟大的组织正如伟大的人物一样，不仅是一个具有内在动能的生命体系，而且具有代代相传、自我复制的能力。譬如，现代企业历史上那些伟大公司，诸如杜邦、通用电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及其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波音、英特尔、苹果、谷歌、亚马逊、西门子、丰田、华为等，它们的创造力远远超过构成这些伟大公司的个人，它们的生命周期同样远远超过构成这些公司的个体。假若我们将这些公司与人类群体中的个人相比，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公司群体里的 “ 天才型公司 ” ，堪与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创造性天才相提并论。正如人类群体里有天才型或通才型的伟大人物，组织或公司群体里同样有天才型或通才型的伟大公司。研究公司创造力和创新力的根源及其演化历程，才是理解人类创造性经济活动的关键。毕竟，我们今天全部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都来自公司。伟大家族的代代传承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兴衰。家族传承的基因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 蓝血基因 ” ，更重要的是一种激励家族成员追求成功、荣耀、高贵的文化和精神基因。家族前辈的丰功伟绩成为家族文化和精神基因的标志和代代相传的法宝，永远激励后人以及族类的其他人朝着崇高的目标迈进，创造更加辉煌的功业。这与伟大公司、伟大宗教团体、伟大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精神文化传承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必须从创造力角度考察它们，因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精神和文化基因的传承者。精神和文化基因是一切创造和创新的源泉。

我们如何解释西方文明在 17 世纪开启了科学时代？自那时起，伟大的科学天才、科学通才层出不穷，其背后的精神和文化基因如何形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应该是最根本原因。我们如何解释犹太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如此惊人？犹太民族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比例远远超越他们占全人类人口的比例，背后的精神和文化基因必然要追溯到犹太民族的宗教源泉。犹太民族中的伟大创造者，如高斯和爱因斯坦，他们所具有的超级的天才智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从对人类科学的贡献来看，中华民族至少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贡献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与中华民族占全人类的比例极不相称。很大程度上，中华民族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深刻而广泛的 “ 爱智慧，爱知识 ” 的文化精神基因。如何培育富有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活力的经济生命体系我们对经济生命体系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我们已经明白：人类经济体系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的生命体系，是一个持续和永恒动态演化的进化体系，是一个不断突变或非线性变迁的复杂体系，是一个不断涌现各种新组织和新秩序的自组织体系，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体系。人类经济体系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性、持续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绝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或臆想的机械体系。从生命体系的视角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经济体系，是最根本的经济学范式转变。范式转变的第一要义是重新认识经济体系演化发展的动力之源。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经济机械体系没有内生动力之源，一切变化皆源自外部冲击。新经济学范式发现人类经济生命体系演化发展的动力之

源就是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即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 “ 从无生有 ” ，创造出一切秩序和一切财富。探索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的内在规律和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正是经济学和所有社会科学（一切人学）的首要任务。范式转变的第二要义是重新认识经济体系里的个体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将个体行为理解为局限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只能描述个体经济行为的一小部分（我称之为适应性经济行为的一小部分）。新经济学范式明确区分人的适应性经济行为和创造性经济行为，发现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经济行为才是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根本动力。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必须是个人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行为，尤其是最能彰显无限创造力和创新活力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因为，正如乔布斯最推崇的那句名言所说： “ 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未来是创造出来的！ ”将重点转向个人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我们就必须深入系统地研究个人创造力的内部结构和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就必须深入研究激发、弘扬和提升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经济生态体系，尤其是教育生态体系。《新经济学》第四卷的重要主题就是探索个人创造力的内在结构。将重点转向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我们就必须从全新的视角考察和理解市场、公司、组织、经济增长等所有重大经济现象，就必须发展全新的市场理论、公司理论、组织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学》第二卷做了初步努力，第四卷进一步从复杂性、自组织和经济进化论的视角重新考察上述重要课题。范式转变的第三要义是重建宏观经济学。新古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起自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即将个体行为或变量简单加总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根本理论基础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体系类比为一个机械体系。机械体系的各个变量是线性关系，自然能够简单加总。

然而，人类经济体系不是机械体系，而是持续和永恒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生命体系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变量不是线性关系，不能将个体行为和变量简单加总以解释宏观现象。相反，真正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恰恰是那些生命内能或创造性内能所激发、创造或涌现出来的新秩序、新模式、新动能、新物种、新业态。譬如，个体的创造力如何汇聚成公司和各种经济组织的创造力，公司和组织为何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和生命周期，一个初始看似完全竞争的市场如何会很快演化为一个垄断或赢者通吃的格局，规模收益递增现象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市场的预期为何能够自我实现，个体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行为为何会形成经济周期、技术周期、货币或债务或金融周期，为何会形成整体的经济腾飞或经济衰退，等等。范式转变的第四要义是重新全面检讨经济政策思维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思维主要围绕产业政策（包括鼓励竞争和反对垄断的各项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展开，却忽视了培育一个富有创造力和创新活力的经济生命体系所急需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如何妥善保障个人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和财产的一切权利），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人潜在的无限创造性；如何尽可能降低政府规模（包括人员和开支），尽量减少非生产性和非创造性活动占全部人类活动的比例，从而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或经济体系的创造力；如何消除不必要的政府管制，尽可能地减少对个人创造性活动的遏制或压抑；如何创造和完善一个富有想象力、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体系，最大限度地鼓励原创性知识的创造和原创性科技的发明；如何营造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激励每个人去尝试开辟新的天地；等等。简言之，培育一个富有创造和创新活力的经济生命体系，是一切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因为一个富有创造和创新活力的经济生命体系必将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有经济政策的核心必须是如何激励、激发、弘扬和提升每个人的无限创造力。唯有最大限度地激励、

激发、弘扬和提升每个人的无限创造力，才能培育一个富有创造和创新活力的经济生命体系。1. 杨振宁 . 杨振宁文录：一位科学大师看人和这个世界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 279.2. 杨振宁 . 杨振宁文录：一位科学大师看人和这个世界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 279–280.3. 杨振宁 . 杨振宁文录：一位科学大师看人和这个世界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 280–281.4.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33, p.10.5.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 Schuster, 2007. p.114.6.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 Schuster, 2007. p.145.7. R.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66.8.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55–156.9. 许良英，等 . 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 . 第一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 490.10.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M].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189.

参考文献［ 1 ］ 许良英，等 . 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 . 第一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2 ］ A. 爱因斯坦 . 走近爱因斯坦 ［ M ］ . 许良英，王瑞智，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3 ］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收入与成本 ［ M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4 ］ 熊十力 . 十力语要初续 ［ M ］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5 ］ 埃德蒙 · 费尔普斯 .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M ］ . 余江，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6 ］ 德日进 . 人的现象 ［ M ］ . 范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7 ］ 向松祚 . 争夺制高点 ［ M ］ .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8 ］ 杨振宁 . 杨振宁文录：一位科学大师看人和这个世界 ［ M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2.［ 9 ］ 埃尔温 · 薛定谔 . 生命是什么 ［ M ］ . 罗来鸥，罗辽夏，译 .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10 ］ 雷 · 库兹韦尔 . 奇点临近 ［ M ］ .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 11 ］ 伊 · 普里戈金，伊 · 斯唐热 .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 M ］ . 曾庆宏，沈小峰，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2 ］ 凯文 · 凯利 .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 M ］ . 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13 ］ 朱熹 . 四书集注 ［ M ］ .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14 ］ 杰里米 · 里夫金 .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 ［ M ］ . 张体伟，孙豫宁，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15 ］ 米歇尔 · 沃尔德洛普 .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 ］ . 陈玲，译 .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6 ］ 布莱恩 · 阿瑟 .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 M ］ . 贾拥民，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17 ］ Micheal S.Malone, The Intel Trinity: How Robert Noyce,Gordon Moore, and Andy Grove Buil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Company. Harper Business, 2014.［ 18 ］ 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view. The Viking Press,［ 19 ］ Oded Kafri, Hava Kafri, Entropy: God’s Dice Gam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 2013.［ 20 ］ Arieh Ben-Naim, Discover Entropy and the Second Law ofThermodynamics.World Scientifi c ， 2010.［ 21 ］ Armen A. Alchia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 Selected Worksby Armen A. Alchian.Liberty Press. 1977.［ 22 ］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 23 ］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MacmillanPress Ltd., 1933.［ 24 ］ R.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25 ］ 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homsonSouth-Western ， 2004.［ 26 ］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 Vintage Books, 1994.［ 27 ］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the Origin of the U niverse. Basic Books, 1988.［ 28 ］ Philip W. Anderson, Kenneth J. Arrow, David Pines. The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88.［ 29 ］ St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Science, Reason, and Religion, Basic Books, 2008.［ 30 ］ Jeff Dyer, Hal Gregersen,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Innovator’s DN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31 ］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Schuster, 2007.

绪论以静态均衡为核心理念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皆无法为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人类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给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即使是新古典传统所发展出来的最精彩的理论 —— 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公司和合约理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也无法解释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创造、创新和创造性毁灭。而这些现象才是人类经济动态演化最重要的现象，是人类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没有任何主角、没有任何内在演化动力的经济学，它的理论模型和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大体上是不相干的。我们所倡导的新经济学以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为核心理念，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是人类经济生命体系动态演化的主角，企业家精神、创造、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是人类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或事实。坦率地说，新古典经济学关于静态均衡的那一整套模型和理论架构是应该被彻底抛弃的，因为那是一种完全与真实世界无关的理论乌托邦。《新经济学》第一卷系统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哲理基础；第二卷完整建立新经济学范式；第三卷系统深入地讨论人心本具自足的无限创造性；第四卷分析作为生命演化体系的经济体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第五卷则阐述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生态体系的内在规律。当今世界，以硅谷和以色列等为代表的全球创新中心最能彰显创造和创新生态体系的无限活力和创造力；以英特尔、苹果、微软、亚

马逊、华为、谷歌等为代表的全球顶级科技企业，最能彰显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惊人奇迹和惊险历程；以任正非、史蒂夫 · 乔布斯、比尔 · 盖茨、谢尔盖 · 布林、拉里 · 佩奇、杰夫 · 贝佐斯等为代表的伟大企业家，最能彰显企业家精神的珍贵、崇高和伟大。《新经济学》第五卷将以硅谷和以色列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一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刺激和发动其他一切事情的中枢。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或创新者就是这样一类特殊人种，他们四处寻找艰难和挑战，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他们敢于冒险，乐此不疲。—— 约瑟夫 · 熊彼特（ 1883—1950 ）我们今日以面向未来的创造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本质的关键。人人皆可创造，人人皆有创造的潜能，人人皆有创造的动机或动力。然而，芸芸众生里，最能彰显我们本心或本性的无限创造力者，毕竟只是那些少数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众多人口构成的群体。能彰显或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人数越多，该民族、该国家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必能发展到一个高级水平或层面，必能日新月异、不断精进，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相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里能彰显创造性的人数越少，该民族、该国家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必然持续下滑或堕落，下滑到一个很低级的水平或层面。所以美国文化大师爱默生说，一个文明之优劣，主要看该文明培养了什么样的人。人的最高典范是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的融会贯通。两者皆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才是儒圣先哲所标榜的 “ 内圣外王 ” 的圣人典范。惜哉！后世贤哲渐渐将圣人典范局限于 “ 内圣 ” 一面，而忽视了 “ 外王 ” 一面。阳明心学固然伟大，但毕竟偏重 “ 内圣 ” ， “ 外王 ” 所开不足（其实

根本没有开出来）。所以直到 16—17 世纪，当西洋文明已经发展到系统性的实验科学和社会科学（当时分别称为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时，阳明后学或朱子后学依然还在理学或心学的辞章语句里打转转。虽然其中不乏精彩论说，然而说来说去也不过是古圣先哲早已阐发的义理。倘若明末清初（ 16—17 世纪）华夏之聪明睿智人士，不再把精神浪费在理学或心学的辞章言语丛林中，而是能够开天辟地，向外寻求科学知识以探究宇宙自然的奥秘，则必能开辟出现代科学；如能真正体验时代民生之疾苦、社会之弊端，并寻求人类社会组织的奥秘，则必能开辟出现代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为中国社会组织和政治模式开辟出新路径或新天地。呜呼！彼时未能实现，影响至深至远。到清入主中原，连 “ 内圣 ” 之学也日渐荒芜，所谓学者只能成为寻章摘句的腐儒，完全丧失经天纬地的智慧灵感和勇气魄力。西方则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创造出坚船利炮，以社会科学开辟出民主政治。当坚船利炮迫使华夏割地赔款之时，华夏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竟然将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耻辱悲剧归罪于儒家 “ 内圣 ” 之学， “ 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 ，此甚可哀也。是故，我们今天所说的创造性或创造力，必以道德创造性和知识创造性（或精神创造性和物质创造性）融会贯通为最高宗旨。过去数百年里，西方文明的物质创造性可谓是旷世成就，今天所说的物质文明绝大部分是西方文明创造出来的。自 16—17 世纪开始，西方理性时代和科学时代兴起，其思想、科学、技术、商业和工业的创造性势如破竹，沛然不可御也。纵观过往的数个世纪，几次工业革命皆是欧美发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就是人类精神和物质创造性的发扬光大。西方创造性历程如此汹涌澎湃，其主角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杰出人士。企业家精神虽冠以企业家之名，却不仅限于企业家。凡是能够彰显无限创造性和创新力的人，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皆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宗教、艺术、科学、技术、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创造和

创新，对人类影响绝不亚于工商业领域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很多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它们。自 16 世纪起，影响西方文明最深远的创造性事件，是马丁 · 路德和约翰 ·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最高级别的创造和创新，非天赋异禀之士不能为。此外，如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环球探险，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培根开启的实验科学，克伦威尔的共和实验及其随后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及其随后的立宪建国，牛顿开辟的现代物理学，高斯创造的现代数学，麦克斯韦发现的电磁学原理，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假设，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 “ 文艺复兴三杰 ” 的艺术创造，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高迪、毕加索等人的艺术创新 …… 皆是人类最高创造力的彰显，也是最高层次的创造和创新，其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伟大企业家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所有创新和创造。当然，经济学者研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则是专注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虽然经济学者心目中的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譬如，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思想的伟大倡导者熊彼特，他心中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也是最热爱的典范）是他的母亲。为了深入理解熊彼特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开创性思想，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伟大经济学者传奇般的人生历程。熊彼特富有创造性的人生历程中欧小城摩拉维亚曾经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欧洲拥有众多文化历史无限丰富的明星城市，与那些明星城市相比，摩拉维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 1883 年 2 月 8 日，也就是马克思去世和凯恩斯出生的这一年，这个小城诞生了一个男孩。与马克思和凯恩斯一样，这个男孩注

定将改变人类对自身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看法。这个男孩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因开创性地提出和深入系统阐释 “ 创新 ” 、 “ 企业家精神 ” 和 “ 创造性毁灭 ” 等理念而享誉世界。约瑟夫 · 熊彼特是维也纳学派经济学的顶级大师，更是一个生命历程和个人性格异常奇特的人物。 4 岁时父亲不幸早逝，家族的冷漠和遗弃让幼年的熊彼特开始深刻体会人生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动荡不安。性格倔强和刚毅不屈的母亲不甘忍受家族的歧视，决意顽强抗争，并立志要让自己的独生子接受最优秀的教育，以便跻身上流社会。母亲的雄心壮志和苦心经营改变了熊彼特的人生轨迹，让他开始深刻领悟创新、创业和艰难奋斗的现实意义和人生价值。少年时代进入贵族学校勤奋苦读，各科成绩异常优秀，熊彼特的才华和气质初露峥嵘。青年时代的熊彼特野心勃勃，一边尝试律师业务渴望致富，一边渴求学术上的一鸣惊人，同时还希望到政界去碰碰运气。个人生活上的放荡不羁和学术思想上的天才奔涌和大胆创新在这个阶段在熊彼特的身上并驾齐驱、交相辉映。中年时代接连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帝国解体、婚姻破裂、事业受挫、生意破产、债台高筑的急剧动荡、情感折磨和生活艰辛，让熊彼特深刻体会到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和人生一切事物的无常、无奈、无情和无理。青少年时代的放荡轻狂和野心勃勃，让此时的熊彼特开始转向深沉的悲观、冷静和对温情家庭稳定生活的向往。然而，正当他内心深处极度渴望和努力追求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时，熊彼特却突然不得不面对整个人生中最难堪和最悲惨的时刻—— 妻子分娩大出血，无情地夺走了自己最爱的妻子和时刻盼望却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紧接着他的母亲溘然长逝，又剥夺了他一生最珍贵也是最后的精神和感情寄托。 43 岁的熊彼特几乎到了精神和感情完全崩溃的绝境，而且还有每年需要偿还巨额债务的沉重财务负担。此后，他从德国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成果最丰富的学术工作。他用日夜不停的高强度学

术研究来缓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巨大悲痛，试图麻木自己的情感世界，希望借此能够暂时忘却失去母亲、爱妻和孩子的苦痛。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啊。熊彼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韧不拔和顽强斗志的基因，最终获得了人生的成功，成为整个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者之一。他曾经立志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马术师、最好的经济学者和最好的情人！一生充满传奇经历和人生动荡的熊彼特，恰好就是人类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一个最佳注解。创新、创业、企业家精神、不确定性和创造性毁灭，皆因为熊彼特的学术研究而成为今天所有企业家的中心话题和家喻户晓的时髦理念。它们既来自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历史演化的详尽分析和深刻洞察，也来自他个人数十年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痛苦经历。熊彼特心目中企业家精神的典范：母亲父亲去世时，熊彼特只有 4 岁。不甘平庸的远大志向、敢于改变自己和生活环境的非凡勇气以及望子成龙的殷切渴望，激励和驱使着熊彼特的母亲毅然决然离开当时奥匈帝国的边远小镇特里希（ Triesch ，今属捷克共和国，改名 Trest ）。他们先是移居到离首都维也纳 140 英里（约 225 千米）的格拉茨（ Graz ）。之后他的母亲嫁给一位奥匈帝国贵族 —— 一位比她年长 32 岁的三星将军。紧接着他们就迁到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市中心最著名的街区，与奥匈帝国议会大厦、市政大厅、维也纳大学和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歌剧院比邻而居。与此同时，成为贵族继子的熊彼特得以就读整个奥匈帝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院 —— 特蕾西亚学校（ Theresianum ，以 18 世纪奥匈帝国著名的皇后玛丽亚 · 特蕾西亚的名字命名）。这所学校的地位和优质的教育水平相当于凯恩斯曾经就读的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和富兰克林 · 罗斯福就读的美国贵族学校格罗顿中学。这自然而然就为熊彼特随后进入著名的维也纳大学铺

平道路。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维也纳大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地位堪比英国剑桥、牛津和美国的哈佛、耶鲁。正是如此良好的教育铸就了熊彼特广博深厚的知识基础，为他学术上的开拓性贡献和辉煌成就开辟出康庄大道。从艺术和科学两方面看，维也纳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之一。很多年里，维也纳都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艺术、文化和科学中心。我们只需要举出音乐领域里那些不朽的名字就足够了：海顿、莫扎特、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勋伯格 …… 这些永远闪耀人类艺术天空的超级巨星都曾经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过。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维也纳几乎在所有人类知识领域都孕育和诞生了数之不尽的顶级天才，音乐、建筑、文学、绘画方面的大师灿若群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还有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以及享誉世界至今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这种浓厚的艺术、文化和科学氛围很自然地造就了熊彼特深邃而具有超越性的历史眼光和哲学思维。熊彼特的母亲（与许多其他伟大人物的母亲一样）面对生活不确定性所激发出来的勇气、魄力和策略，正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企业家敢于和善于抓住一切稍纵即逝的机会，以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力去实现自己确定的目标。熊彼特母亲在极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勇于改变现状，培养出了 20 世纪人类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创新时代的预言家。人类经济伟大历史活剧的真正主角

正是熊彼特首次将创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伟大历史活剧的真正主角。从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这是英译本的标题，德文直译应该是《经济动态演化理论》）到两卷本《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再到畅销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还有数百篇各种论文和演讲，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分析始终围绕创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展开。熊彼特说： “ 企业家是刺激和发动其他一切事情的中枢。 ”企业家是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发动者和实施者。企业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人类社会新工作、高收入和持续经济增长的源泉。一言以蔽之，企业家就是财富的创造者。没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就是没有意义或自相矛盾的一个术语。没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和人类经济就好像是没有主角的舞台活剧，它不仅平淡乏味，甚至根本不可能上演。熊彼特这种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和人类经济体系的视角与亚当 · 斯密、凯恩斯和所有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完全不同。斯密的《国富论》没有任何醒目的主角。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重新回到斯密那个没有任何醒目主角的平淡世界，所谓储蓄者和投资者都只是 “ 隐形人 ” 。凯恩斯首创、被后世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的人的 “ 动物精神 ” 却主要是一种负面的破坏性力量。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的完美高深数学模型，则连人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其主角完全变成数学符号或假想中的所谓理性经济人。这与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和人类经济的观察视角简直是天壤之别。然而，当人们从数学模型迷宫里迷失太久之后，终于蓦然回首，发现真正重要的力量正是熊彼特毕生所研究的主题 ——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上，熊彼特第一次洞察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经济动态演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角，第一次洞察到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是人类经济内生演化和增长的核心机制，第一次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视角来研究经济体系的经济周期波动。

于今回顾，这是极其不寻常的思想和理论创新。熊彼特是一位最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者、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完成于 1909 年，熊彼特年仅 26 岁。 30 岁之前完成系统性经典理论著作的经济学者绝无仅有（发表经典论文的经济学者不少）。这部著作令人惊异之处，是熊彼特完全抛弃了当时欧洲大陆和英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所谓比较静态均衡分析，从一个完全崭新的视角来考察人类经济动态演化的本质。他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定义与当时经济学家的主流想法，甚至与今天经济学家的主流想法完全不同。熊彼特如此定义他所理解的 “ 经济发展 ” ：我所理解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极其不寻常的现象，与循环流量现象或均衡趋势现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经济体系资源信息流通配置渠道的自发和非连续变化，它是均衡被打破，它永久性地改变和取代之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本书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理论就是要解释这种不寻常或极其特殊的现象，解释这种现象所引发和创造出来的经济动态演化过程。《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有一个重要的脚注，进一步说明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如何与众不同：本书第一版里，我将发展称为动态，然而，此处最好还是避免使用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有其他多重相关的含义，容易引起混乱，迷失方向。最好是我们能够简洁地阐明我们所理解的经济生活变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经济活动的变化部分源自外部环境或数据的变动，经济体系本身将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或数据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经济体系的唯一变化，还有一种变化是外部环境或数据无法解释的变化，那就是来自经济体系内生的变化。这种内生的变化是许多重大经济现象发生的根源，值得我们为此建立专门的理论以阐释。为阐释这种内生的经济变化，我们需要将它们从其他所有变化因素里分离出来，单独研究和阐释。我极力

希望对此给出更加精确的定义：我心目中习惯使用的就是这种更加精确的定义。本书将要研究的经济变化就是这种源自经济体系自身的内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偏离那所谓的均衡状态，以至它根本就不可能通过之前均衡状态的无限多个微小变化而产生出来。譬如，无论你持续增加生产多少辆邮车，永远也不会得到一列火车！易言之，熊彼特所致力研究的经济发展或变化不是经济体系的 “ 量变 ” ，而是 “ 质变 ” 。用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彼得 · 蒂尔的说法，熊彼特所致力研究的经济变化是 “ 从 0 到 1” 的质变，而不是 “ 从 1 到 10 到 N” 的量级增长。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熊彼特所致力研究的才是真正的 “ 内生经济增长 ” ，而不是一般经济学者讨论经济增长时所关注的 “ 数量性的增速或简单量的扩张 ” 。这是真正革命性的创见。熊彼特远远超越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同样远超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今天主流经济学家所讨论的经济增长依然是没有任何主角、没有任何内生机制的数量性扩张，也就是所谓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与熊彼特的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世界有天壤之别。然而，熊彼特所研究的才是真正的、真实的人类经济演化和增长过程。熊彼特《商业周期》一书正是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视角来研究人类经济动态演化的周期过程。他在撰写此书时，对于其他经济学者沉迷于所谓经济均衡状态或外部因素引起的经济变化相当不满。令人钦佩和惊讶的是，年仅 26 岁的熊彼特（ 23 岁开始构思写作）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理论已经相当完备。这套系统和完备的理论其实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内容涵盖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后来在《商业周期》里，熊彼特进一步用现实企业家的大量实例来说明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及其历史的创造性作用。

他首先从商业角度概括了 5 个领域的创新，那是《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被引用最多的段落。 5 个领域的创新分别是：产品创新，即新产品或产品质量的改进和增加；生产方式创新，即生产制造领域里任何环节的创新；市场创新，即进入新市场或开拓新市场；生产资料或原材料创新，即引入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组织创新，即生产或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譬如垄断的形成或垄断的打破。这 5 个领域的创新实际上涵盖了管理学者和企业家每天都谈论的创新的所有领域。每个创新领域的内容实际上都无限丰富和多样。譬如产品创新，以手机为例，蜂窝移动电话取代 “ 大哥大 ” 是重大创新，智能手机取代非智能手机是划时代创新，智能手机引入不同甚至稍有差别的功能也是创新。今天全世界知名的手机品牌，如华为、苹果、三星、 OPPO 、小米等，整体功能大同小异，创新的差别只在细微之处。又譬如生产方式创新，涵盖的内容从重大性或革命性的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无所不包。比如，量子力学引发固体电子领域的重大发明，然后引发晶体管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集成电路和 CPU （中央处理器），这些既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又是伟大的技术发明，更是革命性产品的诞生和生产方式的重要创新。又譬如市场创新，它涵盖新市场的开拓、消费者的教育和引导、市场营销方式的变革等。再来看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从家庭小作坊到机器大工厂再到流水线生产，既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也是生产或企业组织的重大创新；从企业的垂直职能制到事业部制度再到多部门、多业务线、多分支公司的跨国企业，是企业组织方式的重大创新。正是沿着熊彼特开辟的广阔道路，后来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 ·D. 钱德勒对美国和全球企业组织方式的变革进行了划时代、开创性的研究。钱德勒对企业史的研究正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资助，这个中心的创立就是受熊彼特思想的感召，而且得到他的直接建议。

那么企业家或创新者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是熊彼特感兴趣的问题，他对此有许多精彩论述。企业家或创新者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头、管理者、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那些成功企业的所有者。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或创新者是一群非常奇特的少数人，他们很难用准确语言来描述。熊彼特称他们是 “ 现代意义上的产业领军者 ” ，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近乎痴迷地执着于最前沿的创新活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或创新者是人群里的极少数特殊 “ 品种 ” ，他们的能力是真正高水平的超越能力，也是极端稀缺的能力。他用歌唱的能力做比喻： “ 我们假设每个健康的人都有歌唱的能力，只要他愿意。在同一个民族的一群人里，或许有一半人的歌唱能力能达到平均水平，超过平均水平的人数将迅速减少。譬如我们假设有四分之一的人的歌唱能力超过平均水平，以此递减下去，能力越高的人，数量自然越少。最后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个或几个卡鲁索。 ”熊彼特认为，人群中真正的企业家或创新者的人数就好比人群中伟大歌唱家（卡鲁索和帕瓦罗蒂那样的歌唱家）一样，永远极其稀少。企业家或创新者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什么？熊彼特给出如下答案：企业家或创新者的动机并不仅仅是追求财富或其他享乐主义的欲望。它们或许是一种 “ 创建一个私人帝国的梦想或意志 ” ，也就是梦想创建一个私人工商业帝国。 “ 或许就是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战斗的冲动，一种证明自己比他人优秀或卓越的野心，一种追求成功本身的决心 —— 不是追求成功所带来的各种好处，而是追求成功本身 …… 最后，当然还有创造的乐趣，成功实现某个目标的乐趣，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释放自身能量或天才禀赋的冲动和乐趣 …… 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或创新者就是这样一类特殊人种，他们四处寻找艰难和挑战，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他们敢于冒险，乐此不疲。 ”显然，熊彼特心目中的创新者和企业家精神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而言的商人、管理者、首席执行官、投资者或资本家的素质或能

力，而是一种实际上难以完整精确定义的精神和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既有点像马克斯 · 韦伯所说的 “ 卡里斯玛效应 ” （ churisma-effect ），也有点像尼采所说的 “ 超人的意志力或创造力 ” 。这种精神和气质就像人们描述乔布斯所说的那种 “ 现实扭曲力场 ” （ reality distortion fi eld ），或乔布斯本人的 “ 非同凡想 ” （正如乔布斯发布的Think Differently广告所表达的一样）。显然，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者和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业或商业领域，而是人类一切行为领域或事业领域都具有的一种精神，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到哲学、宗教、艺术，无所不包。譬如，乔布斯心目中与众不同的 50 个偶像就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毕加索这样的画家和迪伦这样的音乐家。的确，在人类每一个领域，都能展现出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者特质和企业家精神。熊彼特将真正的企业家或创新者与通常意义的管理者、首席执行官或企业领导者区分开来，是极具创见的思想。他并不是从一个人在企业所处的地位（管理者或首席执行官）来定义企业家或创新者，也不是从企业所有者角度来定义企业家或创新者，而是从一种特殊的能力、雄心或愿景角度来定义。这就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极大地扩展了。换句话说，他是从愿景、行为及其目标的角度来定义企业家或创新者，这就为我们深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或启发。熊彼特将真正的企业家与管理者区分开来，将真正的企业家和投资者（资本家、所有者）区分开来，超越所有主流经济学。熊彼特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阐述与乔布斯对企业家的定义几乎如出一辙。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经如此评说企业家和 “ 企业家 ” 之间的本质区别：我憎恶那些自称 “ 企业家 ” 的人，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创办一家公司，伺机出售或上市，然后套现走人。他们从来不愿意沉下心来去创办一家真正的公司，那是所有经营活动里最艰难的工作。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做出真正的贡献，将前辈企业家留下的遗

产发扬光大。你创办一家公司，历经一两代人还能屹立不倒，生机勃勃，那才是真正重要的贡献。这就是沃尔特 · 迪士尼的伟大贡献，这就是休利特和帕卡德的伟大贡献，这就是英特尔群雄的伟大贡献。他们创建了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而不仅仅是赚钱。这也是我对苹果公司的期待。美国著名的传记作者荣 · 切尔诺曾经说，马克斯 ·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仿佛是韦伯提前为洛克菲勒写好的精神传记。我们也可以说，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描述仿佛是提前为乔布斯这样真正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写好的精神传记。熊彼特还非常敏锐、精准地看到信用创造（ credit creation ）对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他透彻地分析了创业者和创新者与资本提供者（资本家，投资者）所发挥的不同功能：企业家从来不是风险承担者。提供信用、为企业家提供资金的人才是风险承担者。一旦项目失败，他们将蒙受巨大损失，承受巨大痛苦。尽管企业家可能会蒙受声誉的巨大损失，然而，他们却从来不是项目失败所导致经济损失的直接承担者。熊彼特还认为，创业者或创新者的资金来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储蓄，它们往往来自成功的创新或创业所创造的企业家利润。另外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银行所创造的信用资源或资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发展伟大活剧中两个最重要的主角就是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投资银行家 “ 无中生有 ” ，为企业家创造出新的购买力。投资银行家并不仅仅是储蓄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的掮客，相反，他们恰恰是货币和信用的创造者，是最高级意义的资本家。

正因为此，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 “ 总司令部 ” 就是金融中心或货币市场中心，譬如纽约和伦敦（今天当然还包括硅谷、上海、香港、特拉维夫等）。如果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提前为乔布斯等伟大创业者写好的精神传记，那么，它同样是为今天风行全球的创业投资热潮和诸如硅谷那样的创新和创业热土所提前写就的精神发展史。从纯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年仅 26 岁的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里所开创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新境界非同寻常：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信用创造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本质特征之一，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两个主角，金融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总司令部，等等。这些思想创新即使站在今天经济理论的视角，也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格格不入。首先，熊彼特实际上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主流经济学数百年的静态均衡思维和分析范式。《经济发展理论》说得非常清楚： “ 本书所研究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与所谓的经济循环流动或迈向均衡的趋势格格不入。 ”非常奇怪的是，统治今日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和思维模式依然是所谓的静态均衡分析。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流经济学反思的一个基本结论竟然是：主流经济学模型忽视了金融业！ 100 年前熊彼特就知道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动态发展的核心力量，主流经济学竟然从来没有重视这个基本而简单的事实。熊彼特求学时期，欧洲（以维也纳大学为中心）和英国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正是以边际效用革命为核心理念的静态均衡分析。维也纳大学著名经济学宗师门格尔是边际效用革命的三大主帅之一，熊彼特的受业恩师维塞尔是 “ 边际效用 ” 这一术语的创始者。 20 世纪初期，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标准教科书则是剑桥大学马歇尔著名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架构就是比较静态部分均衡分析。然而，在这样一种经济学术氛围下，熊彼特却能够独辟蹊径，开

创出全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全然没有追随那个时代各位顶级大师或他自己老师的研究思路，这是特别令人惊异的事情，也是学术思想领域 “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 的完美体现。其次，《经济发展理论》所开创的新的经济学研究或分析范式，以企业家（生产者、供给者）为主导，这完全区别于主流经济学以消费者（需求者）为主导。主流经济学所谓的微观理论或价格理论，独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胜场，其理论模型典雅优美，逻辑井然有序，似乎无可辩驳。但其对消费者行为本质的认识严重不足，行为经济学诸多精彩见解实际上正是弥补了主流微观价格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所谓微观的价格理论对供给行为或生产者行为的阐释则具有根本性缺陷，大体依然停留于一个生产函数，科斯称之为 “ 黑板经济学 ” 。它谈市场没有法律架构或交易场景，谈企业没有企业家，谈生产只有一个生产函数或供给曲线。熊彼特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关键力量并非是消费者品位或行为的变化，而是生产者的创新或创造性行为。熊彼特说： “ 从一般规律而言，人类经济体系的创新并不是按照如下逻辑展开的：先是消费者自发产生了新的需求或愿望，然后生产者迫于消费者新需求的压力而改变生产方式或生产新的产品。我们并不否认这种逻辑次序的可能性。然而，一般而言，恰恰是生产者开启经济体系的变化，消费者则是经过生产者的教导（如果必要的话）才接受这种变化。历史一再表明，消费者是被教育、被劝导而接受新产品或新事物，他们往往习惯于旧产品或旧事物，不总是愿意使用新东西。因此，对于经济循环流动或静态均衡理论而言，将消费者欲望看作一个独立的变量甚至一个基本的力量，则是可行而且完全必要的。然而，当我们研究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时，我们必须立刻采取全新的思维方式或态度。 ”主流经济学的微观价格理论就是这样一种专注于静态均衡的理论，所以特别专注所谓消费者行为或效用最大化的分析，生产者大体

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者。所以，主流经济学的微观价格理论根本不适合讨论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主流经济学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完全漠视，可以从哈佛大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里看得非常清楚。这部最近 20 年最畅销的教科书里，找不到任何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论述，在该书最后的内容和人名索引里，既找不到企业家（ entrepreneur ），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创新（ innovation ），创造性毁灭（ creative destruction ），也找不到熊彼特（ Schumpeter ）的名字。张五常教授的经典巨著《经济解释》卷二和卷三实际上是在讨论供应的行为。张五常对供应行为的阐释处处有卓越之见，本质上却依然是静态价格分析或供求分析，是故《经济解释》卷二书名为《收入和成本》，卷三书名为《受价与觅价》。《经济解释》后面的人名索引里，当然没有熊彼特的名字，而斯密、马歇尔、科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阿尔钦、巴泽尔则是张五常引用最多的人，帕累托、费雪、凯恩斯、奈特、戴维德、赫舒拉发、德姆塞茨等人则次之，仅此就可知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从精神血脉上继承了马歇尔的静态均衡分析架构。张五常教授多次说过，他 1973 年想到 “ 经济解释 ” 时，头脑里就是希望改进马歇尔的分析架构。《经济解释》开篇即引用马歇尔关于经济解释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些争议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经过理智的考究与阐释，我们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得些什么。这也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知道最鲁莽而又虚伪的，是那些公开声言让事实自作解释的理论家；或者无意识地，自己在幕后操纵事实的选择与组合，然后提出如下的推论：在这之后，所以这就是原因。—— 马歇尔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理论》所开创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分析范式，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的经济分析范式，它抓住了人类经济体系的精髓，不仅可以让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而且能够让我们理解经济周期或危机，理解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如财富分配的动态演化、社会阶层的动态分化、富不过三代之类的社会现象等）。实际上，只要我们真正抓住了人类经济动态演化的关键力量，用哪种分析方法则是次要的，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也可以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来描述（这些是熊彼特擅长的方法）。我们今日继承熊彼特开创的伟大传统，主要从三个视角去深刻理解和弘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是从人性或人心本质的角度去深刻探索创造性或创新的本质；二是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扩展到人类一切活动领域；三是探讨如何从人类制度和体制机制角度（尤其是教育制度）弘扬、激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创新和创造精神（创新和创造力）。熊彼特将人类经济体系看作永远不会谢幕的伟大活剧。具体地说，他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当作一部永远不会落幕，且时刻都会出现新的精彩剧情的伟大活剧。熊彼特认为这部伟大活剧的主角就是 “ 企业家 ” ，主题就是 “ 创新 ” ，永远不变的主旋律就是 “ 创造性毁灭 ” 。用熊彼特自己的话说，那 “ 永不停息的创造性毁灭，就像那汹涌澎湃的波涛，持续摧毁现存的一切 ” 。演奏创造性毁灭主旋律的企业家则是人类中一群奇怪的少数分子， “ 企业家重在行动。行动需要超乎常人和常规的坚定信心，需要挑战和克服一般社会心态及习俗的抗拒和抵制。人群中只有极少数人具备如此坚韧的品格和毅力 ” 。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绝不是一群经常不为社会理解的少数奇怪和异端分子，相反，熊彼特眼中的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和扩张的唯一源泉和动力。创新是经济体系一切生产要素的创造和创新组合，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和本质，企业家则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和组合

的唯一推手。 “ 企业家 — 创新 — 创造性毁灭 — 经济增长和扩张 — 普罗大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和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 ” ，这就是熊彼特心目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起源和演化的基本逻辑。他完全抛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静态均衡经济体系，与李嘉图所梦想的 “ 稳态经济体系 ” 也有着天壤之别。1.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93.2.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64.3.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64.4. 卡鲁索（ 1873—1921 ），意大利传奇歌唱家，帕瓦罗蒂的前辈。5.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81–82.6.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81.7. 比尔 · 休利特和戴维 · 帕卡德是硅谷创业的元老，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 编者注8.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69.9.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66.10.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64.11.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137.12.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65.13.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14.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 ,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75–78.

第二章创新的特征和规律一个真正创业者所追求的不是和别人竞争，而是追求垄断。如果做别人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事情，那无异于自己冲进红海与别人厮杀。唯有做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才能够确保垄断，至少是暂时的垄断。与别人竞争厮杀不是真正的创业，创造垄断才是真正的创业。—— 彼得 · 蒂尔，硅谷风险投资家，《从 0 到 1 》作者人类创新简史我们首先简要概述人类创新历史。其一，人类持续性和系统性的科技、经济、金融和企业创新是近几个世纪的新现象。 12—15 世纪，现代金融体系开始萌芽，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是大航海、远洋贸易和殖民时代， 17 世纪人类开始进入科技时代， 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直到 18 世纪，人类才开始出现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18 世纪之前，人类没有出现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然，自有人类以来，宗教、哲学、军事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都有各种变化甚至突变，宗教、哲学和军

事领域尤其引人注目。尽管如此，人类科技、经济、金融和企业的持续创新活动也是一个全新的现象。由此引发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人类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出现持续、系统性、累进式和有组织的创新活动？其二，人类科技、经济、金融和企业领域的创新活动并非一个普遍现象，而是一个例外。全世界只有一个硅谷。真正的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和企业都是模仿者或追随者。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创新是极其稀缺的资源。首创 “ 企业家精神 ” 和 “ 创造性毁灭 ” 理念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人类最稀缺的经济资源。长久以来，许多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看作经济增长的第四资源（前三个资源分别是资金、劳力和土地），这个顺序应该颠倒过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首要资源。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资源，其生产或供应有着怎样的规律呢？我们能否找到增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资源供应的持久和有效的方法呢？易言之，各种教育和培训是否能够大幅度增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种稀缺的资源？人类历史上许多划时代的著名创新者和创业家没有受过长期和系统的教育，譬如洛克菲勒、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任正非、李嘉诚、马云、马化腾、李书福等。他们中有人没有上过大学，有人从大学辍学，有些即使上了大学也是很普通的大学。人们由此产生一个印象：真正的创新者无法被教育和培训出来，创新者是天生的。有些经济学者将创新者、冒险家和企业家比作自然界那些极端稀缺的动物和植物，它们无法普遍和大规模繁殖。果真如此，当今世界许多所谓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培训就是浪费资源和白费力气。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其三，企业家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创新是蒸汽机，它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助推英国成为大英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科技创新包括电、汽车、飞机、电

报电话、石油工业和重化工、远洋运输等，美国和德国领导了这些科技创新，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基于三项科技和制度创新：蒸汽机的发明、铁路的发明和纺织技术的改进。令人惊异的是，这三项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似乎都是偶然事件，并不是事先有意识计划的结果。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创新皆是如此。可见，创新既无法预测，也不能规划或计划。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代表性的科技突破包括电报电话的发明，石油开采和提炼以及化学工业的兴起，汽车的发明及其相关产业的兴起，电力的发明和广泛运用，飞机的发明，无线电技术的广泛运用，远洋运输科技的划时代进步，等等。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较，第二次工业革命更多源自国家、大学研究机构、私营企业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 19 世纪后期，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率先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企业内部的石油化工研究部门。美国杜邦化学、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德国西门子、克虏伯、蒂森，日本三菱重工、丰田汽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领袖企业先后创办自己的研发机构。自此之后，创建独立的研究和开发部门逐渐成为大型公司不可缺少的重要职能和确保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研发开支占公司销售收入或利润的比例，成为衡量企业和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政府主导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尤其如此。由于美国一直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标榜，让许多人相信美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科技领先地位完全源自私营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其实不然。根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政府的研究和开发投资总额与私营企业部门的研发开支不相上下，甚至在很多年里，要远远超过私营企业部门的研发投入。美国政府主导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部门是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20 世纪，

许多划时代的重大技术革命均由国防部主导完成。众所周知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皆出于军事目的。原子科学的实际运用源自著名的 “ 曼哈顿计划 ” ，计算机的发明是为了精确计算弹道轨迹，互联网的发明是为了军事信息共享。究竟有多少民用科技源自军事目的，我们没有详尽数据。毫无疑问，政府斥巨资，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具有明确方向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是现代科技创新活动的显著特征，也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主导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往往与政府的产业政策直接挂钩。二战后，日本经济所创造的奇迹与通商产业省（现已更名为经济产业省）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扶持政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通商产业省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扶持政策引导和创造了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奇迹。研究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最佳案例是美国。 19 世纪末至今，美国始终是全球创新的领先国家，也是全球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国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14 》，美国、日本、瑞士、韩国和以色列位居国家创新能力前 5 名。整个 20 世纪至今，美国一直保持第一名的地位。许多经济学者认为，仅此一点就足以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长期雄踞世界第一。我们还能够观察到一个基本或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都是各种科学思想、产业技术和企业组织创新你追我赶、激情奔涌的时代。 1870—1915 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1950—1970 年德国和日本出现经济奇迹，美国经济也增长迅速。在这段时期内，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许许多多改变人类科技和经济生活面貌的划时代创新。颠覆性创新：从 0 到 1

综合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对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我们将创新简单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原创性创新或颠覆性创新；第二类是改进性或增量性创新。此种区分借鉴了《新经济学》第二卷的一个观点，即人的行为可以区分为适应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第一类创新是原创性创新。此类创新所创造的思想、理念、产业和产品是前所未有的，即从无到有的创新。科学思想创新从 0 到 1 的典型例子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伽利略力学、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电磁学、量子假说和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学说、进化论、基因密码 DNA （脱氧核糖核酸）及其分子结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思想，等等。技术创新从 0 到 1 的经典例子包括蒸汽机、火车、电、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石油开采和提炼、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机器人等。人类宗教思想创新从 0 到 1 的经典例子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人类政治和经济制度创新从 0 到 1 的经典例子包括：主权国家的兴起、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公司制度、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财险和寿险、纸币或信用货币、 PE （私募股权投资）、 VC （风险投资）、信用违约掉期（ CDS ）等。经济思想创新从 0 到 1 的经典例子包括：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边沁的 “ 效用学说 ” 、魁奈的 “ 经济表或经济循环学说 ” 、货币数量论、边际效用革命或主观价值理论、机会成本理论、利息理论、永久收入假说、最优货币区理论、租值消散学说、阿罗不可能原理、科斯定律、不对称信息理论等。

管理学者一直在致力于研究颠覆性创新。譬如，哈佛商学院研究创新的著名学者克莱顿 · 克里斯坦森多年来专注于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和规律。他对技术给以广义的阐释：技术就是一种转换过程，是企业或其他组织将劳动、资本、材料和信息转化为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依此定义，所有企业皆有自己的技术，零售商的技术就是采购、陈列、出售和运送商品给消费者的全过程，折扣店的技术与百货店的技术自然不同。克里斯坦森所定义的技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工程技术或制造技术，涵盖市场营销、投资和管理技巧等全过程。企业经营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根据这个广泛的定义，克里斯坦森列举了多个颠覆性技术创新案例：1. 数字摄影技术颠覆录音摄影技术。2. 无线电话颠覆有线电话。3. 分组交换技术通信网络颠覆电路交换通信网络。4. 便携式数字技术产品颠覆笔记本电脑。5. 索尼第二代游戏站、互联网应用设备颠覆桌面个人计算机。6. 在线网上股票交易颠覆线下全套股票经纪业务。7. 电子通信股票交易网络（ ECNs ）颠覆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8. 新股和债券发行的网上荷兰式拍卖模式颠覆新股和债券发行的全免费承销模式。9. 基于信用评级体系的自动授信模式颠覆基于信贷业务员个人判断的授信决策模式。10. 线上零售颠覆实体店零售。

11. 基于互联网的工业原材料销售网点模式（譬如 CHemdex 和E-Steel ）颠覆工业原材料分销模式。12. 网上免费下载的祝福明信片颠覆实体印刷明信片。13. 分布式发电（燃气汽轮机、微型汽轮机、燃料蜂窝）颠覆大型电力公司。14. 公司大学和内部管理培训项目颠覆商学院。15. 借助互联网的远程教育颠覆课堂和校园授课。16. 定制组装的模块式课本颠覆标准教科书。17. 数字印刷颠覆胶版印刷。18. 无人驾驶战斗机或轰炸机颠覆有人驾驶战斗机或轰炸机。19. 互联网协议、 Java （编程语言）软件协议颠覆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和基于 C++ 语言的软件应用程序。20. 全科护士颠覆医学博士。21. 门诊诊所和家庭病人护理颠覆综合医院。22. 关节镜和内窥镜手术颠覆开放手术。23. 血管成形术颠覆心脏旁路手术。24. 基于超声波的地面站立机器或最终的便携式机器颠覆磁共振成像技术（ MRI ）和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如果我们将创新的概念扩展到一切创造领域，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列举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想象力的思想创新、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譬如：1. 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人和创世思想。2. 儒家的天人合一和人人皆能成为圣人的思想。

12. 佛教的十二因缘说和人人皆能成佛的思想。4. 16 世纪宗教改革开启的新教思想及其伦理学说。5. 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开启的实验科学思想和方法。6. 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开启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和自由民主思想。7.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磁学。8.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9. 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和量子引力理论。10. 热力学三定律（尤其是热力学第二定律）。11. 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学说。1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进化论）。13. 斯密的天赋秩序和 “ 看不见的手 ” 。14. 沃森和克里克的 DNA 结构。15. 现代复杂理论、突变理论和系统理论。16. 曼哈顿计划。17. 阿波罗登月工程。18.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9. 欧元单一货币区思想。20. 科斯的社会成本学说。21. 半导体、集成电路及中央处理器的发明。22. 冯 · 诺依曼的计算机逻辑结构思想。23. 互联网的发明。24. 乔布斯的平板计算机和智能手机。

13. 青霉素的发现。26. 电的发明。27. 飞机的发明。28. 汽车的发明。29. 避孕药的发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2015 年出版特刊 —— 《 100 个伟大思想：科学思想之突破和发明》。这 100 个伟大思想就是颠覆性思想和技术创新的经典案例。1. 火的发现和运用。2. 橡胶的发明。3. 物质由五大要素构成的思想。4. 水泥的发明。5. 烟火的发明。6. 现代科学方法的创立。7. 玻璃棱镜的发明。8. 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9. 铝金属的发明。10. 玛丽 · 居里夫人对放射性理论的研究。11. 尼龙的发明。12. 核裂变或核反应堆反应的发明。13. 原子弹的成功制造。14. 聚乙烯和塑料的发明。

14. 对流传输定律的发现。16. 可编程物质的发现。17. 轮子的发明。18. 纸的发明。19. 城堡时钟的发明。20. 帕斯卡定律的发现。21. 二进制数学和密码的发明。22. 摩擦力规律的发现。23. 伯努利原理的发现。24. 本杰明 · 富兰克林和电的发明。25. 电池的发明。26. 欧姆定律。27. 能量守恒和热力学定律。28. 电话的发明。29. 大规模电力供应网络和灯泡的发明。30. 特斯拉和感应电动机的发明。31. 太阳能电池。32. 光速的测定。33. 无线电波的发现。34. 薛定谔方程。35. 液态燃料火箭的发明。36. 电视的发明。37. 喷气发动机的发明。

15. 通信卫星的发明。39. ENIAC （埃尼亚克）计算机的发明。40. 全息摄影术的发明。41. 光纤的发明。42. 微芯片和集成电路的发明。43. 激光的发明。44. 太空探索的开启。45. 虚拟现实的发明。46. 摩尔定律的提出。47. 磁悬浮交通工具的发明。48. 电子邮件、互联网和万维网（ WWW ）的发明。49. 混合能源汽车的发明。50. 3D （三维）打印技术的发明。51. 云计算技术的发明。52. 人工智能的发明。53. 勾股定律的发现。54. 算术根的发现。55. 太阳中心学说的创立。56. 玻尔定律的发现。57. 牛顿力学定律的发现。58. 科里奥利效应的发现。59. 多普勒效应的发现。60. 电磁学定律和电磁场的发现。

16. 气候变化的发现。62.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63. 大陆迁移现象的发现。64. 大爆炸理论的提出。65. 蕾切尔 · 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66. 类似地球的行星的发现。67. 盖亚假说的提出。68. 弦理论的提出。69. 地球改造学说的提出。70. 宇宙膨胀理论的提出。71. 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建造。72. 地球工程学的开启。73. 原子第一理论的提出。74. 动物分类学说的提出。75. 动物解剖学。76. 血液循环理论。77. 细胞的发现。78. 光合作用的发现。79. 流行病学的兴起。80. 发酵原理及其运用。81. 进化论的兴起。82. X 射线图像技术。83. 病毒的发现。

17. 化疗技术的兴起。85. 腹腔镜手术的发明。86. 人脑功能图绘制技术的发明。87. 抗生素的发明。88. 免疫疗法的兴起。89.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90. 器官移植技术的兴起。91. 流行病控制技术的兴起。92. 干细胞研究的兴起。93. 仿生学和生物工程的兴起。94. 生育控制技术的发明。95. 大毁灭理论的提出。96. 基因工程的兴起。97. 基因疗法的兴起。98. 人工克隆技术的兴起。99. 再生药物的发明。100. 人类基因工程。改进性或增量性创新：从 A 到 B改进性或增量性创新，可以称之为从 A 到 B 的创新，也是一种原创性或颠覆式创新。此类创新所创造的思想、理念、产业和产品看起来与从 0 到 1 的创新没有区别，实际上却有不同的特征，即它并不完全是

从 0 到 1 ，而是从 A 到 B 。易言之，此类创新主要是一种替代式、颠覆式和竞争式的创新。从 A 到 B 的科学思想创新例子：强人择原理相对弱人择原理，光的波动学说相对光的粒子学说，量子场论相对量子力学，宇宙泡沫理论相对大爆炸理论，弦理论相对于场理论，等等。从 A 到 B 的技术创新或发明粒子：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取代本茨的汽车型号，福特 T 型汽车取代通用汽车的汽车型号，惠特尼的纺织机取代传统纺织机，空中客车飞机取代波音飞机，智能手机取代非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取代传统汽车，等等。从 A 到 B 的人类思想创新例子：基督教内部的各种派别，佛教内部的各种派别，伊斯兰教内部的各种派别，儒家的各种流派，道家的各种流派，等等。从 A 到 B 的人类制度创新例子：从无限责任公司到有限责任公司再到股份有限公司，从单一商业银行到金融控股企业，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单一职能公司到跨国多部门公司，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从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到法国、德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等等。从 A 到 B 的经济思想创新例子：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货币理论的各种模型，从完全竞争理论到不完全竞争理论再到垄断竞争理论，从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理论到费雪的非货币利率理论再到凯恩斯的货币利率理论，货币政策的各种规则及其理论，等等。增量性或改进性创新，包括质量和效能改进性或效率提升性创新，市场延展性或市场细分类创新，等等。兹不细述。创造性毁灭：颠覆性创新 + 增量性创新 = 经济技术生态体系的重

构最重要的创新当然是颠覆性创新。改变人类历史的所有重大创新是那些划时代的颠覆性创新。然而，无论是颠覆性创新还是增量性或改进性创新，往往既是对以往思想、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替代，也是一种补充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有某些误导成分，让人觉得创新必然要毁灭旧事物（技术、产品和服务）。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首先是一种增量性创新，即对以往思想、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改进和完善。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往往会涌现颠覆性创新。划时代的增量性创新正是熊彼特长波经济周期的内在动力基础。蒸汽机的发明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电的发明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开启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划时代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颠覆性创新，同时也是各种改进性创新风起云涌的时代。颠覆性创新的首要特征是一系列新技术、新行业、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共同构成一个自我增长、自发增长、自我繁荣、内生增长的经济生态圈和产业生态链。生态圈和生态链呈现出一种不断扩张和增长的内生趋势，形成一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和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正循环。有经济学者将划时代的增量性技术创新概括为通用技术。通用技术能够运用到人类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彻底改造经济运行的所有行业和环节，大幅度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成本。比如，蒸汽机一经发明，迅速改造了煤炭开采和纺织机械技术，迅速催生了蒸汽机车和现代火车产业体系的迅猛增长，并且间接催生了汽车的发明和普及。电的发明或许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贡献最大的增量性技术或通用技术。它彻底改造了人类一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围绕电力发明所诞生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服务、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构成了一个持续扩张和增长的经济生态圈和产业生态链。直到今天，电力依然以其强大的动力深刻改造着地球的许多角落。经济学者试图评估电力发明对人类经济增长的净贡献，这种评估虽然理论上有意义，事实上却不可能。衡量一项技术对人类经济的贡献，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试验：假若今天此项技术突然消失，人类经济和生活将怎样？如果突然取缔人类的电力，其效果将如同取缔火一样，人类文明将回到一种非常原始的水平，几乎所有事情将完全推倒重来。计算机和互联网是改变人类经济生活乃至一切生产方式的又一项划时代创新。互联网和信息科技革命所引爆的经济生态圈和产业链重组正在加速进行，我们今天无法预测未来的经济生态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 智能手机 + 互联网 ” 引爆移动互联网， “ 互联网 + 工业 ” 引爆工业互联网， “ 互联网 + 商业 ” 引爆所谓 O2O （线上到线下）商业模式革命， “ 互联网 + 教育 ” 引爆所谓的慕课（ MOOC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革命， “ 互联网 + 家庭生活 ” 引爆所谓智能家庭， “ 互联网 + 城市 ” 引爆智能城市， “ 互联网 + 政府 ” 引爆智能政府， “ 互联网 + 一切事物 ” 引爆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政治生态、全球信息整合、军事情报收集和间谍工作、国际贸易规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互联网和信息科技革命是当今人类的最大机遇，也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划时代的伟大创新虽不可预测，却可以期待。颠覆性创新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突变或突然爆发的时刻；它既源自数之不尽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艰辛努力，也源自少数天才的灵感闪耀。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科技革命的发展历史生动地展示了划时代伟大创新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辉煌历程，见证了人类伟大创新者、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创新和创造所具有的内在规律。人类对计算机的梦想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英国浪漫诗人拜伦之女埃达、英国数学家和发明家巴贝奇。 1837 年，巴贝奇发明的计算机器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器，是人类计算机器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自巴贝奇伟大发明之后的 100 年间，计算机技术一直停滞不前。直到 1937 年，该领域的天才开始集体闪耀，只用了短短 10 多年时间，现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就诞生了。主流经济学的失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真正昭示了主流经济学的平庸和失败。主流经济学设想的最佳经济体系或经济状态是所谓的完全竞争，即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不具有任何市场主导能力或垄断能力，市场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主角。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一样，皆是同质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依然在传授这一套与真实世界毫无关系的市场竞争理论和公司理论，经济学者竟然声称完全竞争的经济体系才是最优和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任何垄断或寡占都是次优或无效率的，任何意义上的垄断都应该被谴责、反对和解除。主流经济学者甚至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证明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垄断之害。这是令人震惊的学术失败！只有极少数经济学者真正试图从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角度来深刻理解人类经济增长的秘密。概而言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总共发展出五代模型。第一代模型基于投资和储蓄的跨时期均衡、最优储蓄、最优投资等理念，试图发现最佳经济增长路径或所谓经济增长的黄金法则，代表人物包括拉姆齐、哈罗德、多马、费尔普斯等。第二代模型基于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理念，试图理解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发现技术进步是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至少解释了人类经济增长的 85% 。代表人物

是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大师罗伯特 · 索洛，他因此荣获 1987 年诺贝尔奖。第三代模型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试图理解技术进步的本质，代表人物是肯尼斯 · 阿罗、保罗 · 罗默和罗伯特 · 卢卡斯等人。三人皆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8 年诺奖得主罗默的贡献就是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学》第二卷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有比较详细的批判，读者可以参考。第四代模型基于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将制度创新置于经济增长或经济起飞的中心环节，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 · 诺斯、罗伯特 · 福格尔，两人皆荣获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五代模型可以称为创新增长理论，也终于回到了熊彼特的中心理念 —— 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代表人物是菲利普 · 阿吉翁、埃德蒙 · 费尔普斯等人。经济学者之所以很少真正从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视角来深刻理解经济增长，是因为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很难或几乎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来模拟和演算。或许在未来，人类能够发明更加复杂的数学工具来模拟和计算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动态过程。然而，从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视角来理解经济增长，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系统总结人类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历史经验，发现历史经验背后的内在一致性或规律。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管理学者的办法，从创业者和企业家实际的创新历程（尤其是心理活动和决策过程）去发现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基因或规律。经济增长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过程。经济学者从多个不同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经济增长。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 · 斯密受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的启发，从分工深化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他著名的 “ 扣针制造工厂 ” 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斯密的重要洞见是将分工细化和市场规模与扩张联系在一起，从而构造了一

个动态的经济增长模型。分工的深化需要市场交易的持续增长，交易的持续增长就意味着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开放。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深受斯密洞见的影响。《资本论》第一卷用了差不多 1/3 的篇幅论述家庭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过程，这正是斯密所描述的分工深化和细化。边际效用革命兴起之后，数学微积分大量被引入经济分析，数学模型成为学术时尚和标准，斯密的经济增长思维逐渐被忘记和漠视。到了 20 世纪中叶，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喜欢将经济增长理解为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投资在不同项目和行业中的选择和配置。这个分析视角能够很好地用数学来模型化。1909 年熊彼特发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经济增长的创新视角。熊彼特的动态经济思想深受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熊彼特 1942 年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首次以创造性毁灭来描述创新。写作此书之前，熊彼特曾经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历史进程，出版《商业周期》一书，提出经济周期的 “ 长波理论 ” ，认为革命性或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是创造经济周期长波的主要力量。创造性毁灭的思想灵感源自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动态历史演化的详尽考察。创新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生态体系只有用生态体系的概念才能最好地（或最接近真实地）描述创新的动态过程。任何一项创新都是一个动态演化和不断改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任何一项创新都是多项科学发明、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和功能调整及不断完善的复合结果。就好像一个生态体系里的任何生物，其生存和演化要依赖无限多样的其他生物体和外部环境因素的配合和促进。一个复杂、多样和动态的生态体系里，什么时候会

诞生一个新物种，什么时候某个物种会灭绝，什么因素会导致某个物种诞生或灭绝，我们事先无法知晓和预测。人类创新的生态体系里，哪项科学发明和技术会突然破土而出？哪个产品和服务会脱颖而出？哪个企业会从激烈的竞争中傲然崛起成为领袖？哪个企业会莫名其妙地实现行业的垄断地位？哪个企业家的天才想法或一念之差会让一家企业登顶辉煌或者轰然倒塌？有谁曾经预测到洛克菲勒、爱迪生、摩根、福特、沃森父子、西门子、蒂森、本茨、涩泽荣一、盛田昭夫、比尔 · 盖茨、乔布斯、格鲁夫、韦尔奇、贝佐斯、佩奇和布林、扎克伯格、孙正义、李嘉诚、张瑞敏、任正非、柳传志、马云、李彦宏、马化腾等无数发明家和创业家的崛起？有谁曾经预测到世界第一台计算机会诞生于 1946 年？有谁曾经预见到几十年后，曾经重达数吨的计算机会成为几乎人人都能拥有的生活必需品？有谁曾经预测到互联网会改变人类的经济生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谁能够预测下一个盖茨和乔布斯在哪里？下一个微软、苹果和谷歌会诞生在哪个领域？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可靠的办法来预测和估计创新和创业的方向，更不用说结果以及谁会赢得下一次创新和创业的伟大竞赛。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突变和惊喜，正是创新和创业的本质特征和无限魅力。当代最伟大的创新和产业故事自然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科技革命。这场彻底改变人类经济生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创新和产业革命绝非一夜之间完成的故事。信息科技革命的历史生动地诠释了创新和产业的动态演化历程。信息科技革命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当时英国科学家埃达 · 洛夫莱斯和查尔斯 · 巴贝奇就已经构思出与现代计算机功能惊人相似的计算机模型。电的发明使电力驱动的计算机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国都有精确计算炮弹轨迹的紧迫军事需求，这直接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电子计算机（ ENIAC ）。

二战后，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科技突破让计算机的制造成本迅速下降（遵照著名的摩尔定律），功能加速度增加。这些划时代的科技突破包括电子管和二极管、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中央处理器等。与此同时，硬件科技的飞速进步伴随着软件技术的日新月异，比如，图文并茂的人机交互界面、不断升级换代的操作系统、五花八门的文字和信息处理工具。硬件和软件科技革命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将计算机迅速送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伟大故事正是创新和产业生态系统的鲜活样板。它们首先源自天才科学家或幻想家的伟大想象力（如埃达和巴贝奇、冯 · 诺依曼和图灵等），源自物理学家揭开了电子世界的奇特秘密（从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磁学，到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再到量子力学的划时代革命），源自电力科技和其他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源自军事技术的强烈需求，源自无数创业家、创新者和企业的不懈努力，源自金融创新（ VC 和天使投资的蓬勃发展，让硅谷的创新活力独领风骚），源自政府对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持续资助（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主要应该归功于美国国防部的军事需要），源自许多大学和企业研究部门的通力协作［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施乐公司的施乐帕克研究中心（ Xerox PARC ，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还源自许多重要的企业组织创新（比如英特尔公司著名的扁平式组织结构），以鼓励精诚合作、开放自由的创新和产业氛围。上述每一项进展都是革命性的，都是信息科技革命得以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事前没有人能够预测和估计哪一项创新会在哪里成功涌现。信息科技革命的伟大故事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创新和创业是想象力的胜利，没有伟大的想象力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创新和创业故事；创新和创业是一种精神理念和人生态度的胜利，这种精神理念和人生态度就是追求卓越、抛弃平庸、创造独特；创新和创业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团队力量完美结合的胜利。

正如《从 0 到 1 》的作者彼得 · 蒂尔所说： “ 创业最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平庸，是抄袭和重复别人的工作。创业最兴奋的不是赚钱，而是将一个天才的思想变为现实，变成消费者能够享受的产品和服务。创业的本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而是精诚合作、开放包容的团队力量。 ”彼得 · 蒂尔还说： “ 一个真正创业者所追求的不是和别人竞争，而是追求垄断。如果做别人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那无异于自己冲进红海与别人厮杀。唯有做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才能够确保垄断，至少是暂时的垄断。与别人竞争厮杀不是真正的创业，创造垄断才是真正的创业。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主要特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几乎所有伟大的创业家和投资家都一致认为，创业和创新者首先具备的最重要素质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精神。美国著名的红杉资本资深合伙人迈克尔 · 莫里茨如此描述他心目中创业家最重要的素质： “ 清楚的思想，与人清楚沟通的能力，心目中伟大的愿景，坚信自己踏上了值得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征程，这些素质是所有伟大创业家所具备的最典型的共同特征，他们（她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令人惊叹的伟大公司。 ”“ 创业家当然还应该具备其他一些品德和能力，但那些能力只能创造出好的公司，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具备某些这样的品德和能力并引以为豪。但是，这些品德和能力还不是人类顶级层面的素质和能力。只有极少数创业家具备顶级的素质和能力，他们创造的公司才能跃居为顶层企业。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如此描述创业家的基本素质： “ 创业家一定具有某些特定的素质和能力，其中之一就是对现存事物具有神圣的不满

足感（ divine discontent ）。他们会反问自己：你如何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发明家和创业家的心态、素质和能力非常相近。发明家总是审视着世界上现存的事物，心里却想：我确实有点儿习惯这些事儿了，然而我习惯绝不意味着它们不能被改进。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一切，从一个初始者的思维来审视一切，是创业家的基本素质，对产业和创新非常有益。 ”彼得 · 蒂尔更是将企业家和创业者的理想主义精神强调到近乎极端的程度。身为成功的创业者和投资者，蒂尔对于创业者和创新者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自然具有独特感受和理性认知。他深知，他们是人类社会中一个不平凡和 “ 怪异 ” 的少数群体。他认为创业家和创新者虽然极富个性、各呈异彩，却有着一个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雄心和野心。雄心勃勃是所有创业家和创新者必然具备的天生特质。他们坚信自己能够创造全新的科技、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坚信自己能够引爆革命性和划时代的变革，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生活。如果说有史以来的伟大创业家和创新者有一个共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雄心和野心，就是义薄云天的豪情和斗志，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梦想和理想。正是基于这个基本认识，蒂尔对当今美国和世界的创新和创业表达了批评、抱怨或不满。他认为，今天美国和全球绝大多数创新者和创业家已经失去了伟大的雄心和梦想。世界上大多数创业家和创新者的视野过于狭窄，愿景过于谨慎，他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重复别人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立志于引爆真正革命性的变革，超越同侪，超越时代。蒂尔批评当今绝大多数创业家和创新者不是试图重新发明车轮或颠覆车轮，而只是努力让现有车轮跑得更快一点儿。他们不是立志去解决真正困扰人类的最重大课题或难题，而只是发明几个新的游戏，改进几个新的 App （应用程序）。

蒂尔心目中的创业和创新英雄是谁呢？那就是埃隆 · 马斯克。蒂尔认为，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和太空探索工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创业，而绝大多数自诩为创新和创业的人只不过是模仿和抄袭别人的东西，只不过是重复那些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做的事情。蒂尔从创业和创新者的雄心和野心出发，深入讨论了他对真正创业者和创新者商业模式的看法。他认为，真正的创业者和创新者应该和必须追求垄断，而不是冲入红海与现有的企业玩命厮杀。真正的创业者和创新者不是与他人竞争，而是寻求独特和垄断，不是从 1 到 10 再到 N ，而是从 0 到 1 。创新和创业的本质不是赚钱（虽然赚到钱才能生存和发展），而是将一个伟大的思想和创意转化为消费者能够享受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如何才能创造独特和垄断呢？蒂尔建议，每个梦想创业的人都要首先问一个问题：有什么事情是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的。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肯定，那你最好还是放弃创业或等等再看。从创业和创新者的雄心出发，蒂尔将创业和创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 横向进步 ” （ horizontal progress ），一类是 “ 纵向进步 ” （ verticalprogress ）。所谓横向进步主要就是指模仿和抄袭，只有纵向进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和创新。蒂尔认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创新和创业都是横向进步，也就是照搬已有科技、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或者将其引入其他领域。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或所谓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横向进步。蒂尔心目中真正重要的创新是纵向进步，也就是真正的超越和突破。他心目中渴望类似阿波罗登月工程和曼哈顿计划那样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创新项目。1.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Firms to Fai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choo Press, 1997, p.xiii.

2.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Firms to Fai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chool Press, 1997, p.xxv.3. Special Entrepreneurship Issue. Foreign Affairs, Volume94 ， Number 1,January/February,2015, p.81.4. Special Entrepreneurship Issue. Foreign Affairs, Volume94 ， Number 1,January/February,2015, p.81.5. Special Entrepreneurship Issue. Foreign Affairs, Volume94, January/February, 2015,p.32–39.6. Special Entrepreneurship Issue. Foreign Affairs, Volume94, January/February, 2015,p.32–39.7. Special Entrepreneurship Issue. Foreign Affairs, Volume94, January/February, 2015, p.2–6.

第三章创新的国家和创新的民族以色列是土地和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然而，以色列人民用知识和智慧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今天，我们早已不再为资源的匮乏而担心，因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宝贵和最丰富的资源。—— 西蒙 · 佩雷斯（ 1923—2016 ），以色列前总理、前总统神奇的以色列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一个小国，至今人口 800 多万，面积不到 3 万平方公里，周边敌国林立，虎视眈眈。 1948 年建国之时，以色列人口只有 60 万，面积不到今天的 1/3 。以色列建国以来，战争始终如影随形。按照人口比例计算，以色列建国以来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今天，以色列也依然面临着国家安全的巨大挑战。安全威胁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以色列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以色列建国初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生活水平大约相当于 1800 年时的美国。 “ 一切皆属国家。所有物资实行配给制。人们彻

夜排队，手持食品配给券等待购买那一点儿少得可怜的配给口粮。每个家庭一周只能分配一个鸡蛋。 ” 一位以色列政治家回忆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初创的（或者说复兴的）犹太之国，却从一个四面楚歌的 “ 围城 ” 迅速崛起为全球最著名的高科技强国之一 ——70年（ 1948—2018 ）的经济增长超过 50 倍；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 2.5倍，欧洲的 30 倍，中国的 80 倍，印度的 350 倍。 2000 年以来的 10 多年里，以色列年均风险投资额达到 20 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英国的风险投资额（英国人口为 6100 万），相当于德国和法国风险投资额的总和（德法两国人口总计达 1.45 亿）。以色列建国以来，人口增长超过 10倍。但以色列差不多每 10 年就要遭受一次战争蹂躏，而且周边国家长期对以色列实施封锁或禁运，国内资源的稀缺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而以色列的人均国民收入却直线上升到接近 4 万美元，跻身世界最富裕国家行列，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时至今日，以色列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连许多大国都难以望其项背。以色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主要不是源自中东的战火纷飞和持续动荡，而是来自其思想、科技和文化的惊人创造力和创新力。简言之，以色列是当今世界创新和创业活动最集中、最有活力的国家。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凭借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实现繁荣富强的，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当全球到处谈论创新和创业之时，当中国将 “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上升为国家战略之时，以色列无疑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深入研究的样本。更为重要的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所谓大平庸时代。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增长引擎持续放缓，量化宽松政策刺激资产价格泡沫和投机资金恶性膨胀，脱实向虚成为常态，基于投机泡沫的虚假繁荣像肥皂泡那样彻底破灭，结构失衡、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地缘冲突、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将长期存在。如何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答案就是全方位创新，即制度创新、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核心是我们必须改

变思维方式，回归人类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经济学者早已揭示出这个最重要基本面的内在规律。人类经济增长最终只取决于生产力的增长，生产力的增长只能来自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源自人力资本的创造和积累，人力资本的创造和积累则来自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力的教育和科研体系。这是几代经济学者辛勤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开创者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 · 索洛。过度依靠资源消耗促进经济增长必然恶化环境，加剧全球气候变暖；依赖投机性泡沫来制造虚假繁荣则是饮鸩止渴，只会恶化收入差距，加剧贫富分化，导致频繁的金融危机。人类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创新。熊彼特最终战胜了凯恩斯。以色列为我们研究创新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最佳范例。股神巴菲特曾经如此形容以色列： “ 若你来中东寻找石油，请别在以色列停留。但是你若来寻找聪明的大脑和正直的品质，只需来以色列便足矣。 ”香港恒隆集团主席、著名慈善家陈启宗先生观察研究以色列长达40 年。他每次向朋友介绍以色列和犹太民族都喜欢引用一组数据：犹太民族人口仅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0.2% ，却出了 162 位诺贝尔奖得主，占诺奖得主总数的 20% ，其中物理奖占 27% ，医学奖占 31% 。科技对以色列 GDP 的贡献率高达 90% 以上，每 1 万名雇员中就有 140 位科技人员或工程师。平均每 1184 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创业者。以色列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数目，超过所有欧洲国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 · 施密特宣称： “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创业者乐园。美国之后就是以色列。 ”微软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 鲍尔默曾经说： “ 从微软以色列团队的规模和其发挥的中心作用来看，微软既是一家美国公司，同时也是一家以色列公司。 ”

近一半的世界顶级科技巨头都到以色列收购高新技术和创新企业，建立研发中心。近年来，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也纷纷到以色列投资高科技企业和建立研发中心。人口仅仅 1400 万人的犹太民族，凭借独特的创新思维纵横全球，驰骋世界，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全球金融、科技、媒体乃至教育和文化的制高点。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到高盛集团，全球顶级投资银行多数源自犹太家族；从爱因斯坦到格鲁夫再到拉里 · 佩奇，犹太人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开创性贡献数之不尽；从古典音乐到现代文学，犹太民族的感性和文化深深影响了全人类，当代世界最有名的古典音乐大师多数是犹太人。从军事科技、航空航天、信息安全、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包括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癌症研究和治疗、清洁能源、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到海水淡化、水污染处理、高科技农业等众多领域，以色列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有些甚至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这些事实足以令人吃惊、令人震撼。为什么犹太人如此特别？为什么他们具有如此惊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以色列的创新力和创造力究竟具有怎样的秘密？对于以色列这种创新活力，人们立刻就想到两个解释。一是生存的需要。四面敌国的安全威胁，迫使以色列必须研发高科技军事技术。二是犹太民族比其他民族聪明。这两个解释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似是而非，顶多能够解释以色列创新之谜的一小部分。世界上面临巨大安全威胁、资源匮乏的国家绝不止以色列一个，那些国家却并没有出现像以色列那样的创新和创业氛围与成就。说犹太民族比其他民族聪明，似乎已经是国际社会一个约定俗成的定论。或许是犹太民族创造了众多顶级天才的缘故吧，譬如数学王子高斯，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思想巨人马克思，心理分析开创者弗洛伊德，科学全才冯 · 诺依曼，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肯尼斯 · 阿罗等，英特尔公司传奇首席执行官格鲁夫，金融大鳄索罗斯，几任美

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等，此外还有高盛集团创始人、谷歌创始人佩奇、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 …… 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然而，犹太民族群星闪耀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比世界其他民族都聪明？严肃的学者对此深表怀疑。爱因斯坦晚年就曾经说过，犹太民族取得的成就并非因为犹太民族比其他民族聪明。从智商来看，世界其他民族至少和犹太民族一样聪明。此外，假若我们承认或坚持上述两个解释，那么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创新和创业就只是一个例外，别人无法学习，没有学习和借鉴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了。这必然堕入某种神秘的虚无主义泥潭。如果我们相信创新和创业可以学习和借鉴，相信创新和创业具有某种内在的机理和规律，承认创新和创业可以作为一个科学（至少某种程度上）来加以研究，我们就必须放弃上述特殊性假说，寻找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创业和创新活力的科学解释。那么，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创新和创业活力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正如《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作者丹 · 塞诺和索尔 ·辛格所说： “ 以色列经济奇迹的答案不仅仅是智力超群的故事，更是坚持不懈、矢志不渝的传奇，是永不停息、质疑和挑战权威的探索征程，是内心笃定、不拘一格的生活态度，是面对失败的独特心理和心态，是团队精神、远大理想、不惧风险、跨界思维完美结合所激发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 ”科学立国和创新基因2015 年 9 月，陈启宗先生率领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紧张的日程安排里最令人期待的时刻是会见以色列前总统、 93 岁高龄的西蒙 · 佩雷斯。一个多小时的会见里，佩雷斯始终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言谈犀利、幽默风趣、充满智慧。佩雷斯先生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一段话是： “ 以色列是土地和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然而，以色列人民用知识和智慧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今天，我们早已不再为资源的匮乏而担心，因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宝贵和最丰富的资源。 ”佩雷斯被称为以色列和当代犹太民族真正的智者，也是以色列建国那一代人中硕果仅存者。在以色列复国那段腥风血雨的峥嵘岁月里， 25 岁的佩雷斯有幸成为建国之父本 – 古里安（ 1886—1973 ）的得力助手。建国之后的漫长政治生涯里，佩雷斯担任过以色列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要职，包括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他还是巴以和谈之《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并因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色列朋友提到佩雷斯时总是说，他是当代以色列和犹太民族里最具世界声望的领导者，是以色列的最佳代言人。然而，根据《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作者的叙述，佩雷斯对以色列的主要贡献并不是政治上的卓越成就，而是全力帮助以色列确立科技和产业立国的基本战略，这也是本 – 古里安心目中以色列国家复兴战略的核心。佩雷斯如此描述本 – 古里安的立国战略思想： “ 他深信以色列的未来在于科学。他总是告诫我们，以色列的军事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并不够，必须永远领先世界水平。 ”正是这个基本的立国战略思想，激励以色列始终致力于发展最先进科技。早在 1951 年，当以色列连自行车还不能制造的时候，本 – 古里安和佩雷斯就着手构想并实施以色列的航天航空产业；在政府一分钱都不可能拿出来支持的艰难条件下，本 – 古里安和佩雷斯竟然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开始创建以色列的核工业。如今，以色列在众多前沿科技领域雄踞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引领世界潮流。它不仅早已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而且是世界第十大核能专利技术生产国。2015 年，因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两国关系顿时交恶，经贸关系陷入崩溃，土耳其政府宣布终止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俄罗斯农

业部副部长立刻宣布，将大幅增加从以色列进口农产品！可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细节的深刻含义。俄罗斯是世界上土地最辽阔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却是世界上土地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之一。一个土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却要从一个土地资源最稀缺的国家大幅进口农产品，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一个有趣的经济学现象吗？农业正是以色列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以色列将人们通常认为的低科技农业改变成为真正或纯粹的高科技行业。以色列的 “ 农业公社 ” （ kibbutz ）举世闻名，佩雷斯就是出生于农业公社。以色列农业公社不仅是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创新，而且代表着农业科技的革命性突破。佩雷斯自豪地说： “ 以色列农业的革命性变化远远超过工业。在 25 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农业产出增长 17 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以色列农业 95% 靠科学，只有 5% 靠劳力。 ”当佩雷斯担任以色列国防部副部长期间，他力排众议，竭尽全力将大量资金投入先进军事科技的研发。如今，从研发费用占 GDP 的比例来排名，以色列超过全球几乎所有国家。专注研发投入不仅确保以色列军事科技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为民用经济提供了大量先进科技。正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始终重视科技研发的直接贡献，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和风险投资举世闻名，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文化和精神传统当然是以色列创新基因的关键元素。佩雷斯曾经说： “ 纵观整个历史，犹太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永不满足。这种素质对参与政治当然很不利，对于科学研究却是福音。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首要动力是对现状不满，对改变世界充满激情和勇气，对未知世界满怀好奇心和求知的渴望。犹太民族永不满足的精神状态，以色列自然资源的极度稀缺，周边安全局势的极度恶劣，誓死捍卫犹太祖国的神圣意志，成为以色列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原动力。为了确保祖国安全和生存，一大批以色列顶级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忘我工作，研发世界最先进的军事科技。佩雷斯如此评价以色列的军

事科技研究： “ 每时每刻，我们都渴望改变、再改变。任何从美国引进到以色列的先进军事科技， 5 分钟之内就被改进了！ ”整个以色列社会充满着锐意进取、迎接挑战、追求发明和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产物和化身。 2000多年前，犹太民族失去故国，流散到世界各地。 19 世纪后期，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哈伊姆 · 魏茨曼（ 1874—1952 ）和本 – 古里安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既具有坚定不移的神圣信念、对《圣经》预言的犹太复国深信不疑，以及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坚持不懈的顽强毅力，同时又具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高超巧妙的运作手段。魏茨曼出生于沙皇俄国的犹太定居点，后来移居英国。魏茨曼是著名化学家，发明了制造丙酮的新型方法，他的新发明对于英国国防军事工业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魏茨曼的发明帮助英国或协约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据说，鉴于魏茨曼对英国的重要贡献，英国政府决定授予魏茨曼爵位。而魏茨曼立刻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换条件，放弃爵位以换取英国政府支持犹太民族复国运动。魏茨曼还是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正是由于他和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的密切关系，才促成 1917 年英国政府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 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本 – 古里安则是犹太民族为实现理想所培养出的具有坚韧不拔和钢铁般意志的绝对化身，他为犹太民族复国和建国奋斗终生，其传奇经历是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魏茨曼和本 – 古里安所体现的精神，正是一种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 具有神圣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坚忍顽强、永不放弃。令人惊奇的是，早在犹太民族实现复国目标之前，魏茨曼就决定在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定居点创建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希伯来大学创建于 1918 年 7 月 24 日。魏茨曼在开学典礼上说： “ 放眼望去，我们面前的这片土地人烟稀少，几乎什么都没有，一切都等待建设。这片土地上现在最需要的是耕田所用的犁、耕牛、道路和码头，而我们

今天却要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一个弘扬智慧和精神文化的中心，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和自相矛盾的事情。 ”确实，希伯来大学的创建不能不说是世界科学和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它的诞生距离犹太复国还有整整 30 年。然而，正是这种伟大和令人惊叹的勇气创造了真正的奇迹。今天，希伯来大学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性大学之一，培养出众多顶尖科学家和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希伯来大学不仅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而且是全球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 1918 年建校之时，希伯来大学的校董会汇聚了犹太民族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魏茨曼和马丁 · 布伯（ 1878—1965 ，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等。希伯来大学并不是以色列建国之前就创办的唯一大学。著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创办于 1924 年（从 1912 年开始筹建）。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创办于 1934 年。以色列建国不久（ 1956 ）又创办了特拉维夫大学，目前这所大学是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大学。换句话说，以色列建国之前，以魏茨曼为代表的建国开拓者们就已经为以色列奠定了极其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今天，以色列拥有 8 所综合性大学、 27 所学院，其中 4 所大学跻身全球 150 所顶级大学之列， 7 所大学跻身亚太地区 100 所顶级大学之列。一个人口仅仅 800 多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南京市）的中东小国，竟然拥有这么多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很大程度上已经解答了以色列的创新之谜。我们不能不佩服魏茨曼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宏大战略。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永远是任何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主要发源地，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基因的传承者。如果说以色列具有异常强大的创新基因，那么建国之前创建的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就是科学和创新基因的伟大载体和传承者。这一点，值得所有渴望创新的国家虚心学习和借鉴。

以色列的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地球之大，人口众多，为什么只有那么几个创新和创业中心？这些创新和创业中心具有怎样的共同特征？共同特征是这些地方都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生态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展、自我生长、自我循环、自我创新和创造的功能体系，一旦形成了一个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无限丰富和不可预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不断涌现创造性毁灭式或颠覆性的科技发明和商业模式，是全球主要创新中心的基本特征。简言之，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就是一个具有内在发展动力、持续演化的生命体系。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是任何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体系的内核和动力之源。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由三个生态体系共同构成，即教育或科研生态体系、资本或金融生态体系、产业或制造生态体系。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产业或制造生态体系日益全球化，任何新技术和新产品都能够轻易找到廉价的制造商。对于具体国家和地区而言，为构造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产业或制造生态体系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下降。苹果、谷歌、微软、高通、耐克等无数最具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公司早已成为无工厂公司（ factory-lesscompany ）。硅谷、纽约、洛杉矶、特拉维夫、波士顿等最具活力的创新中心并不是全球主要的制造中心，甚至基本没有制造业。我们今天讨论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教育或科研生态体系以及金融或资本生态体系。此处只讨论以色列的教育生态体系。

教育生态体系：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深入系统考察教育或科研生态体系，颇不容易。教育的种类无限，有启发式教育，孔子所谓 “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 是也；有填鸭式教育，所谓 “ 一人独白，鸦雀无声 ” 是也；有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开放式、互动式、创新性的教育当属此类；有压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机械式和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即属此类；有专才教育，也有通才教育；有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也有偏执式的狭隘教育。填鸭式、机械式、压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体系，必然无法造就富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人力资本，反而会戕害人性固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此为人类之不幸。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创新和创造却乏善可陈，根源主要是教育走入误区。启发式、开放式、互动式、激发想象力的教育制度，必然有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和创造活力。然而，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制度首先需要一个开放、包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一个封闭、专横、严苛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容纳开放、包容、自由、独立的教育体系。如果我们观察分析全球主要的创新中心，它们的教育体系都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犹太民族优秀分子具有一个高贵的品质：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不迷信所谓金科玉律和既有的真理与智慧；不满足现状，不轻易相信和同意别人；坚持独立思考。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这种品质杰出的榜样。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真正秘诀就是他敢于怀疑，敢于抛弃既有的、已经成为权威学说的物理学理论。论数学才华，爱因斯坦绝非一流；从实验本领来看，爱因斯坦也非顶级。他的前辈学者，如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和法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庞加莱，皆离发现相对论只有一步之遥，但他们就是不愿或不敢放弃当时已经成为权威真理的以太学说。只有爱因斯坦果断放弃该学说，狭义相对论于是应运而生。当量子力学已经被物理学界普遍接受之后，爱因斯坦仍然坚信量子力学对物理世界的不确定性或概率论解释不是最终正

确的解释。他的著名格言 “ 上帝从不掷骰子 ” 生动地刻画了爱因斯坦的怀疑精神。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爱因斯坦的怀疑精神是一种固执和偏见，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已表明，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或概率论世界观的怀疑可能最终是正确的。即使爱因斯坦错了，也足以刺激许多物理学家重新思考物理世界的奥秘。之前说过，西蒙 · 佩雷斯用 “ 永不满足 ” 来刻画犹太民族的性格。佩雷斯说，永不满足现状，永不满意权威，永不满意自己，是犹太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基因。也可以说，数千年历史上，犹太民族为这种格格不入、卓尔不群、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性格或基因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是我个人研究犹太民族历史的一点儿粗浅体会。相当多犹太人到了异国他乡，并不能入乡随俗，而是坚决固守和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极少与外族通婚，或者与外族通婚需要极其严格和烦琐的手续，或者宗教皈依，或者改变宗教信仰），某些生活习俗和方式在外人看来颇为怪异。其他民族对犹太民族这种 “ 怪异 ” 的生活方式不理解甚至反感，是造成犹太民族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遭受歧视和打压的重要原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入乡随俗、积极融入其他民族的宗教和世俗生活，自然有助于生存和发展，却会轻易丢失自己固有的宗教、哲学、文化或安身立命之本。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会遭受歧视和打压，却能够坚守自己民族固有的安身立命的价值本源。然而，从创新和创造的角度来看，卓尔不群、标新立异、格格不入、特立独行恰好是最重要的品德，也是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培养特异人才。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君子，而君子的基本特质就是和而不同。不同就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不要做 “ 乡愿 ” 。所谓乡愿，就是总是跟随别人的观点，人云亦云，从来没有自己立场的人。差异创造和谐，差异激发创新，是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揭示的一个基本道理。

乔布斯到斯坦福大学演讲，学生问他，自己如何才能成为他这样的成功者。乔布斯的答案很简单：非同凡想。乔布斯的 “ 非同凡想 ” 和佩雷斯的 “ 永不满足 ” 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唯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教育体系才能塑造这样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生态体系 —— 从家庭教育、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一直到整个社会的教育和理念氛围 —— 是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型的教育生态体系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全球主要的创新中心（如硅谷、纽约、洛杉矶、特拉维夫、波士顿等），就会发现，这些地区的教育体系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其一，多元文化或文明（包括语言）共存共生、相得益彰。硅谷、洛杉矶、纽约、特拉维夫、新加坡都是世界著名的移民都市，来自全球不同国度、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语言、习俗、宗教、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互碰撞、相互冲击、相互刺激，很容易激发出新的思想和思维模式。要想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者激发出创新思想，一个基本或简单的途径就是将自己投身到不熟悉的地方去。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往往会造成激烈的文化冲击或冲突，冲击或冲突必然激发出新的思想。海外留学归国学生往往是创新的主力军，原因即在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成功的创业企业都是由海外留学生创办或者发挥了关键作用，绝非偶然。这个基本道理其实可以解释美国和以色列成为全球主要创新之源，欧洲、日本等国却差距甚远。美国和以色列皆是移民国家。 1948 年以色列复国之时，人口不过60 万，如今人口超过 800 万，主要来自海外犹太移民。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相对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是美国始终高居全球创新首席地位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最重要原因）。如今，美国有识之士开始

担忧美国创新力的衰弱。著名杂志《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2014 年出版特刊，标题为《美国：一个衰败的国度》，深入讨论了美国创新之源和创新有所衰弱的制度原因，核心之一就是最近十多年来美国政府收紧了对全球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硅谷许多顶级企业家和投资家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改革移民政策，大幅度放松对高级人才的移民或居留限制。可见，宽松或自由的移民政策是刺激创新的重要源泉。即使各国内部，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往往也是最具创新力的城市。譬如中国的深圳。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比如，创新公司数量，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涌现的速度和数量，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创业者数量，行业领导能力，创新和创业氛围，等等），深圳无疑都是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之一。其重要原因是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各异的年轻人涌入一个充满希望和激情的城市，创新和创造自然如源泉奔涌，沛然莫之能御也。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也是创新活力相对较强的城市，与这些城市外来人口流动频繁有密切关系。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 · 克里斯坦森与同事合著的著作《创新的基因》，总结出全球创新者的五大基因或技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associating” （可以翻译为 “ 组合 ” 或 “ 联想 ” ，即组合不同的思想或思维以创造出新的思想或思维）。思想或思维的重新组合必定是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思想或思维的重新组合。相反，组合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方向里稍有差异的思想，得到崭新思想的概率很低，甚至等于零。这就是人们通常讲的联想、跨界思维、多学科碰撞、交叉启发或者发散性思维的重要作用。历史上伟大的创新者都善于将不同领域的思维或思想重新组合起来，无论是纯科学研究、技术突破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概莫如是。广义相对论的思想突破源自爱因斯坦将引力和惯

性力等同起来。乔布斯的 iPad （苹果平板电脑）创意则来自他将计算机科技和设计艺术完美结合起来。其二，创新型教育体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同学派此起彼落、相互争鸣、相互刺激，新思想和新思维模式层出不穷。历史学家几乎一致同意，中国文化最精彩的发展时期是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诸子百家迅猛崛起的时代，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新思想、新派别的诞生应是必然。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之后 2000 多年，中国文化思想大体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真正原创性的思想学派少之又少，此诚可哀之事也。现代物理学的黄金时代是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相对论、量子论及其各种流派犹如奇葩竞相开放，整个物理学界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美国经济学（也是全球经济学）的黄金时代是 20 世纪 60—80 年代，几乎现代所有经济学流派皆发端于那个时期。其三，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教育体系首先必须是一个开放式、互动式的教育体系。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现象窥见端倪。美国绝大多数教育机构都是没有围墙的开放式校园，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土地多，事实并非如此。围墙存在与否其实揭露了背后的心理或心态。开放的心理和包容的心态，敢于面对不同意见的挑战，敢于接受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是想象力和创新力的基本要素。自我封闭，自我保护，拒绝甚至压制不同思想和观点，最终将扼杀一切创新和创造。创新其实毫无神秘之处，简言之，它就是新思想或新想法层出不穷。然而知易行难，如何才能激发新思想或新想法层出不穷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鼓励和培养每个人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钳制思想自由、戕害独立精神的国度，能够激发哪怕一点点的创新活力，因为摧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与鼓励创新和创造完全是水火不容。

从激励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角度来考察创新，以色列具有许多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其他国家（有些根本就不可能照搬），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里汲取许多极具价值的信息，至少可以引发我们深刻的思考。根据《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的精彩描述和我个人参观考察的所见所闻，以色列军队自创立之日起就形成了上下平等、开放包容、坚持不懈和追求卓越的传统。以色列军人时常会质问他们的上司： “ 为什么你是我的领导，而我不是你的领导？你比我到底优秀在哪里呢？ ” 在会议、训练场、课堂乃至激烈战斗的间隙，士兵和军官会相互争论，质疑和挑战乃是家常便饭。从武器装备到战略战术，士兵和军官享有同等的发言权。以色列军队里流传着许多基层士兵独自发明新武器和新战术从而击败敌人的传奇故事。上级对下级给予最充分的授权，每个人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每个士兵和军官心心念念的就是如何发明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以迎头痛击随时可能发起猛烈攻击的敌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矢志不渝追求卓越，在以色列军队里绝不是一种假大空的口号，而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头等大事，是浸入每个以色列人血液深处和基因密码里的生存意志和本能反应。以色列的商业文化和氛围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和氛围都深受军队文化和氛围的巨大影响。所有年满 18 岁的以色列人都必须首先服三年兵役，一生随时准备听从国家召唤到军队履职。从军队退役后，许多以色列人每年都要继续到军队服务两周到一个月，还是以前的战斗单位，还是和以前的战友一起，从边防巡逻到设备修理，从战术研讨到武器发明，都是实际具体的工作，绝不是到军队去走马观花和体验生活。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就是以色列最大的大学，是以色列全民和全能的大学，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到这个军队学校里去受训。训练的课程无所不包，从领导能力、团队能力、生存能力的培养，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科技、工程技术等所有学科的学习和深造，军队训练的严格和全面绝不亚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所以，以色列的所有精英人士，从政治家、企业家到投资家再到学者，都出身于军队里的优秀分子；以色列最知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以色列许多著名企业的合伙人都是军队里的战友。军营里所训练的领导能力、团队精神、生存技巧和战斗友谊从战场转向商场，同样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以色列许多政治家和企业家一致认为，以色列军队就是最好的商学院。一位以色列著名的企业家如是说： “ 哈佛商学院的校友每 5 年才聚会一次。很开心啊，昔日同窗聚到一起，参观访问，研讨座谈，重温友情，维持同学圈子，顶多两三天而已，彼此客客气气。想想我们以色列军队的战友圈吧，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相聚时间两周到一个月，那是以前同甘共苦三年的战友，那是以前为之自豪的单位。我们可不是客客气气地座谈研讨、参观访问，我们是真干活，全副武装巡逻边防。这种亲密的战斗友谊终生难忘，商学院的同学聚会和同学圈哪里能比啊！ ”正是这种青春常驻的战友圈构成了以色列的创新和创业圈，以色列许多著名企业的创始人和合伙人就是军队里的战友。在以色列军队里，军官与士兵的比例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即使最底层的士兵也有很大程度的行动自由，所以以色列军队里许多关键乃至划时代的技术战术创新都来自基层士兵。丹 · 塞诺和索尔 · 辛格在《创业的国度》中写道： “ 只要说到军队文化，一般人很自然就会想到严格的等级制度，毫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每个战士不过是庞大军事机器里一颗毫不起眼的螺丝钉。然而，这种约定俗成的军队文化却完全不适合描述以色列的军队文化。 ”由于以色列公民几乎都必须服兵役，许多军人退役之后成为企业家和创新者，所以军队文化所孕育的包容、多元、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大学教育。正如前面所述，并非任何大学教育都能够孕育和激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唯有开放、包容、富有想象力的教育体系才能孕育和激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封闭乃至压制思想自由的教育体系绝对培养不出富有创新精神的

思想家和创新者，只能造就一些顺从的 “ 奴仆 ” 或 “ 螺丝钉 ” 。研究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创新活力之源，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教育的本质。以色列的大学教育独具特色。根据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以色列是世界上大学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高达 45%的以色列人能完成大学教育。更重要的是，根据《 IMD 世界竞争力年鉴》（由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编著）的数据，以及该组织确立的标准 —— 大学教育是否满足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的需要，以色列大学教育的竞争力名列世界第二。大学教育和整个教育体系如何帮助创建一个富有竞争力、富有创新活力的经济体系，是关乎每个国家能否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重大关键课题。以色列的独特经验虽然无法照搬，却具有深刻启发性。以色列大学教育最鲜明的特色是精英教育。以色列的精英教育举世闻名，尤其以军队极端严格的精英选拔和培训著称于世。以色列各大兵种特别是空军和情报机构的主要骨干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正是小小以色列的空军和情报机构摩萨德令人闻风丧胆的根本原因。代表以色列军队或整个国家精英教育的皇冠明珠是军队培训项目，该项目取名 Talpiot （塔楼，该词源自《圣经 · 诗篇》），意思是巅峰成就。1973 年，以色列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周边国家的突然袭击让以色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虽然后来迅速反败为胜，整个以色列却开始了沉痛的反思和变革。以色列领导人认识到，国家必须以领先甚至绝对的技术优势来弥补国土面积狭小和人数不足的缺陷。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开创性地提出并立即实施了一个重大建议，即建立一个巅峰成就训练班，取名 Talpiot 。每年从以色列年轻人里挑选出最优秀分子进行全方位、全天候、高强度的训练，让他们接受大学和军队能够提供的最好教育，以培养国家顶尖的全能人才。

Talpiot 每年首先从全国挑选 2000 名优秀高中生（占以色列全部高中生的 2% ），然后经过严格的综合性考评，从中挑出 10% （ 200名）。 200 名千挑万选的天之骄子还要经过一系列考试和测评（包括生存能力、心理素质等各种我们可以想象和不可能想象到的测评和压力测试），最后大约有 10%~20% 的人能够正式进入 Talpiot ，接受为期三年的培训。据 Talpiot 毕业生的描述， Talpiot 的三年学习任务至少相当于世界顶级大学 6 年的学习任务。学习内容从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经济金融、宗教文化到军事战略战术，无所不包。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真枪实弹的实践演练，这种实践演练不是我们大学里通常所说的实习，而是真正帮助解决以色列军队里的现实问题，譬如军事设备和技术的改进、战略战术的研究和设计、情报收集和分析、网络安全、侦查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如此高强度和全方位的训练并非最终目的， Talpiot 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真正顶级的领导者和问题解决者。 Talpiot 由以色列国防军的研究发展局（ Mafat ）负责，这一机构相当于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Talpiot 创办之后的 30 年时间，毕业生只有 650 名，这种极端式的精英教育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Talpiot 毕业生皆成为以色列各个领域（军队、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领军人物，以色列最著名的企业创始人多数是 Talpiot 毕业生。譬如，为全球许多公司提供电话监测和安全服务的 NICE Systems （耐斯系统）公司、全球领先的基因解码和药物开发企业 Compugen 就是由 Talpiot 毕业生创办。 Talpiot 毕业生还是绝大多数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关键领导者。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创新者和创业者毕竟都是少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里的少数精英分子或奇特人才。我们可以说，创新和创业者具有某种特殊素质和基因，或许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创新创业素质和基因，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将这种特殊的素质和基因展现和激发出来。

就好像佛教说 “ 人人皆有佛性 ” ，儒家说 “ 人人皆可为圣人 ” ，但毕竟古往今来，成佛、成圣者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少数精英分子成为创新者和创业者，他们对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贡献良多，其他人皆因此而受益，或者说，其他人都是少数创新和创业者 “ 正外部性 ” 的享受者。电的发明者是法拉第、麦克斯韦、爱迪生、西门子等少数科学家、发明家和技术天才，享受者却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汽车的发明者是本茨、福特等少数技术天才和企业家，它们创造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数之不尽的人提供交通方便，创造收入和就业；为计算机发明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数学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天才顶多也就百十人（包括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计算技术天才巴贝奇，犹太数学大师冯 · 诺依曼，逻辑和密码技术天才图灵，等等），他们却开启了人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全世界每个人都分享了计算机和信息科技革命的巨大利益；互联网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信、社交平台、移动互联、互联网支付等数之不尽的各种应用，都不过是少数创新者和创业者的 “ 突发奇想 ” 或 “ 灵感奔涌 ” ，然而世界却从此被彻底改变。一个乔布斯率领他的团队，发明出一系列闻所未闻的新产品，完全颠覆了计算机、移动通信、互联网和娱乐等多个行业，开启了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崭新时代，这样的成就堪称奇迹，说到底不过就是少数天才思想的运用和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朝向未来的演变方向总是由少数天才和英雄所引领和开创，历史就是 “ 天才创造历史 ” 和 “ 英雄创造历史 ”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天才越多，英雄越多，创新者和创业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能够实现持久的经济繁荣和收入增长。人类的天才越多，英雄越多，创新和创业者越多，整个人类就越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因此，任何国家或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出最佳环境（教育科研体系，创新和创业氛围），最大限度地激发或激励创新和创业，让那些天才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者和创业者最大限度地涌现出来。

相反，压制思想自由，钳制独立精神，试图以某一个人的思维来取代或支配所有人的思维，则是对人类智慧、知识、创新、创业、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的最大阻碍或破坏。教育的重要功能（或许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让潜在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创新和创业者能够脱颖而出，激发其想象力，训练和强化其领导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育必须是自由开放的跨学科教育。精英教育就是发现、激发和培养天才、英雄，以及各个行业的开拓者和开创者。以色列的精英教育如此，美国的精英教育也是如此。1. Dan Senor ,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2.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 p.15.3.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 p.15.4.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 p.15.5.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6.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7.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8.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9.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10.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 p.211.

11. Jeff Dyer, Hal Gregersen,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 :Mastering theFive Skill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Part one.12.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13.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2011.

第四章硅谷的秘密硅谷是新经济的基石，繁荣的摇篮，所有其他国家效仿的标杆，资本主义最纯粹的表现。—— 约翰 · 多尔，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我曾经如饥似渴地拜读经济学著作，希望明白人类经济增长之谜；我曾经痴迷于复杂的经济学数理模型，希望漂亮的数学模型能够推导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一切答案；我曾经幻想构思出一个包罗万象的抽象逻辑结构，希望由此演绎出经济增长的历史起源和演化路径。然而，结果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今天，全人类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实现经济持久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名词之上 —— 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一致的口号和行动指南。 1909 年，奥地利经济学大师熊彼特首次高举 “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 是人类经济增长或动态演化的关键动力，却并没有成为 20 世纪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今天，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皆无法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持久增长提供有用的思想启迪和行动指南，人们的思维很自然地再次转向熊彼特所极力强调的 “ 创新 ”“ 企业家精神 ”“ 创造性毁灭 ” 。

然而，纵然熊彼特毕生致力于以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毁灭来解释人类经济增长的动态历程，但许多重大问题就连熊彼特也没有找到全面、深刻、系统的答案。譬如，究竟什么是创新？创新究竟是怎样一种活动和过程？创新是如何开始或发动的？企业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稀缺物种？创新生态体系究竟是怎样一种复杂系统？我们如何才能构建一个让企业家和创新者层出不穷的经济和产业生态体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熊彼特做梦也不可能想到，他那被主流经济学殿堂拒之门外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毁灭等极富创见的伟大思想，却在遥远的旧金山湾区得到最精彩的阐释。如果熊彼特生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后，或许他不会再选择经济学术之路，而是直接投身到硅谷火热的 “ 创造性毁灭 ” 之中。即使他再写《经济发展理论》，对创造性毁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描述也将大不相同。熊彼特的时代还没有见证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 一个小小的湾区竟然能够改变人类科技、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全球科技、产业、经济和学术界一致认为，硅谷对于美国，正如美国对于世界。多少年来，全世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纷纷来到硅谷朝圣，希望找到拯救和提升本国经济的秘方；全世界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纷纷来到硅谷，希望找到拯救和创新自己公司的秘方；全世界雄心勃勃的投资家来到硅谷，希望找到能赚数十倍、数百倍、数千倍乃至数万倍的新科技项目和商业模式；全世界的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也纷纷来到硅谷，希望从中理解人类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秘密。全球学术界和企业界一致公认，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正如硅谷对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成为全美国和全世界最顶尖、最富有的大学之一，也是全世界最难进入的大学之一，是全世界那些胸怀远大理想、矢志科技创富的无数学子的圣地。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几乎成为一个不用区分的同义词，它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它一手开启硅谷时代的传奇经验，已经成为当代许多学者尤其是教育家梦寐以求的理想。

从旧金山往南，沿着美国 101 号公路，两边分布着大大小小 10 多个城市（依照中国的标准，有些所谓的城市顶多算个城镇）：圣何塞、帕罗奥多、圣克拉拉、山景城等。这个狭长的山谷地带就是举世闻名的硅谷。硅谷创造的 GDP 超过 2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然而，这些枯燥的数字并不能准确衡量硅谷的重要性。同样是数万亿美元的 GDP ，它们的含金量或真实意义却完全不同。硅谷所创造的惊人财富所蕴含的真实意义是：改造世界，创新世界，颠覆世界，引领世界。硅谷为什么成为硅谷？硅谷与众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世界其他地方究竟有没有可能借鉴和学习硅谷？地球上难道就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够成为硅谷一样的创新圣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创新为什么如此重要却又如此稀缺？纵观历史，人类开始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还不到 300 年， 18 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几乎说不上有什么经济增长，至少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持续经济增长。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或源泉，那么 19 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为什么普遍缺乏创新动力呢？综观世界，全球只有不到 1/5 的国家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球 70 多亿人口里大约只有 10 亿人的收入水平进入中高收入行列。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的不二法门，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或人口如此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既然世界上已有如此成功的范例（硅谷），为什么其他国家或地区就不能像购买飞机、汽车、计算机那样，将成功的创新模式照搬回去呢？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高喊要激发创新，致力于创新驱动发展，实际政策却与创新格格不入。一些人将创新简单地等同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一些人将创新视同商业模式或赚钱方式的花样翻新；一些人相信政府是推动创新的关键力量，认为政府能够主导和规划创新活动；一些人认为创新是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应该干的事情；

一些人认为创新与思想自由和文化氛围毫无关系；一些人认为创新只是少数科技疯子或怪才的个人偏好；一些人甚至讨厌创新可能给本来平静的生活带来诸多麻烦和干扰。恰如古老印度寓言 “ 盲人摸象 ” 所寓意的那样，每个人对创新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我们甚至无法给创新一个基本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却几乎没有人否认创新的确是人类经济增长乃至人类所有进步的原动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经济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如思想创新、理念创新、信仰创新（宗教创新）、科技创新、商业创新、政治组织创新、社会结构创新、文化艺术创新、生活方式创新等。从广义上说，人类的一切变革都来自某种创新活动，从翻天覆地的划时代革命到日常生活的点滴改进，概莫如是。虽然人们通常从科技和商业的角度来界定和理解人类的创新活动，但是科技和商业创新活动却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也不能与其他各种形态的创新活动割裂开来。我们需要以一种系统的思维模式来理解人类的创新活动。科技和商业创新活动往往就是由政治经济制度和组织的创新以及文化艺术的创新活动诱发和点燃。创新之火一旦点燃，很快就会成燎原之势，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科技、商业和经济的面貌，甚至改变政治生态和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皆如此，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人类创新潜能的迅猛爆发、创新活动的高歌猛进、创新思想的风起云涌、创新企业的层出不穷、创新产品的日新月异、创新产业的新陈代谢、创新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创新的历史首先是一部英雄史。创新之火点燃之时，正是人类群星闪耀之时。每一次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科技、商业、政治和经济创新，都是少数具有远见卓识和天才绝伦的英雄人物发动，其他人只不过是英雄人物创新成果的追随者和受益者。

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独特、性格迥异，他们或许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备受喜爱的人物，也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更非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或处世楷模，他们可能是疯子、怪才、怪杰、超人、黑客、极客、偏执狂、反叛者、一根筋、自恋狂、幻想狂、同性恋 …… 然而，他们却具有一个共同的典型特征：他们渴望改变世界，他们总是对现状不满；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期望在人类甚至宇宙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正如乔布斯所说，人生下来就是去改变世界，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就是要在宇宙中留下痕迹。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里，只有极少数时期和极少数国家恰好孕育或创造出这样的环境，让这些稀奇古怪的人物风起云涌。的确，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心领神会或切身感受的合适环境或氛围，才是天才各异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孕育和生长的土壤。这种氛围或环境如此奇特，以至我们很难寻找到一个可以模仿或学习的固定模式。就好像南美洲亚马孙的热带雨林能够孕育出地球上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动植物一样，一个合适的经济和商业生态环境能够不断孕育出稀奇古怪的创新者、创业者、科技奇才和商业奇才。他们创造出五花八门、史无前例的新科技、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你完全无法预测和预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个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和马斯克，也不知道未来的任正非、李嘉诚、马云、马化腾现在身处何处。你根本想不到下一个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企业家或企业现在是否已经诞生，也无法预测目前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企业巨头何时会灰飞烟灭。你只能期待却不能预知，你只能有梦想却不能预测。这种奇特的、恰如其分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商业生态环境，或许正是创新、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的最大秘密所在，也正是创新如此重要却又如此稀缺的关键原因。正如我们无法复制一个南美洲亚马孙动植物生态系统一样，我们也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复制一个硅谷或以色列的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亚马孙动植物生态系统的孕育和养成需要空气、水源、阳光、温度、地理位置等数之不尽的因素，恰如其分地配

合和共生共长。缺乏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孕育和生长出亚马孙流域那样充满活力，也充满奇迹和惊喜的动植物生态圈和生态链。同样，硅谷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的孕育和养成也需要大学、科研机构、天才科学家、天才企业家、产业集群、文化艺术、音乐、设计、宗教、反传统意识、外来移民、投机分子、风险投资家、企业门外的 “ 野蛮人 ” 、黑客和极客等数之不尽的因素和力量相互融合、冲撞、摩擦、竞争与合作，缺少任何一项，硅谷就不会成为硅谷。正如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态体系与印度次大陆生态体系具有许多共同点，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征和演化路径及机制，以色列与硅谷的创业和创新生态体系也既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又具有各自的特征和演化机制。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天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随处可见的风险投资者或投机者，强大的制造业集群和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各种渴望成名成家或发财致富的青年梦想家，等等，是硅谷和以色列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相似的地方。但如果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硅谷创新和创业的文化基因和氛围与以色列有许多迥然相异的地方。如果说硅谷的创新和创业基因源自一种追求卓越、渴望成功、决心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源自多元文明和移民文化的生机与活力，那么以色列的创新和创业基因则更多地源自一种顽强的国家和民族生存意志、犹太文化天生与众不同的性格、对等级观念和制度的蔑视，以及对现状始终不满足的心理状态。人类创新的历史是一部漫长的科学和技术演化史。任何一项伟大的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都有多个起源，即使是最伟大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们的成功也必然源自前辈和同时代无数人的共同创造。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没有无数人有意或无意的协同合作与竞争比拼，就不可能有创业英雄的群星闪耀。以信息科技革命的摇篮硅谷为例，它首先源自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早期物理学的划时代革命。信息科技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我们至

少应该追溯到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他们与许多物理学家一道，奠定了现代电磁学的坚实基础。法拉第发明电磁场的概念，麦克斯韦写出如此美妙的电磁学方程组，皆是人类天才灵感爆发最精彩和最迷人的时刻。正是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伟大物理学家的天才发现，直接启发了划时代的伟大发明，如贝尔发明电话，特斯拉和爱迪生发明电力和电灯。到了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从黑体辐射的深入研究里引发出量子概念的划时代假设，紧接着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理论，两位天才共同开辟出物理学的崭新天地 —— 量子力学。很快，一大群天才物理学家纷至沓来，如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波恩等。量子力学开启了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崭新境界，为人类利用物质微观结构重大发现（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等内在结构和运行规律）来发明全新的技术和产品开辟出无限广阔的前景。如果没有科学家发现物质微观结构的奥秘，就不可能有无线电、电报电话、收音机、计算机、真空管、电子管、半导体和整个信息科技时代的发明。硅谷的早期历史就是一群无线电爱好者在一起交流经验，试图改进各自热衷的电子设备。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弗雷德 · 特尔曼开设电子工程系，培养出像比尔 · 休利特、戴维 · 帕卡德、拉斯 · 瓦里安这样具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学生，旧金山的南部湾区才开始逐渐成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发明创造和创新创业的热土。

第五章乔布斯：硅谷精神的化身人生应该致力于创造伟大的事业，而不是为了赚钱。尽我所能创造出伟大的事业，能够将自己的事业融入人类历史和人类意识的滚滚洪流之中 ——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我憎恶那些自称企业家的人，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创办一家公司，伺机出售或上市，然后套现走人。他们从来不愿意沉下心来去创办一家真正的公司，那是所有经营活动里最艰难的工作，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做出真正的贡献，将前辈企业家留下的遗产发扬光大。—— 史蒂夫 · 乔布斯（ 1955—2011 ）2011 年 10 月 5 日，一个噩耗瞬间传遍全球，引爆全世界的悼念和追思浪潮。当代硅谷乃至全人类最伟大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史蒂夫 · 乔布斯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年仅 56 岁。就在他溘然长逝的一个月之前，他亲手创办的苹果公司成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 —— 市值超过7000 亿美元，那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市值超过 7000 亿美元的公司（ 2018年，苹果公司再次成为人类首个市值跨越万亿美元的公司）。如果我们将市值和 GDP 等量齐观，那么乔布斯创办的苹果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位列世界前 15 大经济体之列。

超越 7000 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市值足以让全球所有企业家五体投地，然而市值却不是刻画乔布斯和苹果公司伟大贡献的最佳指标。它们只是乔布斯留给人类遗产的一小部分，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他留给人类的最重要遗产是他那与生俱来、令人畏惧的创新活力和创造力，是他那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的精神给无数人心灵所带来的巨大震撼，是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所能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勇敢新世界。他用如此鲜活的故事和数之不尽的产品与服务时刻启发着我们，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确可以创造新世界，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也永远没有边界和止境。就像无数的创业和创新前辈一样，乔布斯的个人传奇变成了整个人类的传奇，他一个人所彰显和体现的创新和创业精神成为整个人类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典范和永远被后世追求的榜样。乔布斯的一生既是一部伟大的传奇活剧，又是一部莎士比亚式的令人感伤的悲剧。他是被亲生父母 “ 遗弃 ” 的孩子，虽然实属不得已，然而，被遗弃的经历却深刻和永远地改变了乔布斯的性格和人生观。很多他的幼年朋友和后来的同事都认为，乔布斯有时颇为古怪和极度暴躁的脾气正是源自他被遗弃所造成的心灵剧痛。然而乔布斯自始至终认为自己 “ 与众不同 ” ，所以从小坚持特立独行，执意反叛正统宗教，开始禅修苦练，以至他毕生立志于追求卓越、追求完美，也是来自被遗弃所刺激出来的一种潜意识的巨大动力。他要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完美成就来向亲生父母证明，他们的遗弃行为正是他们最致命、最不可饶恕、最应该后悔的错误。所以乔布斯一直拒绝与亲生父母见面！被遗弃的心理创伤和乔布斯创办苹果公司以及随后一系列伟大创新是否具有某种潜意识的必然联系，是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无论如何，被遗弃所造成的心灵伤害伴随了乔布斯的一生，尽管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潜意识深处慢慢发酵，却为他的一生平添了许多令人感伤的悲剧色彩。

悲剧色彩远不止此。 2004 年，正值乔布斯拼命工作力图将苹果公司重新焕发生机的关键岁月，尚不到天命之年的乔布斯被确诊患上胰腺癌。乔布斯为世界贡献了众多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创了信息科技时代的新篇章，却没有一种产品和服务能够治愈他的胰腺癌。 56 岁正是一个企业家，尤其是一个成功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黄金岁月，然而，胰腺癌却无情地夺去了乔布斯的生命，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无限的悲伤和感慨。倘若乔布斯能够继续生活 10 年、 20 年、 30 年或更长时间，他还将给人类带来多少惊喜？他将把苹果公司和信息科技革命带向何方？他将继续取得成功还是会戛然而止，或者以致命错误收场，正如他多年前被自己亲自创办的苹果公司董事会扫地出门一样？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高贵灵魂总是对自己的优秀分子给予特别的崇敬和喜爱。如此伟大的一位企业家和创业者，人们都希望它能够健康长寿，颐养天年。然而，乔布斯却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撒手人寰，是喜还是悲，是天命还是偶然？确诊身患癌症之后，乔布斯主动邀请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 · 艾萨克森为他立传。这是极不平常的事情，因为很少有企业家或个人会主动要求一个著名的传记作家为自己树碑立传。艾萨克森写过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本杰明 · 富兰克林和基辛格。当他第一次被乔布斯邀请作传之时，艾萨克森委婉地告诉乔布斯，他尚未达到与爱因斯坦、富兰克林和基辛格等量齐观的高度，因为那时（ 2004 年）的乔布斯和苹果，仍然处于一个很不确定的上升期。艾萨克森建议 10 年或 20 年之后，等到乔布斯退休之后再作考虑。为什么乔布斯急于邀请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为他立传，而且是在自己和苹果公司依然处于不确定的上升时期？难道是他早已坚信苹果公司必定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必定会从根本上改变信息时代的面貌和方向？难道是他坚信自己的创业和创新之路必定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需要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被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以传后世？现在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完全肯定的。

众所周知，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伟大成就至少给六大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 —— 个人计算机、动漫电影、音乐制造和传播、手机、桌面计算技术和数字出版技术。事实上，因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创新而引发革命性变革的还有第七个行业 —— 零售业，当然还有更多行业深受乔布斯和苹果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科技影响。乔布斯和苹果的成功故事无疑是过去数十年信息科技时代和人类商业历史上最伟大、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他和苹果创造了信息科技时代的多个奇迹，立下了一座座令人肃然起敬的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是，乔布斯和苹果的创新和创业故事每时每刻都在激发着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迈上创业和创新的征途，激发他们去追求改变世界的宏伟梦想。就像历史上无数伟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一样，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影响力将一直持续下去。乔布斯年轻时代的偶像之一就是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 戴维 · 帕卡德和比尔 · 休利特。乔布斯的梦想就是像他们那样， “ 创建一家充满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的伟大公司，其生命要超越个人的生命 ”。艺术和科技的完美结合是创新和创造之源，这是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奉献给世界的第一条创新定律。乔布斯如此评述自己： “ 孩提时代，我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人，然而同时我又喜欢电子科技。宝丽来公司的艾尔文 · 兰德曾经说过，能够站在人文和科技交叉点的人物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艾尔文 · 兰德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当我读到他的这番话时，我就决定这正是我希望追求的人生目标。 ”沃尔特 · 艾萨克森说： “ 当我听到乔布斯的这番自我独白之时，我就觉得他似乎是在暗示自己传记的主题。当人文情感和科技激情同一个强大的人格结合起来之时，创造性就将应运而生，这也正是我撰写爱因斯坦和富兰克林传记之时最令人佩服的主题。我深信艺术和科技的完美结合正是人类在 21 世纪创造创新型经济的秘诀所在。 ”

乔布斯就是这种创新和创造活力的化身和最杰出的代表。正如艾萨克森所说： “ 美国正在思考和寻找各种办法，以持续保持全球创新先锋的领导地位，整个世界正在试图创建数字时代的创新和创造性经济。乔布斯正是伟大发明、超越想象力和持续创新的终极偶像。乔布斯深知，在 21 世纪创造价值的最佳办法就是将人类思想的创造力与科技完美结合起来，所以他创办了一家伟大的公司（苹果），这个公司将不断超越的想象力与超乎想象的工程技术完美结合起来。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公司的同事们确实能够特立独行， ‘ 非同凡想 ’ 。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依靠一些专门小组来发展一些平常的创新产品，而是一系列消费者从来不知道他们有需求的崭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乔布斯：硅谷独特创新文化生态系统的产物艾萨克森所著的《史蒂夫 · 乔布斯传》如此描述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和苹果公司的起源。20 世纪 60 年代的旧金山和桑塔克拉拉谷地，一条条奔腾激荡的文化洪流汇聚到一起。先是军事订购合同的快速增长，紧接着是电子公司、微芯片制造商、视频游戏设计者和计算机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引爆了一场技术革命。与此同时，黑客文化暗流涌动。网络玩家、电话飞客、数字朋克、业余爱好者、各种痴迷的极客，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们是那些与惠普公司中规中矩的企业文化不合拍的工程师，是那些对企业各种层级部门管理感到浑身不舒服的年轻小伙子。与科技文化滚滚洪流并行不悖的，还有研究迷幻药效果的半学术团体，参与者中颇有些著名的人物；有嬉皮士运动，源自旧金山湾区所谓垮掉的一代；有政治反叛活跃分子，来自伯克利地区的言论自由运动。笼罩在所有这些文化潮流背后的则是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自我实现运动，以寻找个人觉醒的各种途径和修行办法：

禅修、印度教、打坐和瑜伽、原始呐喊、感官剥夺、集体心理治疗等。年轻人拥抱爱与和平、反对战争的澎湃动力与微处理器的强大威力、个人的自我觉醒和飞速的科技革命完美结合起来，构成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旧金山文化的主流。乔布斯正是这种文化的化身。黎明时分他打坐禅修，白天到斯坦福选修物理学，夜幕降临就到雅达利（ Atari ）公司设计游戏，同时梦想着开创自己的事业。乔布斯自己回忆那个时候时说： “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那里。最好的音乐诞生在那里，集成电路也诞生在那里，还有一些令人激动不已的新鲜玩意儿，譬如《全球概览》 （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 ”这个奇怪杂志的创办人是斯图尔特 · 布兰德。布兰德身上汇集了旧金山硅谷的奇特文化。他是一个富有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恶作剧分子，数十年里给硅谷那些创业者贡献了无数新奇的思想和主意。布兰德创办《全球概览》的基本理念就是要让科技成为人类的朋友。他说： “ 我们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计算机看作集中控制的化身。然而，却有那么一小撮人 —— 他们后来被称为黑客 —— 热情拥抱计算机，立志将计算机改造成为自由的工具。事实证明，这才是迈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全球概览》的副标题就是 “ 拥抱工具 ” （ Auess to Tools ）。布兰德为《全球概览》所写的发刊词如此宣告： “ 一个内在的、个性化的不竭动力正在勃然成长。每个人都将规划自己的教育，开掘自己的灵感和启示，塑造自己的环境，将自己的创举和事业与感兴趣的人分享。为达此目的，人们需要而且正在寻找各种工具，《全球概览》的使命就是推广这些工具。 ”乔布斯很快被《全球概览》倡导的哲学理念和技术工具吸引，成为其忠实粉丝。布兰德则认为乔布斯正是《全球概览》所极力弘扬的多元文化融合最纯粹的化身之一。布兰德说： “ 乔布斯真正处于反文化

潮流和科技潮流的交汇点。他完全理解如何利用科技手段为人类服务。 ”这就是贯穿乔布斯一生创新和创造的基本主题：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是创新和创造的不竭源泉。科学或许可以学习、借鉴或照搬，艺术则是完全个性化的，是个人灵感的迸发，是个性的张扬、精神的彰显和情感的表达，没有任何规律可循。艺术作品都是个性精神、灵魂和情感的结晶。很多人相信所谓创新和创造就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任何地方只要引进科技人才，建立科研基地和高校院所，就可以激发创新和创造；很多人相信国家控制下的科技活动是创新的主要源泉，相信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科研扶持能够建立起创新和创造中心。虽然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扶持能够有效促进科研活动和产业发展，然而，真正意义上改变世界的创新和创造是完全无法预知和事先计划的，也是政府无法掌控和调节的。正如乔布斯所坚信的那样，未来不能被预测，只能被创造。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才是创新和创造的不竭源泉。这个基本规律能够很好地解释围绕人类创新活动的诸多不解之谜：为什么硅谷如此独特？为什么以色列如此例外？为什么广袤的地球上只出现了那么几个堪称创新中心或具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创新为什么如此重要却又如此稀少？因为文化从本质上是无法复制、无法学习和无法借鉴的。一种奇特文化氛围的养成就是一种令人惊异、难以理解的 “ 例外 ” ，也是多种因素和力量恰如其分地巧妙组合，少了任何一个元素，这种奇特的文化氛围就可能消失殆尽、荡然无存。科技疯子、嬉皮士、黑客、极客、政治的异见分子、音乐和艺术怪才、渴望暴富和出人头地的投机者、潜心科学发明和创造的理性科学家、毕生致力于完美工程的工程师、引导灵魂修行的宗教导师、辍学者 …… 如此多元的文化因子聚合到一起，不断融合，不断发酵，不断催化，一种奇特崭新的文化生态系统 “ 突变 ” 出来。如此奇特和崭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必然孕育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人物、思想和产品。硅谷

的秘密在此，然而这个秘密是如此明显，以至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完全照搬，甚至连学习和借鉴都谈不上。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 · 费尔普斯教授数十年致力于研究创新和经济增长。 2010 年他出版著作《大繁荣》，同样将文化氛围或创新文化生态体系置于一个创新经济体系的核心，这在经济学传统里非常少见。迷恋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往往认为文化 “ 看不见摸不着 ” ，无法实证，从而难以成为任何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变量。然而，任何深入研究硅谷和其他创新活力中心的人，都应该达到一个一致的结论：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文化生态系统才是创新活力之源。卡里斯玛效应和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甚至是一种偏执狂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譬如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所阐释的那种偏执狂精神），可能是一切伟大创业者或创新者（无论哪个领域）的共同素质。一切创业者、创新者和企业家身上最令人折服的素质就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创业初期，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很快获得极大成功。第二代苹果机从 1977 年问世，到 1981 年的销售就突破 21 万台。然而，乔布斯始终不满意，他渴望制造出更好的计算机。更为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种奇特的激情，用他自己的话说： “ 我渴望创造出一种机器，能够在整个宇宙间制造出一个凹痕！ ” 这种大梦想家的理想主义激情，大概是硅谷最重要而奇特的文化元素之一。有一次乔布斯到斯坦福大学访问。他自己还只是一个 20 多岁的创业者，就开始抱怨年青一代过于热衷物质主义和功名利禄，缺乏他年轻时候的理想主义情怀。

乔布斯说： “ 当我上学的时候，正是 20 世纪 60 年代，追逐现实目标的时代还没有降临。现在的学生从不以理想主义的思维来思考任何问题，至少不像我们当时那样。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同， 20 世纪 60 年代理想主义的强劲风潮始终从背后推动着我们，对于我所知道的我们那一代的绝大多数人，理想主义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他们的血液之中了。 ”伟大创新者和创业者最大的秘密之一可能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所激发出来的卡里斯玛效应。卡里斯玛效应有点儿中国文化传统里所讲的强大气场或无限感染力，然而气场或感染力不足以描述卡里斯玛效应。卡里斯玛效应的内核正是一种高远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凡是具有高远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人，总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卡里斯玛效应，这也是一切伟大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元素。乔布斯领导苹果公司的过程中，经常给他的团队下达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指令。一开始团队成员觉得他简直就是疯了，然而在乔布斯的坚持甚至是蛮横要求之下，团队竟然真的能够完成初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和他人的潜能，去完成通常情况下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实现通常情况下看起来没有可能实现的理想，这种激发潜能的气场或能量就是卡里斯玛效应。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和一个自己仰慕的英雄人物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极大的感染或鼓舞；一个伟大人物的一次演讲、一篇文章、一次露面或某个行动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轨迹；著名艺术家（尤其是摇滚歌星）的现场演出让听众如痴如醉；伟大宗教家的布道让无数追随者如痴如狂；伟大军事家的战略战术能力和军事动员才能让百万大军舍生忘死勇往直前；伟大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天才构想和宏伟志愿能够激励无数人毫无保留地为之不辞辛劳地努力工作。这种卡里斯玛效应是人世间最可贵的本质之一，也是推动人类进步最根本的力量。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重大变革大多源自具有卡里斯玛效应的领导者的鼓动和引领。 19 世纪英国大文豪和思想家托马斯 ·

卡莱尔提出了著名的 “ 英雄崇拜 ” 理论，他认为，英雄的本质就是一种激发自己和他人潜能的独特魅力和能力。乔布斯所展现的卡里斯玛效应集中体现为现实扭曲力场效应。乔布斯正是凭借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去激励团队忘我工作，去实现那似乎不可能实现的伟大目标。乔布斯的很多同事都认为乔布斯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力或 “ 忽悠 ” 的力量。他们将这种力量命名为现实扭曲力场效应。最早指出乔布斯具有这种能量的人正是麦金塔（ Macintosh ）团队的工程师巴德 · 特里布尔。当时，乔布斯要求团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按照他的严格要求设计出完整的麦金塔计算机。即使在最优秀的团队工程师心里，这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巴德 · 特里布尔告诉同事： “ 乔布斯简直就是发疯，这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然而，巴德 · 特里布尔也认识到，乔布斯从来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见。他将乔布斯的这种品质形容为《星际迷航》电影里所描述的 “ 现实扭曲力场效应 ” 。巴德 · 特里布尔向同事们解释什么是现实扭曲力场效应： “ 只要乔布斯在，现实就是可以改造或重塑的。他有能力让任何人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然而只要他不在这里，这种效应就立刻消失了，所以，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工作日程表就非常困难。 ”巴德 · 特里布尔从《星际迷航》电影里的一个情节里受到启发。那个情节就是 “ 宇宙动物园 ” 片段。在那个片段里，动物异形们完全凭借精神的力量创造出他们自己崭新的世界。巴德 · 特里布尔用这个名词来描述乔布斯的人格魅力，既带有赞美和褒义，也带有警告的含义： “ 一旦被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迷惑，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然而，也正是凭借这种惊人的力场效应，他事实上确实能够改变现实。 ”麦金塔团队的同事们起初不太相信乔布斯有巴德 · 特里布尔描述的那么神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深刻地体会到乔布斯确实

有那种神奇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一位同事如此描述： “ 现实扭曲力场效应是多重因素结合到一起所形成的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混合物 —— 拥有华丽辞藻的语言天赋、不可战胜的意志力、决心改变或扭曲任何现实以配合眼前需要实现的目标。 ”乔布斯的另一位同事说： “ 令人惊奇的是，即使是你清楚地意识到乔布斯具有现实扭曲力场效应，从而试图抵制它，它却依然有效。同事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究竟掌握哪些技巧才可以制造出现实扭曲力场效应。后来我们放弃了这种白费心思的努力，意识到现实扭曲力场效应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当然，有些人认为所谓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不过就是对乔布斯善于忽悠的一种客气的说法。然而，事实上，现实扭曲力场效应远比忽悠要复杂得多。乔布斯时常武断地坚称某些事情就是事实 —— 无论是有关世界历史还是某个人提出的某个新想法。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源自他有意识地否认现实，不仅是对别人否定，而且对自己也否定。苹果公司一位同事说： “ 乔布斯能够欺骗自己，他正是以此欺骗其他人相信他的愿景，因为他自己首先就相信这个愿景，并且将这个愿景和他的整个身心融为一体。 ”不仅乔布斯具有现实扭曲力场效应，很多人都有，只是强度不同。乔布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急切渴望实现某个目标。乔布斯的拍档沃兹尼亚克对现实扭曲力场效应的神奇效果感到震惊： “ 当乔布斯对未来的勾画完全缺乏逻辑的时候，他那神奇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就开始发生作用了。譬如，当他告诉我，说我能够在几天之内设计出《最后逃亡》游戏时就是如此。你知道这原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他那神奇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就有可能让它成为现实。 ”几乎所有乔布斯的同事都同意沃兹尼亚克的说法。当他们陷入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之后，每个同事都会变得有点如痴如醉，就好像喝了一种奇特的饮料那样难以自拔。

乔布斯的一位女同事黛比 · 科尔曼与沃兹尼亚克一样，相信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极其强大、异常有效。 “ 正是这种效应激发乔布斯的团队改变了整个个人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轨迹，尽管苹果公司仅仅拥有相当于施乐公司或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小部分的资源。 ”“ 现实扭曲力场效应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扭曲效应。你实现了那些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乔布斯那种神奇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究竟来自哪里呢？沃尔特 · 艾萨克森认为，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的根源是他坚信那些所谓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自童年开始，他就不断积累这方面的证据。他经常让现实屈从自己的意愿。反叛意识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是他与生俱来的品德。乔布斯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坚信自己与众不同，坚信自己是被选择出来担当大任的特殊人物，是已经觉悟了的人物。乔布斯的同事如此评说乔布斯： “ 他坚信世界上有那么一小群人是特殊人物 —— 譬如爱因斯坦、甘地和他在印度见到的那位上师。他坚信自己就是这群特殊人物中的一员。乔布斯曾经向他的女朋友谈及此事。他甚至曾经向我暗示他就是那个已经觉悟的人，就像尼采那样。 ”乔布斯从来没有研读过尼采，然而，乔布斯似乎天生就具备尼采所颂扬的 “ 权力意志 ” 和 “ 超人 ” 的特殊人格。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如此写道： “ 超人之精神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来向全世界行使自己的意志力，那个曾经被世界遗忘或抛弃的人如今已经完全征服了世界。 ”依照尼采的说法，如果现实不符合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超人就完全忽视它或忘记它。乔布斯正是如此，他对待日常家庭或情感生活也往往如此，譬如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他干脆选择忽略掉那是自己的女儿；他初次被诊断身患癌症时，也选择忘掉自己已经身患癌症。甚至是日常小事，乔布斯也要刻意显示自己不受任何外部条条

框框的约束，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譬如他故意将车停到残疾人车位上，故意不把驾驶证件放到车上，等等。创新就是 “ 非同凡想 ” ：艺术和科技的完美结合沃尔特 · 艾萨克森书写《史蒂夫 · 乔布斯传》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人文和科技的结合往往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 “ 当一个强大的人格将他对人文和科技的强烈感受完美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创造就会应运而生。爱因斯坦如此，本杰明 · 富兰克林如此，乔布斯也如此。 ”正是这个令人着迷的主题驱使艾萨克森撰写《爱因斯坦传》《富兰克林传》《史蒂夫 · 乔布斯传》。人文与科技的完美结合，是人类创新和创造的最大秘密，是一切伟大商业和产品设计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源，是人类一切学问的最高境界。具备人文关怀和艺术美感的科技创造是最高层面的科技创造。历史上著名的伟大案例数之不尽，当代最著名、最伟大的案例应该就是乔布斯主导设计的苹果公司系列产品。苹果公司创立伊始，乔布斯就立志要创造出一个能够在宇宙中烙下深刻印记的产品。从麦金塔个人计算机的设计开始，乔布斯以毫不妥协的顽强和笃定，将人文情怀、艺术美感和最新科技完美结合起来，毕生矢志不渝，创造出当代世界科技创新、工业设计和艺术创造的伟大传奇。乔布斯似乎天生具有深刻的艺术感受力，他对美的敏锐感受和深刻认知超乎常人。少年时代就痴迷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他对他那个时代的伟大音乐家了如指掌。那些伟大音乐家的美妙音乐触动了他内在的美的灵魂，深化了他对艺术和美的认知，改变了他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看法。音乐正是硅谷创新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他坚定拒绝了父母要求他申请就读斯坦福大学或伯克利大学的要求，执意跑到俄勒冈州的一所艺术学院 —— 里德学院（ Reed College ）去学习艺术。无数青年所向往和迷恋的艺术学院的自由氛围与乔布斯那种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个性依然格格不入，于是他读了不到一年就决定辍学，改为旁听。旁听的课程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乔布斯未来商业设计和工业设计的基本理念。他旁听艺术学院的书法课程，激发起对优美线条的赞赏和热爱。乔布斯后来回忆说： “ 从辍学的那一刻起，我不用再去上那些我压根儿不感兴趣的课程，我开始到处旁听那些看起来趣味盎然的课程。其中一门课程就是书法。校园里张贴的课程广告写得如此漂亮，我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我学到了有关字体的各种知识，了解到各个字母之间的间距能够千变万化，从而构成千变万化的漂亮字体。我明白了伟大的凸版印刷技术如何能够那么伟大。书法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美丽、历史厚重感、艺术上的巧妙和细腻，都是科学所无法企及的，我发现书法艺术是如此迷人。 ”正如沃尔特 · 艾萨克森所说： “ 乔布斯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艺术和科技的交叉点上。他毕生所设计的所有产品，都力求实现科技与伟大的设计、优雅的品位、人文关怀和感受以及浪漫情感的完美 ‘ 联姻 ’ 。他是力推个人计算机用户友好型图像界面的先锋。乔布斯早年从书法课程里所获得的知识和灵感恰好就成为图像界面设计的标志和符号。乔布斯说： ‘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艺术学院恰巧选修了这门书法课程，麦金塔个人计算机就永远不会拥有多样化字体或空间比例和谐美丽的各种字形。加上后来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不过是抄袭了麦金塔的设计，所以我甚至可以说，假若当时我没有选修那门课，或许没有任何个人计算机会拥有今天习以为常的美丽图像界面。 ’”乔布斯说： “ 人生应该致力于创造伟大的事业，而不是为了赚钱，尽我所能创造出伟大的事业，能够将自己的事业融入人类历史和人类意识的滚滚洪流 ——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 ”

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痴迷，是乔布斯式美感的主要来源。他后来回忆说： “ 我始终发现佛教 —— 尤其是日本禅宗 —— 具有最高级的美学价值，无以复加。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美妙的艺术创造是京都的花园。我被日本文化所创造的美妙艺术作品深深感动，这种文化直接来自禅宗。 ”1972 年， 17 岁的乔布斯刚刚进入艺术学院，正值美国校园文化发生历史巨变的时刻。美国深陷越南战争难以自拔，年轻人对国家的荣誉和权威产生怀疑和绝望，激进政治活动不再是美国校园的主流文化，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沉思、灵修、觉悟、启示、顿悟、精神提升和自我完善，成为大学宿舍里年轻学生通宵达旦热议的话题，成为许多年轻学子争先恐后急于尝试的人生新体验。当乔布斯跨入里德学院大门之时，校园里最受追捧的著作就是《活在当下》（Be Here Now）。音乐和禅宗是乔布斯短暂校园生活的精神支柱。迪伦的音乐是乔布斯的最爱，他拥有最多的迪伦音乐会私下录制的唱片合集。他与一位来自纽约富裕家庭却深信佛教的同年级同学丹尼尔 · 科特克很快成为精神上的好友。他们与另外一些有共同精神趣味的同学一道，在宿舍里通宵达旦地辩论人生的意义，去学院附近的教堂出席爱情盛典，去禅修中心尝试素食。他们从精神灵修上得到极大的快乐，尤其是对禅宗哲学和生活趣味达到痴迷的程度。根据乔布斯的回忆，大学初期，他们阅读过的禅宗著作包括铃木俊隆的《禅者的初心》、帕拉宏撒 · 尤迦南达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创巴仁波切的《突破修道上的唯物》等。与同学们一道，乔布斯还设计了专门的禅修打坐室，装饰全部都是印度风格。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乔布斯他们对佛教尤其是对禅宗的痴迷颇有点儿像 80 年代后期中国大学校园里对萨特存在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的痴迷。

然而，乔布斯对东方灵修文化尤其是禅宗佛教的痴迷绝非是昙花一现的热情或年轻不谙世事的一时冲动，他以自己那典型的专注和高强度工作状态投入禅修之中。禅宗的精神和理念已经深深融入他的性格之中。丹尼尔 · 科特克说： “ 乔布斯非常相信禅宗，禅宗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和强大。你看看他那种质朴甚至原始的生活方式，极简风格的美学态度，心无旁骛的高度专注，就知道禅宗对他影响有多么深刻。 ”佛教对直觉的高度重视也深深影响了乔布斯的思维方式。他后来回忆说： “ 我开始认识到，直觉和意识远比抽象的思考和智力的逻辑分析重要得多。 ” 自我矛盾的是，对禅修的痴迷却并没有让乔布斯养成平和的心态，他内心深处的强烈激情让他很难实现内心的平和。乔布斯对所有美妙的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都时刻关注，充满兴趣，并随时准备借鉴到苹果公司产品的设计之中。从珠宝艺术品蒂芙尼、奔驰汽车、保时捷汽车、大众甲壳虫汽车、索尼公司的产品，到梅西百货公司的各种商品，都是乔布斯仔细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他不会放过任何新的设计创意和技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乔布斯创新的一生，那就是思考和创造不同的事物。 1997 年，乔布斯重新掌控苹果公司之后，他和广告创意设计者为 “ 新 ” 苹果公司设计的广告主题就是 “ 非同凡想 ” （ ThinkDifferent ）。他坚持此处的 different 为名词， think different 和 thinkdifferently 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是从不同角度思考，思考的还是同一个事物或同一件事情；前者则是思考完全不同的事物，思考或构想一个崭新的世界。思考或构想完全崭新的世界，用与众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事物，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乔布斯选择众多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作为苹果公司 “ 非同凡想 ” 广告创意的代言人。那是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单：

爱因斯坦：相对论创立者，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甘地：印度独立之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精神领袖。约翰 · 列侬：著名的披头士乐队创始人，被美国著名音乐杂志评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 50 位流行音乐家之一。鲍勃 · 迪伦：美国著名摇滚歌星和原创音乐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毕加索：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爱迪生：人类最伟大发明家之一，电力行业的开拓者。卓别林：电影艺术传奇大师。马丁 · 路德 · 金：美国最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玛莎 · 格雷厄姆：现代舞奠基人。安塞尔 · 亚当斯：美国著名摄影大师。理查德 · 费曼： 20 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 196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物理学家，对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有巨大贡献，也是美国曼哈顿计划的主要参与者。玛丽亚 · 卡拉斯：美籍希腊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詹姆斯 · 杜威 · 沃森：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 20 世纪分子生物学的主要开拓者， 196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阿梅莉亚 · 埃尔哈特：首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美国女飞行员……

上述名单里艺术家人数最多，其次是科学家，政治领袖仅两人（甘地和马丁 · 路德 · 金），企业家则一个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当时乔布斯和他的广告创意设计师为什么没有挑选企业家，难道是乔布斯认为没有一个企业家（他自己之外）堪称 “ 非同凡想 ” 的典范吗？事实上，他衷心热爱和高度尊重的企业家有很多，包括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休利特和帕卡德、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罗伯特 · 诺伊斯和传奇首席执行官安迪 · 格鲁夫，他们都是乔布斯心目中偶像级的人物。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乔布斯可能更相信艺术家是最具 “ 非同凡想 ” 的群体。作为一名艺术学院的辍学者，乔布斯对音乐、建筑、设计等多个艺术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乔布斯对艺术美感的敏锐直觉超乎常人，他对美的深刻把握完全折服了他的同事和合作伙伴。乔布斯堪称是具备完美艺术家气质的伟大企业家第一人。顾名思义，创新就是思考和创造不同的事物，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视角来思考习以为常的世界。纵观乔布斯的一生，他的创新思维至少有如下几个维度：其一，产品设计优先产品制造，艺术先于科技，艺术与科技实现完美结合。其二，深刻思考产品和服务的本质，直达事物根源。其三，将以人为本的产品和服务设计理念贯彻到底。其四，最深刻的复杂就是回归简约。在当代世界企业家里面，像乔布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乔布斯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亲自设计自家花园、厨房、楼梯和起居室，亲自设计早期苹果公司的产品制造厂，包括工厂墙壁的颜色、机器设备的摆放，甚至连出入口和前台都是他精心构思；他还亲自设计了风靡世界的苹果专卖店。

为了设计第一家苹果专卖店的示范店，乔布斯带领团队辛勤工作达半年时间。坐落于繁华的纽约第五大道上的著名苹果专卖店也是乔布斯的灵感创造，包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玻璃幕墙。乔布斯为苹果专卖店的构思和设计可谓是倾情付出：地板是他亲自选定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著名的砂岩石，墙面颜色经过反复斟酌和体验，连收银台和客户接待空间都精心构思，反复设计。苹果专卖店里著名的 “ 天才吧 ” （ Genius Bar ）就是乔布斯设计团队头脑风暴的结果，从此闻名于世。不仅如此，苹果公司每一款产品无不包含乔布斯的设计灵感，他对产品设计倾注了最多心血。当然，乔布斯担任皮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创造的《玩具总动员》，正是艺术和科技完美结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至今依然是所有电影艺术家和电影科技人员学习的楷模。而这种艺术和科技的完美结合，正是 21 世纪创新的灵感源泉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灵感源泉。乔布斯对设计艺术尤其是工业设计艺术的理解深受包豪斯艺术理念的影响。 1919 年，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创办了一所工艺美术学院，他别出心裁地将德文 Hausbau （房屋建筑）一词调转成 Bauhaus （包豪斯）来作为校名，以显示学校与传统的学院式教育机构的区别。格罗皮乌斯是该校第一任校长，另一位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 · 凡德罗是包豪斯第三任校长。 1925 年学校迁到德绍， 1932年迁至柏林，同年遭纳粹法西斯查封而被迫解散。包豪斯从创立到遭遇封杀，仅仅存世 14 年，然而其理论与学说却对世界艺术潮流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豪斯艺术运动的演变相当复杂，其基本理念却一脉相承。其中有三个原则被普遍认为是包豪斯艺术运动的核心理念：其一，艺术与技术必须实现新的高度统一。其二，工业设计的目的是人，不是产品。其三，设计必须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来进行。

乔布斯衷心拥抱包豪斯运动的基本理念，将它们发扬光大，创造了信息科技时代科技和艺术完美结合的新奇迹。童年时期，乔布斯就从养父那里感受到了工业设计的魅力。养父保罗 · 乔布斯是一位汽车迷和汽车工程高手，长期从事改装和修理汽车，养父经常向乔布斯描述各种时髦汽车背后的复杂设计。保罗 · 乔布斯坚持产品的每一个部件都要完美无缺，部件之间的配置和组合要天衣无缝，哪怕顾客从来不会关心或看不见那些部件。这个极端追求完美产品设计和构造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乔布斯的一生，成为他终生奉行不渝的金科玉律。乔布斯和养父母从小居住的房屋是美国房地产商人约瑟夫 · 艾克勒（ Joseph Eichler ）开发设计的，设计理念源自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赖特倡导设计所有美国人都买得起、住得起的现代风格的简洁居所。艾克勒建造的房子拥有地板到天花板的宽大玻璃墙，一楼宽大敞亮，后梁延伸出去，房子有厚重的水泥地板，有许多移动式的玻璃门，构造简洁实用，造价便宜。乔布斯毕生欣赏艾克勒的建筑风格，他说： “ 艾克勒了不起。他设计和建造的房子聪明、便宜、美好。他将清爽的设计和简洁的品位奉献给低收入人民。他的房子有一些极其美好的小设计，譬如辐射式的地暖供热。你铺上地毯，躺在地板上舒服极了。孩提时代我们就在舒适温暖的地板上玩耍嬉戏。 ”对建筑艺术的热爱和欣赏深深影响了乔布斯的工业设计，难怪他尊崇赖特为 “ 非同凡想 ” 的楷模。正是艾克勒的建筑风格激发了乔布斯的灵感，从此他内心深处涌动着无限激情，要为大众市场奉献设计风格精美而简洁的产品。乔布斯曾经和艾萨克森一起欣赏那些房子，乔布斯对艾萨克森说： “ 我喜爱这样的想法，你的产品拥有伟大的设计和强大的功能，却一点儿也不贵。这正是苹果计算机的原创思想，这正是麦金塔计算机试图实现的理想，这正是我们设计 iPod （苹果多媒体数字播放器）所做的事情。 ”乔布斯从小生活成长于艾克勒建造的风格独特的房子里，他懂得那些房子为什么如此独特美妙。他由衷地热爱简洁、干净、现代风格

的大众消费产品，他汲取了养父对汽车设计的深刻见解。从开启苹果公司伟大传奇的第一天开始，乔布斯就坚信伟大的工业设计将使自己的公司与众不同，让自己的产品别具一格。第二代苹果计算机（ AppleII ）极富色彩却简洁明快的品牌标识，就是科技艺术家乔布斯的第一件杰作。1981 年，年仅 26 岁的乔布斯开始参加美国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设计会议，那个会议所宣传的设计哲学正是包豪斯的设计理念。阿斯彭研究所内部的建筑、家具、生活空间和无衬线字体排印等皆出自美国平面设计大师赫伯特 · 拜尔的手笔。赫伯特 · 拜尔是包豪斯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就学于包豪斯工艺美术学院，担任包豪斯平面和印刷设计工作室负责人，后来赴美， 1946 年，拜尔担任阿斯彭研究所的顾问和阿斯彭人文研究院的设计顾问和建筑师。拜尔在平面设计、建筑设计、展览设计和印刷设计等多方面具有过人的才华。拜尔的导师就是包豪斯运动的开创者瓦尔特 · 格罗皮乌斯和密斯 · 凡德罗。拜尔终生践行包豪斯最基本的设计哲学思想，即简单、简洁、实用。拜尔和他的导师们一样认为，应用工业设计与精美艺术品没有任何区别。包豪斯运动中诸位大师倡导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 “ 国际范儿 ” 的精髓就是设计应该简练简洁，同时还能够表达一种精神。他们倡导运用洗练的线条和形状以强调设计的理性和功能性。瓦尔特 · 格罗皮乌斯和密斯 · 凡德罗著名的设计格言是： “ 上帝隐藏在细节之中 ”“ 少就是多 ” 。他们强调艺术美感必须与大规模生产结合起来，易言之，具有高度艺术美感的产品还要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乔布斯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设计都体现了包豪斯艺术运动的基本精神，从早期苹果计算机到后来的 iPod 、 iPad 和 iPhone （苹果手机），都是精美艺术和大规模产业生产的完美结合。乔布斯在 1983 年阿斯彭研究所的国际设计大会上，首次明确阐述了自己全心拥抱包豪斯的设计哲学。创办苹果公司初期，乔布斯曾经对日本著名高科技品牌索尼迷恋过一阵子。苹果公司搬出车库入驻的第一间办公楼里恰好有一家索尼公司的专卖店。乔布斯经常光顾，并

仔细研究索尼产品的设计风格和品位。那时索尼已经是代表着当时工业设计潮流的国际著名品牌，产品设计风格独特，令人难以忘怀。当乔布斯开始拥抱包豪斯艺术理念之后，他很快就抛弃了索尼产品的设计风格。 1983 年，他大胆预测索尼设计风格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包豪斯简洁明快的设计风格： “ 目前工业设计的潮流是索尼公司的高科技色调，就是金属灰色，或许再加点黑色，总之是奇怪的颜色组合。这种产品确实容易做，但不是伟大的产品。 ”乔布斯建议工业产品设计应该秉承包豪斯艺术哲学，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和天然属性。 “ 我们肯定要制造高科技产品，我们将给产品以简洁清爽的包装，从包装上你就知道它是高科技产品。我们将产品放置到精巧的小包装盒里，我们的产品将是美妙的纯白色，就像德国著名品牌博朗（ Braun ）的电子产品一样。 ”众所周知，博朗是举世闻名的德国设计和制造的典范品牌。自1921 年马克斯 · 博朗在法兰克福奠下基业，近百年来，博朗以精致的设计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经典，成为德国和全球工业设计的楷模。博朗旗下十大类 200 多种产品涵盖男士剃须、女士脱毛、美发护发等，是全球闻名的小家电巨头。博朗产品曾经荣获 60 多项红点设计大奖，其设计风格以现代气息、简约、纯正和高品质著称。德国博朗的设计理念，集中体现在博朗设计大师迪特 · 拉姆斯所总结出的大名鼎鼎的 “ 十句设计箴言 ” 中，它们影响着全球一代又一代的设计师。其设计宗旨始终如一，已成为独特的博朗设计理念，人们将其归纳为 8 个坚持：创新、品质、实用、美观、简洁、细节、经典、环保。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都完全满足博朗设计的基本理念，难怪乔布斯将博朗作为自己的榜样。乔布斯始终强调苹果产品必须清爽、干净、简单。 “ 我们设计和生产的产品是醒目、纯粹、真诚的高科技产品，不是重工业产品的呆板印象 —— 黑色、黑色、黑色，一黑到底，就像索尼的产品那样。这就

是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努力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那样的质量水平迈进。我们运作公司，设计产品，构思广告，所做的一切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让我们力求简单，简单，再简单。 ”乔布斯认为： “ 简单就是终极的复杂。 ”乔布斯精神：创新者、创业者和企业家的终极偶像2015 年 11 月 21 日，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蒂姆 · 库克接受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杂志栏目专访。蒂姆 · 库克如此赞赏乔布斯对苹果公司持久和永恒的影响力： “ 我此前从未看到过任何与乔布斯相似的人。他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乔布斯拥有不可思议和神秘可怕的能力，他对追求完美拥有持之以恒的动力。乔布斯的精神已经成为苹果的烙印。他与其他创始人完全不同。他有着神奇的预见能力，甚至在人们了解自己的需求之前，就能创造出他们想要的产品。苹果是乔布斯的公司，它现在依然是他的公司。这家公司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依然坚持乔布斯的理念。乔布斯的精神将永远都是这家公司的 DNA 。 ”无论从哪个角度，乔布斯和他创立的苹果公司（应该还包括皮克斯公司）都是现代企业史上的伟大传奇。乔布斯创立的苹果公司开启了个人计算机时代，不仅如此，他还将计算机从笨重的机器转变为个性、时髦的消费品。 iPhone 的性能比最早的麦金塔计算机的功能要强大 12000 倍，其全球销量达到数十亿部。 iPhone 开启了真正的智能手机时代； 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开创了一个新的产业，并为无数人创造了创业机会； iTunes （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完全颠覆了传统音乐产业； iPad 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时尚消费产品之一；苹果商店成为全球最繁华都市、最繁华街道上的时尚焦点，也是单位销量、收入和利润最高的消费产品专卖店之一。

对苹果公司 DNA 和苹果精神最好的说明当然是乔布斯自己的阐释。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乔布斯对他自己的传奇人生有如下总结：我对创建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永远充满激情，在那样的公司里，人们始终满怀憧憬去设计制造伟大的产品。除此以外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次要的。毫无疑问，获得利润非常重要，因为唯有获得利润，你才有条件去创造伟大的产品。然而真正的内在动力是产品，不是利润。苹果公司以前的首席执行官约翰 · 斯卡利就把优先次序完全颠倒了，他把苹果公司变成一个以赚钱为唯一目标的地方。看起来二者似乎只有微妙的差别，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有事情都变得完全不同：你雇用什么样的人，谁将获得提拔，开会时讨论什么，等等，都变得完全不同。有些人总是坚持这样的说法：给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然而这不是我做事的方法。我们的工作是在顾客自己还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之前，预先知道未来他们将需要什么产品。我记得福特曾经说过，如果我问顾客需要什么，他们只会告诉我：需要一辆更快的马车。在你把产品展示给顾客之前，他们压根儿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创造人们完全还没有想到的产品和服务。……像 IBM 或微软这样的公司为什么会衰败，我有自己的理论。这些公司先是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努力创新，成为某个领域的垄断者或接近垄断的地位，从此之后，产品质量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公司开始重视伟大的销售员，因为这些人能够增加公司的收入，他们不再重视产品设计师和制造产品的工程师。结果是销售人员开始掌控公司。 IBM 的约翰 · 埃克斯是一位聪明绝顶、口才绝佳、无与伦比的销售天才，但他对产品一无所知。施乐公司遭遇同样的命运。当销售人员掌管公司之后，设计和制造产品的人员就变得无关紧要，很多优秀人才就流失了。当斯卡利执掌苹果公司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让斯卡利进入苹果公司当然是我的错。当鲍尔

默掌控微软公司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苹果公司很幸运，它重新崛起。但我认为只要鲍尔默掌控微软公司一天，微软公司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不承认我待人粗暴无礼。但是，如果什么事情被搞砸了，我就要面对面告诉负责任的人。我必须直言不讳，这是我的工作。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事实经常证明我是对的。这就是我想创造的文化。我们彼此之间必须坦诚到近乎残酷的程度，任何人都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认为我的想法一文不值，我同样可以如此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们经常激烈争吵到歇斯底里、大声咆哮的地步，实际上这正是我经历的最好的时光之一。我能够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告诉罗恩， “ 嗨，罗恩，你设计的这个店面看起来简直就是狗屎 ” ，或者，我可以对工程负责人破口而出， “ 天啊，我们怎么会把这个产品的过程搞成这个乱糟糟的样子 ” 。能够如此坦诚直率，我才觉得浑身舒服。既然你加入苹果公司，你就得接受我们的文化。你必须学会极度坦诚。或许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变成一个绅士俱乐部，大家一本正经，西装革履，操着富有教养的语言，相互藏着掖着，打着高深的哑谜，难以捉摸。然而我不懂这一套，因为我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有时确实对人非常严厉，或许我不需要那么苛刻。记得有一天我刚解雇了一个人， 6 岁的儿子里德走进家门，我脑海里立刻就想到，如果刚才被我解雇的那个人回到家里，告诉家人和他年轻的儿子，他的工作丢了，那会是怎样的场景？肯定非常难堪和难过。但是，总得有人当恶人去做出艰难的决定。我下定决心，必须确保我的团队永远一流，这永远是我的职责，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去做。你必须永远激励自己去创新，始终坚持不懈。以伟大的音乐家迪伦为例，他本来可以永远演唱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歌曲，还可能因此赚很多钱，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激励自己不能停滞不前，必须持续创新，当他 1965 年开始在音乐中融入浓厚的电子感，并以此为

起点改变自己之后，许多人疏远了他。迪伦 1966 年的欧洲巡演是他最伟大的巡演。他本来可以继续沿着现成的风格演唱，发行原声吉他专辑，而且观众也会非常喜爱他。但他开始转向摇滚乐，并缔造了 The Band 乐队，他们都演奏电子乐器，观众时不时会向他们发出嘘声。有一次，迪伦正准备演唱《像一块滚石》，观众中有人尖声呼喊： “ 你是叛徒。 ” 迪伦立马告诉乐队： “ 给我把声音搞得震耳欲聋。 ” 乐队立刻大声演奏起来。甲壳虫乐队也是这样。他们的音乐艺术永远在持续地演化、前进和升华，从未停息。这就是我自始至终希望做的事情 —— 永远前进。否则，正如迪伦所说，如果你不忙于新生，就是忙于死亡。究竟是什么在激励我这么做？我想，绝大多数富有创造性的人都希望对他们的前辈和同侪表达敬意和感激，所有富有创造性的人都是在前辈和同侪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我使用语言和数学，但我从来没有发明它们。我很少为自己制作和烹调食物，从来没有自己做过衣服。我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凭借其他人的贡献，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做点儿事情来回馈人类，都希望为人类文明历史长河的滚滚洪流增添一点儿涓涓细流。我们做出一点儿贡献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依照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因为我们不能像迪伦那样谱写和演唱歌曲，或者像汤姆 ·斯托帕德那样写作戏剧和演出。我们运用我们所有的才能，努力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深刻情感，向所有伟大前辈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由衷的感谢和敬意，为人类文明长河增光添彩。这就是激励我永远前进的根本动机。这就是真正的乔布斯精神，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人类最宝贵的企业家精神！1.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69.2.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67.3.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xix.

4.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xxi.5.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2011, p.56–57.6.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2011, p.57.7.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2011, p.58.8.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7.9.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8–59.10. 埃德蒙 · 费尔普斯 . 大繁荣 :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M ］ . 2 版 . 余江，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11.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12.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7–118.13.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8.14.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9.15.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9.16.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9.17.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8.18.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9.19.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19.20.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xix.21.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40–41.22.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41.23.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41.24.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28.25.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1.26.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7.27.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7.28.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26.29.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343.30.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26.31.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67–570.

第六章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嬉皮士运动和个人计算机的起源蔑视集中式权威的反文化潮流为整个个人计算机革命奠定基础。嬉皮士文化所拥抱的社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是现代数字革命的思想根源。我们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计算机看作集中控制的化身。然而，有那么一小撮人 —— 他们后来被称为黑客 —— 热情拥抱计算机，立志将计算机改造成为自由的工具。事实证明，这才是迈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年轻一代的计算机程序员从容不迫地推动人类文明脱离了大型主机的集中控制。—— 斯图尔特 · 布兰德，《全球概览》创办人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矢志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特立独行和始终致力于创造不同事物的个人品格；具有卡里斯玛效应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对人性和客户需求先知般的洞察力；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开放、包容、多元，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创新生态体系。如果说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辉煌历程完美地诠释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内在特征，那么，个人计算机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则令人惊叹地

揭示了人类创新和创造力能够生生不息、奔腾激荡的最重要前提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关于个人计算机的起源，你会相信如下事实吗？个人计算机与美国的嬉皮士、摇滚乐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个人计算机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和反战示威活动有密切关系；个人计算机与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和社区自治意识有密切联系；个人计算机与美国捍卫个人自由、对抗权威政府的理念有密切关系；个人计算机甚至与美国小说家肯 · 克西的著名小说《飞越疯人院》有直接联系。今天，个人计算机早已成为人人皆可拥有、人人都无法离开的工作和生活必需品。个人计算机和智能手机是数字信息时代的两个主要终端，是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生活的基础产品。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个人计算机的起源和发明，首先不是因为某项科技的突破，而是来自旧金山湾区的一种反传统文化潮流。准确地说，个人计算机的发明是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结晶。面向未来，人文和科技的深入融合将是人类创新和创造的主要灵感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计算机的起源是我们研究人类创新机制或创新生态体系的首要案例。肯 · 克西和《飞越疯人院》：从嬉皮士运动到拥抱技术工具我们首先简要说说嬉皮士运动如何最终开启个人计算机时代。肯 · 克西是美国嬉皮士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 1958 年，克西来到旧金山湾区，成为斯坦福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一员，同时到附近一家精神病院兼职上夜班。他还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一系列迷幻药效果试验项目。创造性写作训练、为赚钱接受

迷幻药注射、到精神病院兼职充当传令兵，三种新奇怪异的经历组合到一起，引爆了克西的创作灵感，小说《飞越疯人院》应运而生。《飞越疯人院》被誉为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 “ 垮掉的一代 ” 的精神 “ 圣经 ” ，嬉皮士时代的催生者和见证者。《飞越疯人院》的著名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服从，然后获得释放；也可以保持你的骨气，但一直被留在病房里。这就是疯癫与文明、奴役与自由的抉择。《飞越疯人院》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小说之一，累计销量超过1000 万册。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第 48 届奥斯卡金像奖。《时代周刊》宣称此书 “ 是向体面阶级社会的陈规以及支持这些陈规的那些看不见的统治者发出的愤怒抗议 ” 。《纽约客》则说： “ 此书预示了大学骚乱、反越战和反文化运动。 ”《飞跃疯人院》大获成功之后，克西拿出小说所赚取的稿酬和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顺手牵羊得来的迷幻药，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嬉皮士团体，取名 “ 快乐浑蛋俱乐部 ” （ Merry Prankster ）。 1964 年，他和俱乐部成员一道，租用一辆破旧校车周游美国。很快，克西的反传统文化活动就与美国当时日益高涨的反战和平示威运动融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他们所高喊的一些口号至今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譬如他们的一个著名口号是： “ 要爱情，不要战争 ” （ Make lovenot war ）。那么，嬉皮士和反战和平示威运动如何与个人计算机和数字信息革命扯上了关系呢？这个故事当然就是创新活动内在不确定性或不可知的经典案例了。嬉皮士和反战示威人士绝非是一群蔑视权威和传统的乌合之众，他们有着自己深刻的社会理念和共识。初期，嬉皮士和反战示威人士的重要共识就是反对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还是庞然大物。在嬉皮士和反战、反政府人士眼里，计算机那巨型而笨拙的机身、呼呼作响的磁带、闪烁不停的电光，构成了一幅令人恐惧和厌恶的图像。计算机成为一种蔑视个人自由的奥威尔式集权政府的可怕化身，成为美国公

司、国防部和政府庞大权力结构的工具。当时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 · 芒福德出版了一部著作：《机器神话》，警告计算机的崛起 “ 将把人贬低为被动的、漫无目的的、由机器掌控和玩弄的动物 ” ！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在个人计算机的技术可能性日渐成熟之际，嬉皮士和反战人士对计算机的态度却出现了 180 度的大转变。计算机一下子从官僚机构集中控制的工具转变为个人自由表达和自我解放的工具，受到嬉皮士以及热爱和平人士的热烈拥抱。当时，耶鲁大学著名教授查尔斯 · 赖克出版了《美国的青春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一书，谴责美国僵化集权的公司结构和社会等级，呼吁创建新的社会结构以鼓励个人的自由意志、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合作。赖克热情拥抱新的计算机器，不再把计算机器看作旧的权力结构的控制工具，而是促进新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有力武器。机器将服务于个人目的，个人将重新成为创造性力量，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重新开辟个人生活的新境界和新领域。机器将协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原本具有的创造性。随之，一种新的技术 “ 簇群 ” 文化应运而生。人们争相阅读诺伯特 ·维纳（ Norbert Wiener ，控制论奠基人）、巴克敏斯特 · 富勒（ Buckminster Fuller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建筑师、发明家、设计师、未来学家和系统思维理论家，曾经荣获 55 个荣誉博士学位，被誉为与爱迪生和爱因斯坦齐名的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马歇尔 · 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新媒体学说的开拓者）等人的著作。人和机器和谐相处、共生共长成为技术簇群文化的基本理念。从恐惧和抵制计算机到热烈拥抱计算机，欢呼人和机器和谐共处、共生共长，嬉皮士运动为个人计算机的诞生营造了社会文化心理氛围。

斯图尔特 · 布兰德：反文化潮流和技术创新完美结合的化身如果说克西是嬉皮士文化的首创者，那么斯图尔特 · 布兰德则是反文化潮流和技术创新完美结合的化身。斯图尔特 · 布兰德以著名科技杂志《全球概览》的创办者享誉全球科技界，被许多科技界的顶级人物誉为信息科技时代的先知或启蒙者，地位类似于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知、《百科全书》编纂者德尼 · 狄德罗（狄德罗主持编写的《百科全书》，宣扬科学和理性，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力量）。许多年轻人正是因为深受《全球概览》的影响才成为信息科技时代的领军人物，其中就包括苹果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 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兰德堪称个人计算机的 “ 精神之父 ” 。与克西一样，布兰德也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为生物学。布兰德参过军，学过摄影，酷爱社交，混迹于众多社团组织，积极拥抱任何新奇的思想和玩意儿。他似乎天生就是新时代 —— 那个表现艺术和新奇科技相互交融的新时代 —— 的宠儿，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成为新奇技术和个人创造性浪潮前沿的弄潮儿，成为克西嬉皮士俱乐部的常客。布兰德擅长组织各种稀奇古怪的社会活动，将各种各样的人物汇聚到一起，诸如摇滚歌星和科技怪杰。他还经常邀请一些具有超越时代新思维的思想先知来发表演讲。布兰德为他组织的各种活动撰写了不少极具哲理和启发性的短篇文章，倡导将 “ 神秘主义的异教理念和科技结合起来，作为个人内省和沟通的基础 ” 。布兰德在他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圈子里宣扬一种基于科技的精神修炼术。科技是人们个性表达的工具，不仅能够极大地拓宽个人创造性的边界，而且是个人反叛精神和反叛行为的有力工具。1972 年，布兰德参观了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兴奋之余，他为《滚石》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他说： “ 叛逆文化和数字文化结

合起来，就是数字革命的秘诀。创造和设计计算机科学的怪杰必将把权力从财大气粗和权势熏天的机构手里夺回来。不管你是否准备好了，计算机都将来到普通人民手上。这是真正的大好消息，可能是自从迷幻药发明以来最好的消息。 ” 布兰德甚至认为科技的进步将帮助人类实现乌托邦的梦想。 “ 乌托邦的伟大愿景与我们时代科技先知的奇思妙想简直就是不谋而合。维纳、利克莱德、冯 · 诺依曼、万尼瓦尔 · 布什就是我们时代伟大的科技先知。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反叛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口号是 “ 将权力归还人民 ” 。新左派政治激进分子曾经热烈拥护这个口号，却找不到具体可行的办法来实现这个梦想。然而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却为强化个人独立和个人权力创造了真正的实现机会。布兰德正是这个潮流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后来说： “ 计算机对改造社会所做的贡献比政治要大得多。 ”1966 年 1 月，克西和布兰德在旧金山联手组织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最具影响力和创造性的文化和科技活动 —— 迷幻之旅音乐节（ TripsFestival ），布兰德是这个活动的发起者和操办人。他和克西一起，将那个时代的反叛文化和数字文化的各种元素以令人目眩的科技形态展现给世人，包括前所未有的高科技灯光表演、图像投影、摇滚和爵士音乐演唱会、地道的美国本土舞蹈、各种新科技玩意儿的展示等。参与表演的人来自与克西和布兰德一道衷心拥护反叛文化和新科技文明的嬉皮士团体、乐团和科技公司。布兰德和克西刻意将那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甚至极不和谐的东西组合到一起，如摇滚和高科技，以达到令人头晕目眩和极度震撼的效果。然而，就其最终效果而言，布兰德和克西策划的这个活动确实从多个侧面展示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本质特征：变幻莫测的前沿科技、蔑视权威的反叛文化、敢想敢干的企业家精神、新奇实用的产品及发明、激动人心的前卫音乐、超乎想象的现代艺术、不断超越的工程技术。这些力量融会到一起，形成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席卷了从旧金

山市区嬉皮士大本营到信息科技心脏硅谷的广大地区，并且逐渐波及整个世界，诞生了以布兰德、乔布斯、拉里 · 佩奇、谢尔盖 · 布林、扎克伯格等为代表的各类创业家、企业家和投资家，创造了以英特尔、苹果、谷歌、脸书等为代表的世界级科技企业。历史学家弗雷德 · 特纳写道： “1966 年 1 月的迷幻之旅音乐节标志着布兰德的崛起，他从一个嬉皮士转变为具有反叛文化基因的企业家，一个深信技术统领一切的企业家。 ”布兰德对个人计算机和信息科技时代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他编辑的那本杂志《全球概览》。这本杂志深刻影响了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的众多开拓者。硅谷很多顶级企业家认为，这本杂志改变了世界。在《全球概览》的前言中，布兰德指出，权力一直掌握在 “ 政府、大企业、正规教育、教堂 ” 手中，但如今， “ 个人权力正在上升，个人将有能力进行自我教育，寻找自己的灵感，改变自己的环境，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冒险。《全球概览》将寻找与推广有助于此进程的工具。 ”著名信息科技杂志《连线》创始人、 《失控》的作者凯文 · 凯利曾经说，他第一次看到《全球概览》时，自己还在读高中，这本杂志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它对凯文 · 凯利的启示是，不要去上大学，去过自己的生活。《全球概览》还被称为 “ 获得工具 ” ，它给予人们工具去创造自己的教育、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生活。2005 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在演讲里，他称赞《全球概览》是 “ 我那一代人的《圣经》之一 ” 。乔布斯说： “ 那是一个叫作斯图尔特 · 布兰德的家伙编写的，他来自门罗公园，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他以诗意的笔触编写刊物。那是60 年代晚期，个人计算机和桌面出版尚未出现，因此它是由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做出来的。它有点类似纸张形式的谷歌，但比谷歌

的诞生早了 35 年：它满怀理想主义，写满了好用的工具和伟大的观点。“ 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连续出版了好几期《全球概览》，然后，他们出版了最后一期，决定停刊了。那是 70 年代中期，我处在你们的年岁。最后一期的封底是一张早晨乡间道路的照片，那是你在有意冒险时想要步行走过的道路。下面有一行字：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StayHungry ， Stay Foolish ）。那是他们停刊时的告别辞。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我经常如此期望自己。 ”布兰德《全球概览》的核心理念就是倡导和鼓励每个人 “ 获得工具去创造自己的教育、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生活 ” 。正是在这个精神理念的感召下，沃兹尼亚克、乔布斯和其他计算机器爱好者共同努力，个人计算机应运而生。1995 年，布兰德给《时代周刊》撰文，题目为《我们将所有一切归功于嬉皮士》，明确将个人计算机的诞生归功于嬉皮士运动。文章写道： “ 蔑视集中式权威的反文化潮流为整个个人计算机革命奠定基础。嬉皮士文化所拥抱的社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是现代数字革命的思想根源。我们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计算机看作集中控制的化身。然而，有那么一小撮人 —— 他们后来被称为黑客 —— 热情拥抱计算机，立志将计算机改造成为自由的工具。事实证明，这才是迈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年轻一代的计算机程序员从容不迫地推动人类文明脱离了大型主机的集中控制。 ”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先知：万尼瓦尔 · 布什和恩格尔巴特每一次人类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会涌现出许许多多奇特的天才和英雄人物，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和领军者。他们超越时代的思想、

新奇独特的创意、持续不断的创新、坚韧不拔的意志、卡里斯玛式的领导力以及魔术般的个人魅力，催生和引领着每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向前迈进。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英雄，千百年来始终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我认同英雄创造历史之说，因为真正的英雄正是改变历史的人，而历史是英雄辈出的背景。文学家茨威格有一部名著《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实际上就是描写英雄如何改变或创造了人类历史。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同样如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出现了瓦特、莱文斯顿等伟大发明家和企业家；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出现了爱迪生、特斯拉、福特、安德鲁 · 卡内基、本茨、西门子等伟大发明家和企业家；第三次工业革命或信息科技革命时期，人类创新的天空可谓是英雄辈出，群星闪耀，各领风骚。我们研究创新，实际上就是要研究这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研究他们的个性和本质。任何时代的来临，首先需要超越时代的思想作为引领。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时代同样源自超越时代的革命性思想。早在 1945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全能型科学天才万尼瓦尔 · 布什就系统性地预见了个人计算机的功能。布什在 1945 年 7 月号的《大西洋》季刊上发表了经典文章《诚如所思》（ As We May Think ），详细预言了一种个人机器的可能性。布什设想这种个人机器能够存储和提取个人文档、图片和其他信息，他将设想的机器命名为 “ 麦麦克斯 ” （ Memex ）：设想一种未来供个人使用的机器，它将是一种机械化的个人档案管理工具和图书馆。 Memex 就是这样一种机器，每个人都可以将他所拥有的全部图书、文档记录和通信全部存储到机器里。这个机器是机械自动式的，能够以极高的速度和灵活性来回答和处理个人

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个机器是每个人记忆能力的亲密无间的助手。布什设想的机器具有一个直接输入功能，譬如拥有一个键盘，你能够将信息和文档记录直接输入到机器的记忆或内存里。布什甚至还预见到超级文本链接、文档共享以及人们合作完成各种项目的方式，等等。令人吃惊的是，布什竟然预见到了后来风靡全球的维基百科全书： “ 一种全新的百科全书将会涌现出来，各种纵横交错、相互连接和合作的渠道构成一张巨大的网络，百科全书就从这个合作的网络中应运而生。每个人都可以将百科全书下载到自己的 Memex 机器里，然后再进行补充和扩大。 ”真是奇特！半个多世纪之前，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布什几乎完全准确预见了后来的维基百科全书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网络知识合作工程。布什的开创性思想和预见性文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长久以来，人类对机器或对科技的看法就分成截然相反或者相互争论质疑的各种流派。乐观派相信机器能够将人类从艰苦、危险和枯燥的工作里解放出来，是人类的福音；悲观派则认为机器不仅会夺走无数人的饭碗，而且必将凌驾和控制人类。乔治 · 奥威尔 1949 年出版的著名小说《 1984 》就预言一种极端恐怖的极权主义社会，机器则是极权社会的控制工具。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西方社会许多人士依然对机器或科技的进步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极大的恐惧。万尼瓦尔 · 布什的《诚如所思》则代表着一种深刻的乐观主义。机器不仅不会成为人类的威胁和敌人，反而会成为人类的朋友、助手和福音。《诚如所思》还代表着人与机器关系的一种新学说，即人和机

器能够或必将成为共生共长的生态系统，人和机器能够相互辅助和提升。与此相反的另外一派是人工智能学派，即人类终究能够制造出比自己还要聪明和智慧的机器，机器将能够超越人本身。 1997 年， IBM的 “ 深蓝 ” 计算机完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 2016 年，谷歌深度思维公司（ DeepMind ）的阿尔法围棋（ AlphaGo ）先后战胜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和中国围棋天才柯洁，引发全球关于人工智能的热烈讨论和深度思考。许多人相信人工智能机器终究超越人类，许多人甚至因此产生某种恐慌情绪。万尼瓦尔 · 布什的思想则与人工智能的思想有内在和本质的区别。布什所倡导的基本思想是人和机器是共生体，万尼瓦尔 · 布什的这一思想对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诚如所思》发表之后，美国著名杂志《生活》很快就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全文转载，许多人正是阅读布什的这篇文章后才全身心地投入个人计算机的研发和创造。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增强智能思想的开创者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就是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 “ 增强智能 ” （ augmented intelligence ）思想的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恩格尔巴特的增强智能思想的灵感之源，就是万尼瓦尔 · 布什的《诚如所思》。与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时代的许多开拓者一样，恩格尔巴特出生于一个电力工程师家庭。祖父是水电厂工程师，父亲是电器工程师，拥有自己的无线电修理店。家学渊源使恩格尔巴特从小就对电子学和各种电器深深着迷。高中时期他就凭借惊人的努力赢得参与美国海军雷达训练班的机会，这一经历大大加深了恩格尔巴特对电子科技无穷

威力和无限潜能的理解。雷达训练班结束之后，恩格尔巴特应征入伍正式加入美国海军。整个军旅生活期间，只要有可能，恩格尔巴特就一头扎进当地一家红十字会图书馆，埋头研究电子学。正是在那个图书馆里，恩格尔巴特从美国《生活》杂志上第一次读到布什的著名论文《诚如所思》。《生活》杂志的转载版本图文并茂，引人入胜，恩格尔巴特立刻就被布什的宏伟构想和深刻思考震撼。 “ 制造出一种个人机器，以人机互动的方式协助人类思考和工作，我为这种精彩的构想激动不已。 ”恩格尔巴特如此回忆布什文章对他的巨大影响。海军服役结束之后，恩格尔巴特回到俄勒冈州攻读工程学位，随即加入位于硅谷的阿姆斯研究中心（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前身）。尽管拥有电子工程的家学渊源、海军雷达训练班和海外服役的经历以及工程学方面的学位，年轻的恩格尔巴特却一度对人生目标感到迷惑不解。他曾经长达数月不断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并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改进人类社会的人生目标。 “ 我想到了所有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思考自己如何能够加入，如何重新训练自己，以便能够参加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 ”恩格尔巴特回忆说。说来奇怪，正是这种对人生目标的宏观又颇为怪异的思考，引导恩格尔巴特最终成为开创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先驱。当恩格尔巴特思考那些能够改变人类的伟大社会运动之时，他突然意识到，任何改变世界的努力都是异常复杂的。譬如消除疟疾或在地球贫困地区增加农产品产量，每一项工程都会导致一系列异常复杂和难以预见的结果，比如，消除疟疾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增加农作物产量会导致土壤退化。恩格尔巴特因此获得一个深刻洞见：想要成功运作任何一项野心勃勃的工程，必须仔细和详细评估它所产生的一切可能的结果或影响，衡量所有可能性，分享信息，动员和组织民众。

“ 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 —— 脑子里好像轰隆一声 —— 我意识到唯有复杂性才是最根源和最基础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以某种方式极大地帮助人们处理复杂性和紧迫性，那么这对所有人类都将是巨大帮助。 ”恩格尔巴特后来说。他立即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了异常清晰的认知。要想协助人类处理复杂性和紧迫性，就不能仅仅专注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必须给人们创造出一种工具，人们利用这种工具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恩格尔巴特的 “ 悟道 ” 非常有趣，也非常深刻，他希望从根源帮助人类提升处理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能力。伟大的科学家、技术专家、艺术家和思想家的 “ 悟道 ” 与宗教导师的 “ 悟道 ”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必须从人生和人性的根源找到 “ 觉悟 ” 的源头活水。恩格尔巴特的 “ 觉醒 ” 和布兰德的 “ 觉醒 ” 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对技术的本质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有着深刻的领悟和透彻的认识。他们并非为了某个具体的商业目的去构想、设计和制造某种机器，而是从个性解放和人类智能提升的高超视野和崭新角度来理解技术的本质，这与一般企业家和工程师对技术的认知有天壤之别。将复杂性概括为人类行为和所有人类事务面临的根本性难题，从解决复杂性的角度帮助提升人类的智能，恩格尔巴特的这个 “ 觉醒 ” 非同小可，甚至对于我们思考人类其他问题（譬如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有重要启迪。恩格尔巴特相信，沿着布什《诚如所思》所揭示的方向前进，就是帮助人类解决复杂性的最佳办法。布什的文章和海军雷达训练班的技术训练，让恩格尔巴特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未来机器的模样。他后来回忆说： “ 仅仅用了一个小时，我脑海里就涌现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我坐在一个大屏幕前面，上面闪烁着各种符号，你可以驱动它，在上面运行所有事情。 ”

从那一天起，他决心找到一个办法，让民众能够真正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做通过计算机展示出来，并且和其他人的所思所想所做连接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够相互协作完成重大而复杂的项目。恩格尔巴特所构想的新机器和新工作方式，正是今天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和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 通过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实现的互动式协作。然而，让我们想想吧，那是 1950 年的事情，离比尔 · 盖茨和乔布斯出世还有 5 年之久，离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诞生才刚刚 4年。普通公众压根儿还不知道计算机是何方神圣，更没有人想到未来人人都可以使用个人计算机终端来操作、存储和分享信息，然而恩格尔巴特却几乎完全准确地预见了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协作工作方式。沿着布什的超越思想路线，恩格尔巴特将自己构想的未来机器及其与人类协作的工作方式概括为 “ 增强智能 ” 。为了实现增强智能的梦想，恩格尔巴特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计算机系刻苦攻读，花 5 年时间拿到了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对于一个多年海军服役、年龄 25 岁的退伍军人来说，这是需要巨大勇气和魄力的。他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实现自己的增强智能梦想。然而，在朋友和其他人眼中，恩格尔巴特就好像一个星外来客，很难得到 “ 地球人 ” 的理解和支持。博士毕业之后两年，恩格尔巴特才从斯坦福国际研究院（ Stanford Research Insttute ， SRI ）那里找到一份工作 —— 研究磁存储系统。斯坦福国际研究院是斯坦福大学 1946 年创办的非营利性独立研究机构，当时研究所最热门的研究课题正是 “ 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与 “ 布什 — 恩格尔巴特 — 利克莱德 ” 的 “ 增强智能 ” 思想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代表着二战之后美国（也是全世界）人类技术发展思想的两大主要流派。 20 世纪 50 年代，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研发出能够模拟人类大脑神经网络的机器或系统。

显然，恩格尔巴特的增强智能思想和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人工智能思想格格不入。他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郁郁寡欢，一心沉迷于自己的增强智能构想。他早已决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使命，就是要制造出布什所构想的 Memex 机器 —— 能够和人亲密无间地合作，帮助人类收集和组织信息。恩格尔巴特如此强烈的增强智能梦想和激情，除了深受布什经典论文的影响之外，主要是他对人脑有着无限的尊敬。他认为大脑才是天地间真正 “ 天才的发明 ” ！所以他坚信正确的道路不是设计制造一种机器来取代大脑，而是让这种机器能够与大脑本身固有的 “ 良知良能 ” 一起互动和增强。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工作期间，恩格尔巴特反复构思和完善自己的增强智能思想，数易其稿，完成了长达 45 页的长篇论文《提升人类智能》（ Augmenting Human Intelligence ），并于 1962 年 10 月发表。他首先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希望以人工智能来取代人类自身的思想。他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具有的直觉能力应该与机器处理信息的能力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 “ 一个无缝整合的新智能领域。在这个新的智能领域里，人的直觉、试错、无形无相的思辨能力，以及人类所特有的对情景的感触和反应，能够很有效地同电子机器助手共生共存。电子机器助手则拥有强大的概念分析能力、协调一致的术语和符号、复杂精致的计算方法，以及异常强大的计算功能 ”。恩格尔巴特不厌其烦地使用大量例子，以说明人机共生如何协同工作，譬如，建筑师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物，专业人士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图文并茂的专业报告，等等。于今观之，恩格尔巴特的《提升人类智能》、布什的《诚如所思》和利克莱德的《人机共生》（ Man-Computer Symbiosis ）乃是二战之后信息科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三篇论文。布什的文章发表于 1945年，为所有此类思想的先驱；利克莱德的文章发表于 1960 年；恩格尔巴特的文章发表于 1962 年。

利克莱德文章的主旨是： “ 我的美好希望是，用不了多少年，人脑和计算机器就能够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人脑和计算机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人脑 — 计算机器构成的合作伙伴，其思考方式将不同于以往人脑所经历过的一切思考方式，其处理数据的方式也是迄今为止一切信息处理机器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布什、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的思想非常相似，他们共同奠定了今天数字信息时代的理论基石，开辟了数字信息时代的基本理念。布什、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的人机共生或增强智能思想与诺伯特 · 维纳的控制论思想非常接近。维纳的控制论也是基于人和机器的通力合作。人机共生的基本思想与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由布什和维纳的麻省理工学院同事马文 · 明斯基（ Marvin Minsky ）和约翰 · 麦卡锡共同提出。人工智能致力于创造出能够自我学习的机器以取代人本身的认知功能。布什、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并不赞同明斯基和麦卡锡的人工智能思想。正如利克莱德所说： “ 一个合乎情理的目标乃是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人和机器能够合作做出决策。易言之，人和机器相互增强。人制定目标、确定假设、决定标准、实施评估，计算机器则负责完成日常例行的计算和信息处理工作，从而为技术和科学思想过程里的决策和洞见铺平道路。 ”恩格尔巴特将布什和利克莱德的思想进一步细化和深化，提出了人和机器实时交互运行的具体方案，包括图像界面、指针、输入设备等。恩格尔巴特构想的人机互动模式并不局限于数学运算。 “ 举凡一切使用符号概念进行思考的人都将因此受益无穷。无论他使用英语、象形文字、形式逻辑还是数学符号。 ”恩格尔巴特如此描述他的增强智能系统。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当恩格尔巴特的文章发表之时，利克莱德恰好到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ARPA ）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担任主任，有权力将联邦政府资金资助给那些前景看好的项目。恩格尔巴特就拿着自己的报告和具体技术方案去找利克莱德寻求资助，果然如其所愿地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项目主管的罗伯特 · 泰勒（ 1932—2017 ）也提供给恩格尔巴特一笔资金。有钱在手，恩格尔巴特很快就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成立了增强智能研究中心。随即，恩格尔巴特和他的团队就创造出个人计算机时代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其一是鼠标的发明；其二是发明了一个完整的增强智能系统（ NLS ， Online System 的缩写）；其三是 1968 年12 月与布兰德合作，成功举办 NLS 系统的盛大展示会，以最炫目的方式展示了个人计算机和人机共生的光明前景，正式拉开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序幕。人们称赞 1968 年 NLS 展示会为 “ 展示之母 ” （ The Motherof All Demos ）。创造力的 “ 核聚变 ” ：集体创造和创新奇迹尽管我们已经认识了嬉皮士运动的开路先锋克西，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思想家布什、恩格尔巴特和布兰德，个人计算机的实际创造者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却依然要问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创造了个人计算机？是谁开启了个人计算机时代？正确答案只能是：开启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是许许多多奇特的英雄和天才，他们之中有嬉皮士、小说家、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政治活动和社区运动领导者。他们性格各异，与众不同。有些人雄心勃勃，有些人谦虚低调；有些人激情奔放，有些人多愁善感；有些人沉默寡言，有些人雄辩滔滔；有些人希望借助个人计算机发财致富，有些人希望借助个人计算机改造社会；有些人欢呼个

人计算机为个性自由的新工具和新福音，有些人则仅仅将个人计算机当作一个普通的辅助工具。创造个人计算机的英雄人物里面，有像乔布斯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有像盖茨那样的天生软件奇才和商业策略大师，有像沃兹尼亚克那样天真无邪的电子工程师，有像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那样的梦想家和科技预言家，有像斯图尔特 · 布兰德那样的时代思想启蒙者，也有像艾伦 · 凯那样矢志将思想付诸实践的实干家。正是这些数之不尽、各具风采的天才、奇才、怪才、鬼才，一起开创了人类的个人计算机时代和数字信息时代。然而，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这些天才、奇才、怪才和鬼才？又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将这些天才、奇才、怪才和鬼才聚合到一起，从而引爆了个人计算机时代创新和创造的 “ 核聚变 ” ？首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和相互刺激。旧金山湾区为什么会诞生嬉皮士、反传统、反战争、反权威、反权力等五花八门的反文化运动？根源是旧金山湾区原本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共生共长、相互刺激、相互碰撞却又能够相互和平共处的地方。相互刺激、相互碰撞的多元文化形成一个自我生长、自我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文化生态系统能够包容一切、孕育一切、鼓励一切、创造一切。摇滚乐、科学思想、科技发明、工程设计、艺术创作、发财致富和改造社会甚至改造人类，所有人类可以想到的新鲜玩意儿，都可以在旧金山湾区找到新的灵感、新的出口、新的平台，这难道不是一种异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吗？归根结底，一切科学思想、科技发明和企业创新都是一种文化现象，都有深刻的文化根源。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最基本、最深刻的结论，那就是创新绝不仅仅是科技创新那么简单，也不是依靠鼓励科学家多搞科研活动就能够促进创新。创新的内涵远比科技创新要丰富得多。没有一个适合各类天才、奇才、怪才和鬼才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创新。

多元文化并非是多个文化传统简单地聚合到一起，而是意味着开放、包容、共生共长、相互启发。如果某种文化或思想成为独断或垄断，反过来肆意压制甚至消灭其他文化、思想，那么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和创造的文化生态体系就将完全枯竭或死亡，创新和创造的生机就将完全断绝。个人计算机时代所揭示的另外一个基本真理是，创新是一个生态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一项真正伟大的创新，譬如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的发明，需要科学家的原创科学思想，需要思想家的预言和启蒙，需要技术专家将科学家的原创思想转化为可以实际运用的技术，需要工业或产品设计师设计原创性的产品模型，需要工程师运用工程技术将设计师的精彩构想变成真正的产品。此外，还需要卓越的市场推销人员将原创产品推销给普通消费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伟大创新的完成，需要一个领袖人物将上述所有环节和人物组织起来，构建一个高效的团队，激励和推动每个环节的所有人员朝着一个目标矢志前行。这样的领袖人物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居于所有创新活动的中心，他们是一群具有卡里斯玛式人格魅力的人物，他们一定具有高度自信、满怀梦想、矢志不渝、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品质。所以熊彼特将企业家置于人类经济增长伟大活剧舞台的中央，企业家是实现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核心人物和关键人物。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运用 20 世纪初期伟大的物理学成就 —— 量子力学 —— 创造了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晶体管的发明为整个信息科技时代奠定了基础。然而，众所周知，肖克利试图将自己的伟大发明转化为商业奇迹的努力一败涂地。事实证明，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天才不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和管理者，甚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创业者和管理者。

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的伟大发明要经过戈登 · 摩尔、罗伯特 · 诺伊斯、安迪 · 格鲁夫（ “ 英特尔三杰 ” ）的伟大创业实践，才真正成为信息科技时代的发动机。摩尔、诺伊斯、格鲁夫性格迥异却各具天赋， “ 英特尔三杰 ” 或许是信息科技革命历史上最神奇、最伟大的 “ 桃园三结义 ” 。摩尔是科技预言家，他以发明主导信息科技时代脉搏的摩尔定律闻名世界；诺伊斯是一个天生具有卡里斯玛式魅力的领袖人物，他开创了硅谷和整个人类信息科技时代的全新企业文化；格鲁夫则是一个管理天才（他本人的学历背景是化学工程师），他将诺伊斯的伟大愿景和摩尔的科技定律贯彻到极致，从而成就了信息科技时代最伟大的企业之一（许多人愿意将英特尔称为信息科技时代最伟大的企业，没有之一）。如果没有乔布斯的远见卓识、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激情的刺激和鼓励，沃兹尼亚克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业余电子器件爱好者。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出身的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则是信息科技时代富有创造性和预见性的思想家。他的著名论文《提升人类智能》是信息科技时代主流思想潮流的重要代表作，他是 1968 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盛会 “ 展示之母 ” 的主角，他是今天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计算机工具鼠标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他几乎独自一人开创了个人计算机的全部技术 —— 图像界面、多元窗口、数字出版、博客形态的杂志、维基百科全书式的网络合作模式、文件共享模式、电子邮件、即时通信、文本链接、互联网可视电话会议系统以及文件的格式化系统，等等。他将这个系统称之为 “NLS” ，这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系统启发了硅谷和个人计算机时代的许多创新者和企业家。艾伦 · 凯如此评说恩格尔巴特： “ 当有一天硅谷用完恩格尔巴特的思想之后，我真不知道硅谷的家伙们还能干啥！ ”然而，这样一位天才加全才的技术思想家却不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试图将自己构思的所有功能和技术整合到一个系统上，将自己设想的 NLS 系统变得庞大无比和复杂无比。他最早设计的鼠标竟然需要 12 个键！

这些极其生动和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人类一切伟大的创新都需要各种各样的天才人物、无数的普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和密切配合。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唯有将各种各样人物的才华和能力恰当地配合和整合起来，才能创造人间奇迹。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之所以如此重要，正在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机制，才能将那些天才、奇才、怪才和鬼才汇聚到一起，共同创造人类科技和商业的奇迹。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克里斯坦森在其《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揭示了人类创新和创造过程的一个基本矛盾：成功往往孕育着下一次的失败，以前的伟大创新者往往成为下一波创新的障碍者、阻挠者和最终的失败者。个人计算机时代创新者悖论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最著名的莫过于施乐公司。施乐公司是复印机产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 1970 年，为了研究和探索人类技术的未来，施乐公司决定斥巨资成立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纯粹科学和技术研究。为了让研究中心不受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和官僚体制的干扰和影响，公司决定到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园设立研究所，并以此命名为施乐帕克研究中心。从任何意义上说， PARC 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正如1909 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斥巨资创办贝尔实验室一样，PARC 致力于纯粹的科学和技术研究，致力于探索人类科学技术的未来趋势。行笔至此，我不禁感叹：实际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将跃居全球创新的最前列，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就是看该国是否有企业能够创办独立研究机构从事纯粹的科学和技术研究，致力于探索人类科技的未来趋势，而不是仅仅为眼前的产品、服务、收入和赢利做短期的研发和设计。贝尔实验室创造了 20 世纪人类技术发明史上的许多奇迹，包

括晶体管的发明。贝尔实验室一个实验室的科技发明就超过许多国家。PARC 从精神理念和使命上与贝尔实验室完全一致。它聘请当时最优秀的科技管理者罗伯特 · 泰勒出任研究所主管。泰勒具有多年主管国防部研究项目的实际经验，同时具有一种超越常人的科研管理能力，尤其具备识人用人，激励年轻天才科学家团结协作、创造奇迹的高超本事。泰勒是一个天生的科技工作管理者和激励者，以善于组织激烈火爆却极富创造性的科研讨论会而著称于业界。人们将泰勒组织的科研讨论会命名为 “ 中间商会议 ” 。作为 “ 中间商 ” 的泰勒，最善于激发出关键问题，让某个研究者首先提出想法，其他研究者开始毫不留情地批评。泰勒自己并非一个科技天才，却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握科研人员的心理敏感底线，既巧妙地激发出最精彩的新创意和新思想，又能够避免研究人员伤了和气。他能够将各种各样的科技天才汇聚到一起，尤其善于吸引年轻的研究生或科技天才，并以各种办法促进他们完美协作与高效工作。人们将泰勒的工作方法概括为 “ 创造性折磨 ” ，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刺激、质疑和折磨，将各自脑海里最精辟的想法挖掘出来。正是在泰勒的杰出领导下， PARC 在成立后的短短数年里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其中最具前瞻性的研究就是艾伦 · 凯所领导的个人计算机研究。艾伦 · 凯是开创个人计算机时代的众多天才思想家和工程师之一，他的著名格言 “ 预测未来的最佳办法就是创造未来 ” ，为乔布斯所欣赏并终生信奉不渝。凯不仅完整地提出了个人计算机的架构设计和具体制造方案，而且和同伴一起制造出最早的个人计算机样机。凯是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的信徒，他将恩格尔巴特关于个人计算机的一系列思想大大向前推进，变成完全可实现的技术方案。易言之， PARC 几乎发明了个人计算机产业所需要的全部技术。除此之外， PARC 还开发出最早的互联网应

用协议（ PARC universal packet ）。泰勒后来说： “20 世纪 70 年代，施乐公司的 PARC 发明了让互联网成为可能的绝大多数技术。 ”然而，我们知道，施乐公司既没有成为互联网巨头，也没有成为个人计算机行业的巨擘。当然，施乐公司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世界 500 强企业，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品牌，是值得所有人尊重的伟大企业。然而，当年曾经发明了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两大未来产业大多数核心技术的施乐公司，如今却被苹果和谷歌远远抛在后面，市值仅仅百亿美元。施乐公司究竟是如何错过了主导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的机会？创新者的窘境在于，作为某个行业的领导者，他们的注意力往往总是集中在现有行业的发展趋势上，对于其他行业或者可能威胁到现有行业生存的新型行业或技术往往视而不见或者漠不关心。经济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之为 “ 路径依赖 ” 。过去的成功决定了下一步的发展路径，一个在某个行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管理者要完全跳出现有路径，独辟蹊径地开创新的行业，是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其实并非个别公司或管理者的个别现象，而是人类企业发展历史乃至人类制度演变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创新者的窘境能够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所谓的百年老店或基业长青的企业少之又少，也能够解释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为什么是人类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个领先的企业永远领先任何新的行业，那么新的企业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出人头地。由此可知，创新者的窘境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它是人类行为的必然结果。当以凯为首的 PARC 研究人员玩儿命般地痴迷于个人计算机研发之时，施乐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却仍然只关心复印机行业的未来。当时施乐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已朦胧感觉到复印机行业将面临巨大挑战，却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挑战。他来到 PARC ，反复召集会议，要求凯等人详尽评估复印机行业的未来。正是在一次令人抓狂的趋势研判会议

上，凯脱口说出了那句名言： “ 预言未来的最佳办法就是创造未来！ ” 施乐公司总部高官对凯狂热追求的个人计算机缺乏最基本的认知和最起码的热情。1973 年 3 月，凯和他的同伴们偷偷摸摸、想方设法地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个人计算机样机，取名为 “ 施乐 Alto” 。在施乐公司一次全体高管大会上，凯展示出 30 台 “ 施乐 Alto” 样机，供大家体验试用。据说当时施乐公司所有高管没有一个人有兴趣试用，倒是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们对新机器显示出极大兴趣，纷纷尝试用新机器打字，使用鼠标进行编辑，即使这样也没有引起施乐高管们的注意。 PARC 的主管罗伯特 · 泰勒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他自己不请自去，希望向施乐高管们推销个人计算机）。泰勒非常失望地感叹： “ 他们根本不屑于去体验新机器，他们认为那是秘书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施乐 Alto ，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喜欢。经过那次活动，我完全认识到施乐公司永远不会进军个人计算机行业。 ” 一位施乐公司高管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泰勒： “ 计算机永远不会像复印机那么重要！ ”创新者的窘境具有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公司运营和管理结构的转型往往非常困难，成功的案例并不普遍。新的行业意味着新的产品设计、新的生产线、新的包装和品牌战略、新的市场开拓策略、新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新的销售团队。从成本角度考虑，很少有公司高管有魄力下决心进军完全新的行业。凯如此感叹施乐公司错过了个人计算机的历史性机会： “ 一个早已稳稳当当、功成名就的施乐公司不适合管理创新了。创新意味着完全新的产品、新的包装设计、新的产品说明书、新的产品设计，训练新的团队，到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开发新的市场。 ”接下来的故事举世皆知。施乐公司将 “ 施乐 Alto” 个人计算机系统免费送给美国许多研究中心试用，激发了围绕个人计算机的创新浪

潮。最早得知 PARC 新科技的人员就包括乔布斯团队。当团队成员告知乔布斯 PARC 的最新成果之时，乔布斯立刻认识到那就是个人计算机的未来。精明的乔布斯和施乐公司总部投资部门做了一笔交易：如果施乐公司同意向他展示和转让 PARC 的个人计算机技术，乔布斯就同意施乐公司投资苹果公司 100 万美元。当时苹果刚刚上市，股价暴涨，炙手可热。施乐公司立刻同意了这个交易。乔布斯和他的团队一刻没有耽误，直奔 PARC 办公室，几乎是以蛮不讲理的强迫态度让凯的团队将个人计算机的最新技术和盘托出。据说凯团队里好几个成员在把 “ 珍贵绝密技术 ” 展示给乔布斯之后，都忍不住大哭一场！乔布斯如获至宝，从此，个人计算机行业迎来了最成功也是最大的玩家！1.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69.2.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0.3.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2.4. 摘自 2005 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可查阅斯坦福大学网站。5.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9.6.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59.7.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63.8.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64.9.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3.10.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3–274.

11.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4.12.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4.13.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5.14.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6.15.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6.16.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6.17.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78.18.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94.19.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93–294.

第七章双星系统：创新者的个性和创新路径个人计算机行业的创新实际上已经停顿了。微软公司垄断该行业，却几乎没有任何创新。苹果公司彻底失败。桌面计算机市场已经进入黑暗时代。——1995 年，乔布斯评论盖茨和微软难道你不知道乔布斯实际上对技术一窍不通？他只不过是一个超级推销员。我难以相信你们竟然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乔布斯压根儿不懂任何工程技术，他说的 99% 都是错误的 …… 苹果公司收购 NeXT ，实际上就是收购了一个人（乔布斯），何况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预测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首席执行官，因为乔布斯对此没有什么经验。——1997 年，盖茨评说乔布斯人类伟大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生活史，是一幕幕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的人生活剧，主角就是那些个性张扬、性格迥异的人物。实际上，人类创新历史就是一个个独特的个性化故事，正是这些个性化的故事造就了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文化创新；正是这些性格各异、特立独行的个人推动了经济增长。

理解人类经济增长之谜，其实就是理解个人的创造性、创新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就是理解促进创新、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氛围和生态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的数理模型抽象化了人类经济增长伟大活剧里最关键的角色 —— 创新者和企业家，抹掉了经济增长和创新的真正秘密 —— 人性或人心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包括：人性中追求卓越的高贵品质，改变世界和改造人类的英雄气概，永不言败的超人意志，极具诱惑力、煽动性的卡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敢于塑造未来而不是跟随潮流的远见卓识，或者所谓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美国硅谷数十年奇迹般的创新和创业历史，就好像滚滚江河永不停息一样，一代又一代传奇般的创新者和创业者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是硅谷创新历史最鲜明的特征。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去号召创新和创业，没有任何明确的政府产业政策去引导人们去创业和创新，没有什么创新和创业的五年规划或十年大计，没有任何专门的机构去审核和评估什么是创新、创造和高科技，也没有什么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庞大的政府基金，你甚至都说不出哪里算是人们心目中的硅谷地区。事实上，硅谷是新闻记者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用以形容那片极富创业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就是那片区域里，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天才、奇才和怪才，他们的想法可能在几年之内改变科技和商业世界的格局。他们中有的是大学教授和顶级科学家，有的是大学辍学者和嬉皮士，有的是业余爱摆弄电子产品的天才黑客或极客，有的是喜欢突发奇想却又极具鼓动性和诱惑力的推销奇才。他们中有的出身上流社会甚至名门望族，有的出身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有的出身卑微，少小贫穷。

他们中有的是土生土长的 “ 硅谷 ” 或加州人，有的来自纽约和东部英格兰新教地区，有的来自乡土气息浓厚的美国中部 “ 乡土 ” 地区，有的来自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他们中有的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有的信仰佛教或禅宗，有的信仰伊斯兰教，有的信仰中国儒家学说，有的根本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中有的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有的历经艰辛，大器晚成；有的竭尽全力却功亏一篑；有的几起几落，饱经风霜。他们中有的性情温和、待人宽厚，有的高贵典雅、风度翩翩，有的性情暴躁、待人鲁莽，有的怪异孤僻、不近人情，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寡言少语、沉默是金。易言之，不论出身、信仰和性格，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创新者和创业者，关键就看那一粒可贵的种子是否能落入那片合适而肥沃的土壤中。创新和创业的土壤 —— 我们称为创新和创业的生态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动态演化生态体系，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就是一切创新和创业的最大秘密。只要生态体系是最好或最合适的，任何种子都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或成为有用之才，或成为奇花异草。在人类创新和创造的全部历史里，有时会出现一些令人惊异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同时涌现出两个或多个性格迥异的天才。他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往往就决定了那个时代、那个领域和那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沃尔特 · 艾萨克森在《史蒂夫 · 乔布斯传》中生动地描述了信息科技时代的这个奇特现象，那就是盖茨和乔布斯所构成的信息科技时代的 “ 双星系统 ” 。艾萨克森说： “ 在天文学中，当两颗星体轨道交织，由于引力相互作用，就会出现双星系统。 ”

物理学对双星系统的定义是：两颗质量极其接近的星体，由于万有引力也十分接近，所以彼此吸引对方，互相绕着对方旋转，永不分离。人类社会类似的双星系统则是指同一时代的同一个领域里出现两个绝世天才，他们相互吸引又相互竞争，他们都有着极其高远的目标和宏大的愿景，但对于实现目标和愿景的路径却往往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从而在为人处世和战略战术上大异其趣；他们有时可能是相互帮助、互相启发、极其亲密的战友，有时却可能成为相互敌视甚至公开决裂的对手；他们有时惺惺相惜，为对方自豪，庆幸自己有这样伟大的伙伴或盟友，有时却又希望对方完全不存在。艾萨克森认为 20 世纪初期物理学领域的爱因斯坦和玻尔是一对科学双星；美国建国初期的两位建国之父 ——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是一对政治双星；盖茨和乔布斯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个人计算机时代发展的头30 年的一对双星。爱因斯坦和玻尔是科学史上的两大巨人，也是 20 世纪物理学新天地的开拓者。前者以发现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而彪炳史册，后者则以原子结构模型的发现者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开山大师闻名于世。两位顶级科学大师相互欣赏，惺惺相惜，成为 20 世纪数十年里最璀璨的科学双星。然而，两位科学家对量子理论的认识，尤其对量子理论哲学意义的看法却大相径庭。玻尔坚信量子理论对世界或宇宙的概率论解释，爱因斯坦则深信量子力学对宇宙和世界的概率论解释绝非世界的本来面目，他坚信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其著名格言是： “ 上帝从不掷骰子！ ”爱因斯坦与玻尔围绕量子力学的著名论战持续数十年，几乎所有顶级科学家皆加入这场论战。论战刺激出来的科学实验和理论文章数

之不尽，相关趣事早已成为 20 世纪科学史的佳话。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这场论战至今余音袅袅，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初期看起来是玻尔的概率论思想占上风，后来却似乎是爱因斯坦的决定论逐渐收复失地。毫无疑问，爱因斯坦与玻尔的科学论战不仅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争论之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科学理论的发展方向。熟悉美国开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托马斯 · 杰斐逊和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是美国建国大业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两位人物。杰斐逊出身豪门，继承巨额遗产，拥有庄园数千英亩，奴隶数百名，生活优越，教育优良，读书万卷，知识渊博，天资聪颖，爱好广泛，思想深邃，气质优雅。汉密尔顿出身低贱，从小饱受生活艰辛的折磨和煎熬，母亲为生活所迫曾沦为妓女，父亲则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流浪汉，抛弃三个孩子远走高飞，不知去向。母亲去世之时，汉密尔顿年仅 10 岁，他不得不独自谋生： 12 岁到码头打工，顽强坚持自学，天才开始展露； 14 岁得到贸易商人的欣赏，担任贸易公司经理，随即被资助保送到美洲大陆的国王学院（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学习，并很快投入美国独立战争的时代洪流，担任总司令华盛顿将军的战地副官。与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也是聪明绝顶，兴趣广泛，思想深邃，知识广博，远见卓识，无人能与之匹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为美国独立和建国皆做出了巨大贡献。杰斐逊以起草《独立宣言》名垂青史，汉密尔顿则以撰写《联邦党人文集》万世流芳；杰斐逊出使法国和欧洲，为美国独立战争争取国际援助辛勤奔走，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副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杰斐逊是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汉密尔顿则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也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财政部长）。然而，美国建国大业时期两颗政治巨星的根本政治理念却分歧巨大。杰斐逊心目中理想的美国是一个以小农或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国

家，充满着田园诗般的质朴、单纯和浪漫；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则是以强大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为立国之本，必须抢占世界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制高点。杰斐逊心目中的美国制度是各个相对独立的州政府之间的松散联合体，联邦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高度制约或压缩；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制度则是以一个强大的中央或联邦政府为核心，联邦政府必须拥有国防、外交、立法、司法、财政、税收、金融、贸易、教育、产业等所有方面的强大权力。杰斐逊将金融家和金融业看作贪婪的象征和罪恶的渊薮，极力反对汉密尔顿的金融立国方案；汉密尔顿则认为金融是国家强大和富裕的必由之路，全身心致力于构建美国的金融体系。杰斐逊认为大制造业和企业家唯利是图，将严重损害农民或小业主的利益，必须严格限制；汉密尔顿则认为强大的制造业是强国富国的必由之路，他游说国会通过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全力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兴旺发达。杰斐逊的政治哲学思想后来演变为民主党的思想基础，汉密尔顿的政治哲学思想则演变为共和党的思想基础。美国建国 200 多年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辩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思想总是如影随形。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政治双星的理念和政策分歧，始终是美国制度和政策变迁的主旋律。这一奇特现象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到 20 世纪后半期的信息科技时代，一对新的双星 —— 盖茨和乔布斯冉冉升起，他们长达 30 年的相互竞争和合作决定了个人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同年出生的盖茨和乔布斯有着非常不同的出身和家世，除了年龄以外，他们几乎每个方面都截然不同。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著名律师，母亲是当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多个声望卓著的社团理事会的重要理事。青少年时期的盖茨就读于西雅图最好的私立中学 —— 湖滨高中，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天之骄子。

中学期间，盖茨开始显露出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天才。他为学校设计了一个排课程序，据说主要动机是为了让他能够和自己中意的女生一起上课；他还为管理交通的工程师设计了一个清点汽车数量的程序。高中毕业，盖茨顺利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对于盖茨而言，这一切似乎都是那样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与此相反，众所周知，乔布斯的生父是叙利亚人，母亲是美籍德裔。姑娘爱上叙利亚小伙，遭到了她父亲的极力反对，其父甚至威胁要断绝父女关系。姑娘怀上乔布斯时，就决定要把孩子送给他人抚养，唯一条件就是养父母必须答应攒足够的钱，以便让孩子成年之后能够上大学。被遗弃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乔布斯的内在性格、世界观甚至整个人生历程。养父母对乔布斯视如己出，爱护有加，却始终无法弥补乔布斯内心最深处的隐痛。与盖茨中规中矩、一帆风顺的青少年成长道路完全不同，乔布斯几乎从咿呀学语开始就满怀叛逆情绪，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反文化、反传统的嬉皮士。他是寻求自我精神超越和完美的灵魂修道者，是佛教禅宗的狂热信奉者，是印度和日本禅宗大师的忠实追随者，也是摇滚音乐和反潮流文化的铁杆 “ 粉丝 ” 。养父母希望他就读斯坦福大学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此省吃俭用，攒足了学费。乔布斯却毫不理会，执意跑到俄勒冈州一所艺术学院去学习现代艺术。与盖茨一样，乔布斯也是一个辍学者。不过盖茨辍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创办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乔布斯辍学的理由却是讨厌艺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和氛围。辍学之后的乔布斯选择选修自己喜爱的课程，主要精力却放在禅宗修炼和精神冥想上。如此这般晃荡一年多之后，乔布斯开始寻找一份工作以便获得财务独立。与盖茨一样，乔布斯也是新鲜电子产品的狂热爱好者，不过盖茨的爱好是 “ 高大上 ” ，乔布斯的爱好却是 “ 恶作剧 ” 。譬如，乔布斯和他的伙伴沃兹尼亚克一起，制作所谓 “ 蓝盒子 ” 截取电话公司线路，狂打

免费电话，甚至假装基辛格试图给梵蒂冈教皇打电话；制作电视天线扰乱朋友家庭的电视信号；等等。如果说盖茨创办微软公司是有计划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创办苹果公司却是从 “ 恶作剧 ” 逐渐过渡到打算成就一番事业；如果说盖茨创办公司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和步骤，那么乔布斯开始的创业却是漫无目标的胡打乱撞。无论是对个人计算机发展方向的看法，还是个人管理公司的风格和技巧，盖茨和乔布斯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盖茨对编制计算机程序相当在行，分析能力超强，对商业世界的认知理性而现实。他认为个人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应该分开，硬件制造商必须制造出能够兼容任何软件的个人计算机硬件，软件编写者则应该设计出能够运用于所有计算机的软件程序，所以盖茨拒绝将微软的软件开发与某个个人计算机硬件制造商完全捆绑到一起。无论是IBM 还是苹果，他不想将微软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完全寄托到某一个计算机硬件制造商，他要设计开发出能够为所有计算机兼容和运用的软件，这样微软公司才有最广泛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成长前景。盖茨先后拒绝 IBM 和乔布斯独家拥有微软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要求。与之相反，乔布斯则坚信个人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二者不可分离。从苹果 I 、苹果 II 、麦金塔一直到后来苹果公司的 iPad 和 iPhone ，都彻底贯彻了乔布斯的基本哲学理念，一以贯之。乔布斯是一个天生的完美主义者，不是盖茨那样的实用主义者。乔布斯对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同样的高度重视和完美要求，哪怕是顾客根本不会看到的产品内部部件。乔布斯并不是一个技术高手或专家，却对如何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来制造可供大众消费者使用的完美产品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度和预见性。

如果说盖茨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严谨的逻辑分析，那么乔布斯的思维方式则主要是直觉和本能感受；如果说盖茨是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实干家，那么乔布斯就是一个信奉完美主义的梦想家；如果说盖茨设计产品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求，那么乔布斯构想和制造产品就是为了创造新的需求。乔布斯的名言是： “ 需求不是被满足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乔布斯坚信直觉是人获得灵感和知识最有效的办法，与直觉相比，所谓逻辑或理性分析显得苍白无力。他把这种基本的认识论贯彻到全部产品设计开发和企业经营活动中。如何利用先进科技来创意、设计、制造和销售人人欢迎的产品，乔布斯确实具有天生的敏感度和预见性。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乔布斯的看法的确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似乎更能够触及事物的本质，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从企业或商业发展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很难说盖茨哲学和乔布斯哲学孰优孰劣，他们都创造出了信息科技时代的伟大传奇，都从根本上改造或革新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替代的英雄人物和创业创新典范。盖茨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算得上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与之相反，乔布斯则性情暴躁、粗鲁无礼、情绪多变、反复无常。乔布斯那著名的现实扭曲力场效应，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神奇的卡里斯玛效应或个人魅力，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歪曲事实，自欺欺人。乔布斯天生具有一种渴望掌控一切的冲动和本能，很难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意见，这导致他早年创业盟友纷纷离他而去，自己也不得不离开苹果公司。乔布斯对人的看法非常奇特，他将人简单分为天才和笨蛋两种，对手下工程师及其工作的评价要么是天才或天才之作，要么就是笨蛋或狗屎，从而导致一些颇有才华的工程师和商业人才离他而去。乔布斯从不注重社交礼仪或文明礼貌，他经常在公众场合让同事、合作伙伴甚至社会名流下不来台，类似故事不胜枚举。

总之，如果按照一般人的观感和想法，乔布斯绝对是一个不合群的怪人。如果不是美国硅谷具有那样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乔布斯和苹果公司恐怕不会成长壮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创新创业文化生态体系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对比研究盖茨和乔布斯的个性及其管理风格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两位信息科技创新英雄的好奇，而是从他们迥然相异却同样大获成功的个性和管理风格上，能够找到人类创新、创造和创业的真正秘密。我们一再强调，这个秘密就是富有生机活力、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体系。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和生态体系，任何奇特人物都能够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都能够找到孕育和滋养自己的土壤。纵观历史，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说曾经有过创新和创业蓬勃兴盛的时期，那个时期必定是一个文化多元和包容的时代。盖茨和乔布斯这一对信息科技时代星空的双星，有合作，有竞争，有时相互欣赏，有时相互鄙视和诋毁，最终却共同创造了人类科技和商业的全新时代。与盖茨相比，乔布斯的事业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他与盖茨一样少年得志，年仅 20 多岁就彻底改变了个人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和沃兹尼亚克创办的苹果开启了个人计算机时代。沃兹尼亚克主要是一个技术极客，是乔布斯的远见卓识、坚持不懈和卓越的销售才能将沃兹尼亚克和其他人的技术天才转化为信息科技时代的大众消费产品。正当事业逐渐迈入巅峰之时，乔布斯却被无情地赶出了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内部那些他曾经最好的朋友、合作伙伴以及像父亲一般呵护过他的人都抛弃了他。乔布斯被赶出苹果公司，客观上说，这与他个人的专横独断、我行我素和商业判断错误有直接关系。麦金塔计算机项目注定是一个失败的项目，事实证明乔布斯围绕麦金塔计算机

的商业策略与市场趋势完全不符。被赶出苹果公司是乔布斯为自己的固执己见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是他个人事业遭遇的最大挫折。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正值美国科技浪潮汹涌澎湃之时，其他科技公司的股票价格皆一飞冲天，而乔布斯亲手创办的苹果公司的股价却一直下降，即从 1991 年的每股 70 美元下挫到 1996 年的每股 14 美元。公司年年巨额亏损，仅 1995 年就亏损高达 10 亿美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整个世界无情抛弃，曾经人人宠爱有加的 “ 王子 ” 沦落为人人唾弃的弃儿，乔布斯的心都碎了。离开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并没有灰心丧气、止步不前。依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30 岁的乔布斯完全可以 “ 退休 ” 享受生活了，因为他早已名利双收。离开苹果公司后，乔布斯立刻将所持苹果公司股票全部卖出，只保留 1 股以便能够有资格参加股东大会，这一操作让他套现近 2亿美元。坐拥数亿美元身价，完全能够享受任何奢侈的生活了。然而，乔布斯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他渴望成功和荣耀，渴望掌控一切，渴望创造出世界上最完美的产品，渴望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渴望击败一切竞争对手。他对金钱也十分在意，然而，他拥有金钱却不是为了过上奢靡和豪华的生活。2010 年，也就是苹果公司成为上市公司 30 年之后，乔布斯如此回忆和反思： “ 苹果公司上市后，我看到公司一些人一夜暴富之后就琢磨着要过不同的生活了。有些人买了劳斯莱斯和各式各样的房子，每套房子都有管家，然后再雇人来监督管家。他们的太太争先恐后地去做整形手术，将自己变成奇形怪状的人。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向自己做出保证，决不让金钱毁掉我的人生。 ”乔布斯年仅 20 来岁就成为著名的亿万富豪，却一直居住在陈设极其简单的房子里（几乎没有家具），即使结婚后也没有搬进金碧辉煌的豪宅，以至当盖茨到乔布斯家里的时候，被他简陋的家居惊呆

了： “ 你们全家就住这样的房子？ ” 盖茨造价近亿美元的豪宅举世闻名，对于乔布斯的深居简出自然深感震惊。修炼禅宗深深影响了乔布斯对物质享受的态度，深信拥有物质财富不仅不会丰富人生，反而会成为人生的桎梏。乔布斯说： “ 其他每个首席执行官都有贴身保镖小分队，他们甚至把保镖安置到家里。这简直是一种发疯的生活方式。我和妻子决定，这绝不是我们养育孩子的生活方式。 ”因此，离开苹果公司之后坐拥数亿美元的乔布斯立刻开始了新的征程。他先是创办 NeXT 计算机公司，接着收购皮克斯公司。为了支持两家公司的运作，他自掏腰包近亿美元。 NeXT 公司不算特别成功，皮克斯却创造了动画电影史上的奇迹。乔布斯亲自主导的《玩具总动员》系列动画电影，至今无人超越。这一系列电影不仅收获了令人艳羡的票房，而且开启了动漫电影的新境界和新时代，皮克斯公司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行将就木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电影界的知名企业，上市之后的市值一度接近百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乔布斯担任首席执行官并主导皮克斯所创造的电影神话，生动地诠释了乔布斯将艺术和科技结合起来创造完美产品的理念。乔布斯喜欢把自己描述成生活于人文和科技前沿交界线上的人，科技和人文的结合、科技和艺术的结合，是乔布斯给人类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乔布斯相比，盖茨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挫折，他专注开发能够运用于任何计算机硬件的操作系统和软件产品。视窗系列操作系统获得了信息科技时代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也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最大的垄断，盖茨因此迅速跃居科技巨富的首位。自 1993 年起，他就一直稳居世界首富的宝座，虽有短暂时刻被其他人超越，但其科技首富和世界首富的地位却始终无人能够撼动。

1995 年底，乔布斯颇为哀伤地感叹： “ 个人计算机行业的创新实际上已经停顿了。微软公司垄断该行业，却几乎没有任何创新。苹果公司彻底失败。桌面计算机市场已经进入黑暗时代。 ”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乔布斯的失落、失望和不服气的坚毅态度。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情感驱使他两年之后重返苹果公司，并创造出信息科技时代最令人目眩的辉煌成就。乔布斯指责和抱怨微软垄断个人计算机行业却没有多少创新，盖茨同样对乔布斯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甚至满怀鄙视。当 1997 年初，深陷困境的苹果公司决定收购乔布斯离开苹果之后所创办的 NeXT 公司时，盖茨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当时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 难道你不知道乔布斯实际上对技术一窍不通？他只不过是一个超级推销员。我难以相信你们竟然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乔布斯压根儿不懂任何工程技术，他说的 99% 都是错误的。天啊，你们竟然收购他那个垃圾公司，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苹果公司收购 NeXT 之后，盖茨知道乔布斯早晚会回到苹果公司出任首席执行官，但他却深刻怀疑乔布斯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首席执行官： “ 苹果公司收购 NeXT ，实际上就是收购了一个人（乔布斯），何况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预测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首席执行官，因为乔布斯对此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对伟大的设计和伟大的工程技术具有极其优越的品位。他极力控制自己那些发狂的想法，才得以勉强赢得代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想想吧，只过了不到 5 年时间，乔布斯就开始被全球企业界评选为最佳首席执行官第一名，以后多次获此殊荣。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类一些最重要、最关键的事情根本无法预料，同时也证明创新和创业的成功是无法预测的。

而立之年的乔布斯曾经宣告： “ 年龄超过 30 岁或 40 岁的艺术家还能够创造出真正激动人心的作品，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稀奇事。 ”然而，超越不惑之年的乔布斯恰好迎来了他人生事业最辉煌的时代，他用自己的骄人成就证明， 40 岁以上的人照样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创新者。究竟是盖茨的软硬件分离模式更加成功，还是乔布斯的软硬件一体化模式更为成功，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定论。无论如何，信息科技时代尤其是个人计算机时代就是少数英雄人物的人格演化史，或者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 “ 一部精神现象史 ” 。伟大的创新者和创业者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却并非是那么 “ 可爱 ” 的人。绝大多数伟大创业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雄心勃勃、远见卓识、个性张扬、控制欲强、傲慢自负、目空一切、鄙视他人、轻视同僚、擅长表演、夸大其词、倔强固执、毫不妥协、缺乏同情、我行我素、斤斤计较、财迷心窍等。这些特质绝非是凡夫俗子所谓的可爱品德，凡夫俗子难以与这样的伟大人物相处，除了被动屈服和忍耐，别无他途。乔布斯就是具有所有这些品质的典型代表。他批评员工、同僚和合作伙伴从不留情面，他解雇员工从不事先通知，也不打算给开除的员工任何补偿。他对那些敢于公开挑战他想法的人往往怀恨在心，甚至公开争吵、厮打和决裂。乔布斯的一生穿插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或许，正如英国古典时期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 · 斯密和曼德维尔等人已经证明的那样，我们通常以为的人性之恶 —— 譬如自私、自负、虚荣等 —— 却往往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人类创新和创业的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个性和品格都可能促成伟大的创新和创业，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和土壤。由此出发，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在增进人类品德和丰富人类知识的同

时，往往形成一些僵化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让我们以一种机械化的模式来定义 “ 好人 ” 和 “ 坏人 ” 、 “ 好品德 ” 和 “ 坏品德 ” 。1.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2.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05.3.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105.4.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295.5.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302.6.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303.7.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p. 130.

第八章创新的灵魂：富有创造力的研究性大学热爱自由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妥善保护让自由成为可能的一切资源，从神圣的家庭、肥沃的土地到科学家的天才。—— 艾森豪威尔，美国第 34 任总统就算我们认同创造、创新和创业的生态体系理论，就算我们认为一个生态体系里很难说哪个因素是最关键因素，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创造、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里最核心的因素或力量是富有创造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伟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创新和创业生态体系的定海神针和活力之源，这恐怕是人类所有创新创业历史最主要、最宝贵的经验， 20 世纪之后尤其如此。假若没有斯坦福大学，就不可能有硅谷的创新和创业神话；假若没有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和特拉维夫大学，就不可能有以色列令人吃惊的创新和创业故事；假若没有剑桥大学，就不会有剑桥科技园的奇迹；假若没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不会有波士顿 128 号公路周围科技园的辉煌。或许这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什么创新创业的神话却是那样的稀缺和珍贵？事实非常简单，拥有大学和科研机构与创新创业并非一回事。

究竟什么样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才是孕育和刺激创新创业的圣地？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才能够让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推动创新和创业的生力军？回答这些问题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当今的世界，人类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那就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让位于依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从任何意义上说，创新都将是人类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即使还能够依靠自然资源摆脱贫穷和发财致富，也必须逐渐放弃这种方式，因为消耗自然资源必然恶化全球环境。比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全球气候变暖的势头得不到遏制和逆转，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将完全被气候变暖的恶果抵消，一些已经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穷的国家和人民将重新陷入贫穷的深渊。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必须依靠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压力尤为巨大，因为日益提高的环保标准将大幅度提高能源和资源消耗的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加速消失。简而言之，人类要继续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十亿人要摆脱贫困、实现繁荣，唯一道路就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我们首先需要检讨当今世界的大学教育模式。事实上，很多大学并不是创造、创新和创业的助推器，反而成为创造、创新和创业的巨大障碍。在人类发展史上，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 18 世纪以后才有的新事物，它直接源于科学革命和科技创新的大爆发。当然经济学者会将科技创新和科学革命的起源追溯到西方世界（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政治制度革命和产权制度革命，后者又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多项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价格革命（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白银滚滚流入西欧，引发西欧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以及 1688 年英国政治制度历史上划时代的光荣革命，等等。

历史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时间隧道。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追溯得那么遥远、那么全面。单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而言，它直接来自英国实验科学的兴起。英国实验科学则源自弗朗西斯 · 培根和艾萨克 ·牛顿，波兰的哥白尼和意大利的伽利略则首开先河。简言之，人类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历程之所以得以开启，首先源自系统性和持续性的科学思想革命和科技创新手段。现代意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是发端于培根和牛顿时代。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以及其他国家某些古老大学起源更早，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些古老的大学显然只是一个人文研究和讲学机构，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研究性大学和持续性的科学研究场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性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兴起，正是促成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对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似乎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假若没有数百年前奠基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许不会发端于英国。研究性大学和持续性科研机构对于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到 19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 20 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不争的事实。德国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创立于 1820 年，这所大学的创立与后来德国的迅速工业化和迅猛崛起为世界工业强国有着直接和紧密的关系。德国科学界和技术界的大多数精英都出自柏林洪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之外，德国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德国能够执掌世界工业革命许多领域之牛耳，绝对不是偶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最大秘诀就是日本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迅速崛起，如著名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成为日本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美国开始迅速追赶和超越英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军国家。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美国开始主导全球

的科学革命和科技创新。追根溯源，我们必须到美国数之不尽的研究性大学和科研机构里去寻找答案。1890 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建立了人类商业历史上的第一个专门的企业内部研究机构。 1907 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创办了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从此之后，大企业创办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美国企业争夺产业制高点、赢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法宝，大公司与研究性大学的合作开发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学和学院迅速成为全球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众多新型的研究性大学和科研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最著名的是洛克菲勒捐资创办的芝加哥大学和利兰 · 斯坦福（ 1824—1893 ）捐资创办的斯坦福大学，时间都在 1890 年前后。斯坦福大学的创办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动人的故事，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和人间大爱完美结合的故事。美国建国的 200 多年历史里，类似的企业家精神和人间大爱完美结合的故事很多，这是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遍布美国大地的众多世界一流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研究院、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等，许许多多都是企业家捐资创办。捐资的动机或者是为了纪念捐助者的亲人、朋友、伟大人物，或者纯粹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或者出于极其虔诚的宗教信仰，或者出于对母校和家乡的感恩。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美国现象。其他国家和民族同样有许多人从事慈善事业，但是像美国企业家那样捐资兴建如此众多的教育机构，应该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说，全世界乃至全人类都从美国企业家的慷慨捐助里受益颇丰。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者是利兰 · 斯坦福夫妇。利兰 · 斯坦福既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又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家。斯坦福是贯通美国东西部广袤大陆铁路运输线的投资者和建造者，铁路投资为他积累了巨额财富。1885 年，斯坦福的财富超过 2000 万美元，与当时美国 GDP 相比， 2000万美元大约相当今天的 200 亿美元；从物价指数折算来看，也相对于今

天大约 60 亿美元。毫无疑问，斯坦福是美国当时的著名富豪。同时，斯坦福投身政治活动，成功当选美国参议员和第一任加州州长。辉煌的人生总有不如意之处。 1885 年，斯坦福夫妇年仅 15 岁的独生子小利兰 · 斯坦福游历欧洲期间感染伤寒，不治身亡。痛失爱子使斯坦福夫妇悲痛欲绝。为了怀念爱子，他们决定将全部家产捐献出来创办一所大学或研究院。斯坦福为此专门到哈佛大学咨询时任校长查尔斯 · 威廉 · 埃利奥特（ 1869—1909 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到底是建一所大学好还是创办一所研究院好。埃利奥特的答案是建一所研究性大学。斯坦福夫妇选择离旧金山中心市区大约 80 千米、一个名叫帕罗奥多的地方作为大学校址。须知 100 多年前的帕罗奥多基本上还算是荒野之地，绝非今日寸土寸金的硅谷胜地。当时就有人对斯坦福的宏图大计泼冷水，认为没有人会跑到那里去上学。然而，斯坦福夫妇坚信好的学习环境最好远离城市中心。仅此一点，就充分显示了斯坦福夫妇作为企业家和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教育是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选择离市中心看似遥远的地方，就能够为大学的发展开辟极其广阔的空间。斯坦福斥资购买了约33 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大学校园的地盘。一所大学占地 33 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简单比较一下，北京市（新）西城区的总面积不过 50 平方公里，上海自贸区面积不过 28.78 平方公里。今天，当徜徉在美丽广阔的斯坦福大学校园之时，我们不得不惊叹斯坦福夫妇的伟大壮举。古木苍翠，绿树成荫，芳草萋萋，鲜花烂漫，建筑庄严，气势雄伟，仅那数量众多、规模宏阔的体育设施就足以让人艳羡。从篮球到高尔夫，从游泳到跑马场，体育运动设施一应俱全，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占地面积，怎么能够兴建如此齐全和漂亮的体育设施。任何学生和学者进入斯坦福大学，首先就被雄伟壮阔的校园震撼和吸引，心胸顿时豁然开朗：这才是理想的大学校园。

今天，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中心，位居创新和创业圣地的核心地带。如果当年斯坦福夫妇没有如此伟大的气魄，购买如此广袤一片土地，就不可能有 20 世纪 50 年代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兼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 · 特曼的伟大创举。特曼教授廉价出租 580 英亩（约 2.4 平方公里）校园地皮以支持科技公司发展的惊人创举，早已成为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发展史上的一个神话和转折点。人们公认，硅谷的起源就是特曼的历史性决定，即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几乎只是象征性地收费）将近 1/10 的校区出租给科技公司，从此将斯坦福大学和众多史诗般的创新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坦福大学从此不仅迅速跃升为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而且更成为硅谷创新和创业的最大孵化器，成为无数创业者和创新者的精神家园和事业发祥地。人们已经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硅谷的企业、企业家和划时代的创新思想源自斯坦福大学，仅仅提到惠普、谷歌、思科、雅虎就足以能够证明。当斯坦福夫妇决定捐出全部家产兴建一所大学之时，斯坦福对妻子说了一句话： “ 今后全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 斯坦福夫妇将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转化为人间大爱，立志为加州人民兴建一所顶级大学，将个人悲情升华为国家和人类的宏图大业，这难道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吗？1891 年 10 月 1 日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之时，有 555 名学生入学，大大超出之前的预料，让那些预言没有人愿意到蛮荒之地读书的人大跌眼镜。百年来，斯坦福大学为全球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各类学者多达数十万人。如果我们看看如下一组数据，就完全可以理解一粒爱的种子如何成长为整个人类的巨大财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总共培养出 58 位诺贝尔得奖者、 5 名普利策奖得主、 27 位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3 位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

章得主、 20 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得主、 2 位美国国家科技与创新奖章得主、 277 位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158 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04 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67 位美国医学研究所成员、 32 位美国国家教育学院院士、 51 位美国哲学会成员、 7 位沃尔夫奖得主、 3 位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获章者、 56 位物理学会成员、 2 位计算机语言学协会终身成就奖得主。这些荣誉当然只是斯坦福大学百年辉煌成就的一个缩影，绝非全貌。斯坦福大学为什么能够培养出如此多的顶级人才？为什么能够成为硅谷以及全球创新者和追梦者的精神家园？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约翰 · 多尔曾经如此描述硅谷： “ 我们是新经济的基石，繁荣的摇篮，所有其他国家效仿的标杆，资本主义最纯粹的表现。 ”一所大学能够有如此成就和声望，算是无以复加的辉煌和荣耀了。斯坦福夫妇当年播撒的大爱之种，能够开出如此灿烂的鲜花，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他们应该是心满意足了。斯坦福大学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乃至全美国创业者和创新者的圣地，而且是全世界创业者和创新者朝拜的圣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福夫妇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奇迹的产生，源自斯坦福夫妇的人间大爱和企业家精神，源自斯坦福大学独特的校训和校风。斯坦福大学首次开学典礼上，斯坦福先生告诉学生： “ 生活归根到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它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人们认为，斯坦福先生这番话将务实、创新和创业的基因深深植入大学的基因中，代代相传，造就了硅谷日新月异的神话。创业和创新不仅仅需要崭新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发明，更需要坐言起行的实干精神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意志。世界上有许多大学在人类思想、科学理论和技术发明方面创造出极其辉煌的成就，至少与斯坦福大学

一样辉煌；许多大学在纯粹思想和理论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比斯坦福还要大得多（譬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等）。为什么这些大学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或全球性商业创新的中心呢？这恐怕与这些大学缺乏斯坦福大学独特的务实基因有很大关系。我们并不是说，注重实干和创业比注重思想和理论创造要重要，我们只是为了探求为什么斯坦福大学会孕育出一个硅谷。与人的成长一样，任何组织和机构的基因至关重要。正如美国大文豪和思想家爱默生所说，任何制度和机构都是某个人的影子，因为是人的灵魂和精神决定了制度和机构的灵魂和精神。斯坦福夫妇的人间大爱和企业家精神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基因，是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今天的中国正在讨论和规划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我们首先需要思考每一所大学的灵魂和精神到底是什么。灵魂和精神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而要具体到个人的行为和创造。斯坦福大学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灵魂和精神，是因为大学的基因源自斯坦福夫妇实实在在的人生故事和生命体验，并不仅仅是他们作为创始人讲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话。任何人听到斯坦福夫妇的人生故事，体会他们的行为所彰显的人间大爱和企业家精神，都会受到极大的震撼，引发深深的思考。任何最深刻的思想启示和最持久的精神激励都必然来自具体生动、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不是来自那些枯燥的说教和教条式的口号。正如基督徒永远会从耶稣那极其生动感人的故事里得到最亲切、最深刻的启示，穆罕默德的生命传奇永远是穆斯林最直接、最亲切的灵感源泉，中国人正是通过阅读孔子的《论语》而感受到一个鲜活的圣哲生命，从而激励自己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大学和组织机构最好以某个具体的伟大人物的事迹、思想和精神作为基石。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创设要么是源自某个伟大企业家的捐助，要么是为了纪念或致敬某个伟大人物，这正是其优势所在。因为到这所大学学习或到这个机构工作的人，立刻就可以有一个精神的榜样、灵魂的寄托和灵感的来源。西方

许多大学和机构的办公楼多以伟大人物或捐助者来命名，这不仅是体现对历史和个人的尊重，而且是激励后来者的最佳办法。中国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些经验都值得虚心学习和借鉴。斯坦福大学的校训里有这样一句话： “ 让自由之风吹拂 ” 。我以为这句话不仅简洁生动地概括了斯坦福大学的校风和学风的精髓，而且应该成为全人类所有大学的榜样。这句校训激励我们深刻思考大学的本质。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最伟大、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是训练思想和意识完全统一的 “ 机械人 ” 吗？是制造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跟随者吗？是造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是造就崇尚官本位、善于钻营投机的官僚分子吗？还是造就崇尚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个性张扬，富有创新精神、富有想象力的各类创新人才？大学究竟是一个培养和训练就业者的场所，还是一个启迪人生智慧、开拓生命视野、提升人生境界、创造人类思想的精神家园和灵感源泉？这些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明了，然而却经常被人们漠视、歪曲和否决。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唯有弘扬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大学才能成为大师云集之地，才能成为大师层出不穷之地，才能成为天才怪杰风起云涌之地。1820 年，德国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洪堡创办柏林洪堡大学，确定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为立校之本。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游学柏林洪堡大学，将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奉为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要求，并宣称舍此绝无真正的学术研究。秉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大学的根本宗旨，才能创造真正的奇迹和真正的大师。柏林洪堡大学如此，斯坦福大学如此，美国和世界上那些真正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大学皆如此。

第九章极致创造：摩尔定律、贝尔实验室和英特尔摩尔定律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定律。摩尔定律之所以持续发挥作用，是因为每天每时每刻，全世界数十万人 —— 包括科学家、设计者、磨具制造者、抛光工程师、储蓄设计员、英特尔职员 —— 正全力以赴，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能量，将摩尔定律的预测不断转化为现实，不断推向前进，每天都进步那么一点点，持之以恒。—— 迈克尔 · 马隆，硅谷研究者，《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作者独一无二的英特尔：信息科技时代最重要的公司今天，闪耀世界的硅谷企业和企业家的名字是脸书、谷歌、苹果、特斯拉、扎克伯格、佩奇、布林、乔布斯、马斯克 …… 一般人似乎不太记得英特尔、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 “ 多少 ” 年。新陈代谢、创造性毁灭、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硅谷创新活力的生动体现。

然而，回顾历史，很多人可能都会同意，英特尔公司半个多世纪充满传奇的发展历史，蕴含了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全部基因和遗传密码。英特尔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全部精神、理想和情怀。英特尔首先代表了硅谷令人头晕目眩的先进科技，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正是因为英特尔公司创造了现代的硅科技产业 —— 芯片产业，它将硅科技产业推到极致。英特尔是硅谷历史上第一家真正由风险投资创立的企业，他的第一位创始人诺伊斯开创了独特的硅谷企业文化 —— 开放，包容，无层级组织，不穿西装，憎恨官僚习气，憎恨炫富，废除等级观念。英特尔的第二位创始人戈登 · 摩尔则为硅谷和整个人类信息科技时代的飞速发展确立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著名的摩尔定律成为有史以来人类科技发展进程中最精确的预言。摩尔代表着硅谷的科技精神 ——精益求精，毫不妥协，追求极致。美国著名发明家、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思想家和预言家库兹韦尔认为摩尔定律是人类科技加速增长定律的典范。将英特尔推向世界产业巅峰的格鲁夫则成为硅谷和全世界企业家的完美典型和极端代表人物。 “ 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 ，这一著名格言使胆小者闻而生畏，让所有企业家为之肃然，让人们顿时感受到硅谷和整个美国科技企业界殊死搏斗的竞争氛围，也让人们认识到赢者通吃的残酷生存法则。格鲁夫代表了永无止境、追求完美、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企业家的典型。正如《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一书的作者迈克尔 · 马隆所说，诺伊斯是圣父，摩尔是圣灵，格鲁夫是圣子，三者合为一体，创造了硅谷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科技奇迹。英特尔是硅谷独一无二的标志。硅谷这个名词的起源直接源于英特尔公司所开创和主导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今天所有人都在谈论数字信息科技时代，谈论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工业革命，谈论人工

智能革命。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什么？本质上就是数字终端日益强大的计算能力。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无人驾驶交通工具、机器人、人工智能、 3D 打印、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网络租车、网络购物、网络租房、远程教育、个性医疗、基因测序、基因编辑 …… 所有新工业革命的一切新领域、新产品和新服务，无不基于智能终端（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的强大计算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智能终端的计算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则取决于内置芯片的运转速度。易言之，新工业革命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切新产品和新服务之所以成为现实，最终都必须取决于英特尔公司所发明和完美实现的摩尔定律。今天，已经有人说摩尔定律走到了极限。英特尔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却在夜以继日地寻找新的材料和新的工艺，以便让摩尔定律继续发挥作用，推动整个数字信息时代的高速列车继续超高速前行。凭借英特尔公司在信息科技领域的独特地位，谁能够否认英特尔是人类数字科技时代最重要和最伟大的公司？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愉快地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上冲浪，刷微博微信，下载电影电视，传送精美图片，进行网络购物、理财、交友、求职、创业 …… 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实现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我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当我们享受信息科技给我们创造的无穷便利时，很少有人会思考一个基本问题：信息时代和智能社会如何成为可能？信息时代和智能社会的动力之源是什么？答案是：微处理器或中央处理器。微处理器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芯片是整个信息时代和智能社会的发动机，正如发动机是汽车、飞机、轮船、航母等一切工业社会关键设备的心脏一样。如果说发动机的制造及其相关科技是工业社会技术系统皇冠上的明珠，那么，芯片的制造及其相关技术就是信息社会整个技术系统皇冠上的明珠。摘取并长期拥有这颗明珠的公司就是英特尔。

自 1968 年成立以来，英特尔以 90% 的市场占有率，始终占据全球最高端芯片市场的垄断地位。几乎所有企业家都承认，英特尔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公司，也是信息时代最伟大的公司。半个世纪来，英特尔将芯片技术发展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设想一下，今天将全世界所有计算机中的英特尔芯片抽掉，信息时代将几乎完全停摆甚至崩溃。英特尔所创造的技术和商业奇迹正是整个硅谷技术和商业奇迹的典型缩影。如果说：天才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 + 天才的企业家和市场营销人才 = 硅谷的科技和商业奇迹那么，英特尔的传奇就是这个公式的完美演绎。它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英特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导的科技公司。今天英特尔拥有遍布全球超过 11 万名员工（截至2016 年）， 85% 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它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 100 亿美元，它的整体技术能力始终超越竞争对手三代甚至五代，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摩尔定律：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极致体现2016 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于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 …… 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任正非还说： “ 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

作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的掌门人，将人类信息科技时代的 “ 前途茫茫 ” 归结于我们正在接近香农定理和摩尔定律的极限，充分说明两大定律的极端重要和深入人心。香农定理和摩尔定律被称为信息科技时代的两大理论支柱。前者揭示了信息传输的基本原理，后者则揭示了芯片（包括所有计算机芯片、智能手机、智能终端芯片和处理器）的运算速度（芯片中集成的晶体管数量）与芯片成本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摩尔定律就是：单个芯片所集成的晶体管数量每 18 个月翻一番，同时成本降低一半！1965 年 4 月 19 日，就职于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年轻化学博士戈登 · 摩尔在当时并不著名的《电子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向集成电路里嵌入更多组件》的文章。摩尔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临时赶稿的文章，会成为他一生中最持久的成就，名垂青史。摩尔定律源自该文章的一张简单图表：x坐标表示年份（摩尔当时标注是从 1959 年到 1975 年）， y坐标表示单个集成电路所集成的组件（晶体管）数量的对数。摩尔后来回忆说，原本y坐标直接用单个集成电路的组件个数，他发现单个集成电路所集成的组件数量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他不得不采用对数形式才能勉强画出二者关系的图表（如果用简单的组件数量，图表立刻将会变成一条近似直线）。图表画成的那一刻，摩尔灵光一闪，挥笔写道： “ 假若设定集成电路的最小组件成本不变，那么，该集成电路的复杂性将以大约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我十分肯定，短期内这个增长速度一定会持续下去，如果不是继续增加的话。长期而言，增长速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至少在 10 年内此增长速度会持续下去，或保持恒定。这就意味着，到 1975 年，以最小组件成本所制造的单个集成电路，其内嵌的组件数量将达到 65000 个。 ”著名的摩尔定律由此诞生。

正如任正非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摩尔定律主导了或者说异常精准地预测了过去 50 多年来集成电路功能和成本的演化规律，从而成为人类信息科技时代最简洁、最精确的宣言书。众所周知，集成电路的功能、运算速度、成本决定了信息科技时代每一个产品和服务的功能和成本，从消费电子、微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服务器、内置智能处理系统、互联网、无线通信、智能手机、基因测序、个性医疗、可穿戴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物联网、比特币和金融区块链等，无所不包。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科技时代的发展步伐竟然完全遵从了摩尔定律的预言。今天，最普通的智能手机和个人计算机的运算处理能力至少是摩尔定律刚刚发明时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数千倍或数万倍。今天孩子们玩耍的普通电子玩具内置芯片的处理能力都远远超过了摩尔定律发明时所有芯片处理能力的总和，单个记忆芯片的存储能力已经达到或超过 1万亿比特字节！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领域的科技进步曾经以摩尔定律所预测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前进。有人试图做类比计算，假若汽车的创新速度遵从摩尔定律，那么 10 年时间里，汽车将以每小时 800 千米的速度飞驰，能耗降低到每加仑行驶 320 千米，汽车整车成本降低到 1.5 美元一辆！将摩尔定律应用到任何其他产业领域都将给出不可思议的荒谬结果，然而，摩尔定律竟然在集成电路或电子信息科技领域得到完美的展现。这绝对堪称人类科技史或整个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最奇特的地方还不在这里。最为奇特的是，摩尔定律根本就不是一个定律！它没有任何所谓客观的科学基础，戈登 · 摩尔根本就不是从任何科学假设或实验数据里推导出的一个客观定律。相反，摩尔只是将 1957 年（半导体诞生之日）至 1965 年半导体或集成电路的历史发展数据简单计算，然后将过去数年的经验规律（如果说那也算一个规律的话）大胆预言到未来 10

年（摩尔也只敢预言到 1975 年，尽管他后来多次修改他的预言，将摩尔定律继续朝未来推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纯粹凭经验推测未来的所谓定律，却真的精准无误地预测了集成电路和整个信息科技时代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展历程，而且有可能继续准确预言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的作者迈克尔 · 马隆说：摩尔定律所带来的人类生活转型是如此巨大、如此持久，一个基本原因竟然是：摩尔定律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定律。戈登 · 摩尔本人就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基本事实。相反，摩尔定律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定律，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契约，是半导体行业和全世界达成的一个协议。半导体行业承诺尽可能持续将行业的发展维持在摩尔定律所说的轨道上，其他行业则承诺为半导体行业的令人窒息的惊人成就买单。摩尔定律之所以发挥作用，并非它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内在规律。相反，如果明天早晨世界上那些芯片巨头决定停止推进技术进步，那么明天晚上摩尔定律就会宣布破产。未来数十年时间里，人们将会为应对摩尔定律破产所引发的后果忙个不停。简言之，摩尔定律之所以持续发挥作用，是因为每天每时每刻，全世界数十万人 —— 包括科学家、设计者、磨具制造者、抛光工程师、储蓄设计员、英特尔职员 —— 正全力以赴，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能量，将摩尔定律的预测不断转化为现实，不断推向前进，每天都进步那么一点点，持之以恒。人们很难完全理解，激励和推动英特尔公司成为世界最重要公司（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是世界最值钱的公司）的内在动力，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公司是摩尔定律发明者的 “ 娘家 ” ，而且是因为自从它创立之日起，英特尔公司就决心成为这个定律的实践者或诺言的坚定履行者。无论公司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宁愿公司灭亡，也要拼命实现摩尔定律的诺言。

贝尔实验室的传奇英特尔的发展历程见证了硅谷历史上最富戏剧色彩的一幕活剧，它的诞生和发展足以见证硅谷的奇迹。英特尔的起源首先要追溯到 20世纪全球最著名的企业研究所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和最具争议性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威廉 · 肖克利，当然还有迄今为止唯一两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翰 · 巴丁。与其他著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样，贝尔实验室的创立及其辉煌的历史成就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美国独特的科技创新能力，雄辩地说明了为什么 20 世纪以后的美国一直雄踞全球科技和商业创新之巅。1907 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经历了一场危机。公司创始人亚历山大 · 贝尔的专利已经过期，公司对电话业务的垄断地位已经开始土崩瓦解。为应对危机，公司召回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前任总裁西奥多 · 维尔来重整公司。为恢复生机，维尔决定实施一个大胆计划 —— 建设连通纽约和旧金山的长途电话系统。这在当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工程，它不仅需要工程技术的重大创新，而且需要纯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在维尔的领导下，历经 8 年奋战， 1915 年 1 月，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洲际长途电话终于开通，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的人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创始人亚历山大 · 贝尔。洲际长途电话的开通证明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紧密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贝尔实验室应运而生。贝尔实验室起初坐落于纽约曼哈顿、能够俯瞰哈德孙河的格林威治村。贝尔实验室将理论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冶金学家、工程师甚至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公司内部的极地探险家都汇聚到了一起。同美国其他著名的企业研究所一样（譬如施乐帕克研究中心以及其他众多企业研究机构），贝尔实验室开创了全新的科技创新体制。它充分说明，不同学科领域的天才人物汇聚到一起，能够每天近距离接触，一

起购物、休闲、喝咖啡，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随时随地的辩论，必然能够产生持续的科技创新和发明。贝尔实验室创办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超过了许多国家。20 世纪 20 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控制表（奠定了统计过程控制基础）、同声电影、电视图像传输。20 世纪 30 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射线天文学、立体声录音、语音合成器，发现电子衍射（荣获 193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 世纪 40 年代，贝尔实验室的主要成就包括发明光伏电池、晶体管、计算器与计算机，诞生香农的信息论。20 世纪 50 年代，贝尔实验室发现区域熔炼方法、太阳能电池、越洋电缆、电子音乐播放程序、计算机网络设计的革命性算法 ——贪心算法（ greedy algorithm ），并第一次描述激光。20 世纪 60 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二氧化碳激光，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荣获 197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正交频分复用技术（无线通信的关键技术）、 UNIX 操作系统、 CCD 图像传感器（荣获200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 世纪 70 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 C 语言（发明者丹尼斯 · 里奇），首次测试光纤系统，发明了第一个 32 位单片微处理器。20 世纪 80 年代，发明 TDMA （时分多址）和 CDMA （码分多址）并获得专利，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荣获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发明 C++ 语言和激光冷却技术。20 世纪 90 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 WLAN （无线局域网）、 56K调制解调器，制造出最小实用晶体管（ 60 纳米）和光路由器。2000 年后，贝尔实验室发明 DNA 计算机和第一个电能有机激光装置。

上述成绩可谓惊世骇俗。贝尔实验室的辉煌历史还充分证明了科技创新是一个持续积累和不断改进的艰难过程，而并非完全是少数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灵光一闪。灵光一闪绝对重要，那闪耀的灵光往往来自长期艰苦的思考和实验。譬如，晶体管的发明就是源自对真空管的改进。当年贝尔实验室真空管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是物理学博士默文 · 凯利（ Mervin Kelly ），导师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伯特 · 密立根（ RobertMillikan ）。真空管最主要的缺陷是极易发热，功能不稳定。凯利发明了一个水冷系统，提高了真空管的可靠性。到 1936 年，凯利认识到真空管永远不会是可靠的电流转换和放大器。那时凯利已经被提升为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主管，他决心找到真空管的替代产品。正如《创新者》一书的作者沃尔特 · 艾萨克森所说，凯利远见卓识，认为贝尔实验室同样应该专注于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那通常是大学的领地。贝尔实验室一直以来是专注于应用研究的工程师们的集聚地。凯利开始面向全国招聘最优秀的物理学博士。他的理想是要将创新活动改造成为工业企业或组织能够持续开展的日常工作，而不仅仅靠少数怪异天才在自家车库或阁楼捣鼓出来。凯利的创造性构想是人类科技创新史上的创举。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和创新活动，正是 20 世纪人类科技创新飞速进步的关键原因。贝尔实验室的伟大创举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和发明的秘密究竟是个人的天才还是集体的协作？答案当然是二者必须兼具。有人强调个人的天才闪耀，有人强调团队的集体协作。坚信天才胜于一切的晶体管发明人肖克利晚年也说，一项伟大的发明往往是多个科学领域里的众多科学家将他们不同的才智汇聚到一起，开辟出所有必要的研究路径，最终才能发展出一项崭新的科技成果。当然，肖克利比任何人都更加相信天才的巨大作用（正如他自己就是一个天才一样）。

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主管凯利认为天才可能更加重要。他说： “ 无论你如何强调领导力、组织和团队协作，天才永远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无法超越。创造性的思想和概念只能来自个人的灵机一动和灵光闪耀。 ”如果我们仔细追溯历史上那些划时代的科学思想和发明创造，那些伟大科学天才的灵机一动和灵光闪耀往往令人惊叹不已、难以捉摸。牛顿为什么能够想出万有引力定律 —— 任何物体之间的引力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与二者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怎么想到的是距离的平方而不是立方或四次方？当然，我们可以说，牛顿之前的天文学家已经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他正是通过仔细研究比较那些经验数据才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然而，为什么是牛顿而不是其他人突然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奇妙公式呢？可能更多人会相信那是天才的神来之笔，并非数据整理者的逐渐感悟。正如埃德蒙 · 哈雷为牛顿所写的著名颂歌《致人杰》那样： “ 因为借自天才的羽翼，我们能进入神的居室，并且升入高高的天空。凡夫俗子啊，起来！抛掉俗念；并由此认识天赐的智力，它更远离畜群的生活 …… 你们，啊！饮天神美酒的人，来和我一起歌唱牛顿的名字，他打开了隐藏真理的宝匣。牛顿，缪斯垂青的人，阿波罗居住在他纯洁的心中，他充满了神力；比任何一个凡人更接近神。 ”从牛顿到法拉第、麦克斯韦、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杨振宁等都是如此。我们难以理解他们那些天才的想法究竟来自哪里。法拉第如何能够发明电磁场的概念？场的概念无疑是整个科学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概念之一；麦克斯韦如何能够写出电磁学方程式，那是科学史上最优美的数学方程式之一；普朗克如何会想到热体辐射应该遵循那个著名的公式？他如何得到著名的普朗克常数 —— 自然规律最基本的常数之一？海森堡和薛定谔各自发现了描述量子运动的不同数学形式，结果发现二者竟然完全等价！最奇特

的当然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人们至今依然为爱因斯坦的天才推想深深着迷和困惑，他如何会想到那个著名的质能转换方程，如何能够想到广义相对论的引力与惯性等价以及光线弯曲？天才的创造机制永远最吸引人，它和我们理解和创造一个激发天才的环境同样重要。人类历史如果没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绝世天才，将是多么黯淡无光和了无生机。当今世界面向未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应该深思这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创造一个恰当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环境，能够让天才辈出，精英荟萃，让创造和创新的洪流如江河奔腾，日新月异。人类创新和创造的历史（包括贝尔实验室的历史）阐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孕育绝世天才和激励团队合作能够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整个信息科技革命时代，我们既见证了少数思想天才的灵光闪耀，如独立发明第一台计算机的约翰 · 莫奇利（ John Mauchly ）、发明晶体管的肖克利，也见证了少数技术天才埃克脱（ Presper Eckert ），肖克利的合作伙伴沃尔特 · 布拉顿（ Walter Brattain ），乔布斯的合作伙伴沃兹尼亚克。之后，长袖善舞的企业家带领无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将天才的思想和工程设计变成大众消费的产品。因此，人类的创造、创新、创业和整个商业（产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生态体系的演化。失去了任何一个关键因素，如天才的科学家、工程师、精明的企业家、市场营销奇才以及无数优秀员工，这个生态体系就将失去生机和活力。正如艾萨克森所说： “ 孤军奋战的查尔斯 · 巴贝奇和约翰 · 阿塔纳索夫（ John Atanasoff ），他们的伟大思想和创意最终孤冷地待在历史的地下室。没有了充满激情和创意无限的天才，任何机构或组织的创新力就开始江河日下，就好比没有莫奇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没有冯 · 诺依曼的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肖克利的贝尔实验室那样。 ”

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发明晶体管的传奇故事，说明了基础科学理论的革命如何导致应用技术的重大创新。晶体管被广泛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正是晶体管的发明开启了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晶体管的发明则直接源自 20 世纪物理学最伟大的革命性突破 —— 量子力学。人类历史往往就是那样奇妙，风云际会的故事经常发生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正当贝尔实验室的冶金学家和工程师为寻找真空管的替代产品而苦苦思索和反复实验之时，量子力学的发展正走向其辉煌的巅峰时期。量子力学为人类理解物质的微观结构开辟了全新视角。首先是普朗克从黑体辐射的研究中提出量子假说，然后是爱因斯坦从光电效应的研究中提出光量子假说，紧接着是 1913 年玻尔提出著名的原子结构模型。 10 多年后，海森堡和薛定谔分别发明矩阵力学和波动函数来解释量子的运动规律。到 20 世纪 30 年代，物理学家已经完全掌握了基本粒子（电子、中子、质子）的运动规律。对晶体管发明尤为重要的是玻尔 1913 年提出的原子结构模型。玻尔的原子结构模型类似太阳系，拥有特定能量级的电子沿着特定轨道围绕原子核运动。电子可以从一个特定轨道量子跃迁到另一个特定轨道，却不可能处于两个轨道之间的任何位置。一个元素的化学和电子特性 —— 譬如该物质的导电性能 —— 由该元素原子结构外层轨道的电子数量决定。根据导电性能的强弱，我们可以将所有物质区分为导体、绝缘体和半导体。譬如铜就是非常好的导体，而硫则是绝缘体。半导体的巨大用途就在于其导电性可以被控制。人们可以设计各种精巧的装置，将半导体改造成为控制电流的开关或转换器。晶体管正是基于半导体原理的电子器件，能够实现检波、整流、放大、开关、稳压、信号调制等多种功能。贝尔实验室创办者的远见卓识就在于将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汇聚到一起，让理论和实验相互碰撞、相互刺激、相互

启发。贝尔实验室寻找真空管替代产品的研究小组（或晶体管发明小组）被小组成员、诺奖得主沃尔特 · 布拉顿誉为 “ 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研究团队之一 ” 。团队主要成员肖克利、布拉顿和巴丁皆是固体电子领域的顶尖专家，各有专长。肖克利天资聪颖，被誉为少年天才（虽然 IQ 测试只有 120 分），父母皆是顶级人物。肖克利父亲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主修采矿工程，通晓 7 门语言，遍游欧亚大陆，从事探险和矿产资源投机活动；母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主修数学和艺术，曾经独自登顶惠特尼山，同样极富冒险精神。肖克利天性倔强，个性怪异，脾气冲动暴躁，好胜心极强，从不迁就他人。他先后就读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思维犀利，野心勃勃，极富创造性，是晶体管发明小组的头号理论家。他尤其具备一种特殊能力，即能够将深奥的量子理论形象化。他用量子理论解释电子运动就好像舞蹈艺术家形象化地指导舞蹈演员的舞步那样。肖克利的同事甚至将他这种特殊能力完全神化，认为肖克利能够透视半导体材料，清楚地看到电子在如何运动。如果说肖克利是一个魔术师般的理论物理学家，那么布拉顿就是一个魔术师般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天生善于发明各种新奇的实验，摆弄各种新奇的玩意儿，乐此不疲。当一个理论家（譬如肖克利）从理论上提出一个设想的时候，布拉顿能够立刻从直觉上判断该设想在实验中是否可行。正是肖克利理论上的直觉能力和布拉顿实验上的直觉判断恰如其分地结合到一起，伟大的科技发明才成为可能。巴丁则是晶体管研发小组的另一位伟大理论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两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 1956 年，他与布拉顿和肖克利因发明晶体管而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2 年，他因提出低温超导理论与 L. N. 库珀和 J. R. 施里弗因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巴丁也是少年天才，中学曾经连跳 3 级。他毕业于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导师是大名鼎鼎的匈牙利籍美国物理学家尤金 · 维格纳。维格纳以提出原子

核吸收中子的理论而享誉学界，他还发现固体在放射作用下改变其大小（维格纳效应）。他因巨大的学术成就而荣获 196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维格纳的一项重大成就是他最早设法劝说爱因斯坦告诫罗斯福总统，纳粹德国可能正在制造原子弹。他还与费米一起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名师出高徒，巴丁被公认为世界上运用量子理论理解物质材料导电性能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从半导体到超导体，巴丁对理论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均做出巨大贡献。他还具有一个优秀本质，即他非常谦和低调，平易近人。巴丁的同事称赞他 “ 具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与实验家和理论家皆能相处愉快 ”。肖克利是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研究小组的领头人，开创性思想主要来自他的头脑。 1936 年肖克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贝尔实验室研究主管凯利邀请他加入贝尔实验室，使命就是寻找真空管的替代产品，且新产品必须更加稳定和廉价。经过三年的苦思和实验，肖克利坚信自己能够找到真空管的替代产品，办法就是用其他固体材料（譬如硅）来取代灯泡里面那种炽热发亮的灯丝。1939 年 12 月 29 日，肖克利在其研究日记里写道： “ 今天，我完全确信，以半导体取代真空管来制作电流放大器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二战爆发，肖克利和贝尔实验室（以及美国几乎所有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全部转入军事技术和设备研究，为夺取胜利忘我工作。 4 年之后战争胜利，肖克利、布拉顿和巴丁回到贝尔实验室，重启4 年前固体电子领域的研究课题。二战改变了人类历史，同样改变了贝尔实验室。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之后，贝尔实验室承担了 1000 多项军事研究项目，从坦克无线电装置、战斗机通信系统到密码破译技术，应有尽有。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猛增到 9000 人，总部从曼哈顿搬到新泽西的默里希尔。

肖克利重新点燃 5 年前已经接近成熟的理论，决心用固体材料取代真空管。他的基本理论可用一个词来概括：电场效应。肖克利设想，如果将一个强电场连接到一块半导体材料的平板上，那么强电场将把半导体材料里面的电子吸引到平板表面，从而让电流通过平板。果然如此的话，那么利用半导体的这个特性，我们就可以用非常小的信号来控制非常大的信号，以非常低能量的电流输入就能控制非常高能量的电流输出（开或关）。因此，半导体器件就可以用作电流放大器或控制电流的开关，正如真空管一样。巴丁和布拉顿全身心投入实验工作，验证肖克利的想法是否可行。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围绕各种结果和可能性展开讨论，任何时候只要有新的发现或新的问题，他们随时就开始会议。巴丁回忆说： “ 从实验想法的提出到结果的分析，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贯穿研究的所有阶段。 ”布拉顿回忆说： “ 任何时刻，只要有需要，我们就聚到一起讨论研究的每个重要步骤。我们绝大多数的想法都来自小组讨论，一个人的评论会激发出另外一个人的新想法。 ”起初并不顺利，实验结果与肖克利设想的电场效应并不符合。好在他们三个人没有气馁，尤其是巴丁和布拉顿锲而不舍，不断改进或尝试各种实验，终于迎来 1947 年 11 月的 “ 奇迹之月 ” ，一系列重大突破连传捷报。1947 年 11 月 18 日，巴丁在研究日记里写道： “ 这一系列实验已经确定，引入电极或电网就能控制半导体的电流。 ”1947 年 12 月 16 日，巴丁和布拉顿终于成功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晶体管。布拉顿在回家的汽车上兴奋地告诉所有人： “ 今天我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实验！ ” 他还要求同车人承诺为他保密。沉默寡言的巴丁回到家里，只对正在厨房忙碌的妻子轻轻嘟囔了一句： “ 今天我们发现了某种重要的事情！ ”

1947 年 12 月 23 日，作为研发小组负责人，肖克利组织其他半导体研究人员和贝尔实验室多位高管一起观看布拉顿和巴丁 “ 新玩意儿 ” 的现场演示。高管们戴上耳机，轮流对着麦克风讲话，以见证巴丁和布拉顿发明的看似极其简单的固体材料仪器如何能够放大自己的声音。对于信息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而言， 1947 年 12 月 23 日是一个历史时刻，就像当年亚历山大 · 贝尔首次从电话线那一端传递出清晰的声音，只不过谁也不记得 12 月 23 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布拉顿当天的研究日记里写道： “ 通过调节仪器（开或关），我们就能听到大小完全不同的声音。 ”从二战之前算起，晶体管的发明历经了 8 年多的时间。1947 年 12 月 23 日的那一刻，宣告真正的信息时代或硅谷时代即将来临。1. Michael S. Malone, The Intel Trinity: How Robert Noyce, Gordon Moore, and AndyGrove Buil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mpany. Harper Business. 2014, p.ix–xviii.2. Michael S. Malone, The Intel Trinity: How Robert Noyce, Gordon Moore, and AndyGrove Buil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mpany. Harper Business. 2014, p.110.3. Michael S. Malone, The Intel Trinity: How Robert Noyce, Gordon Moore, and AndyGrove Buil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mpany. Harper Business. 2014, p.113–114.4.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33.5.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34.6.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34.7.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40.8.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37.9.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40.

10.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40.11.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43.12.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44.13.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145.

第十章创新的秩序：互联网是怎么诞生的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万尼瓦尔 · 布什，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科学家人类创新历史昭示了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 · 凡尔纳（ 1828—1905 ）所说，凡是人能想到的，必有人能实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就是划时代的科学思想。开启人工智能的科学思想巨人主要是控制论奠基人维纳、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科学家麦卡锡和马文 · 明斯基。开启互联网时代的思想巨人主要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伟大人物：科技全才和信息时代的 “ 教父 ” 万尼瓦尔 · 布什和人机共生理论的奠基人利克莱德。万尼瓦尔 · 布什和他的划时代报告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伟大创新都与人类活动的组织和制度创新紧密相关，或者说，创新都铭刻着深刻的组织和制度印记。组织和制度创新激发和实现技术创新的经典案例就是互联网的发明。互联网正是美国军事 — 产业 — 学术 “ 铁三角 ” 组织和制度创新的产物。构建这个铁三角组织的核心人物就是美国教育、科学和产业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 万尼瓦尔 · 布什。布什也是个人计算机时代的主要思想家和先知，我们在讨论个人计算机时代的起源时，多次提到他的经典论文《诚如所思》。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杰尔姆 · 威斯纳（ 1971—1980 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曾经宣称： “ 没有谁比布什对整个美国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具有更大的影响！他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实施一项军事订货计划，将军事需要、大学科研和产业实验室完整结合起来，而不是去创建政府实验室。 ”布什是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 1931 年他发明了早期的模拟计算机。他不是一般的学院派教授，而是纵横学术、产业和政府多个领域的创新者。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院长，是著名电子军工企业雷神（ Raytheon ）的主要创始人，是二战期间美国军事科学管理部门的首席人物。他毕生拥有 49 项发明专利，也是一位具有卡里斯玛效应、果断干练的管理者。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威斯纳如此评价布什： “ 他是一位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以巨大的热情阐释和实施自己的观点。然而，他又对自然的神妙莫测充满敬畏，他对人性的弱点富有温暖如春的宽容态度，始终以开放心态面对变革和新事物。 ”与历史上众多伟大的创新者一样，布什同时深深迷恋科学和人文，能够随意引用诸如英国伟大诗人吉卜林和波斯伟大诗人、科学家奥马尔 · 海亚姆（ 1048—1131 ）的作品。他会吹长笛，热爱交响乐，业余时间爱读哲学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授予他电气工程博

士学位，随即出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工程院院长。他年轻时就满怀理想和激情，决心提升科学和工程的社会地位，尽管美国那个时候在科学和工程领域里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新科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突飞猛进，布什恰好担当了领导潮流的伟大角色。出于对美国军事科技可能停滞不前（当时主要的对手是纳粹德国）的深刻担忧，布什联合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 · 科南特（ 1893—1978 ）和其他科技界领袖，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创立美国国家国防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军方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布什是上述两个机构的创始负责人。布什嘴里含着烟斗，手中拿着铅笔，直接指导和监督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成功制造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他还负责领导美国军方雷达项目和防空体系的建设。 1944 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称布什为 “ 物理学将军 ” 。布什曾经愤怒地用拳头猛击桌子，厉声宣称： “ 要是 10 年前我们专注发展军事科技，我们就可能避免这场该死的战争！ ”二战临近结束时，罗斯福总统要求布什准备一份报告，倡导政府出资与大学和产业界合作，推动基础科学研究。 1945 年 7 月，布什的报告提交给了杜鲁门总统（罗斯福总统当年 4 月溘然长逝）。那是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报告。布什为他的报告选择了一个充满美国精神和梦想的题目 ——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序章的许多精彩论断早已成为传世经典： “ 基础研究能带来新知识，为我们提供科学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际运用所必需的资金宝库。 ”《创新者》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森说： “ 那些威胁要取消未来创新所需研究资金的政客们都应该重读一下布什的序章。 ”布什的这一著名报告提出了人类创新的线性模型，即基础科学研究是技术和工程创新之本，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必然刺激和开启技术

和工程创新。布什在报告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无可辩驳地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基础科学（包括发现原子核、激光、计算机和雷达等物理学规律） “ 对国家安全绝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同时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具有同等重要性。布什报告里的一段话对任何国家，尤其对于今天致力于创新驱动发展、致力于创建国家创新体制和机制的中国而言，显得极具现实意义： “ 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报告的结尾，布什以诗一般的语言和高亢的激情，赞美基础科学研究必然带来实用技术领域的巨大回报： “ 基础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一旦被付诸实践，就必然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丰富的农产品，人们将有更多的闲暇时光来愉悦自己，从事学习和研究，人们将摆脱以往那令人窒息的枯燥单调的生活方式，以完全崭新的姿态和思维方式来学习如何规划和享受新生活！ ”布什的报告吹响了美国迈向伟大科技进步和美好生活的时代号角。正是基于布什的报告，美国国会批准建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起初，杜鲁门总统否决了国会创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法案，因为法案规定，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主席由一个独立理事会任命，而不是由总统任命。布什最终说服了杜鲁门。

布什告诉杜鲁门总统，由一个独立理事会任命基金会主席能够避免总统受到那些寻求政治好处的人的干扰。杜鲁门对布什的政治敏锐性深感吃惊： “ 万尼瓦尔，你应该成为一个政治家，你拥有政治家的直觉和本能。 ” 布什回答： “ 亲爱的总统先生，这有什么稀奇，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在华盛顿这个政治圈里混迹了五六年了吗？ ”布什的伟大感召力直接催生了美国 “ 军事 — 产业 — 大学 ” 三位一体的 “ 铁三角 ” 创新机制。数十年来，美国科学界和企业界一致公认，正是布什的伟大创见和极富感染力的精彩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为战后美国的国家创新体制和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好比美国建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著名的《公共信用报告》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奠定了美国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坚实基础一样。除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外，一大批新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最著名的包括兰德公司，它是美国空军下属的最主要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并很快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智库；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及其附属机构增强研究中心（ 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 ）；私人企业施乐公司创建的施乐帕克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在众多科技领域都开辟了人类前沿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更是互联网革命性发明和创新的生力军。作为地地道道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明星科学家、创业家、企业家和科技工作领导者，布什的超前思想和伟大创见很自然地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众多追随者。他的报告发表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麻省剑桥地区诞生了美国前沿科技领域里两家最重要也是最神秘的研究机构。一家名叫林肯实验室，由美国军方出资，附属麻省理工学院。数十年来，该实验室承担了美国军方最先进、最机密的军事武器研发工作。全世界都知道林肯实验室是美国军方最神秘莫测的研究机构。另外一家名叫 BBN （ Bolt ， Beranek & Newman ）公司，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少数哈佛大学工程师创办的研发公司，同样源自布什

报告的启发和激励。这两家机构正是互联网科技革命和数字时代的主要发动者。利克莱德： “ 人机共生理论 ” 奠基人像互联网这样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绝非某个人（哪怕是最高级的天才）单打独斗所能完成。如果人们真要寻找一个堪称互联网真正意义上的 “ 之父 ” ，业界人士可能会选择利克莱德。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信息科技中心主任和 PARC 研究中心主任的罗伯特 · 泰勒曾经说： “ 利克莱德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之父！ ”利克莱德是一位心理学家兼技术专家。他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心理声学博士学位，随即加入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他对心理学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具有浓厚兴趣，尤其迷恋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在哈佛大学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到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开设了一门心理学研究课程。二战之后的麻省理工学院，迎来了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大师云集，群星灿烂。利克莱德很快就加入了由数学大师、控制论奠基人诺伯特 · 维纳带领的讨论小组。维纳控制论希望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类和机器如何协调一致、一起工作。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系统（从人脑到弹道瞄准系统）如何通过通信、控制和反馈回路不断学习和改进。麻省理工学院是现代人工智能学科的发源地。人工智能的基本愿景就是发明具有智慧功能的机器以代替大脑或人类自身。维纳的思想与此恰好相反，他相信计算机科学最具希望的发展路径是设计出能够与人类心灵和大脑很好配合、协调工作的机器，而不是设计出机器来取代大脑。

维纳曾经写道： “ 很多人假设计算机器正在取代人类智能，减少我们对原创思想的需求，事实不是如此。 ”维纳相信，计算机功能越强大，就越能够与富有想象力、创造性、高水平的人类思想实现对接、融合和相互促进。利克莱德成为维纳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后来他将这个思想方法概括为人机共生。正是由此出发，利克莱德奠定了互联网的两个最主要的概念：一是分散网络的概念，分散网络能够让任何地方的信息实现双向分布或传输；二是人机交互界面的概念，人机交互界面让人和机器实现实时互动。利克莱德对艺术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首先他对艺术的热爱尤其是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他时常到博物馆去观摩、研究绘画大师的作品，分析和欣赏他们的绘画技巧，领悟大师作品是如何构思出来的，并从中体会创造的奥秘。他从艺术到科学，甚至对所有领域的创造性才能都具有惊人的直觉感受。他认为从创造性才能最纯粹的形态里，最能够体会和认知真正的创造性，譬如绘画大师的运笔技巧和作曲家对韵律的把控。利克莱德成为一个真正富有高度经验的创造力洞察者，他经常讨论是什么让人们具有创造力。他认为洞悉艺术家的创造力比较容易，工程技术方面则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很难从工程技术里面看到像大师画笔技巧那样纯粹的创造力形态。20 世纪 50 年代，利克莱德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开创者约翰 ·麦卡锡一起，开启了迈向互联网的第一步，那就是实现计算机的主机共享。之前，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是所谓的批量处理模式，即想利用计算机计算的人必须将自己的问题编制成一堆卡片或磁带，交给计算机操作人员来处理，且需要数小时乃至数周才能得到计算结果，任何

小错误都将功亏一篑，必须重新提交卡片或磁带给计算机操作员。这种使用计算机的方式当然令人苦恼、困惑和沮丧。利克莱德开创了计算机的共享时代，即一个主机配置多个终端，每个终端直接向主机发送指令并立刻得到结果。计算机主机的中央处理器存储所有终端用户的信息，同时运行多个程序。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模式，极大地改善了用户体验。用户可以直接与主机对话，就像人与人面对面交谈那样。利克莱德后来回忆说，主机共享模式与批量处理模式如此不同，我们简直对此拥有一种类似宗教般的热情。主机共享模式是实现人机伙伴关系或人机共生的关键一步。罗伯特 · 泰勒说： “ 通过主机共享实现人机互动计算甚至比发明计算机还要重要。批量处理模式好像是与人们交换信件，互动计算则是直接与人们交谈。 ”国防的尖端技术需要是刺激互动计算发明的核心动力，附属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是主要推动者，利克莱德则是这项发明的关键人物。1951 年林肯实验室创立之时，利克莱德就是主要参与者。林肯实验室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防空体系设计建造计算机系统。该防空体系必须能够为敌人进攻提供早期预警并迅速协调反击行动。研究项目的全称是 “ 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 ” （ Semi-Automatic GroundEnvironment ， SAGE ），为该项目所动用的资金和人力甚至超过著名的曼哈顿计划。整个系统涵盖全美 23 个跟踪中心，它们由长途电话线相互连接，系统设计能力要求同时且即时分析多达 400 架高速飞行的飞机信息。这必然要求所有参与分析的人员能够与计算机实时互动，需要强大的互动计算能力，需要网络即时传输庞大的信息量，需要显示屏将各种信息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显示出来。

具有心理学和计算机技术两种学术背景的利克莱德，自然成为林肯实验室负责设计人机交互界面的当然人选。他构思了一系列理论和方式，以实现人机之间的伙伴关系，即人和机器如何合作解决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找到一种办法，形象化地即时传输动态情况。利克莱德说： “ 我们渴望找到一种办法，能够以秒为单位动态记录空中情况，画出运行轨迹，而不是仅仅记录简报，并且以彩色形式描述运行轨迹，以便我们知道最新信息是什么，事情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利克莱德认为美国的国防安全就取决于控制操作员如何准确评估信息，以及如何即时做出应对抉择。利克莱德所构想的 SAGE 系统由三个关键部分构成：交互式计算机、直觉式交互界面和高速传输网络。三者有机结合才能让人和机器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协调一致地工作。很快，利克莱德就将思维扩展到国防体系之外。他开始构想一个真正的 SAGE 系统，不仅将国防中心连接起来，而且能够连接思维中心，能把海量的知识库存储连接起来，用户通过友好的显示界面互动交流。利克莱德的构想正是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数字时代。1960 年，利克莱德将他的上述构想以正式文章发表，题为《人机共生》，该文被公认为二战之后科技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利克莱德在论文中宣称： “ 我们希望用不了多少年，大脑和计算机器将非常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构成大脑和计算机器的真正伙伴关系。其思维能力将超越任何大脑，其处理数据的能力将超越我们迄今为止所知的一切信息处理机器。 ”利克莱德的宣言正是今天人类数字时代的关键概念。数十年之后，它完全成为现实。利克莱德的思想源自维纳的控制论，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就是人与机器的紧密协作。与维纳同时代任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界大师级人物马文 · 明斯基和约翰 · 麦卡锡则开启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人工智能。

他们致力于创造出具有创造性或智能的机器。它们能够自我学习，模仿人类的认知能力。利克莱德追随维纳的控制论方法，他认为： “ 现实有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环境，人和机器合作做出决策，提升各自的能力。人确定目标，提出假设，建立标准，实施评估；计算机器则负责处理那些必须完成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为发现技术和科学思想领域的深刻洞见，为制定重大决策铺平道路。 ”BBN 公司的模式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非常类似，它汇聚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包括理论家、工程师、技术专家、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有时还有军队的中高级官员。创办初期， BBN 就开启了一个研究项目 —— 未来图书馆（ Libraries of the Future ）。具有心理学和工程学双重背景的利克莱德成为负责 BBN 未来图书馆项目的合适人选。据说他在拉斯韦加斯参加一个会议期间，躺在游泳池边思考了 5 个小时，写出了《未来图书馆》的研究报告。利克莱德在报告里首次畅想了人和计算机在线交流的可能性及其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也就是畅想了今天的互联网。利克莱德畅想的未来图书馆汇聚了巨大的信息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要经过整理和裁剪，以免信息过于分散、繁多和缺乏可靠性。不仅如此，利克莱德在报告里还生动地描绘了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互联网搜索功能。人们向机器提出问题和要求，机器则根据人的要求从事如下工作： “ 在周末，机器检索超过 1 万份文件，仔细扫描文件以寻找与问题相关的内容丰富的材料，并采用高阶位的谓词逻辑计算方法进行分析，将全部文件里与问题相关的内容丰富的材料归纳整理成为各种结论，并将结论存储到数据库。 ”令人惊异的是，利克莱德预言他所描述的方法还不是最好的方法，它将很快被更先进的方法取代，时间不会超过 1994 年！他几乎精准预测了互联网搜索功能的技术发展。 1994 年，第一个文本扫描搜索

引擎 WebCrawler 和 Lycos 问世，它们很快就被更先进的搜索引擎Excite 、 Infoseek 、 AltaVista 和谷歌取代。许多人愿意将利克莱德称为 “ 互联网之父 ” ，确实名不虚传。基于万尼瓦尔 · 布什 “ 军事 — 产业 — 大学 ” 三位一体的伟大构想，美国国防部成立了高等研究计划署，使命就是赞助和指导大学和公司进行与国防军事相关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 Sputnik ），震惊世界。美国举国上下更是受到极大震撼。夜幕降临之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在天空中闪烁的光芒，时刻敲打着美国科技界、军界和政界有识之士的心灵。当美国人眯着眼睛遥望那颗人造卫星之时，他们才深刻意识到，布什所描述的科学与国防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如此正确：国家只有下决心支持最好的基础科学研究，才能拥有最好的导弹和人造卫星。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甚至激发出美国普通民众的某种恐慌情绪。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热爱科学，他喜欢科学家的文化、科学家的思想方法、科学家非意识形态化的理性思维模式。在他的首次总统就职演讲里，艾森豪威尔宣告： “ 热爱自由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妥善保护让自由成为可能的一切资源，从神圣的家庭、肥沃的土地到科学家的天才。 ”艾森豪威尔经常邀请科学家到白宫共进晚餐，还聘请了许多顶级科学家担任他的顾问。如果说布什从思想上构建了 “ 军事 — 产业 — 大学 ” 三位一体的美国国家创新体制，那么，艾森豪威尔则从政策和制度上落实了三位一体的创新体制。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之后不到两周，艾森豪威尔就召集美国国防动员办公室的 15 位顶级科学家，询问他们科学研究应该在联邦政府结构里占据什么位置。紧接着，他邀请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 · 基利安共进早餐，当场聘请基利安出任总统全职科学顾问。 1958 年 1 月，基利安和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一起正式向总统提交创建高等研究计划署的计划。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 · 特纳

说： “ 高等研究计划署大大扩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端的以国防军事为目标的 ‘ 军事 — 大学 ’ 科研联合体机制。 ”利克莱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名叫 “ 指挥和控制研究小组 ” （ Commandand Control Research ），旨在研发促进信息沟通的交互式计算机。高等研究计划署内部还有一个研究小组，负责研究军事决策里的心理因素。利克莱德认为两个小组研究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指挥和控制问题的本质就是人和计算机的交互作用。高等研究计划署接受利克莱德的建议，决定将两个小组合并，新的研究项目被命名为高等研究计划署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Office ， IPTO ）。利克莱德给新的研究项目注入众多令人兴奋的新思想和灵感，最醒目的想法是倡导计算主机分享模式，人机实时互动，实现人机共生的交互界面。所有这些想法整合到一起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网络。利克莱德故意给自己的构想取了一个宏大无比的名字：星际计算机网络（ IntergalacticComputer Network ）。1963 年 4 月，他为 “ 星际计算机网络 ” 构想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明确提到网络连接需要某种共同语言： “ 想想吧，我们要将多个中心以网络形式连接到一起，所有中心都必须同意使用某种语言或至少商定某种规则来进行沟通交流，譬如相互询问你讲哪种语言，这难道不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完全必需的吗？ ”利克莱德所构想的网络共同语言，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互联网规则。RFC ：互联网创新机制的典范互联网的发明历程给我们提供了创新秩序的经典范例。如果说蒸汽机、电、汽车、计算机等的发明，主要是极少数企业英雄和科技天才的灵光一闪，那么，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的发明则主

要是集体合作创造和创新的结果。斯蒂芬 · 克罗克（ Stephen Crocker ）和文特 · 瑟夫（ Vint Cerf ）所创造的 RFC （ request for conments ， “ 请发表评论 ” 的意思），是集体合作创造和创新的典范。它彰显了分散式、共享式和集体式创新和创造的伟大传统及其无限活力。互联网发明历史上的重要一步，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首席科学家拉里 · 罗伯茨选择 4 个美国大学研究机构作为首批接入阿帕网（ ARPANET ）的试点单位。它们分别是莱恩 · 克兰罗克所领导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网络测试和计量研究中心、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所领导的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伊凡 · 萨瑟兰所领导的犹他大学网络研究中心，以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这些研究机构都接受高等研究计划署的资助。这些研究机构有一项共同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将它们各自的主计算机连接到拟议中的 ARPANET 的路由器。当时还没有路由器这个名称，当时的名称叫界面信息处理器（ Interface MessageProcessors ， IMPs ）。高等研究计划署已经委托 BBN 公司研发制造首批IMPs 。将各个研究所的主计算机与 IMP 连接，实际上就是要设计出标准化的界面软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者应该怎么做。 4个研究中心的资深教授将具体工作委派给年轻的研究生去考虑。圣巴巴拉分校的研究生团队里恰好有两个似乎天生注定要成为记入互联网史册的人物，一个叫斯蒂芬 · 克罗克，另一个叫文特 · 瑟夫。两个人不仅是同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还毕业于加州的同一所高中。几十年之后，两个人都被互联网社会（ Internet Society ）选入 “ 互联网名人堂 ” 。瑟夫确实被公认为互联网的先驱之一，他与罗伯特 · 卡恩一起，几乎荣获了计算机领域的所有重要奖项，包括计算机科学领域里最崇高也是最著名的图灵奖。当高等研究计划署将构思和设计网络接入协议和标准的任务委派给圣巴巴拉分校的时候，克罗克和瑟夫都不过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他

们对网络接入还没有任何概念。当然，那时候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计算机网络。然而，他们却很快发现一个基本真理，那就是团队成员经常聚会，面对面交流想法，才能最有效地激发创意和新思维。克罗克和瑟夫一拍即合，很快就组建了一个类似鸡尾酒会的定期聚会。大家热烈讨论，气氛融洽，新主意层出不穷。有了新的想法之后，大家各自回去玩儿命工作，到下一次聚会的时候再来讨论和相互碰撞。克罗克天生是一个谦逊友善、和蔼可亲的人，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傲慢无礼和自我标榜，总是替别人着想。据说克罗克说话都很少使用第一人称。所以他很自然地就成为圣巴巴拉年轻研究生工作小组的召集人，负责协调和组织鸡尾酒会那样的讨论会，却从不将任何意见和观点强加于他人。克罗克无意之中开启了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数字信息时代最典型、最有效的合作方式与创新机制，这个创新机制的关键特征就是：自由、开放、平等、分享。起初，克罗克和瑟夫等人还没有想那么多，他们一方面非常积极地相互交换想法和主意，一方面等待华盛顿的高等研究计划署或者麻省理工学院（总之是美国东部的某个权威机构）给他们下达指示，告诉他们网络接入的规则、标准或协议。然而，等待了好几个月，权威人士也没有来。年轻的克罗克和瑟夫那时可能没有想到，华盛顿和剑桥地区的权威部门或人士也不知道网络接入的规则、标准或协议应该是什么，因为这完全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科技发明。或许更重要的是，克罗克和瑟夫所组织的鸡尾酒会式的非正式研究聚会和讨论，恰好击中了互联网时代合作创新机制的关键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网络能够持续演化和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去中心化、民主式分布，没有任何权威或中心来主导一切。网络应用的所有规则或标准应该是用户参与制定或发明，是经过无数人的互动而产生，而不是由某

个权威机构或个人来发布指令，其他人遵照执行。网络上的所有合作过程或研发过程都应该是开放的，人人都能够共享信息资源和新的创意。所以，几个月之后，也就是 1967 年 4 月，克罗克和瑟夫等年轻的研究生跑到犹他大学举行了一次鸡尾酒聚会，并决定成立网络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决定将他们所构思的东西以文字形式写下来，以便交流和改进。克罗克的谦逊品格和合作精神使他成为具体操作此项交流任务的最佳人选，他认真思考了以哪种方式进行最为合适。要促使一帮具有奇思妙想和个性迥异的计算机天才和网络黑客达成一致意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克罗克首先想到的是，互相交流的文本不能有任何专横或自以为是的口气，否则那些怪才就不会买账，甚至会反感。克罗克回忆说： “ 我很快意识到，就算我们只是将大家热烈讨论的东西写下来，也很可能被那些年轻人看作是某种傲慢权威要来对他们指手画脚。说不定某个时候，某个权威人士就要来对他们高声训话。假想中的权威人士肯定来自东部。 ”如何从工作小组成员之间交流的文件里消除任何傲慢或指手画脚的痕迹或语气？克罗克为此绞尽脑汁，多次深夜醒来为此构思。他回忆说： “ 当时我和女朋友一起住在她父母家，还有她和前任男友所生的小宝贝。为了不打搅家人，夜晚我唯一能够工作的地方就是躲进浴室。所以我经常赤身站在浴室，匆忙潦草地写下思考的要点。 ”这就是现代互联网领域经久不衰的一个创新机制的起源 ——RFC 。克罗克经过认真思考才想出这么一个非常低调和谦逊的名字。克罗克回忆说： “ 我最初就是为了强调讨论和交流的非正式状态，所以才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愚蠢可笑的小题目，要求每个人对文档要发表点评论，至于事实上是不是真的算是一个要求，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

1969 年 4 月 7 日，克罗克发出互联网发展历史上第一份 RFC ，它是以老式信件发送出去的。记住，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互联网还在构思中。克罗克以热情和随意的口气，同时也没有显示出过分热心，提出了第一份 RFC 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如何将每个研究中心的主计算机连接到网络上。他说： “1968 年夏天， 4 个研究机构的代表就主计算机与网络连接的软件内容已经热烈讨论了好几次。我只不过是将初步达成的共识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写下来，请求大家发表意见。 RFC1 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是确定的，它期待一切反馈意见。 ”收到 RFC1 的人感觉自己加入了一个充满快乐的集体创造旅程，而不是被一小撮 “ 网络协议沙皇 ” 呼来唤去。这正是网络新时代的文化，每个人的意见都要平等地受到尊重和吸收。然而，克罗克和他的同伴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初看起来愚蠢好笑的小创意，却在整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RFC 恰好就是互联网时代最完美的合作创新机制—— 友好、平等、包容，一种大学同窗之间的亲密交流氛围。40 年之后，克罗克回忆道： “ 在互联网初创的那段峥嵘岁月里，RFC 或许帮助我们避免了所谓专利和其他限制措施阻碍创新思想的涌现和分享，参与其中的人没有任何经济动机去控制网络规则。没有私利掺杂其中，我们能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互联网从诞生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协议和思想讨论，从最初的 NCP （网络控制协议）到现代互联网的基石——TCP/IP 协议族（传输控制协议 / 网际互联协议），无一不闪耀着研究人员的智慧光芒。正是这些成百上千种协议的发明、讨论和完善，才使得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互联网时代。而这些闪耀着人类智慧结晶的思想成果大多以一种被称为 RFC 的文档格式记录下来。

1969 年，当克罗克首创 RFC 机制之时，目的是建立一种快速共享互联网网络研究思想的方式。最初 RFC 是以书面形式分发的，后来又有了 FTP （文件传输协议）、 E-mail 等通信方式， RFC 就以在线电子文本的形式提供，当然现在通过 WWW （万维网），在很多站点可以很方便地访问 RFC 文档。RFC 一直以来主要是用于促进互联网的标准化。 RFC 是互联网开放性的产物，任何人都可以访问 RFC 。互联网这一致力于信息共享的网络，它首先共享的就是以 RFC 形式出现的涉及其自身研究、设计和使用的信息。这一独特的方式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完善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发展到现在， RFC 文档已不仅仅是关于互联网标准的文档了，而且也不局限于 TCP/IP 范围，它几乎包含了与计算机通信有关的任何内容，全面反映了互联网研究、发展的过程。谁发明了互联网如果人们一定要追问：谁发明了互联网？谁对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时代贡献最大？这样的问题可能永远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答案。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学原理，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人们没有任何疑义。那些伟大的科学理论确实是个人天才的灵光闪耀，当然他们都是站在前辈科学家的肩膀上才完成了盖世伟业。同样，人类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的发明者也很难归功于某一个人，因为有许多人为此做出贡献。乔布斯、盖茨、沃兹尼亚克和艾伦或许是开启个人计算机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乔布斯、沃兹尼亚克开辟和引领了个人计算机的硬件发展方向，盖茨、艾伦则开辟和引领了个

人计算机的软件发展历程。但没有谁称他们为 “ 个人计算机之父 ” ，因为个人计算机是那个时代无数人智慧和思想的结晶。与个人计算机一样，我们很难认定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为 “ 互联网之父 ” ，尽管人们通常将 TCP/IP 协议的创建者文特 · 瑟夫和罗伯特 · 卡恩以及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 – 李称为 “ 互联网之父 ” 。他们的贡献非常突出，具有标志性意义，人们如此高地评价他们正是出于对他们伟大的标志性贡献的崇高敬意。但是，从互联网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来客观评说，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集体合作创造和创新的真正典范。我们今天回顾和研究互联网的发展和演变历程，正是为了深入总结人类集体合作创造和创新的机制和制度安排。因为，面向未来，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前途和命运，而是人类生存发展中每一个方面的前途和命运）将主要甚至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寻找和维系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集体合作创造和创新的机制和制度。为了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和难题，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等，只有依靠全球范围内的集体合作创新机制和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互联网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给我们许多借鉴和有益的启示。互联网所体现的开放、包容、平等、共享精神，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精神，正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新文明的精髓。分组交换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保罗 · 巴兰（ Paul Baran ）生动地阐述了互联网的集体合作创造和创新机制： “ 技术发展的进程就好像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在横跨数百年的岁月里，人们接踵而至，每个人都在前人建造的基础上添加一块砖瓦或建一座新的殿堂。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建造了一座教堂。下一个月，又有人来到这里，在现有教堂的屋顶上构建新的殿堂。随后，历史学家就来了。他问：那么，究竟是谁建造了这座教堂？彼得在这里添加了一些石头，保罗在那里添加了许多砖瓦。如果你没有仔细研究历史，你可能会自以为是，深信自己建造

了教堂最重要的部分。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是基于前人的工作。教堂的每一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密不可分。 ”是的，我们很难说谁对互联网贡献最大。如果没有万尼瓦尔 · 布什促进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伟大构想，美国国防部就可能不会成立高等研究计划署；没有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项目和其他高科技项目是否会及时上马则很难说。即使有了高等研究计划署，如果没有利克莱德超越时代的科学思想，没有泰勒和罗伯茨的杰出领导，网络项目也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当然，如果没有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兰德公司、 BBN 公司、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等众多研究机构杰出科学家的奇思妙想和辛勤工作，即使有美国国防部的资金支持，互联网也不可能诞生。“ 军事 — 产业 — 大学 ” 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成功地推动了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这是一项极其成功的制度创新。非正式的机制和制度创新，对于互联网的成功发明和演变或许更加重要，至少初期如此。 RFC 是非正式创新机制的经典案例，它以一种近乎随意的方式完美地诠释了互联网创新时代的本质特征 —— 开放、包容、合作、分享、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正如互联网工程特别小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的早期重要成员戴夫 · 克拉克所描述的： “ 我们完全拒绝国王、总统和所谓投票机制。我们相信草拟的一致意见和运行代码。 ”结果就是网络创新共同体，就是众包模式和源代码开放模式大行其道，它们成为互联网时代集体合作创新的生态体系。事实上，开放、包容、合作、分享、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正是一切有机生态体系动态演化发展的基本模式，也是经济学者数百年来所追求的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竞争和合作并行不悖的市场秩序。

1.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17–218.2.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19.3.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19.4.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19.5.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19.6.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0.7.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0.8.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0.9.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0.10.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1.11.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2.12.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5.13.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5–226.14.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6.15.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6.16.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7.

2.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8.18.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9.19.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29.20.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54.21.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54.22.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54.23.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54.24.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54.25.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60.26.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p.261.

结论创新的规律和人类的未来经过漫长的跋涉，我们终于可以暂停下来，对自己的思考做一个总结。《新经济学》全五卷旨在探索创造和创新的内在规律。我们从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的本质出发，开启探索人类经济体系复杂性丛林的艰难历程，饱览人类无数超级天才所创造的辉煌成就，见证硅谷和以色列创新生态体系所创造的惊人奇迹。探索和体验人心的无限创造性，永远是那么扣人心弦、令人激动，生命闪耀的最灿烂、最神奇的光辉就是无限创造性和永恒的创新活力。思考和研究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和永恒的创新活力，永远是最重要的人生课题，因为它关乎人类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弘扬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如何激发永恒的创新活力。未来就是人的创造。我从《新经济学》全五卷的思考和探索里提炼出创造和创新的 7 个基本规律，即 “ 创造七律 ” 。第一律：文化至上。创新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现象。第二律：自由独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一切创新和创造的根源。

第三律：生态体系。创新的生态体系是创新和创造的内在根本机制。第四律：多元包容。开放、多元、包容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科研体系是一切创新生态体系的本质和内核。第五律：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全方位的连接和协作必然形成自发自在的创新秩序。第六律：跨界融合（ “ 美第奇效应 ” ）。跨界融合是激发创新和创造的最丰富源泉。第七律：专注持久。任何伟大的创新必然是长期专注和坚持不懈的成果。在 “ 创造七律 ” 之中，最重要且最关键的规律是创造和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心灵是一切创造的前提。唯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才能真正激发和弘扬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和永恒的创新活力。人类的一切文化和制度必将或终将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爱因斯坦是创造性科学天才的终极偶像，他传奇的科学成就给创造和自由的关系做了最佳的说明。爱因斯坦年轻时的座右铭是 “ 狂妄万岁 ” 。他的创造性个性一言以蔽之，就是 “ 富有想象力的特立独行 ” 。他是有史以来科学界最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特立独行者。爱因斯坦科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想象力和自由，他最著名的格言是 “ 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 ！纽约州教育部门曾经询问晚年的爱因斯坦：学校教育最应该强调什么？爱因斯坦的回答是： “ 当我们教学生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深入探讨那些伟大人物的个性，正是他们独立的人格和思想造福了人类。 ”他还说： “ 每个教师都应该以十分友好的态度接纳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批判。学习材料和内容的积累绝不能以牺牲或遏制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 ”今天，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一个基本真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学校教给学生多少现有的知识，而是取决于学校和教师如何激发和弘扬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沃尔特 · 艾萨克森在《爱因斯坦传》里写道： “ 爱因斯坦的成功来自他敢于怀疑约定俗成的传统知识和智慧，来自他敢于挑战权威，来自他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具有惊人的好奇心。所有这些，让爱因斯坦全身心地拥抱基于自由心灵、自由精神和自由个人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专制集权政府自然会排斥他。然而，爱因斯坦深信，包容或宽容不仅仅是令人愉悦的个人品德，更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爱因斯坦说得非常清楚：最重要的是养成独立的个性，培养独立的个人，因为唯有独立的个人才能产生新的思想。 ”乔布斯是信息科技时代创新浪潮的偶像，他以 “ 非同凡想 ” 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经营哲学和人生信条。爱因斯坦正是乔布斯的偶像。乔布斯或许是有史以来最特立独行、狂妄不羁的企业家。他有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生口号： “ 在宇宙间制造出一个凹痕！ ” 乔布斯多次宣称，他发明的个人计算机正是反文化的产物。从麦金塔到 iTunes 、 iPad 、iPhone ，乔布斯带领苹果公司创造的所有产品，都是他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的产物，是乔布斯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产物。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传奇是自由精神的传奇，自由文化的传奇，自由心灵的传奇，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激发无限创造性的经典案例。人类经济正在飞速迈向智能经济或智慧经济时代，也就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主要甚至全部依靠人的知识、智慧和创造性的崭新时代。那是真正的创造性经济时代，是人类的未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公司、任何个人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热烈拥抱和全身心投入创造性经济时代，要么被创造性经济时代彻底抛弃。

没有人希望被时代彻底抛弃，所有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要想不被彻底抛弃，唯一的选择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励和保障每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弘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无限创造性。舍此，我们别无选择！1.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Schuster, 2007, p.6.2.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Schuster, 2007, p.6.3.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Schuster, 2007, p.6.

参考文献［ 1 ］ 埃德蒙 · 费尔普斯 . 大繁荣 :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M ］ . 2 版 . 余江，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2 ］ 彼得 · 蒂尔，布莱克 · 马斯特斯 . 从 0 到 1 ：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M ］ . 高玉芳，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3 ］ 张五常 . 经济解释（二〇一四合订本） ［ M ］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4 ］ Dan Senor,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Economic Miracle.Twelve Hachette Book Group, 2011.［ 5 ］ Clayton M. Christensen.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6 ］ Special Entrepreneurship Issue. Foreign Affairs, Volume94,January/February, 2015.［ 7 ］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8 ］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Schuster. 2007.［ 9 ］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2014.［ 10 ］ Walter Isaacson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2011.［ 11 ］ Michael S. Malone.The Intel Trinity: How Robert Noyce,Gordon Moore, and Andy Grove Buil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Company. Harper Business, 2014.